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修复自我认同

悔恨来源于被错过的生活，与被忽略的自我。

——欧内斯特·贝克尔，美国人类学家

2015年的一天，我把麦克风别在翻领上，西装下穿着薄汗衫，正准备走上TEDx新贝德福德的舞台告诉在座的科学家、学者和其他领域的佼佼者们，自发缓解是一个值得被开启的黑匣子。

当有机会进行宣讲时，我迟疑了。人们准备好接受这件事了吗？这些案例会不会像之前的无数次一样被忽略？重点是，此刻我到底有哪些可以与世界分享的知识？

坐下来梳理思路时我才发觉自己已经了解了很多。我知道自发缓解很重要，我们却没有用正确的方式思考或剖析它；我知道许多因素综合起来让它成为可能——从营养物质到情绪营养，再到人们如何生活、如何思考、如何感受世界、如何与他人联结，也许最重要的是人们的信念。我还知道，从绝症下幸存的人们在这些方面做出了重大甚至颠覆性的改变。

在将12年的研究成果浓缩进18分钟的过程中，我逐渐看清了整个图景：我从哪里出发、现在身在何处、下一步将去往何方。我为这场演讲准备了很长时间，在车里、电梯里、办公室里不停练习，将整个讲稿背了下来，并不断提醒自己语速要慢一些。主持人宣布了我的名字，然后是简短的介绍。掌声响起。我走上舞台，走到了炫目的聚光灯下。

“当我们谈起某人从绝症中幸存了，这意味着什么？”我开始了演讲，“他们被告知自己要死了。但是预计的死亡时间来到眼前，又被甩在了身后……然后，人们突然发现，疾病消失了。医学把这种现象称为个例，不是吗？”

我大致介绍了一些与自发缓解相关的重要概念——崎岖的医学探索之路，银色子弹的局限性，亟待关注的案例。接着，我说出了希望传递给观众们的核心信息：

“遇到医学问题时，你会去看医生；遇到心理问题时，你会去看心理治疗师。这是西方文化的精华所在，它能够识别差异，化整为零，逐个分析。然而在东方文化框架中，身体与精神之间并没有截然的区分，东方医学用平衡身体能量体系的方式，同时治疗生理疾病与心理疾病。在尝试理解那些自发缓解的案例传递着什么信息时，我想起了一个观点：身体是更深层的精神试图习得的事物的象征。我开始怀疑，这些案例中的病人们是否突破了通向更深层精神的感知屏障，最终被引领向了治愈与健康。”

没错，这就是下一个重要问题！TEDx舞台上的工作总结让我清晰地看到下一段征程。一直以来，在一个又一个案例中寻找规律与线索时，总有一个明显的根本性矛盾困扰着我：人们做出的这些巨大而彻底的改变——饮食、运动、思维、工作、生活与爱——无疑是治愈的关键，这已经代表了生命中所有可能被改变或修复的因素。但不知为什么，这些因素加起来仍无法得到答案，还缺了什么东西。一个人可能做完所有这些事情后仍然无法康复，也可能忽略其中某些，甚至大多数改变，却仍然康复。

我迫切地想要知道如何才能把我收集到的经验传递给更多人，帮助他们绘制一张路线图，用最短路径贯穿营养、生活方式、压力与爱，指引人们走向康复。但是我很快就发现，自发缓解不是这样运作的。我当然能从不同的案例中总结出重要的共性因子和重复规律，但矛盾同样繁多。我努力进行的一系列推理——从饮食，到炎症反应，再到战斗或逃跑反应——并不能完美地相互兼容。我试图像解数学方程一样找出未知数的值，但这不是一个线性问题。正确饮食加上坠入爱河并不一定意味着健康状况的提升，在医学的世界里，一加一不一定永远等于二。

虽然我十分想要创作出一本帮助他人治愈自己的指导手册，但显然，自发缓解并不是一系列等待打钩的复选框：吃素，运动，冥想，爱自己的家人与朋友……完成、完成、完成、完成，有多少人完成了所有要求，做对了每一件事，却仍然患上了疾病？严格、完美地遵守规则并不一定指向好的结果，有时僵化的模仿可能适得其反。

在研究之初，我关注的是最明显的因素：人们把什么放进餐盘，如何生活，如何管理压力。但我逐渐意识到，变化是由一些根源性的因素带来的。这很难描述，因为我们没有描述它的标准语言，也因为许多人仍没有在意识层面发觉它的存在。我想起了克莱尔说的认识自己，想起了帕特里夏说她必须以一种新的方式来观察和体验自我；我一直在寻找足以导致疾病意外消失的重大改变，猜想它可能是饮食、日常习惯、社会关系或自己的信仰，但是现在，我怀疑最重大最关键的改变可能是自我认同。

开始的时候，由于每个人似乎都有自己独特的自我认同，我忽略了他们之间的这一共同点。现在，相似之处终于开始浮出水面。每个人都提到了自我发现、自我重新评估的过程，这些过程或多或少为其他治愈通路做好了铺垫。这里的“其他治愈通路”指的是我所聚焦的因素——调理身体、改变与压力的关系、培养爱与情感联结，等等。或许，就像艺术家会用截然不同的方式描绘同样的风景，绝症幸存者们在用各不相同的语言描述同一件事。我曾经错过了这个就在我眼前的东西，但现在，我终于知道自己在寻找什么了——难以理解与描述的、非常个体化的转变过程。它是一种用全新的眼光看待自己的方式，它让一切改变——饮食、压力、爱与联结——成为可能。

完美病例

TED演讲后，应接不暇的电话与电子邮件纷至沓来。我试图及时跟进这些信息，压力飙升。多讽刺啊，我想，我关于压力如何能杀死我们的研究马上就要杀死我了。

全国甚至世界各地的声音不断涌现，人们争相讲述着自己突然间康复的故事。我想要调查每一个故事，挖掘它们背后的信息，但故事实在太多，我被淹没了。为了筛选每一例涌入的案例，我大概需要一整支由研究者和采访者组成的团队。以及，我现在虽然可以为相关研究找到合理的落脚点，但没有精力去组织这样的大型研究项目。医学界终于开始考虑自发缓解案例可能带来的经验，但大门只是开启了一道小缝，我还无法说服任何人为相关的纵向研究^①提供资金支持。我仍需独自前行，利用已有的资源尽自己所能。我的资源有：一个人，一张桌子，大约1000封电子邮件。

我想出了一个快速识别有效案例的邮件分选流程。第一步，案例必须是真正的绝症，具有明确的诊断和康复的书面记录，并且没有任何原因能够解释，这是初步筛选的条件。一旦通过了第一道筛选，我会从其他几方面对案例进行进一步评估，其中一项就是疾病类型。出于各种原因，有的疾病天然就比其他疾病容易对付。还有些疾病罕见，记录不多，医学界对其知之甚少：不知道这些疾病的表现形式，也不知道该在何时把它们看作绝症。

一天早晨，我上班迟到了，匆匆忙忙打开电脑，翻阅电子邮件，寻找需要在查房前处理的紧急事项。米拉·邦内尔的邮件就躺在其中，主题是“经历了自发缓解的患者米拉·邦内尔”。我无意识地点开了邮件，本想着把它归入后续再跟进的可能案例中，但10分钟之后，我仍然坐在电脑前反复阅读着米拉的文字，外套都没来得及脱。它完美符合我对自发缓解案例的所有要求：绝症，由世界一流医疗机构知名医生诊治，有全面详细的诊断记录。诊断和康复的记录都很清晰，其中包括扫描、病理诊断报告、医生的手术记录——包括一切。米拉自称“左利脑分析型人格”和“硬核数据极客”，她在邮件里清晰准确地描述了自己的经历，其中的一段信息特别吸引了我的注意。米拉写道，她相信自己的痊愈和她“改变与自己、与世界的关系”密切相关。

改变自己与自己的关系，这一想法宏大、深刻却又模糊。实践中它到底意味着什么？它真的能促进治愈吗？这就是我想和米拉探讨的东西，如果她愿意的话。

米拉很快同意了我继续沟通的请求。我们通信的过程中，更多故事细节逐渐明晰起来。当我终于与米拉见面，她握紧我的手，露出灿烂的笑容时，我完全理解了她能活生生地站在我面前，健康地呼吸、生活是多么难能可贵。

没空生病

米拉在一次重要的工作谈判期间注意到自己脖子上长出了一个隆起。那时她是个工作狂，在一家大型公司从事软件销售工作，负责主导一项合同谈判。这笔交易合作期长达数年，价值数亿美元，非常重要，米拉责任重大。交易谈判需要花费数月时间，米拉全身心投入了进去，加班加点地完成着任务。

那时米拉40岁出头，是一位积极活跃、胸怀抱负的独立女性。她住在圣路易斯郊区的林荫小镇，周边环境很不错。她的男友住在隔壁，晚上两人会一起做饭、聊天。他们俩在一起已经10年了，却仍然没有结婚，也没有同居——他们喜欢拥有自己的独立空间。米拉每天都会带着宠物狗去狗公园散步，她也曾为这座公园的建立做出过贡献。米拉热衷于普拉提和瑜伽，外表看起来十分健康。但是，表面之下，视线之外，暗涌不断。

小时候，米拉因为蜱虫叮咬发过热，耳后的淋巴结也肿了。可医生说这是被蜱虫叮咬后的正常反应，没有建议任何治疗。米拉的母亲是一位颇具天赋的舞者和钢琴家，但她放弃了职业追求，留在家里专心抚养孩子。米拉的父亲整日在外奔波，努力在公司里向上攀爬。米拉的父母观念偏向保守，对孩子们的要求也很严格，米拉的成长过程让她相信，任何背离传统的行为都是灾难性的罪孽。如果遵循传统，来世也可以与家人团聚；如果违背传统，会被永世逐出家门，与家人分离。

米拉的姐姐们似乎可以在这条道路上继续走下去。她们温顺善良，虽然具有音乐天赋，却都像母亲一样抛弃了事业追求，安心在家抚养后代。但是米拉要更叛逆一些。

“我不喜欢别人安排我的人生。我告诉父母，长大后我永远不会结婚。我要追求事业，每年要挣很多钱。”米拉笑着说，“他们只是翻了个白眼。但是我已经下定决心，永远不会依赖别人。”

米拉第一次出逃是14岁。她结交了许多年纪比她大、有车、居住在公寓里的朋友。米拉头脑灵活，又勤奋努力，会做些杂活儿来养活自己。后来米拉怀孕了，每个人都劝她把婴儿送给别人收养，但她拒绝了：“所有人都告诉我不能留着这个孩子，这对孩子不公平。但是如果有人在我面前立下规矩，我就要打破它。我一直如此。”

16岁时，米拉跟很多同龄人一起参加了驾照考试。那时她已经有8个月的身孕了，但觉得自己不能被怀孕阻碍。后来她拿到了普通教育发展证书，一边做全职工作一边学习大学课程。米拉很努力，工作也在逐渐变好。20岁出头的时候，她得到一份需要长时间出差的工作。儿子年纪还小，家里人都在帮忙，但是米拉有些矛盾：家人在以抚养她的方式抚养她的儿子，米拉担心这会让孩子对她的生活方式产生异样的看法。然而米拉没有选择，她精力有限，无法独自抚养儿子。此外，她的身体似乎也不太好。她年轻、有追求、外表看起来十分健康，可为什么总是觉得疲惫不堪？生活中的艰辛好像比想象的还要多。

米拉将自己的20岁至30岁称为“筋疲力尽的10年”，30岁至40岁称为“痛苦的10年”，关节痛、肌肉痛、神经痛似乎没有缘由地在她的身体中肆意游荡，导致了许多症状。米拉见了一位又一位医生，终于在40岁那年得到了诊断——慢性莱姆病，根源是那次从未得到治疗的蜱虫叮咬。这时，她已经在一家软件公司担任重要职务了，正在管理一项价值数亿美元的合同谈判，并准备在接下来的8到10个月里进行一项新的商业谈判。这些都要花费很长时间，米拉没空生病。

医生给米拉置入了用于持续给药的外周中心静脉导管，期望用强大的抗生素彻底清除她体内的感染。中心导管从米拉左手肘内侧向上几英寸的位置进入体内，沿着逐渐变粗的静脉抵达心脏上腔附近。米拉用肉色的绑带将留在体外的PICC管线缠绕在手臂内侧，隐藏在衬衣的袖子下。她不想让任何人知道自己生病了，因为生病就意味着虚弱与失败。交易谈判变得胶着，米拉的工作时间延长到了每天14小时，接着是16小时。她会溜出办公室，坐进停车场的车里，在后视镜上挂上输液袋，开始给自己输液。

一开始，脖子上的肿块并没有引起米拉的注意。医生说那很有可能是莱姆病导致的，会随着抗生素治疗的进行而消失。米拉知道那是淋巴结，它们藏在皮肤下，环绕着脖子，好像一串珍珠项链。医生用手指在肿块上滑动着，说：“感觉不像肿瘤。”然而，肿块没有缩小，反而变大了，这让米拉十分沮丧，因为她现在没有时间处理这种事。经过这么多年与疾病的斗争，米拉开始疑惑：为什么是我？她的生活习惯看起来还好：虽然常常会站着对付一顿或边工作边吃饭，但总体来说饮食比较健康；她积极健身，会在上班前挤出时间参加普拉提课或在家里的健身房锻炼；当然，有时她要一边喝咖啡一边熬通宵以完成工作，但是这就是生活，其他人偶尔也要这么做。她和别人没有什么区别，所以理论上应该拥有完全健康的身体才对。米拉觉得，虽然自己很拼命，但比大多数人活得都健康，为什么疾病会找上门来呢？

米拉性格叛逆，拒绝向自己的身体投降——她要先完成这次交易，然后再关心自己的健康。她划分好了优先级，显然，工作的优先级更高。身体总会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她不可能每次都停下手头的事情。

米拉开始用头发遮掩肿块，但肿块已经到了无法掩饰的地步。她和一位男性交易员共事，两人不太熟，只是同事而已。但是有一天，这位同事把椅子拉到米拉身边，直视着她问：“你脖子上的东西到底是什么？”

米拉试图用“哦，没事”来搪塞过去，但同事打断了她：“我只是想告诉你，它每星期都在变大。每次我过来的时候它都在长大。你必须做点什么。”

交易在3月31日结束，米拉4月1日做了活检。两天之后的深夜，她的电话响了。

“你明天会接到一个电话，我希望你做好准备。”医生的声音从另一边传来，“会有一些挺吓人的结果，我建议你立刻预约，别等到下周一。”

米拉平静地听完医生的话。挂断电话后，她沉默地坐在那儿，有些发蒙，接着打电话给了隔壁的男友，哭着重复了医生刚刚说的一切。30秒后，男友冲进了米拉的厨房，单膝跪地，请求米拉嫁给他。

“你在逗我吗？”米拉哭喊着，“你现在搞这个？”

她一边把男友从地上拽起来，一边拼命摇头。不，不，不。虽然米拉还没有完全消化这个消息，但是从男友的眼神中，她知道事情很糟糕。她想把时钟拨回去，重新放松发条，回到过去。

“什么都没发生！你刚刚什么都没做！”米拉继续哭喊，思绪乱作一团。她想要相信自己正从一个可怕的噩梦中醒来，但是医生的话在耳边回荡着——转移性黑色素瘤。

名叫“梅尔”的肿瘤

每天，身体各处都可能有正常细胞突变成癌细胞，这种突变会随时发生在任何人身上。你照常生活着，煮了咖啡，开车去上班，完全没有察觉到有细胞正在突变。但是免疫系统发现了。它会在突变的位置做好标记，派遣另一队细胞把突变的细胞吞噬销毁，清理出体外。再见吧，肿瘤！你做了晚饭，上床睡觉，毫无觉知。免疫系统会在肿瘤站稳脚跟、成为人行道裂隙中蔓延的杂草之前就将它清除出去。但衰弱的免疫系统就是人行道上的裂隙，它会放任种子生长，让杂草的根系插进土壤，四处蔓延。低效的自然杀伤细胞和淋巴细胞可能错失突变的信号，导致肿瘤飞快增殖。

黑色素瘤通常起始于皮肤，某个皮肤细胞的突变可能成为肿瘤的原发位点。你也许会注意到皮肤的异常病变，或外观突然改变，或有一颗痣开始流血。如果说黑色素瘤有什么“好处”，那就是它会宣扬自己的存在。有些癌症之所以致命只是因为它们并不会给出任何提示，比如当胰腺癌或结肠癌患者出现症状时，癌症往往已经发展到晚期，很难治疗，也更易致死。黑色素瘤通常更早被发现，因此患者存活率更高。但是如果原发位点没被发现，或者肿瘤已经开始转移——从原发灶脱离、在身体中四处游走——这就完全是另一回事了。转移性黑色素瘤是Ⅳ期癌症，意思是晚期癌症。

医生尝试寻找米拉的原发灶，但一无所获。米拉搜寻着自己的记忆——也许是去年，头皮上那个花了一段时间才愈合的瘌痢。当时，米拉以为自己不过是在哪里磕碰了一下而已。它可能是原发灶吗？没人知道。

具有未知原发灶的转移性黑色素瘤较为罕见，研究不多，结局不明。但一般来说，这不是什么好兆头。患有这种疾病的人预期寿命很低，中位生存期约为10个月。^[1]如果可以手术，情况会有所改善，五年生存率能够猛增到30%以上，这也表明医学界在治疗和控制癌症方面已经取得了非凡的进步。但要注意，我说的是生存率问题，讨论的是在特定时间后仍然有多少患者存活，而非疾病的缓解。一个人可以带着黑色素瘤生存几个月甚至几年，然而一旦它开始转移，就可以认为它不可治愈了。整体来看，转移性黑色素瘤患者的五年生存率可能在8%到18%之间。如果不做手术，这个数字还会下降。^[2][3]

米拉的医生说，黑色素瘤是那种“一小点就能要命的癌症”。更糟糕的是，米拉的肿瘤无法通过手术切除。肿瘤与米拉的淋巴结纠缠在一起，个头很大，导致右颈动脉移位。根据医生在米拉档案中的记录，右颈内静脉受到严重压迫，管腔变窄。颈动脉和颈内静脉是运送血液进出大脑的主要血管。狭小的脖颈空间里充满着重要结构，包括让食物进入胃部的结构、让血液进出大脑的结构、让空气进出身体的结构，还有支持和转动头部的肌肉、向身体发送进行一切动作指令的神经。米拉的肿瘤和这些结构缠绕在一起，无法被移除。肿瘤科医生趴在CAT扫描结果上仔仔细细地打量着肿瘤，说它“复杂得很有美感”。米拉就坐在旁边，十分震惊，甚至感觉有点生气。

“能有什么美感？那东西要杀了我！”米拉这样对我说。

但随后，凝视着那幅影像，米拉好像突然与它剥离了——那不再是她自己的身体，只是墙上被点亮的图画——她感受到了它的美丽。肿瘤的尺寸惊人，非同寻常，填满了脖子，身体却仍然能够工作，这着实令人赞叹不已。

这肿瘤是一个独特的存在，医生们决定给它起个名字——梅尔^②。

一个迫在眉睫的问题是，梅尔给维持米拉生命的血管和食管造成了压力。即使无法完全清除肿瘤，一位医生也想尝试立即手术，来减轻脖子里重要结构承受的负担，争取给米拉多留下一点时间。另一位医生认为应该先借助化疗让肿瘤缩小一点，再考虑后续步骤。每个人都查看过米拉的扫描结果，医生、护士、技术员，每个人都感到震惊且恐惧。

一位护士来找米拉：“我们都想要弄明白你是怎么呼吸的。你能呼吸吗？”

在那一刻，米拉突然发现自己无法呼吸了。

几个月来，米拉一直在告诉自己脖子上的肿胀并没有什么可怕的，完成交易工作后就会立刻去处理它，就像处理其他一切事情一样。但现在，她的脑海中满是压迫着她的食管、“复杂得很有美感”的肿瘤影像，护士的问题“你能呼吸吗”也不停在她耳边回响，这些都削弱了她抵御肿瘤影响的精神力量。她挣扎着想要呼吸，护士们围作一团上来帮忙，放平了病床让米拉向后躺下，然后把氧气面罩扣到了她的脸上。米拉艰难地消化着这个信息——她不会从这种癌症中康复了。

我看过米拉的扫描结果。打开那幅填满了计算机屏幕的CAT扫描图像时，我瞬间明白了为什么这个肿瘤会有名字。我还可以看到，那个巨大的肿瘤之外还有转移灶的形成，这基本上宣告了无法治愈。患有这个阶段的癌症，患者的中位生存期为6个月到12个月，治疗只是姑息性的。

最终制订的治疗计划是一系列概率的赌博。米拉的基因有50%的概率适用于医生们想要使用的药物；如果成功通过了第一步，她还有50%的概率能够忍受这种强效但也有强不良反应的药物，许多人都没办法坚持下来；再之后，如果跨过了前两道障碍，化疗有50%的概率让肿瘤缩小30%，这是手术切除肿瘤的最低要求。肿瘤科医生十分坦率，他表明药物有效的概率是5%，只产生一丁点效果也算。

至少第一次掷硬币米拉赌赢了，她的基因适合这种药物。

当没有人期待漫长的治疗会带来转机时，很难评价什么样的计划才是有希望的计划。人们只是期望再延长一点寿命，或者提升最后一点时间内的生活质量。治疗术语像是一种新的语言，一次在与医生交谈时米拉用了“治愈”一词，医生立刻制止了她。

“在这种病上我们不会说‘治愈’，我们说‘控制疾病进程’。”医生温柔地说。

现实的诊断就像是无底深渊，让米拉一步步沉沦了。问题不是癌症是否会杀死她，而是何时。

真有点超现实。米拉想。上一分钟还坐在办公桌前，赶着完成那份认为无比重要的交易，下一分钟就躺在医院的病床上，准备向近在眼前的死亡投降。米拉想：我是个聪明人，怎么就让这么个东西在脖子上长了这么久，还什么都没有做？米拉满心悔恨，同时，她有点怀疑这场疾病是在传达什么信息。

“好像我的身体在说，这么多年来你像对待垃圾一样对待我，咖啡因、熬夜、胡吃海喝……也许这场癌症是身体在对我说，去你的吧，我不干了。”

药物治疗自五月份开始，这正是粉白色的山茱萸花开遍圣路易斯的季节。然而，米拉的身体每天要被大量具有细胞毒性的药物淹没，她感到恶心、口渴和无尽的疲倦。

“为什么是我？”米拉说，“我确实有点特立独行，但绝对是个好人。我体贴善良，会优先考虑他人。如果路边有一只死掉的动物，情况允许的话，我会停下来将它埋葬。我让世界变得更美好。我是个好人。为什么上帝要这样对待我？”

米拉陷入了一段黑暗时期，坚信这场疾病是对她早年离经叛道的惩罚。她觉得自己一直是坏孩子和糟糕榜样：一次又一次违背了家人的意愿，不愿接受任何家人所希望的东西，甚至十几岁的时候就非婚生子。她惧怕，惧怕死后的孤独，与所爱之人隔绝。

收到诊断前，米拉似乎拥有无限的时间。时间就像大海，舀起一桶水，还有那么多。米拉一直依赖着这片辽阔的海洋，未来随着海水一路延伸到天边。要做的事情实在太多了。米拉的儿子已经从牙科专业毕业，在美国另一边的某个城市实习，还结了婚。这些年来，米拉在工作上投入了很多时间和精力，既为了给儿子一个单身花季母亲似乎不可能提供的生活，也为了证明别人对她的看法都错了。可突然之间，未来就变得有限了，她曾为之倾注了心血的工作似乎也不再重要。她曾最优先考虑的东西现在变成了最微不足道的事情，这真有些讽刺。

米拉说：“最令我难受的是，我没时间重写了。”

重写？

“我的人生故事。我告诉自己我是谁的故事。全错了。没时间修正了。”(https://www.daowen.com)

你的故事十分重要

我将自发缓解称为医学领域尚未被开启的黑匣子。在飞机上，数据会在飞行过程中流入黑匣子，并被编码存储。如果出现意外导致飞机失事，调查人员可以从黑匣子中提取关键信息，分析可能发生的情况。

我们每个人的内心都有一个黑匣子，记录着我们一生中发生的所有事情：记忆，旧情绪，烙印在我们的灵魂和细胞上的创伤与失去，无法被短暂冥想和生活环境变化所撼动的顽固压力与焦虑，如同安全毯一样被我们牢牢抓在怀里的悲伤和怨恨，成长初期被记录下来的关于自身的认识——我们是谁、有什么能力、应该得到什么、不应该得到什么。就像医学界回避自发缓解的黑匣子一样，大多数人也会回避自己的黑匣子，完全不去探究对自身、对世界、对万物的潜意识。

这里的“黑匣子”不是个比喻，它真实存在。

更科学的术语是默认模式网络（Default Mode Network，简称DMN）。简单地说，默认模式网络就是一些大脑区域的松散连接，既包括大脑深处的旧结构，也包括大脑皮层上较新的结构。进行某些类型的思考时，这些结构会被激活点亮。之所以用“点亮”这个词来描述，是因为它在功能性磁共振成像（Functional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简称fMRI）上看起来就是这样——那片区域会在银灰色的背景中发出光亮，就像风吹过余烬后有星点火光亮起。

什么点亮了默认模式网络？白日梦，思考人际关系，在社交网络上被点赞，记住过去，畅想未来，反思或觉察自己的情绪……基本上，在不关注外界元素、转向内省模式时，默认模式网络最为活跃。它渴望表达，渴望帮助我们撰写关于自己的故事，将过去、现在和未来可能发生的情节串联起来。^[4]

我们会用自己的方式解读发生在我们身上的事件，根据自己的感知方法将它们记录下来。重温大脑中的某些事件时（我们每个人都会回想重要的事情，尤其是负面或情感冲击强烈的事情），默认模式网络会反复激活同一种模式，在神经通路中留下越来越深的沟槽。小时候你在课桌上写过字吗？我仍然记得那些淡棕色木头做成的桌子，以及开始写字时铅笔尖从光滑的桌面上划过的景象。当我一直描画同一条线，凹槽就会加深，然后永远留在那里。很快，我就只能不停重描那些相同的线条了，线条会变得越来越深、越来越黑。当我们一遍遍回想那些创伤、压力、悲伤的记忆，一遍遍让各种信念叙述“我是谁”，大脑的默认模式网络也发生着与在课桌上写字类似的事情。

默认模式网络是神经科学中一个较新的概念，到底哪些大脑区域组成了这一模糊却十分重要的大脑系统仍无定论。一般认为，默认模式网络的定义需要包括前额叶皮层（计划、决策和行为调节的场所），扣带状皮层（边缘系统的一部分，负责情绪和记忆形成），以及下顶叶（负责解释那些形成的情绪并处理语言和感官信息）。所有这些共同形成了外部观察者称为“个性”、你称为“自我”的东西。神经科学家将默认模式网络称为“自我网络”，它是自我的神经生物学基础，是“你是谁”这一问题的答案。

现在，我们需要暂停一下，并指出这并不是你的全部。这很重要。身份不仅仅是默认模式网络，一个人不可能被一个神经网络涵盖。尤其是谈及彻底治愈时，我们会发现自我比默认模式网络还要深层。但默认模式网络是一个重要的起点，是我们想到自我时习惯于想起的建筑蓝图。我们的生活、故事、自我认同、自我感知、应对世界的方式，全都是基于这一蓝图构建的。

那么，当你对“我是谁”这个问题的回答建立在消极、狭隘或有害的观念之上时会发生什么？这种自我施加的消极或狭隘的信念会如何影响大脑中的化学反应？如何影响应激反应与战斗或逃跑反应循环？如何影响细胞与整个身体？如何影响疾病发生概率和从疾病中恢复的能力？这个阻碍人们恢复，甚至导致人们生病的黑匣子里，到底装着什么？

黑匣子的秘密

1985年，由于一位研究者的口误，一项改变现代医学格局的新研究出现了。

当时，加利福尼亚州圣地亚哥凯撒·佩尔曼南特大学的预防医学系主任文森特·费利蒂想要知道患者为什么不断退出他诊所的减肥项目。这个诊所是预防医学系最成功的产业之一，但奇怪的是，它的患者流失率高达50%。诊所的患者们往往能够成功减重，稳步朝着既定的减肥目标前进，但突然间，他们会退出并消失。人们到底为什么在即将实现目标的时候离开呢？

诊所里的一位明星患者在一年内减掉了近300磅的体重，然后突然退出了减肥项目。费利蒂博士对这位患者进行了采访，但在朗读提问清单时不小心口误了。“你第一次性生活时的年龄是？”他以为自己问的是这个问题。患者回答：“40磅。”费利蒂博士有点困惑，怎么可能这么轻呢？他又重复了一遍。患者给出了相同答案，然后抽泣起来。

费利蒂突然意识到自己口误了。他没有问患者第一次性生活时的年龄，而是问：“第一次性生活时的体重是多少？”患者脱口而出的答案揭示了一个她可能永远不会在其他场合承认的真相：她小时候曾被性侵过。她的第一次性经历是4岁，与家庭成员有关。

费利蒂醍醐灌顶。他调整了问题，扩大了谈话内容的范围，很快他就发现，人们退出减肥诊所正是因为他们减肥成功了。一位女患者的同事夸赞了她的容貌，并向她发出了约会邀请，这位女患者立刻在三周内又长了40磅。“超重让我不再显眼。这就是我想要的。”她说。她也有遭受虐待的经历。

费利蒂的口误使他无意间发现了诊所患者的秘密。后续研究发现，童年时的性侵经历与肥胖之间的相关性显著且普遍。许多人几乎是故意增加体重，这是他们应对幼儿时期心理创伤的生存策略。因此，费利蒂不能只是专注于设立眼前的减肥计划，而是要通过时间旅行回到患者的童年时期，治愈那时的创伤，再考虑让患者减轻并保持体重，重回健康。

费利蒂与一位顶尖流行病学专家理查德·安达合作，将研究范围扩大到了儿童时期创伤和当前健康状况的联系之上。这项大型纵向研究揭示，这个问题超越了性侵的范畴，也超越了肥胖，它的背后还有太多秘密。

费利蒂和安达确定了10种童年压力和创伤类型，他们将其称为不良童年经历（Adverse Childhood Experiences，简称ACE）。两年间，他们结合体检与童年经历采访的方式筛查了1.7万名研究参与者，并且发现许多种童年创伤经历与当前参与者罹患的各类疾病高度相关。虐待、冷暴力、父母亡故、目睹家庭暴力、与患有精神疾病或药物依赖的监护人一起生活，甚至只是长期被忽视的低水平慢性情绪压力等，都可能成为肥胖症、糖尿病、癌症、心脏病等疾病的预兆。或者，像端粒专家布莱克本和埃佩尔所说的，导致人们过早进入带病期。

那么，这些童年的经历到底是怎么在人成年后变为疾病的呢？

乍看之下，不良童年经历研究表明早年儿童时期的创伤和压力可能导致致病行为。例如，美国疾控中心这样解释不良童年经历致病的途径：早年的创伤或慢性压力可能影响神经发育，成年后，这一影响会表现为人们在面对选择（包括吃什么食物、让何人作为终身伴侣、是否吸烟等）时无法做出理性决定，这将增加罹患糖尿病、心脏病、癌症等各样疾病的风险。这些疾病一般被称为生活方式病，因为它们的发病源头是人们的生活方式。这项惊人的发现表明生活习惯与人生选择可以追溯到童年时期，并让医学界终于开始改变筛查和治疗这些疾病的方法。我说“终于”是因为这一改变花费了很长时间。

费利蒂和安达在1998年首次发表了他们的研究成果。这一成果本该使全美国的医生都警觉起来，重新评估他们的行医方式。然而，大多数人要么忽略了这项结果，要么熟视无睹。相关性不代表因果性，这是大多数人的观点，他们认为儿童时期的创伤和成年时期的疾病可能只是巧合。但是不良童年经历研究的设计考虑周全，操作也很缜密，后续还得到了许多其他研究的佐证，因此，我怀疑医生们拒绝接受这一结果的原因是它背后的激烈暗涌：如果相信这个结果，就要被迫彻底改变医疗实践体系，而我们已经围绕这一体系建立了整个行业，想要对它进行全面调整，任务似乎过于艰巨。

“没有人想知道这些事，但它们是事实。”^[5]针对这项开创性研究获得的负面评价，文森特·费利蒂回应道。

看过美国疾控中心描述的疾病发展路径——从童年经历到神经发育问题，再到具有健康风险的行为——你可能觉得：哦，我没有这些行为，所以不良童年经历和我没什么关系。也许你曾经参加过相关测试，发现自己有一两项不好的童年经历，但现在依然保持着健康的生活习惯，这很好，说明你在自己的努力或他人的帮助下学会了调整和应对的方法。然而不幸的是，这并不意味着不良童年经历不会影响你，因为只有50%的此类疾病能直接归因于当下的不良行为，另外50%呢？我不得不说，那些压力和创伤可能已经改变了你的遗传物质，印刻进了你的身体，导致你容易患上特定疾病，还有可能把这些疾病倾向传递给了后代。我们已经知道，有害压力会改变身体的生化环境，其影响能深入细胞。也就是说，在另外50%的情况下，不良童年经历导致的并非致病行为，而是疾病本身。

参加了不良童年经历的测试，并且发现自己没有类似经历，这并不代表过去的压力、创伤、悲伤等没有在默认模式网络留下痕迹，它们依然可能影响你现在的健康与痊愈能力。不良童年经历研究找到了10种会影响健康，甚至导致疾病的创伤类型，这不意味着其他类型的创伤不会对健康产生影响，仅表示我们尚未对其他创伤进行过评估。

至此，在对自发缓解的研究中，我已经走遍了完全被科学证实的领域，必须向着科学指向的未知方向前进。不良童年经历研究的重点是童年经历，它证实了童年经历可以塑造个体健康。但从某个角度讲，这项研究只是一个粗糙的工具：它是一个很好的出发点，但没能把过去的经历、当前的自我认同和健康之间的故事完全梳理。我不由得好奇，那些我们没有关注过的、不良童年经历研究没有涉及的经历——比如早年间通过外界信息获得的对自我价值和缺陷的认识，我们的悲伤和难过，对曾伤害过自己的人的怨恨——会产生怎样的影响？对这些经历的认识与理解如何在经年累月的时间中改变着我们的身体？如何塑造我们的默认模式网络、决定我们看待自己与定义自己的方式？

第一次读到不良童年经历研究时我十分沮丧。要阻止这些经历在体内扎根、避免神经发育和生理功能受到影响，最好的治疗方法是早期干预。了解到这个事实很容易让人陷入绝望，尤其是当你知道自己的黑匣子里有很多坏东西的时候。我有。回忆自己的童年和青春期，我想起了那些年复一年充斥着有害压力的经历，它们可能导致我更容易患上各类疾病。参加不良童年经历测试时，我发现自己有7项之多。

7项！

看着这个结果，很难觉得自己不会患病。我现在发觉，父母曾在身体和精神两个层面对我施加了压力。每天的生活都像战争，我和弟弟们每天挨打。母亲会让我食用腐败的牛奶和食物，还会通过其他极端情境宣示她对我身体、精神和思想的全面所有权。我现在认为，她自己也有未得到解决的历史遗留问题，这可能导致我们之间的关系紧张。母亲过去常说，我们的问题开始于我两岁的时候，她离开了一个周末，再回来时我就不肯在她唤我的名字时上前了。她从未释怀，我们的关系一直不好。当我长大了一点，她就试图让我相信我内心深处蕴藏着邪恶的种子。她几乎成功了。直到离开那个环境我才知道，如果儿童保护服务中心了解我们家当时正在发生什么，他们会将我和兄弟姐妹们带离这个家庭。

回想起来，我是兄弟姐妹中被伤害最重的。我的兄弟姐妹现在都被各样慢性疾病困扰着。从那些绝症幸存者，尤其是本书中记载的惊人案例中，我学到了改变自身命运的关键：想要真正治愈灵魂，每个人需要的处方各不相同。对我来说，战胜童年创伤，确保自己的身体脱离慢性战斗或逃跑反应循环，就意味着摆脱不好的默认模式网络。

获得新体验可以帮助我们实现以上需求。离开日常环境、体验新事物可以让大脑退出默认模式网络与习惯行为模式，想要改变思维方式，甚至改变健康状况，这是一个巨大的机会。退出不好的默认模式网络，你就有可能创造并强化新的神经通路，从而覆盖已有神经通路。

“默认模式网络”一词听起来机械呆板，但它比过去常用的“自我”一词表述更加精准。“自我”在流行文化中的定义十分模糊，它大概是在说个体的身份认同或自我意识——我们如何整合潜意识与意识、体验冲动或平静的情绪、决定过上怎样的生活。当我们谈论自我时，其中通常包含了固定或永久性的意味，但事实上自我身份意识灵活多变。使用默认模式网络这个说法的好处是，它精确地捕捉到了自我身份的含义之一：自我身份是通过可以被编辑重塑的神经突触与通路实现的，如同一张可以随着时间变化被编辑重绘的地图。

摆脱默认模式网络

人依靠思维模式来生活。可以想象一下，如果每次开车去杂货店，你坐进驾驶位后都要重新思考如何使用油门踏板、方向盘、转向灯……那会是什么样的场景？我们能用潜意识处理这些小事，不假思索就可以完成日常行动。我们学着走路、说话、骑车、开车的时候，相应编码就被写进了默认模式网络，这对于生存与正常生活至关重要。

话说回来，驾车横穿城市时，使用默认模式网络当然更高效。但如果它会让人觉得自己残次破损、一无是处、毫无价值，那使用时还是小心为好。

在日常生活中，依靠默认模式网络处理例行任务是合理的。但是，让这些条条框框来定义我们自己是谁并不合理。只有以全新的眼光看待和了解自己，彻底的改变和康复才有可能发生。也许这就是人类数千年来一直在发明各种仪式性文化行为的原因，从祈祷到冥想，从跳舞到旅行，还有各种艺术，都能够帮助我们摆脱默认模式网络。

开始为黑色素瘤化疗时，米拉的身体状态前所未有的糟糕。她每天在床上躺20个小时，却仍然感觉十分虚弱，连带狗出去散个步都做不到。她一直在发热，感觉恶心口渴，每天都要喝大量的水。她的身体酸痛，关节仿佛在燃烧，有时候她都不知道自己是因为发热在颤抖，还是因为肌肉疼痛在抽搐。米拉还失去了对膀胱的控制，这让她怀疑自己是不是已经失去了意识。奇怪的是，她开始不停做一个同样的梦，栩栩如生的画面在眼前闪过——一双大而温柔的手出现在她面前。米拉不知道为何会做这种梦，但她认识这双手，它们传递出家的感觉。在某一次梦中，这双手开始为米拉缓缓翻动一本书，似乎在暗示米拉应该去阅读它。但米拉并不是很理解书中的内容，而且，本该是图片的地方只有一片空白。

米拉将这一切归咎于化疗，那些化学药物可能扰乱了她的睡眠节奏。但她有一种挥之不去的预感，告诉她需要从这些梦里学会些东西。它们生动而真实，并不像米拉此前的任何梦境。

有一次，米拉又梦到了那双大手，它翻动着米拉不理解的活页乐谱。但这次，一个声音响起了：“生活就像这些活页乐谱一样，它在弹奏华丽的乐章，你的耳朵却听不到。”

米拉醒过来，拿过便笺簿，写下了这句话。后来，她会记下醒来时的所有想法和感受，包括：

• 我没有光滑的边缘，也不能被放进盒子。
• 这是我计划的一部分。
• 目前还不能透露计划，但要有信心。
• 计划不能在恐惧中披露。
• 计划中没有图片，这就是我选择的呈现方式。
  ……

记录梦境及其意义让米拉开始以第三人称视角看待自己，从高处俯瞰自己的人生与她本人。家庭让米拉总觉得自己“有错”“不对”或者“不够好”，然而现在，她第一次看清了自己。从某个角度讲，米拉的人生就像一场表演，她在舞台上扮演一个角色，一个她与家庭在很久之前就决定了的角色。从一开始米拉的角色就是反叛者。米拉意识到，她并不是自己所以为的坏孩子，只不过是在扮演一个别人交代的角色而已。在某种意义上讲，这正是她的家庭所需要的。她并不完美，却完美地符合了家庭背景。米拉称之为“完美的不完美者”。

米拉开始明白，她一直在为别人表演，从来没有成为真正的自己。虽然看上去独立又有抱负，但米拉的一生一直在取悦别人——父母、领导、儿子，从未取悦自己。

她说：“不管那些梦境或幻象是什么，它们都很治愈。我不再觉得自己做错了，反而意识到自己很完美。我有着完美的缺陷，完美地贴合我的亲身经历。”

同时，米拉也像其他经历过自发缓解的人一样，做出了重大而艰难的改变——这往往是人们面对绝望诊断时的不自觉选择。她改变了自己对饮食和营养的看法与摄入方式。化疗让米拉很难进食，所以她把自己的食谱聚焦在了营养密度最高的食物上，并尽可能多地摄入。米拉还意识到，自己需要关注一下如何进食：放慢速度，享受过程，将营养进入体内的流程具象化。米拉还从公司请了假，改变了生活节奏，以此来缓解压力，逃离慢性的战斗或逃跑反应。

这里，我想说明一些事情。米拉很幸运，她有能力做出请长假的决定——有存款，公司也认可她这些年来辛勤工作的成果，给了她很大的自由度。她刚替公司完成了一个大项目，领导层告诉她想要休息多久都没关系。我们必须明白，不是每个人都有像米拉这样的选择权，对于许多人来说，维持正常生活意味着被困在某些让治愈自己变得更加艰难的例行事务中。

但是治愈更多关乎内心，而非外部环境。你并非一定要辞职才能改善健康状况、获得根本治愈，也不需要拥有很多可支配收入。最富有的人可能罹患最严重的疾病，相较之下，贫穷的人也可能经历惊人的康复。有些康复策略的确有一定的经济门槛，比如瑜伽、罗尔芬健身法、有机食品，但归根结底，治愈是不能用钱买来的，世界上没有银色子弹，没有让健康状况突然改善的外部力量。当我们总览自发缓解的全景时，就会发现每个人都找到了自己独特的康复之路。

米拉现在认为，那些昂贵的尝试并不是康复的决定性因素。放假肯定有帮助，它意味着足够的睡眠、休息与反思。但从根本上讲，假期对米拉来说意味着设定界限，让她有条件拒绝那些不太必要、压力过大或者牵扯精力过多的事情，不再为错过会议、不能每时每刻处于工作状态而心怀愧疚。

“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是，我意识到自己不欠别人任何东西，唯独对自己的身体有所亏欠。”

医生期盼肿瘤缩小30%，这样就刚好可以手术，但米拉知道这几乎不可能实现。她还知道，肿瘤再长大一点就可能损伤脖子中的重要结构，所以她开始追踪梅尔的尺寸变化。米拉本担心梅尔会长大，但突然之间，梅尔开始迅速缩小。米拉给医生打电话说，梅尔正以每周半英寸的速度消失，甚至超过了30%的目标后还在缩小。起初医生并不相信，可亲眼见到米拉时，他感到惊讶和茫然。

“一定有很多人为你祈祷。”最后医生这样说。没有其他解释了。

“单病例随机对照试验”

米拉仅仅是对化疗药物高度敏感吗？

不同个体对化疗的响应各不相同，米拉的响应远远超出了这种化疗药物已知的效果范围，甚至是可以想象到的最夸张的范围。医生没办法将米拉身上发生的事情归因于治疗。肿瘤像热炉子上的冰块一样融化了，缘由无从知晓。

几个月之后，梅尔已经缩小到从外部看不到的地步了。米拉的医疗团队十分震惊，他们好奇那里到底发生了什么。

只有一种方法可以得到答案。

主治医生按计划进行了颈部手术，成功从米拉右侧的脖子上移除了33个淋巴结。肿瘤通常会通过淋巴系统扩散，所以医生们往往通过检查摘除掉的相关淋巴结来评估肿瘤的扩散情况。医生还想要移除剩余的肿瘤，但做不到，因为没有了。病理报告显示，米拉身上完全没有疾病痕迹，从肿瘤位置移除的组织上也仅显示出淡淡的黑色素漩涡，印记着那里曾经存在的东西。这是一个不可能的结果。梅尔，那个复杂到颇有美感的恶性肿瘤，曾飞快长大、压迫着米拉颈总动脉的肿瘤，就这么消失了。

但凡有人问起，米拉都会说，华盛顿大学的医生们给了她无与伦比的照护。医生们技术精湛，富有同情心和奉献精神。米拉一直都在强调感激之情，但同时也讶异，医生们对那7个月间她所做的事情并不是十分好奇——从确诊无法治愈的转移性癌症，到得到疾病痊愈的诊断，米拉的一些行为可能影响了这次意外康复。医生们确实对米拉的康复惊诧不已，他们在学术期刊上发表了一篇病例报道，还在学术会议上分享了这一案例。现在见到米拉，他们会和她击掌，称她为“神奇女侠”。但似乎，医生们满足于把米拉的康复当作一个谜团。米拉就是他们所谓的“单病例随机对照试验”，从统计角度讲，她自成一类，是一个孤零零的数据点。

我们无法确定经历惊人康复时米拉体内发生了什么，也没办法预知康复是否会发生，所以不能观测它的发生过程。现在，我们能做的是努力完善拼图。虽然仍有缺失，但图案已经逐渐清晰了。

我们知道，像不良童年经历这样的创伤体验，以及其他类型的压力或负面经历，都可能成为默认模式网络（标记一个人局限性的大脑地图）的一部分。找到脱离默认模式网络的途径不仅能带来思维方式的转变，甚至还能带来人体在化学物质和分子水平上的功能性改变。人无法改写过去，但能够改变自己的体验方式。我们可以选择让哪些经历成为未来默认模式网络的一部分。

如何做到这一点？从感知开始。

米拉曾告诉我：“感知创造思想，思想创造感受。”如何感知和理解世界——包括我们自身、他人、万事万物——决定了我们对世界的体验和记忆、对生活的感受，以及最终的生物学响应。这些反应会一直流向人体的每个细胞。我们已经讨论过转变压力认知（从“威胁压力”转向“挑战压力”）和这一转变对人体生物学的影响，这里我想要阐释的是更深一层的概念。当你不仅仅改变了对生活压力的看法，还改变了对生活、生命、根本自我认同的看法时，你的健康状况可能获得更大改善。

那么，如何摆脱旧的默认模式并改变感知？最简单的方法是从体验开始。尝试新事物往往是从崭新视角看待自己和周围世界的第一步。打破日常习惯意味着把自己放入新的情境，这是一种挑战你对自己的假设（包括我是谁、我能做什么）的很自然的方法。冥想、瑜伽、旅行……都是摆脱默认模式网络的好方式。对于我来说，重要的是学习新事物、尝试新体验和新的思考角度。也许有一千种方法能够带来新体验，然而关键并不是“获得”而是“吸收”，你需要积极利用切合实际的方式让新体验中的新真理融入生活。如果没有按照新的信念改变自己的日常生活，米拉的梦境和新想法只会退却成模糊的记忆。经历自发缓解的人们打破了默认模式，摆脱了曾经的局限，从全新的视角看到了自己、体验了世界，然后把获得的新知识融合进了他们的生活与生命之中。

对于米拉来说，梦境催化了这一过程，但这是无法主动控制的，你不能要求自己也做一个这样启示性的梦。有些经历无法强求，也无法被设计，但你可以向自己询问一些有利于自我评估的问题，比如：我的故事是什么？我对自己讲述的关于我的故事是什么？别人讲述的关于我的故事是什么？这些故事哪部分是真实的，哪部分是错误的？

你也可以对一些可能的体验保持开放的态度，当机会到来时，尽可能地抓住并充分利用。米拉没有拒绝潜意识的沟通尝试。你的潜意识、你的免疫系统有没有可能曾经尝试引起你的注意？米拉留心到了，并认真聆听、汲取了潜意识带来的信息：她记录下了那些信息，通过日记梳理了自己的思绪和感受。米拉保持了基本的开放思维，重新反思了对于自身和生活追求的根本看法。

然后，重要的是，米拉把她获取的经验应用在了日常生活中。她开始把自己的健康放在首位，增进了与伴侣的沟通，并为一直以来由于被工作中的“成就感”绑架而忽视的目标和梦想腾出了更多时间。修复自我认同和对自身的新理解让米拉重写了自己的生活规则。她把这段时期称为“绝对的命运改变期”。

也许经历了惊人康复的人们成功找到了那些久远之前形成的自我认同（它们好像是钢铁锻造的，年头不短了），然后将其熔化重铸了。这些人的物质组成没有发生变化，但是，他们找到了被埋藏在那些听来的故事、内心的创伤、背负的压力和重担之下的真正的自我，找到了突破默认模式网络的方法，得以从全新的视角看待自己、体验世界。

新版本的我们会怎样理解世界？我们如何安排事情的轻重缓急、会通过什么样的改变减轻压力、增加快乐？在面对应激激素和这些激素对细胞的可能影响时，崭新的我们所拥有的躯体将产生哪些化学反应？这个版本的我们如何更好地沉浸在副交感神经兴奋状态的生活中？

深入探究这些医生也无法解释或理解的康复案例时，就会发现自我认同与免疫系统间联系密切。也许最终决定身体土壤健康程度的因素是我们是否了解最真实的自己——抛开所有你认为自己需要在世界上扮演的角色，在表面和面具之下，在“应该如何”和他人的期待之外自由生活。根植于内心深处、最为核心的自我认同会像涟漪一样淌过一切，决定了你的想法、感受和看待自己的方式；决定了你是否会为自己留出时间，是否会强迫自己走出户外进行深呼吸，是否会把最好的食物放进身体；还决定了应激反应出现的时机、频率和方式，激素释放的确切水平，以及特定细胞对激素冲击的响应。

米拉的医生惊奇地称米拉是“单病例随机对照试验”，从本质上讲，这意味着医生认为米拉独一无二，与任何人都不一样，都不是同类。在医学文献中，这一术语的解释是仅有唯一受试的临床试验，在这样的试验中，任何干预或方法都仅在一位患者身上测试，并且高度个体化，专门为受试患者量身打造。从某种程度上讲，这是医疗所能做到的个体化的极致了。也许我们每个人都需要像米拉那样进行自己的“单病例随机对照试验”——通过自己的“临床试验”找到自己应该做出的改变，然后投入其中。随着讨论的深入，我会介绍具体的实践方法——如何进行迫在眉睫的、基于个体的健康实验，也是本书中记录的绝症幸存者们进行过的实验。

我们可以借助本书前几章讲述的步骤帮助身体重获自然康复的能力——聚焦于免疫系统，增强免疫功能，拒绝炎症性食物，提升高营养密度食物比例，改变压力应对方式，学习摒弃脑中纷乱、进入副交感神经兴奋状态的技巧。每个人都能做到这些事，它们大有裨益，甚至可能带领我们像汤姆、朱尼珀和简那样，在做出艰难而重大的生活改变后迎来惊人康复。然而，从多年研究中我获得最大的经验是，我们需要更加深入，潜入一切的根源追问我们是谁。因为归根结底，自我认同可能决定了我们是否能利用这些学到的工具和方法重归副交感神经兴奋状态，恢复和保持健康。

现在米拉不再算是癌症患者了。但是因为结果和预后相差太大，米拉仍然会定期进行肿瘤筛查，只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两次筛查的时间间隔越来越大：起初是每个月，然后是6个月，后来，米拉终于说服医生一年进行一次筛查。最终，看着多年干干净净的检查结果，肿瘤科医生诧异地摇了摇头。

“好吧，”他说，“好像我这辈子确实有了个机会对这种疾病说出‘治愈’这个词。”

①也叫追踪研究，是指在一段时间内对相同研究对象（如人）的重复观察。

②Mel，是黑色素瘤的英文melanoma的简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