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两汉史事为题材的早期小说
公元前209年7月，陈胜、吴广在蕲县大泽乡揭竿而起，以反抗秦朝统治者的横征暴敛和残酷压迫，“天下云集响应”，纷纷杀掉官吏，攻占郡县，革命风暴席卷全国。出身亭长的刘邦也乘机举起反秦的旗帜，并最先攻占咸阳；又经过四年的战争，终于战胜强大的对手项羽，于公元前202年建立汉朝，建都长安。历史上叫做西汉，刘邦就是汉高祖。
西汉后期，政局动荡。外戚王莽于公元8年篡夺了政权，做了皇帝，改国号为“新”。公元17年、18年，王匡、王凤领导的“绿林军”和樊崇领导的“赤眉军”相继起义。皇族刘玄、刘秀也加入了绿林军的队伍。公元25年，刘秀重新建立了汉政权，定都洛阳。历史上叫做东汉，刘秀就是光武帝。
东汉中期以后，外戚和宦官交替把持了中央政权。184年，爆发了以张角为首的黄巾大起义，沉重地打击了东汉的统治集团。经过一个军阀混战的阶段以后，形成了魏、蜀、吴三国鼎立的局面。220年，曹丕废掉东汉最后一个皇帝汉献帝，东汉宣告灭亡。
四百二十余年的两汉时代，是一个伟大的时代，在中华民族的发展史上，具有承前启后的极其重要的意义。汉高祖和他的功臣们，亲眼看到了农民战争推翻秦朝统治的伟大力量，十分重视吸取秦朝灭亡的教训。他们实行了休养生息的政策，使农民可以比较安定地生活和生产。人口增殖了，社会经济发展了，国家也富裕起来，社会欣欣向荣，充满生气。一个版图辽阔、幅员广大、人口众多、经济繁荣的封建中央集权的统一帝国，屹立在世界的东方，成为当时世界上最为强盛、富有吸引力的国家。汉朝的统治者，有充分的自信，实行了自由而开放的对外政策，同西域地区进行了频繁的经济文化交流，和西欧的通商关系也开始发展起来。中国的丝和丝织品，从长安往西，经河西走廊运到安息，再从安息转运到西亚和欧洲的大秦，这就是有名的“丝绸之路”。汉朝的科学技术，在当时世界上也处于领先的地位。蔡伦于105年改进了造纸术，张衡制造了重要的天文仪器浑天仪，在数学和医学领域内，汉朝也都有很高的成就。
两汉时代又是一个英雄辈出的时代。无论是秦末的举义英雄陈胜、项羽，还是西汉的开国元勋张良、韩信，以及远通西域的张骞，投笔从戎的班超，守节不屈的苏武，老当益壮的李广，千载而下，都令人景仰倾慕，折节叹服。更不要说有雄才大略的汉武帝刘彻，挽狂澜于既倒的光武帝刘秀，他们的空前功业，都将彪炳于青史而永不磨灭。
记载两汉历史的史籍，为司马迁的《史记》、班固的《汉书》、范晔的《后汉书》。这三部史书，加上陈寿的《三国志》，合称“前四史”，向被史家推崇号为良史。尤其是司马迁的《史记》，运用新创的纪传体裁，根据他认为可信的史料，采用简洁生动的语言，塑造了各种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生活和阶级矛盾，传达了作者本人对于各种历史事件和人物或爱或憎的强烈情感，具有极大的艺术感染力量，是中国传记文学的典范。鲁迅称之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十分准确地概括了《史记》的高度成就。
两汉时代无限丰富的历史素材，也诱发了后世小说家创作的激情；两汉史传文学的成就，则给后世小说家以宝贵的启迪和借鉴。
以两汉史事为题材的小说，早在汉朝的当代或者稍后一点儿的时期，就已经开始了。可是，由于受“正史”和“稗史”自觉分工的制约，小说家往往把书写史上大事的权利让给了史官，自己只取若干“遗事”“轶闻”为写作的材料。其中，最著名的是写汉武帝的《汉武故事》与《汉武内传》。
《汉武故事》又称《汉武帝故事》，旧题班固撰，宋代又有王俭造作之说。有的学者根据书中“汉有六七之厄”及“代汉者，当涂高也”之类的谶语，推定它为汉末建安时期（196—219年）的小说（刘文忠：《〈汉武故事〉写作时代新考》）。《汉武内传》，又称《汉武帝内传》，亦托名班固撰。它的写作，在《汉武故事》之后，或云为东晋葛洪所撰。
《汉武故事》是以汉武帝为中心的神仙故事，记武帝自生于漪兰殿至死后葬于茂陵的琐闻轶事，包括政治、军事、游宴、求仙等内容。其中如《颜驷为郎》：
上尝辇至郎署，见一老翁，须鬓皓白，衣服不整。上问曰：“公何时为郎？何其老也！”对曰：“臣姓颜名驷，江都人也。以文帝时为郎。”上问曰：“何其老而不遇也？”驷曰：“文帝好文而臣好武，景帝好老而臣尚少，陛下好少而臣已老：是以三世不遇，故老于郎署。”上感其言，擢拜会稽都尉。
通过简短的对话，写出了颜驷三世不遇的命运，读来令人酸鼻。
又如《微行柏谷》：
上微行至于柏谷，夜投亭长宿；亭长不纳，乃宿于逆旅。逆旅翁谓上曰：“汝长大多力，当勤稼穑，何忽带剑群聚，夜行动众，此不欲为盗则淫耳。”上默然不应，因乞浆饮。翁答曰：“吾止有溺，无浆也。”有顷，还内。上使人觇之，见翁方要少年十余人，皆持弓矢刀剑，令主人妪出安过客。妪归，谓其翁曰：“吾观此丈夫非常人也，且亦有备，不可图也。不如因礼之。”其夫曰：“此易与耳。鸣鼓会众，讨此群盗，何忧不克！”妪曰：“且安之，令其眠，乃可图也。”翁从之。时上从者十余人，既闻其谋，皆惧，劝上夜去。上曰：“去必致祸，不如且止以安之。”有顷，妪出，谓上曰：“诸公子不闻主人翁言乎？此翁好饮酒，狂悖不足计也。今日具令公子安眠无他。”妪自还内。时天寒，妪酌酒，多与其夫及诸少年，皆醉。妪自缚其夫，诸少年皆走。妪出谢客，杀鸡作食。平明，上去。是日还宫，乃召逆旅夫妻见之，赐姬千金，擢其夫为羽林郎。
这段写武帝微服私访，险些被旅店主人当做“盗”抓起来，幸亏老妪性敏知机，设计灌醉丈夫，并热情款待汉武帝。脱险而归的汉武帝，自然得感激老妪，但对那要把自己当盗擒拿的逆旅翁，仍然赞扬他的警惕性，擢拔为羽林郎。这种富于喜剧色彩的轶闻，当然是正史不载的。
《汉武内传》增饰《汉武故事》中武帝会西王母诸事而成，从景帝梦赤彘从云中降崇芳阁而生武帝写起，重点在叙写武帝登位以后，好神仙之道，西王母紫兰宫玉女王子登，传王母之命，告以七月七日来会。到七月七日二更之后，王母果如约降临：
……忽见西南如白云起，郁然直来，径趋宫庭。须臾转近，闻云中箫鼓之声，人马之响。复半食顷，王母至也。具投殿前，有似鸟集。或驾龙虎，或乘白麟，或乘白鹤，或乘轩车，或乘天马，群仙数千，光耀庭宇。既至，从官不复知所在，唯见王母乘紫云之辇，驾九色斑龙，别有五十天仙，侧近 鸾舆，皆长丈余，同执
旄之节，佩金刚灵玺，戴天真之冠，咸住殿下。王 母唯扶二侍女上殿，侍女年可十六七，服青绫之褂，容眸流盼，神姿清发，真美人也。王母上殿，东向坐，着黄金褡
，文采鲜明，光仪淑穆；带灵飞大绶，腰佩分景之剑，头上太华髻，戴太真晨缨之冠，履玄谲凤文之舄。视之，可年三十许，脩短得中，天姿掩蔼，容颜绝世，真灵人也。
小说极力渲染西王母降临汉宫时的服饰、车驾、随从之盛，文彩绚烂，排偶华丽，在艺术上很有可称道的地方。
对于《汉武内传》的思想内容，以往论者大都着眼于它的显扬道术，颇以为病。其实，透过那些道家难懂的术语，读者还是可以看到对于封建帝王的批判。小说一开头写景帝召占者姚翁以问之，姚翁曰：“吉祥也。此阁必生命世之人，攘夷狄而获嘉瑞，为刘宗盛主也；然亦大妖。”姚翁一方面肯定汉武帝是“刘宗盛主”，对他的雄才大略作了高度评价，同时又指出他“大妖”的一面。汉武帝的穷兵黩武，好大喜功，也同时种下了未来危机的隐患。这种评价的基调，贯串了全篇。同姚翁不同，西王母、上元夫人更是以仙家的姿态，居高临下地对人间神圣不可冒犯的汉武帝，一再进行教诲和训斥。王母遣侍女郭密香邀上元夫人，致词中云：
刘彻好道；适来视之，见彻了了，似可成进。然形慢神秽，脑血淫漏，五脏不淳，关胃彭孛，骨无津液，脉浮反升，肉多精少，瞳子不夷，三尸狡乱，玄白失时，虽当语之以至道，殆恐非仙才也。
及上元夫人至，更当面指斥刘彻为“耽酒荣利，嗜味淫色”的“五浊之人”，说：
汝胎性暴，胎性淫，胎性奢，胎性酷，胎性贼，五者恒舍于荣卫之中，五藏之内，虽获良针，固难愈也。
对于帝王的批判，固然可以由下而上地进行，但那样需要有极大的政治勇气；而借神仙之口，由上而下地进行，则丝毫不必冒任何的风险，同样可以达到目的。
小说最后写汉武帝得西王母授《五真图》《灵光经》，上元夫人授六甲灵飞十二事，但并没有成仙得道，原因是，武帝自受法以后，“自许为神真见降，必当度世，恃此不修正德，更兴起台馆，劳敝万民，坑降杀服，远征夷狄，路盈怒叹，流血膏城”，天火烧柏梁台，长生之事，竟成泡影。由此可见，小说中确是寄托了人民的情感的。
《西京杂记》是一部以西汉史事为题材的轶事小说。据东晋葛洪，《西京杂记跋》说，汉代刘歆“欲撰《汉书》，编录汉事，未得缔构而亡”，后好事者以意排定次第，合为一百卷；班固后来所作之《汉书》，“殆是全取刘书，有小异同耳”。其中为班固所不取的，不过二万许言，葛洪将其抄出，“名《西京杂记》，以裨《汉书》之阙”。葛洪的话，后世学者如明代黄省曾、清代卢文弨，多信之。近人余嘉锡《四库提要辨证》，则力辨其非，故此书之作者，当如鲁迅所言，“固以葛洪所造为近是”（《中国小说史略》）。
《汉书·匡衡传》颜师古注说：“今有《西京杂记》者，其书浅俗，出于里巷，多有妄说。”《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说：“其中所述，虽多为小说家言，而摭采繁富，取材不竭。”书名“杂记”，所以首尾参错，前后倒乱，若略加梳理，仍然可以看出两汉史上许多有趣的传闻轶事。
汉高祖斩白蛇以起义，是西汉史事的开端。《西京杂记》卷一详细描述了那把斩蛇剑的情况：
汉帝相传以秦王子婴所奉白玉玺、高祖斩白蛇剑。剑上有七采珠，九华玉以为饰，杂厕五色琉璃为剑匣。剑在空中，光景犹照于外，与挺剑不殊。十二年一加磨莹，刃上常若霜雪。开匣拔鞘，辄有风气，光彩射人。
汉高祖起兵反秦，与项羽逐鹿天下，先入咸阳。《史记·高祖本纪》云：“欲止宫休舍，樊哙、张良谏，乃封秦重宝、财物府库，还军霸上。”记载极为简略。《资治通鉴》卷九叙述稍详：“沛公见秦宫室、帷帐、狗马、重宝、妇女以千数，意欲留居之。樊哙谏曰：‘沛公欲有天下耶？将为富家翁耶？凡此奢丽之物，皆秦所以亡也，沛公何用焉！愿急还霸上，无留宫中。’沛公不听。张良曰：‘秦为无道，故沛公得至此。夫为天下除残贼，宜缟素为资；今始入秦，即安其乐，此所谓助桀为虐。且忠言逆耳利于行，毒药苦口利于病，愿沛公听樊哙言。’沛公乃还军霸上。”而《西京杂记》则作了极其细致的描写：
高祖初入咸阳宫，周行库府，金玉珍宝，不可称言。其尤惊异者，有青玉五枝灯，高七尺五寸，作蟠螭，以口衔灯，灯燃，鳞甲皆动，焕炳若列星而盈室焉。复铸锢人十二枚，坐皆高三尺，列在一筵上，琴筑笙竿，各有所执，皆缀花采，俨若生人。筵下有二铜管，上口高数尺，出筵后。其一管空，一管内有绳，大如指，使一人吹空管，一人纽绳，则众乐皆作，与真乐不异焉。有琴长六尺，安十三弦，二十六徽，皆用七宝饰之，铭曰：璠玙之乐。玉管长二尺三寸，二十六孔，吹之则见车马山林，隐辚相次，吹息亦不复见，铭曰：昭华之棺。有方镜，广四尺，高五尺九寸，表里有明，……则掩心而照之，则知病之所在。又女子有邪心，则胆张心动。秦始皇常以照宫人，胆张心动者则杀之。高祖悉封闭以待项羽，羽并将以夺，后不知所在。
《史记》是史书，“史尚简严”，故只能举其大者；《西京杂记》是小说，却可以铺陈词藻，详加描述。
汉高祖的统治地位一旦稳固，也难免要大兴土木。《杂记》写汉高祖七年（前200年），相国萧何为之营未央宫，“因龙首山制前殿，建北阙。未央宫周回二十二里九十五步五尺，街道周回七十里。台殿四十三，其三十二在外，其十一在后。宫池十三，山六，池一。山一亦在后。宫门闼凡九十五”。其规模虽不能与秦阿房宫之“恢三百余里，离宫别馆，弥山跨谷”相颉颃，但亦气势宏大、奢靡不凡了。尤为突出的是，汉高祖为了取悦他那位“平生所好，皆屠贩少年，酤酒卖饼，斗鸡蹴鞠”的父亲，“乃作新丰，移诸故人实之”“并移旧社，衢巷栋宇，物色惟旧，士女老幼，相携路首，各知其室。放犬羊鸡鸭于通涂，亦竟识其家”。颇洋溢着农家生活的情趣。
高祖宠幸戚夫人，常欲立其子如意为太子，终为吕后所忌杀，这是汉代很著名的故事，《杂记》中也有生动的记述：
高帝、戚夫人善鼓瑟击筑。帝常拥夫人倚瑟而弦歌，毕，每泣下流涟。夫人善为翘袖折腰之舞，歌《出塞》《入塞》《望归》之曲，侍婢数百皆习之。后宫齐首高唱，声入云霄。
《杂记》还引用曾为戚夫人侍儿贾佩兰的话，增加了叙事的可信性。《杂记》又提到吕后命力士于被中缢杀赵王如意，“及死，吕后不之信，以绿囊盛之，载以小骈车，入见，乃厚赐力士”的事，写宫廷内的斗争，都为正史所不载。
《西京杂记》还记叙了文帝、武帝、昭帝、元帝、成帝时的轶闻。如写武帝欲杀乳母，乳母告急于东方朔，东方朔在侧以言激之曰：“汝宜速去，帝今已大，岂念汝乳哺时恩耶？”武帝怆然，遂舍之。
又如关于王昭君的故事：
元帝后宫既多，不得常见，乃使画工图形，案图召幸之。诸宫人皆赂画工，多者十万，少者亦不减五万。独王嫱不肯，遂不得见。匈奴入朝，求美人为阏氏，于是上案图，以昭君行。及去，召见，貌为后宫第一，善应对，举止闲雅。帝悔之，而名籍已定。帝重信于外国，故不复更人。乃穷案其事，画工皆弃市，籍其家，资皆百万。画工有杜陵毛延寿，为人形，丑好老少，必得其真。安陵陈敞，新丰刘白、龚宽，并工为牛马飞鸟众势，人形好丑，不逮延寿。下杜阳望，亦善画，尤善布色。樊育亦善布色。同日弃市。京师画工，于是差稀。
这是王昭君较早流传故事的记录，只是还未将画工敲定为毛延寿一人而已。
成帝宠幸赵飞燕的故事，在《西京杂记》中占了相当篇幅。其中说：“赵后体轻腰弱，善行步进退，女弟昭仪不能及也。但昭仪弱骨丰肌，尤工笑语。二人并色如红玉，为当时第一，皆擅宠后宫。”小说还写了赵氏姊妹奢华侈靡的生活：
赵飞燕女弟居昭阳殿，中庭彤朱，而殿上丹漆，砌皆铜沓，黄金涂，白玉阶，壁带往往为黄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