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部意趣迥异的《东汉演义》
汉文帝“仁德孝慈，忠良睿哲，惜军爱民”，在诛除吕氏的斗争中，虽无寸功，却仍被拥戴为“有分洪福、抚治万民”的有道圣君，汉家天下终于出现了转机，于是“天下太平，五谷丰登，四隅宁静，万民乐业，鼓腹讴歌”。“宽仁爱人”，是《平话》鉴别有道圣主与无道暴君的标准，汉文帝符合这一标准，终于被平话艺人所接受。
平话的任务是演史，但又是真正意义的小说。《前汉书平话续集》有许多完全偏离史实的场景和细节，有的完全是凭空的向壁虚造，如写韩信死后，楚州骁将夏广大怒，与孙安、柴武等众将聚兵四十万，要与韩信报仇。他先闯到蒯通家中，腰间取剑，责问道：“本主已死，尔却论功受赏，我特来取你；何计与主公报仇？”及六将攻至长安，又声言“只要太后，与主报仇”。高祖无奈，用陈平之计，于城中拘刷似太后颜貌妇人，斩首后将头吊下城去，不想又被蒯通识破，高祖竟然宣吕后上城，“孙安望着吕后射之，六箭不中。六将大惊，乃天助也。吕后终托着皇帝福荫，忽见一条金龙护身，于是六将拔剑自刎而死”。这些，通是毫无政治生活经验的市井艺人杜撰的不经之谈。
《平话》也杂有神怪的成分。如写梁王彭越奉诏来至长安，“路逢一老鸦，于梁王头上啅噪，梁王不忍，张弓射之。箭落处不见老鸦，见一石碑，上穿一箭，前来视之，上有金字一十四字，曰：‘去年折了擎天柱，今岁合摧架海梁。’梁王有疑惑之心。”又写吕后斩了梁王，将体肉作羹，送与九江王英布：
此时，正是仲夏暑热，英布于扬子江中放舡。使命至，就于江中见英布。英布接诏，拜毕，使曰：“帝王前者宣天下诸侯尽赴宴，惟有大王不至，今遣小人特来送羹。”布谢毕，对使食之。食讫肉，问使曰：“此羹甚肉？”使曰：“乃大梁王彭越肉也。”英布急将手指于口内探出食物，吐之江中，尽化为螃蟹。
神怪的描写，同谴责吕后的无道残忍，是完全合拍的，彭越之肉化为螃蟹，也许正是采自当时民间的传说。
汉文帝是《平话》理想中的圣君，当他被迎入长安前，其母薄姬嘱道：“我儿欲去，依我言语，日当午时登位可矣。”不想近臣扶他上龙床时，时已“午未”（即已过正午），他便举手祝告上苍：“吾有分为君者，太阳回午。”果然太阳即回正午时，从而证明汉文帝确有回天之力：“忠臣扶立千年圣，汉家天下已回春；日正端门登极位，万国来朝有道君。”
《平话》写战阵，也已超越史传的简练笔法，极力铺张渲染，颇开后世小说斗阵之先河。如写陈豨与汉军决战的场面：
旗幡脚映日遮天，军马动万丈尘埃。外辕门对着里辕门，中军帐前先锋，后有玄武护尉，左有青龙助势，右有白虎盘营。战尘郁郁，杀气腾腾，遮笼四野，蔽塞五方，帐西南取条鹿巷。长计人陈豨正铺谋定计，已早天明。
寅时左右，豨见正南上旗号遮天映日，征鼓振地喧天，兵马如飞。都无一饭间，汉兵至正北面，见龙虎旗引路，五十万御兵随帝，相对着五七里下营。黄罗旗盖下，见三千个锦衣簇拥，二百员战将遮护。
高皇宣周勃排甲马，点斟军兵。周勃领圣旨，即排一阵，名蛟龙混混海，势如蟠蚖屈屈，两口压阵，四面旗睹军。前排长枪当锋，后列弓弩攻威。周勃向军阵前便骂：“反贼怎敢无端！汉王有甚亏待你，教你前退番军，却向此处造反！吾特来伐罪。”陈豨闻言罢，不语，又见蛟龙阵，心生怒了，即便排一阵，名大鹏金翅阵，头如铧嘴，两翅似征旗遮阵，闪出杂彩旗，点布青红白黑黄，阵圆如飞鹏振翅，军马似竹笋，准备与汉军交战。周勃传令，交先锋出阵，跃马直取陈豨，二十万御军一齐打阵，两家未见胜败。步军开弓蹬弩，马将舞剑轮刀，怎见得如何厮杀？有诗为证：
人逢短箭高张口，马中长枪不起头。
血如流水尸横算，日月无光天地愁。
陈豨大败汉军，杀的数马余人，尽皆乱走。周勃阜高处见汉军大败，踪马来奏高皇。高皇大惊，敕令众诸侯将五十万兵一齐助杀陈稀。举旗号，四面见，一齐掩杀。当日两家大兵雁门东河曲大战，天愁地暗，日月无光，狂风飒飒，杀气腾腾。刀举处人头落地，枪搠处马早翻身；箭如雨点，旗脚翻风。陈兵、汉兵，不分胜败。
陈豨恐本军不利，急向营前再索军号，混来救应，先截西方庚辛金白旗，刘武到来撞开，分作两队；又截红旗，李德军到来杀汉军；又截青旗，宋公达军马到来上阵；又截皂旗，正北上，程彦雄领军马来杀汉军。被陈豨五处兵攻击，救头不救尾，汉军大败，向那西南路上走。被陈豨杀到三十余里，教汉皇叫苦不迭。
总之，宋元平话艺人不光对正史以外的遗闻轶事有兴趣，更对勾画历史的大系统有兴趣。与早期以两汉史事为题材的文言短篇小说只记史事的某一片断、人物的某一侧影不同，宋元平话之写两汉史事，已超越了正史纪传体的局限，将两汉的“兴废争战之事”，构建为完整统一的长篇小说。在历史演进的大框架中，包容了以往种种遗闻轶事，并增益以自己的想象虚拟的成分，反映了市井瓦舍艺人以自己的历史观和审美观重新认识历史和评价历史的意向，从而为后世长篇历史小说的最终形成，开辟了道路。他们的历史功绩，是值得赞扬的。
三 通俗演义的佳构——《西汉演义》
以两汉史事为小说，起步虽然很早，但明初的长篇通俗演义，却是以三国为突破口的。在罗贯中成功地写出了《三国志演义》并获得极大的社会效应以后，讲史演义的取材才逐渐向两头扩展；向上推移，自然就是两汉系列的小说了。
现存两汉历史演义中，最早的是万历十六年（1588年）刊题“鳌峰后人熊钟谷编次”的《京本通俗演义按鉴全汉志传》。熊钟谷，名大木，号钟谷子，福建建阳人。明嘉靖年间书林，所编通俗小说甚多。《全汉志传》十二卷，《西汉》六卷，《东汉》六卷。又有题“汉史臣蔡邕伯喈编”“明潭阳三台馆元素订梓”的《新刻按鉴编集廿四帝通俗演义全汉志传》，一名《全像按鉴演义东西汉志传》，十四卷，其中《西汉》九卷，自“文王渭滨遇太公”起，至“董仲舒对上三策”止；《东汉》五卷，自“谋平帝王莽篡汉”起，至“单于送郑众还国”止。还有万历三十三年（1605年）刊题“抚宜黄化宇校正”的《京板全像按鉴音释两汉开国中兴传志》六卷四十二回，其中《西汉》四卷二十八回，《东汉》二卷十四回。以上三书，皆标“按鉴编集”，大体都是根据《资治通鉴》铺衍而成，其风格近似元代《秦并六国平话》。《两汉开国中兴传志》比《全汉志传》内容为详，实由《两汉志传》增补而成。此书的特点有三：
一是第一回“帝业承传统绪”，自周文王梦兆飞熊叙起，直至秦始皇登位，历叙帝业之系统。这种写法，与《五代史平话》从鸿荒既判起，依次介绍三代、夏、殷、周、秦、汉、三国、隋、唐各代递嬗变迁相仿，反映了历史演义作者建立自己讲史系统的意向。
二是此书名《两汉开国中兴传志》，所叙西汉史事，从第六回“汉祖斩蛇举义兵”至第二十八回“三王诛吕立文帝”止，时间约在秦二世一年（公元前209年）至吕后八年（前180年），相当于《前汉书干话》，讲的是西汉的开国；所叙东汉史事，从第二十九回“王莽弑平帝立子婴”至第四十二回“光武灭寇兴东汉”止，时间约在元始五年（公元5年）至建武十三年（公元37年），亦相当于已经亡佚的《后汉书平话》，讲的是东汉的中兴。两者相加，总共不过六十一年，只占全部两汉历史的七分之一，然而是最为动人心魄的七分之一。
三是此书之西汉部分，大抵皆抄自史书，内容简略而无所发明；东汉部分，又颇多民间传说，如“子陵占卜文叔应试”之类，与史实甚相乖离，又增加了较多的韵文，与正文粗浅的风格，不甚相称。
到了万历四十年（1612年），有位号“钟山居士”的甄伟，把他重编的《西汉通俗演义》交付刊刻。他在《西汉通俗演义序》中介绍自己“编次的初意”道：
闲居无聊，偶阅《西汉》卷，见其间多牵强附会，支离鄙俚，未足以发明楚汉故事，遂因略以致详，考史以广义；越岁，编次成书。言虽俗而不失其正，义虽浅而不乖于理。诏表辞赋，模仿汉作；诗文论断，随题取义。使刘项之强弱，楚汉之兴亡，一层卷而悉在目中：此通俗演义所由作也。
甄伟这里所说的“《西汉》卷”，指的就是《全汉志传》的西汉部分；而《全汉志传》的《西汉》卷，又与宋元的《前汉书平话》有着承继的关系。甄伟不满意《前汉书平话》和《西汉》卷史实上的“牵强附会”和语言上的“支离鄙俚”，以为那不足以发明楚汉故事，花了一年的时间，重新编写了这部《西汉演义》。他的工作重点是“因略以致详，考史以广义”，前者指的是将简略的记述丰富为详赡的描写，是文字情节上的增益；后者指的是通过史实的考订，揭示其中的“大义”，是属于思想内容上的提高。而这两项工作，又莫不以司马迁的《史记》为基准，这与其他诸书一味强调“按鉴”，是有所不同的。序中说：
西汉有马迁史，辞简义古，为千载良史，天下古今诵之，予又何以通俗为耶？俗不可通，则义不必演矣，义不必演，则此书亦不必作矣。又何以楚汉二十年事敷衍数万言以为书耶？盖迁史诚不可易也。予为通俗演义者，非敢传远示后，补史所未尽也。
甄伟认为，要“演”史书中的“义”，亦即阐发史书的微言大义，必须要通“俗”，亦即要让一般的世俗读者也能通晓明白；而要达到这一目的，就必须使用浅显生动的语言才行。这一观点，袁宏道在《东西汉通俗演义序》中说得已经非常明白：
汉家四百余年天下，其间主之圣愚，臣之贤奸，载在正史及杂见于稗官小说者详矣。兹《演义》一书。胡为而刻、又胡为而评？中郎氏曰：是未明于“通俗”之义者也。里中有好读书者，缄默千年，忽一日，拍案狂叫曰：“异哉，卓吾老子吾师乎！”客惊问其故；曰：“人言《水浒传》奇，果奇。余每检《十三经》或《二十二史》，一展卷即忽忽欲睡去，未若《水浒》之明白晓畅，语语家常，使我捧玩不能释手者也。若无卓吾揭出一段精神，则作者与读者，千古俱成梦境。”今天下自衣冠以至村哥里妇，自七十老翁以至三尺童子，谈及刘季起丰沛，项羽不渡乌江、王莽篡位、光武中兴等事，无不能悉数颠末，详其姓氏里居，自朝至暮，自昏彻旦，几忘食忘寝，聚讼言之不倦；及举《汉书》《史记》示人，毋论不能解，即解亦多不能竟，几使听者垂头，见者却步。噫！今古茫茫，大率尔尔，真可怪也，可痛也。则《两汉演义》之所为，继《水浒》而刻也。文不能通而俗可通，则又“通俗演义”之所由名也。
但甄伟的认识，又不只停留在“通俗”一点上。他以为，通俗只是一种手段，而不是最终的目的。那种“牵强附会，支离鄙俚”的偏离了“正”的通俗，他是不赞成的。所谓“迁史诚不可易”，就是在尊重良史记载的基础上从事演义的创作，以“补史之所未尽”。在这种创作思想指导下，《西汉演义》对史传和平话的成就，既有承继的一面，又有发展的一面，堪称明代众多通俗演义中较为成功的佳作，孙楷第说“此等书在小说史上本无地位，虽迭经书贾重编翻刻，要皆一丘之貉，不足一顾”（《日本东京所见小说书目》），是不公允的。
甄伟说，《西汉》卷的毛病是“未足以发明楚汉故事”。所谓“发明”，就是阐明义理的意思。甄伟重编《西汉演义》，为的就是阐明楚汉故事中所包孕的“大义”，亦即那些足以垂训后世的经验和教训。为达此目的，他所采用的方法是“考史以广义”。史实的真实、准确，是“义”据以阐发的前提，而“义”的正确、深刻，又是“考史”的自然结果，二者不可偏废。
但是，作为文艺作品的通俗演义，人物形象，又是最最重要的核心。《西汉演义》不是楚汉相争的编年大账簿，而是人物与人物之间的相互关系的活生生的历史。甄伟重编的突出特点，就是以《史记》为依据，选取刘邦、项羽、韩信三个人物作为中心，着重写他们的道德秉性以及由此派生出来的各自不同的行事方式与最终命运，借以表达作者对于历史变革的根本观点和对于各个历史人物成败荣辱的复杂感情。
《西汉演义》把刘邦是“真四百年开基创业之主”作为贯串全书的基调，为此，它削去了宋元平话对于陈胜、吴广首义的重点叙述，只在第十回“芒砀山刘季斩蛇”中笼统地提到：“……以此盗贼蜂起，山东、山西、河南、河北、吴楚之间，无一处无兵马：陈胜、吴广起兵于蕲，武臣起兵于赵，刘邦起兵于沛，项梁起兵于吴，四海纵横，天下变乱。”然后就把笔墨转向了刘邦，其中叙刘媪与蛟龙交合而生刘邦，刘邦斩白蛇而老妪夜哭诸事，皆取自于《史记》。其后写张良从圯上老人学，老人嘱其将来“扶立真主，名垂万世”，则是对《史记·留侯世家》“读此则为王者师矣”的改造。
小说又虚构了刘邦用郦生之计，以向韩国借粮为名，诱张良来见。张良亦心知其意，但也想看看沛公是何如人，到了寨门，“看那沛公隆准龙颜，正是治国安邦真命主；看那萧何等，却是开疆展土众元勋。张良不觉自忖道：有一代之君，便有一代之臣。我今欲来下说词，不想看了这起人，非偶然也。正是吾师黄石公曾吩咐着我辅佐真命，垂名万代，今遇沛公，不可舍也。”
另一位可为“帝王师”的谋士范增，也被纳入肯定刘邦是“真命”的模式。小说写项梁命季布往请范增出山的情形道：
季布同从人进山庄，见增童颜鹤发，葛巾布袍，腹隐甲兵，胸藏妙算，飘然淮楚之逸民也。布行礼毕，增问：“公何处人氏，作何生理？”布遂将项梁所具币帛，令从人持立，跪而告曰：“某非远客，亦未曾在巢生理也。特奉楚将项梁之命，具礼拜请先生，恐不得见，遂假以远客为名，庶无嫌疑也。目今二世残暴，英雄并起，各杀郡守，以应诸侯，盖为百姓除害，以安天下。凡怀一材一艺者，尚欲效用，况先生抱经济之才，负孙吴之策，年已七十，栖身蓬蒿，与草木为休戚，有吕望之年，无吕望之遇，空老牖下，诚为可惜。今项将军，乃楚项燕之后，仗义行仁，文武兼备，会稽起义，而四方响应，过江西征，而群凶慑服。闻先生之名，特来恭请，望及时应召，垂名金石，与吕望齐驱，作天下之奇士也。速赐裁决，无烦再思。”增听布一篇说话，意欲想算天时，运筹可否。只奈季布将币帛捧跪不起。增曰：“某闻二世酷暴，民不聊生，恨无路兴兵，以除此无道。今子奉项将军之命，远来礼请，机会可为，正合吾意。但子初会，且请暂回，明日相见，即来领命。”季布跪伏在地，恳求不已，乃曰：“幸见先生，如获珠玉，若待明日，又生别议，愿先生勿却！”增只得将币礼拜领，延请季布上坐款饮。季布至晚，遂宿于增家。增却沉思楚运，默算兴隆，遂跌足道：“楚非真命，终无远图；但大丈夫一言既许，万金不易，岂可坐悔？”
其后，又写范增见到刘邦，发现乃真命之主，暗思：“我错投了主也！”第二十一回，又写了一段范增与项伯仰看天文的事：
……增遂与伯定睛观看，先步璿玑，次按经纬，有五星
度，有十二周 天，有二十八宿之方向，有九州分野，有三皇六十五度分至启闭，晦朔考望，何为北辰，何为南极，何为左辅，何为右弼，何为鲁公之景运，何为刘邦之 瑞徵。周环看了一遍，只见鸿雁川寨中杀气弥空，将星甚壮，但隐伏之间，运气不远；及观灞上，帝星明朗，五彩龙成，如水之始达，如日之初升，绵绵迭现，耿耿悠长，东井聚金壁之光，灞陵显真命之象，云龙旺气，星照木宫。增看罢，与伯曰：“公以为刘项何如？”伯曰：“帝星结彩，以应灞陵，旺气朦胧，拟在刘季；如我楚营，不过成武玄镇，杀气刚风，主能制伏群雄耳。”增叹曰：“昔者徐州天子气，今朝灞上帝星明，公之所见，亦得其仿佛矣。”
直到第八十三回项羽垓下兵败，小说还写其夜间得梦：“忽见天边一轮红日，浮于江面，见汉王乘五色彩云，翱翔而来，将红日抱于怀中，驾云而起，有万缕祥光，接续不断。霸王见汉王抱日而起，急撩衣涉水而上，来夺红日，被汉王一脚迎面踢来，将霸王踢落江中，径抱红日而去”，都与全书的主调，融浑一体。
对比双方的出身、名望与实力，项羽其实都胜过刘邦。第十七回写陈豨说章邯道：“别国新立，志多狐疑，未可归附。惟楚将军，功烈震当时，气节盖天下，又兼兵强将猛，威势大振，虽大国诸侯，亦肘膝而见，吾知他日灭秦者，必楚也。”正可代表当时一般人的见解。但为什么最后竟是汉胜而楚灭呢？
小说所要回答的，正是这样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从表层现象看，答案似乎是“天命有在”；但所谓“天命”，不过是“仁义”的同义语。因此，小说处处以仁义与否，作为项羽与刘邦不同行事的分野。从大的方面讲，项羽随项梁起义，固然也是为了“诛此酷暴，以解生民涂炭”，但他举事的第一步，就有非“义”的成分。会稽守殷通，以“二世无道”，欲背秦从义，召项梁计议起义之事，项羽却乘议事之机，暗藏利剑，斩了殷通，将印绶夺归项梁执掌，所以季布、钟离昧当即责以“入其邦，杀其主，夺而自主，非义也”。项羽辩解说：“在殷通为叛臣，在项公为义主；借秦地而报楚仇，天下之大智也。”按理说，殷通在天下皆叛的情势下，欲举兵起义，目标是一致的；纵然其人“素无大志，终难成王业”，终究无必死之罪，项羽杀之而夺其地，虽“智”而去“义”已远。
刘邦的据有沛县，情况就有所不同。先是沛县吏萧何、曹参，见秦益暴虐，赋役繁重，议扶沛令聚众背秦。沛令对此，开始是赞同了的；等看到刘邦同樊哙领数百人赴县来，声势赫弈，方惊悔起来，屡次要斩萧何，这才激起民变。城中父老率子弟杀了沛令，迎刘邦入城。对众人之欲立己为沛令，刘邦推辞道：“方今天下扰乱，诸侯并起，苟立主不义，百姓弗宁。我德薄才疏，恐不能为沛县主也；请择贤者立之。”后经诸父老再三请求，刘邦不能辞，遂立为沛公。
对于项羽，小说突出的是“力”。第十一回写项羽往招桓楚、于英“同力以伐秦”，桓楚曰：“秦虽无道而势力甚强，非有盖世之雄，不足以为敌也。公今欲举大义，恐力未赡耳。愿比试其强，果能力敌万人，吾二人即从之；不然，所谓画虎不成，反类犬者也。”项羽按照桓楚的要求，把禹王庙前高七尺、围五尺、约有五千余斤的鼎，三推三起时，二将大喜曰：“公力足可以敌天下矣。”小说犹嫌未足，复乘兴加以渲染道：
籍笑曰：“如此试力，不足为奇。”复又拽衣近鼎前，用手插入鼎足下，尽力举个平身，绕殿连走三次，面不改容，气不喘息，仍轻轻安于原处，看二将曰：“汝以为何如？”二将向籍前抱住曰：“公真天神也！吾辈愿随鞭蹬。”众多小校拜伏在地，大呼曰：“公真非凡人，虽古之贲、育，亦何以敌其勇哉！”
项羽虽然“力能扛鼎，勇敌万人”，但项氏开初所建立的勋业，却主要是靠的“义”的威力。项梁吸取陈胜败亡的教训，采择了范增“先立楚后，以从人望”的决策，使“天下莫不曰：项将军非自为也，实欲立楚后而报六国之仇，为天下之义举也”，人心悦服，诸侯响应，楚兵自此，日益强盛。
接纳秦将章邯的归降，是项羽事业的重大转折。小说写陈豨受章邯之托，匹马来见项羽的情形道：
豨入营见羽，行礼毕，羽曰：“困久不行纳命，欲使汝为说客耶？”豨曰：“两军相持，势力俱困，费用不赀，百姓疲敝，非惟不利于秦，抑且不利于楚。”羽曰：“尔欲何为？”豨曰：“章邯军劳苦三年，身经百战，持兵日久，功难报秦，奈何赵高日相陵替，今者抗命拘使，情愿归附将军，共成王业，今其士卒，如赤子之望父母也，不识尊意以为何如？”羽大怒，拍案大呼曰：“邯杀吾季父，千载之恨，百载之仇，正欲砍首以为溺器，方可泄吾之愤，岂容其归附于吾左右耶？”陈豨冷笑不止。羽益怒曰：“汝冷笑，欲试吾宝剑耶？”豨曰：“吾笑将军所为者小，所失者大也。且大丈夫为国忘家，用贤略仇；彼邯之行兵，乃各为其主耳，此人臣之忠，而智者所必取也。将军何拘滞于心，而示人以不广耶？”范增曰：“且令陈豨暂出帐外管待，某有一言以告将军。”羽呼豨曰：“汝权且出帐外酒饭，容吾思之。”豨遂出帐，羽令人管待不题。增乃进言曰：“公威势甚大，而持兵日久，不得入关者，以其有章邯为之藩篱也。今邯为二世、赵高疑忌，欲遣使赐死，逼迫甚急，以致邯进无所往，退无所归，两难之际，不得已而仰附于将军。诚使将军不念旧仇，抚之以恩，结之以义，连属其心而俯纳之，彼必感恩图报，虽赴汤蹈火，而卒为将军用也。且秦之所恃者，邯也；苟邯去，则藩蓠撤，而国无所倚重也。盖国无主将，是谓无国，将军乘其虚而鼓兵以进，破秦如建瓴之易耳。今苟舍此，拒而不纳，使邯复据兵以投他国，结连为援，以图大事，是秦未亡，而又增一秦矣。古人云：‘三军易得，一将难求，天与不取，反受其咎。’将军宜舍其私仇，速赐刚断，忘小忿而成大谋，天下之豪杰也。”羽闻增言，遂悟曰：“军师之言，诚确论也。”即召陈豨上帐曰：“吾熟思子之言，始恨章邯有杀季父仇，本不容降；但以国家用人，不怀旧恨。季父之仇，一人之私也；国家用人，天下之公也。岂可区区以报仇为念，而忘用人之大公乎？如邯果有实心向我，姑免旧忿，准彼来降。就传吾言，可速斩秦使，统领本部人马，赴漳南来见。如能建立功勋，他日灭秦之后，富贵当与共之。”
这段史实，《史记》上仅有“章邯使人见项羽，欲约。项羽召军吏谋曰：‘粮少，欲听其约。’军吏皆曰：‘善。’”数语，小说作如此大段的虚构，目的是为了证明此举之成功，完全是项羽身上“义”的因素占了上风的结果。
但项羽的本性，却是专恃力而不恃德，一旦事业有成，便愈加性暴气刚。他东路伐秦，“所过地方，百里火飞，满川流血，杀人惟恐不胜，残暴与秦无异，大失民望”。范增屡次谏劝，项羽不听，“只任专行杀伐，略无仁爱之意”。
刘邦之行事，则与项羽完全相反。他“专行仁义，不喜杀伐，广揽英雄，抚安百姓”；怀王评价他说：“沛公刘邦，仁厚长者，使此人得专征伐，决能安辑地方，抚爱黎庶，足可以为天下主也。”第十八回写他兵行至北昌邑时，见四门紧闭，大军不得前进，樊哙就要攻城，刘邦谕之曰：“孤城小邑，百姓艰苦，大军一动，玉石瓦解。我今行师，正欲安民；才至地方，即行强暴，非王者之师也。”城内父老闻之，来告邑令说：“我等苦秦苛法，如蹈水火；今遇沛公，大军到来，地方安堵，如时雨之降，若复抗拒，是逆天也。”便设香花迎接大军入城。沛公传下将令：“如有妄取民间一物者，即斩首示众。”以此百姓愈加感戴，风色所及，传播远近，各处望风归附，不可胜数。所以，刘邦以不满十万的“纠合之众”“散乱之兵”，却能先项羽而入咸阳，靠的就是他的“行仁义之师，布宽厚之政”的力量。
攻入咸阳以后的种种作为，更显示了刘邦与项羽作风的不同：
刘邦不杀子婴，说：“始怀王遣我，固以我能宽容，而使我西略至此也；且人已降服，杀之不祥也。”而项羽至关中后，即索讨子婴而诛之。小说第二十四回“项羽杀婴屠咸阳”写道：
鲁公看罢表文曰：“尔祖虏六国之子孙，害天下之百姓，遗患于汝，汝有何说？”子婴曰：“废关东六国者，乃先祖始皇之所为，非臣之罪也。王必欲杀臣，亦不敢怨。但咸阳遭二世残暴，百姓未得安生一日；今日大王入关，百姓已再睹天日矣，愿杀臣以雪天下之恨，惟望存百姓以服天下之心，臣虽死犹生，大王德威兼盛矣。”婴言未尽，鲁公急喝英布下手。只见英布一剑，将子婴杀了，霎时间愁云生，大黑雾漫漫，四下悲哀不绝。
刘邦秋毫不伤，百姓市肆不移，封府库，锁宫门，还屯灞上，与诸父老约法三章：“杀人者死，伤人及盗抵罪，余罪量情轻重处之，悉除去秦苛法。”父老等以手加额曰：“不图今日复见天日矣！”而项羽入咸阳，大肆屠戮，“一时杀秦公子宗族八百余人，文武百姓四千六百余人，积尸满市，流血满渠，咸阳百姓，闭门关户，路上通无人行”。又差人掘秦始皇坟墓，烧尽阿房宫，惹得咸阳城中，无一家不惊惶，无一人不怨恨。
“广揽英雄”，也是刘、项成败的关键因素。项羽非不知“得将足以立功”的道理，但他所赏识的，只是和自己同类的勇将，对于有“元戎之才”的韩信，项氏叔侄，却因其出身卑贱，容貌清癯，不予重用，屈沉下僚，杂于行伍。范增多次进言当重用韩信，说：“韩信有元戎之才，但时未遇耳。若陛下举而用之，兵随将行，将遂兵行，纵横天下，所到无敌；如不欲用，即杀之，免使归他人为后患也。”项羽不以为意，终让韩信背楚归汉。
刘邦对于韩信，开初也因其出身寒微而不肯轻易重用，及一旦确知韩信实有大才，便斋戒三日，筑坛拜为大将，并专征伐之权。韩信果然不负所托，用明修栈道、暗度陈仓之计，一举而定三秦，又下咸阳，平河内，取燕赵，灭齐国，最后在九里山下，十面埋伏，击溃项羽，使其败走乌江，自刎而死。
就在英雄末路的悲壮情境中，小说还一再点出项羽的不觉悟，别姬时作歌的首句，犹是“力拔山兮气盖世”，率二十八骑与汉军最后决战，必三胜之，以证明“此天之亡我，非战之罪也”。司马迁说他“自矜功伐，奋其私智而不师古；谓霸王之业，欲以力征，经营天下，五年卒亡其国，身死东城，尚不觉寤，而不自责，过矣。乃引‘天亡我，非用兵之罪也。’岂不谬哉。”《西汉演义》继承了司马迁的历史观，并进一步指明，“天”的意志，实际上就是民的意志的化身，是具有进步意义的。
小说对于刘邦、项羽主要采取了分线对比的写法，但作为两个艺术形象，作者在尊重历史真实的前提下，也多次描写了由两个不同性格的碰撞所激成的戏剧性场面。先是怀王命项羽、刘邦两路征进，先到咸阳者为王，“二公拜辞怀王出朝，各领兵马，行至定陶，会合一处，结拜为兄弟；沛公为兄，鲁公为弟，置酒高会，尽醉而散”。这是对《史记》中“约为兄弟”的发展，明显受了《三国志演义》的影响。由二人结拜为由头，便衍发出许多故事来。
第二十一回写刘邦把住函谷关，以拒项羽，项羽致书责问，中有“前日与公共受怀王之约，结为兄弟，兴兵破秦，诛此无道。今公得先入关，虽谋猷方略之速，然非吾之立怀王以服天下，降章邯以制诸侯，公何能至此耶？乘人之功而夺为已有，大丈夫所不为也”等语，就不是毫无道理；而刘邦答以“遣兵拒关者，非阻将军也，恐秦余党复作，不可不防”，则是口不应心的遁辞。鸿门宴上，项羽威凛而豁达，耿直而守义，刘邦倒更像一个狡黠多诈的小人。及项羽封刘邦为汉王，范增设计令项羽问他去不去褒中就国，“他若言去，是自专矣；若言不去，是欲王关中矣”，左右都可定罪，而刘邦回答说：“食君之禄，命悬于君手，怎敢说去也不去？臣譬如陛下马也，鞭之则行，揽辔则止耳。”凭着花言巧语，又脱此难。
第七十三回写广武山楚汉会兵，项羽令被拘禁楚军的太公修书，命刘邦退兵，否则定将太公诛戮，刘邦看罢家书，若不经意，说：“我与项王同事怀王，结拜为兄弟，我之父即汝之父，我父在楚，就如在我汉营一般，何必较论彼此？若是霸王杀了我父，不独天下人骂我，亦骂汝霸王也。前日霸王阴使季布弑了义帝，尚惹天下诸侯至今切齿；今若杀了我父，岂不惹天下唾骂？昔孟子尝说：杀人之父，人亦杀其父，所差一间耳。汝回去上覆我太公，且宽心楚营住些时，就如在我汉营一般。”更不说罢兵息争，只混说了一篇，就着两女子扶入帐后歇息。据《史记》载，刘邦的回答是：“吾与项羽俱北面受命怀王，曰：‘约为兄弟。’吾翁即若翁。必欲烹而翁，则幸分我一杯羹。”
小说虽有意加以粉饰，但刘邦“视父母妻子如草芥”的无赖秉性，还是暴露得很充分的。最后，刘邦遣侯公讲和，约以鸿沟为界，罢兵息争，“不失兄弟之情，尚存怀王之约，使百姓安于枕席，吾二人亦得坐享燕乐”。项羽信守诺言，送还太公，收兵东归；而刘邦却负盟背约，终灭项羽。种种行止，都显得是刘邦情理两亏，非怪当吕通等持项王头来领功，刘邦泣曰：“吾与王曾拜兄弟，后图取天下，遂与王有隙。然王虽虏太公吕后，恩养三年，凛未敢犯，如古烈丈夫之所为也，吾实不能及焉！不意王今死矣，我甚惜之。”
为了突出刘邦的“仁义”，小说有时不得不扭曲史料以迁就粉饰之，但还是掩盖不了心底里潜藏的对于项羽的敬佩叹惋的复杂情感。
韩信是楚汉相争中举足轻重的人物，也是《西汉演义》着力描摩的艺术形象。第七十一回写蒯彻说韩信曰：
昔天下初起之时，最难为力，忧在亡秦而已。今楚汉分争，使天下之人，赤胆涂地，暴骸中野，不可胜数。楚人乘力席卷五国，遂威振天下，然迫于西山，而不得进者，三年矣。汉王距巩洛，阻山河，一日数战，无尺寸之功。此二王智勇俱困之时也，其命皆悬于足下。莫若两利而俱存之，三分天下，鼎足而立，其势莫敢先动。足下据强齐，从燕赵，因民之欲，西向为百姓请命，则天下风走而响应矣。盖闻天与不取，反受其咎，时至不行，反受其殃，足下熟思之！
这对于喜爱《三国志演义》的读者来说，是极富吸引力的。可惜韩信因“汉王待我甚厚”，不肯“向利而背义”，没有采纳蒯彻的意见，终于铸成了野兽尽而猎狗烹的千古悲剧。
从本质上讲，刘邦对于韩信，从来就是心怀戒备乃至忌恨的，只是由于项羽这个大敌当前，不得不对韩信加以利用而已。所以，只要有机会，他就要设法削夺韩信的兵权。韩信在汉王朝一旦建立就遭诛戮，既是刘邦精通权术、心狠手辣的本性的彻底暴露，又是楚汉相争的必然结果。
从道义上讲，当然是屈在刘邦；普通民众对韩信的下场表示同情，是很自然的。反映在小说创作中，宋元时代的《前汉书平话》，由于是分为“正集”与“续集”两截来写，就获得了较大的自由。在“正集”中，写刘邦与项羽的矛盾，以刘邦为“仁义爱人”的明主，加以颂美；在“续集”中，写刘邦与韩信的矛盾，而把刘邦写成“诛杀功臣”的暴君，加以鞭挞。其间尽管感情的反差甚大，也可以不予顾及。而《西汉演义》就不同了。《西汉演义》是一部完整统一的长篇演义，对刘邦的颂美与对韩信的肯定，构成作品的两大主调；因此，如何处理其间的是非曲直，确定作者的褒贬抑扬，就成了绝大的难题。
那么，小说是如何处理这个难题的呢？
首先，小说把刘邦与韩信的早期分歧，解释为运用何种战略战术的认识上的矛盾。当韩信以明修栈道、暗度陈仓之计，攻下咸阳，并迎刘邦进据洛阳，诸路兵马不期而合兵五十六万众之时，刘邦要乘时伐楚，以求速胜，而韩以为项羽势力正在强盛之际，不宜决战，不若休养士马，训练甲兵，以待明年。刘邦不听，遂命韩信带领本部兵马镇守西秦，亲统大军，东向伐楚，改拜魏王豹为大将。这是刘邦对韩信兵权的第一次削夺。
事实证明，在这个问题上，韩信是正确的。楚霸王彭城大战，杀得汉军折损三十余万，睢水为之不流。刘邦懊悔不及，但对韩信也因此种下了忌恨之心。他对张良说：“韩信因前夺彼帅印，所向杳无消息；知寡人新败，亦不遣一兵救援。此时复用，寡人负愧，亦不足以服其心也。先生有何妙策，使韩信见自投来，因就而用之，足以制服其心？”而韩信这一方面的表现，确也有可议之处，萧何说：“信自洛阳归来，郁郁终日不乐。前日备说汉王不纳忠谏，夺印用豹，不念破三秦、取咸阳之功。后闻睢水之败，遂杜门谢客。某屡欲上门，亦不相见，必欲汉王亲来，以重其望，似非人臣之礼。”
由对战略战术的不同见解，发展到双方思想情感上的矛盾，小说对此采取了互有批评、又互有袒护的态度。第五十七回写张良以假说抄写户口、准备降楚之计，激韩信主动出来请战的情形道：
却说萧何闻韩信自来，遂与张良笑曰：“此人果中吾计矣。”急分付左右催攒写字人两边俟俟造册。只见韩信下马，萧何出迎，叙礼毕，何曰：“前拜元帅数次不遇。”信曰：“主上废置不用，退位闲居，羞见丞相。”何曰：“元帅屡谏不可东征，主上不听，因而不用元帅而用己见，以致败绩，其过在主上而不在元帅，元帅何羞之有？”信曰：“适闻汉王遣子房来，欲将信所得关中之地归降霸王，此意何谓？”何曰：“睢水败绩，主上尚不着紧；但太公、吕后，俱被掳去，以此愿将所得关中之地归降，以赎太公、吕后耳。诸将又要与楚对敌，不欲归降；谋士又要主张归降，以为便利，两处各议不定。子房之意，只要将原得郡县，仍还于楚，却归韩国，不失世家之贵，因此带领楚使，催造户口文册，报数归降。某亦主张不定，只得依王命攒造。”信曰：“丞相何见之偏耶？我自离褒中，仗主上盛德，已得关中七八矣，睢水之败，一时之误耳。太公、娘娘，料楚留以为质，终有归汉之日，决不敢加害。纵项王暴横，范增必不肯攘太公，恐被天下非议。三秦留陈豨等把守，某愿统本部兵马，务要复睢水之仇，取太公还国。丞相决不可造册，恐惊疑人心，非细故也。”张良从屏风轻出，见信施礼毕，便说：“适闻元帅之言，本为确论；但恐项王势重，范增有谋，复有睢水之困，那时反被人耻笑，太公、娘娘俱不得还，我等性命亦不能保，不若今日降楚之为愈也。”信曰：“先生何昔日以某为可用，今乃相轻如此？韩某视楚，如拉朽之易耳！”良曰：“元帅亦不可以为轻敌。我看范增用谋如神，龙且勇冠诸将，楚王信而用之，恐元帅不能御也。”信起身言曰：“我若不斩龙且、擒范增，誓必刎此首，以为先生溺器也！”
小说对于韩信之顾全大局，挺身而出，是给予肯定的。而从刘邦来说，对韩信不是以“王命”调遣，却要以计哄骗，本身就是疑忌的产物。所以，他尽管见了面以后，自我批评说：“不听将军之谏，致有睢水之败，今喜远来，甚慰我心”，却非由衷之言。
所以，当韩信再度执掌兵权，且屡建大功以后，刘邦仍心心念念要加以削夺，于是又演出了“驰赵壁夺印”的第二幕夺权。对于此事，《史记·淮阴侯列传》是这样记载的：
六月，汉王出城皋，东渡河，独与滕公俱，从张耳军脩武，至宿传舍。晨，自称汉使，驰入赵壁，张耳、韩信未起，即其卧内，上夺其印符，以麾召诸将，易置之。信、耳起，乃知汉王来，大惊。汉王夺两人军，即令张耳备守赵地，拜韩信为相国，收赵兵未发者击齐。
由此看来，刘邦的突然袭击，正是他猜忌韩信的又一次爆发。而小说第六十六回却写道：
却说汉王统领大兵，星夜前往赵城，离城五十里，先安定营寨毕，遂同十数个轻骑，驰入韩信营。此时方黎明，韩信、张耳因夜饮酒，睡熟未起。汉王绕中军驰走一周，回入帐中，床头边见设一小红桌，桌上锦袱盖着元帅印，汉王令人揭起锦袱，将印取过。韩信方起身，忽见汉王，不胜惊惶，下地俯伏曰：“臣该万死，不知大王入营，有失远迎！”王叹曰：“轻骑数人绕营驰骤，直入中军，将军尚睡未起；印已取过，左右亦无人报知。倘刺客诈称汉使，因而入营，取将军之首，如探囊取物耳。将军坐镇一国，敌人新降，疏漏如此，岂足以争衡天下乎？”说得韩信羞惭满面，站立不住。须臾张耳方到，叩头伏罪。汉王亦责之曰：“汝为副将，正当参赞军务，严加谨慎，昼夜关防，勿使敌人窥探虚实，方为节制之法。若汝营阵欠严，关防不密，纵人驰骤往来，真同儿戏，汝亦不能无罪。若以军法论之，韩信即当废斥，汝当斩首，庶可警众；但念汝等累有勤劳，又兼天下正多事，适任用人之际，姑尔饶恕。若复疏虞，决正军法！”韩信、张耳再三叩头谢罪。汉王遂持印归大营，韩信、张耳随于马后步行，赴营谢罪。
这段把刘邦写得正气凛然，韩信之被斥，完全是自身的疏虞造成的，感情的天平又偏向刘邦一边了。
韩信与刘邦的第三次冲突，是由郦食其说齐降汉之事引起的。郦生因韩信强兵压境，奉汉王之命，说齐归降，可免三军汗马之劳，救一国生灵之命，不失为一良策。对此，韩信原已允从，后来经蒯彻鼓动，方乘齐不备，统兵取齐。小说交代韩信内心的疑虑有二：第一，郦生是奉王命而来，恐有背命之责；第二，齐若因此杀害郦生，心实不忍。然而蒯彻却辩解说：“王命先遣将军伐齐，而无止将军之诏。”因此不存在“背命之责”；“一人之命可舍，平定一国之功，难再遇也”，凭借武力一鼓而灭齐，确实可以根除后患，于事业有利，只是连累郦生被杀，未免太狠心了一点。
刘邦闻知郦生被齐烹杀，并无一字责备韩信；见韩信请齐王印，暂为假王的表文，却破口大骂：“孺子乃敢欺诈如此！吾困于此日久，旦暮望其来助我，反欲自立为王耶？”张良、陈平急近前蹑其足附耳言之曰：“汉方不利，宁能禁之自王乎？不若因而立之，使信自相保爱，卒为大王用也。不然，使信或自变，则复生一大患也。”刘邦亦悟，复骂曰：“大丈夫定天下制服诸侯，即为真王，何以假为？”竟封韩信为齐王。此事双方都有不是，韩信的立功求名与刘邦的阴险权谋，都给人以深刻的印象。
但刘邦对韩信的疑忌，出于本心，无法消弭。所以，当天下大定，文武将士尽赴洛阳论功行赏的时候，刘邦的第一个决定，却是改封韩信为楚王：“汉王因思韩信所居齐地，七十余城，国大权重，恐为后患；惟楚于偏一隅，为荆蛮之地，一时起数万甲兵，亦难凑办，较之齐地，强弱相去甚远。”肚内虽这样算计，而口头上却是为韩信着想：“吾自得将军以来，累建大功，此心终不能忘。但恐将军功高权重，为小人忌嫉，则不能遂其位矣，似非我所以待将军始终之意。将军可封还将印，就镇楚地，以安人心，保全君臣之义，为万世子孙立业，不亦美乎。”其后，又伪托巡游云梦，擒韩信，他派给韩信的是：夺民田葬父母，陈兵出入，隐藏钟离昧三条罪名。韩信加以辩解，刘邦这才吐露他心中积蓄已久的夙怨：
帝曰：“汝昔日伐齐，不顾郦生说降之功，必欲矫诏得齐，而求假王，汝意已有擅专之僭；后我被周困成皋，屡次求救，汝坐观胜负，略无救援之意；既改封于楚，终日怏怏不乐，汝心反复不定，终必作乱。今我出巡云梦，知汝必来相见，就擒之，汝有何说？”信闻帝言，乃长叹曰：“诚如人言，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敌国破，谋臣亡。天下已定，我固当烹！”
按照这里的情绪写下去，必然导致《前汉书平话续集》对刘邦的诅咒和痛恨，但与《西汉演义》的基调不免相侔。为了冲淡其间的气氛，小说又在刘邦迎太上皇至未央殿，大排筵宴之后，添写了他蓦然想起韩信，思其平日之功，欲召相见的一段情节：
帝曰：“卿久不朝见，朕甚思之，召欲一见耳。”信曰：“昔臣破楚之时，每十余日未得饱食，因积久成病。今无事闲居，旧病又举发。臣亦仰思天颜，恨不能常常相见。”帝曰：“卿有疾当迎医调治，不可迟缓。”信曰：“臣平日居家无事，便生疾病；苟多事之时，则无疾矣。”帝曰：“卿乃有用之才，故能筹济事变，不可弃置耳。”又与从容论诸将何人可以御敌，何人可以将兵，何人可以将兵之多，何人可以将兵之少，信一一陈说，皆中肯綮，帝甚喜。又问曰：“如我能将兵几何？”信曰：“陛下不过能将兵十万耳。”帝曰：“我与将军何如？”信曰：“臣多多益善耳。”帝大笑：“多多益善，何乃为我擒也？”信曰：“陛下不能将兵而能将帅，此臣所以为陛下擒也。且陛下乃天授，非人力所能及也。”帝闻信言益善，而心实疑忌，恐终为乱也，仍令私宅养病，而卒不大用。信辞帝回家，闷闷不语。
陈豨谋叛，是韩信最后被诛的关键罪案。《西汉演义》的写法，与《史记》一样，是将谋反的主动一面归于韩信的，且多加了如下一段：
……信就留豨小饮数杯，以手相挈，避退左右，因长叹曰：“今君征番，成功之后，与我破楚，孰为大小？”曰：“破番之功，一小国耳；破楚之功，乃万世之功也，岂敢论大小哉？”信曰：“我以如此之功，一旦废置不用；君若破番奏凯，朝为王公，暮则匹夫，就如我今日样子也！”
既然如此，吕后、萧何定计斩之，韩信可谓罪有应得。然而，那样一来，又未免太绝情了，为了弥补读者心理上的不平衡性，小说又写道：
按史：大汉十一年九月十一日，斩韩信于未央宫长乐殿钟室之下，尽夷其三族。是日天地昏暗，日月晦明，愁云黑雾，一昼夜不散。长安满城人尽皆嗟叹，虽往来客商，无不悲怆。人言：萧何前日三荐登坛，何等重爱，今谢公著告变，亦当在吕后前陈说开国之功，可留他子孙，方是忠厚；及夷族之时，卒无一言劝止，何其不仁甚耶？
不论是《史记》《汉书》，还是《资治通鉴》，都没有当日天气与民心的记载。这段文字，基本上是从《前汉书平话续集》中袭来的，只是把责怪怨恨的对象转移到萧何一人头上，而写刘邦闻韩信被斩，既喜且怜，甚至“不觉泪下数行”。最后，以蒯彻的狂歌，了结韩信的一生：
六国兼并兮，为秦所吞。内无豪杰兮，罔遗后昆。秦始自失兮，灭绝于楚；楚罔修政兮，属之汉君。乌江逼项兮，伊谁之力？十大奇谋兮，岂能独存？乃不自悟兮，尚思国爵，一朝遭烹兮，祸福无门。佯狂沉醉兮，且自昏昏。
韩信既死，彭越、英布，乃其同题反复，小说的精粹已经完毕，作者无心再敷衍下去，就在第一百零一回“汉惠帝坐享太平”中结束全书，较之《前汉书平话续集》写至汉文帝登位，还缩短了十年。凡此种种，都反映作者“考史以广义”的良苦用心，也显示了他驾驭复杂题材的卓越的艺术才能。
《史记》的高度文学成就，尤其是其“不待论断而序事之中即见其旨”的表现手法，也是《西汉演义》效法的典范，甄伟说“迁史诚不可易也”，大约也包含了这层意思。但《史记》毕竟是史书，为的是“藏之名山，副在京师，俟后世圣人君子”（《太史公自序》），与供一般世俗读者赏心悦目的通俗小说不同；加之史书文字大抵比较简略，不能直接边录连缀为演义，对此，甄伟是有自觉的认识的。他在序中还说过这么一段话：
……然好事者或取予书而读之，始而爱乐以遣兴，既而缘史以求义，终而博物以通志，则资读适意，较之稗官小说，此书未必无小补也。若谓字字句句与史尽合，则此书又不必作矣。
在序中，他揭示了阅读小说的三层境界：开始是“爱乐以遣兴”，接着是“缘史以求义”，最后是“博物以通志”。后两层虽然十分重要，是其追求的终极目标，但小说终究是小说，还得先从“爱乐以遣兴”入手，赋予它以欣赏娱乐的价值。为此，就不能拘守“字字句句与史尽合”，而应该允许在实事之外，有渲染、夸张与虚构的自由。所谓“因略以致详”，既包括局部细节的添益，也包括整体情节的虚拟。在这一方面，《西汉演义》也是比较成功的。
“鸿门宴”，是《史记》中最精彩的章节。为资对比，先抄录《项羽本纪》于后：
沛公旦日从百余骑来见项王，至鸿门，谢曰：“臣与将军戮力而攻秦，将军战河北，臣战河南，然不自意能先入关破秦，得复见将军于此。今者有小人之言，令将军与臣有隙。”项王曰：“此沛公左司马曹无伤言之，不然，籍何以至此。”项王即日因留沛公与饮。项王、项伯东向坐；亚父南向坐，——亚父者，范增也；沛公北向坐；张良西向侍。范增数目项王，举所佩玉玦以示之者三，项王默然不应。范增起，出召项庄，谓曰：“君王为人不忍。若入，为前寿，寿毕，请以舞剑，因击沛公于坐，杀之；不者，若属皆且为所虏！”庄则入为寿，寿毕，曰：“君王与沛公饮，军中无以为乐，请以剑舞。”项王曰：“诺。”项庄拔剑起舞。项伯亦拔剑起舞，常以身翼蔽沛公，庄不得击。于是，张良至军门见樊哙。樊哙曰：“今日之事何如？”良曰：“甚急！今日项庄拔剑舞，其意常在沛公也。”哙曰：“此迫矣！臣请入，与之同命。”哙即带剑拥盾入军门。交戟之卫士欲止不内，樊哙侧其盾以撞，卫士仆地，哙遂入，披帷西向立，嗔目视项王，头发上指，目眦尽裂。项王按剑而跽曰：“客何为者？”张良曰：“沛公之参乘樊哙也。”项王曰：“壮士！赐之卮酒。”则与斗卮酒。哙拜谢，起，立而饮之。项王曰：“赐之彘肩。”则与一生彘肩。樊哙覆其盾于地，加彘肩上，拔剑切而啖之。项王曰：“壮士！能复饮乎？”樊哙曰：“臣死且不避，卮酒安足辞！夫秦王有虎狼之心，杀人如不能举，刑人如恐不胜，天下皆叛亡。怀王与诸将约曰：先破秦入咸阳者王之。今沛公先破秦入咸阳，毫毛不敢有所近，封闭宫室，还军霸上，以待大王来。故遣将守关者，备他盗出入与非常也。劳苦而功高如此，未有封侯之赏，而听细说，欲诛有功之人，此亡秦之续耳，窃为大王不取也！”项王未有以应，曰：“坐！”樊哙从良坐。坐须臾，沛公起如厕，因招樊哙出。沛公已出，项王使都尉陈平召沛公。沛公曰：“今者出，未辞也，为之奈何？”樊哙曰：“大行不顾细谨，大礼不辞小让。如今人方为刀俎，我为鱼肉，何辞为？”于是，遂去。乃令张良留谢。良问曰：“大王来何操？”曰：“我持白璧一双，欲献项王；玉斗一双，欲与亚父，会其怒，不敢献。公为我献之。”张良曰：“谨诺。”当是时，项王军在鸿门下，沛公军在霸上，相去四十里。沛公则置车骑，脱身独骑，与樊哙、夏侯婴、靳彊、纪信四人持剑盾步走，从郦山下，道芷阳，间行。沛公谓张良曰：“从此道至吾军，不过二十里耳。度我至军中，公乃入。”沛公已去，间至军中，张良入，谢曰：“沛公不胜杯杓，不能辞，谨使臣良，奉白璧一双，再拜献大王足下；玉斗一双，再拜奉大将军足下。”项王曰：“沛公安在？”良曰：“闻大王有意督过之，脱身独去，已至军矣。”项王则受璧，置之坐上。亚父受玉斗，置之地，拔剑撞而破之，曰：“唉！竖子不足与谋，夺项王天下者，必沛公也！吾属今为之虏矣！”沛公至军，立诛杀曹无伤。
宋代刘辰翁曾赞扬这一节文字“历历如目睹，无毫发渗漉，非十分笔力，模写不出”。但从长篇小说的要求看，未免简略了一些。且看《西汉演义》是如何“因详而致详”的：
次日，沛公领轻骑百人，心腹将佐五人：子房、樊哙、靳歙、纪信、滕公，径赴鸿门会来，一路心怀恐惧，不时便叫张良近前曰：“刘邦此行，七分忧疑，恐有不虞，先生何以处之？”良曰：“明公放心，我自有方略。但昨日所云应答之言，须照此回复，自然无事矣。”正话间，忽有一枝军马到来，干戈灿灿，甲士雄壮，为首一将，乃英布也，大呼曰：“奉鲁公命，来接沛公。”下马行礼毕，先行。沛公随后到辕门，有陈平出迎，立于道侧。沛公方欲进，只见营中威武森严，金鼓大作，沛公遂立住不敢行，叫张良曰：“鲁公营内，恰如战场一般，全无些宴会和乐之意，似不可入。”良曰：“公既到此，进则有理，退则甚屈；如回一步，必中其计矣。公可少立，待良入见鲁公，然后进营不迟。”良徐徐绥步入营，有丁公把住辕门不放。良曰：“禀复鲁公：有沛公借士张良来见。”丁公入营见鲁公，曰：“辕门外有沛公借士张良来见。”公曰：“如何为借士？”范增曰：“此韩国人，五世相韩，为人极有识见，今随沛公为谋士，此来必下说词。公当先杀此人，去沛公一肩臂矣。”项伯闻此言，急止之曰：“不可。鲁公今始入关，正要收天下之心，使多士如云，方成王业，如何无故杀此贤士？且张良与伯厚甚，如公爱之，某当荐举麾下，此人足有裨益也。”公分付丁公召张良进见。良入营，见鲁公全装甲胄，仗剑而坐，良曰：“某尝闻：明王之治天下也，耀德不扬兵；善御世者，在德不在险。故大贾深藏而不露，巨富蓄财而不侈；势强示弱而不暴，兵多逆驻而不见，此老成长虑、识见高卓者之所为也。适见明公宴设鸿门，约会诸侯，亦一时之美举也。某意到此，必笙歌节奏，主宾交欢，喜百姓之奠安，庆暴秦之殄灭，宴荣竟日，尽醉而散；不意甲士环列，戈剑森严，金鼓大作，一团杀气，致令人心不安，各思回避。况明公九战章邯，制伏天下，谁人不知？何人不惧？不待恃强而自强，不待言勇而自勇，又何必大张声势而后见其威武哉？见今诸侯在外，见明公全无宾主之礼，所以惧而不敢进也。某不避斧钺，入营进见，幸明公察焉。”鲁公闻张良所言有理，遂令甲士退后，离营一里远，金鼓少息，去甲胄并宝剑，更换官服，请众诸侯进营。丁公分付各小校传令：不许多带从人，止许带文臣或武将止一名伺候答应。
沛公带张良进见。沛公不敢行往日兄弟之礼，却趋立阶下，鞠躬再拜，称名上见，曰：“刘邦谨候明公麾下。”鲁公正色而言曰：“足下有三罪，可知之乎？”沛公曰：“邦乃沛县亭长，偶为众人所惑，举兵伐秦，得投麾下，凡有进止，惟公指挥，岂敢肆行无忌，冒威严耶？”鲁公曰：“足下招纳降王子婴，遂尔释放，惟知独擅而不知王命，罪之一也；要买人心，改秦法律，罪之二也；拒关遣将，阻诸侯之兵，罪之三也。有此三罪，何为不知？”沛公答曰：“容刘邦一言，申明心曲：夫降王子婴，倾心投首，若遽尔杀之，是独擅也；暂令属吏，以候明公发落，非敢释放也。秦之法暴酷，百姓如在镬中，悬望垂救，不速为更改，则法存一日，民受一日之害也；邦急为更改，正欲扬公之德，使百姓莫不曰：‘前驱开到者，尚能抚爱百姓；而为王师者，又不知如何爱抚百姓也。’又遣兵拒关者，非敢阻将军也，恐秦余党复作，不可不防也。今日不意复见明公于此，邦之幸也。明公如念素好，俯赐怜悯，乃人君之度也，岂敢佯为不知也？”鲁公是个志刚的人，喜人奉承，听了沛公这话，全无一毫杀他的心，遂以手扶起沛公，便道：“非籍责怪足下，只因尔帐下司马曹无伤之言，故加足下有三罪，不然，籍何以至此？”沛公又再拜称谢，遂相让入座。鲁公坐了主席，众诸侯以次皆列坐，范增、张良、项伯亦得与坐，大吹大打，作起军中乐来劝酒。
范增见第一计不成，又见鲁公无杀沛公之意，那埋伏的人，亦不敢动，遂以所佩玉玦，连举三次。鲁公见沛公谦逊柔和，因思刘季为人，便能成得大事，范增只劝我杀他，今日请来赴会，无故便行杀他，反使诸侯笑我无能，以此不从范增之计。增见鲁公不看玉玦，心内急躁，便使陈平酌酒，以目达意。陈平即举酒向沛公前劝酒。那陈平细看沛公，隆准龙颜，有天日之表，因寻思：“沛公非常人也，他日定有大贵；若顺增意，是逆天也。”于是斟酒向鲁公处多，向沛公处少。沛公已会其意，遂不致于失礼。——此是陈平识沛公为真命，所以有意救援。
范增见三计不成，自叹曰：“若今日不杀沛公，他日必成大患！”因避席急出，要寻个杀沛公的人。正无措画，却见一壮士在帐后弹剑歌曰：
我有一宝剑，出自昆仑西。照人如照面，切铁如切泥。两边霜凛凛，匣内风凄凄。寄与诸公子，何日得见兮？
范增听罢大喜：“这个人便可杀刘邦！”——此人姓项名庄，乃鲁公族人。范增便附耳与庄言曰：“君王为人虽性刚，中无决断，今日鸿门会专为杀刘邦而设，令再三举玉玦，全不理论。若今日放了刘邦，后日再无机会矣！汝可入筵前以舞剑为乐，因而杀刘邦，汝之功不小也。”庄遂撩衣大步到筵前曰：“军中之乐不足观，某愿舞剑，与诸公侑酒。”遂拔剑起舞，其意在沛公。张良见庄舞剑，有杀沛公之意，急以目视项伯。项伯会张良之意，亦出席拔剑曰：“舞剑须对舞，电锋交错，可以夺目，庶足以娱诸公之乐。”羽曰：“诺。”项伯仗剑，与庄对舞，常以身羽翼沛公，增深恨之。
张良见事急，且项伯虽身翼沛公，而力尚未加，遂出席到军门外，丁公、雍齿拦住：“子房先生何往？”良曰：“欲出取玉玺。”陈平在后，已解其意，便高叫道：“鲁公性急，快放子房出去。”丁公等只得放出。子房到外见樊哙曰：“今项庄舞剑，意常在沛公，事甚急矣！将军当如申哙救庄公，奋不顾私，勇不惜命。今日鸿门困主，将军若不舍命救援，倘主公被害，千载之下，有愧申哙矣！”哙曰：“先生放心，愿学申哙救主，如有退避，非丈夫也。”哙大步便行，良曰：“你且后来，待我先入营。”丁公等复拦住问曰：“取的玉玺安在？”子房用手回指，撑看衣袖，遂瞒过二人，来到筵上，见项庄项伯，犹自舞剑。樊哙至寨门外大呼曰：“鸿门设宴，随从人均无毫厘酒饭，我见鲁公讨些酒饭吃。”遂带剑拥盾径入。丁公等意欲拦挡，怎当樊哙力大，将把门军士都撞倒，直进到中军，拔帷而入，用剑将帐帷挑起，直到鲁公面前，仗剑而立，头发上指，目眦尽裂。鲁公便问：“壮士何人？”子房起身曰：“此沛公骖乘樊哙也。”又问来此何干？哙曰：“闻大王作亡秦庆贺之宴，无分大小，皆赐酒食；唯哙从早至午尚未得餐，肚中饥渴，实是难忍，告求大王一餐。”羽命左右赐酒一卮，哙一饮而尽；又赐生彘一肩，哙以所仗剑切而啖之。羽曰：“壮哉！汝复能饮乎？”哙曰：“臣死且不避，卮酒安足辞？”鲁公曰：“汝欲为谁死耶？”哙曰：“秦有虎狼之心，杀人如不能举，刑人如恐不胜，天下皆叛之。今怀王与诸侯约曰：‘先破秦入咸阳者王之。’今沛公先破秦入咸阳，秋毫无所取，妇女无所幸，还军灞上，以待将军；劳苦而功高如此，未有封爵之赏，乃听细人之言，欲诛有功之人，此又亡秦之续耳，窃为将军不取也。见今二士舞剑，意在沛公，臣不避诛戮，干冒盛筵，一则为饥渴而来，二则为沛公申此屈抑，臣所以死且不避也。”羽回嗔作喜曰：“沛公有如此骖乘，真是壮士！”遂令项庄不必舞剑。须臾，沛公见羽大醉，只说入厕，即出辕门，丁公雍齿拦住，张良急出曰：“传鲁公令：众诸侯不胜酒力，着放出。”随后陈平亦出，急呼：“着放出沛公。”丁公只得放出。樊哙保定出营，有靳歙、纪信、夏侯婴，同从人接着沛公，急趋灞上。范增因计不成，又见鲁公大醉，甚恼恨，退去后帐纳闷，以此沛公得脱此难。
不说沛公脱离，却有一人在帐后弹戟作歌曰：
饥熊下山，揭石见蚁，吞之入喉，不妨咳嗽而出。危乎哉！危乎哉！
子房听之，见其人黄白面皮，神清气爽，执戟而立，只是冷笑。良问曰：“壮士如何冷笑？”其人曰：“范老枉费心，张良能识主。今日脱鸿门，他年镇寰宇。”遂不再言而去。良叹曰：“真贤士也！”……
却说张良见作歌之人，语言出众，堪荐举归沛公。正欲请问姓名，只见人报鲁公酒醒，要寻沛公。张良急急转到帐前曰：“沛公力不胜酒，已告过大王，蒙大王分付着回灞上去，留张良在此谢酒。”羽大怒曰：“刘邦不辞而去，汝尚巧说！”范增听得羽发怒，急来见鲁公曰：“刘邦言虽柔和，实含奸诈；前献三计，明公统不见信，今观不辞而去，实是欺侮！放沛公回灞上，皆是张良之计，公不可听遮饰之词。”羽闻增言，愈加暴怒，分付左右将张良斩讫报来。只见张良大叫曰：“冤哉冤哉！大王勿怒。臣乃沛公帐下一借士，臣本韩国人，沛公原非主也，臣何故与他遮饰？大王威镇天下，谁人不惧？若杀沛公，反掌之易耳，何必以设筵为由？筵前杀人，甚非长策，使天下诸侯闻之，皆以大王不敢与沛公为敌，却赚来鸿门杀之，虽得天下，不得名正言顺，百世耻笑也。愿大王放臣回灞上，将金国玉玺并各样珍宝，取来献与大王，那时即位为天下之主，名分自正，天下归服。若今日杀臣，使沛公闻之，决逃走他国，将玉玺或献与他人，或弃毁不存，大王失此重宝，岂不所见之误耶？”鲁公闻张良之言，急着放了，便曰：“子房之言是也。不然，使天下之人，笑我之怯。况我干戈已定，四海归心，量刘邦草芥耳，岂足与我为敌？若听范老之言，几坏我事。”遂令张良回灞上，“快将玉玺珍宝献来。若复抗违，决统百万雄兵，将灞上踏碎，汝难以保命矣。”张良曰：“谨遵大王之命。”便拜辞回灞上，来见沛公。沛公再三称谢：“若非先生，刘邦之命休矣！”即将曹无伤拿出，斩首示众。
如果说，小说对鸿门宴的详细描述，是在《史记》的基本框架中，增添了若干新的情节因素（如英布路迎、丁公把门、张良先入，陈平劝酒、项庄作歌等）的话，那么，小说对韩信得刘邦信用经过的铺叙，则完全是撇开《史记》新起炉灶的虚构。按《淮阴侯列传》于此的记载，极为简略：
汉王之入蜀，信亡楚归汉，未得知名。为连敖，坐法当斩；其辈十三人皆已斩，次至信。信乃仰视，适见滕公，曰：“上不欲就天下乎？何为斩壮士？”滕公奇其言，壮其貌，释而不斩。与语，大说之，言于上，上拜以为治粟都尉，上未之奇也。信数与萧何语，何奇之。至南郑，诸将行道亡者数十人。信度何等已数言上，上不我用，即亡。何闻信亡，不及以闻，自追之。人有言上曰：“丞相何亡？”上大怒，如失左右手。居一二日，何来谒上，上且怒且喜，骂何曰：“若亡，何也？”何曰：“臣不敢亡也；臣追亡者。”上曰：“若所追者谁？”何曰：“韩信也。”上复骂曰：“诸将亡者以十数，公无所追；追信，诈也。”何曰：“诸将易得耳，至如信者，国士无双。王必欲长王汉中，无所事信；必欲争天下，非信无所与计事者，顾王策安所决耳。”王曰：“吾亦欲东耳，安能郁郁久居此乎？”何曰：“王计必欲东，能用信，信即留；不能用，信终亡耳。”王曰：“吾为公以为将。”何曰：“虽为将，信必不留。”王曰：“以为大将。”何曰：“幸甚。”于是，王欲召信拜之。何曰：“王素慢无礼，今拜大将如呼小儿耳，此乃信所以去也。王必欲拜之，择良日，斋戒，设坛场，具礼，乃可耳。”王许之。诸将皆喜，人人各自以为得大将；至拜大将，乃韩信也，一军皆惊。
《演义》撇开《史记》韩信犯法当斩，为滕公所释，荐于刘邦的叙事格局，另行铺衍了一大篇曲折跌宕的传奇故事：
先是写刘邦被项羽封为汉王，赴褒中就国。过栈道至金牛岭，张良忽然提出要辞归韩国，刘邦当然舍不得让他离开，张良这才说出此行的目的，实在是想去干三件大事，其中之一就是“寻一个兴刘灭楚定天下之大元帅”，并约定以角书一纸为凭信，临行又与萧何定计，嘱其用意荐举。萧何曰：“先生放心，凭你角书，已知其为大将，焉敢蔽贤误国耶？”
张良将到宝鸡，就为故人项伯留住，在咸阳住了十数日。一日，独自来至万卷书楼，得以观看各处进来文策之副本。“子房从头揭过，其中或有一偏之见，或有不通之说，或有私相标榜，或有因而嫉害，或有迎合上意，子房看了皆不喜。临后揭开一策，语言超众，立意深远，子房看了一遍，嗟叹不已，又惊又喜：惊者恐项王任用此人，喜者喜其得见此奇特之士，若使归刘作破楚大元帅，韩仇可报，汉业可兴，项羽从此休矣。”这个上表之人，就是韩信。甄伟在序中曾说过：“诏表辞赋，模仿汉作”，在这里他就为韩信代拟了一篇颇长的表章：
臣闻治天下之道，贵审天下之势，贵识天下之机。势者，明强弱，察虚实，知利害，详得失，然后天下可得而理也；不然，则虽强胜一时，不过恃其勇力，终必败亡，未足以与其势也。机者，辨兴亡，定治乱，穷几微，明隐伏，然后天下可得而图也；不然，则草莽倥匆，苟简得国，终难久安，未足以会其机也。今陛下虽霸关中，人心未服，根本未立。民畏其强而已，惧其威而已，格其面而已；然强可弱也，威可抑也，面非心也，三者乃陛下之所恃，使一旦馁而不振焉，天下不可一朝居也，欲望长治，岂可得乎！此臣之所以寒心，而为陛下忧也。且刘邦昔居山东时，贪财好色，今入关中，发政施仁，财物无妄取，妇女无所幸，约法三章，收束天下，秦民悦服，恨不得为关中主也；陛下入关，不闻善政，而惟见杀戮，听谗邪之言，蹈亡秦之敝，杀子婴，掘骊山，烧阿房，大失民望，盖不知势之可立，机之可察，而敝端恶孽，隐伏于天下而未动耳。刘邦一倡，诸侯从风，不期强而自强，不期胜而自胜，陛下之所恃者，皆为刘邦得之矣。就如近日烧绝栈道，使陛下不疑其东归，三秦不为严备，然后收用巴蜀之民，复取关中之地，此正审天下之势，识天下之机，刘邦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耳，而陛下茫然莫之间也。左右将士，惟知用武而承顺风旨，陛下惟知独胜而以为天下无敌，然不知败亡之机，已萌于不测之中，此臣不顾众人之诮己，而敢为陛下言之也。为今之计，莫若益兵严备，巡哨边关，收回章邯等三人别用，另选智勇之士，阻塞关隘，更取刘邦家属，拘于辇毂之下，昭布仁义，整饬兵马，训练行伍，内求贤相，外访元戎，制服诸侯，通行周政，如此则刘邦不敢东向，而社稷有磐石之固矣。臣诚惶诚恐，稽首顿首，谨言。
韩信自然不曾向项羽进过这样的表示。但由作者代拟的表章，通篇从“势”“机”二字立论，确实反映了韩信“磻溪子牙”“莘野伊尹”之才，给了张良以极深的印象。
韩信的再次登场，是在项羽拒谏烹韩生的场合，充当了一名监斩官：
韩信押韩生赴市曹，子房打听得知，也跟在人丛中看。只见韩生至油镬前，高声说道：“尔咸阳百姓，我今日犯罪，非奸臣误国，犯了法度；只因霸王听奸人捏造谣言，意欲迁都彭城，怪我再三苦谏，今押在市烹我。想远无百日之内，刘邦必来复取三秦矣，诚沐猴而冠也！”韩信听了他说，谓韩生曰：“谏大夫省言语，恐霸王知道，必连累我等。”韩生曰：“皇天后土，昭鉴不远，为国受烹，实为屈死。”韩信曰：“公谏迁都，百姓皆为所屈而死，吾独以为该死。”韩生曰：“我得何罪该死？”信曰：“公居谏议之职，如杀卿子冠军宋义，那时偏将杀主将，公何为不谏？坑杀秦降卒二十万于新安，秦之父兄恨入骨髓，公何为不谏？斩子婴，掘秦墓，烧阿房，左迁诸侯，公何为不谏？今蔽锢日深，终莫能解，公然后来谏，不亦晚乎？此公之所以取杀也。范增比尔如何？尚不能谏；况我等不及亚父远矣，岂能谏乎？你今日之死，不可怨霸王，只可怨那造谣之人。我指与你：那人丛中立着烧栈绝道假造谣言之人，决在这里，若捉出来，便知端的。”吓得那子房躲在人背后，再不敢作声。
于是，小说以“说韩信张良卖剑”一整回的篇幅，叙述张良夜间来拜的情形：
韩信月明之下，见其人清标俊雅，有些面熟，不敢遽问，就迎接上厅，各施礼毕，分宾主而坐。便问：“贤公从何而来？有何贵干？高名贵姓？”良答曰：“某虽将军同乡，久出在外。先世曾遗下宝剑三口，真希世之珍，不敢言价，但遍求天下英雄豪杰，先观其人，次卖此剑。已将两口卖与两个人，止这口剑，未遇其主。闻将军与某同乡，为天下英杰，特来卖此宝剑，不是虚誉，实出本心。早间伺侯半日，知将军公出未回，今薄暮特来相谒。此剑：暗临黑水蛟龙泣，潜倚空山鬼魅惊，埋藏千万年，价值数千金，若遇奇男子，铮然自有声，何须出囊钱？物各归主人。君若得此剑，威令满乾坤。”韩信见张良夸美这口剑，又识己为豪杰，心下甚喜，便起身近前曰：“韩信自归楚以来，无人识某为何如人。今见先生持宝剑而见谕，深蒙过奖，信何敢当？愿求宝剑一观。”良遂递与韩信。信接到手，拔剑观看，灯光之下，宝气冲 霄，霜锋射斗。韩信平日最爱剑，今日见此宝剑，十分爱慕，因恨囊
空虚，不敢问价，但云：“公有宝剑三口，那两口得价几何？”良曰：“适间曾说，先观其人，次后卖剑，不论价值多寡，如得其人，即将宝剑相赠，何须言价！久闻将军天下豪杰，以此特来相见，宝剑有主矣。”韩信起谢曰：“宝剑虽蒙相惠，但信为人，恐未相称。”良曰：“若不相称，虽与万金，亦不敢以轻售也。”信大喜，分付家僮置酒相款。因问：“此宝剑可有名字？”良曰：“俱各有名：一口是天子剑，一口是宰相剑，一口是元戎剑。天子剑乃是白虹紫电，宰相剑乃是龙泉太阿，元戎剑乃是干将莫邪。夫白虹紫电，乃是吴王剑名，悬于壁上，邪魅遁形，诸怪敛迹，真宝剑也！龙泉太阿，乃是宿焕见牛斗宿中常有云气，自下而上，光芒掩昧，焕随于有光去处，掘地得二石匣，中藏宝剑二口，一名龙泉，一名太阿，而牛斗之间，无复光芒矣。干将莫邪，乃阖庐所造，雌雄二剑，虽出人力所为，实按天时，应星宿，合阴阳，观炉火，十数年方铸成此剑，磨碣有法，修造有度，非止一日，遂名干将莫邪。然吾之宝剑，非特此耳，观人象德，各有所宜。如有天子八德，而后得佩此剑，给以翌圣化也。”信曰：“何谓天子八德？”良曰：“八德乃仁、孝、聪、明、敬、刚、俭、学也。”信曰：“宰相剑亦有德也？”张良曰：“宰相如无八德，亦难佩带此剑。”信曰：“何谓宰相八德？”良曰：“忠、正、明、辨、恕、容、宽、厚是也。”信曰：“天子宰相二剑，既闻命矣；然不知此剑为元戎剑，亦有德乎？”良曰：“元戎剑岂可无德？”信曰：“请言之。”良曰：“廉、果、智、信、仁、勇、严、明是也。”信曰：“先生宝剑，真为天下奇绝。但不知那两口剑卖与何人，亦可得闻乎？”良曰：“天子剑前卖与丰泽刘沛公矣。”信曰：“先生见沛公有何徵验，将此剑卖与他？”良曰：“大德当阳，龙颜特异，神母夜号，芒砀云瑞，爰立赤帜，五星聚会，大度宽仁，出乎其类；此公有天子福德，前在芒砀山斩白蛇，已将剑卖与他。”“宰相剑卖与谁？”良曰：“卖与沛县萧何。”信曰：“有何徵验？”良曰：“翌运元勋，经纶汉室，不事干戈，全仗仁义，约法甦民，漕河广济，布衣同心，起自丰沛，此公有宰相大才，前在关中除秦苛法，约法三章，已卖与他。”信听罢笑曰：“先生已将宝剑卖与汉王萧相国，可谓得人矣！今将此元戎剑，欲卖与小子，但信素无重名，又无为将八德，不亦负此剑乎？”良曰：“据将军所学所养，虽古孙吴穰苴，不能过也，但未遇识主耳。昔千里马未遇伯乐，杂于槽枥之间，遭入奴隶之手，与常马等也；及一遇伯乐，知其为千里骐骥，长嘶大鸣，追电绝尘，为天下之良马也，故古人有云：‘向北长鸣天外远，临风斜控日边还。’即今将军碌碌人后，未遇识主，所以不知其为元戎也！苟得遇识主，言听计用，枢动天地，变化风云，坐镇中原，出警入跸，享九袭之荣，极人臣之贵，则非今日之碌碌也。”韩信见张良说到此处，不觉长呼慨叹，触动念头，便道：“闻先生之言，如照肝胆，信在此日久，一筹未展，百计难言。前屡次上表，霸王不听；今欲迁都，大事去矣！信不久亦归故里，苟延岁月耳！”良曰：“将军差矣！良禽相木而栖，贤臣择主而佐，以将军之抱负，岂可按迹衡门，为淮阴一钓叟耶？”信又长叹曰：“先生今晚来见，语言动人，议论出众，非独卖剑，决有深意也。我于月明之下，灯独之前，细观容颜，先生非韩国之张子房乎？”子房离席起谢曰：“久慕重名，不敢遽见，今晚拜侯，实有深意；将军看破，岂容自隐？小子便是张良。”韩信大笑，握良手曰：“先生天下豪杰，人中之龙也！我欲弃此归汉，但不知先生有何见谕？”良曰：“汉王实是长者，暂屈褒中，终成大事。将军肯从愚见，我有一物与将军为贽，贵似连城和氏璧，奇如照殿夜明珠，休言吕望千条计，不及区区一纸书！”
“卖剑访贤”，是小说家爱用的模式，张良的说词，又极富哲理文彩，置于《左传》《战国策》辩士之中，亦毫不逊色。
韩信得了张良的角书，亡楚归汉，心中暗想，“我若相府见萧何，以张良角书投献，是凭张良荐举，不见我胸中抱负”，于是将角书隐下，先来到史事上并不存在的“招贤馆”。小说把释放韩信的滕公牵了出来，安排他做掌管招贤馆之主，充当韩信的第一个引见人，又通过滕公，拜见了萧何。韩信见滕公，申述“必是知兵而善用，然后为良将”的道理；见萧何，则畅论天下之形势与为将之道，议论更深一层。然而，刘邦因韩信曾受辱胯下，乞食漂母，颇轻之，只授予连廒官，韩信略无愠色，到任以后，管理得井井有条；萧何复荐韩信大才，刘邦升为治粟都尉，韩信欣然领受，又治得仓廒充实，门禁肃清，萧何由是得出“韩信非等闲人，可大可小，无往不可”的结论，极力保荐，刘邦仍不肯重用。韩信决定以逃亡来激萧何，于是演出了“萧何月下追韩信”的动人的一幕：
……渐渐天晚，一轮明月初出。萧何乘着月色，来到寒溪河边。此时正当七月初间，夜静江寒，深山路险，秋水新涨，马不能渡。远远的见一匹马沿溪寻渡，何大喜曰：“此必信也！”遂合从人赶上。萧何高声叫曰：“韩将军何绝人之甚耶？相处数月，一旦不辞而去，于心独能忍乎？”遂着从人扯住马辔。各相违拗之际，后边又一匹马急赶而来，乃滕公夏侯婴也。萧何甚喜，问曰：“公何亦追耶？”婴曰：“某方朝回，有仓大使来报：韩将军匹马出东门。吾料贤士因汉王未曾大用，欲投他国去，某遂急赶而来，适遇丞相，亦来追赶，足见丞相荐贤为国之忠，不辞山险，不恤劳苦，夜深至此，真宰相也！”韩信见萧何、夏侯婴如此殷殷恳切，极尽忠爱，遂叹曰：“二公可谓真纯臣也！世之为相者，或嫉贤妒能，独擅威权，大开私门，举枉错直，好谀喜佞，偏执己见；谁肯犯颜苦谏，极力举贤，忠心为国，屈己下士也。如二公，世亦罕有，足知汉业当兴，生此贤相！如信匪才，敢不倾心从命，愿为门下贤士也。”萧何、夏侯婴当月明之下，握信手告曰：“古人云：士遇知己者死。吾二人深知贤士为伊吕之俦，管乐之匹。足可以伐秦破楚必矣。但汉王以贤士平日门户寒微，而未深知其贤也。贤士且少耐一时，吾二人愿以身家竭力保举，如汉王仍前不重用，吾必弃官回乡，不欲久困于褒中矣。”韩信闻此言，遂拜谢挽辔而回。
直到此时，韩信方取出张良的角书，并自述衷曲道：“某少贫贱，恐初来投汉，未见寸长，丞相决不见信，所以将子房角书暂隐未发；待公极力举荐，小子少露愚衷，今已心志相投，然后却将角书奉览，公之心始释然矣。”
这段情节，颇袭自《三国志演义》“耒阳张飞荐凤雏”：庞统来见刘备，也是不拿出孔明、鲁肃的书来，刘备见其貌陋，心中不悦，以授以耒阳县宰。所不同的是，庞统到任以后，不理政事，终日嗜酒为乐，直到张飞前去巡视，发现庞统大才，庞统这才取出鲁肃的荐书；而韩信却兢兢业业，足见“可大可小，无往不可”的才干。又滕公、萧何、刘邦三人对韩信的不同态度，反映了各人认识水平的差异，层层递进，较之《三国志演义》，尤见特色。
偏离史实，专用小说家言的还有采用反间计的情节。据《史记》，刘邦确有用计间疏项羽君臣之事，具体情形是：“项王使者来，为太牢具，举欲进之；见使者，佯惊愕曰：‘吾以为亚父使者，乃反项王使者！’更持去，以恶食食项王使者。使者归报项王，项王乃疑范增与汉有私。”而《西汉演义》却添出了一个虚构的人物虞子期来，且让他扮演了一个蒋干的角色，来到汉营为使，偷得了伪造的范增写给刘邦的私书。与蒋干不同的是，虞子期是虞姬的堂弟，大受项羽信任，而他被骗中计所坏的，却是运筹帷幄的股肱之臣，其后果就不堪设想了。
“四面楚歌”与“霸王别姬”，是楚汉相争中极为凄楚悲凉的场面，《史记·项羽本纪》写道：
项王军壁垓下，兵少，食尽，汉军及诸侯兵围之数重。夜，闻汉军四面皆楚歌，项王乃大惊曰：“汉皆已得楚乎？是何楚人之多也！”项王则夜起，饮帐中，有美人名虞，常幸从；骏马名骓，常骑之。于是项王乃悲歌慷慨，自为诗曰：“力拔山兮气盖世，时不利兮骓不逝！骓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歌数阕，美人和之。项王泣数行下，左右皆泣，莫能仰视。
《西汉演义》却充分发挥了想象的才能，着重从汉军一边着力，写项羽得八千子弟相守，急难取胜，韩信求计于张良，张良自言得异人传授，善能吹箫，故投鸡鸣山一带吹之，终于解散了八千子弟：
众人捱到黄昏之时，将近一更之初，偶闻秋风飒飒，木落有声，客思无聊，已动乡关之念，况四野干戈，绝粮遭困，难当愁苦之怀。只见众军三个成群，五个一起，正在纳闷之际，忽听高山之上，顺风吹下数声箫韵，一曲悲歌，清和哀切，如怨如诉，透入愁怀，感动离情，泪下千行，百计难解。一声高，一声下，一声长，一声短，五音不乱，六律和鸣，如露漓苍梧，如鹤唳九皋，如声送玎
，如漏滴铜壶，愈伤而愈感，愈闻而愈悲，虽铁石之肝肠，亦为之摧裂；虽冰霜之节操，亦为改移，离散英雄之心，消磨壮烈之 气。其歌曰：
“九月深秋兮，四野飞霜，天高水涸兮，寒雁悲怆。最苦戍边兮，日夜彷徨，披坚执锐兮，骨立沙罔！离家十年兮，父母生别；妻子何堪兮？独宿孤房；虽有腴田兮。孰与之守？邻家酒热兮，孰与之尝？白发倚门兮，望穿秋水；稚子忆念兮，泪断肝肠。胡马嘶风兮，尚知恋土；人生客久兮，宁忘故乡？一旦交兵兮，蹈刃而死：骨肉为泥兮，衰草濠梁。魂魄悠悠兮，不知所倚；壮志寥寥兮，付之荒唐。当此永夜兮，追思返省；急早散楚兮，免死殊方。我歌岂诞兮，天遣告汝；如其知命兮，勿谓渺茫！汉王有德兮，降军不杀；哀告归情兮，放汝翱翔。勿守空营兮，粮道已绝；指日擒羽兮，玉石俱伤。楚之声兮，散楚卒，我能吹兮，协六律。我非胥兮品丹阳，我非邹兮歌燕室，仙音微兮通九天，秋风起兮楚亡日。楚既亡兮汝焉归！如不待兮如电疾。歌兮歌兮三百字，字字句句有深意，劝汝莫作等闲看，入耳关心当熟记！”
张良自鸡鸣山吹至九里山，沿山吹数十遍，又令汉卒学此楚声，随时歌之。当夜静更阑之时，音韵凄楚，最能悲感，吹得楚营中，人人涕泣，个个心酸，初闻时尚自流泪情切而已，既听之后，越思越想，遂悲切烦恼，各自便道：“此必是天遣神仙下降，救我等性命，故使吹此洞箫，欲我等逃命。我若忍饥受寒，守此空营，倘汉兵一冲杀来，连日饥饿，如何抵挡？俱是死数！父母妻子不得见面，却不是逆上天之意？莫若乘此月明之际，早早逃走；倘汉兵捉住，就见汉王，备说楚营无粮，饥饿难忍。又见汉兵势重，恐难逃生，情愿各散回乡，以见父母。哀告大王，乞赐放生，料汉王仁德，必不害我等性命。岂不强似横死刀剑之下？”众人商议已定，各束行李，不由诸将号令，一哄都散，四散奔汉，不一时，八千子弟，各营军士十散八九。
“霸王别姬”一幕，《史记》只写了项羽的歌词，小说复添写了虞姬的和歌：“汉兵已略地，四面楚歌声。大王意气尽，贱妾何聊生？”以及她自刎而死的结局，从小说创作来讲，都是极为必要的。
总之，《西汉演义》在承继《史记》高度艺术成就的基础上，成功地处理了历史真实与艺术虚构的辩证关系，显示了作者较高的艺术造诣和文学才能，堪称明代演义作品中较为成熟的佳作。
四 两部意趣迥异的《东汉演义》
以东汉史事为题材的长篇讲史，有元代的《后汉书平话》。此书现已亡佚不传，后人难以窥知其内容。从现存的《前汉书平话续集》推断，当亦属于瓦舍艺人不受正史拘缚，用以自娱的市人小说之列。
到了明代，一班文人小说作家，参照正史的体系和规模，对宋元以来的讲史作品进行整理和再创作的时候，“信”和“趣”的矛盾，就尖锐地摆到了他们的面前。所谓“信”，就是要忠于史实，要向史籍靠拢，“按鉴演义”，是他们爱用的旗号；而“趣”，则偏重于艺术趣味，为了“趣”，牺牲若干历史的真实，完全可以在所不计，“虚实参半”，则是他们的理论依据。这种矛盾，构成了历史演义的不同风格，酿成了异彩纷呈的局面。明清两代先后写成的《东汉演义》，正是以东汉史事为题材的两部意趣迥异的历史演义的代表。对这两部作品作一番深入的分析比较，对于认识讲史小说的创作特点和规律，将是极为有益的。
明代万历年间，金陵周氏大业堂刊《重刻京本增评东汉十二帝通俗演义》，十卷一百四十六回。题“金川西湖谢诏编集”，谢诏生平不详。首有陈继儒的序，末云：“有好事者为之演义，名曰《东汉志传》，颇为世赏鉴。奈岁久字湮，不便览阅。唐贞予复梓而新之，且属不佞稍增评释。其中有称谓不协及字句之舛讹者，亦悉为之改窜焉，或可无亥豕帝虎之误，而览者亦庶免于攒眉赘齿之苦云。”陈继儒（1558-1639年），字仲醇，号眉公，松江华亭人，著述甚富，名重一时，曾为《唐书演义》《列国志传》作序评点。从此序看，《东汉演义》的“增评”，也当出于他的手笔。
其后，又有剑啸阁批评《东西汉演义》，其中收进了《东汉演义》，卷端题“新刻剑啸阁批评东汉演义传”，目录与版心题“东汉演义评”。削去编集者姓名，且删为十卷一百二十五回。这是历来最为通行的本子。
《东汉演义》虽然不曾以“按鉴演义”相标榜，但并未忘记借“通鉴”来显示自己“尊重历史”的姿态。第一卷开头，即以“按鉴：平帝大臣，姓王名莽，字巨君……”来交代王莽的家世生平，又在第一卷前几回的开头，标出“乙丑”“丙寅”“己巳”“辛未”等干支，“丙寅”“己巳”四周还打上黑框，以表示它对于历史纪年的重视。不过，这些大体上是一种幌子，从根本上讲，作者的兴趣不是重现真实的历史事变，而是讲述一个用平民眼光重新构建的东汉开国的充满传奇色彩的故事。
此书第一回“奸计图王侵宝位”，以“乙丑元始五年腊月八日，平帝寿旦，文武百官各整朝衣象笏，肃候午门之外，待驾临贺”开端，接写王莽具椒酒献上，“帝闻奏视之，乃皇丈王莽也。帝思此人，昔有不平之意，恐生毒害，乃佯狂颠位，推醉不受。莽见帝辞，踊身奋起，扯住龙袍，以酒灌入其口，半倾于身。帝不得已而饮之，未半，御身倒下龙床，七孔皆流鲜血。殿上百官，各各惊骇”。这就是平民对王莽毒死平帝这一重大历史事件的理解。据《资治通鉴》卷三十六：“冬十二月，莽因腊日上椒酒，置毒酒中。帝有疾，莽作策请命于泰畤，愿以身代，藏策金滕，置于前殿，敕诸公勿敢言。丙午，帝崩于未央宫。”王莽以药酒毒死平帝，当是真实的事情。但他只是悄悄地置毒酒中，而在平帝发病以后，还装模作样地效法古代圣人周公，将“愿以身代”的策文藏于金滕，来博取虚名，决不可能公然在朝廷之上，硬将剧毒之药酒灌入帝口，使之当即七孔流血而死的。
小说一面着意叙写王莽篡位以后的种种倒行逆施给人民带来的苦难，如他欲立威武，派十二将攻伐匈奴，大败而回，“和议匈奴之后，愈加暴肆作威，苛法复兴，军民残虐，四月征夏税，八月起秋粮，狱讼不决，侵刻小民，富者不能自保，贫者无以自存”，以致激起了民众普遍的反抗；另一方面，又毫无根据地写王莽有优容反叛者的气度，当他视察军马操练时，忽有左卫将军苏成放箭，射中王莽天平冠，此时王莽不仅不加责罚，反赐黄旗一面，亲书“奉敕叛国降汉苏成”八字，令其执旗直奔御林军中高叫：“今南阳见有汉室明君，汝众等敢叛莽兴汉者跟吾同去，惧怯莽贼休来！”看究竟有多少人响应。不想，“众军闻成之声叫，从叛者大半”。这种描写，固然如眉批所说，“一呼而从者大半，人心之思变可知”，但客观上却反衬了王莽的大度，这似乎是小说作者始料不及的。
当然，小说作如此处理，目的是为了突出“南阳汉室明君”，即作者倾其全力塑造的主人公刘秀的高大形象。小说写刘秀九岁时，王莽反汉，命奸贼苏献领军到处搜捉刘氏宗室，逼得刘秀父母俱投井而死。刘秀独自奔逃，被胡阳白水村刘良收纳，居隐为农。其姐刘元一再提醒他：“父母被贼逼投井死，侵吾汉室江山，今尚不报，更待何时？”刘秀回答说：“弟久有此意，奈身居一农耳，焉能为事？”刘元以高祖相激励，说：“太祖高皇亦事农业，何能兴立汉室？”刘秀回答说：“太祖有萧何、张良、韩信，世称三杰，神机莫测，妙算有余，故能创成大事；弟今欲行，奈无三杰扶治，岂能独立而成哉？”在平民小说家的观念里，“真命天子”还得众豪杰辅佐，方能成就大事。为此，作者编织了“二十八宿佐真主”的动人故事，从而将东汉历史“演义”为以刘秀为中心的东汉开国英雄谱。
为了让二十八宿能尽早地聚会，小说虚构了王莽开设文武科场、招选天下贤士以镇守诸邦的情节。对于开选场，收养刘秀的刘良，本来是反对的，所以看了榜文，便大哭而回。而故人严光却有独特的看法，他看出刘秀有帝王之命，不妨前往一试，以待时运，并嘱告他“当杀不杀，当射不射；杀之有损，射之有危”。于是，刘秀便同新结识的邓禹、冯异、王霸同至长安。
此时的刘秀，少年气盛，疾恶如仇。至长安投下歇店，遂往街上闲游。走到午门前，见众人拥挤，刘秀有不忿之心，乃言曰：“他时若遂风云志，破莽重教汉室兴。”言讫，以手指于午门之上：“道好道好，有日冤仇必报！”吓得邓禹等急推刘秀于僻静之处。后来又遇到仇人苏献，刘秀拔剑欲杀，为邓禹劝住。进到教场，见了王莽，不觉大怒，忘了严光的嘱咐，搭箭欲射，因气烈猛加，雕弓拽折，被王莽觉察，立命斩之，亏右丞相窦融谏阻，方将刘秀赶出场外。
刘秀应试选场，虽未如严光设想的那样，获得纳用，从小说结构上看，却有很大的作用，使他结识了李忠、王梁、万修、邳彤、景丹、盖延、坚谭等一班日后为他效力的英雄。其中尤其是岑彭、马武两个以浓墨重彩描画的人物，不仅使故事情节扣人心弦，还充分展示了刘秀善于识人、用人的眼光和气度。
小说写岑彭“身长九尺，面如紫玉，目若朗星”，他在演武场上，“欣然起拽硬弓，连断二把；再拽第三张，见其颇硬，乃言曰：‘此弓略可为用。’遂奋身兜起，连发三矢，俱中红心”，因而被王莽封为武举状元。景丹、盖延、坚谭等英雄不服，与之比试武艺，结果被岑彭的标、鞭、箭一一杀败。
这时，“面如活蟹，须若钢针”，相貌丑陋的马武出场了。小说写马武与岑彭斗武的场面道：
二人齐拍上马，斗至五十合，马武佯败诈走，岑彭赶上，马武提起红绵套索，将岑彭一挽，彭见接住其索，奋力拖扯，力并无一松动。两下厮拒多时，不分胜负。忽葵花亭上一人言曰：“吾与此二人解战。”遂张弓搭箭，望其套索一箭射到，两断闪开，一齐落于马下。
这段描写，颇似《三国志演义》中的吕布辕门射戟，此书充当吕布角色者，是日后辅佐刘秀的另一位好汉吴汉。
马武的武艺，足与岑彭相颉颃，然而王莽因其貌不及岑，仍定岑彭为状元。马武说：“陛下但言武略选试，并非以相貌取人。早知如此，吾致死亦不来也。”出了午门，又怒而言道：“大丈夫当弃暗投明，扬清于后，岂枉名而事贼寇！”又在壁上书下反歌：
胸中万丈如霓虹，失志男儿愁万缕。腹怀惠子五车书，十年费尽青灯苦。谁知天下误儒风，一旦弃文身就武。吾心勤意学六韬，千里长安来应举。指望一跃上青云，富贵功名谈笑取。莽贼白眼慢贤人，为嫌貌丑将吾逐。此间无处可容身，手提长剑归真主。
这段演义，是完全没有历史根据的。王莽根本不可能如后世的说书人设想的那样，会通过设立文武选场来招选天下贤士，马武、岑彭等人与刘秀的结识，也决不会早到举义之前。据《后汉书·马武传》：
马武，字子张，南阳湖阳人也，少时避仇，客居江夏。王莽末，竟陵西阳三老起兵于郡界，武往从之。后入绿林中，始与汉军合。更始立，以武为侍郎，与世祖破王寻等，拜为振威将军，与尚书令谢躬共攻王郎。及世祖拔邯郸，请躬及武等，置酒高会，因欲以图躬，不克。既罢，独与武登丛台，从容谓武曰：“吾得渔阳上谷突骑，欲令将军将之，何如？”武曰：“驽怯无方略。”世祖曰：“将军久将习兵，岂与我掾史同哉？”武由是归心。
可见马武归心刘秀（世祖），乃在诛谢躬之时，并没有小说所写刘秀见了马武的反歌，跟至柳阴之下，细诉实情，二人定盟的事情。
至于岑彭，据《后汉书·岑彭传》：“岑彭，字君然，南阳棘阳人也；王莽时，守本县长。汉兵起，攻拔棘阳，彭将家属奔前队大夫甄阜，阜怒彭不能周守，拘彭母妻，令效功自补。彭将宾客，战斗甚力。及甄阜死，彭被创亡归宛，与前队贰严说共城守。汉兵攻之数月，城中粮尽，人相食。彭乃与说举城降。诸将欲诛之，大司徒伯升曰：‘彭，郡之大吏，执心坚守，是其节也；今举大事，当表义士，不如封之，以劝其后。’更始乃封彭为归德侯。”可见岑彭是在宛城被围时投降刘 
（伯升）的，在此之前，他不可能与刘秀 会过面。然而，岑彭的形象，在小说的情节体系中，却有相当重要的地位。如果说马武是因为遭受王莽的排斥，萌生“弃暗投明”的念头，与刘秀一拍即合，约定他日再会，共决谋事，那么，岑彭却是青云得志，故而对王莽心怀忠诚，以致一度成为刘秀最重要的敌人，从而构成对刘秀形象的反衬。
小说一再写岑彭与刘秀作对：当刘秀率兵攻打棘阳时，岑彭准备迎敌，其母谏曰：“吾儿休往，汉室刘秀，乃真命之主，人人共知；汝乃一将之材，岂能独力而破哉？”岑彭不听。两军阵前，岑彭与姚期交战，因被刘秀射中“本像”，败了下去，却仍不甘心，夜间复来劫营，大败汉兵。刘秀独自一人逃至一庄，庄主人杜颜，乃岑彭之师，便将刘秀藏匿于家。岑彭追来，杜颜劝其投降，岑彭不听，反大骂“老贼，敢发此言！”拔剑欲杀，终被杜颜之子杜貌打败。其后，岑彭又攻破小长安，把刘秀叔父婶娘及刘氏家属三百余口，尽皆杀死。刘秀被围在垓心，马被中射，危在旦夕，其二哥刘仲以己马让之，方得脱出重围，而刘仲却死于阵中。
刘秀虽一再为岑彭所窘，却对岑彭爱敬不已。攻下棘阳后，下令“如有伤着岑彭者即斩！”使岑彭得以一人一骑逃遁而去。泚水大战以后，岑彭被困小长安，刘秀先是以个人命运相劝：“良禽择树栖，良臣择主佐。今吾更始刘玄，宽仁大度，纳谏如流；足下文武兼备，若肯归助汉室，保为重用，不枉屈于莽贼之下而污万世之名节也。”又以百姓灾福动之：“足下累交未胜，可归顺汉，免使百姓临灾。”岑彭一概不听，反言：“龙遭涸水，尚有风云之日；今彭虽误败于汝，岂肯屈身而事小辈乎？”直到城中众人俱变，拿住岑彭老母并妻子相胁时，岑彭方低头受缚。刘秀见岑彭至，走下帐来，亲解其缚，说：“久爱将军，渴想甚矣。”岑彭这才真心归降。
刘秀对岑彭的爱敬，不是口角春风。当新下宛城时，欲定先锋，杜貌、姚期、马武都提议以比武决高下，胜者即挂先锋之印。刘秀注意到岑彭低头不语，便问他的意见，岑彭说：“新降无功，故不敢争。”刘秀明白岑彭的心思，便采用邓禹的建议，使四人各攻一城，先到者为先锋。结果，岑彭第一，杜貌第二，姚期第三，马武碰上一个有心归汉的硬将冯异，反被其所困，于是便以岑彭为先锋。马武不服，假作反汉，诈取颖川，大胜而回。刘秀大喜，对马武说：“将军诚乃安邦之略，济世之才也。”马武说：“臣貌丑才疏，不堪重用，何足为羡！”刘秀这才道出了心里话：“将军休罪，吾以军师之计，使汝等无伤于义，非有他说。且岑彭新降之将，未得宠爱；吾与将军布衣为交，情意相厚，心无疑虑之怀，故以彭为先锋。”马武大笑说：“主公用人甚当。”
从选场的比武，到定先锋的较量，马武与岑彭二人的组合，形成了新的回环。这些描写，都突出了刘秀爱惜人才的品质。因此，他手下的大将，无不忘死争先。昆阳大战时，贾复往城中下书，拖肠累战，殊无惧色，刘秀见状，以手将肠按入，用药护伤，誓结亲约。后来，贾复伤发疮疾，甚在危笃，刘秀大惊道：“我所以不令贾复别将者，为其轻敌也；果然失吾名将！”亲至帐下问疾，垂泪道：“吾常惧将军怀忿，为此故也，今日果然！”刘秀还能推诚待人，不为谗言所间。冯异治关中，有人言冯异威权至重，百姓归心，尝号为“咸阳王”。刘秀闻奏，即将奏章遣使送给冯异，冯异惶惧不安，修书拜谢。刘秀下诏慰之曰：“将军之于国家，义为君臣，恩犹父子，何嫌何疑，而有惧意？”后来冯异还京，朝拜礼毕，即对公卿说：“是我起兵时主簿也，为吾披荆棘，定关中。”又赐以珍宝衣服钱帛，说：“仓卒芜蒌亭豆粥，滹沱河麦饭，厚意久未能报。”
小说还竭力渲染刘秀对人民疾苦的关心。如派冯异往攻长安，临行时叮嘱道：“今托将军所事，非必略地居城，要在平除盗贼，安抚黎庶。”吴汉破蜀以后，将公孙述妻子及其族人等，尽皆诛戮，降将延岑亦纵兵大掠，放火焚烧宫殿。刘秀闻之大怒，敕使往戒之曰：“城降三日，吏人从服，孩儿老母，口以万数，一旦放火纵兵，闻之可为酸鼻……仰视天，俯视地，观放麑啜羹，二者孰仁？良失斩将吊人之义也！”
以上二事，尚有历史的根据，而攻破长安、诛灭王莽以后，朱鲔、胡殷等向刘玄进谗，命刘秀巡按河北，设谋除之之事，就纯属小说家言了。张昂说：“刘秀仁扬天下，德播万方，人皆瞻仰而服，岂有害彼之心。若果欲行，可令一人假装刘秀，先往河北诸州，拷刑官吏，勒骗军民，使刘秀到日，人皆共恶而诛之，方能害也。”于是令胡殷假扮刘秀，“经州过县，俱要羊酒接迎，拷逼官民，勒财掯物，有陈词告状者，不令正见，凡出街市，百姓观者，俱要低首两傍，不许抬视。”一时虽然激起了民愤，但真的刘秀一旦出现，疑惧顿消，人民的拥戴之心，更加强烈。
对于归降之人，刘秀也表现出难能可贵的豁达大度。平服铜马以后，众将以为其乃劫贼之身，未能尽信，铜马等心不自安。刘秀对他们说：“汝等休疑，但可竭力当先，成就功业，吾岂怀旧恨哉？”于是降者相语曰：“萧王推赤心置人腹中，安敢不效死乎？”进宜阳，称帝的刘盆子与樊崇降，小说写刘秀受降的场面道：
明旦，将兵器大陈操演。至次日，帝驾车亲引诸将临洛水操练，令盆子君臣列于两傍观看。帝谓盆子曰：“自知当死否？”盆子叩首进曰：“臣罪应死，犹幸陛下相怜，姑赦之耳。”帝笑曰：“朕与汝同亲室，岂无释之者乎？”又谓崇、宜等将曰：“汝等莫悔降乎？朕令遣汝归，当勒兵鸣鼓，与朕相攻，决其胜负，不欲强相服也。”徐宜等叩头告曰：“臣等出长安东都门，君臣计议，归命圣德，则百姓安乐，万民喜仰。今日得降圣主，犹去虎口而归慈母，诚欢诚喜，无所恨也。乞陛下仁恩宽宥。”帝曰：“卿所谓铁中铮铮，庸中佼佼者也。”又曰：“诸卿大为无道，所过皆夷，灭老弱，溺社稷，污井灶。然犹有三善政：破城邑，周遍天下，本故妾妇，无所改易，是一善也；立君能用宗室，是二善也；余贼立君迫急者，皆争先降，自以为攻，诸卿悉能完全以付于朕，是三善也。”言讫，遂封盆子为赵王，余等诸将，各与妻子后保洛阳。
刘秀为什么能在群雄角逐中获得胜利？马援的话，道出了其中的奥秘：“天下反复，僭窃名号者，不可胜数。今见陛下恢廓大度，得符高祖，乃知帝王自有真也。”什么是平民心目中的“真主”？那就是“开心见诚，无所隐伏，豁达大度，从谏如流”的汉高祖与光武帝。而在保全功臣这一点，刘秀更是远胜于刘邦。天下大定以后，他敦崇儒学，偃武修文。“帝虽制御功臣，而每能容回，宥其小失，凡远方进贡，珍甘物味，必先颁赐诸侯。”这是更令平民小说赞赏的。
从小说的艺术角度看，还有两个特点。其一是人物的对话，颇有平民气。如写刘秀与其姐拜别以后：
行至半途，见一队车马，喝道将近。文叔于车上带酒言曰：“轻避重，何不知礼？”其官人曰：“贱避贵，岂故越法？”文叔曰：“汝何贵于我，我何贱于汝？”官人曰：“俺是凤城官宦子！”文叔曰：“吾乃龙阁帝王孙！”官人曰：“我父朝中宰相！”文叔曰：“吾祖国内君王！”
不料此人乃宰相苏献之子苏和，正于南阳地界捉拿刘秀，便喝令将刘秀擒下。这种二人口角斗胜，完全是沛人小说的作风。
其二是小说有大量的神怪成分。如写刘秀有金龙护体，紫雾遮身之类，皆属历代史传，稗说之旧套。但这类描写，又有明显的爱憎倾向。如刘秀因父母被害，独自弃逃，昏迷去路，只得祷祝穹苍，将腰间玉环掷于地下，得一黑鸦引路，遂得至胡阳白水村避难。起事之后，往宛城借弓箭刀枪，为人发觉，正在危急之时，忽然天降红牛，刘秀遂得突出重围——
至天晚，其牛不动，忽见一老人松身鹤发，皓首庞眉，立于其前，谓秀曰：“先生留下红牛还我。”文叔慌忙下牛施礼，告曰：“公若肯卖此牛，不辞高价，愿乞慨赐，以助上阵之功。”老人曰：“汝背后何人也？”光武回顾复观，只见老人驾着红牛，化一阵清风而去，留下白纸一张，光武拾起，拆开视之，乃四句诗也：
乾坤有意定升平，何用干戈日夜鸣。
二百炎刘从此始，红牛直上五云程。
而种种神怪现象，往往只助正义的刘秀，不助不道的奸人。如昆阳大战时，王莽令吕傲押送老牛膳羊赏军，前往至昆阳山下，一阵大风，其羊皆化为石，众皆大惊；再至西山河边，老牛皆投入，众将束手无言，空回营寨而去。尤其令人诧异的是滹沱河结冰之事。光武为王郎所赶，至滹沱河边，上无桥梁，下无船渡。“江水泛涨，浪滚滔天”。王霸仰天祝福，果然河冰冻合，光武跃马纵辔而过。王郎兵至，众将一齐争功，兢奔跃过，未及至中，忽一阵风过，冻冰粉碎，王郎十万军兵，俱溺河死。小说引唐人胡曾诗曰：
光武经营业未兴，王郎兵急势相凌。
须知后汉功臣力，不及滹沱一片冰。
谢诏的《东汉演义》问世以后，在民间广为流传，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这便引起了一些重视历史真实的文人作家的忧虑。到了清代，有一位自号“珊城清远道人”的人出来，又重编了一部《东汉演义》。作者在《东汉演义序》中说：
间者客有述《桃花源记》于坐中者，余曰：“此渊明寓言也。陶公胸次，在羲皇以上，故云不知有汉，何论魏晋，世无问津云者，其慨世之深心也。不然，徒矜奇异，世岂乏刘子骥其人哉？”遂连类及汉世故事，有以光武骑红牛脱难为问者，余曰：“光武起宛，初骑牛，杀新野尉，乃得马，无所谓红牛事。”客取《东汉演义》，津津言之。演义，通俗者也；汉俗犹为近古，故足资博览而挽薄俗，恶可捏不经之说，颠倒史事，以惑人心目？
清远道人的序，署“时岁在旃蒙大渊献”，亦即乙亥年。此书现存最早的版本有嘉庆十五年（1810年）同文堂刊《东西汉演义》本，则此书当成于乾隆二十年乙亥（1755年）。此书问世以后，以其比较忠实于历史，受到正统文人和书坊的重视，以至于取代了谢诏的《东汉演义》，被后来出版的多种《东西汉演义》合刻本所收纳。
清远道人认为，历史演义，不应该是陶渊明《桃花源记》式的虚无缥缈的寓言，不能以“徒矜奇异”来惑人心目，而应该像马援那样，“善述前世行事，每言及三辅长者，下至闾里少年，皆可观听，自皇太子诸王侍者闻之，莫不属耳忘倦”，并在其中寄托某种“深意”。那么，这种深意是什么呢？作者的回答是：“胪兴衰之迹，疏治乱之本，使闻之者如生乎其时，亲见乎其事，倏而喜，倏而悲”，收到见“一代之君明臣良，百度修举，百世之下，使人欣欣爱慕；及其贤愚倒植，纲颓纽解，又复使人感愤太息，不能自己”的效果。
清远道人开初是在与友人讲述东汉故事，以“敷说大端，正其荒谬”的。序中说：
初言元后之启奸，孔相之颂德，客多裂眥怒视，拍案而起；及莽哭天于南郊，悬首于宛市，始皆眉飞色喜，贴然就坐。余复为撮数战功，历陈政治，至冯、寇破河内，延、弇平梁齐，收陇蜀，定三边，岑彭遇刺，伏波遘谗，则坐中诸客，鼓舞未既，而继之以叹且泣矣。因其怂谀，重为编次其事，敦促至再，爰是摭拾史事，系以末识，离为八卷。友人南宾生见之，谓曰：“比事提要，了然贯串，绎史之俦亚，曷不别自为书，顾自溷于稗官为哉？”余笑曰：“郑氏少赣不云乎？兴从俗者也。”曰：“然则子特自写性情，而好恶因人者与？”夫岂其然！
正是在朋友的鼓励怂恿下，清远道人方“摭拾史事”“重为编次”，写出了这部新的《东汉演义》。
在清远道人笔下，东汉开国的题材，就获得完全不同的认识价值和审美价值了。它已不是以“真帝王之命”的刘秀为中心的二十八宿英雄谱，而是具有厚重的历史感的对于王朝兴亡轨迹的追述以及“治乱之本”的深沉的思考了。
首先，王莽篡位，已不是被当做一个孤立、偶然的现象来处理了。关于这个问题，班彪在《汉书·成帝纪》赞中说过：“建始以来，王氏始执国命，哀、平短祚，莽遂篡其位，盖其威福所由来者渐矣。”认为王氏之祸，实始于成帝之时。清远道人也怀有相近的看法。他以为，西汉由盛变衰的转折时期，是在宣帝一朝。小说说：“帝在位二十五年，励精图治，信赏必罚，吏称民安；惜乎治杂于霸，文景之治不复存矣。至用恭、显而启元帝之信阉宦，贵许、史而启成帝之任外戚，杀赵、盖、韩、杨而启哀帝之诛大臣，故论其功则为中兴之君，察其罪则为基祸之主。”接着，以“伪学趋权附五侯”“温柔乡成帝追欢”“麒麟阁董贤固宠”三整回的篇幅，写宣帝、元帝、成帝三代“君不明而所任者巧佞”的史实，证明“树必先朽而后虫生”，王莽之终篡汉权，乃势之必然的道理。
从作者“自写性情”的角度看，小说对于“佞臣”的憎恶，更在“昏君”之上。当外戚王氏专政擅权之时，虽有忠直之士一再对王氏篡权的危险性提出警告，但一班佞臣却无耻地曲意逢迎，以求自保，其中最典型的人物是张禹与孔光。先是在成帝时，灾变迭见，吏民纷纷上书，无不以为是王氏专政所致。本来自然界的日食地震之类，与人间的治乱休咎，并无关联；可是，从特定的时代背景出发，确是一个除去王氏的绝好机会，连成帝见到吏民上书，也产生了动摇，便到张禹私第，辟去左右，以问张禹。张禹身为天子师，又为帝素所亲信，若从政治上的利害直言相告，王氏或可一举铲除；但是，张禹“见自身年老，子孙弱，恐为王氏所怨”，便说：“灾变之意，深远难见，故圣人罕言命，不语怪，神性与天道，自子贡之属不得闻，何况浅见鄙儒之所言。”话虽说得十分堂正，也符合科学道理，但客观效果却是使成帝消除了对王氏的怀疑，所以胡三省说：“禹以此苟富贵，汉祚中衰，实由此也。”（《资治通鉴》注）哀帝即位以后，宠幸便佞之臣董贤，要封他二千户，丞相王嘉拒不执行，封还诏书，孔光乘机诬奏王嘉“迷国罔上不道”，王嘉下狱，不食而死，孔光便代之为丞相。小说写孔光谄媚董贤的丑态道：
上故令贤私过孔光家，光闻贤来，知上欲尊宠董贤，乃警戒衣冠，出门以待，望见董车，乃垂手却入。贤至中门，光入阁。既下车，乃趋出拜谒，迎送恭谨，不敢用宾主钧敌之礼。上喜，立拜光两兄子为上大夫常侍，贤由是权与人主侔也。
就是这位孔光，在哀帝死后。为求媚王太后以固宠荣，竟无耻地称扬王莽“才高管晏，德并伊周”，推举他为大司马；而王莽也“以孔光名儒，曾相三主，太后尊敬，天下信之，于是盛尊事光”，二人相互利用，狼狈为奸，遂使王莽酿成气候，终于篡夺了汉家天下。
其次，在清远道人笔下，王莽已不是一个头脑简单赤膊上阵的专图篡位的“梼杌”，而是极富权术的政治野心家。“折节为恭俭，勤身博学，内事诸父，外交英俊，及爵位益尊，节操愈谦，振施宾客，家无所余”，是他上以迷惑太后，下以示信群庶的手段。他一方面牢笼拔擢惟知规免祸患、依凭宠禄的附顺者，另一方面又打击诛灭忤恨者，平日是“色厉而言方，欲有所为，微现风采，党与即承其指意而显奉之”，而自己却又“稽首涕泣，固固推让”。他曾经上书，愿出钱百万，献田三千顷，付大司农助给贫民，每有水旱，辄为素食。太后闻之，遣使诏曰：“闻公菜食，忧民深矣。今秋幸熟，公勤于职，宜以时食肉，爱身为国也。”这种假象，骗得了举国上下的信任。
有一次，因王莽不受太后所赐的新野田，吏民上书者前后竟达四十八万七千五百七十二人，其中不免有王莽所指使的人，但大多数确是被假象所惑的。王莽还有拒谏饰非的本事，如他因为害怕平帝外家卫氏掌权，便禁止帝母卫姬入京。王莽长子王宇见莽隔绝平帝母子，心非其行，又恐久后受祸，便私自通书帝舅卫宝，教卫后上书谢恩，以便到京师与帝相聚；及见此举无效，王宇又与其师吴章等商议，以为“莽不可谏而好鬼神，可为变怪以惊惧之，然后说令归政”。不料事情败露，王莽执王宇下狱，饮药死。此事暴露了王莽心狠手辣的残忍本性，然而他反厚颜地以“不顾私情”“行管蔡之诛”自许，还作书八篇以戒子孙；更有逢迎者居然奏请将此戒颁于郡国，令学官用为教授，天下能诵此戒者，得选举比《孝经》焉。
经过了如此一番铺垫之后，直到小说第六回，方演出了谢诏《演义》开卷所写的一幕：
且说平帝年十三矣，颇有知识，见莽所为诈伪，惨毒日甚，党羽遍朝野，虽居帝位，举目无亲，如坐樊笼，常是形忧于色。莽早已看在心中，于十二月腊日，莽亲上椒酒，遂置毒酒中。帝才饮入腹，顿觉焦热如火，五脏欲裂，大呼曰：“王莽弑君也！”莽急以他辞乱其语，令左右扶入宫中，自却奔至泰畴请命；泰畤者，元鼎中立太乙及帝祠坛于甘泉，是为泰畤也。莽至泰畤，戴璧秉圭，怀中取出所作愿以身代策文，藏之金滕，置于前殿，敕诸公不得漏言。不一时间，宫中传言，帝已崩矣。
这里虽然改正了谢书的不经之说，但仍有相当添加附益的成分。按《通鉴》卷三十六载：
时帝春秋益壮，以卫后故怨不悦（注：谓卫后不得至京师，其族皆死徒故不悦）。冬十二月，莽因腊日上椒酒，置毒酒中。帝有疾，莽作策请命于泰畤，愿以身代，藏策金滕，置于前殿，敕诸公勿敢言。丙午，帝崩于未央宫。
由此可见，小说关于平帝对王莽不满原因的说明，以及毒酒入腹，即刻发作，并大呼“王莽弑君也”等细节描写，都是添加出来的。
第三，清远道人丢掉了谢书以刘秀为中心的英雄传奇故事的结构模式，基本上按照历史的本来面目，铺叙了西汉末年风云变幻的政治军事斗争的过程，并力图写出作者对于其间兴衰存亡之迹的理性思考来。
首先起兵反对王莽专柄的是宗室刘崇。他以王莽“专制朝政，必危刘氏，天下非之，乃莫敢先举，此宗室之耻也”相号召，与从者百馀人进攻宛城，但很快就失败了。同是宗室的刘嘉，却使张竦作奏，称颂王莽“圣德”，说他的所作所为，都是为了“乱则统其理，危则致其安，祸则引其福，绝则继其统，幼则代其任，晨夜屑屑，寒暑勤勤，无时休息，孳孳不已者，凡以为天下，厚刘氏也”。可见“刘氏宗室”的旗帜，并不能战胜王莽的篡权。
继起者为故相之子、东郡太守翟义。他所声讨的，仍是王莽的“以鸩弑君”“公行篡弑”，而自己“幸得备宰相子，身守大郡，父子受汉厚恩，义当为国讨贼，以安社稷”。以一郡守振臂一呼，众至十余万。王莽乃仿周公大诰之文，增策一篇，颁行天下，谕以摄位当反孺子之意，诰文颁到之处，士民传诵，居然颇有效用，众人纷纷赞颂，而骂翟义为反贼。翟义也终于落得兵败自刎的悲剧结局。可见，“声讨篡贼”的口号，也没有多大的力量。
然而，当王莽一旦真的登上新朝皇帝的宝位，推行古井田法，造大钱，“于是农商失业，食货俱废，民人至涕泣于市道”；又大启边兵，“边民死亡，又十二部兵，久屯在边，吏士放纵，而内郡愁于征发，民弃城郭，流为盗贼”，总之，“自是四夷皆乱，天下骚动矣”。人民的反抗，已不止于王莽的窃国篡位，更尤在他的浸渔百姓。
清远道人以相当的篇幅，叙写了下层民众的反抗。第一个突出的是吕母：
初，吕母子为县吏，为县令所冤杀，母怨极，密聚里中少年。母家素丰，赀产数百万，乃益酿醇酒，买刀剑衣服，少年来酤者，皆赊与之，视其乏者，辄假衣裳，不问多少。数年，财用稍尽，少年欲相与偿之，吕母垂泪曰：“所以厚诸君者，非欲求利，徒以县宰不道，枉杀吾子，欲为报怨耳！诸君宁肯哀之乎？”少年壮其意，又素受恩，皆许诺。其中勇士徐次子等，自号猛虎，遂相聚得百余人，因与吕母入海中，招合亡命，众至数千。吕母自命将军，引兵还攻海曲，执县宰。诸吏叩头为宰请，母曰：“吾子犯小罪，不当死，而为宰所杀；为宰而轻杀人者，罪固当死，又何请乎？”遂斩之，以其头祭子冢。复入海，其众浸多，后皆数万。
第二个突出的是樊崇：
时山东青徐大饥，寇贼蜂起。有樊崇者，字细君，起兵于莒，众百余人，转入泰山，自号“三老”。而群盗以崇勇猛，皆附之，一岁间，至万余人。崇，琅琊人；又崇同郡逢安，字少字；东海人徐宣，字骄稚，及谢禄、杨音各起兵，合数万人，复引崇共还攻莒，不能下，转掠至姑幕。
小说还写到司马费兴被任为荆州牧，临行，王莽问其“到部方略”，费兴说：“荆扬之民，率皆依阻山泽，以渔采为业，间者国张六筦，税山泽，妨夺民利，连年久旱，百姓饥穷，故为盗贼。兴到部欲明晓告诫贼归田里，假贷犁牛种食，宽其租赋，庶几可以解释安集。”王莽听了大怒，立刻免掉费兴的官职，并“严敕捕贼，不得言饥寒所为”，弄得“郡县莫敢言贼情，上下蒙蔽”。作者选录这些史上有征的事实，说明他对于人民大众起为“盗贼”的原因，有较深刻的认识，但从小说创作的角度看，零散的史料构不成鲜明的人物形象体系与跌宕起伏的故事情节，于是就流于历史进程的自然纪录了。
在谢诏的《东汉演义》中，刘秀是绝对的主角，对于另一个很重要的人物刘玄，只是在写刘秀向新市平林十大王借兵时，才让他以军师的身份露面。其时马武等人皆愿归顺汉朝，欲立刘秀为帝，而刘玄也是汉朝宗室，且是刘秀族兄，闻之有不忿之心，众人不得已，方权立刘玄为更始帝，刘秀为元帅。而此书早在第十一回，就首先让刘玄登场，说刘玄因弟刘骞为亭长之子所杀，便结客为报仇计。适家中有酒，请游徼饮，有宾客醉，歌曰：“朝烹两都尉；游徼后来，用调羹味。”游徼大怒，缚客捶数百。刘玄惧，避之平林，较刘
、刘秀登场为早。
在刘
、刘秀兄弟二人中，谢书也是全力突出刘秀，而以刘
作为陪衬。刘良一开始就预言刘 “只好为臣，无帝王之福”，严光的卦卜更占出刘秀“真帝王之命”。但在此书中，刘 
是作为叱咤风云的领袖人物来写的。第十一回的结末，即为刘 的出场大造气势道：
……时楚地起兵者，新重、平林、下江诸路，虽相聚人马，皆千万计，然当不住严尤宿将，勇而有谋，故皆不能起势。却恼了一位英雄，其人自王莽篡位以来，常愤愤不平，志存恢复，不事家业，倾身破产，结交天下雄俊，以图起创大业，于是部署宾客，崛起雄师，灭莽兴刘。
第十二回又写道：
这英雄姓刘名
，字伯升，乃汉景帝之后……却说伯升刚毅，慷慨有大 节。幼学长安，见莽篡逆，痛恨回家，破产结客。时盗贼群起，南方尤盛，伯升乃召诸豪杰计议曰：‘王莽暴虐，百姓分崩，今枯旱连年，兵革并起，殆天将灭莽，正复高祖之业，定万世之秋也。’众皆然之。于是发舂陵子弟得数千人，部署宾客，自称柱天都部。
而刘秀（文叔）却是另一种举止：
初，伯升宾客劫人，文叔素谨厚，乃辟吏于新野邓晨家。晨字伟卿，娶文叔姊元，尝与伯升及文叔俱之宛，与穰人蔡少公等宴语。少公颇学图谶，言刘秀当为天子，或曰：“是国师公刘秀乎？”文叔戏曰：“何以知非仆耶？”坐者皆大笑，晨心独喜。及文叔与家属过吏新野，舍晨庐，甚相亲爱。晨因谓文叔曰：“王莽悖暴，盛夏斩人，此天亡之时也。往时会宛，少公之言，行当应耶？”文叔笑而不答。
两人的性格，完全不同。所以，当刘
会众起兵时，诸家子弟都恐惧异常，逃避自匿，说：“伯升杀我！”等到看见刘秀也“绛衣大冠”自宛城起事还至舂陵时，吃惊地说：“谨厚者，亦复为之！”才稍稍自安，可见他在人们心目中的印象了。
小说突出了刘 
的威信和胆识。第十二回写到小长安惨败，杀伤甚多，众人大哭，咬牙切齿要进兵报仇泄恨，只有刘
保持清醒的头脑，他对大家说：“今日之惨，木石伤心；若等见新市、平林中情乎？彼见我败，意欲解去矣。勿妄动，我当取下江之兵，以图万全。”于是来到下江军中，说王常曰：
汉家制度，圣圣相承，天下富庶，祖宗数世，不见兵革征役之苦，厚泽及民，沦肌浃髓。独以元后故，王氏四世擅权，扰乱天下。至莽贼，诛戮忠良，满布爪牙，弑平帝，掘后陵，穷凶极恶，假造符命，以篡天位，制王田，改钱币，设六筦之禁，启四夷之兵，近复征淑女，营九庙，竭民脂髓，加之惨戮。方今四海鼎拂，正奸贼丧亡之秋，凡有血气，莫不刿心剔目，思复汉仇。况
帝室宗亲，痛明堂之不祀，逼袵席之未安者乎！前者振臂一呼，英雄环集，只以合从未就，指挥不闲，且前队之众，数倍我师，致有小长安之败。然天心未尝厌汉，大事诚人可图之机，方今边境未安，青徐掣肘，诚欲得足下之众，并力取宛，以作根基，然后遣将分略定陵昆阳，以定颍川，据有洛阳，三辅不足图也。为天下除害，定千秋之业，足下其有意乎？
王常早有归汉之心，闻刘
之议，深服其“深计大谋”“王公之才”，便率下江兵与之并合，军事大张，锐气益壮。
刘 
又颇具韬略，英勇善战。泚水与甄阜决战时，他先嘱咐马武：“汝与岑彭对敌，当诈败，引彼远追，阜军去彭，余子不足数也。”果然，岑彭中计，追下十余里，刘 
便挥众杀出，诸人一见甄阜，怨气冲天，人人上前，将甄阜攒住大骂，“阜张口战栗，早被伯升一枪搠下马来，刀剑并下，顷刻分尸万断”。进攻宛城时，刘 
又对将士说：“此番交战，不比泚水之师，严尤宿将，队伍整练，未可轻进，兼须防其分兵冲突。”由于部署得宜，又大获全胜。刘 
的威名，令王莽丧胆，“下诏：有能捕得伯升者，封为上公，食 邑五万户，赐黄金十万斤。又令长安中官署及天下乡亭，皆画伯升像于埻，旦起射之”。这些，都是为刘
张目的。
在立帝的关键问题上，也显出刘
不凡的气度和识见：
时平林、新市众，俱在淯阳，自阜、赐死后，百姓日有降者，众至十余 万。众虽多而无所统一，于是诸将会议，欲立刘氏，以从人望。王常与南阳豪杰，咸归于伯升；而新市、平林诸将帅，乐放纵，惮伯升威明而贪圣公懦弱，先共定策立之，然后使骑召伯升至，示其议。伯升曰：“诸将军幸欲尊立宗室，其德甚厚；然愚鄙之见，窃有未同。今赤眉起青徐，众数十万，闻南阳立宗室，恐赤眉复有所立，如此，必将内争。今王莽未灭，而宗室相攻，是疑天下而自损权，非所以破莽也。且首兵唱号，鲜有能遂，陈胜、项籍，即其事也。舂陵去宛三百里耳，未足为功；遽自尊立，为天下准的，使后人得承吾敝，非计之善者也。今且请王以号令，若赤眉所立者贤，相率而往从之；若无所立，破莽降赤眉，然后举尊号，亦未晚也。愿各详思之。”
而刘秀直到第十三回昆阳之战，才得初露头角。其时，王莽遣大司空王邑、司徒王寻发兵百万，又选身长一丈、大十围的奇士巨无霸为垒尉，驱虎豹象犀之属以助威，形势极为严重：
文叔将数千兵迎至阳关，诸将望见寻邑兵盛，大惊，尽反走驰入昆阳，皆惶怖，忧念妻孥，欲散归诸城。文叔议曰：“今兵谷既少，而外寇强大，并力击之，功庶可立；如若分散，势无俱全。且宛城未拔，不能相救，昆阳一破，诸部亦灭矣。今不同心胆共举功名，反欲守妻子财物耶？”诸将怒曰：“刘将军何敢如是！”文叔笑而起。
会探马还言大兵且至城矣，扎军阵数百里，不见其后，诸将惊惶无措，遽相谓曰：“更请刘将军计之。”文叔复为图画成败，诸将皆曰：“诺。”
时王常别循汝南沛郡，还至昆阳，城中有八九千人。文叔乃使成国上公王凤同王常守城。至夜，自与骠骑大将军宋佻、五威将军李轶等十三骑出城南门。时北军至城下者且十万，文叔等几不得出。既至郾、定陵，悉发诸营兵，而诸将贪惜财货，欲分留守之，文叔曰：“今若破敌，珍宝万倍，大功可成；如为所败，首领难存，何财物之有？”众乃从。
时严尤、陈茂亦至昆阳，见寻、邑纵兵围城，进曰：“昆阳城小而坚；今称尊号者在宛，亟宜速将大兵，宛败，昆阳自服矣。”邑曰：“吾昔以虎牙将军围翟义，坐不生得以见责让；今将百万之众，过城而不能下，何谓耶？”遂围之数十重，列营百数，云车十余丈瞰临城中，旗帜蔽野，埃尘连天，钲鼓之声，闻数百里。或为地道，冲碰撞城，积弩乱发，矢下如雨。城中负户而汲，王凤乞降，不许。严尤又曰：“归师勿遏；围城为之阙，可如兵法，令得出逃。”邑自以为功在刻漏，不听尤言。有星夜坠营中，昼有云如坏山，当营而陨，不及地而散，吏士皆厌伏。
六月己卯，文叔发郾定陵兵数千人，来救昆阳，自将步骑千余，前去大军四五里而阵。寻、邑大笑曰：“此亦称寇，何足血吾刃！”于是自将万余人行阵，敕诸营皆按部，毋得妄动，独返与汉兵战。文叔一见，匹马单刀，奔入邑阵，如入无人之境，顷刻斩首数十级而还。诸部喜曰：“刘将军平生见小敌怯，今见大敌勇，甚可怪也。且复居前，请助将军。”文叔复进。臧宫戟，王霸枪，李轶铁鞭，冯孝、任光长杆刀，马武、宋佻画戟，傅俊丈二矛，并诸将校二十余人，随着冲杀，只见邑军纷纷落马。诸将胆气既壮，勇力倍增，所向披靡，杀得寻、邑队伍大乱却退。城下大军无令，不敢擅离相救，听凭诸将杀个尽量。这边马成见汉将大捷，挥动数千人马，大喊：“宛下兵到矣！”——时伯升拔宛已三日，而光武军中尚未得知，盖亦虚张声势云。——马成驱兵掩杀。文叔顾谓诸将曰：“趁此杀将去也。”诸将大喜，曰：“愿从。”文叔舞动大刀，带众冲入中坚，王寻接住厮杀，不四五合，被文叔拦腰一刀，斩为两段。诸将杀得性起，逢人便砍便刺。王凤、王常闻得杀声连天，连登城楼一望，只见汉兵所至，如风卷残云，二人大喜，急率众开城，鼓噪而出，中外合势，震呼动天地，莽兵大溃。
这段描写，几乎全采自《后汉书》与《资治通鉴》的文字增益而成，唯独删去“更请刘将军计之”之前“诸将素轻秀”一句。事实上，刘秀开始并无多高的威望，清远道人写刘氏发难而以刘 
为主，较之谢诏处处以刘秀为主，是更符合历史真实的。
昆阳之战的胜利，使刘秀的威望大增，小说这才腾出手来，补叙了刘秀的往事：
却说光武身长七尺三寸，美须眉，大口，隆准，日角，性勤稼穑。幼之长安，受《尚书》于中大夫庐江许子威，略通大义。初无大志，尝为春陵侯家讼逋租于严尤，尤奇其貌。时宛人朱福亦为舅讼租于尤，尤止车独与光武语，不视福。光武归，戏福曰：“严公宁视卿耶？”其意似以严公一盼为荣。及严尤至昆阳，闻光武不取财物，但会兵计策，尤笑曰：“是美须眉者耶？何为乃如是？”又，初至长安，见执金吾车骑甚盛，因叹曰：“仕宦当作执金吾，娶妻当得阴丽华。”——盖南阳新野人阴睦之女也，自适新野时，闻其美，心悦之，故云；至是遂娶得之，时年十九。
等到刘
为刘玄所杀，刘秀的地位才突出起来。但即便如此，纵观全书，他也只是一个与历史的演进和变革一道沉浮的较有识见、较有谋略的政治家 和军事家，而不是主宰一切、指挥一切的“真命天子”，这是此书和谢诏的《东汉演义》根本不同的地方。
刘秀手下的中兴二十八将，在此书中也写得较为零散，二十八宿的形象体象已不复存在：
马武出现在第十一回：“一日，又一彪形大汉到来，乃南阳湖阳人，姓马名武，字子张，少时避仇，客居江陵。”
岑彭出现在第十二回，他与马武的第一次交手，也在此回：“只见对阵旗门开处，一将杀出，正是岑彭，身长九尺，紫面长髯，绛袍金甲，如天神一般，手提偃月大刀。廖湛未经大敌，一见早已心怯，交手数合，便支持不住，拨马回走，岑彭赶上，一刀砍去，忽一骑飞至，一枝方天画戟到来，将刀架开，岑彭用力过猛，反在马上一幌，吃惊一看，只见那人面如活蟹，须若钢针，身躯比自己高约数寸。彭喝曰：‘来贼通名！’那人笑曰：‘王莽篡国逆贼，亲弑平帝，天下皆知；汝辈皆贼党助，荼毒万民者也，反指人为贼乎？我湖阳人，姓马名武。我看汝一表非俗，何不与我共诛残暴乎？’岑彭大怒，举刀便砍，二人战到数十回合，不分胜败。”此处形容马武的外貌文字，却是袭自谢诏书的。
臧宫出现在第十二回：“人马正行，忽见迎面尘起，有数百大汉闯来。成丹迎去，大喝曰：‘不知死活之徒，见大军到来，尚不远避，成群何往？速卸衣物，免汝残生。’只见众中一枝画戟行动，一人分众而出，背负钢鞭，随将手中戟付与从人。成丹一见，以为亭长来捕，不待开言，举枪便刺，其人一手将枪接住一扯，成丹跌下马来，急掣剑来斗，二人鞭剑往来，数合之间，剑已落地，成丹被擒。这边王常闻报，早已赶来，便问：‘来将名姓，将何为者？’其人曰：‘我姓臧名宫，字君翁，颍川颒县人，少为县游徼，因见四方扰乱，亦欲自建功业。闻下江中有王颜卿者，愿往见之，以商去就。’王常不待辞毕，便去枪下马而揖曰：‘王常即某便是，此成将军丹也。’宫急放丹起，先向丹谢罪，然后各诉衷肠，大喜。遂同往棘阳进发，与汉军及新市、平林合。”
王霸出现在第十三回：“一路军兵正行，忽见数十人迎军求见曰：‘将军兴义兵，窃不自量，愿充行伍。’此人姓王名霸，字元伯，颍川颍阳人也。父为决曹掾，霸亦少为狱吏，性慷慨，不乐吏职，其父奇之，遣西学长安，至是率宾客上谒。文叔大喜曰：‘梦想贤士，共成功业，岂有二哉！’”
冯异、祭遵、铫期出现在第十四回：“父城人冯异，字公孙，好读书，通《左氏春秋》《孙子兵法》，时以郡掾监五县，汉兵起，与父城长苗萌共守城，光武攻之不下，屯兵中车乡。异微行视属县，为汉兵所执。时异从兄孝，及同郡丁
、吕晏并从光武，因共荐异。得召见，异曰：‘异一夫之用，不足为强；有老母在城中，愿归据五城，以报效功德。’光武大喜。异归，谓苗 萌曰：‘今诸将皆壮士屈起，多横暴；独有刘将军，所到不劫掠，观其言语举止，非庸人也，可以归身。’苗萌曰：‘死生同命，敬从子计。’”“颍阳县吏祭遵往进见，光武爱其容仪，署为门下吏。遵字弟孙，颍阳人，好经书，家富给，而遵恭俭，丧母，负土起坟。尝为部吏所侵，结客杀之。初，县中以其柔也。既而皆惮焉。”“铫期，字次况，颍川郏人也，长八尺二寸，容貌绝异，矜严有威。父猛，为桂阳太守，卒，期服丧三年，乡里称之。光武闻期志义，召署贼曹掾。”
邓禹出现在第十五回：“邓禹，字仲华，南阳新野人也。年十三，能诵诗，受业长安。时光武游京师，禹年虽幼，而见光武，知非常人，遂相亲附。数年归家。及汉兵起，更始立，豪杰多荐举禹，禹不肯从。及闻光武安集河北，即杖策北渡，追及于邺。光武见之甚欢，谓曰：‘我得专拜封，生远来，宁欲往乎？’禹曰：‘不愿也。’光武曰：‘然则欲何为？’禹曰：‘但愿明公威德加于四海，禹得效其尺寸，垂功名于竹帛耳！’光武笑，因留宿与闲语。”
贾复出现在第十六回：“汉中王刘嘉有一位上将，姓贾名复，字君文，南阳冠军人也。少好学，习《尚书》，事舜阴李生。李生奇之，谓门人曰：‘贾君之容貌志气如此，而勤于学，将相之器也。’莽末，下江、新市兵起，复亦聚众数百人于羽山，自号将军。更始立，乃将其众归刘嘉，以为校尉。复见更始政乱，诸将放纵，乃说嘉曰：‘臣闻图尧舜之事而不能至者，汤武是也；图汤武之事而不能至者，桓文是也；图桓文之事而不能至者，六国是也；定六国之亲欲安守之而不能至者，亡六国是也。今汉室中兴，大王以亲戚为股肱，天下未定，而安守所保，所保得无不可保也。’嘉曰：‘卿言大，非吾任也。大司马刘公在河北，但持我书往。’复遂辞嘉，受书北渡河。”
吴汉出现在第十七回：“今再说一位豪杰，亦是宛人，姓吴名汉，字子颜。家贫，给事县为亭长。王莽末，以宾客犯法，乃亡命至渔阳，以乏资用，贩马为业，往来燕蓟间，所至皆交结豪杰。更始立，使使者韩鸿循河北，或谓鸿曰：‘吴子颜，奇士也，可以计事。’鸿召见汉，甚悦之，遂承制拜为安乐令。会王郎起，北州扰惑，汉素闻光武长者，独欲归心，乃往说太守彭宠。”
寇恂出现在第十八回：“光武将北循燕赵，乃拜寇恂为河内太守。恂字子翼，上谷昌平人，为郡功曹，经明行修，名垂一时。先，光武尝问邓禹曰：‘魏郡河内，独不逢兵，而城邑完全，仓廪充实，我欲守此，诸将中谁可使者？’禹曰：‘昔高祖任萧何于关中，无复西顾之忧，所以得专精山东，终成大业。今河内带河为固，户口殷实，北通上党，南迫洛阳，寇恂文武足备，有牧人御众之才，非此子莫可使也。’于是拜恂为太守，行大将军事。”
这些零星的故事，与刘秀不能组合为有机的情节系统。如岑彭的降汉，乃刘 
之力。其时岑彭被围宛城，城中食尽，岑彭“思死守徒殃百姓，乃出降汉”。诸将恨极，将欲诛之，刘
曰：“死守宛城，职也；降以救百姓，义也。今举大事，当表义士，不如封之，以劝其后。”与刘秀毫无关联。其余诸将之投奔刘秀，大都出于偶然的机缘，就中大约唯有冯异对刘秀“所到不劫掠，观其言语举止，非庸人也”有明确的认识；刘
被刘玄屈杀以后，又是冯异一人察知刘秀的哀情，进言道：“天下同苦王氏，思汉久矣。今更始诸 将，从横暴虐，所至虏掠，百姓失望，无所依戴。今公专命方面，施行恩德。夫有桀纣之乱，乃见汤武之功；人久饥渴，易为充饱。宜急分遣官属，循行郡县，理冤结，布惠泽。”不啻为刘秀最大的知音。邓禹为中兴二十八将之首，年十三受业长安时就与刘秀相亲附，本来是可以演化出许多动人心目的故事来的，而此书却让他到第十五回方迟迟登场。至于那位在谢诏书中早早算定刘秀“真帝王之命也，二十一岁小旺，至三十八大旺”，到刘秀即位以后，与之共床偃卧，以足加其腹上的严光，此书连提也没有提。凡此种种，说明清远道人重视的是历史演进的真实序列，而无小说创作的形象体系的观念。
这一部《东汉演义》，对于读者固然也能产生相当的吸引力，但这种吸引力不是来源于作家重新构建的作为“第二历史”的艺术作品的感染作用，而是历史事变本身所蕴含的理性思辨，与谢诏的《东汉演义》，形成意趣迥异的鲜明对比。
还有一点应该指出的是，不论是宋元时代的《前汉书平话》《后汉书平话》，还是明代的《全汉志传》《两汉中兴开国志传》，乃至《西汉演义》，所叙史事都只限于两汉的“中兴”，唯独清远道人的《东汉演义》，是第一部把两汉历史构成为完整体系的小说。此书第一回“英君图治开三衅”中说：
前部《西汉演义》，但做到高祖得天下而止，读者费了数日功夫，只知得数年之事，其子孙坐了几年天下？孰为圣明？孰为昏暴？竟茫然不知，如看一两出戏文，热闹半天，还是有头无尾。至平帝如何失了国？王莽如何便篡了位？树必先朽而后虫生，做《东汉》的，更不叙明根源，这又叫个有尾无头，更是闷事。今重新演说光武中兴故事，顺便将西汉一代之事，约略补述在前，令读者于一代兴衰，了然在目。
作者的着眼点，乃在一代兴衰之迹。因此之故，也就把西汉凡二十五君、四百二十六年的历史统系，构筑完成了。一些为早期文言小说偶一叙及而为甄伟《西汉演义》所舍弃的如汉武帝的雄才大略而又信惑神怪，巡游无度，汉成帝的宠幸赵氏姊妹而淫乱后宫的故事，也是由清远道人第一次写进长篇通俗演义的。
至于东汉建立以后的史事，谢诏的《东汉十二帝演义》也大体上作了叙述。它以三卷的篇幅，历叙了明帝、章帝、和帝、殇帝、安帝、顺帝、冲帝、质帝、桓帝时事，杂叙了傅毅、班固、贾逵共校典书，梁鸿、孟光避世隐居，窦固征匈奴，班超入西域等故事，由于时间跨度过大，又远离了二十八宿的英雄传奇模式，只好大段抄录史书敷衍成篇，与前半部风格，殊不相配。对于桓、献二帝之事，则一笔带过，书末云：“灵帝即位之初，《三国传》于是编起，二帝之事，俱备其传，今但集其名，余悉不载。”看来作者是十分自觉地以《三国志演义》的继承者自居的，虽然小说所叙的历史，要比三国为早。
清远道人的《东汉演义》卷八，写的也是东汉立国以后的事。此卷共四回，前二回“二十八宿画云台”“三十六人平西域”，写东汉早、中期，主尚明而臣尚贤的治世。如明帝下诏：“今选举不实，邪佞未去，权门请托，残吏放手，百姓愁怨，情无告诉，有司明奏罪名，并正举者。”明帝后马氏，“常衣大练，裙不加缘，朔望诸姬主朝请，坐见后袍衣疏粗，反以为绮縠，就视乃笑。后辞曰：‘此缯特宜染色，故用之耳。’六宫莫不叹息。”故而天下又安，国家强盛，遂有窦固征匈奴，班超平西域的壮举。后二回“肃宗爱色容权戚”“桓帝诛贤宠宦官”，写章帝以下诸帝，复重蹈西汉宣帝、元帝、成帝三代之覆辙，朝政渐为外戚、宦官所把持，遂开子孙无穷之祸。结末云：“安帝、顺帝在位，皆十九年，桓帝二十二年，灵帝二十三年，献帝虽在位三十年，播迁之余，徒为曹操所挟以令诸侯耳。有《三国志》在，故灵帝以后，不复缕述。”其主题之一贯，通体之和谐，较之谢诏书来，是要略胜一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