情绪与健康
第六章
情绪与健康
身体是头脑的工具，头脑是心灵的工具。
——哈兹拉特·伊纳亚特·汗，印度哲学家
天文学领域会将那些不冷不热、恰好适合生命生存的未知行星称为“适居带行星”。生命只有在非常严苛的完美条件下才会扎根、生长、开枝散叶。副交感神经兴奋的状态就好比我们自身的“适居带”，这时的生理和精神状态是恢复和保持健康的完美条件。
天文学家会告诉我们适居带的发现有多么罕见——在宇宙的数十亿个行星中，到目前为止，我们只发现了大概12个适居带行星。同样，我们也会觉得在日常生活中维持副交感神经兴奋状态非常困难。然而，已经有一些健康领域的先驱者达成了这一目标，给我们指明了前进的方向。
上一章讨论过，诸如放松反应之类的方法可能会让神经系统摇摆不定的指针在副交感神经兴奋状态中待上一会儿，只要这一小会儿工夫就能给健康带来变化。但对于大多数人来说，仅凭这一种不能保证时长的练习，还无法给身体带来真正的疗养和恢复。我们需要找到一种对所有人都有效的方法，一种不会造成太大负担的方法。并非每个人都是冥想者，即使冥想者也不一定会进行规律的静坐冥想，普通人就更不会了！放松反应是帮助我们入门的第一步，但我研究过的案例表明，康复并不仅仅是因为放松。
作为自主神经系统（无法靠意识控制的神经系统）的一部分，交感神经和副交感神经是自动工作的，我们无法主动进入副交感神经兴奋状态。那么，要怎样找到自主神经的变速杆，换进治疗模式的挡位，并停留在那里呢？
重回驾校
管理压力、消除压力和调整压力认知都是帮助自己切进副交感神经兴奋状态的方法。但完成换挡后，我们还需要提供足以让身体在这个状态下持续运转的燃料。一旦燃料没了，即使通过放松反应完成了换挡，我们也会很快掉出治疗模式。副交感神经兴奋状态的能量来源是：爱与情感联结。
是不是听起来很疯狂？起初我也这样认为，这似乎太简单了。但从某种角度来讲，它就是这么简单。多年研究积累的证据显示，对他人的爱、对自己的爱、与他人的情感联结能带来健康，而爱与情感联结的缺乏会给免疫系统带来麻烦。我并不仅是在说深层联结，你不需要真的爱上自己遇到的每一个人。即使短时的情感联结瞬间也可以酿出浓烈的爱之鸡尾酒，让副交感神经得到能量补充，继续运转。
在我第一次造访巴西的几个月之后，一个年轻的美国小伙子也过去了。他带着一背包的衣服、不多的钱、一头剃光后刚长出来的发茬、一个埋在发茬中正在愈合的醒目伤疤（记录着一次失败的射线手术），还有三个月的剩余寿命。2003年，马特·艾尔兰20岁出头，刚刚从大学毕业。他在科罗拉多州特柳赖德的一家探险运动公司找到了梦寐以求的工作。这家公司坐落在落基山脉脚下，冬天，马特会带客户在山里进行滑雪旅行，夏天则是山地自行车。没有客人的时候，马特会逐段清理蜿蜒上山的步道，从早忙到晚。那是个美丽的地方，马特也很快乐，至少一开始很快乐。然而从某个时刻起，马特的心情突然变差了。他陷入了奇怪的抑郁，即使待在亲近的同事们身边，也觉得孤单。
他说：“我以前从来没有过这种感觉。别人经常吐槽我在傻乐。”
回想起来，情绪变化是马特大脑出现的一系列症状中的第一个问题。后来是头痛。每天早晨10点，马特和同事们会踏上步道，开始用链锯清理倒伏树木的工作，头痛也会如约而至。刚开始马特还试图忽略它。头痛倒不剧烈，但很奇怪。痛感出现在马特脑袋深处的什么地方（他之前从来没意识到有那个部位的存在），像子弹一样卡在里面，随着时间的流逝越来越严重，用一大杯水灌下布洛芬也不会让它消失。很快，马特就没办法继续上山工作了。他感到头晕恶心、浑身无力。头痛每隔24小时就会造访一次，并且每次都在加剧。马特开始呕吐，疼痛让他什么都做不了。同事们催马特赶紧去看医生，恐惧让马特采纳了这一建议。
诊断结果很快出来了。MRI清晰地显示，马特的视神经上压着一个巨大的肿瘤。医生们还不知道具体是什么肿瘤，但他们告诉马特必须立刻将其清除，不然会有生命危险。
马特剃光了头发，被飞快地推进了手术室。麻醉师声音低沉，让马特从一百开始倒数，并把手中的蓝色面罩扣在了他的脸上。马特记得的最后想法是：我要死了。
他醒来时惊讶地发现自己还活着，但还没有完全从麻醉中清醒，脑袋里的压力让人有点难受。医生在马特的头骨上装了一个分流器，将颅液从中引出，并告诉马特一切顺利——他们从他脑子里把大部分肿瘤移走了，正在进行活检，很快头痛就会消失了。医生很乐观，初步诊断是脑瘤，但不是最糟糕的那种，可能是Ⅰ期或Ⅱ期，可以治疗。
然而没过几天，马特的病情就恶化了。还在手术恢复期，肿瘤就开始继续生长。医生再次把颅液样本送去活检。相隔不到两周，诊断就改变了，这次医生不再乐观，也不再有“可以治疗”的积极态度。新的诊断宣判了马特的死刑：多形性胶质母细胞瘤，Ⅳ期。
没有任何一种治疗方法能够真正治愈这种癌症。长长的肿瘤触须深入大脑组织，无法被完全切除。多形性胶质母细胞瘤的平均生存时间为12至18个月，五年生存率为2%到5%。教科书上说，没有人能从这种疾病中幸存。马特的医生推荐了一个疗程的化疗，但这也只是为了减缓疾病进程。医生还建议了激光疗法，这是一种姑息治疗手段，或许能为马特多争取一点时间。
时间。站在落基山上林间稀薄的空气中，望向数英里之外的地平线时，马特好像看见了无限的时间。可是现在，他拥有的只有那么一点点。
马特是一个季节工，没有保险。他耗尽了微薄的存款，依然不够支付手术费用。朋友们筹集了一部分钱，付完了不断增加的医疗费后也没剩下多少。马特搬回了佛蒙特州的家，和母亲一起生活。他知道，任何治疗手段都只能延长几周或几个月的时间，还会带来折磨人的不良反应，可他还是想把能买的时间都买回来。他同时开始了放疗和化疗，当达特茅斯一家世界顶尖的诊所启动了一项全新的实验性伽马射线放疗手术项目时，马特也选择了参与。
马特渐渐觉得化疗药品好像毒药一样，让他感官麻木、浑身不适。他体重掉得很快，不管吃什么都觉得味道糟糕。“一勺糖和一勺盐的味道完全一样，都像烟灰。”
像巴勃罗·凯利一样，马特也首先尝试了饮食调整。他在一本叫《用营养战胜癌症》的书里读到，有20%的癌症患者并非死于癌症，而是死于营养不良：恶病质。恶病质是患病时肌肉大幅流失导致的，它严重限制了人体抵抗癌症和治愈自身的能力。美国国家癌症研究所估计，恶病质杀死了20%的癌症患者。也许这些患者最终会死于癌症，但由于营养不良，他们还没走到最后就结束了生命，真实数字如何尚不得而知。像许多其他康复者一样，马特决定将高营养密度的食物作为自己的主要饮食，这是他认为最有可能帮助他康复或延长他短暂生命的方法。
两周后，马特认定化疗没有效果。“它会毁了我剩下的一切。”马特说。他把药片冲进了马桶。
马特对射线手术抱有更高的期待。这种手术能通过特殊激光更加准确地切割快速生长的肿瘤，达特茅斯的医生认为它也许会成为胶质母细胞瘤治疗的新希望。但是，这项实验性新手术并没有比其他标准放疗措施更有效。
有一天，母亲的邻居突然给马特打电话。那位邻居从镇上的朋友那里听到了马特的遭遇，想要伸出援手。邻居说，她自己也得了癌症，但是去过巴西一个康复中心后，病情就好转了。邻居还描述了康复中心的情形，在那里得到的被爱和被接纳的感觉，和她自己的种种变化。
马特对巴西的故事很感兴趣。但他告诉邻居，他去不了巴西，因为没有钱。
“不要着急。你好好考虑考虑。如果你发自内心地想去，我会给你买机票。”邻居说。
在马特消化这番话时，洗手池上方的挂钟指针静静转动着。马特看到了不断膨胀的可能性。许多人曾告诉他要做什么，要尝试什么特殊治疗方法，但没有保险和足够的钱，一切似乎都遥不可及。
“好。”马特说，“是的，我想去。我需要去。”
马特结束了自己在达特茅斯的实验性手术。MRI检查发现肿瘤的生长速度有所减缓。他们说，这个手术能多给他几个月寿命。在多形性胶质母细胞瘤治疗中，这已经是一场胜利了。他们还说，伤疤痊愈之前不要出门旅行。
“去巴西追逐一个缥缈的目标，心中就没有疑虑吗？当然有。但我必须做点什么，我不能在家等死。”马特这样对我说。
抵达巴西之后，马特在镇子边上租了一间便宜的民宿，木质的百叶窗外是刺耳的鸟叫声。在那里的第一个晚上，马特做了一个奇特而生动的梦。他至今仍记得梦里的每一个细节，因为他当时以为自己醒着——梦里的一切都十分真实清晰。也许那确实不是梦，而是幻想，马特不确定。那晚，他在半夜醒来（或者在梦里以为自己醒来了），坐在床上，看见洗手间的灯亮了。见鬼，我得去关灯。他这样想。但在他起身之前，灯光闪了闪，好像有人在那边走动。接着，一个人影出现了。一个女人笼罩在灯光里，马特几乎看不清她的脸。女人接近了马特，把双手放在了他的头上。那一刻，一种实在的触感融化在了马特的头顶。这是他感受过的最强大的力量。这种触感沿着马特的肩膀、身体，一路扩散到了脚趾。
马特说：“那是一种平静的感觉，比寻常的平静还要强五万倍。”
那个人抬起手，走开，然后消失了。马特醒来，他正坐在黑暗中的床边。
“我不知道那是什么，我从来没见过那样的幻象，那是唯一一次。可能那就是一个梦。”马特说道。
在巴西的那段时间，马特总有类似的感觉。光明、爱与接纳充满了康复中心的每一个角落。
回到佛蒙特州后，马特没有重启任何治疗。他去了达特茅斯的诊所做检查，但又不想做脑部扫描。他不想面对肿瘤还在生长（这是几乎可以肯定的）的现实，不想在努力保持平和镇静的时候被疾病和死亡带来的持续恐惧打扰。医生们要求进行MRI，但马特拒绝了。所以，医生们只检查了马特的手术疤痕和其他生命体征。马特似乎很健康，当然，每个人都知道他快要死了。
几个月过去了，马特觉得状态不错，病情并没有恶化。考虑到他的预后，这本是不可能的。马特自己也惴惴不安，他好像站在狭窄的山脊边缘，随时会向一侧掉落，却不知道是生的一侧还是死的一侧。
马特尽量把时间留给了朋友和家人——这就是情感联结。他本能地觉得这样有所帮助。朋友们尽可能地伸出了援手，帮他支付了针灸和颅骶疗法的费用。当然，负面声音不可避免，周围人的负能量也围绕着他，家里并没有巴西那种积极环境。马特母亲的一位朋友不停劝他回医院化疗。马特解释了无数次：他已经试过了所有治疗方法，都没有效果。医生在射线手术结束时也说过：“我们能做的就这么多了。”
终于有一天，马特觉得自己应该知道答案了，就让母亲带他去进行MRI检查。
医生们十分震惊，因为肿瘤竟然缩小了，这是胶质母细胞瘤不太可能出现的结局。医生们告诉马特不要期待太高，幻想自己能够痊愈。这也许只是偶然的暂时缓解，毕竟医学界的通识是胶质母细胞瘤无法治愈。
后来的某一天，马特母亲的另一位朋友听完这段漫长的康复故事后，竟然没有给出负面的反馈。并且，这位朋友的话改变了马特的人生轨迹：“好像是有效果了，他应该回巴西去。”
马特重新振作起来，又凑钱买了一张机票。
回到那个亲密有爱的环境就像泡进热水浴缸一样，马特立刻放松下来，重新融入了小镇的生活节奏。一天晚上，走进网吧给母亲写邮件时，马特遇到了一位年轻的女孩，她的神态、气质和直勾勾的目光让马特一瞬间晃了神。他们互相做了自我介绍。女孩说，她来网吧是因为心情压抑，因为她的兄弟刚刚因渐冻症离世，父亲也因与马特相同的癌症过世，她觉得生活失去了意义。两个年轻人像磁铁一样互相吸引，都觉得自己是为彼此而存在的。这是一场可遇而不可求的邂逅。
见面的第一个晚上他们就在一起了。马特没有回佛蒙特州，而是留在巴西打零工。他们结了婚，在镇上租了房子，女孩开始在当地药店工作。马特一直不想进行MRI检查，但在最初诊断的两年之后，他终于松口了。当年在丹佛的医院里，医生挂在灯箱前的MRI影片上，本该是干净的灰色大脑影像上曾有一块巨大的白色团块。但是现在的图像完全不一样，白色团块几乎没有了，只留下像小指指纹一样的白色痕迹。医生不确定那是什么，可能是肿瘤缩小后的残留，或者只是疤痕组织。不论如何，不可能的事情都发生了——马特的病情好转，肿瘤消失了。
马特仍然与挚爱的妻子生活在巴西。当初患病时医生曾经说，放疗后他可能无法拥有后代了。马特一直想要孩子，可他更想要活下去，所以依然接受了治疗。他当时冷冻了一些精子，但是每年的贮存费用累计起来过于昂贵，这让马特一度放弃了想要孩子的梦想。
然而，马特现在有了两个儿子，一个五岁，另一个三岁。事实证明，他能够生孩子。他两次看着妻子怀孕，并把一部分属于他、一部分属于妻子的新生命带到了这个世界。我跟马特打信号不太好的国际长途电话时，能听到远处传来小孩子们快乐的高声尖叫。“我这边有点热闹。”马特笑着说。
自从被诊断为多形性胶质母细胞瘤，15年已经过去了。最初的诊断认为，不经治疗的话马特还有4个月的时间。但在现实中，一种在当今医学界看来不可复现的东西，用自己的独特方式逆转了马特的疾病进程。这东西是什么？当然，其中存在着许多交织的复杂因素，本书的前几章已经讨论过其中的一些：马特对饮食做出了重大调整，减轻了自己的压力，改变了对未来生活的看法。除此之外，马特对于病情惊天逆转的原因有着自己的想法。
“是爱治愈了我。”他坚定地说道，“对我来说，爱就是生命，就是我的康复之路。”
让爱入药
当我们感受到爱与情感联结时，大脑就会释放出激素和其他化学物质的混合物。混合的方式（把哪种激素投进你的血液里）取决于当时的情感体验类型。吸引力、浪漫爱情、柏拉图式爱情和社交接触都有特定的混合配方，大多数配方中都包含多巴胺、睾酮、雌激素、抗利尿激素和最重要的催产素。催产素最初是从哺育新生儿的妈妈体内分离出来的，又被称为“爱情药”，因为它能被试探、沟通、吸引、爱与结合唤醒，也能反过来促进这些过程。除了建立和加深关系外，催产素还有其他健康益处：它是一种抗炎类滋补品，能抵消战斗或逃跑反应和应激激素的作用。抗炎症的同时，催产素还具有与副交感神经类似的舒缓功能。
那么，什么控制着这种“爱情药”的释放呢？是迷走神经。在拉丁文中，迷走是流浪的意思。与这个诗意的名字一样，迷走神经行走在身体各处：它从颅骨底部的脑干发出，深入脖颈，与颈总动脉并行，距离十分接近。把手放在脖子的脉搏点上，那就是你最靠近迷走神经的位置。从手指下的那个位置起，迷走神经直通心脏，也走向身体更远的部位，调节心跳和其他一系列重要生命功能。如果你对身心连接的速度和深度还有疑问，那我要告诉你，迷走神经就是身体与精神的具象连接——它是一根从大脑通向肠道的嗡嗡作响的粗大电源线。
迷走神经向上和向下传递信息的方式非常像树木的营养系统。如果把身体想象成一棵树，迷走神经就是木质部和韧皮部——这两部分是树干结构的深层运输组织，负责把水向上输送到树叶，把营养向下传回根系。迷走神经也是这样运作的，只不过神经中传递的是信息。你知道以前银行使用的气动管系统吗？把装着存款信息的信封放进小罐子里投入气动管道，管道就会把小罐子送走。迷走神经里就是这样的景象：一天之内，信息会在大脑与身体之间来来回回传递数百万次。
迷走神经80%的活动是将信息传进大脑，另外20%是将信息从大脑传回身体。这意味着大脑会收集大量感官信息，做出判断，然后再将决定发向全身。迷走神经持续、迅捷的运转保证了心跳、呼吸、消化、内分泌系统（向全身释放激素的腺体网络）和免疫系统能够对各种信息做出及时的响应与调整。
在英文中，“肠道感觉”表示直觉，“心碎”表示情绪糟糕，“肚子里有蝴蝶”表示紧张。用身体部位表示情绪不无道理，因为这些部位都遍布着神经受体。最近的研究表明，人体实际上有三个“脑子”：头脑、心脏和肠道，人的健康生长、发育和生活依赖于这三者步调一致，保持平衡。借助迷走神经这根连接线，情绪就能以神经信号和激素的形式在身体中流转。有些信号始于肠道或心脏，可以一路向上传递进大脑，也有些信号会自上而下传递。通过这些方式，情绪就可以对神经、内分泌和免疫系统产生即时又持久的影响。
我在上一章讨论了放松反应的原理，但没有提及迷走神经在这一生理反应中的角色。本森建议的深度腹式呼吸就可以刺激迷走神经，长叹一口气也能短暂地激活它——可以想象成手指在吉他的琴弦上扫出震颤的和弦，声音会持续那么几秒。爱与情感联结弹奏出的音乐能够唤醒迷走神经，降低身体皮质醇含量，让端粒酶重回健康平衡的水平。如果你继续拨弄琴弦，保持副交感神经兴奋的状态，一系列神奇的健康益处就会随之出现①。
我们知道炎症是引发多种疾病的共同因素。著名神经外科医生、免疫学家和发明家凯文·特雷西在自己的年轻女患者因败血症死亡后得出了一个很重要的结论：迷走神经似乎是一种“炎症反射”，它与慢性炎症的作用相反，能够抵消炎症反应带来的有害影响。[1]迷走神经一旦被激活，就能觉察到体内炎症的存在，并将信息传递给大脑和中枢神经系统，然后反射性地增强免疫调控、抑制炎症并防止器官损伤。现在，研究人员正在探索迷走神经激活对炎症性疾病的预防及治疗效果。这些炎症性疾病包括关节炎、结肠炎、癫痫、充血性心力衰竭、败血症、克罗恩病、头痛、耳鸣、抑郁症、糖尿病和其他一些自身免疫性疾病。这样，问题就变成了：如何刺激或激活迷走神经？
迷走神经虽然是神经，但在很大程度上更像是肌肉，使用越多就越强壮。就像弯曲肱二头肌举重一样，不管是深呼吸还是与朋友、伴侣沟通交流，只要刺激到迷走神经，就能增强其力量、柔韧性和弹性。这与体育锻炼的原理相同，练习越多，你就越得心应手，获得的健康益处也就更多。
还记得我说过，你不必仅仅为了获取情感联结瞬间中的健康益处而爱上遇到的每个人吗？好吧，现在有一位研究积极心理学及其生物学影响的新兴领域专家，她对这一观点有些不认同。
北卡罗来纳大学教堂山分校的首席研究员芭芭拉·弗雷德里克森已经投身这一领域20多年了。通过一项又一项研究，弗雷德里克森证实迷走神经可以被各种短暂的联系时刻强化。[2]这种短暂的联系时刻也可以理解成相爱时刻，它发生在我们每天与人群接触时——从丈夫、妻子、孩子们，到街角咖啡店寒暄的咖啡师，甚至街上偶遇的陌生人。(https://www.daowen.com)
读完弗雷德里克森的研究之后不久，有一天早晨，我穿过剑桥的街道去开会。走在红砖铺成的人行道上，身边经过了一个又一个人，他们都没有与我对上视线。擦身而过时，我发现他们要么沉浸在自己的思维世界里，要么大声放着音乐，耳机中传来微弱而刺耳的声音。但走过查尔斯河那座繁忙的桥时，我碰巧与一位推着婴儿车的老妇人并肩了。我对婴儿车里的孩子笑了笑，孩子转脸看向她的祖母，祖母又对我笑了。后来，老妇人问起校园中某座建筑的位置（孩子的母亲是一位学生，她正在那里等着给孩子哺乳），这时我们之间的距离感完全消失了。后来，我们绘声绘色地讨论了孩子、家庭和带小孩的生活。我不由自主想起了早些年，当我自己的孩子还在襁褓中时，生活中曾出现过的喜怒哀乐。最后，我们对着小孩子不自觉的面部表情一起开怀大笑。
弗雷德里克森认为，人类文化有时会倾向于低估这种短暂的情感联结，其实它比人们想象的更加重要。我没记住那位祖母的名字，当时我完全沉浸在对话、笑声与对视中，尽管天气寒冷，漫长的路途很快就结束了。到达那座建筑后，我扶着门，看着这位老妇人有些艰难地把婴儿车推进了楼里，挥手向我告别，然后消失在了走廊尽头。我意识到，在这场短暂的对话中，我经历了一次真正的情感联结，像跑步锻炼下肢肌肉和心脏功能一样锻炼了迷走神经。
迷走神经得到强化的方式与肌肉得到加强的方式相同。迷走神经张力指的是快速激活副交感神经的能力。张力越高，个体从压力中恢复、进入治疗模式的速度就越快。重复小哑铃练习能够锻炼肱二头肌，体验积极情绪（比如爱）则可以锻炼迷走神经。
什么是爱？浮现在你脑海中的那个概念很可能并不是它的真正定义。它不是我们与恋爱对象相爱时陷入的那种连绵无尽的状态，至少不仅是那样。根据弗雷德里克森的理论，爱是一系列我们在生活中不断经历体验的“具有积极共鸣的微小瞬间”。[3]我们可能会与公交车站的某个陌生人经历一次这样的微小瞬间，或与人生伴侣经历无数个这样的微小瞬间。人们通常认为与伴侣间的爱是最重要的爱，从社交和文化角度讲这个想法确实没错；但论及生物系统和健康状态，每一次产生情感联结的瞬间——不管联结的对象是配偶、朋友还是陌生人——都同等重要，且能产生同等效果。
你可以把日常生活中的微小联结瞬间当作太阳落山后的满天星光，每一颗星星都是一个独立闪耀的联结，它们的出现让天空映满光点。可能有一百颗星星都代表你与人生伴侣或子女间的联结，它们形成了象征重要关系的星座，也可能有一颗孤星代表你和一位同事曾在一次32秒的电梯行程中开怀大笑。每一颗星星都扮演了自己的重要角色，它们在你体内，默默点亮着你的迷走神经。
人应该尽力避免过于狭隘地理解“爱”的概念。弗雷德里克森在她撰写的《爱的方法2.0：通过情感联结找到幸福与健康》中大胆宣称，仅仅把爱当作一种长期、亲密的浪漫关系是“世界想象力的崩溃”。她写道：“将爱纯粹视为恋爱或与一个特殊的人共同分享的承诺（就像地球上大多数人所做的那样）会限制我们从积极共鸣的微小瞬间获得健康与幸福。换句话说，对爱的认识就是对自我实现的预言。”
弗雷德里克森告诉我们，想要改善健康状态，我们需要拓宽对爱的理解。只有认可每个情感联结瞬间的意义，才能更容易与他人产生联结，感受爱、同情与共情等积极情绪。这样，迷走神经就会一遍遍受到刺激，积极影响将逐渐积累，神经也变得越来越强大。弗雷德里克森提出了“心灵的上升螺旋”这一说法。研究表明，迷走神经张力与个体感受爱、同情和联结的能力会相互影响，影响级别可以达到指数级。这意味着，迷走神经张力越强就越容易与他人建立联结，而与人建立的联结越多迷走神经张力就会越强。
这听上去像个死循环：如果你从一开始就不擅长建立社交关系，好像就没救了。事情当然不会这么糟！这是个正向循环，你的每一点进步都会带来一点健康益处，再前进的难度也会下降一点。弗雷德里克森称迷走神经张力是“用进废退”的。如果你社交技巧生疏，刚开始确实会比较笨拙艰难，这就好比太久没有骑车，回到车上时必须重新熟悉动作，但你很快就会驾轻就熟，再次上路了。
为了检验自己的理论，弗雷德里克森进行了一项有关慈爱冥想的研究。[4]研究中，一批被随机选中的志愿者参加了为期6周的慈爱冥想课程，课程的重点是培养对自己和他人的爱、同情与善意。这项研究并不限制参与者对冥想的沉浸度，他们只要在家进行刚学会的冥想练习就可以了，练习时间和时长全凭自愿。但每天，他们都需要向研究者报告他们的冥想练习与社交接触情况。
弗雷德里克森与她的合作者，马克斯·普朗克人类认知与脑科学研究所的贝萨妮·科克，分别在研究开始前和结束后测量了实验参与者们的迷走神经张力（具体的测量方法稍后讨论）。他们发现，慈爱冥想能够提振实验参与者的积极情绪，增加社交接触次数；而社交接触次数增加后，迷走神经张力也随之上升。他们还发现，实验开始前迷走神经张力更高的参与者，实验结束后张力的提升程度也越高。这就是上升螺旋。
好消息是，上升螺旋没有门槛，任何人都能在实践中体会到副交感神经兴奋状态的延长。并非只有精确地踏上某个格子，才能获得沿着健康与康复之梯继续向上的机会。弗雷德里克森强调，上升螺旋中存在“多个切入点”。你爬得越高，上升速度越快，就越能感受爱，爱也就越能送你扶摇直上。
学习吉他时，你练习得越多，进步就越快，弹奏出的音乐也越优美。学习拨动迷走神经之弦也是类似的道理。你甚至都不需要多么复杂的尝试，坚持简单的本森放松反应就可能获得长足的进步。这就引出了一个问题：如果全身心投入这种练习实践，我们会获得怎样的健康益处？
上一章提到，在进化的作用下，最轻微的威胁也能让人的身体迅速进入战斗或逃跑状态。诚然，正是这种高度发达而敏锐的反应保障人类祖先活到了繁衍的年纪，才有了现代人的存在。上一章还讨论了生活在现代世界中，当战斗或逃跑反应被过度激活时，我们应该如何强制覆盖这些身体代码。但有一件事让局面变得更加复杂——人类的身体还同时运行着另一套古老代码，其作用是促使身体进入副交感神经兴奋状态。也就是说，我们的祖先不仅善于进入交感神经兴奋状态，也善于从中全身而退。
适者生存还是善者生存？
从老虎嘴下逃命时，社交并不是第一要务；可一旦威胁消失，最好还是尽快重新把社交提上日程，这可是能救命的东西。
在战斗或逃跑状态下，你会做好挥拳痛击或逃跑躲藏的准备，却无法做好与人沟通的准备。这是因为身体将自保作为首要目标，主动关闭了特定生理和激素反应。但当战斗或逃跑反应结束，身体重新回到休息和消化状态时，人又能重获爱与情感联结的能力，感受到同情心，与他人建立情感纽带。讨论迷走神经时我们已经知道，这些能力可以带来长久的健康益处。人类之所以进化出这些程序与机制，是因为它就像战斗或逃跑本能一样，是生存的必需品。
让我们从生物学的角度来思考一下。对于生存在热带稀树草原上的人类祖先而言，副交感神经兴奋状态是一种高度进化的防御机制。如果一个人能与潜在威胁者产生情感共鸣，那局势可能会在升级前得到缓和。从这个角度来看，爱与情感联结也可以被理解为高度发展的主动防御机制。
处于副交感神经兴奋状态时，迷走神经可以激活面部-心脏连接，帮助我们敞开心扉：通过放松和收紧不同面部肌肉，协助人体表现微笑、专注、关切与兴趣，实现与交流对象的情感联结。长期处在战斗或逃跑状态会让人在不知不觉中变得被动麻木，肢体僵硬，视线缺乏温度，笑容也没那么真诚，这会限制情感联结的生成，致使爱的微小瞬间从身边擦肩而过。人们能感受到彼此的迷走神经是否激活，感受到对方是否积极、真诚地想要沟通，这或许是潜意识的作用。总之，处于战斗或逃跑状态的人更难与他人产生情感联结。
举例来说，创伤受害者的神经系统可能专注于发觉猎食者，从而完全放弃了社交尝试。创伤、焦虑和慢性压力全都可以让一个人进入战斗-逃跑-急冻反应中的“急冻”状态，关闭与他人产生积极情感联结的能力——不管这个“他人”是平日遇上的陌生人，还是长期深爱着的朋友与家人。越来越多的证据显示，这种行为会对人的康复能力产生长期影响，导致身体更快地进入伊丽莎白·布莱克本所说的“带病期”。
最近一篇综述文章总结了涉及18万余名成年人的28项研究，清晰地展现了社交联系中断的致命影响。数据显示，孤独或社交孤立的个体患心脏病与中风的风险分别增加了29%与32%——这些可不是小数字。[5]社交较少的人还表现出睡眠中断、免疫系统异常、炎症增加和应激激素水平升高。
现实是，美国有约33%的65岁以上老人处于独居状态，曼哈顿160万人口中的一半以上也是独居。在英国，社会学家发现10年来独居人口数量出现了显著上升：2011年独居人口比2001年增加了60万人，增长了10%。很多发达国家的人群都出现了从独居到孤独寂寞再到社交孤立的变化趋势，尽管这三者之间有着巨大差异。这一现象被社会学家和学者们描述为“孤独流行病”。从数据上看，[6]孤独和营养不良、缺乏锻炼、肥胖，甚至吸烟对健康的影响程度相当，[7]你也许曾见证过这样的故事：当一对爱侣中的一位突然离世，另一位的健康状况可能会急剧恶化。但社会上的健康宣传从不会指出这一点。
弗雷德里克森发现，情感联结的瞬间要在面对面的情况下才会发生。虽然诸如幸福感和满足感之类的积极情绪能够减缓应激激素的流动、启动副交感神经模式，但研究表明，人与人之间的互动才是迷走神经的最有效充能方式。这意味着，尽管你的母亲与你非常亲近、喜欢与你在电话里聊天，但与快递员寒暄、和邻居共品咖啡可能对她的健康更有益处。
当一个人长时间感到孤独或没有社交联系时，迷走神经会陷入沉寂，炎症出现，免疫系统被抑制，早先被关闭的疾病通路会重新开启。缺乏积极的社交接触会让人们脱离赖以生存的上升螺旋。事实上，长期孤独或社交孤立会让人陷入与弗雷德里克森上升螺旋相反的下降螺旋：孤独的人会越发孤独，孤独感会随着时间的流逝呈指数增长。美国芝加哥大学的社会心理学家约翰·卡西奥波曾研究过孤独对健康的影响，他发现孤独的人不仅面临更高的心脏病和中风风险，患癌症的风险也增加了。其中的原因与免疫系统关系密切。
卡西奥波和他的合作者，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史蒂夫·科尔发现，在感到孤独的个体中，免疫系统细胞的基因表达发生了变化。换句话说，与拥有更多真实社交关系的人相比，孤独的人体内免疫细胞的行为发生了显著改变。孤独的人会更倾向于将世界看作威胁（还记得“威胁压力”与“挑战压力”之间的差异吗），免疫系统也更具炎症性。这意味着在他们体内，有更多的细胞像巡逻部队一样在全身不停搜寻着战斗目标。因此，他们的免疫系统更有可能把人体自身组织当作攻击目标，就像本书中提到的许多自身免疫性疾病案例一样。
免疫系统的战力是有上限的。当太多的兵力被持续性炎症困住时，免疫系统就没有足够的精力来处理病毒、感染，甚至细胞变异等问题。“免疫细胞：天生杀手”这一章曾谈到了保持免疫系统健康敏锐的重要性：只有这样，免疫系统才能在突变细胞发展成成熟肿瘤之前及时有效地发现、标记并将它们移除。事实证明，保持免疫系统健康的最有效方法之一是用心去爱——一遍又一遍，每天，爱上你的配偶、孩子、朋友、邻居和同事。如果你生命中不存在这样的人，那就去寻找一样能让自己感到愉悦、获得生命力量的社交方式。不管是读书俱乐部还是健身房的训练课，都有可能像药店的救命药一样挽救生命。
卡西奥波在《卫报》的采访[8]中阐述了他的研究成果：孤独具有传染性（一个孤独的人停止和你进行交流后你也会被传染）与遗传性（孤独导致的基因表达变化可能传递给后代），它已经影响了25%的人口，会使早逝的风险增加20%。正如卡西奥波所说，如果要为人类这种动物建造一个动物园，需要有一条饲养提示：请勿单独饲养。
社会联系是一种必需的营养。就像身体缺乏足够营养就无法康复一样，若迷走神经缺乏情感联结的营养，也会限制人体的康复。爱和情感联结显然是最有效的药物。就像写下常规药品处方一样，我们应该通过处方让人们与故友、家人、新伙伴一起度过治疗时光，也就是能带来积极共鸣的微小时刻。我们在互相问候时应该这样说：“你生活中的情感营养状况如何？”
可以这样认为：社交联结是一种比战斗或逃跑反应更加进化的应对策略。毕竟，战斗或逃跑反应出现得很早（埋在大脑深处的杏仁核是人类最先发育出的大脑区域之一），已经存在了数千年，但是副交感神经反应起源于大脑更进化的部分。在进化之后，只有当这些更高级、更复杂的生存策略（建立联结、友谊和同盟）失败时，我们的祖先们才退回更原始的生存模式。直到今天依然如此：失去情感联结的能力后，杏仁核开始介入，我们开始尝试更原始的应对方法。
战斗或逃跑反应强烈而敏锐，犹如不可破解的本能诅咒——因为它已经被写进了基因编码，我们无法克服它。但是爱与情感联结也刻在我们的基因中。从生物学上看，积极的爱与情感联结是人类进化的前沿方向。作为一个物种，人类现在正在尝试提升爱与情感联结的力量，并努力摆脱将战斗或逃跑反应作为首选策略的行为方式。
人类婴孩就是一个例子。当我的第一个孩子包裹着一条蓝粉条纹毯被我抱进怀中的时候，看着他的甜美睡颜，我一时间被他的脆弱与依赖融化了。我在农场长大，曾见过新生的牛犊在出生后的几分钟里就自己站起来在母亲的脚边蹒跚。很久以前，当人类从原始灵长类进化、开始直立行走的时候，我们的臀部变窄了，大脑也变得更加复杂。如果要生出像其他哺乳动物幼崽那样自主的婴孩，人类母亲需要长达两年的妊娠时间，这对于女性的身体来说负担过重了。为了成为像现在这样直立行走、高度智慧的生物，人类需要在婴儿做好准备之前就让它们降生。
所以天才的进化让婴孩的利益与父母自身的利益捆绑在了一起，对怀抱里稚嫩脆弱的小生物的爱迅速成为最重要的生存策略。对年幼婴孩的同情怜悯、联结与关怀会通过刺激迷走神经改善父母的健康，同时也让婴儿的健康得以维系，这是一种共生与双赢。当然，精疲力竭的新生儿父母可能对这个观点颇有微词，但即使是最难以入眠的晚上，哺乳期母亲的身体也会被催产素填满，迷走神经嗡嗡地运转着。
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心理学教授达彻·凯特纳一直在研究人类的同情心、生存与健康之间的关系。他说，同情的能力曾帮助我们作为一个物种生存、进化，现在，同情也可能是健康与康复领域产生根本性突破所需的“药物”。凯特纳教授写道：“人类是一种十分善于照料同伴的物种，对他人的关切可以改善自身的健康并延长寿命。人天生要对彼此心存善意。”
查尔斯·达尔文因“适者生存”的自然选择理论而闻名，我一直以为这是绝对真理。后来有人向我指出，“适者生存”只不过是达尔文复杂观点的简化表述。在划时代著作《物种起源》中，达尔文讨论了谁能生存、谁能进化以及这背后的原因。现在，一些学者正试图从另一个角度解读达尔文的理论。他们说，“善者生存”才是达尔文最想传递的信息。
《物种起源》是达尔文最出名的著作，这本书为动物种群的进化生物学奠定了基础。但是，达尔文后来还出版过一本不那么有名的书，叫作《人类的由来及性选择》。这本长达800多页的书全部聚焦于人类进化，着眼于相互照料、建立友谊而非彼此争斗给人类种群带来的收益。在《人类的由来及性选择》中，“适者生存”这个词达尔文只提及了两次，而“爱”这个词他提及了95次。
最近的研究显示，爱、同情和情感联结并不仅仅是达尔文所理解的一种生存策略。对他人的关心、帮助和共情不仅成就了我们的种族与社会，也引起了我们身体内部的变化，支持我们在通往健康与生命力的上升螺旋中攀爬。
现在我们知道，刺激迷走神经可以减少炎症、增强免疫调控。迷走神经张力更高的人能够更快从外伤或疾病中恢复。弗雷德里克森的研究告诉我们迷走神经张力是身体整体健康状态的更准确衡量指标。如果这些理论都是正确的，那么我们如何判断自己的迷走神经张力水平？它可没办法像检查肱二头肌一样，你在镜子前面卷起袖子就能得到答案。
心脏的智慧
有一种叫作心率变异性的生理指标可以成为迷走神经功能的观测窗口。普通心率检查仅观测每分钟心跳次数，心率变异性检查观测的是两次心跳间不断变化的时间间隔，因而能够捕获心脏对不同场景或刺激的反应能力。心脏的跳动速度不是一成不变的，它会根据身体活动强度、情绪和环境而变化。在高心率变异性下，身体可以通过调节心率来适应不同场景。这表明身体具有较高的压力应对和恢复能力，是一件好事。心率变异性低则意味着系统僵化、响应速度变慢，令人担忧。低心率变异性可能由长期过量的应激激素、炎症引起的心血管动脉硬化或其他原因所致，它不仅与焦虑和抑郁有关，还与心血管疾病和早逝风险增加相关。最重要的是，心率变异性是迷走神经张力的极佳指标。心率变异性越高，迷走神经与副交感神经就越活跃。
心率变异性是迷走神经乃至人体健康程度的重要衡量指标，然而它从未被重视过。
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可以使用心率变异性来更好地了解自己的身体吗？不久之前，测量心率变异性还不是一件特别容易的事情，你得去找医生，让他们帮你接上心电监护仪，然后通过专门的心电图分析软件获得心率变异性读数。但最近出现了更便宜的监护设备，还可以通过绑定手机应用软件的方式免费获取心率变异性读数。这一技术仍在发展，产品良莠不齐，但按照技术发展速度，测量心率变异性并用它来指导康复保健会越来越容易。与此同时，如果你无法使用心电监护仪或手机应用软件，要记得，这本书里提到的与身体沟通、降低炎症、调节副交感状态的方法都可以改善心率变异性。进行放松反应或冥想练习，寻找自己的压力因子，了解身体对压力和情感联结的反应，这些都会帮助人体更主动地进入治疗模式，提升心率变异性和迷走神经张力。
心脏是重要的通讯员。很多情绪和压力引起的生理改变看上去都像是起源于心脏，难怪不同语言文化常有关于心脏的象征比喻，诗人也一直把它作为爱与失去的符号。然而，在医学上，心脏就是一个泵，它的职责就是循环血液与氧气来维持生命。那有没有这样一种可能：心脏既是不断跳动的心肌，又是情感的象征符号呢？
心碎是一个比喻，心脏不会真的像掉落的花瓶一样破碎。但确实有一种罕见的应激性心肌病——章鱼壶心肌病②，被称为“心碎综合征”。这是因为应激性心肌病本质上就是剧烈情感创伤引起的心脏并发症，并且它很可能致人死亡。曾有一段时间，医生和护士们还在争论心碎综合征的真实性，双方各执一词。直到2016年，一位女士被空运进了医院，她确凿的心碎综合征症状证实了这一疾病的存在。
这位病人名叫琼妮·辛普森，她乘坐直升机抵达赫尔曼纪念医院时，胸口剧烈疼痛，表现出了典型的心脏病症状。医生立刻给她进行了心脏插管，想要找到需要放入支架的阻塞动脉。然而，他们惊讶地发现辛普森的动脉“晶莹剔透”。[9]
医学界顶尖学术杂志《新英格兰医学杂志》曾发表过一项研究，证实在某些情况下大量的应激激素可以让心搏骤停，引发心脏病。医生们询问了辛普森最近的生活中是否存在什么特别的压力。她回答有。辛普森讲述了最近的一些家庭生活和经济上的压力，而最让她崩溃的是，一天前她眼看着自己像孩子一样养大的、深爱的宠物狗痛苦地死去了。辛普森十分难过，难过到她的心肌功能都受到了影响。这可能给心脏带来器质性的损伤，也可能要她的命。
辛普森的病例也登上了《新英格兰医学杂志》，终结了心碎综合征是否真实存在的争论。[10]后来，《华盛顿邮报》对这一奇异案例的追踪报道引述了琼妮·辛普森的话，她说自己与其他人相比“更容易让事情往心里去”。我们一般认为这句话只是简单的比喻，一种文字游戏，但在这个案例中，琼妮·辛普森使用的耳熟能详的比喻是对她情绪和身体状态的最好注解：她是真的让事情往心里去了。
前面章节里提到过艾琳的案例，在丈夫离开家庭后，她出现了严重房颤。而琼妮·辛普森不同。在辛普森的病例中，医生们看到了情绪波动与身体生理变化间的可能关联，并很快对其进行了探索与验证。迷走神经直达心脏，与心脏中的其他神经末梢错综复杂地交织在一起，互相交换着信息。心脏中有超过4万个神经元，仅次于大脑和肠道，可以被看作另一个微缩大脑——心之大脑，它自身就是感情、知觉和知识的来源。这些理论为探索身心联系提供了一个独特的视角，也揭示着身心联系如何帮助人们治愈自身，又如何妨碍人们得到治愈。
如果说负责过上千名患者让我学到了什么，那就是心脏不仅仅是一个泵。它不只是让血液流遍全身的器官，还代表了人们最深切的渴望、最盛大的欢乐和最沉痛的悲伤。有时候，心脏会像比喻中说的那样反映出我们内心深处的经历，或那些很难被意识发觉或用语言描述的东西。如果注意倾听心脏的声音，我们也许能够找到一条道路，通向真正值得向往与拥有的生活，一种纯粹而充实的生活，这条道路也或许能引领我们走向治愈。
在治疗模式下生活
许多人都已经太久没有启动过治疗模式了。或许是迷走神经的电路时亮时灭，需要来一次线路维护。或许，就像简在前往巴西之前一样，压力、焦虑和创伤让人体的健康状况屡遭冲击。或许，持续攀升的皮质醇已经让端粒酶大大减少，在对生命至关重要的细胞中，看不见的端粒已经磨损缩短了。或者有的人就是命不好，注定要生病，他们的DNA中可能编码了类似计算机病毒的东西，恶意软件随时等待启动。
患上重病时，人可能会陷入绝望，好像未来的健康状况已经被命运写好了。但是换挡永远不晚，那颗适宜恢复与保持健康的适居带行星会永远等候着你。研究人员发现童年逆境或持续压力会导致端粒磨损，缩短健康期，但他们还发现，这些影响能够被削减甚至逆转。重看简的案例，我发现许多条件叠加在一起最终促成了她的完美康复：她彻底改变了自己的生活，放弃了不健康的婚姻，找到了爱她、支持她的另一半，从对子女的喘不过气的责任中获得了解脱。当简理解了自己的价值后，她过上了更加纯粹的生活。
现在我们知道，大体来看，迷走神经是被对他人的同情、对自我的同情和积极的情绪激活的。我们知道，这一通路不仅能被放松反应点亮，还能被爱点亮，那些与熟人或陌生人产生积极情感联结的微小瞬间都会有所帮助。强大的战斗或逃跑反应很容易将压力化学物质倾泻入身体，但是，如果你可以让自己在生活中更加频繁地感受到爱与其他积极的情绪，那就可以像接种肺结核或流感疫苗一样，为自己接种抵抗慢性战斗或逃跑反应的疫苗。
当今世界，完美达成副交感神经兴奋状态所需的条件似乎像日食一般罕见。但日食是遥远的星球在太空中漂移的结果，而根本性治愈的条件是否能够实现却由我们自己掌控。通过调整饮食、转换对待压力的态度、改变与他人接触的方式，你可以改变自己的身体，甚至改变细胞中的端粒。
当本森在30多年前进行第一项相关研究的时候，情绪和精神状态可能影响血压或心脏节律这一观点还被人们嗤之以鼻，导致这一重要研究领域长期无人问津。现在，相同的偏见正在阻止我们探寻通向治愈的途径。一点微小的进步是，我们现在勉强承认精神可以影响躯体，反之亦然。但在这种观点正被大众广泛接受的同时，它还等待着主流医学的真正接纳：似乎流行文化比医学界更认可这一说法。
从根本上讲，在医学领域，医生们仍在使用哲学家笛卡尔在17世纪提出的对思想和身体的理解：思想和身体是分离的实体，存在于完全不同的界域。笛卡尔设想了两个独立的世界，一个世界包含了身体和物质，另一个世界包含了思想与意识。人们认为，物质世界中的事件不会对精神世界产生影响，反之也是如此。
这个想法从何而来？从许多角度讲，笛卡尔发展出身心二元论的概念是为了对抗他那个时代的主流思想。那时，主流思想严重阻碍了必要的医学发展。在17世纪，宗教和医学紧密地交织在一起。人类被视为精神生物，身体和灵魂是一个整体，人们无法区分思想、肉体、灵魂和意识。因此，当一个人死亡时，为了保存其灵魂，身体也必须被完整无缺地保存。医学解剖是被禁止的行为，因为如果身体被拆散，灵魂也将解体，再也无法升入天堂。与此同时，疾病也被认为是上帝对个人或集体的审判。[11]如果一位女性患上了症状奇怪的疾病——腹部肿胀、体重迅速减轻、皮肤发黄、呕吐、无法进食——人们会怀疑她犯了罪，她的灵魂因而受到惩罚，波及了身体。如果疾病蔓延到整个镇子，导致孩童因脱水和腹泻而死，镇上的居民们将归罪于自己：或许有人不够虔诚，或许有人没有尽力工作，或许居民中暗藏着对上帝的质疑者。
在这种情境下，祈祷、认罪和心灵净化被认为是最有效的治疗方式。患病女性的尸体永远不会被解剖，所以人们永远无法发现恶性肿瘤是致她死亡的真正原因，也永远不会有人关注镇上被危险细菌污染的水井。健康和疾病的起源笼罩在迷信和恐惧之中，人们坚信肉体的疾病是全能的神所施加的惩罚。
把思想和身体分开时，笛卡尔将灵魂分配给了思想世界，从而解放了身体，让身体检查、解剖和试验成为可能。尽管这看上去只是一种哲学上的转变，但它实现了将人体应用于科学研究的伟大突破。突然之间，人体解剖获得了许可，医生和科学家们终于得以探索人体的生物学机制以及疾病的真正成因。
过去300年间的主要医学突破都起源于身心分离推倒的第一块多米诺骨牌。但现在，医学界已经抵达了骨牌阵列的尽头。随着最后一块骨牌的倒下，医学再次陷入了停滞。我认为，医学界已经在身心二元论的框架下探索了所有的可能性，是时候后退一步，重新思考身心一体论这一陈旧观点的可取之处了。
也许医学进步并非直线，而是另一个上升的螺旋：我们会回溯旧观念，也会在掌握新知识和新技术的前提下，乘坐着新飞机，带着崭新的可能性去重新探访旧观念。这就引出了一个问题：既然已经知道情绪和身体密切相关，许多时候治愈心灵也可以治愈身体，那么下一步应该做什么？
自从在巴西积累了许多可供评估查阅的积极案例后，我的研究又前进了很远。尽管许多巴西的病例未经严格的检查确认，但那里无疑是自发缓解的高发之地，也是我研究的亮点与重点。当我把巴西的案例当作一个整体来看时，我不禁在想：自发缓解真的是在自然中突然发生的吗？尽管有些康复的确在一瞬间发生了——比如第一天还存在的肿瘤第二天就消失了——但越来越多的证据显示，康复历程需要几周、几个月甚至几年。只是对于医生来说，他们只能看到病人生活的一小部分，所以才会认为疾病进程的逆转是突然发生的。甚至对于病人自己，由于他们只看见了事情的最终结果，因此也会认为疾病痊愈得十分突然——就像很久之前种下的种子突然间破土开花一样。
我感觉自己已经接近完整真相了。我想起了大学期间一次野外登山的经历：尽管山峦在云雾中半遮半掩，我还是觉得自己离顶峰很近了。直到我登上了所谓顶峰，才发现山外还有高山在。我需要另一个巴西。
①交感神经与副交感神经是功能概念，迷走神经是形态概念。迷走神经中的副交感成分是副交感神经系统的一部分。
②这种疾病发作时，心脏会变成捕捉章鱼用的章鱼壶形状，因此得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