忠义智勇的颂歌
《三国演义》是一部忠义智勇的颂歌。它以一系列栩栩如生的艺术形象，赞美了忠义智勇的品格。这里虽然有很强烈的封建色彩，但作为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道德，至今依然给读者以健康向上的积极影响。忠，作为一个道德的概念，主要表现为对一种信念与事业的献身精神。在封建社会里，由于民族、国家都与帝王、君主结合在一起，因此，对民族与国家的忠诚，往往表现为对帝王君主的忠贞（自然，也就往往掺杂了对帝王的愚忠）。但不管怎样，在封建社会里，忠，是一个最高层次的道德标准，忠与奸，是臣民们道德品格的最基本的分野。在封建社会中，义，是一个与利相对立的概念，在处理人际关系中的义，主要是指以道德原则为行为的指导。在《三国演义》里，往往表现为忠于友情，有恩必报，坚守誓言等等。智，是指人类活动中的智慧，在《三国演义》中，主要表现为对事物发展的预见性和处理复杂矛盾时随机应变的能力。勇，是指在对抗中的勇敢、勇猛，以及不怕牺牲的精神。在《三国演义》里，主要表现为在战斗中的勇往直前和在执行各种危险任务时的无所畏惧，不怕牺牲。《三国演义》通过对人物形象的刻画，充分表现了对这些品格的赞美和歌颂。
（一）忠贞多智的诸葛亮
诸葛亮作为历史上的一代名相，其高尚的品格，出众的才干，早已成为世代良臣的楷模，名垂千古。《三国演义》里的诸葛亮，以其感人的艺术魅力，赢得“家喻户晓”，“妇孺皆知”。他永远活在海内外华人的口头上、生活中。
当人们谈论诸葛亮时，往往侧重于这个形象的料事如神，未卜先知；但实际上，作为一个完整的文学形象，他的忠贞坚毅的品格，更具有感人的艺术魅力。
《三国演义》从第三十八回（写孔明正式“出场”）直到一百零五回（写孔明去世），这六十多回书中，孔明是最主要的角色。特别是在三顾茅庐、赤壁之战、六出祁山等情节中，诸葛亮的性格得到了充分的表现。
1.诸葛亮的出场
三顾茅庐的情节，在正史中的记载，不过是“先主诣亮，三往乃见”八个大字。（《三国志·诸葛亮传》）《三国演义》显然是有意识地大力敷衍。刘备为什么一而再，再而三地拜谒孔明，敬邀出山？主要是两个原因，一是刘备胸怀大志，要匡扶汉室，统一天下；二是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必须有“人”，思贤若渴。所以，他能排除关羽张飞的反对，三顾草庐。而诸葛亮，又是为什么从拒绝，到回避，最后又终于答应了刘备呢？这里主要也有两个原因：一是他虽隐居隆中，但对天下大势了如指掌，他一方面对客观形势有科学的分析，另一方面，又坚信事在人为（这一切都集中表现在“隆中对”之中）。他是胸有成竹的政治家，他是必然要有一番作为的；二是既然要有所作为，就必须择主而事，所以他对刘备的邀请表现了极其谨慎的态度。《三国演义》第三十六回写道：
且说徐庶既别玄德，感其留恋之情，恐孔明不肯出山辅之，遂乘马直至卧龙冈下，入草庐见孔明。孔明问其来意，庶曰：“庶本欲事刘豫州，奈老母为曹操所囚，驰书来召，只得舍之而往。临行时，将公荐于玄德，玄德即日将来奉谒，望公勿推阻，即展本生之大才以辅之，幸甚！”孔明闻言作色曰：“君以我为享祭之牺牲乎？”说罢。拂袖而入。庶羞惭而退，上马趱程，赴许昌见母。
这种断然的回绝，实质就是一种谨慎。而当刘备两次造访时，诸葛亮显然又两次有意回避。应指出的是，这决非故作姿态，而是对刘备“思贤”的考验。总之，是择主的谨慎。一方是胸怀大志，思贤若渴；另一方是胸有成竹，择主而事。这样的双方，才能够“演出”这一幕“三顾”的活剧。
诸葛亮的一生，以智谋取胜的故事，屡见不鲜，但他的智谋的基础，是审时度势的谨慎。在择主问题上，就是最突出的表现。而这种谨慎，正是他对自己、对事业的负责精神，也是对自己将要为之献身的事业的忠诚！《三国演义》中，朝秦暮楚的谋士，可谓多矣，这些人物，都不可与诸葛亮同日而语。诸葛亮谨慎选择了刘备，就一生忠于这个“主公”，这个政权，这个匡扶汉室的事业，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三国演义》如此浓墨重笔地敷衍三顾茅庐，目的就是通过悬念的设置，气氛的烘托，来渲染即将出场的人物的重要性。
首先是通过徐庶、司马徽的介绍：
……（徐）庶勒马谓玄德曰：“某因心绪如麻忘却一语，此间有一奇士，只在襄阳城外二十里隆中，使君何不求之？”……玄德曰：“此人比先生才德何如？”庶曰：“以某比之，譬犹驽马并麒麟、寒鸦配鸾凤耳。此人每尝自比管仲、乐毅；以吾观之，管、乐殆不及此人。此人有经天纬地之才，盖天下一人也。”玄德喜曰：“愿闻此人姓名。”庶曰：“此人乃琅琊阳都人，复姓诸葛，名亮，字孔明。乃汉司隶校尉诸葛丰之后。其父名珪，字子贡，为泰山郡丞，早卒。亮从其叔玄。玄与荆州刘景升有旧，因往依之，遂家于襄阳。后玄卒，亮与弟诸葛均躬耕于南阳。尝好为《梁父吟》。所居之地有一冈，名卧龙冈，因自号为‘卧龙先生’。此人乃绝代奇才。使君急宜枉驾见之。若此人肯相辅佐，何愁天下不定乎？”玄德曰：“昔水镜先生曾为备言：‘伏龙、凤雏，两人得一，可安天下。’今所云莫非即伏龙、凤雏乎？”庶曰：“凤雏乃襄阳庞统也。伏龙正是诸葛孔明。”玄德踊跃曰：“今日方知伏龙、凤雏之语。何期大贤只在目前，非先生言，备有眼如盲也！”（第三十六回）
……（司马）徽曰：“孔明与博陵崔州平、颍川石广元、汝南孟公威与徐元直四人为密友。此四人务于精纯，唯孔明独观其大略。尝抱膝长吟，而指四人曰：‘公等仕进可至刺史、郡守。’众问孔明之志若何，孔明但笑而不答。每常自比管仲、乐毅，其才不可量也。”玄德曰：“何颍川之多贤乎？”徽曰：“昔有殷馗善观天文，尝谓‘群星聚于颍分，其地必多贤士’。”时云长在侧曰：“某闻管仲、乐毅乃春秋、战国名人，功盖寰宇。孔明自比此二人，毋乃太过？”徽笑曰：“以吾观之，不当比此二人；我欲另以二人比之。”云长问：“哪二人？”徽曰：“可比兴周八百年之姜子牙、旺汉四百年之张子房也。”众皆愕然。徽下阶相辞欲行。玄德留之不住。徽出门仰天大笑曰：“卧龙虽得其主，不得其时，惜哉！”言罢，飘然而去。玄德叹曰：“真隐居贤士也！”（第三十七回）
因为司马徽、徐庶本身就是当代大贤，而他们又如此推崇孔明，因此，孔明虽未出场，已有了极大的感染力。在这里，也就形成了一个极大的悬念。
其次，写刘关张三顾草庐的过程。在刘备“一顾”时出现的农夫、童子的形象，虽寥寥几笔，亦颇有韵味，特别是写童子听玄德说“汉左将军宜城亭侯领豫州牧皇叔刘备来拜见先生”时，竟回答说：“我记不得许多名字。”这不仅表现了孔明身边人物的淡漠清高，同时，也是以刘备之“俗”来反衬孔明之“雅”。刘关张在返回新野的路上，遇崔州平的情节也是一种烘托：如此“容貌轩昂，丰姿俊爽”的人物，刘备以为“此必卧龙先生也”，其实不是，这只是孔明的朋友崔州平，可想而知，孔明将是何等的“轩昂”“俊爽”。刘备“二顾”草庐，是在一个“朔风凛凛，瑞雪霏霏”的冬天，遇见了孔明的几个亲友，仍未见到孔明：
……将近茅庐，忽闻路旁酒店中有人作歌。玄德立马听之……
二人歌罢，抚掌大笑。玄德曰：“卧龙其在此间乎？”遂下马入店。见二人凭桌对饮：上首者白面长须，下首者清奇古貌。玄德揖而问曰：“二公谁是卧龙先生？”长须者曰：“公何人？欲寻卧龙何干？”玄德曰：“某乃刘备也。欲访先生，求济世安民之术。”长须者曰：“我等非卧龙，皆卧龙之友也；吾乃颍川石广元，此位是汝南孟公威。”玄德喜曰：“备久闻二公大名，幸得邂逅。今有随行马匹在此，敢请二公同往卧龙庄上一谈。”广元曰：“吾等皆山野慵懒之徒，不省治国安民之事，不劳下问，明公请自上马，寻访卧龙。”
玄德乃辞二人，上马投卧龙岗来，到庄前下马，叩门问童子曰：“先生今日在庄否？”童子曰：“现在堂上读书。”玄德大喜，遂跟童子而入。至中门，只见门上大书一联云：“淡泊以明志”“宁静而致远”。玄德正看间，忽闻吟咏之声，乃立于门侧窥之，见草堂之上，一少年拥炉抱膝，歌曰……
玄德待其歌罢，上草堂施礼曰：“备久慕先生，无缘拜会。昨因徐元直称荐，敬至仙庄。不遇空回。今特冒风雪而来，得瞻道貌，实为万幸！”那少年慌忙答礼道：“将军莫非刘豫州，欲见家兄否？”玄德惊讶曰：“先生又非卧龙也？”少年曰：“某乃卧龙之弟诸葛均也。愚兄弟三人：长兄诸葛瑾，现在江东孙仲谋处为幕宾。孔明乃二家兄。”玄德曰：“卧龙今在家否？”均曰：“昨为崔州平相约，出外闲游去矣。”玄德曰：“何处闲游？”均曰：“或驾小舟游于江湖之中；或访僧道于山岭之上；或寻朋友于村落之间；或乐琴棋于洞府之内；往来莫测，不知去所。”玄德曰：“刘备直如此缘分浅薄，两番不遇大贤！”均曰：“少坐献茶。”张飞曰：“那先生既不在，请哥哥上马。”玄德曰：“我既到此间，如何无一语而回？”因问诸葛均曰：“闻令兄卧龙先生熟谙韬略，日看兵书，可得闻乎？”均曰：“不知。”张飞曰：“问他则甚！风雪甚紧，不如早归。”玄德叱止之。均曰：“家兄不在，不敢久留车骑，容日却来回礼。”玄德曰：“岂敢望先生枉驾。数日之后，备当再至。愿借纸笔一书，留达令兄，以表刘备殷勤之意。”均遂进文房四宝。玄德呵开冻笔，拂展云笺，写书曰……
玄德写罢，递与诸葛均收了，拜辞出门。均送出，玄德再三殷勤致意而别。方上马欲行，忽见童子招手篱外，叫曰：“老先生来也。”玄德视之，见小桥之西，一人暖帽遮头，狐裘蔽体，骑着一驴，后随一青衣小童，携一葫芦酒，踏雪而来，转过小桥，口吟诗一首。诗曰：……
玄德闻歌曰：“此真卧龙矣！”滚鞍下马，向前施礼曰：“先生冒寒不易！刘备等候久矣！”那人慌忙下驴答礼。诸葛均在后曰：“此非卧龙家兄，乃家兄岳父黄承彦也。”玄德曰：“适间所吟之句，极其高妙。”承彦曰：“老夫在小婿家观《梁父吟》，记得这一篇，适过小桥，偶见篱落间梅花，故感而诵之。不期为尊客所闻。”玄德曰：“曾见令婿否？”承彦曰：“便是老夫也来看他。”玄德闻言，辞别承彦，上马而归。正值风雪又大，回望卧龙岗，悒怏不已。
这曲曲折折的情节安排，目的都在于烘托孔明，正如毛宗岗在第三十七回的评语中所说：
此卷极写孔明，而篇中却无孔明。盖善写妙人者，不如（于）有处写，正于无处写。写其人如闲云野鹤之不可定，而其人始远；写其人如威凤祥麟之不易睹，而其人始尊。且孔明虽未得一遇，而见孔明之居，则极其幽秀；见孔明之童，则极其古淡；见孔明之友，则极其高超；见孔明之弟，则极其旷逸；见孔明之丈人，则极其清韵；见孔明之题咏，则极其俊妙。不待接席言欢，而孔明之为孔明，于此领略过半矣！
刘备第三次来隆中，终于见到了孔明，但首先见到的却是“昼寝未醒”的孔明。刘备侍立一个时辰之后，孔明才醒，于是共商大计，孔明决定出山。
卧龙岗的清幽淡远的环境，孔明身边飘飘欲仙的人物，构成了一幅水墨画的意境，这个意境，正映衬出孔明高远的志趣，博大的胸怀。就是在这样的艺术氛围中，诸葛亮作为《三国演义》的最主要的人物形象，出现在读者的面前。这个形象，以其超人的才智，在此后三十年的漫长岁月里，文韬武略，咤叱风云，集中体现了《三国演义》作者的崇高的理想。
2.赤壁之战中的诸葛亮
孔明出山后，辅佐刘备火烧新野取得初胜之后，不久，就进入了赤壁之战的主要角色。在孔明出山以前，刘备没有明确的方向，时而依附袁绍，时而依附曹操。孔明提出的“跨有荆、益”的战略，使刘备有了主攻方向。而赤壁之战作为一个机运，正为刘备、诸葛亮实现其战略方针提供了条件。但是，如何利用这个机运，这就要看诸葛亮的才干了。因此，赤壁之战，是《三国演义》塑造诸葛亮形象的最主要的情节。
综观赤壁之战过程中的诸葛亮，其思想与行动，主要有以下几点：
（1）稳定孙吴抗曹决心
刘备“败走汉津口”之后，实力耗损已相当严重。曹操号称百万大军直逼江南，与孙权形成对峙的形势。这对刘备集团来说，首先要作出的决定，就是“参与”还是“躲避”。“躲避”是不行的，因为曹操的方针很明确，不论是与孙权联合，还是消灭孙权，下一步都要“伐刘备”。因此，刘备无可“躲避”；而要“参与”，依靠自身的实力已不可能。在这种形势下，诸葛亮明确的提出了积极的“参与”政策，但这个“参与”，不是靠自身的力量，而是靠孙吴的力量，并且，在“参与”中“取利”。他说得好：“使南北相持，吾等于中取利，有何不可？”
既然要依靠和调动孙吴的力量抗拒曹操，就必然使孙吴集团建立起坚定的抗曹决心，于是诸葛亮亲赴东吴，针对孙权、周瑜及群儒的不同情况，采取了不同的方式方法，进行了巧妙的说服工作。
诸葛亮首先舌战群儒，驳斥了以张昭为代表的降曹论：
……昭曰：“近闻刘豫州三顾先生于草庐之中，幸得先生，以为如鱼得水，思欲席卷荆襄。今一旦以属曹操，未审是何主见？”孔明自思张昭乃孙权手下第一个谋士，若不先难倒他，如何说得孙权，遂答曰：“吾观取汉上之地，易如反掌。我主刘豫州躬行仁义，不忍夺同宗之基业，故力辞之。刘琮孺子，听信佞言，暗自投降，致使曹操得以猖獗。今我主屯兵江夏，别有良图，非等闲可知也。”昭曰：“若此，是先生言行相违也。先生自比管、乐：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乐毅扶持微弱之燕，下齐七十余城；此二人者，真济世之才也。先生在草庐之中，但笑傲风月，抱膝危坐；今既从事刘豫州，当为生灵兴利除害，剿灭乱贼。且刘豫州未得先生之前，尚且纵横寰宇，割据城池；今得先生，人皆仰望；虽三尺童蒙，亦谓彪虎生翼，将见汉室复兴，曹氏即灭矣；朝廷旧臣，山林隐士，无不拭目而待；以为拂高天之云翳，仰日月之光辉，拯民于水火之中，措天下于衽席之上，在此时也。何先生自归豫州，曹兵一出，弃甲抛戈，望风而窜；上不能报刘表以安庶民，下不能辅孤子以据疆土，乃弃新野，走樊城，败当阳，奔夏口，无容身之地；是豫州既得先生之后，反不如其初也。管仲、乐毅，果如是乎？愚直之言，幸勿见怪！”孔明听罢，哑然而笑曰：“鹏飞万里，其志岂群鸟能识哉？譬如人染沉疴，当先用糜粥以饮之，和药以服之；待其腑脏调和，形体渐安，然后用肉食以补之，猛药以治之；则病根尽去，人得全生也。若不待气脉和缓，便投以猛药厚味，欲求安保，诚为难矣。吾主刘豫州，向日军败于汝南，寄迹刘表，兵不满千，将止关、张、赵云而已；此正如病势
羸已极之时也。新野山僻小县，人民稀少，粮食鲜薄，豫州不过暂借以容身，岂真将坐守于此 耶？夫以甲兵不完，城郭不固，军不经练，粮不继日，然而博望烧屯，白河用水，使夏侯惇、曹仁辈心惊胆裂；窃谓管仲、乐毅之用兵，未必过此。至于刘琮降操，豫州实出不知；且又不忍乘乱夺同宗之基业，此真大仁大义也。当阳之败，豫州见有数十万赴义之民，扶老携幼相随，不忍弃之，日行十里，不思进取江陵，甘与同败，此亦大仁大义也。寡不敌众，胜负乃其常事。昔高皇数败于项羽，而垓下一战成功，此非韩信之良谋乎？夫信久事高皇，未尝累胜。盖国家大计，社稷安危，是有主谋。非比夸辩之徒，虚誉欺人，坐议立谈，无人可及；临机应变，百无一能；诚为天下笑耳！”这一篇言语，说得张昭并无一言回答。
要达到稳定孙吴抗曹决心的目的，关键还在于说服孙权。而对孙权，自然又不能重复“舌战群儒”的方法，于是诸葛亮先用“激将法”，再继之以晓大义、陈利害：
……权曰：“足下近在新野，佐刘豫州与曹操决战，必深知彼军虚实。”孔明曰：“刘豫州兵微将寡，更兼新野城小无粮，安能与曹操相持？”权曰：“曹兵共有多少？”孔明曰：“马步水军，约有一百余万。”权曰：“莫非诈乎？”孔明曰，“非诈也。曹操就兖州已有青州军二十万；平了袁绍，又得五六十万；中原新招之兵三四十万；今又得荆州之军二三十万；以此计之，不下一百五十万。亮以百万言之，恐惊江东之士也。”鲁肃在旁，闻言失色，以目视孔明；孔明只做不见。权曰：“曹操部下战将，还有多少？”孔明曰：“足智多谋之士，能征惯战之将，何止一二千人！”权曰：“今曹操平了荆、楚，复有远图乎？”孔明曰：“即今沿江下寨，准备战船，不欲图江东，待取何地？”权曰：“若彼有吞并之意，战与不战，请足下为我一决。”孔明曰：“亮有一言，但恐将军不肯听从。”权曰：“愿闻高论。”孔明曰：“向者宇内大乱，故将军起江东，刘豫州收众汉南，与曹操并争天下。今操芟除大难，略已平矣；近又新破荆州，威震海内；纵有英雄，无用武之地：故豫州遁逃至此。愿将军量力而处之。若能以吴、越之众，与中国抗衡，不如早与之绝；若其不能，何不从众谋士之论，按兵束甲，北面而事之？”权未及答。孔明又曰：“将军外托服从之名，内怀疑贰之见，事急而不断，祸至无日矣。”权曰：“诚如君言，刘豫州何不降操？”孔明曰：“昔田横，齐之壮士耳，犹守义不辱；况刘豫州王室之胄，英才盖世，众士仰慕？事之不济，此乃天也，又安能屈处人下乎？”孙权听孔明之言，不觉勃然变色，拂衣而起，退入后堂。众皆哂笑而散。鲁肃责孔明曰：“先生何故出此言？幸是吾主宽宏大度，不即面责。先生之言，藐视吾主甚矣。”孔明仰面笑曰：“何如此不能容物耶！我自有破曹之计，彼不问我，我故不言。”肃曰：“果有良策，肃当请主公求教。”孔明曰：“吾视曹操百万之众，如群蚁耳！但我一举手，则皆为荠粉矣！”肃闻言，便入后堂，见孙权。权怒气未息，顾谓肃曰：“孔明欺吾太甚！”肃曰：“臣亦以此责孔明，孔明反笑主公不能容物，破曹之策，孔明不肯轻言。主公何不求之？”权回嗔作喜曰：“原来孔明有良谋，故以言词激我。我一时浅见，几误大事。”便同鲁肃重复出堂，再请孔明叙话。权见孔明，谢曰：“适来冒渎威严，幸勿见罪。”孔明亦谢曰：“亮言语冒犯，望乞恕罪。”权邀孔明入后堂，置酒相待。
数巡之后，权曰：“曹操平生所恶者：吕布、刘表、袁绍、袁术、豫州与孤耳。今数雄已灭，独豫州与孤尚存。孤不能以全吴之地，受制于人。吾计决矣。非刘豫州莫与当曹操者；然豫州新败之后，安能抗此难乎？”孔明曰：“豫州虽新败，然关云长犹率精兵万人；刘琦领江夏战士，亦不下万人。曹操之众，远来疲惫，近追豫州，轻骑一日夜行三百里。此所谓‘强弩之末，势不能穿鲁缟’者也。且北方之人，不习水战。荆州士民附操者，迫于势耳，非本心也。今将军诚能与豫州协力同心，破曹军必矣。曹军破，必北还，则荆、吴之势强，而鼎足之形成矣。成败之机，在于今日：惟将军裁之。”权大悦曰：“先生之言，顿开茅塞。吾意已决，更无他疑。即日商议起兵，共灭曹操。”遂令鲁肃将此意传谕文武官员，就送孔明于馆驿安歇。
孙权虽然接受了诸葛亮的观点，但张昭等群臣又使孙权动摇起来。这样，最后的决断，就在周瑜的身上。
周瑜本来是坚定的抗曹派，但他故弄心机，在孔明面前诈称决意降曹。如果说孔明“激”孙权，是为了激起孙权抗曹的决心和斗志，那么，孔明激周瑜，则是为了“激”周瑜收起降曹的假面，现出抗曹的真心。唯其如此，下一步才可能共商破曹大计，否则，周瑜继续弄虚作假，则无法共事。于是，孔明就在二乔的问题上作了一篇极妙的文章。
东吴乔公有二女：大乔、小乔，分别是孙策、周瑜的妻子。孔明装作不知这层关系，并告诉周瑜说，要降曹求和，最好的办法就是将二乔送与曹操，因为曹操引百万之众，虎视江南，“其实为此二女也”！当周瑜追问此说“有何证验”时，孔明则妙改《铜雀台赋》，背诵给周瑜听。于是，周瑜“勃然大 怒，离座指北而骂曰：‘老贼（指曹操）欺吾太甚！’”
《铜雀台赋》原有句云：“连二桥于东西兮，若长空之蝃 
。”这本是形容铜雀台建筑群中有桥连接着玉龙、金凤二台，有如杜牧《阿房宫赋》中 “长桥卧波，未云何龙；复道凌空，不霁何虹”的意思。而诸葛亮在为周瑜背诵《铜雀台赋》时却改为“揽二乔于东南兮，乐朝夕之与共”。这对周瑜乃至江东来说，简直是奇耻大辱。周郎本是气盛之人，岂能容曹操如此欺辱。在怒不可遏的情势下，终于向孔明吐露抗曹真意，并表示“望孔明助一臂之力，同破曹操”。至此，诸葛亮完全占据了主动地位；他胜利了：坚定了东吴抗曹的决心。
（2）巧妙应付周瑜嫉妒
诸葛亮既然已经确定了要以东吴的力量抗拒曹操，那么，在稳定了东吴抗曹的决心之后，就必然要与东吴尽力合作，以达到战胜曹操的目的。但是由于东吴大都督周瑜天性嫉妒，时有除掉孔明之心，因此，孔明只得一面向周瑜献计献策，以求战胜曹操；一面又要时时提防周瑜对自己的陷害；同时，还要谋划、指挥刘备集团夺取在孙曹交战中能够夺取到的一切实利。面对如此复杂的形势，艰难的处境，孔明安如泰山，妥善应付，取得了极大的成功。
诸葛亮首先妥善处理了与周瑜的关系。在赤壁之战过程中，周瑜的一切计谋，诸葛亮本来都是了如指掌的。例如周瑜安排的蒋干中计、黄盖的苦肉计、庞统的连环计等，诸葛亮都十分明白。但是，他或者不露声色，或者略有表示，目的是，一则促使计成，二则亦不能让周瑜小视自己无智。例如蒋干中计，使曹操杀了蔡瑁、张允。周瑜对此十分得意，但也料到，“诸将不知此计，独有诸葛亮识见胜我，想此谋亦不能瞒也”。于是派鲁肃去探听孔明“看他知与不知”——
却说鲁肃领了周瑜言语，径来舟中相探孔明。孔明接入小舟对坐。肃曰：“连日措办军务，有失听教。”孔明曰：“便是亮亦未与都督贺喜。”肃曰：“何喜？”孔明曰：“公瑾使先生来探亮知也不知，便是这件事可贺喜耳。”唬得鲁肃失色问曰：“先生何由知之？”孔明曰：“这条计只好弄蒋干。曹操虽被一时瞒过，必然便省悟，只是不肯认错耳。今蔡、张两人既死，江东无患矣，如何不贺喜！吾闻曹操换毛玠、于禁为水军都督，则这两个手里，好歹送了水军性命。”鲁肃听了，开口不得，把些言语支吾了半晌，别孔明而回。孔明嘱曰：“望子敬在公瑾面前勿言亮先知此事。恐公瑾心怀妒忌，又要寻事害亮。”鲁肃应诺而去，回见周瑜，把上项事只得实说了。瑜大惊曰：“此人决不可留！吾决意斩之！”肃劝曰：“若杀孔明，却被曹操笑也。”瑜曰：“吾自有公道斩之，教他死而无怨。”肃曰：“以何公道斩之？”瑜曰：“子敬休问，来日便见。”
诸葛亮实言相告鲁肃，何尝不知道鲁肃会和盘托给周瑜，当然是知道的。他这样做的目的，就是要让周瑜知道：第一，诸葛亮不破坏周瑜的计策，因为共同的目的是抗曹；第二，周瑜的计谋，诸葛亮是一清二楚的，是瞒不了的。诸葛亮采取的这些步骤，这种态度，都是非常高明的。
当周瑜决计要除掉孔明时，孔明采取的办法则是既不能让周瑜得逞，又不能与周瑜形成公开的破裂。最典型的行动，就是草船借箭。
草船借箭的故事，正史无载。但在《三国志·吴主传》注中引《魏略》说：
权乘大船来观军，（曹）公使弓弩乱发，箭著其船，船偏重将覆，权因回船，复以一面受箭，箭均船平，乃还。
这与《三国演义》的描写有相似之处：
当夜五更时候，船已近曹操水寨。孔明教把船只头西尾东，一带摆开，就船上擂鼓呐喊……曹操寨中……尽皆向江中放箭；箭如雨发。孔明教把船吊回，头东尾西，逼近水寨受箭，一面擂鼓呐喊……
如果《魏略》所记属实，那么，《三国演义》显然是把孙权的“受箭”之事，移植在诸葛亮身上，并加以渲染，使之成为表现孔明智慧的绝妙故事。诸葛亮的这一行动，既挫败了周瑜，又帮助了周瑜：挫败了周瑜要加害孔明的阴谋，又以三十万支箭充实了周瑜的武器库。何以是“三十万”呢？毛宗岗在第四十六回书的评语中作过一次极有趣的计算，他说：
借箭之计，其利有三：使东吴得十万箭之用，一利也。既是十万箭之用，而又省造十万箭之费，是以二十万箭之利与江东也，二利也。……而又令曹军有十万箭之失，是以三十万箭之利与江东也，三利也。
正是由于诸葛亮有如此超人的智慧，才使周瑜加害孔明之计不能得逞，而又维系着联合抗曹的关系。孔明借东风之后的巧妙安排，也体现了这个思想，此不赘述。
（3）献计献策大破曹军
在赤壁大战中，正面攻打曹军，并获大胜的，当然是大都督周瑜统率下的东吴大军。但《三国演义》对战争的描述，在艺术手法上有一个突出的特点，就是写战争，但更着重写战前确定战略、战术的过程，表现各方之间智慧、谋略、计策的较量。在火烧曹军战船的战斗场面中，虽然没有刘备、诸葛亮的军队，但是在制订战胜曹军的战略、战术时，诸葛亮却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第四十六回有如下一段描述：
……（周）瑜邀孔明入帐共饮。瑜曰：“吾主昨遣使来催督进军，瑜未有奇计，愿先生教我。”孔明曰：“亮乃碌碌庸才，安有妙计？”瑜曰：“某昨观曹操水寨，极其严整有法，非等闲可攻。思得一计，不知可否。先生幸为我一决之。”孔明曰：“都督且休言。各自写于手内，看同也不同。”瑜大喜，教取笔砚来，先自暗写了，却送与孔明，孔明亦暗写了。两个移近坐榻，各出掌中之字，互相观看，皆大笑。原来周瑜掌中字，乃一“火”字，孔明掌中，亦一“火”字。瑜曰：“既我两人所见相同，更无疑矣。幸勿漏泄。”孔明曰：“两家公事，岂有漏泄之理？吾料曹操虽两番经我这条计，然必不为备。今都督尽行之可也。”
这看来似十分轻松的场面，实际上是一次确定对曹作战基本策略和方案的“最高军事会议”。虽然周瑜与诸葛亮不谋而合，共同提出了“火攻”，但是正因为是“不谋而合”，或者说，周瑜的方案得到了诸葛亮的认可，所以才能够在轻松的气氛中作出了最重要的决定。诸葛亮的作用，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再深入探讨一下可以知道，这里虽然两人都确定火攻，但周瑜此时却还没有考虑到“风”的问题，而诸葛亮却已预知某日将有东风，因此，诸葛亮提出火攻，比周瑜有着更周详、更科学的依据。
经过了认真的准备，攻击曹军的战争就要开始了。然而，当“万事俱备”之时，周瑜突然发现“只欠东风”；而没有东风，则万事俱消。于是，有诸葛亮借东风的情节。
按《三国志·周瑜传》记载：
……瑜部将黄盖曰：“今寇众我寡，难与持久。然观操军船舰首尾相接，可烧而走也。”乃取蒙冲斗舰数十艘，实以薪草，膏油灌其中，裹以帐幕，上建牙旗，先书报曹公，欺以欲降。又预备走舸，各系大船后，因引次俱前。曹公军吏士皆延颈观望，指言盖降。盖放诸船，同时发火。时风盛猛，悉延烧岸上营落。顷之，烟炎张天，人马烧溺死者甚众，军遂败退，还保南郡。
裴注引《江表传》说：
至战日，盖先取轻利舰十舫，载燥荻枯柴积其中，灌以鱼膏，赤幔覆之，建旌旗龙幡于舰上。时东南风急，因以十舰最著前，中江举帆，盖举火白诸校，使众兵齐声大叫曰：“降焉！”操军人皆出营立观。去北军二里余，同时发火，火烈风猛，往船如箭，飞埃绝烂，烧尽北船，延及岸边营柴。瑜等率轻锐寻继其后，雷鼓大进，北军大坏，曹公退走。
这里说的是“时风盛猛”，“时东南风急”，“火烈风猛”，可见，在火烧曹军的过程中，东南风起了关键性的作用。《三国演义》正是在这个关键性的问题上，写出了诸葛亮的巨大贡献。筑坛祭风的情节本身是虚妄的，在那个时代，人类还不可能按照自己的意志，改变风的方向。但诸葛亮在草船借箭之后，对鲁肃说过一段话：“为将而不通天文，不识地利，不知奇门，不晓阴阳，不看阵图，不明兵势，是庸才也。亮于三日前已算定今日有大雾，因此敢任三日之限……”这段话，实际上已透露了“借东风”的实质，就是孔明凭自己的天文气象方面的知识，已预知十一月二十日甲子至二十二日丙寅，有东南大风，因此，选定这个时间火攻曹军，就可以凭借风势而获大胜。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孔明的学识对赤壁之战的胜利，当然起了最关键的作用。没有孔明，也就没有赤壁之战的胜利。攻击曹军的主力是东吴的将帅、士卒，但在确定策略，选定战机等问题上，诸葛亮则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这正是诸葛亮致力于与东吴联合破曹的具体而生动的表现。
（4）智胜周瑜巧夺五郡
诸葛亮联合孙吴，是为了战胜曹操，为刘备集团争得地盘。前者是手段，后者是目的。因此，曹操败北之后，留下的“空白”就成为诸葛亮与周瑜争夺的目标。这就是《三国演义》中五十一至五十七回所写的“三气周瑜”的内容。
诸葛亮在与周瑜争夺南郡等地的较量中，全用智取。例如，几乎不伤一兵一卒而占领南郡：他首先与周瑜约定，由周瑜先攻南郡，若攻不下，则由刘备自取。周瑜表示：“吾若取不得，那时任从公取。”这实际上已经中计了，因为，先取，就意味着首先去与南郡守将曹仁交战厮杀，而曹仁是曹操手下勇不可当的战将。由于周瑜骄横自傲，在诸葛亮面前，犯了“意气”用事的错误，在对待曹仁的问题上又犯了轻敌的错误，这两个错误，使周瑜陷于被动，结果与曹仁之战，不利。虽然最后打败曹仁，但自己损兵折将，本人竟中毒箭负重伤。而这时，诸葛亮利用曹仁出南郡的机会，由赵云一举占城，并迅速凭借在南郡得到的兵符，调出了荆州、襄阳的曹方守将，由张飞、关羽分别占领。此后的一系列行动，都是凭借机智、巧用战机，而不断取得胜利。
赤壁之战，作为《三国演义》全书情节发展的高潮，深刻地刻画了诸葛亮这一形象，充分表现了这一形象的智慧与才干。而他的智慧与才干，在很多方面都体现着我们民族历史上积累的政治斗争、军事斗争的经验。我们赞美诸葛亮的才智，也正是赞美我们民族的才智！因此，“诸葛亮”成了智慧的代名词，永远流传在人民之中。
3.“六出祁山”中的诸葛亮
《三国演义》自九十二回至一百零三回，主要写诸葛亮六出祁山的情节，又一次充分展示了诸葛亮的高风亮节和高超的才智。
历史上的六出祁山，是指从建兴五年（227年）至建兴十二年（234年），诸葛亮数次率兵北伐的事迹：
三年春，亮率众南征，其秋悉平。军资所出，国以富饶，乃治戎讲武，以俟大举。五年，率诸军北驻汉中，临发，上疏曰：……遂行，屯于沔阳。
六年春，扬声由斜谷道取郿，使赵云、邓芝为疑军，据箕谷，魏大将军曹真举众拒之。亮身率诸军攻祁山，戎陈整齐，赏罚肃而号令明，南安、天水、安定三郡叛魏应亮，关中响震。魏明帝西镇长安，命张郃拒亮，亮使马谡督诸军在前，与郃战于街亭。稷违亮节度，举动失宜，大为郃所破。亮拔西县千余家，还于汉中，戮谡以谢众。上疏曰：“臣以弱才，叨窃非据，亲秉旄钺以厉三军，不能训章明法，临事而惧，至有街亭违命之阙，箕谷不戒之失，咎皆在臣授任无方。臣明不知人，恤事多
，《春秋》责帅，臣职是当。请自贬三等，以督厥咎”。于是以亮为右将军，行丞相事，所总统如前。
冬，亮复出散关、围陈仓，曹真拒之，亮粮尽而还。魏将王双率骑追亮，亮与战，破之，斩双。七年，亮遣陈式攻武都、阴平。魏雍州刺史郭淮率众欲击式，亮自出至建威，淮退还，遂平二郡。诏策亮曰：“街亭之役，咎由马谡，而君引愆，深自贬抑，重违君意，听顺所守。前年耀师，馘斩王双；今岁爰征，郭淮遁走；降集氐、羌，兴复二郡，威镇凶暴，功勋显然。方今天下骚扰，元恶未枭，君受大任，干国之重，而久自挹损，非所以光扬洪烈矣。今复君丞相，君其勿辞。”
九年，亮复出祁山，以木牛运，粮尽退军，与魏将张郃交战，射杀郃。十二年春，亮悉大众由斜谷出，以流马运，据武功五丈原，与司马宣王对于渭南。亮每患粮不继，使己志不申，是以分兵屯田，为久驻之基。耕者杂于渭滨居民之间，而百姓安堵，军无私焉。相持百余日。其年八月，亮疾病，卒于军，时年五十四。及军退，宣王案行其营垒处所曰：“天下奇才也！”（《三国志·诸葛亮传》）
《三国演义》的敷衍，基本上依据了正史的记载，但情节更加生动。
按诸葛亮的说法：“不伐贼，王业亦亡。唯坐而待亡，孰与伐之？”这样看来，六出祁山的实质是以攻为守。这也是符合当时蜀国的实际情况的，因为，从实力来说，蜀国当时确实不具备北伐曹魏，战而胜之，兴复汉室，统一天下的条件。很多史学家，也多持此说。但是，在六出祁山的过程中，也确实出现过某些时机，倘能进一步发展，北伐事业也是可能有所成就的。例如，建兴六年，在取得南安、天水、安定三郡的形势下，诸葛亮扬言出斜谷取郿城，而实际上，要占领街亭（秦岭西侧的交通要道），然后直逼长安。——这个方案如果能够实现，就会产生了不起的影响。长安地位的重要性，自不待言，倘若蜀兵能兵围长安城下，整个形势就会发生巨大的变化。诚如孔明在隆中的预言：“率益州之众出于秦川，百姓孰敢不箪食壶浆以迎。”但是，街亭之战，蜀兵大败，于是整个形势也就逆转，因此，可以说街亭之战实在是六出祁山的关键。《三国演义》着重描写了这次战役的前前后后，并成为全书中最精彩的段落之一，诸葛亮的形象、性格，也在这里得到了进一步的塑造。
诸葛亮对街亭的重要意义，是有充分认识的。他听说司马懿引兵出关，就预料到必取街亭。他说：“街亭虽小，干系甚重，倘街亭有失，吾大军皆休矣。”他虽然错误地答应了马谡守街亭的要求，但同时也作了周密的部署，以防不测。马谡、王平等到街亭不久，王平就给诸葛亮送来了“图本”。诸葛亮立即发现了马谡的“无知”，预感到街亭将失，于是又立即采取了周密的措施，大至调兵遣将，小至差人到冀县搬取姜维老母，送入汉中。这就使由于街亭失守所造成的危险和损失，降到最低限度。紧接着，就发生了最精彩、最富有戏剧性的空城计的故事。
孔明分拨已定，先引五千兵退去西城县搬运粮草。忽然十余次飞马报到，说司马懿引大军十五万，望西城蜂拥而来。时孔明身边并无大将，只有一班文官，所引五千军，已分一半先运粮草去了，只剩二千五百军在城中。众官听得这个消息，尽皆失色。孔明登城望之，果然尘土冲天，魏兵分两路望西城县杀来。孔明传令，教将旌旗尽皆藏匿；诸将各守城铺，如有妄行出入，及高声言语者，立斩；大门四开，每一门上用二十军士，扮作百姓，洒扫街道，如魏兵到时，不可擅动，吾自有计。孔明乃披鹤氅，戴纶巾，引二小童携琴一张，于城上敌楼前，凭栏而坐，焚香操琴。
却说司马懿前军哨到城下，见了如此模样，皆不敢进，急报与司马懿。懿笑而不信，遂止住三军，自飞马远远望之。果见孔明坐于城楼之上，笑容可掬，焚香操琴。左有一童子，手捧宝剑；右有一童子，手执麈尾。城门内外，有二十余百姓，低头洒扫，旁若无人。懿看毕大疑，便到中军，教后军作前军，前军作后军，望北山路而退。次子司马昭曰：“莫非诸葛亮无军，故作此态？父亲何故便退兵？”懿曰：“亮平生谨慎，不曾弄险。今大开城门，必有埋伏。我兵若进，中其计也。汝辈岂知？宜速退。”于是两路兵尽皆退去。孔明见魏军远去，抚掌而笑。众官无不骇然。乃问孔明曰：“司马懿乃魏之名将，今统十五万精兵到此，见了丞相，便速退去，何也？”孔明曰：“此人料吾生平谨慎，必不弄险；见如此模样，疑有伏兵，所以退去。吾非行险，盖因不得已而用之。此人必引兵投山北小路去也。吾已令兴、苞二人在彼等候。”众皆惊服曰：“丞相之机，神鬼莫测。若某等之见，必弃城而走矣。”孔明曰：“吾兵止有二千五百，若弃城而走，必不能远遁。得不为司马懿所擒乎？”……言讫，拍手大笑，曰：“吾若为司马懿，必不便退也。”遂下令，教西城百姓，随军入汉中，司马懿必将复来。于是孔明离西城望汉中而走。天水、安定、南安三郡官吏军民，陆续而来。
却说司马懿望武功山小路而来。忽然山坡后喊杀连天，鼓声震地。懿回顾二子曰：“吾若不走，必中诸葛亮之计矣。”只见大路上一军杀来，旗上大书：“右护卫使虎翼将军张苞。”魏兵皆弃甲抛戈而走。行不到一程，山谷中喊声震地，鼓角喧天，前面一杆大旗，上书：“左护卫使龙骧将军关兴。”山谷应声，不知蜀兵多少；更兼魏军心疑，不敢久停，只得尽弃辎重而去。兴苞二人皆遵将令，不敢追击，多得军器粮草而归。司马懿见山谷中皆有蜀兵，不敢出大路，遂回街亭。此时曹真听知孔明退兵，急引兵追赶。山背后一声炮响，蜀兵漫山遍野而来，为首大将，乃是姜维、马岱。真大惊，急退军时，先锋陈造已被马岱所斩。真引兵鼠窜而还。蜀兵连夜皆奔回汉中。
……
却说司马懿分兵而进，此时蜀兵尽回汉中去了。懿引一军复到西城，因问遗下居民及山僻隐者，皆言孔明止有二千五百军在城中，又无武将，只有几个文官，别无埋伏。武功山小居民告曰：“关兴、张苞，只有各三千军，转山呐喊，鼓噪惊追，又无别军，并不敢厮杀。”懿悔之不及，仰天叹曰：“吾不如孔明也！”
由于诸葛亮用人（马谡）不当，造成街亭失败，使蜀军处于极其危险的境地。但是，由于诸葛亮的周密部署，巧妙安排，蜀军化险为夷，安全退回汉中。一个军事统帅才能的高下，当然首先看他是否能夺取胜利，然而，更严峻的考验，则是如何处理失败。在失败的形势下，指挥若定，有条不紊，使失败造成的损失降低到最低限度，这对一个军事统帅来说，则是最困难、最艰巨的任务。诸葛亮在街亭失败之后，就卓越地完成了这个任务。而空城计中，一生谨慎的诸葛亮在不得已的情况下，走了一步险棋却居然获得了失败中的胜利；相反，取得街亭之后的司马懿，在西城，千虑一失，竟然遭到了胜利中的失败！作为小说中的情节，这里充满了艺术的辩证法，人物性格，也就在这里得到了深刻的表现。
马谡刚愎自用，言过其实，纸上谈兵，造成失败，论罪当诛（更何况当初立了军状）。孔明虽然一向与马谡“义同兄弟”，但为了“明正军律”，以法治军，不能不斩。感情与理智在孔明心目中，泾渭分明，决不以感情代替理智。他“挥泪”“斩”马谡，就是感情和理智的统一。与此同时，诸葛亮严于律己，以用人不当，“请自贬三等”，并认真总结教训，保持清醒的头脑，“以为后图”：
……孔明受诏贬降讫，（费）祎恐孔明羞赧，乃贺曰：“蜀中之民，知丞相初拔四县，深以为喜”。孔明变色曰：“是何言也！得而复失，与不得同。公以此贺我，实足使我愧赧耳。”。祎又曰：“近闻丞相得姜维，天子甚喜。”孔明怒曰：“兵败师还，不曾夺得寸土，此吾之大罪也。量得一姜维，于魏何损？”祎又曰：“丞相现统雄师数十万，可再伐魏乎？”孔明曰：“昔大军屯于祁山、箕谷之时，我兵多于贼兵，而不能破贼，反为贼所破，此病不在兵之多寡，在主将耳。今欲减兵省将，明罚思过，较变通之道于将来；如其不然，虽兵多何用？自今以后，诸人有远虑于国者，但勤攻吾之阙，责吾之短，则事可定，贼可灭，功可翘足而待矣。”费祎诸将皆服其论。费祎自回成都。孔明在汉中，惜军爱民，励兵讲武，置造攻城渡水之器，聚积粮草，预备战筏，以为后图。
六出祁山，是诸葛亮一生政治军事生涯中最重要的一步，也是最后的一步。为了蜀汉政权的生存和发展，他采取了以攻为守的策略，竭思殚虑，苦心经营，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这就是对蜀汉政权和兴复汉室事业的最大的忠诚。为了事业，他运筹帷幄，巧设奇谋，调兵遣将，战场指挥，结友拒敌，内修政理，攻心得人，以法治军，表现了他的超人的才智。在六出祁山的战斗中，他的超人的才智的确又得到了充分的发挥，但是，也就是在这北伐的壮举中，他最后病死军中。至此《三国演义》也完成了塑造这一千古贤相的任务。
《三国演义》的作者，对诸葛亮表现了极其深沉的热爱和崇敬，但也许正因如此，在艺术手法上，也出现了“过犹不及”的欠缺。为了表现诸葛亮的智慧，掺杂了迷信的成分，正如鲁迅先生明快而深刻地指出的“状诸葛之多智而近妖”，这自然是《三国演义》存在的不足之处。
（二）义重如山的关云长
《三国演义》里，武将如云。在蜀国，也有张飞、赵云、马超、黄忠等，与关羽同被封为“五虎上将”。那么，为什么独有关羽被称为“绝伦逸群”，与曹操、诸葛亮并列为“三绝”“三奇”呢？
作为一个文学形象，关羽富有特殊的气质和精神。这就是义重如山的性格和神威壮美的形象。关羽这一人物形象所具有的“义”，既不同于儒家的“仁义”，也不同于庸俗的“意气”，而是一种具有崇高、正义、神勇意义的“义气”——正义之气。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正气凛然
关羽与刘备、张飞结义起事时，就立下誓言：“上报国家，下安黎庶。”在当时，“上报国家”的具体内容，就是匡扶汉室。他对于有心篡汉的“贼臣”，义愤填膺，表现了对邪恶行为的不可容忍。在“许田打围”情节中关羽的表现，便是最生动的证明。第二十回书写曹操“引十万之众，与天子猎于许田”，“操与天子并马而行，只争一马头”，在射猎时——
……转过土坡，忽见荆棘中赶出一只大鹿。帝连射三箭不中，顾谓操曰：“卿射之。”操就讨天子宝雕弓、金纰箭，扣满一射，正中鹿背，倒于草中。群臣将校，见了金纰箭，只道天子射中，都踊跃向帝呼万岁。曹操纵马直出，遮于天子之前以迎受之。群皆失色。玄德背后云长大怒，剔起卧蚕眉，睁开丹凤眼，提刀拍马便出，要斩曹操。玄德见了，慌忙摇手送目。关公见兄如此，便不敢动。玄德欠身向操称贺曰：“丞相神射，世所罕及！”操笑曰：“此天子洪福耳。”乃回马向天子称贺，竟不献还宝雕弓，就自悬带。围场已罢，宴于许田。宴毕，驾回许都。众人各自归歇。云长问玄德曰：“操贼欺君罔上，我欲杀之，为国除害，兄何止我？”玄德曰：“‘投鼠忌器’。操与帝相离只一马头，其心腹之人，周回拥侍；吾弟若逞一时之怒，轻有举动，倘事不成，有伤天子，罪反坐我等矣。”云长曰：“今日不杀此贼，后必为祸。”
在关羽看来，曹操如此“欺君罔上”，就应诛杀，毫无妥协可言。这种对邪恶势力的仇恨和斗争，就是义气的表现。
关羽是武将，但作品写他熟读《春秋》，深明大义，即使在最困难的条件下，他也能表现出大义凛然的精神状态。关羽在下邳城外被曹军围困，处境极其危险之时，曹操派张辽前来说降，而关羽则慨然表示：“吾今虽处绝境，视死如归！”最后，张辽以“兄今即死，其罪有三”说服关羽，而关羽则以三事为约：
一者，吾与皇叔设誓，共扶汉室，吾今只降汉帝，不降曹操；二者，二嫂处请给皇叔俸禄养赡，一应上下人等，皆不许到门；三者，但知刘皇叔去向，不管千里万里，便当辞去；三者缺一，断不肯降。
这“三事”，“首言归汉，次言保嫂，末言寻兄”，既有原则，又有策略；而把降汉、降曹之辨，列为首事，正表明关羽即使在如此危急之际，依然坚持正义，而无妥协。
当然，在这个问题上，还很有深入辨析的必要。就当时的实际情况而论，所谓“汉”，实已不存，降汉亦即降曹，所以曹操对此完全可以接受，因为他的逻辑是“吾为汉相，汉即吾也”。但关羽在当时的情势下，为了保护二位嫂夫人，为了等待刘备的消息，他必须设法留下来，因此，降汉不降曹之说，是当时唯一可以采取的立场。而且更重要的是，暂归曹操之后，关羽无一日不思寻兄，确确实实毫无降曹的意思，所以，事实可以有力地说明，关羽降汉不降曹的原则，并非一时的说辞，更非降曹的掩饰。曹操的逻辑，不属于关羽！
在暂归曹操的时期里，关羽的思想和行动可以从三个方面来分析：
一是拒绝了曹操的一切利诱。曹操为了收服关羽，极尽利诱之能事：
……次日设大宴，会众谋臣武士，以客礼待关公，延之上座；又备绫锦及金银器皿相送。关公都送与二嫂收贮。关公自到许昌，操待之甚厚：小宴三日，大宴五日；又送美女十人，使侍关公。关公尽送入内门，令伏侍二嫂。
曹操之所以一心要收服关羽，除了欲得一将之外，也包含了对关羽的爱慕。毛宗岗说：“曹操一生奸伪，如鬼如蜮，忽然遇着堂堂正正，凛凛烈烈，皎若青天，明若白日一人，亦自有珠玉在前，觉吾形秽之愧，遂不觉爱之敬之，不忍杀之。此非曹操之仁，有以容纳关公，乃关公之义，有以折服曹操耳。”（第二十六回评）这种解释，虽未必正确，但作为一种分析，也还是确认了曹操对关羽的爱慕。而问题的关键在于关羽的言行，确有凛然不可侵犯的气势。所谓“折服”，大概就是对这种气势的威力，或者说是一种精神的威力。
曹操对关羽的礼遇，表现在赠袍、赠马以及铸印封侯等情节中。但这一切，都不能改变关羽的意志，他依然日夜思考着如何寻找到刘备。
二是明确表示要为曹操立功而后去寻找刘备。关羽在下邳战败，暂归曹操，他们之间的关系，本是敌我关系；归曹之后，虽受礼遇，但又无意降附，于是又形成一种收服与反收服的关系。这两层关系，都是对抗性的。一般而言，这样的双方是无所谓立功报恩的。但是，关羽在这样的处境中，却表示了“必立功以报曹公，然后去”的态度，于是发生了斩颜良、诛文丑的情节。
关羽之所以采取这样的态度和行动，思想基础还是一个“义”字。在他看来，自己败于曹操，而又受到恩礼，这是必须报答的，即所谓有恩必报。在这种思想支配下，他既不考虑与曹操的对抗性关系，也不考虑诛杀袁绍大将的利弊，义字压倒一切。当然，关羽这样做，也是以最终脱离曹操、追随刘备为目的的。关羽为人一向堂堂正正，他要摆脱曹操也只能是堂堂正正地摆脱，而决不会采取其他的形式。“立功而后去”就是堂堂正正摆脱曹操的办法。他说：“新恩（指曹操对他的礼遇）虽厚，旧义（与刘备的恩义）难忘。”于是，对“新恩”就要报答，而对“旧义”更要坚定。报答“新恩”正是为了履行“旧义”，这就是关羽“必立功以报曹公，然后去”的思想方法。
三是追随刘备的意志没有丝毫的动摇。与刘备的“旧义难忘”，是关羽全部活动的支撑点。面对曹操的利诱，张辽的游说，关羽明白而坚定地表示，“吾受刘皇叔厚恩，誓以共死，不可背之。”张辽说：“倘玄德已弃世，公何所归乎？”关羽斩钉截铁地回答：“愿从于地下！”正是这种坚定的意志，才演出了义气感人的活剧：
一日，操见关公所穿绿锦战袍已旧，即度其身品，取异锦作战袍一领相赠。关公受之，穿于衣底，上仍用旧袍罩之。操笑曰：“云长何如此之俭乎？”公曰：“某非俭也：旧袍乃刘皇叔所赐，某穿之如见兄面，不敢以丞相之新赐而忘兄长之旧赐，故穿于上。”操叹曰：“真义士也！”然口虽称羡，心实不悦。
忽一日，操请关羽宴。临散，送公出府，见公马瘦，操曰：“公马因何而瘦？”关公曰：“贱躯颇重，马不能载，因此常瘦。”操令左右备一马来。须臾牵至。那马身如火炭，状甚雄伟。操指曰：“公识此马否？”公曰：“莫非吕布所骑赤兔马乎？”操曰：“然也。”遂并鞍辔送与关公。关公再拜称谢。操不悦曰：“吾累送美女金帛，公未尝下拜；今吾赠马，乃喜而再拜，何贱人而贵畜耶？”关公曰：“吾知此马日行千里，今幸得之，若知兄长下落，可一日而见面矣。”操愕然而悔。
按照封建道德标准来说，关羽如此忠于刘备，当然是非常崇高的；而这种情意，在曹操面前，不加丝毫的掩饰，更表现出光明磊落、胸怀坦荡的品格，尤其令人肃然起敬。
当关羽终于得到刘备的确实消息之后，那义无反顾的精神，则更加感人：
关公看书（刘备的信）毕，大哭曰：“某非不欲寻兄，奈不知所在也。安肯图富贵而背旧盟乎？”（陈）震曰：“玄德望公甚切，公既不背旧盟，宜速往见。”关公曰：“人生天地间，无终始者，非君子也。吾来时明白，去时不可不明白。吾今作书，烦公先达知兄长，容某辞却曹操，奉二嫂来相见。”震曰：“倘曹操不允，为之奈何？”公曰：“吾宁死，岂肯久留于此！”震曰：“公速作回书，免致刘使君悬望。”关公写书答云：
窃闻义不负心，忠不顾死。羽自幼读书，粗知礼义，观羊角哀、左伯桃之事，未尝不三叹而流涕也。前守下邳，内无积粟，外无援兵；欲即效死，奈有二嫂之重，未敢断首捐躯，致负所托；故尔暂且羁身，冀图后会。近至汝南，方知兄信；即当面辞曹公，奉二嫂归。羽但怀异心，神人共戮。披肝沥胆，笔楮难穷。瞻拜有期，伏惟照鉴！
陈震得书自回。关羽入内告知二嫂，随即至相府，拜辞曹操。操知来意，乃悬回避牌于门。关公怏怏而回，命旧日跟随人役，收拾车马，早晚伺侯，吩咐宅中，所有原赐之物，尽皆留下，分毫不可带去。次日再往相府辞谢，门首又挂回避牌。关公一连去了数次，皆不得见；乃往张辽家相探，欲言其事，辽亦托疾不出。关公思曰：“此曹丞相不容我去之意。我去志已决，岂可复留？”即写书一封，辞谢曹操。书略曰：
羽少事皇叔，誓同生死，皇天后土，实闻斯言。前者下邳失守，所请三事，已蒙恩诺。今探知故主现在袁绍军中，回思昔日之盟，岂容违背？新恩虽厚，旧义难忘。兹特奉书告辞，伏惟照察。其有余恩未报，愿以俟之异日。
写毕，封固，差人去相府投递；一面将累次所受金银，一一封置库中，悬汉寿亭侯印于堂上，请二夫人上车。关公上赤兔马，手提青龙刀，率领旧日跟随人役，护送车仗，径出北门。门吏挡之，关公怒目横刀，大喝一声，门吏皆退避。关公既出门，谓从者曰：“汝等护送车仗先行，但有追赶者，吾自挡之，勿得惊动二位夫人。”从者推车，望官道进发。
关羽暂归曹操时，有“三事”之约；离开曹操时，有数次辞别，不得见，又修书辞别。的确是“来得明白，去得明白”。他明知袁绍是曹操的大敌，但却明白告诉曹操，因为刘备在袁绍处，自己也必须去袁绍处；他明明为曹操诛杀了袁绍的大将颜良、文丑，得罪了袁绍，但因为刘备在袁绍处，自己必须冒死去袁绍处；他明知从许昌出发保护二位嫂嫂，投奔刘备，一路上要经历多少艰难，但为了“寻兄”，一切置之度外，毅然前往。所有这一切，都非常生动地表现了关羽的气度、精神，使这一个正气凛然的将军，与其他武将，有了极大的不同，显示出“绝伦逸群”的独特性。
2.英雄主义
义重如山的关羽，一生中表现了强烈的英雄主义精神。他无所畏惧，藐视敌人（甚至达到了犯错误的地步），义勇兼具，武艺超群。
关羽辞谢曹操，投奔刘备的事迹，史有所载，但极简略：
……（关）羽尽封其所赐，拜书告辞，而奔先主于袁军。左右欲追之，曹公曰：“彼各为其主，勿追也。”（《三国志·关羽传》）
在《三国演义》中，把这一史实，敷衍为“过五关斩六将”的生动情节，表现了关羽的英雄气概和大智大勇。这一情节，与一般的描写一场战争是不同的，它不是一次对阵厮杀以决胜负。从关羽这方面来说，他并没有夺关斩将的目的性，他并不想杀害这五关诸将。如果这五关守将对关羽采取放行的态度，那么，关羽是没有攻击目的的。只是由于守将们阻挡了关羽寻兄的行动，所以才有厮杀。这是此一情节的特点之一；其二，关羽在这次行动中，有一个特殊的“负担”，就是要保二位嫂嫂，整个行动中，“因欲护送车仗，不敢纵马”，只能“按辔徐行”，这就更不同于一般的对阵厮杀或穷追猛打；其三，从许昌到汝南，要闯过五关，这也是一种特殊性。闯过一两个关隘，那还可以凭借一时的智勇；但要闯过五关，则非常人所能。这里除了一般的智勇之外，还要有极为坚定的百折不挠的意志。关羽，正是因为有坚定的投奔刘备的意志，所以才能闯过五关，斩杀六将。这些特殊性，使这一情节，不仅充满了传奇性，而且使关羽的英雄主义精神，得到了完美的表现。
关羽虽然勇不可挡，但也绝非常胜将军，因为，真正的“常胜”将军是不存在的。关羽在水淹七军，活捉于禁之后，威镇华夏，孙曹胆寒。但就在这时，却被曹仁毒箭射中落马。于是有刮骨疗毒的壮举。《三国志·关羽传》中记载说：
羽尝为流矢所中……医曰：“矢镞有毒，毒入于骨，当破臂作创，刮骨去毒，然后此患乃除耳。”羽便伸臂令医劈之。时羽适请诸将饮酒相对，臂血流离，盈于盘器，而羽割炙引酒，言笑自若。
《三国演义》第七十五回，基本上就是按照这段记载生动描写了“关云长刮骨疗毒”的情节：
忽一日，有人从江东驾小舟而来，直至寨前。小校引见关平。平视其人：方巾阔服，臂挽青囊；自言姓名：“乃沛国谯郡人：姓华，名佗，字元化。因闻关将军乃天下英雄，今中毒箭，特来医治。”平曰：“莫非昔日医东吴周泰者乎？”佗曰：“然。”平大喜，即与众将同引华佗入帐见关公。时关公本是臂疼，恐慢军心，无可消遣，正与马良弈棋；闻有医者至，即召入。礼毕，赐坐。茶罢，佗请臂视之。公袒下衣袍，伸臂令佗看视。佗曰：“此乃弩箭所伤，其中有乌头之药，直透入骨；若不早治，此臂无用矣。”公曰：“用何物治之？”佗曰：“某自有治法——但恐君侯惧矣。”公笑曰：“吾视死如归，有何惧哉？”佗曰：“当于静处立一标柱，上钉大环，请君侯将臂穿于环中，以绳系之，然后以被蒙其首。吾用尖刀割开皮肉，直至于骨，刮去骨上箭毒，用药敷之，以线缝其口，方可无事——但恐君侯惧耳。”公笑曰：“如此，容易！何用柱环？”令设酒席相待。
公饮数杯酒毕，一面仍与马良弈棋，伸臂令佗割之。佗取尖刀在手，令一小校，捧一大盆于臂下接血。佗曰：“某便下手，君侯勿惊。”公曰：“任汝医治。吾岂比世间俗子，惧痛者耶？”佗乃下刀，割开皮肉，直至于骨，骨上已青：佗用刀刮骨，悉悉有声。帐上帐下见者皆掩面失色。公饮酒食肉，谈笑弈棋，全无痛苦之色。
须臾，血流盈盆，佗刮尽其毒，敷上药，以线缝之。公大笑而起，谓众将曰：“此臂伸舒如故，并无痛矣，先生真神医也！”佗曰：“某为医一生，未尝见此，君侯真天神也！”
……关公箭疮既愈，设席款谢华佗。佗曰：“君侯箭疮虽治，然须爱护。切勿怒气伤触。过百日后，平复如旧矣。”关公以金百两酬之。佗曰：“某闻君侯高义，特来医治，岂望报乎？”坚辞不受，留药一帖，以敷疮口，辞别而去。
这里写了一个惊心动魄的场面，写了一个顶天立地的男子汉！“刮骨疗毒”显示了关羽的英雄气概，显示了我们民族的英雄气概。
关羽的英雄主义精神，还表现在身处险境之中，而能以威武的气势压倒敌人。著名的“单刀赴会”的故事，就是一例。
《三国演义》六十六回写的“关云长单刀赴会”，就情节本身而言是极简单的：鲁肃向孙权献计，约关羽过江，讨还荆州，“若云长肯来，以善言说之；如其不从，伏下刀斧手杀之。如彼不肯来，随即进兵，与决胜负，夺取荆州便了”。结果，云长应邀而至，而且是只用亲随十余人，独驾小舟而来。酒席间，鲁肃讨取荆州，云长严辞拒绝。忽然——
周仓在阶下厉声曰：“天下土地，唯有德者居之。岂独是汝东吴当有耶？”云长变色而起，夺周仓所捧大刀，立于庭中，目视周仓而叱曰：“此国家之事，汝何敢多言！可速去！”仓会意，先到岸口，把红旗一招。关平船如箭发，奔过江东来。云长右手提刀，左手挽住鲁肃手，佯推醉曰：“公今请吾赴宴，莫提起荆州之事。吾今已醉，恐伤故旧之情。他日令人请公到荆州赴会，另作商议。”鲁肃魂不附体，被云长扯至江边。吕蒙、甘宁，各引本部军欲出；见云长手提大刀，亲握鲁肃，恐肃被伤，遂不敢动。云长到船边，却才放手，早立于船首，与鲁肃作别。肃如痴似呆，看关公船已乘风而去。
情节是简单的，而气氛是紧张而惊险的。在这里，关羽大无畏的精神，威严的气势，巧妙的安排，都得到了充分的表现。在《三国演义》成书之前，元人杂剧中已有《关大王独赴单刀会》。这本杂剧最成功之处，也正是塑造了关羽的豪迈、威严而神勇的气概。关羽唱道：
折莫他雄赳赳排着战场，威凛凛兵屯虎帐，大将军智在孙、吴上，马如龙、人似金刚，不是我十分强，硬主张，但提起厮杀呵磨拳擦掌，排戈甲，列旗枪，各分战场。我是三国英雄汉云长，端的是豪气有三千丈。（第三折《剔银灯》）
大江东去浪千叠，引着这数十人驾着这小舟一叶。又不比九重龙凤阁，可正是千丈虎狼穴。大夫心别，我觑这单刀会似赛村社。（第四折《双调新水令》）
水涌山叠，年少周郎何处也？不觉的灰飞烟灭，可怜黄盖转伤嗟。破曹的樯橹一时绝，鏖兵的江水由然热，好教我情惨切！（云）这也不是江水，（唱）二十年流不尽的英雄血！（第四折《驻马听》）
却怎生闹炒炒军兵列，休把我当拦者！（云）当着我的，呵呵！（唱）我着他剑下身亡，目前流血。便有那张仪口、蒯通舌，休那里躲闪藏遮。好生的送我到船上者，我和你慢慢的相别。（第四折《搅筝琶》）
这些带有抒情意味的唱段，都十分形象地表现了关羽的豪气。与《三国演义》所塑造的关羽正相符合。
3.形象壮美
《三国演义》为了表现关羽的义重如山和英雄气概，还赋予这一人物以壮美的形貌。作品描写他“身长九尺，髯长二尺；面如重枣，唇若涂脂；丹凤眼，卧蚕眉，相貌堂堂，威风凛凛……”这正是一个忠义神勇的大将的形貌。在有关关羽的情节中，凡有可能，都要描写他的威武形貌，而且，把他身着绿袍，坐下赤兔马，手持青龙刀作为一个整体，多次描绘，创造出一个富有我们民族审美特征的壮美形象。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作品中还多次描绘出关羽的动态形象，更显示出他的威武豪迈。例如第二十七回写关羽挂印封金保护二嫂上路之后，曹操赶来赠袍：
……操笑曰：“云长天下义士，恨吾福薄，不得相留。锦袍一领，略表寸心。”令一将下马，双手捧袍过来。云长恐他有变，不敢下马，用青龙刀尖挑锦袍披于身上，勒马回头称谢曰：“蒙丞相赐袍，异日更得相会。”遂下桥往北而去。
这个刀尖挑袍的动作，既谨慎沉着，又高傲庄严，活画出一幅壮美的图画。
威武豪壮的关羽，一生中义重如山、正气凛然，作者正是通过这个形象，表达了对义气的赞美。但是，关羽重义的思想和行为在超乎界限之后，义的原则就成为一种束缚。例如，曹操赤壁大败之后，于华容道遇到关羽。关羽是在与诸葛亮立下军令状之后，专为捉拿曹操而来到华容小路的，但是，作品写道：
言未毕，一声炮响，两边五百校刀手摆开，为首大将关云长，提青龙刀，跨赤兔马，截住去路。操军见了，亡魂丧胆，面面相觑。操曰：“既到此处，只得决一死战！”众将曰：“人纵然不怯，马力已乏，安能复战？”程昱曰：“某素知云长傲上而不忍下，欺强而不凌弱；恩怨分明，信义素著。丞相旧日有恩于彼，今只亲自告之，可脱此难。”操从其说，即纵马向前，欠身谓云长曰：“将军别来无恙！”云长亦欠身答曰：“关某奉军师将令，等侯丞相多时。”操曰：“曹操兵败势危，到此无路，望将军以昔日之情为重。”云长曰：“昔日关某虽蒙丞相厚恩，然已斩颜良、诛文丑，解白马之危，以奉报矣。今日之事，岂敢以私废公？”操曰：“五关斩将之时，还能记否？大丈夫以信义为重。将军深明《春秋》，岂不知庾公之斯追子濯孺子之事乎？”云长是个义重如山之人，想当日曹操许多恩义与后来五关斩将之事，如何不动心？又见曹军惶惶皆欲垂泪，一发心中不忍。于是把马头勒回，谓众军曰：“四散摆开。”这个分明是放曹操的意思。操见云长回马，便和众将一齐冲将过去。云长回身时，曹操已与众将过去了。云长大喝一声，众军皆下马，哭拜于地。云长愈加不忍。正犹豫间，张辽骤马而至。云长见了，又动故旧之情；长叹一声，并皆放去。
在这里，“义”已经“束缚”了关羽的正常的思考与行动！孙、刘两家为了消灭曹操，付出千军万马的代价，但在此关键时刻，关羽却完全“忘却”了曹操是敌人，是威胁着他的集团的主要敌人。报恩的思想，旧日的情义，使关羽模糊了最起码的敌我界线。
《三国演义》如此写华容小路上的故事，本意显然还是赞美关羽，赞美关羽义重如山。因此得到毛宗岗的好评：
或疑关公之于操，何以欲杀之于许田，而不杀之于华容？曰：许田之欲杀，忠也；华容之不杀，义也。顺逆不分，不可以为忠；恩怨不明，不可以为义。如关公者，忠可干霄，义亦贯曰：真千古一人。（第五十回书评语）
这里正表现出作为封建社会的作家和评论家思想上的局限性。当然，就表现人物形象的性格特征和内心世界来说，这个情节是生动而深刻的。
另外，关羽的气盛高傲，不讲策略，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也是义气发展到超乎寻常界线之后的产物。例如，他对东吴的态度，就有很多过分高傲、不讲策略之处。第七十三回书中写孙权派人向关羽求亲，虽然这求亲的本身是计，但是，关羽傲气凌人，毫无策略：
（孙权）遣诸葛瑾为使，投荆州来。入城见云长，礼毕。云长曰：“子瑜此来何意？”瑾曰：“特来求结两家之好。吾主吴侯有一子，甚聪明，闻将军有一女，特来求亲。两家结好，并力破曹。此诚美事，请君侯思之。”云长勃然大怒曰：“吾虎女安肯嫁犬子乎！不看汝弟之面，立斩汝首！再休多言。”遂唤左右逐出。瑾抱头鼠窜，回见吴侯，不敢隐匿，遂以实告。权大怒曰：“何太无礼耶！”便唤张昭等文武官员，商议取荆州之策。
这一情节自然会使读者联想起第五十四回书中所写刘备招亲的故事：周瑜以许孙权之妹为计，要“幽囚”刘备，换取荆州；而诸葛亮却将计就计，大作文章，使孙权周瑜“赔了夫人又折兵”，那是何等巧妙高超的手段！关羽自然不能与诸葛亮相比，但即使是拒绝孙权的求亲也可以采取其他方式，做到有理有利，何必以“虎女”“犬子”之说，陷于被动局面呢？高傲，作为一种性格缺欠，使关羽走向失败。
如果说关羽对东吴的高傲，还有拒外侮的意义，那么，在内部的人际关系中，争强好胜，傲视别人，就毫无可取之处了。例如，第六十五回书中写关羽听说刘备收了马超，并知道马超武艺高强，于是就要从荆州入川来与马超比试高下。幸亏诸葛亮致书说服，才免此举。这件事情，还并非《三国演义》之虚构，正史亦有记载：
……（关）羽闻马超来降，旧非故人，羽书与诸葛亮，问（马）超人才可谁比类。亮知羽护前，乃答之曰：“孟起（马超）兼资文武，雄烈过人，一世之杰，黥、彭（指汉高祖的大将黥布、彭越）之徒，当与益德（张飞）并驱争先，犹未及髯之绝伦逸群也。”羽美须髯，故亮谓之髯。羽省书大悦，以示宾客。（《三国志·关羽传》）
同样，当刘备做了汉中王，封关羽与张飞、赵云、马超、黄忠并列为“五虎大将”时，关羽又不服气：
……汉中王（刘备）即差前部司马费诗为使，赍捧诰命投荆州来。云长出郭，迎接入城。至公廨礼毕。云长问曰：“汉中王封我何爵？”诗曰：“‘五虎大将’之首。”云长问：“哪五虎将？”诗曰：“关、张、赵、马、黄是也。”云长怒曰：“翼德吾弟也；孟起世代名家；子龙久随吾兄，即吾弟也：位于吾相并，可也。黄忠何等人，敢与吾同列！大丈夫终不与老卒为伍！”遂不肯受印。诗笑曰：“将军差矣。昔萧何、曹参与高祖同举大事，最为亲近，而韩信乃楚之亡将也；然信位为王，居萧、曹之上，未闻萧、曹以此为怨。今汉中王虽有“五虎将”之封，而与将军有兄弟之义，视同一体。将军即汉中王，汉中王即将军也。岂与诸人等哉？将军受汉中王厚恩，当与同休戚、共祸福，不宜计较官号之高下，愿将军熟思之。”云长大悟，乃再拜曰：“某之不明，非足下见教，几误大事。”即拜受印绶。
当然，这两个情节中，也同时表现了关羽坦荡的胸怀，一方面毫不掩饰自己争强好胜的心理，另一方面，孔明的一封信，费诗的一席话，讲明了道理，关羽也就立即取消了自己的不合理的要求。这里也有值得注意的一笔：诸葛亮的信中，毕竟肯定了关羽高于其他几人；费诗的话中也点明了“将军理。
关羽最后大意失荆州，走麦城的悲剧结局，都与他高傲的性格有着直接的关系。
作为一个文学形象，关羽的性格十分鲜明突出，在中国文学史人物画廊中占有重要的地位，长久流传在民间，受到民众的喜爱。但封建统治者，利用关羽这个形象所体现的义气和在人民群众中的影响，以封王封帝，给他带上“大帝”、“圣君”桂冠的手段，故意神化关羽，使之成为封建统治者恫吓人民，束缚群众的工具，这也是中国封建文化史上一个值得研究的现象。
《三国演义》是一部赞美忠义智勇的颂歌。它塑造的每一个英雄人物，都从不同侧面唱出了这部颂歌的主题。张飞的勇猛、豪爽和可爱的天真；赵云的忠肝义胆，武艺超群；黄盖的自我牺牲的献身精神；周瑜的少年有为，足智多谋；鲁肃的宽厚机警、顾全大局……无数英雄人物所具有的优秀品格，汇聚成我们民族群星灿烂的光辉，这正是《三国演义》问世以来受到百代读者喜爱的主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