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狂飙的文学叙述——列国志小说的演变轨迹勾勒
当春秋战国时代的历史风暴凝聚成史传中行行精炼的文字记载时，后来者并未漠视那逝去的岁月。文人墨客及民间艺人，把史传中记叙的令人难忘的历史人物和动人心魄的历史事件，以通俗的语言连缀成文，改编成戏，搬演讲唱，使沉积在史传中的善与恶、美与丑展示在读者和观众面前；将隐含在字里行间的爱与憎、喜与悲表现得淋漓尽致。
史传庄重、简括的叙述转化为活泼、通俗的文学叙述和形象、生动的戏剧表演，使普通民众由此得知在他们世代生存繁衍的热土上，曾经发生过的一切。
于是，陌生的历史人物变得众人皆知，久远的历史事件变得家喻户晓。
于是，普通民众纷纷从戏曲小说中寻觅历史，又从戏曲小说对历史的感悟与思考中，得到启迪与教益。
（一）全相平话
春秋战国史事，早在唐代变文中即有演叙。敦煌藏经洞发现的《伍子胥变文》，据《左传》《吕氏春秋》《史记》《吴越春秋》等史传敷衍而成，比较详细地描述了伍子胥蒙冤出逃、颠沛流离、入吴为臣、破楚复仇、劝谏吴王被赐死等事迹。《伍子胥变文》说唱结合，韵白相间，语言浅显通俗，具有较强的艺术表现力；其中塑造的伍子胥形象，颇富传奇色彩，十分生动，很有艺术感染力。
在戏曲创作、演出的繁盛时期，春秋战国史事也是其取材和表现的热点之一，仅元明北杂剧中即有约四十六种剧本演叙列国史事（笔者据邵曾祺编著《元明北杂剧总目考略》而统计）；如关汉卿的《姑苏台范蠡进西施》，高文秀的《相府门廉颇负荆》《伍子胥弃子走樊城》，郑廷玉的《采石渡渔父辞剑》，白朴的《楚庄王夜宴绝缨会》，等等。四十余种剧作均以表现人物事迹为主，如管仲、鲍叔牙、齐桓公、晋文公、赵氏孤儿、程婴、公孙杵臼、伍子胥、孙武、西施、范蠡、勾践、廉颇、蔺相如等；剧本在描写历史人物的悲欢离合与不同命运时，也将与人物紧密相联的历史事件展示给观众，使观众在特定的时代氛围中，更加深刻地理解人物的思想情感，更加准确地体味人物的生存境况。
元代全相平话的刊印，进一步拓展了通俗文学作品演叙列国历史的视野。元刊平话现存五种，是元代建安虞氏于至治（1321—1323年）年间刊刻的，一般认为均是元代讲史艺人的“说话”底本；其中，《全相平话武王伐纣书》、《全相平话乐毅图齐七国春秋后集》《全相平话秦并六国》三种，分别叙写西周、东周史事。孙楷第《中国通俗小说书目》还著录有《吴越春秋连像平话》，此书未见，胡士莹推测此书也是建安虞氏刊刻；平话当叙写春秋末期吴越争霸事，伍子胥的故事可能是书中的主要内容之一。
平话在演叙西周、东周史事时，以正史为依据，汲取前代通俗文艺作品的故事情节，借鉴其艺术表现手法，并杂采野史、史传释文、异闻传说等构撰成书；因此，作品的内容和艺术风格均不同程度地反映出民间文学的特征。
例如，《全相平话武王伐纣书》（别题《吕望兴周》）叙述商亡周兴的历史，描写商纣王专宠妲己、残害忠良的种种荒淫、暴虐的行径，讴歌西伯侯姬昌的贤德、周武王姬发的英武。作品的描写虚实相间，不乏神魔怪异的情节，如小说结尾写殷郊斩妲己：
不斩万事俱休，既然斩着，听得一声响亮，不见了妲己，但见火光迸散。似此怎斩得妲己了?太公一手擎着降妖章，一手擎着降妖镜，向空中照见妲己，真性化为九尾狐狸，腾空而去；被太公用降妖章叱下，复坠于地。太公令殷郊拿住，用七尺生绢为袋裹之，用木碓捣之。从此，妖容灭形，怪魄不见。
作品的这种描写虽然与历史真实无涉，却突出地表达了民间的爱憎和意愿，也反映出民间的审美趣味。这部平话的神怪色彩，对明代著名神魔小说《封神演义》具有深刻的影响。一般认为，它是许仲琳创作时依据的祖本之一。
再如，《全相平话乐毅图齐七国春秋后集》记叙战国时代燕齐两国争战事，称颂贤君仁政，谴责暴君无道，表现了民间的政治理想与道德准则。但小说仅以史实为框架，其主要内容是描写神仙斗法，如写孙膑与乐毅对阵：
毅见石丙不胜袁达，使一小计，用乌鸡血向西北打一喷，狂风忽起，吹砂走石。……孙子见风起，咬破舌尖，望空喷起，狂风大作。……乐毅急走，被绊马索绊倒在地上。
因为小说虚构成分多，作者得以自由发挥其想象力，使情节情趣盎然，奇诡多姿。
此外，小说中的描写还具有鲜明的说唱文学特点。如写齐军出征伐燕的场面：
但见前排甲马，后列军兵；遥闻金鼓震天，远望旌旗蔽日；刀枪如霜凛凛，衣甲曜日辉辉。端的枪刀如芦苇，人马撮风行。
如写齐、燕军将对阵：
两阵俱圆，撞出一员猛将，怎生打扮?黄金盔上，偏置烂漫红缨；白锦袍中，最称光明铜铠。手掿宣花月斧，腰悬打将铁鞭。乃齐将袁达，厉声高叫索战。燕阵撞出一将，绛袍朱发，赤马红缨；手把三尖两刃刀，腰上双悬水磨简。乃燕将市被。
上述描绘，可谓气势勇猛，色彩灿烂、对比强烈，将大军远征的气氛和战将鏖战沙场的雄姿，渲染得逼真生动，刻画得栩栩如生。此书所叙燕齐两国间残酷的杀伐，亦真亦幻，实则以神奇之笔墨写平凡之人，以重新组合及虚构的历史事件，表达出民间的历史意识。
另如，《全相平话秦并六国》（别题《秦始皇传》）铺叙秦灭六国及秦帝国覆亡、楚汉相争及刘邦建立汉朝史事，全据《战国策》《史记》等史传敷衍成书，几无虚构，除个别年号及某些史事失考外，均符合史传记载。小说叙述语言也竭力模仿史传的叙述风格，文白夹杂，平铺直叙，甚至直接袭用《史记》原文。郑振铎评价本书说：“这是一部‘人’的书，而不是鬼怪的书，只是一部写人与人之间的争斗，却不是写仙与仙之间的玄妙的布阵斗法的。……此书的叙述，已很忠实于历史，已与罗贯中、冯梦龙诸作家的著作讲史的态度很相近的了。”（《插图本中国文学史》）将本书与前两部平话相比较，郑振铎的评价十分中肯。
但是，本书毕竟属于民间文学作品，即使在实录史实时，也偶有神怪情节；在描写战争场景时，则袭用讲唱文学常用的套语。如小说描绘赵军偷袭秦军营寨的夜景：
当日天晚。怎见得?疏林高处，飞鸟高宿噪声喧；野草荒郊，鸟兽尽投岩下宿。飒飒悲风寒峭，濛濛薄雾笼遮。数行旅雁落平沙，几点疏星明远汉。
又如描写秦楚两军即将争战时的晨景：
巴到次早天明，只见：银河星淡，玉漏声残。月挂柳梢，露迷桃叶。渡远汉星稀落落，荒郊雾拥重重。寒泉响处，依稀野渡溪桥；曙色未分，隐约水村山馆。未睹林间梵宇，但闻云外钟声。征商行客登古道，无限艰辛；才子佳人缠绣阁，尚贪欢笑。渔父鸣榔惊起鹭，牧童驱犊出庄门。驿马嘶风，邻鸡报晓，天阙张开青布幕，海门推出赤金盘。
上述两段景物描写，略嫌粗疏，且具有某种程式化的倾向，但作者将这两段套语运用得十分恰当：前者暮色四合、夜幕渐垂的凄清景色，给即将发生的夜战笼罩了一层神秘色彩，造成了一种肃杀气氛，使人感到了无边昏暗中隐藏的杀机。后者则点染出一幅恬淡、静寂的清晨图景。天色渐亮，人们开始为生活而忙碌，然而，在这似乎与往常一样平凡、平静的早晨，一场血腥的厮杀即将开始，丛林中隐蔽着武装的军士和待令而出的战马，这种平和的气氛将被喊杀声和刀枪撞击声所打破。
这部平话不仅在艺术上表现出民间文学的特色，而且在思想倾向上也明显地反映了民间对周末秦初、秦末汉初历史的基本评价：抨击秦始皇的诈力称雄及秦王朝的残暴无道，赞颂“宽仁爱人”的汉高祖刘邦所实行的仁德政治。
全相平话在列国志小说的演变过程中，具有承上启下的作用：首先，平话在思想倾向、故事情节、艺术风格等方面，继承、发展了唐代变文、宋代讲史、元代戏曲的民间文艺传统，并对后世长篇列国志小说产生了深远影响。
其次，平话在刊印形式和叙述体制上，明显地借鉴了唐代变文和宋代讲史。唐代讲唱变文时，往往同时展示与内容有关的图画，以增强讲唱的艺术效果；有的变文卷子背面即附图画，每段图画都与变文内容相呼应，颇似后世的插图本小说。全相平话则每页均分为上下两栏，上栏刻图像，下栏刊文字，图像也往往与内容有关。全相平话这种图文并出的刊印形式，或许不是直接仿效变文的结果，但在某种程度上，变文可被视为形成平话刊刻形式的显著因素之一。另外，平话的叙述体制与宋代讲史一脉相承，分卷分目，卷首与结尾分别有开场诗和收场诗；采用断代编年叙事方法，正文中多穿插诗词韵语、书信表章，意在使描写形象、活泼，并增加小说的历史真实感。平话在刊印形式、叙述体制方面的特点，不仅对后世长篇列国志小说影响巨大，而且对明清章回小说体制的形成具有重大意义。
元代建安虞氏将讲史艺人的底本增加插图刊行，使口头文学形式转变为书面文学形式，既在小说史上具有深远意义，又是列国志小说演变过程中的重大转折。平话本身的性质使它侧重铺叙历史事件、描摹厮杀场面，而疏于细腻地刻画人物形象，且因未经加工润色，文字粗陋，错讹迭出。平话一般均有数万言，已初具长篇历史小说的规模，而三种演叙西周、东周史事的作品，则是后世列国志小说的雏形。它们第一次将列国史事敷衍成历史小说，完成了列国史事从历史叙述到文学叙述的跨形态转化。
（二）章回演义
元末明初出现的长篇历史小说《三国志通俗演义》，不仅标志着长篇小说的成熟，而且标志着历史小说已经完成了从宋元讲史、平话到章回演义的蜕变。《三国志通俗演义》为长篇历史小说的创作确定了规模和体制，提供了成功的范例。中国小说从此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
经过长期酝酿，第一部比较全面地演叙列国史事的章回历史小说《春秋列国志传》（以下简称《列国志传》），终于在历史演义小说的创作大潮中成书。
一般认为，《列国志传》为余邵鱼编集，但也有学者推测当为余象斗编集。余邵鱼，字畏斋，福建建宁府建阳县人，约生活在明朝嘉靖、隆庆年间，是余象斗的族叔。余象斗，字仰止，一字文台，号三台山人，福建建安人，约生活在明朝隆庆、万历年间，是闽南著名的通俗小说编著者及刊行者。余象斗除刊印《列国志传》外，还编著或刊行有《皇明诸司公案传》《三国志传评林》《水浒志传评林》《西游记》等通俗小说。
《列国志传》主要有八卷、十二卷两种版本。八卷本中，除明内府钞本外，现存明万历三十四年（1606年）三台馆余象斗重刊本，名《列国志传评林》，题“后学畏斋余邵鱼编集，书林文台余象斗评梓”。八卷，二百二十六节。本书版式与元刊全相平话相近，每页上图下文，图文并出。全书卷一至卷六为上部，叙西周及春秋史事；卷七和卷八为下部，叙战国史事。十二卷本现存明万历四十三年（1615年）龚绍山刊本，名《新镌陈眉公先生批评春秋列国志传》，题“云间陈继儒重校，姑苏龚绍山梓行”。十二卷，二百二十三节，每卷前附图十幅，书中有陈继儒批语。全书卷一至卷九叙西周及春秋史事，卷十至卷十二叙战国史事。《列国志传》还有许多坊刻本，均从上述两种明刊本演化而出。
《列国志传》是余邵鱼在元刊《武王伐纣书》《乐毅图齐七国春秋后集》《秦并六国》等平话基础上，汲取民间有关列国史事的异闻传说，根据《左传》《吕氏春秋》《史记》等史传改编成书的。全书以二十余万字的篇幅，较为完整地叙述了从商纣王即位至秦始皇统一六国的八百余年的历史，将变化多端、头绪繁杂的史事作了初步的整理，并用比较通俗的语言表述出来，是长篇列国志小说的开山之作。
余邵鱼在编著《列国志传》时，有意仿效《三国志通俗演义》的创作方法，虽然这种努力并不十分成功，小说的艺术水平也不高，但是他在列国志小说的演变过程中却作出了重大贡献：《列国志传》是列国志小说从民间创作转向文人创作的标志，也是一部真正的长篇历史小说。这虽是步履蹒跚的一步，但也是决定性的一步。
《列国志传》的刊刻流传，吸引了一位著名通俗小说家的注意力，他就是冯梦龙。
冯梦龙（1574—1646年），字犹龙、耳犹、公鱼，别号龙子犹、墨憨斋主人、吴下词奴、香月居主人、顾曲散人及詹詹外史、茂苑野史、绿天馆主人等等，长洲（今江苏苏州）人。冯梦龙一生中的主要精力，都放在通俗文艺作品的搜集、整理、编纂、改编、创作、刊印等工作上，编、著甚丰，是明代唯一在小说、戏曲、民间歌曲三方面都作出了杰出贡献者。
冯梦龙少年英才，博学多识，颇有声名，而他的青年时代则是在研读《春秋》中度过的。冯梦龙早年为参加科举考试，曾苦治《春秋》二十载，著有《春秋衡库》《麟经指月》《春秋定旨参新》《别本春秋大全》等研究《春秋》的专著，在当时备受称誉。然而，冯梦龙进学之后却屡试不第，科场蹭蹬，空余壮志。仕途坎坷，使冯梦龙成为杰出的通俗文艺家，但青年时代二十载编织的致君泽民的梦想，或许一直萦绕在他的心底。《列国志传》的刊行，使冯梦龙在晚年得以用另一种形式，在某种程度上了结了宿愿：他以二十载研治《春秋》的深厚史学功力和精湛的艺术造诣，将余邵鱼的旧作重加辑演，改写成一部巨著——《新列国志》。
《新列国志》以《左传》《国语》《史记》为主要依据，参考《孔子家语》《公羊》《谷梁》《乘》《梼杌》《管子》《晏子》《韩非子》《孙武子》《燕丹子》《越绝书》《吴越春秋》《吕氏春秋》《韩诗外传》《说苑》《新书》等众多著作，对《列国志传》进行重新锻造，使《新列国志》成为精心构撰之作：“考核甚详，搜罗极富，虽敷衍不无增添，形容不无润色，而大要不敢尽违其实。凡国家之废兴存亡，行事之是非成毁，人品之好丑贞淫，一一胪列，如指诸掌。”（《新列国志·叙》）“其描写摹神处，能令人击节起舞；即平铺直叙中，总属血脉筋节，不致有嚼蜡之诮。”（《新列国志·凡例》）
《新列国志》以七十余万字的篇幅，集中叙写了春秋战国五百余年间的风云变幻。小说的内容分为两部分：前八十三回记叙西周末年宣王亲征姜戎，败绩于千亩，国中流传不祥的童谣；周幽王即位后暴虐无道，专宠褒姒，烽火戏诸侯，导致申侯联合西戎攻破镐京；周严王迁都洛邑，王室日趋衰微，诸侯互相侵伐，天下多事。春秋时期，齐桓公、晋文公、秦穆公、楚庄王、越勾践相继称霸，宋襄公争霸未成，吴王夫差则断送霸业。后二十五回记叙韩、赵、魏三国分晋而立，七雄对峙，逐鹿争鼎；魏、齐分别任用庞涓、孙膑展开激战，秦王任用卫鞅变法图强；苏秦游说六国合纵攻秦，秦用张仪破坏六国联盟；秦王政遣秦将率军灭六国，天下一统归秦。小说所叙史事均按史传次第敷衍，事取其详，文撮其略，纠正了《列国志传》中的许多讹误，弥补了许多疏漏。余氏旧作中虽有商末及西周的内容，但其春秋战国时代史事，远不及《新列国志》详尽、丰富。
《新列国志》现存明末金阊叶敬池刊本，一百零八回，卷首附图五十四幅。孙楷第据此本推测本书或作于明末崇祯年间（《戏曲小说书录解题》）。此外，本书还存明末赠言堂刊本，清朝康熙年间刊本及德聚堂刻本等。
冯梦龙编著的《新列国志》是列国志小说的集大成之作，它标志着列国志小说代表性作品的诞生，是列国志小说演变过程中的一座丰碑。
然而，冯氏作品的广为流传，却在百年之后。
清朝乾隆年间，南京文人蔡奡使冯梦龙的小说风行于世。
蔡奡，字元放，号野云主人、七都梦夫。清江宁（今江苏南京）人，生平不详，但知他曾评点过陈忱著《水浒后传》。其时，蔡元放家居多暇，有感于史传浩潮，文字简奥，读者不免头岑岑、目森森，视读史如入苦海的状况，利用读者喜读稗官小说的心理，欲使读者在轻松愉悦中增长历史知识，并从中受到教益；于是便取冯梦龙的《新列国志》略加增删润色，订正其中的某些错误，删去某些虚构情节，并附加大量评语，改易书名为《东周列国志》刊刻发行。从此，带有评点的《东周列国志》遂广为流行，经久不衰，成为近二百余年来长篇列国志小说的通行本；而余邵鱼著《列国志传》、冯梦龙《新列国志》原本则逐渐湮没，在广大读者中甚至鲜为人知。
《东周列国志》实际是《新列国志》的评点本，两书内容基本相同，仅有细微差异。如，《新列国志》第十回写祝聃战死，但第十一回却写祝聃仍在沙场拼杀；类似这种情节矛盾处及其他一些讹误，蔡元放均予以改正。此外，蔡元放对冯氏原著的文字又作了进一步加工、润色，使小说的语言更加通畅、生动。当然，《新列国志》中的错误，蔡元放也有未加改正者。如，小说第一百零三回已写庞煖因箭创而死，第一百零四回却仍写庞煖与李牧共同伐燕。类似情节疏漏处，《东周列国志》依然如旧。但是，蔡元放评点《新列国志》，“条其得失而抉其隐微”，易名刊行，使列国史事因而广为传播，其普及历史知识的功绩也不应埋没。
《东周列国志》流传甚广，刊本众多。据现有资料推定，最早刊本是桐石山房藏板本，题“东周列国志全传”，“秣陵蔡元放批评”；二十三卷一百零八回，卷首有乾隆十七年（1752年）春蔡元放序，冠像二十四幅，并有“读法”及“封建地图考”。此外，本书还有星聚堂本、义和斋本、森宝斋本、经元堂藏板本等等。大约在乾隆四十年（1775年），又出现了四知堂刊《东周列国志辑要》。此书是清人杨庸据《东周列国志》删削成书，分为八卷一百九十节。杨庸将冯氏原著删繁为简，枯燥乏味，实为点金成铁之举，故此书虽是《东周列国志》的简本，却并不受读者青睐。
变文，戏曲，全相平话，章回小说。
春秋战国史事从历史叙述转变为文学叙述，经历了几番蜕变，凝聚了几代通俗文艺家的心血。在列国志小说演变过程中，《列国志传》是报春的花朵，《东周列国志》则是金秋的硕果。本书后两章将重点评介这两部小说，以使读者对它们能够有进一步的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