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衰兴亡的表象与哲思——列国志小说的思想蕴含探析
历史已经远去。
历史的远去，形成了巨大的时空距离，因而后世的人们重新审视历史时，应该获得比当时人和当事人更加开阔的视野，更加冷静的心态。
时代已经变迁。
时代的变迁，使得固有的思想体系发生变化；因而后世的人们重新探索历史时，应该从多种角度透视历史的重重迷雾，获得比当时人和当事人更加深刻的结论，并开掘出他们未曾认识及不可能认识到的潜在意义。
这是历史学家的责任。或许，也应该成为历史小说家的追求。
余邵鱼和冯梦龙以他们的作品重现了他们心目中的历史表象，也表达了他们对历史的深沉思考。
这不仅是文学对历史的观照，而且也是历史对文学的呼唤。
（一）德政理想
余邵鱼编集的《列国志传》，将儒家思想体系作为历史思考的哲学基础，并通过叙写商亡周兴的历史变迁，表达作者抨击暴政、颂扬德政的政治理想。
作者首先描写商纣王的荒淫酒色、暴虐无道，将其作为暴政的代表。
小说的这部分情节，主要沿袭《全相平话武王伐纣书》的描述，但作者的思想情感已与平话有了明显差异。平话中商纣王的形象是：
若说三皇五帝，皆不似纣王天秉聪明，口念百家之书，目数群羊无错；力敌万人，……叱咤声如钟音；书写入八分，酒饮千钟；……能骑劣马。……纣王初登帝位，归朝治政，前十年有道，八方宁静，四海安然，天下皆称纣王是尧、舜。
这种描写，基于民间的一种质朴而天真的愿望：皇帝原是好皇帝，只是后来被奸臣、妖女所蒙蔽。平话写纣王因苦恋神女而听从奸臣费仲之谏，召选美女妲己，但妲己被妖狐所魅成为妖女，纣王从此逐渐堕落为暴君。
小说作者显然不满平话中商纣王原本是贤德君王的种种描写，因此，《列国志传》中商纣王的形象是：
为人聪明勇猛，才力过人，手能格禽兽，身能跨骏马；智足以拒谏，言足以饰非。常自以天下之人皆出己下。
作者打破纣王头上闪烁的、由尧舜的高尚品质组成的耀眼光环，剥去其痴情君王的虚伪面纱，将抨击的锋芒直指纣王：虽有聪明才智，却用于拒谏饰非，原本是一个狂傲自大、沉溺声色、怠废国政、残酷无情的昏暴君王。纣王为满足其淫欲，下令四方诸侯合举美女，并强令冀侯苏护献己女妲己；苏护拒绝，纣王竟令西伯侯、北伯侯发兵征讨。苏护无奈献女进京，途中妲己被妖狐所魅，成为妖女。正是商纣王的荒淫无道，才给妖魔以可乘之机。
小说对商纣王专宠妲己、恣情淫乐、狼狈为奸、残害忠臣及无辜百姓的暴行的描写，比平话更充分，细节更逼真。商纣王为图享乐下令修建鹿台，增收百姓赋税，不惜用尽府库资财，并残酷役使民众：
费仲、蜚廉将畿内之民三丁抽一，单丁独役。富者虽少壮，亦卖而不调；贫者虽老弱，必驱而用之。替换督工，昼夜不息，民有不胜疲苦劳死于台下者，纵横枕藉；外即不胜重敛者，卖妻鬻子至于逃亡。及至七年，始得成功。
作者对纣王的劳民伤财深加贬斥，对百姓的不幸遭遇深切同情，并用一篇骈文来表达这种情感：
台高插汉，榭耸凌云。九曲栏干，饰玉雕金光彩彩；千层楼阁，朝星映月影溶溶。怪卉奇花，香馥四时不谢；珍禽异兽，声扬十里传闻。游宴者，姿情欢乐；供力者，劳悴艰辛。涂壁脂泥，尽是万民之膏血；华堂彩色，皆收百姓之精神。绮罗锦席，空尽织女机杼；丝竹弦歌，变作野夫啼哭。真个以天下奉一人，须始信独夫残万姓。
这篇骈文以鹿台之华丽、纣王之奢侈，对比百姓之凄惨和苦难，读之令人愤恨商纣王的残暴。
作品不仅描写商纣王的穷奢极侈，而且描写他的灭绝人性。纣王和妲己在鹿台欢宴，却令六宫嫔妃在台下裸身歌舞；姜后宫中七十二名宫女因拒绝裸舞，被纣王施以虿盆之刑。纣王令人平地开挖数百步长、深五丈余的大坑，取蛇蝎蜂虿之类群聚坑中；然后将违令的众宫女抛入坑中，让百虫嘬咬。一时间，宫女悲号之声，惨不忍闻，纣王却大笑着夸奖妲己此法高妙。
太子殷郊因劝谏纣王而被贬，大夫梅伯冒死进谏，被纣王施以炮烙之刑。纣王令人铸铜柱一根，内燃烈火，外涂脂膏；然后将梅伯裸衣抱柱，顷刻间，梅伯肉焦骨碎，化为飞灰。梅伯惨死之状，令人发指，纣王却大笑说：“此刑极美！”
纣王除设上述酷刑外，又设熨斗之刑，即制铜熨斗，内燃烈火，对罪不至死者，令其手持炽热的熨斗，则罪人手足焦烂。纣王在殿前设立铜熨斗、铜柱各数十个，满朝文武俱缄口不言。纣王见群臣畏刑不谏，更加恣意妄为，与妲己旦夕宴饮。妲己又建议纣王设酒池、肉林，以供赏乐；纣王即命人开挖二坑，一坑中间垒槽为丘，四围引酒为池；另一坑中则悬肉为林。然后，再令各宫嫔妃裸体在酒池中相戏扑打，胜者浸死池中，败者则抛入虿盆之内，让蛇虫咬死。因此，宫女死者无数。但纣王与妲己却“抚掌大笑曰：‘此乐深称吾意！’”
纣王的惨无人道，并未至此而止。他和妲己狼狈为奸，先是囚禁西伯侯姬昌达七年之久，后又将姬昌之子伯邑考醢为肉酱，送食姬昌，以试探其是否为先知圣人。此外，纣王还剖孕妇之胎、斩百姓之胫，以满足其变态心理；又剖进谏的王子比干之心，视其是否有七窍。商纣王的暴政，终于激起诸侯的抗争，最终众叛亲离，身死国灭。
作者在描写商纣王种种“残义损善”的暴政的同时，将其与西伯侯姬昌（周文王）的仁义恤民的德政，作鲜明的对照。
平话中没有具体描写姬昌的容貌，小说中则极力渲染姬昌的神异与贤明：
生得龙颜虎眉，身长一丈；有四乳，目角丰隆。承祖父遗政，布德行仁，专恤鳏寡孤独。西方小邦诸侯，各各倾心服德以朝焉。
姬昌不仅相貌非凡，积德行仁，而且是一位先知圣人：他预知先天之数，善卜未来吉凶。当他奉诏入朝时，即知将有七年之厄，途中，他又预知古墓女尸产子，并言此子日后必将助周灭商；至朝歌，姬昌又当朝占卜，预知成汤宗庙定有火灾。姬昌的神圣贤德，无疑是纣王社稷的潜在威胁；因此，当姬昌冒死进谏时，纣王怒火填膺，将其囚禁于羑里城。羑里百姓闻西伯贤圣却含冤被贬，争相远接，并愿上表请赦其罪；姬昌劝止，称不敢再违天子之旨，百姓均拜服：“真圣天子。”姬昌则自叹：“七年之厄，诚有定数。吾岂敢怨君而私民乎?”于是，姬昌遂杜门不出，推演伏羲氏六十四卦。
姬昌被囚羑里城七年已满，伯邑考至朝歌乞纣王赦免其父。姬昌预知将获释，但要失去爱子，便忍痛食子之肉，果得返归西岐。纣王的殄灭人伦，姬昌的忍辱负重，在此均达到极点；但在这幕伦理惨剧中，纣王被钉在历史与人性的耻辱柱上，被后世唾骂；姬昌则怀着一颗破碎的心、满腔的恨，带着盈眶的泪，成为被后世景仰的传奇式英雄。
小说不仅写姬昌的神圣品质，超凡人格，而且突出地描写他的贤明统治。姬昌返归西岐后，广行仁政，厚恤民众，使耕者什一而税，仕者世食其禄；画土为牢，刻木为吏，不动刑罚而民众自劝。百姓有男不能婚、女不能嫁者，姬昌出公钱以助嫁娶；有老而无子、幼而丧父者，均给钱帛赈恤之。于是，西方百姓家给人足，纷纷歌颂太平。
姬昌为观灾祥，命壮兵修建灵台。百姓闻讯，争先搬泥运木，自愿服役筑台；姬昌劝止无效，遂令以酒食赏百姓，劝民休息。民众闻知，愈加用力，灵台不日而成。姬昌又想在台下开囿凿池，以备游览，但思虑百姓疲苦，不忍役民。百姓获悉，立即开凿池沼，西伯不能禁止。凿池时，忽掘出一具枯骨，百姓抛之池外；西伯却脱短衣裹住尸骨，令人改葬他处。姬昌仁德爱民，泽及枯骨，使百姓深深敬服，池沼迅速凿成。灵台灵池正式落成之日，珍禽异兽遍布囿池；西伯在台上大宴群臣，又以金钱散赏百姓，百姓皆欢喜而曰：“此吾王之灵台灵沼也!”作者叙写至此，将纣王建鹿台之残暴害民与姬昌建灵台之仁义恤民，用一首诗加以对比，以抒发其感慨：
沼凿深深囿僻开，经营不日万民来。
要知商丧西周振，须察灵台与鹿台。
纣王暴虐无道，以百姓的血肉修建鹿台，实际是建造他自己和商王朝的坟墓；姬昌广施仁政，以仁义和爱心修建灵台，实际上是矗立起一座他自己和西周的丰碑。
西伯侯泽及枯骨，仁政驰于四方；耕者皆相让畔，行者皆相让路，山野之民皆有君子之风。西伯以仁义教化民众，贤名远播，四十余国竞相朝于西岐。此时，更有彩凤鸣于岐山，以昭仁政之瑞，西岐俨然人间理想国。作者用一诗来表达其景仰之情：
教化默融远国民，风行草动总归仁。
朝鸣彩凤岐山下，灵瑞须昭大圣人。
东方的黑暗，西方的祥和，使民众争相背离纣王，归顺姬昌。于是，西岐的戈矛开始指向东方。然而，即使在征战中，西伯也仍以仁义为本。小说写姬昌率西兵攻打崇城，守城敌将把饿死的百姓尸体斩为两截，抛下城池，以警示西兵。姬昌急令退兵，并自责：“此吾德政未孚，所以不能攻崇。岂可强张兵势，以陷良民。”西岐军将不解，姬昌强调：“纵使吾得崇城，亦不忍见生民被害，理合退修德政，待其改过来降可也。”复强令退军。
商民姜尚不满纣王暴政，举家西奔，隐居磻溪；姬昌两次拜访姜尚，求贤若渴，使一生失意的姜尚终以八十二岁高龄出任西岐的镇国军师，协助西伯治理国政。经过姬昌、姬发两代君主的励精图治，广修德政，终于使西岐国富民强，德服四方；最后，周武王姬发会合诸侯大军攻入商都朝歌，使纣王从高耸的鹿台上，堕入烈火中自尽。烈火吞噬了一个残暴的君王，焚毁了商王朝，但也诞生了火中丹凤——西周。
小说在开卷部分塑造了商纣王和周文王两个历史人物形象，并叙述了商亡周兴的历史事变；其中，表现了作者对这段历史的思考，寄寓着他的历史观和政治理想：暴虐残民者必然灭亡，仁德恤民者必然兴旺。在作者笔下，这既是历史事实，又是历史发展规律；西周灭商是这一规律的具体诠释，纣王与文王的形象，则是这一规律的人格象征。
作者在铺叙历史、刻画历史人物时，将其历史思考与政治理想渗透其中，意在使读者清楚地看到历史发展规律在历史进程中所起的决定性作用，以及历史人物在这种规律制约下的行为和必然选择。应该指出，作者在表现其历史思考和政治理想时，呈现出宿命论倾向和某种神秘主义色彩。小说中的纣王是残暴和罪恶的象征，诸种罪恶集其一身，使之成为一种文化符号；因此，纣王也就失去了在特定的历史环境中，作为一个特定的人的性格与生活的丰富性与复杂性。纣王的存在意义，就是施暴施虐，丧失理性与人性，以葬送自身和他的国家；除此之外，他不可能、也不应该存在其他选择。商纣王注定是一个人间恶魔，这是天意。相比之下，平话中的纣王形象比小说中的纣王形象更多几分历史的真实，因为前者写出了纣王从贤能到残暴的堕落过程，尽管这种性格和品德的转变描写过于简略，且导致纣王堕落的原因也被有意歪曲、粉饰，但平话中的纣王毕竟在某种程度上更接近一个“人”的形象，而不是命定的“魔”的化身。
周文王姬昌的形象与商纣王的形象塑造源出同一种思维模式，而文王乃是仁德和善良的象征，作者将各种善的品质和超凡的品格集其一身，也使之成为一种文化符号，其结果则使文王成为一个生活在人间的神圣。文王的存在意义，就是广施仁政，救民于水火之中，以昭示正义与德政的本质；除此之外，他不可能、也不应该存在其他行为。周文王注定是一个圣贤君王，这同样是天意。
然而，商纣王与周文王形象的神秘主义色彩，商亡周兴的历史宿命论倾向，使人们不禁对作者的历史思考结论产生了疑问：既然君王的善恶是天命，德政取代暴政乃是定数，人在历史规律面前无能为力，那么，宣扬德政，抨击暴政，除了具有某种道义上的价值外，还有什么现实意义呢？
此外，在姬昌实施的仁政中，我们也发现了作者德政理想中隐含的问题。小说写姬昌以仁义教化属民，若有顽民犯罪，姬昌只令画土为牢，刻木为吏，使罪人慕其仁德而反躬自省，以达到劝善惩恶的目的。樵夫武吉失手杀死守城门吏，姬昌却责备自己教化未孚，致使奸吏欺压百姓；但杀人毕竟要受到惩处，姬昌令囚禁武吉三年，以赎死罪。所谓囚禁，只是令武吉身居土牢，既无牢门又不设监司之人，仅有木刻狱卒，以示拘管。武吉虽然感佩西伯之德，但若服刑三年，家中老母则无人奉养。或忠，或孝，忠孝不能两全。武吉选择了后者，溜之大吉，并请姜尚作法欺骗西伯，使西伯误认为武吉已畏罪投渭水自尽。后西伯寻访姜尚时，再遇武吉，惊其逃罪未死，武吉说明姜尚相助真相，西伯则赦免武吉之罪。
作者德政理想的核心思想实际是儒家伦理道德准则，它强调以仁德感化人心，从而加强人们的道德自律，以维护社会安定，即以伦理道德规范代替法律治理。但是，当这种伦理道德规范代替法治而实际操作时，其本身的结构性缺陷便使武吉陷入二难选择的尴尬境地，而忠君、孝亲又都是这种伦理道德规范最为推崇的，因为二者具有深层的同构关系。武吉面临的道德困境和弃忠存孝的选择，使读者看到儒家伦理道德如两刃剑，无情地剖开了理想与现实的可能关联，从而使人对作者极力褒扬的德政的历史真实性和现实可能性，提出质疑。
作者将儒家思想准则视为对历史发展规律的最高概括，凡符合这种思想准则的历史人物或历史事件，即被誉为“善”；反之，则被贬为“恶”。作者热衷于对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作道德评判，将历史道德化，将政治伦理化。
但是，在思考和表现历史演变过程时，决不能对历史仅仅作道德评判，更不能将历史道德化。否则，必将偏离思维的正确轨道。
作者将商末周初复杂而剧烈的历史变迁和震荡，化约为善与恶搏杀的道德正剧，集中地表现了他的德政理想；而小说描写的西周前期历史，则是这种政治理想的进一步延展。
西周建立后，周武王亡，周成王即位，周公姬旦摄政。周公全力辅弼幼主，却遭到管叔、蔡叔的诬陷，使成王怀疑周公有谋叛之心。后周公奉旨率军剿除管、蔡叛军，为示对成王的忠诚之意，驻军镐京外以待王命；成王不解周公之贤，反而更加疑虑。秋末收获时节，忽然天昏地暗，狂风大作，雷鸣电闪，都城中扬沙飞石，郊野禾稻尽行倒伏。召公等贤臣劝谏成王，并以事实证明周公贤德忠君，成王痛悔失察，下诏迎转周公。顿时，风雷止，天朗气清，五谷倒伏者皆起。周公入京，成王自责，君臣和睦。此后，周王朝君明臣贤，四方蛮夷纷纷朝贡。
作者描述西周初期史事，意在表达其德政理想的另一层含义：实施仁德政治，不仅要有圣君，而且要有贤臣。周文王、周武王有姜尚等贤臣辅佐，得以灭商兴周；周成王则有周公、召公等贤臣襄助，得以定鼎郏鄏，使文王、武王开创的基业，得到最终确立和巩固。作者对周公给予高度评价：“公在周朝，制礼作乐，忠贞大节为后世人臣之表。”小说中的周公形象也有一层神秘主义色彩：周公夜梦蟠龙入渊而知将亡，他病死时，更是天昏地暗，风雾迷漫。这种神奇之笔，表达了作者对周公的钦佩之情。
周公使周文王开创的德政发扬光大，他的辞世，使成王深感忧虑。于是，成王命召公等赴南方宣布王化，以使仁义之德传播四方。召公奭奉命出巡，至嵩山树林，见鹊声喧噪以接群鸠，并共入鹊巢。召公十分诧异，有樵夫解释说，鹊性巧而善筑巢，鸠性拙而不善筑巢；当今天子以仁德治天下，其教化沾及禽兽，因此，鹊鸠二鸟虽属异种，但也能以巧让拙，共巢而居。召公随从也说，禽兽尚能知义，以巢相让，可见周王之仁德教化大行天下，百姓之人伦有序也可据此推知。召公闻言大悦，重赏樵夫。
召公又至雍县巡察，见百姓亲睦，农桑乐业，社会安定。雍县守臣禀告说，本县全赖天子教化、宰公福荫，现有三件异政：一是童子不捕雉，群雉与童子嬉戏而不惊飞；二是五谷丰登之时，禾竟有一枝数穗者；三是南山一兽名驺虞，身形似虎，但其性慈善，每日游于郊外，不践踏生虫草木，不伤禽兽人命。召公听罢又亲率众臣劝民农桑，在甘棠树下与百姓交谈；农夫们纷纷讲述风调雨顺、岁岁丰登，村民暖衣饱食、男耕女织、安居乐业的幸福生活，并有一老者欣然献诗给召公众官：
青山绿水白云乡，春到田畴老幼忙。
女事桑麻无冻苦，男耕田亩有余粮。
公租早送柴门闭，村酒酿成晚稻香。
惟愿皇王千万岁，小民饱暖乐陶唐。
召公所见所闻，无不是国泰民安的升平景象，遂满怀喜悦，回朝复命。后雍县守臣欲伐甘棠树建亭，以接待朝廷重臣观政劝农；村民们怀念召公劝民之德行，谏止伐树，以纪念召公。县官闻谏大喜，遂在甘棠树旁建亭，并命名为“召亭”。作者对召公的品德同样十分钦佩，故引诗抒怀：
一树甘棠蔼道傍，召公遗德愈芬芳。
当年若使柯条剪，怎得清名万古香。
作者通过叙写召公南巡见闻，为读者展示了西周前期令人神往的美好景象，并有力地向世人证明了德政的强大力量：实行德政，不仅能摧毁暴政，而且能造福人民；不仅能使民风淳厚、人心向善，而且能使禽兽知礼义，去野性。雍县老农所献之诗，正是作者及农业社会中士大夫阶层对传说中西周盛世的美妙想象，也是世代文人所艳羡的理想境界。作者陶醉在想象中的“青山绿水白云乡”中，憧憬着“小民饱暖乐陶唐”的人间乐园；然而，即使历史上果真存在过成康盛世，民众的生活也未必如此无忧无虑，而且仅是昙花一现：成康盛世之后，西周王朝逐渐走向衰败，君王荒淫失政，朝臣奸恶失德，民众水深火热。德政理想是美妙动人的，但在现实中，道德的力量毕竟有限。
周平王东迁后，春秋战国时代开始，西周文、武、成、康四王实行的仁德政治，此时几成绝响：“文武成康基业坠，教人每每恨平生。”作者慨叹王化不行、礼崩乐坏的沦落，并竭力在五霸纷争、战国争鼎的乱世中，寻觅尚能尊崇周室，秉承西周德政余绪的君主。于是，名列春秋五霸之首的齐桓公，遂成为小说颂扬的对象。
作者将齐桓公“尊王攘夷”的称霸策略，看成是桓公尚能在一定程度上推行仁德之政。因为桓公虽然在事实上控制着诸侯，但并未以实力公开欺凌东周王室。相反，齐桓公在表面上仍非常注意遵守与王室之间的君臣之礼，并注意维护王室的声誉和地位。此外，齐桓公率军征楚国、伐山戎，在中原列国间惩恶扬善，促进了各国间的和睦与发展。当邢、卫两国被北狄所灭时，桓公驱逐狄人，重建两国社稷。作者称颂桓公此举是“德存邢卫”，并以二诗表达其欣慰之情：
王道凌迟重可嗟，南蛮北狄乱中华。
诸侯祗解相吞并，谁似齐桓继绝家。
周室东迁纲纪摧，桓公纠合振倾颓。
存邢继卫仁心在，大义堂堂五霸魁。
葵丘盟会，标志着桓公称霸达到巅峰时期，而桓公在盟会时坚决尊崇周王，决不废君臣大礼，诸侯叹服：“今日方见君臣之礼耳!”作者盛赞桓公与诸侯盟誓共尊王室之壮举是“仗义辅周王”“锦书定誓正三纲”，不愧为春秋之世“第一良”。
作者不仅写桓公尊王攘夷、重振纲纪的德政，而且褒扬其高尚的道德情操。齐桓公某日在城郊见到一匹老马，身高体衰，骨瘦如柴；此马原是桓公壮年时的坐骑，因老而无用，被弃于郊野，由牧马人放养。桓公闻知原委，骇然动心，对管仲说，我骑此马伐山戎、征强楚，横行天下；如果少壮用其力，老弱弃其身，岂是仁人之心?!桓公以百金赎回老马，令有司妥善喂养。作者以一诗表达其敬服之情：
老马频嘶绿草茵，瘦身不复壮年形。
桓公一见将金赎，高出当年霸者心。
桓公此举，使人联想到周文王当年的泽及枯骨，桓公施仁于兽，颇有几分文王之风范。当齐桓公辞世时，作者给予桓公极高评价：
周室东迁纲纪亡，桓公九合众朝王。
南征顽楚茅包贡，西攘山戎朔漠荒。
立卫存邢仁德著，攘夷尊夏义声扬。
正而不谲圣人许，五霸之中业最强。
作者着重描写桓公的仁德之政，并反复赞誉其仁义品格，意在将其塑造成春秋战国时代的德政楷模；小说有意回避桓公晚年的昏聩失政及凄惨之死，则意在维护桓公的完美形象。对齐桓公之后的春秋诸霸，作者虽然也有某些肯定、赞美之词，但均不满其诈力称雄、不存公心的行为，而战国之世，七强诸侯皆称王，弃东周王室如敝屣，更无作者心目中的仁德君主。
春秋战国时代的激变，是两种社会形态之间的根本性转变。《列国志传》的作者无法真正认识到这种嬗变的历史意义和本质特征，仍将这种变化与商末周初的变化相等同，即商末纣王荒淫、残暴失政，被西周所灭；西周末幽王荒淫、残暴误国，被犬戎所灭；平王东迁，王化不行，王室式微，以致群雄纷争，周王朝终被秦灭。作者被历史变化的表面相似所迷惑，认为历史是在不断重演，春秋战国之变，不过是德政失落所致，仅是又一轮兴衰更替而已。因此，作者在表现周王朝的兴衰时，遵循着这样的思路：以商纣王之暴政与周文王之仁政作对照，以西周成康盛世与西周末期及春秋战国时代的乱世作对照，从而证明实行德政与否在历史循环中将起关键性作用。
显然，作者的视野被儒家思想体系所局限，其历史思考只能在此间徘徊往复。这固然是作者的抉择所致，但更是历史挖掘的、难以逾越的思想鸿沟造成的。
（二）儒家伦理
历史，是人的社会活动史。《列国志传》的作者以儒家伦理道德观念为基本准则，描述、评价各种历史人物，褒扬忠孝节义者，贬斥奸恶淫邪者，这种道德观念和价值取向，也突出地表现在他的妇女观中。
作者在小说中刻画的第一个女性形象，是淫邪误国的妖女妲己。妲己是妖狐幻化的，姿色绝伦，使商纣王神魂颠倒，怠废国政，并处死姜后，立妲己为正宫。此后，纣王的一切暴虐行径均源出妲己的出谋献计：做虿盆毒刑、炮烙之刑，设酒池肉林、醢伯邑考为肉酱，斩百姓胫骨、剖孕妇之腹、剖比干之心，等等。作者描写的妲己形象与平话中的妲己形象一脉相承，均具有妖狐的淫邪特征。九尾狐的传说源远流长，或将其视为瑞兽，或将其视为妖魅；平话和小说的作者将美女与妖魅联系在一起，充分表现了对妲己式的女性的鄙视和女人祸水论的偏见。平话中写妲己的奸恶出自奸臣费仲，小说则写纣王的残暴来自妲己；平话写纣王原本贤能，后因妲己而堕落；小说写纣王原本邪恶，后因妲己而更加无道。平话写“奸臣妖女”误国，小说写“暴君妖女”误国，两种模式一种偏见，均意在为纣王开脱罪责。
美女邪恶，倾城倾国。美与恶怪异地交织在一起，聚合成小说中姜太公照魔宝镜里的妲己形象。妲己是什么魔？色魔。姜太公的照魔宝镜不仅映现出作者的道德偏见，而且折射出某种深层的文化隐秘。因此，妲己的形象不仅是偏见的产物，而且是一种文化象征。
妖女误国，并非妲己一例，小说还记叙了密康公因色亡国的故事。西周共王时，密国百姓莫继先之女见花园中盛开的桃花一朵三蕊，异而折之，戴在鬓边，于是怀孕。莫氏生下三女，均被莫继先令家人抛弃，但却被渔夫收养。三女长成，娇媚动人，能歌善舞。密康公出游泾水，偶遇三女，顿觉心魂摇荡，便载女返朝。康公不遵母命，与三位美女朝夕作乐，不理国政，民怨沸腾。周共王遣甲兵擒拿康公，将其与三女同斩于市。
莫氏三女本为妖邪，愈美丽动人，就愈危险，康公被其迷惑，失政身亡。历史的真实就这样被怪异色彩所掩盖，康公昏庸淫荡的罪责被转嫁给无辜的民女。然而，密康公身死国灭当另有原因。也许，周共王兴师动众擒拿康公，只是以其荒废朝政、百姓遭难为借口，实际是追究其不献美女的不忠之罪吧？否则，处死康公及三个祸根之后，为什么封康公之母为“密国夫人”呢？据说嘉奖康母是因为她老人家曾训诫其不忠之子。她训诫了什么呢？老太太教导如下：“吾闻兽三为群，人三为众，女三为粲。汝小邦德微，不能享用。速令车马将此三女子贡献于周王，请功受赏，其福较长！”原来如此。粲，美好之意。按照康母的逻辑，美色并非注定是亡国之物，只要把她献给君王，自能得福；如果自己享用，那美女就要亡你的国！假如密康公遵母慈训，将三位美艳妖女进献给周王享乐，想必周王朝大邦德著，足以抵御色魔的迷惑，但康公不忠不孝，自食恶果，被妖女亡了国。可是，密国实为周共王传旨所灭，库藏宝物悉载入京，只剩一位“密国夫人”在显示着周王的恩德。三位民女何罪？谁是亡国祸首？
不幸的是，大邦德著的西周王朝也是被妖女葬送的。小说写夏朝时，褒城神人化为二龙降临王庭，桀王杀龙而留其 
藏于椟中。殷朝历六百四十四年，传世二十八王皆不敢发此椟；至周厉王末年，厉王竟大胆开椟，龙
横 流王庭化为玄鼋。宫女卢氏七岁时践鼋迹而有孕，十八年后于周宣王时方生 一女，遂视此女为妖异，弃其于皇城御沟中；而此女竟被群鸟所救，后被一卖桑木弓的男子带到褒城抚养。女子长成，清丽动人，但因家贫而衣食不足，其养父每欲出卖此女。周幽王时，谏议大夫褒珦被囚禁，褒珦家人买下褒城丽女进献幽王，幽王赐女名褒姒。于是，褒姒这个从木椟中放出的妖女，将幽王及其社稷均埋葬在骊山之下。
小说中的妖女形象如出一辙：均是具有怪异出身的绝伦美色，均使君王误国丧命。作者描写这些女性形象，意在说明：君王暴虐无道，必遭天谴，其形式就是天降淫荡美艳的妖女，来摧毁君王的意志及其社稷；美色既是惩罚罪恶的手段，又是罪恶的化身。
作者不仅叙写妖女亡国，而且抨击不遵礼法的平凡女性。例如，小说写晋献公不顾群臣反对，册立其妾骊姬为夫人，因为骊姬能够迎得献公欢心。骊姬为使自己之子奚齐得立太子，千方百计迫害太子申生；申生终被骊姬设计所害，公子重耳也流亡列国，公子夷吾则出逃他国。骊姬之子奚齐、卓子先后成为太子，但晋国却因此长期内乱。
作者谴责骊姬的奸恶，却无视这样的事实：血缘宗法制确立了母以子贵、子因母显的原则；只有成为正宫，其子方可能立为太子，只有太子之母的地位才是君王妻妾中最为显贵的，不可动摇的。君王妻妾间彼此钩心斗角，甚至杀人害命，其根本原因是不合理的婚姻制度和继承制度所致。身处这种环境中的妇女，人性被这种制度的锁链所扭曲，或是显贵，或是沦落，她们别无选择。但是，这种角逐与厮拼，遭到伤害的不仅是君王、社稷，往往也包括她们自己。在晋国激烈而残酷的斗争中，骊姬母子并没有赢得最终的胜利，母子三人均被权臣所杀。无情的拼争换来的只是短暂的宽慰，留下的却是永恒的毁灭。
此外，即使对无辜女性的悲惨遭遇，作者也缺乏同情之心。小说写越王勾践为灭吴复仇，听从范蠡之计，献美女西施等给吴王夫差，以使其荒淫失政。西施本是西海滨渔家之女，仪容俏丽，体态动人，年方十四岁；管弦音律无所不通，独夺歌舞之魁。夫差独宠西施，出入仪制稍同妃后，群臣皆不满。夫差下令建西施台，筑馆娃宫，春则拥西施游览八景，不知花貌类西施还是西施美若花；夏则与西施驾轻舟赏莲于香水溪，观嫔妃裸衣采莲；秋则与西施在馆娃宫中朝歌夜弦，为西施撩鬓施妆；冬则隐于灵岩山西施洞，时常携西施雪夜寻梅。吴王夫差的沉湎声色，在作者看来全是西施的罪责。当吴被越灭后，勾践尽掠吴国宝器及美女而归，西施也在其中。小说写深谋远虑的范蠡劝谏越王：“色倾人国，自古有之。吴王因耽西施之色，大王所以得灭其国。王何不鉴，以蹈前车之覆乎？”越王拒谏，范蠡认为西施不除定为后患，“乃设一计，及大驾至石湖，密令左右取轻舟于湖口；又令王之宦者密诱西施出于帐外，蠡令左右以轻舟载于烟浪之中，曰：‘此倾人家国之物，不可少留!’舟人遂溺西子于湖心”。
当年越王献吴王美女共五十名，西施独领风骚；而众美女生返越国时，唯有西施被沉湖底。作者对越王以无辜女子为争霸武器的残酷之举，毫无异议；对范蠡的冷酷无情，称颂有加：“恐越王耽其色也。”作者认为，范蠡的谋杀行为显示了他的报国忠心，西施本是亡国之物，因而也就死得其所。于是，一位冤沉湖底的渔家少女的悲惨遭遇，竟成为作者津津乐道的传奇佳话。
妲己，莫氏三女，褒姒，骊姬，西施……剥离涂抹在这些女性身上的种种怪异迷离的色彩，抛开强加在她们头上的种种诬蔑之词，我们看到的是那个时代众多妇女的不幸遭遇和凄惨处境；剖析作者激昂慷慨的道德说教，我们看到的是其妇女观的虚伪与冷酷。
超越时代的指责或许是无意义的，但超越时代的反思则是必须的。
作者以冷峻的笔调，勾勒了一些受到贬斥的妇女形象，又以热情的笔墨，讴歌某些得到颂扬的女性楷模。
小说描写周宣王时，天下太平，宣王遂有怠荒之志，朝夕与姜皇后在宫中宴饮。百官连上数十道谏章，责之以礼义。宣王大怒，姜后读罢谏章，却脱掉簪珥，卸去衣裳，跪在宣王面前待罪。姜后说：“陛下乐色而忘德，失礼而晏起，祸乱之兴，皆由于妾。今卿大夫与国人不咎于妾，而归罪于王，实妾所致也。愿赐妾死，以理国政。幸甚!幸甚！”姜后的一番热语，使宣王幡然醒悟，次日清晨即出朝听政。文武百官复上表称贺，皆大欢喜。姜后不仅感动了宣王，令文武百官称赞，而且也感动了作者。因为从古以来就是美色亡国，君王荒淫失政，罪在后妃，姜后能主动承担罪责而请死，使其脱离了“另册”，成为被表彰的贤德之女。
作者专用一则描写此事，题目是“姜皇后脱簪谏主”，可见其用意之深，并且引用一首咏史诗来表达其喜悦之情：
周道中兴威赫然，万邦齐颂一人天。
闺闱待罪脱簪夜，姜后贤名万古传。
君王荒淫失德，却要女人认罪，如此逻辑，读者岂能与作者同乐!
后妃贤德可以使国家中兴，村妇尊崇儒家礼义，竟可拯救社稷。小说写鲁庄公死后，鲁国大乱，公子季友请齐桓公平定鲁乱，桓公遣齐将高徯率军进入鲁国。高徯见鲁国混乱不堪，欲乘机灭鲁，遂指挥齐军直逼鲁城。百姓纷纷逃避。一村妇抱两幼子奔逃，见齐军临近，便抛弃一子，仅抱一子而逃。高徯询问被弃幼子，得知村妇是其生母，不禁慨叹鲁已乱至极点，以致母子相弃，更加坚定了灭鲁之心。高徯追上村妇问道：“子皆汝生，何得弃长而抱幼？”妇人回答：“所弃者吾子，抱走者乃妾兄之子也。”高徯惊讶地问：“汝何弃子存侄？”妇人回答：“将军兵近，力不能两全，故弃之而逃也。”高徯仍不解：“子母天性也。汝何灭天性而存其侄？”妇人则答：“子，私恩也；侄，公义也。幸得两全则公私尽美，今不幸遇将军兵临，若弃侄存子，是弃公义而全私恩。吾鲁乃礼义之邦，妾忘义而弃侄，则鲁君不容，大夫不恤，妾何颜而立于世哉？”高徯听罢颇有感触，对左右说：“吾谓鲁乱可伐。今村野妇人尚能守义，焉可伐之!”于是，令齐军偃旗息鼓而入鲁城。
作者也专用一则叙写此事，题目是“鲁村妇秉义全社稷”。在作者笔下，这位鲁国村妇拯救了鲁国社稷，其方法是在危难之际舍弃亲生骨肉，保护其侄。村妇的行为在道义上是值得肯定的，但她所推崇的“公义”，却是作者按照后世封建家礼的有关规定划分的。作者夸大村妇义举的实际效能，具有明显的将政治伦理化的倾向：赞扬村妇的目的，主要不在于她保存了兄长的后代，牺牲了自己的幼子，而是意在让读者从中领悟到这样的潜台词，即为了君王的国家，理应不惜牺牲自己的一切。此外，作者也想通过此事，让读者看到儒家伦理道德所具有的强大感召力。但是，在春秋战国乱世“犹秉周礼”的鲁国，并未因尊崇仁义道德、克己守礼而强盛，反而一直积贫积弱，屡遭邻国侵伐。况且，儒家礼义规范也许只是百姓在认真遵守，王公大臣们并未恪守不渝。作者也难回避这一点：
鲁国君臣乱似尘，哀姜庆甫肆昏淫。
满朝文武皆如醉，不及城郊野妇人。
如此鲁国，看来只能依靠礼义在心的村野妇人拯救了。但如此鲁国，仅靠村野妇人式的善良百姓的自我牺牲，真的能拯救得了吗？作者无暇考虑这类问题，他在忙着叙述村野妇人得到了什么样的荣誉与嘉奖：鲁僖公赐村妇黄金十斤，彩帛百匹，赐其名为“义姑”，并令有司为义姑建造义坊，以昭旌奖，以教风化。
以妇人之节义而救国家之危难，鲁国发生这样的奇迹是有深厚的政治文化根基的：鲁人乃周公之后代，颇存周礼之真谛。鲁国乃儒家思想的诞生地，圣人之乡自然教化淳厚。鲁人恪守儒家礼义之严格，往往令人叹为观止。小说写鲁国人秋胡仕陈国为大夫，楚国灭陈，秋胡不食楚禄而逃归鲁国。当年，秋胡娶妻白氏，新婚五日即往陈国求仕，五年后秋胡返鲁时已忘记妻子容貌。秋胡归途中在平山桑埠间，见一妇女采桑，面容清丽；秋胡心悦，先以一锭金向妇人乞食，后又以金戏之：“吾闻力田不如逢丰年，采桑不如见国卿。今子终朝采桑不满一筐，吾有黄金一器，聊献与子以助辛苦之资，不知子意如何？”采桑女辞以谨守妇道，不敢求黄金，不愿见国卿，令秋胡迅速离去。秋胡归家见母，其妻白氏出迎，却正是采桑妇；白氏哀哀而泣：“子娶妻五日别亲而远仕者多年，今日归养，固当驰骤而还；何乃悦桑间之妇，弃养亲之金？夫弃金忘母，是不孝也；好色污行，是不义也。事亲不孝，则事君不忠；处家不义，则居官不理。孝义并无，曷为人子？妾不忍见子，子改娶他妇！”说罢，白氏投河自尽。秋胡悲痛自责，以礼葬之。后鲁人在干山为白氏立庙，赞之为“洁妇”。
这就是脍炙人口的“秋胡戏妻”的故事，千百年来在民间盛传不衰。秋胡一时的冲动，葬送了妻子的性命，成为千古被责难之人。白氏的一番控诉与指责，实是作者之心声，而由秋胡不孝推论其不忠，由其不义推论其不理，也属将政治伦理化的儒家思维方式。秋胡当年如何戏妻似已难确考，笔者也无意为小说中秋胡的轻薄辩护，只是深为白氏的轻生而惋惜。难道就不能留给秋胡一个悔改的机会么？秋胡与白氏的感情基础竟是如此脆弱么？白氏就非得一死才能显示其忠义勃勃么？
作者的态度是肯定的，他肯定白氏的自尽，也肯定对秋胡的斥责。因为，对两者的抑扬褒贬，符合儒家道德规范。作者分别引用了唐、汉、明几代诸位贤达的咏史诗和韵文，来支持他的评价。蔡元放也曾有评论：“鲁乃秉礼之国，往往于妇人证之。”然而，秋胡戏妻故事中的文化积淀，却并不简单。
美女可以亡国，丑女却可救国。小说写战国时代，齐宣王沉湎酒色，夜以继日地狩猎，又筑渐台以供享乐，只听佞臣之言，众贤臣的劝谏均无效。忽一日，一个白头深目、长指大节、邛鼻结喉、驼背肥项、少发折腰、皮肤若漆的奇丑之妇，定要面见齐王。此女名钟离春，无盐人。群臣皆笑钟离丑态，钟离却正言劝告齐王，若一味内耽女色，外荒国政，拒纳忠臣之谏，听信奸邪谗言，社稷必危如累卵。齐宣王听罢警悟，遂拆渐台，立太子，远奸佞，重用贤臣，并立钟离春为王后，号其为无盐君。作者又将善与丑奇异地交织在一起，塑造成无盐丑女的传奇形象，与妲己等貌美心恶的妇女形成鲜明比照。在作者心目中，能够佐助君王治国济民，能够通过自己的行为使儒家道德规范彰显于世的女性，才是真正美丽的。《论语》云：“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或云，女亦不可以不弘毅，道义在肩!
《列国志传》中的众多女性形象，或是淫邪误国的妖女荡妇，或是恪守妇道、救国救民的贤德后妃、节义烈女。作者对这些女性所作的道德评判、伦理甄别，无不以儒家思想为依据。但是，无论哪一类女性，都被作者制成了思想的木乃伊，均是其奉献在儒家伦理道德祭坛上的牺牲品。
作者对历史的思考，以德政理想和儒家伦理互为表里、相辅相成。残暴亡国的君主多与妖女荡妇沆瀣一气，仁德恤民的贤明君王或与贤德后妃为伴，或得到节义妇女的佐助。善与恶的消长，影响着国家的盛衰；德政与暴政的区别，决定着社稷的存亡。
（三）任贤图治
冯梦龙编著的《东周列国志》，集中笔墨演叙春秋战国时代的历史变革，他对刀光剑影、群雄逐鹿的历史表象所作的深入透析，凝结为一种史识：任贤图治之君，国家兴盛；喜谀疏贤之君，国家衰亡。这既是列国存亡的关键，又是历史嬗变的奥秘。
所谓任贤图治，在春秋时代主要指君主任用贤能之臣，实施仁政，富国强兵，力求在列国纷争中立于不败之地，并进而争夺霸主地位。这是一种双向选择模式：贤君择人为佐，贤臣择主而辅。明君贤臣的合力，方能使国家崛起。
小说中的春秋五霸之所以能够雄视列国，在血雨腥风的厮杀中称霸一时，独领风骚，均因为他们是任贤图治之君。例如，齐桓公听从鲍叔牙劝谏，捐弃前嫌，以管仲为相治理齐政，使管仲经世治国的抱负与才华，得以充分施展；桓公心胸豁达，唯贤是举，擢宁戚于荒野，使野夫成为贤臣，宁戚则尽心辅佐桓公振兴齐国。齐桓公任用管仲、鲍叔牙、宁戚等一批贤能之臣，使齐国迅速强盛，桓公因而成为春秋第一霸主。晋文公因内乱而流亡列国多年，曾经心灰意懒，苟且图安，但狐偃、赵衰等贤臣谏之以大义，动之以深情，使文公焕发精神，重鼓斗志，终于在六十二岁时成为晋君。晋文公大修国政，举善任能，省刑薄敛，通商礼宾，拯寡救贫，使晋国大治。晋文公在位仅八年，但他任人唯贤，从谏如流，终于使晋国成为北方强国，使南楚不敢正视中原，晋文公也成为继齐桓公之后的又一霸主。
再如，使秦国独霸西戎，令中原列国刮目相看的秦穆公，也是一位善任贤才的君主。穆公见秦国偏处一隅，贤才多出异国，遂竭力延揽贤才入秦。穆公依贤臣公孙枝之计，以五张羖羊皮赎一生怀才不遇、贫困潦倒、沦为楚王牧马人、年已七十岁的百里奚至秦，拜为上卿，任以国政。百里奚又荐蹇叔，穆公复迎蹇叔至秦；封蹇叔为右庶长、百里奚为左庶长，谓之“二相”。二相秉政，立法教民，兴利除害，使秦国大治。秦穆公又延揽孟明视、白乙丙、西乞术等文武贤才，举之村竖之中，升诸朝廷之上，高爵厚禄，信任不疑。秦国君明臣贤，人才济济，终于称霸西戎，秦穆公也成为西方霸主，声震中原。
另如，楚庄王即位之初三年，不出号令，日事田猎，沉湎酒色，拒绝大臣进谏。贤臣申无畏、苏从或讽谏，或力谏，终于使楚王醒悟，励精图治。庄王绝钟鼓、屏女色，重用贤才，擢孙叔敖于田野间，并拜其为令尹，使布衣之士骤执大政。庄王从谏任贤，勤政恤民；孙叔敖治国有方，众贤臣从旁辅政，终使楚国成为南方霸主，进而问鼎中原，令列国不寒而栗。楚庄王亲贤才、去佞臣，富国强兵，终于挫败晋国，成为又一个春秋霸主。
此外如春秋末期的越王勾践，亡国入吴，忍辱执役。他获释返国后，卧薪尝胆，任用贤臣文种、范蠡治国政，治军旅；并尊贤礼士，敬老恤贫，实施仁政，终使越国富强，灭亡吴国。越国因勾践的任贤图治而成为春秋末叶最强大的诸侯国，勾践也成为春秋时代的最后霸主。
作者认为，任贤图治首先要有明君，春秋诸霸在崛起过程中，均堪称贤明君主；其次要有贤才，贤才则应选择明主而辅佐。这种“贤臣择主而辅”的思想，在宁戚仕齐的故事中，表现得最为明显。当齐桓公、管仲礼贤下士的声名远播四方之时，卫国贤才宁戚却要考察齐国君相是否名符其实。管仲与宁戚在峱山相逢，管仲见宁戚虽是布衣，却有治国之才，便写信荐举宁戚，并让他持书谒见桓公，以得重用。齐桓公率大军经过峱山时，宁戚依旧短褐单衣，破笠赤脚，在路旁叩牛角而歌，讥讽时政。桓公驻足，询问宁戚何出此语。宁戚遂指责桓公杀兄得国，假天子以令诸侯，用兵不息，民劳财敝，意在试探桓公是否能听逆耳之谏，是否具有贤明君主的宽大心胸。桓公先是大怒，令斩宁戚，宁戚仰天感叹：“桀杀龙逢，纣杀比干，今宁戚与之为三矣!”桓公闻言警醒，怒气顿平，对宁戚说：“寡人聊以试子，子诚佳士。”此时，宁戚方出示管仲的荐书，并说：“臣闻：‘贤君择人为佐，贤臣亦择主而辅。’君如恶直好谀，以怒色加臣，臣宁死，必不出相国之书矣!”桓公大悦，即拜宁戚为大夫，使其与管仲同参国政。
宁戚择贤主而辅佐的思想，在当时应具有代表性。作者叙写此事，则进一步诠释了任贤图治的含义：贤，不仅是对臣的要求，而且也是对君的要求，只有君臣均贤，才能图治。因此，君主选贤与贤臣择主的双向选择，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二者不可或缺。贤，在此主要的内涵是：君主要实行仁政，爱民恤民，礼贤下士，去奸远佞，勤于国政，等等；臣下应忠于明主，忠于社稷，引导君主近善远恶，修养品德，具有治国济世的真才实学，勇于进谏，必要时为君主和社稷献身，等等。因而，这实际是儒家尚贤政治理论的具体体现。
任贤图治，还需要有适合于人才产生的环境。从小说描写的春秋五霸选贤任能的情节中，读者可以观察到当时人才状况之一斑。宁戚虽有才学，但无由自达，闻管仲好贤礼士，长途跋涉至峱山等待时机，见到管仲后，又用隐语向其表达心迹，管仲初始不解其意，幸遇爱妾婧通文有智，方得知宁戚求仕之意。若非婧之智、管仲之贤，宁戚恐怕只能依旧牧牛于峱山下。虞人百里奚，家贫不遇，空余壮志，至齐欲求仕于齐襄公，但无人引荐；日久天长，直至四十岁仍穷困潦倒，乞食齐地
。
人蹇叔识百里奚之才，周济饮食，百里奚方得以生存下去。几经周折，百里奚先在楚国为村人喂牛，后又 沦为楚王的牧马人。若非公孙枝举荐、秦穆公求贤若渴以羊皮赎其至秦，年已七十岁的百里奚也许只能老死于齐之荒野，而蹇叔也同样会默默无闻地死于隐居之地。
西周至春秋中期，宗法制度十分严格，君、卿、大夫、士均为世袭，选贤任能大多局限于贵族阶层内部，即所谓“内姓选于亲，外姓选于旧”。（《左传·宣公十二年》）贵族与平民间等级界线分明，权利与义务不容混淆，而“学在官府”，使具备治国经世才学的人才极为有限。管仲、宁戚、百里奚、蹇叔等由布衣而为卿相、大夫者，在当时并不多见。由于宗法制度的禁锢，布衣之人即使胸怀奇才，若无贤官引荐、明君擢拔，也只能埋没于社会底层，饥寒窘困，报国无门。制度的缺陷与局限，使某些有识之士抱恨终生。小说的描写，可视为对当时人才处境的真实写照。
战国时代，东周王室形同虚设，七雄对峙，征战频繁，各国已不满足于称霸一时，而是力求在保证生存的前提下，统一中原，取周而代之。此时，任用贤能的目的便由争霸转变为争鼎，贤才的内涵也比春秋时期更为扩展，凡确有一技之长者均可被视为人才，均能找到用武之地。君王能否任贤图治，不仅关系着国家的盛衰，而且决定着社稷的存亡。因此，作者对战国时代历史事变的描写，更加紧密地围绕各国君王延揽人才、任用贤能的状况而展开。例如，小说写战国初期时魏文侯礼贤下士，四方贤才闻风而归。文侯知人善任，扬其长避其短，任用乐羊、西门豹、吴起、李克、翟璜、田文等文武贤能治政治军，使魏国成为当时最强大的国家。魏文侯广揽人才，选贤任能，使魏国成为当时人才最盛的国家，并首开战国养士之风，给各国以深刻的启发。从此，各国在进行军事战争的同时，也展开了激烈的人才争夺。
再如，齐威王初立时，日事酒色，不修国政，九年间，韩、魏、鲁、赵先后伐齐，齐国屡败。贤士邹忌以琴讽谏，威王闻谏而喜，拜邹忌为相国。威王选贤除奸，邹忌尽心辅政，终使齐国强盛，成为战国时代的东方霸主。时至齐宣王当朝，拜田忌为相，任命田婴为将军、孙膑为军师，挫败魏国庞涓所率大军，使韩、赵、魏臣服于齐。宣王曾一度松懈任贤图治之志，自恃强大，耽于酒色，筑雪宫以备宴乐，辟苑囿以备狩猎。无盐丑女钟离春的一番直谏使宣王猛醒，遂招贤礼士，疏远嬖佞，又任用田婴为相，奉孟轲为上宾，复使齐国大治。正是因为威王、宣王的任贤图治，才使齐国在战国乱世能够与强秦分庭抗礼，并威震中原列国。
另如，秦国在进入战国时代之初，因为内乱不止，缺乏贤才，以致失城失地，被列国蔑视。面对列国的人才竞争，秦孝公深感人才对重振秦国的重要，遂下令招贤。卫人公孙鞅向秦孝公献变法之策，孝公任用他为左庶长，推行变法令，终使秦国富强，天下莫比。秦国伐楚、拓地，周显王遣使册命秦为方伯，令诸侯畏服。战国末期，秦王政听从客卿李斯之谏，取消逐客令以广纳贤士，拜尉缭为太尉主持军事，在文武贤能辅佐下，终于平灭六国，一统天下。虽然作者对秦统一六国时期的诈力尚武、缺乏仁德之政颇有贬意，尽管秦国的任贤图治与作者的理想难以全部吻合，但是小说中秦国的崛起与成功，确是任贤图治的结果。
战国时代，社会形态的变迁导致了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剧烈动荡和变化。宗法制度逐渐瓦解，君主等级制日益崩坍，诸侯及旧贵族世家不断没落。新兴的地主阶级需要大量的人才充实其统治阶层，各国便纷纷推行尚贤政治。政治的需要，使人才产生的环境空前改观，士阶层迅速崛起、壮大、分化，士人的地位不断提高，“朝为布衣、夕为卿相”之事不再是传奇，而是屡见不鲜。士阶层流品复杂的状况，使各国君王往往对士阶层的领袖人物或名士予以特殊礼遇，而大批中下层士人则依附于贵族豪门，以求仕宦。因此，当时君王养贤与将相权臣养士是同时并存的，齐孟尝君、赵平原君、魏信陵君、楚春申君及秦吕不韦等均各养士数千人，形成当时著名的士人集团。
小说对战国时代人才的状况有真实的反映，尤其是对私门养士的记叙更加生动，其中以写孟尝君养士情形最为典型。作者写孟尝君大筑馆舍，广招天下之士，宾客常满数千人，诸侯因此皆尊重齐国，相诫勿犯其境。孟尝君应秦昭襄王恳请至秦任丞相，秦臣妒嫉而进谗言于秦王，秦王惑其言而幽禁孟尝君。孟尝君门客中一人，学狗吠而盗得白狐裘，孟尝君将裘设法献给秦王宠姬，方获释。孟尝君连夜急奔至函谷关，但此关鸡鸣才可通行。一门客遂学鸡鸣，引得群鸡俱鸣，使孟尝君得以逃归齐国。孟尝君将宾客分为三等，饮食起居均各有别。贫士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