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君仁政的理想
（一）三个政权的比较
《三国演义》五十回以前，即在赤壁之战以前，写出了中华大地上无数军阀割据的局面以及这些军阀各自消长沉浮的命运；五十回以后，则集中写魏、蜀、吴三个政权各自的发展及相互间的关系。但这个由“多极”到“三极”的变化，不是陡然发生的，而是在几十年的混战中逐渐演变而成，就是说，魏、蜀、吴这三个政权都各有自己形成的“历史”，因此，也各有自己的特殊形态。如果说《三国演义》敷衍的魏、蜀、吴三个政权各自的特殊形态，是基本符合历史真实的，那么，在“敷衍”中所显示的对这三个政权的褒贬爱憎，则正是作者政治理想的充分表现。
中国古代有所谓“政有三品”之说：
政有三品：王者之政，化之；霸者之政，威之；强者之政，胁之。夫此三种各有所施，而化之为贵矣（《说苑》卷七）。
《三国演义》中的魏、蜀、吴，当然不能完全按此“三品”划分，但从某种意义来说，他们各自的特殊形态确有“三品”中的某种倾向。
1.蜀汉政权
刘备的蜀汉政权，显然具有“王者之政”的风范。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在《三国演义》作者的笔下，刘备是一个典型的明君形象。他的为人宗旨是“宁死不为负义之事”；他的战略方针是取得民众的支持。因此，作品中极写刘备爱民如子，同时，也得到人民的拥戴。例如，在他驻扎樊城，曹操率大军兵临城下时，他问计于孔明：
……孔明曰：“可速弃樊城，取襄阳暂歇。”玄德曰：“奈百姓相随许久，安忍弃之？”孔明曰：“可令人遍告百姓：有愿随者同去，不愿者留下。”先使云长往江岸整顿船只，令孙乾、简雍在城中声扬曰：“今曹兵将至，孤城不可久守，百姓愿随者，便同过江。”两县之民，齐声大呼曰：“我等虽死，亦愿随使君！”即日号泣而行。扶老携幼，将男带女，滚滚渡河，两岸哭声不绝。玄德于船上望见，大恸曰：“为吾一人而使百姓遭此大难，吾何生哉！”欲投江而死。左右急救止。闻者莫不痛哭。船到南岸，回顾百姓，有未渡者，望南而哭，玄德急令云长催船渡之，方才上马……
却说玄德同行军民十余万，大小车数千辆，挑担背包者不计其数……忽哨马报说：“曹操大军已屯樊城，使人收拾船筏，即日渡江赶来也。”众将皆曰：“江陵要地，足可据守。今拥民众数万，日行十余里，似此几时得至江陵？倘曹兵到，如何迎敌？不如暂弃百姓，先行为上。”玄德泣曰：“举大事者必以人为本。今人归我，奈何弃之？”百姓闻玄德此言，莫不伤感……玄德拥着百姓，缓缓而行……每日只走十余里便歇。
这就是著名的“刘玄德携民渡江”的故事。年轻的读者很可能会感到这个哭哭啼啼的刘备“善良”得有点“过分”，在那激烈的军事斗争环境里，带领十万百姓，日行十余里，是不可理解的。但作品告诉我们，刘备此举，意在得人心，成大事。携民渡江的实质，不是一次军事转移，而是一次意义深远的争得民心的政治行为，充分体现着中国传统的“民为贵”、水可以“载舟”也可以“覆舟”的政治观念。这正是典型的“王道”政治。
（2）刘备和他的集团，终生奋斗的目标是“兴复汉室”。但刘备亦深知“汉室”已“倾颓”，这是他第一次见到诸葛亮时表明的看法。所以，“兴复汉室”对刘备来说，既是目标，也是口号，实质就是要统一天下。他向诸葛亮说的“欲伸大义于天下”就是这个意思。这个思想与诸葛亮的抱负正相一致，故一拍即合。诸葛亮在隆中纵论天下大势，提出了符合客观实际的总体战略，其核心是：
……今（曹）操已拥百万之众，挟天子以令诸侯，此诚不可与争锋。孙权据有江东，已历三世，国险而民附，此可用为援而不可图也……将军（指刘备）既帝室之胄，信义著于四海，总揽英雄，思贤若渴，若跨有荆、益，保其岩阻，西知诸戎……则命一上将将荆州之兵以向宛、洛，将军身率益州之众以出秦川，百姓有不簟食壶浆以迎将军者乎？诚如是，则大业可成，汉室可兴矣。
这个总体战略的实质，显然还是“王者之政”，因为其着眼点，或者说这个战略的基础，是“信义著于四海”，是老百姓“箪食壶浆以迎将军”，而且正是在这个基础上，确定了“外结孙权，内修政理”的策略。所以，我们可以十分清楚地看到，刘备、诸葛亮的战略思想，整个蜀汉政权的指导方针，是极其明确的理想的仁政。他们的统一天下的目标，就是建立在这样的基础之上的。历史本身告诉我们，刘备、诸葛亮的这个目标并没有达到，作为历史演义，自然不能凭空臆造。但全书的字里行间，都饱含着作者的期望与热情：作者希望这个蜀汉集团能够达到这个目标。
（3）《三国演义》里的蜀汉集团，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君臣（这里所说的君臣，并非指严格意义上的刘备称帝之后的君臣，而是泛指刘备作为“主公”与左右将领之间的关系）之间充满信任，情同手足。这一点，与史实并不相符，但《三国演义》却写得真切感人。这实际上是作者的一种政治理想的表现：在作者看来，理想的明君贤臣之间的关系，应该是兄弟般的关系。
刘、关、张桃园结义虽然发生在君臣关系之前，但是这种兄弟关系，并不曾由于后来形成的君臣关系而发生变化：至死是兄弟！他们结义的誓言是：
……虽然异姓，既结为兄弟，则同心协力，救困扶危；上报国家，下安黎庶；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愿同年同月同日死……
这里包含了我们中华民族传统的伦理文化的义气，也包含着报国安民的政治理想。这种义气和理想构成了刘、关、张三人在以后几十年风雨中同心同德的思想基础，这在刘备的“大业”中起了极大的积极作用。关羽、张飞他们本身都是肩负重任、立过大功的虎将，他们对刘备的主张和行动并不是百分之百的赞同的，但是，他们始终心甘情愿地接受刘备的约束，执行刘备的路线。而这一点，也正是保持蜀汉政权兴旺的关键之一。而关羽最后的失败，并导致蜀国大败于吴，也正是由于在对吴问题上关羽背离了刘备与诸葛亮共同制订的“外结孙权”的策略，作者似乎有意从反面说明，君臣之间一致则胜，相悖则败。
同样，刘备与诸葛亮的关系，虽无所谓“结义”之举，但他们之间的关系，也像兄弟一样。蜀汉政权的总体战略是诸葛亮提出的，刘备则完全接受并付之实行。几十年间，刘备对诸葛亮可谓言听计行。在智谋与胆识方面，特别是在对形势的预见性上，刘备都远逊于诸葛亮，但刘备的最大的“本领”却在于对诸葛亮完全的信任，因而能使诸葛亮竭思殚虑、鞠躬尽瘁，为蜀汉集团的事业奋斗终身。刘备对诸葛亮的信任是真诚的，否则以诸葛亮的睿智，岂能无所察觉。诸葛亮隐居隆中，正是为择主而事，只有在他确认了刘备的真诚信任之后才出山辅佐，这正是《三国演义》那样精心敷衍“三顾茅庐”的意义。刘备与诸葛亮的关系，是“信任”与“忠贞”。至于第八十五回所写刘备托孤事，刘备是真心还是假意？或亦真亦假？这要看其实质了。
……传旨召诸臣入殿，取纸笔写了遗诏，递与孔明而叹曰：“朕不读书，粗知大略。圣人云：‘鸟之将死，其鸣也哀；人之将死，其言也善。’朕本待与卿等同灭曹贼，共扶汉室，不幸中道而别。烦丞相将诏付与太子禅，令勿以为常言。凡事更望丞相教之！”孔明等泣拜于地曰：“愿陛下将息龙体！臣等尽施犬马之劳，以报陛下知遇之恩也。”先主命内侍扶起孔明，一手掩泪，一手执其手，曰：“朕今死矣！有心腹之言相告！”孔明曰：“有何圣谕？”先主泣曰，“君才十倍曹丕，必能安邦定国，终定大事。若嗣子可辅，则辅之；如其不才，君可自为成都之主。”孔明听毕，汗流遍体，手足失措，泣拜于地曰：“臣安敢不竭股肱之力，尽忠贞之节，继之以死乎！”言讫，叩头流血。先主又请孔明坐于榻上，唤鲁王刘永、梁王刘理近前，吩咐曰：“尔等皆记朕言：朕亡之后，尔兄弟三人，皆以父事丞相，不可怠慢。”言罢，遂命二王同拜孔明。二王拜毕，孔明曰：“臣虽肝脑涂地，安能报知遇之恩也！”
其中“若嗣子可辅，则辅之，如其不才，君可自为成都之主”一段文字，在《三国志·先主传》（刘备传）中虽然没有，但在《诸葛亮传》中却有之（只有个别文字不同），说明这个情节并非《三国演义》的杜撰或虚构。然而，这件事却成了小小的公案：有人说，这是刘备故用心机，唯恐诸葛亮取刘禅而代之，故作此言，逼诸葛亮“表态”；也有人说，刘备很清楚，在当时的形势下，诸葛亮要取刘禅而代之，并不难，不如主动提出；还有人认为刘备明知诸葛亮不会取代刘禅，故作此言，以暖人心；第四种意见，认为这是刘备的真实思想，他从蜀汉政权的利益考虑，倘若诸葛亮“自为成都之主”，自然会强于刘禅。诸说纷纭。毛宗岗在此回评语中说：
或问先主令孔明自取之，为真语乎？为假话乎？曰：以为真则是真，以为假则亦假也。欲使孔明为曹丕之所为，则其义之所必不敢出，必不忍出者也。知其必不敢、必不忍，而故令之闻此言，则其辅太子之心愈不得不切矣。且使太子闻此言，则其听孔明，敬孔明之意愈不得不肃矣。陶谦之让徐州，全是真，不是假；刘表之让荆州，半是假，半是真；与先主之遗命，皆不可同年而语。
这也有几分道理。总之，似乎不能确定刘备当时的真实“心理”，但是，分析起来，有两点是确定无疑的：一是刘备至死对诸葛亮的才干是深信不疑的；二是不论诸葛亮会不会取代刘禅，刘备把蜀国大业完全交给了诸葛亮。这是问题的实质。陈寿在评论作为历史人物的刘备时说：
先主之弘毅宽厚，知人待士，盖有高祖（指刘邦）之风，英雄之器焉。及其举国托孤于诸葛亮，而心神无贰，诚君臣之至公，古今之盛轨也。
这个评价，显然也适合于《三国演义》中的刘备，他托孤于诸葛亮，应该说也是“心神无贰”的。这充分表现了蜀汉政权中，君主与丞相（最重要的臣子）之间彼此信任，完全一致，有着某种崇高境界的关系。
常山赵子龙，是刘备手下武艺高强的大将。刘备与他虽无结义之举，但可谓患难之交，他们之间也是情同手足的。请看第四十一回：
正凄惶时，忽见糜芳面带数箭，踉跄而来，口言“赵子龙反投曹操去了也！”玄德叱曰：“子龙是我故交，安肯反乎？”张飞曰：“他今见我等势穷力尽，或者反投曹操，以图富贵耳。”玄德曰：“子龙从我于患难，心如铁石，非富贵所能动摇也。”糜芳曰：“我亲见他投西北去了。”张飞曰：“待我亲自寻他去。若撞见时，一枪刺死！”玄德曰：“休错疑了。岂不见你二兄诛颜良、文丑之事乎？子龙此去，必有事故。吾料子龙必不弃我也。”张飞哪里肯听，引二十余骑，至长坂桥。
由此可见，刘备对赵云的忠贞是坚信不疑的，即使三弟张飞有疑惑，也不能动摇刘备的信心。这样的君臣关系，正是蜀汉政权赖以存在和发展的重要条件。这里也顺便说一下“刘备摔孩子”的问题：赵云为救甘、糜二夫人及阿斗，冲进乱军之中，几经苦战，才“怀抱后主，直透重围，砍倒大旗两面，夺槊三条，前后枪刺剑砍，杀死曹营名将五十余员”，“血满征袍”，最后赶上刘备，把正在怀中熟睡的阿斗“双手递与玄德”。
玄德接过，掷之于地曰：“为汝这孺子，几损我一员大将！”赵云忙向地下抱起阿斗，泣拜曰：“云虽肝脑涂地，不能报也！”
俗浯说：“刘备摔孩子，邀买人心。”意思是说刘备假意掷孩子于地，以取得赵云之心。其实不然，刘备当时，作为一个集团的领袖，要成就大业，在他心目中，一员大将确实是比一个幼子更重要些的。他掷阿斗于地，是真实情感的爆发，并无邀买人心之意。
刘备的明君风范，诸葛亮的战略思想，君臣之间的兄弟之谊，构成了蜀汉政权“王者之政”的特点。
这里应该附带说明一点：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指出，《三国演义》在人物塑造方面，“亦颇有失，以致欲显刘备之长厚而似伪”，这是完全正确的。由于《三国演义》的作者，要通过刘备的形象表现自己的政治理想，所以，这个形象也就过于“理想”了，于是也就产生了“过犹不及”的缺欠。致使刘备的形象有了几分虚伪，这自然是《三国演义》“有失”之处。
2.曹魏政权
与蜀汉政权相比，曹魏政权则具有鲜明的“霸者之政”的色彩。
（1）曹魏集团，以曹操为主宰。历史上的曹操，是一位雄才大略的政治家。陈寿在《三国志·武帝纪》后“评曰”：
汉末，天下大乱，雄豪并起，而袁绍虎视四州，强盛莫敌。太祖运筹演谋，鞭挞宇内，揽申、商之法术，该韩、白之奇策，官方授材，各因其器，矫情任算，不念归恶，终能总御皇机，克成洪业者，惟其明略最优也。抑可谓非常之人，超世之杰矣。
当然，由于《三国志》以曹魏为正统，对曹操的评价难免溢美讳恶，但这个评价，直到今天来看，还是很深刻的。对于历史上的曹操，后世有所褒贬，可以说是毁誉参半。这里不妨举两个例子。
唐太宗李世民，是公认的中国封建社会的英明君主，唐朝人作诗称颂他，就有“神武同魏主”的诗句，就是说唐太宗英明神武有如曹操，这是间接的对曹操的极高评价。
杜甫在赠给“曹将军”的诗中，有句云：“将军魏武之子孙。”这是说曹操是“曹将军”的祖宗，显然这也是以对曹操的充分肯定乃至崇敬为前提的。
在杜甫之后一千多年，出了一个大文学家曹雪芹，他的朋友敦诚在写给他的诗中说：“少陵昔赠曹将军，曾曰魏武之子孙。君又无乃将军后，于今环堵蓬蒿屯。”曹操又成了曹雪芹的祖先。这当然不是把曹操当做奸雄来看待的，否则岂不是说曹雪芹是奸雄的后裔！
诗歌往往反映着社会的观念，这些诗句，不仅表现了作者对曹操的评价，也反映了当时社会对曹操的普遍看法。由此可见，无论在《三国演义》成书前或成书后，对曹操都并非一味贬斥。
当然，极力贬斥曹操的也不乏其人。最有代表性的人物就是南宋的朱熹，他认为曹操“无容于天地之间”，应该是“人人得而诛之”。
总而言之，对历史上的曹操，一向有褒有贬，毁誉参半，所以实际上并不存在为曹操翻案的问题。
《三国演义》里的曹操，是一个以历史上的曹操为模特而塑造的文学形象。这个形象，一方面仍不失为一个有雄才大略的政治家，比如写他击败吕布，扫荡袁绍，统一北方，特别是在第十八回书中写郭嘉纵论曹操优于袁绍的十个方面，这些都是符合历史真实的；另一方面，这个形象的更为浓郁的色彩，则在于他奸诈残忍的性格，而这一方面，恰恰正是这个文学形象的灵魂。应予指出的是，《三国演义》写曹操的这种性格，也并非完全是依据传说，或纯属虚构，就是说，也确有很多真实的成分。唐代大史学家刘知几在《史通·暗惑》中曾举《三国志》裴注引《语林》所讲的一个故事（指曹操让崔琰代替自己接见匈奴使者，而自己握刀侍立，后问使者：“曹公何如？”使者说：“曹公美则美矣，而侍立者非人臣之相。”于是曹操追杀使者），认为这绝非事实：“虽愚暗之主犹所不为，况英略之君，岂其若是？”但是，为什么《语林》会有这样的记载，而且裴松之又引作正史之注呢？刘知几解释说：“盖曹公多诈，好立诡谋；流俗相欺，遂为此说。”这就是说，这些故事虽为“流俗相欺”之说，但其产生的根源，则在于曹公确实“多诈”，“好立诡谋”。刘知几是大史学家，他的深刻的见解，可以帮助我们理解和认识《三国演义》里对曹操奸诈残忍性格的刻画，即使是“流俗相欺”，也还是有根据的，这就是历史上的曹操本身确实是一个“多诈”的政治家。
《三国演义》里的曹操，有明确的“人生哲学”，这在全书开卷不远的第四回中，就暴露无遗了：他刺杀董卓未成，外逃，遭董卓通缉。他逃亡到父亲的好友吕伯奢家，吕家热情地杀猪款待；而多疑的曹操听到后堂有“缚而杀之，何如”的说话声以及磨刀之声，就以为要杀他，思忖道：“是矣，今若不先下手，必遭擒获。”于是拔剑而入，“不问男女，皆杀之，一连杀死八口”。当他“搜至厨下，却见缚一猪欲杀”时，才知道自己误杀了好人，立即出走。当他在路上遇见携果酒归来的吕伯奢时，居然又“挥剑砍伯奢于驴下”。与曹操同行的陈宫见此大惊，同曹操有如下的对话：
宫大惊曰：“适才误耳，今何为也？”操曰：“伯奢到家，见杀死多人，安肯干休？若率众来追，必遭其祸矣。”宫曰：“知而故杀，大不义也！”操曰：“宁教我负天下人，休教天下人负我。”陈宫默然。
这个杀吕伯奢的故事，其实并非《三国演义》杜撰。《三国志·武帝纪》注中，就引了《魏书》《世语》、孙盛《杂记》三条记载，都涉此事。如果说前者误杀好人，是曹操多疑的性格所致，那么，后面残杀吕伯奢，则是恶劣品行的大暴露。“宁我负人，毋人负我”就是极端自私、损人利己的人生哲学。曹操的全部行动，都是建立在这个人生哲学的基础上的。
对自己的下属，曹操也往往施以残忍的诈术。《三国演义》第十七回写道：曹操率十七万大军进攻袁术，但在寿春之外，久围不下，军粮将尽。于是授意仓官王垕以小斛发粮。王垕恐士兵生怨，曹操则表示“吾自有策。”王垕照办后，果然军心浮动……
……操乃密召王垕入曰：“吾欲问汝借一物，以压众心，汝必勿吝。”垕曰：“丞相欲用何物？”操曰：“欲借汝头以示众耳。”垕大惊曰：“某实无罪！”操曰：“吾亦知汝无罪，但不杀汝，军必变矣，汝死后，汝妻子吾自养之，汝勿虑也。”垕再欲言时，操早呼刀斧手推出门外一刀斩讫，悬头高竿，出榜晓示曰：“王垕故行小斛，盗窃官粮，谨按军法。”于是众怨始释。
曹操的这种品格，正与刘备形成鲜明的对比，这两个人物的巨大的差异，对形成两个政治集团的各自的特色，当然起了极大的作用。
（2）刘备集团以“兴复”汉室为目标，制订了总体战略；曹操也要统一天下，但他制订的总体战略是“挟天子以令诸侯”。曹操篡汉之心，人所共知。《三国演义》第二十回写的“许田打围”是最明显的例证。但是，曹操终于没有篡汉。这是因为曹操毕竟不是一个只想当皇帝的庸人，他是政治家，他以真正有利于实现他的统一天下的目标为出发点，把名存实亡的汉家天子当做一张王牌，号令天下，顺我者昌，逆我者亡。这比明显的形式上的篡汉有更实际的利益。曹操自己说，有人“见孤权重，妄相忖度，疑孤有异心，此大谬也……但欲孤委捐兵众，归就所封武平侯之国，实不可耳；诚恐一解兵柄，为人所害；孤败则国家倾危；是以不得慕虚名而处实祸也”。这就是说，皇帝可以暂时不当，兵权绝对不可“委捐”，而所谓“孤败则国家倾危”，则正是“孤即国家”心态的表白：他是实际上的天子。
兴复汉室也罢，挟天子以令诸侯也罢，实质都是要在扫平割据之后建立一家王朝，但是，他们采取的战略不同，因此两个政权的形态有别，前者“化之”，后者“威之”。
（3）曹魏集团的内部关系，也表现出与蜀汉集团的不同。如前所述，蜀汉集团的君臣关系，以义为基础，建立起兄弟之情。而曹操与左右的关系则不是这样，曹操也是一个爱才的君主，而且也聚集了大批的人才，但是他的手段不是以信任吸引人才，而是以利诱、胁迫聚拢人才；在任用人才时，又充满了猜疑和欺诈。曹操的大谋士荀彧，对曹魏政权的发展，立过大功，对曹操本人，也竭忠效力。但是，当他劝阻曹操“加九锡”时，曹操即“深恨之，以为不助己也”。六十一回写道：
建安十七年冬十月，曹操兴兵下江南，就命荀彧同行。彧已知操有杀己之心，托病止于寿春。忽曹操使人送饮食一盒至。盒上有操亲笔封记。开盒视之，并无一物。彧会其意，遂服毒而亡。年五十岁。
第七十二回写杨修被杀，虽然原因较为复杂，但主要原因就是杨修往往看透了曹操的诈术。曹操久攻汉中不下，进退两难，适逢庖官进鸡汤，曹操见有鸡肋，则有感于鸡肋的“食之无肉，弃之有味”，正如在汉中的进退两难，于是，顺口传令当夜以“鸡肋”为号令（即口令）。聪明的杨修，凭此号令，立即猜中曹操的心境：“进不能胜，退恐人笑，在此无益，不如早归”，于是，不仅自己收拾行装，还转告别人，准备撤退。曹操听说此事，大怒，以“乱我军心”之罪名，把杨修推出斩首。“乱我军心”可谓实情，但非实质；实质是他不能允许杨修（或任何别人）看透他的真实的心理状态。同样，曹操所谓“吾梦中好杀人”的把戏，也是被杨修揭穿的。好行诈术的人，最恨的就是识破其诈术的人。曹操与他手下的文武的关系，就是如此。
也许有人会问，既然如此，曹魏集团为什么还会聚集那么多的文臣武将呢？毛宗岗在为《三国演义》写的“回评”中说：“人情未有不爱财与色者也；不爱财与色，未有不重爵与禄者也；不重爵与禄，未有不重人之推心置腹折节敬礼者也。曹操所以驾驭人才，笼络英俊者，恃此数者耳。”（第六十二回评语）这些议论，从本质上来说是庸俗的，但这里指出了曹操是靠利诱而“笼络英俊”，是完全符合《三国演义》的实际的。其中所谓“折节敬礼”，则是针对这一回书中曹操礼遇关羽的情节而言的（关于这个问题，后文将有专论）。
曹操的人生哲学，“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战略，内部关系中的奸诈与残忍，构成了曹魏集团的特殊形态。《三国演义》的作者，对此予以无情的鞭挞，形成拥刘反曹倾向的主要内容。
3.孙吴政权
据有江东的孙吴集团，既不同于蜀汉，又不同于曹魏，而有着自己的特殊形态。如果说蜀汉集团具有“王者之政”的倾向，曹魏集团具有“霸者之政”的倾向，那么，孙吴集团则更主要的是以追求实利为自己的特色。这种特殊形态，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1）《三国演义》中的孙吴集团，既没有主宰一切的“曹操”，也没有几十年间辅佐“主公”、使两代君主言听计从的“诸葛亮”，这是一个没有“绝对权威”的政权。孙权，继承父兄开创的基业而“坐领江东”，与曹操、刘备相比，他的“江山”不是“打”出来的。在执政时，他也往往多方受制，吴国太姊妹、乔国老、旧臣张昭等，都可以制约他，使他难以按自己的意志作出果断的决策。当然，他本身的才识胆略也逊于曹操，因此，他也不可能有曹操那样的权威。
《三国志》作者陈寿，在评价作为历史人物的孙权时，一方面说他“屈身忍辱，任才尚计，有勾践之奇，英人之杰”，另一方面也指出他“性多嫌忌，果于杀戮，暨臻末年，弥以滋甚”。——显然有相当的“保留”。而《三国演义》对孙权的刻画，有些地方似乎更加突出了他的不足之处。有一个细节，值得一谈：《三国志·鲁肃传》中记载说，鲁肃见孙权后，提出了他对天下大势的看法，其内容与诸葛亮在隆中对刘备所言基本相同，只是鲁肃讲得更加明快。他认为“汉室不可复兴，曹操不可卒除”，建议孙权“剿除黄祖，进伐刘表，竟长江所极，据而有之，然后建号帝王以图天下”。
《三国演义》第二十九回也写了这个情节。但不同的是，《三国志》写孙权听到鲁肃这些话之后，表面上的反应是极其冷淡的：“权曰：‘今尽力一方，冀以辅汉耳，此言（指鲁肃所言）非所及也’。”但实际上，对鲁肃却“益贵重之”，张昭在孙权面前说了不少鲁肃的坏话，孙权亦“不以介意”。这或许就是陈寿所说的“性多嫌忌”。而《三国演义》所写，则是“孙权闻言大喜，披衣起谢；次日厚赐鲁肃……”。这“两个”孙权的形象——气质、修养、心机，就完全不同了：前者城府颇深，后者极为浅薄。《三国演义》的作者，为什么在这里不“据正史”，而作如此刻画，很难推断，但这样写的结果，孙权的形象却更加没有光彩了。
周瑜、鲁肃等人，虽亦可谓“风流人物”，但似昙花一现，从性格到才能，在很多方面都有明显的乃至致命的弱点。特别是周瑜，一方面“雄姿英发”，有胆有识，在赤壁之战中，统率千军万马，大败曹操。但另一方面，他又心胸狭窄，嫉贤妒能，最后惨败于诸葛亮的神机妙算。鲁肃的情况，较为复杂。按正史所记，鲁肃与周瑜都被评为“建独断之明，出众人之表”的“奇才”。鲁肃不仅对天下大势有明确的认识，而且在曹操大军南下时，他也提出了与刘备“同心一意，共治曹操”的策略思想，并付诸实践，到当阳长坂会见刘备，“劝备与权并力”。裴松之对这段记载提出异议，认为《诸葛亮传》中说孙权联刘抗曹的方针是诸葛亮提出并付诸实践的；这里又说是鲁肃提出的：于是批评《三国志》同出一人之书而“舛互若此，非载述之体”。其实这本可不必深究，诸葛亮与鲁肃，在不同的时间地点，是可能提出共同的主张的。总之，历史上的鲁肃，是一位有远见的政治家。但在《三国演义》里，鲁肃却被渲染成一位极其宽厚善良的长者。他周旋于周瑜、孔明之间，还时时遭到孔明的善意的嘲弄，实际上已成为陪衬周瑜、孔明的人物。
无论是孙权还是周瑜、鲁肃乃至张昭，他们个人的品格和才能，都没有达到曹操、刘备、诸葛亮那样，影响着一个政权的形态。当然，这并不是说孙吴集团没有人才，而且恰恰相反，这里可谓人才济济，这在《三国演义》第二十九回、三十八回中都有详细的交代。
（2）孙吴集团没有一个十分明确的总体战略。例如，对曹魏集团，时而和好，时而宣战。这就是因为孙吴集团既没有北伐曹操的既定方针，也没有联合曹操的明确策略。当曹操“奏封孙权为将军，兼领会稽太守”时，孙权则“大喜”接受。当曹操侵犯它的时候，就表示抗争，比如曹操命孙权遣子“入朝随驾”，实际上是要“人质”，孙权又拒绝了；曹操率大军直逼江南，孙权终于决定对曹宣战了。但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决定都是在经过一番争论之后才作出的。在张昭与周瑜、鲁肃之间，就对曹政策问题，始终存在着分歧乃至激烈的对抗。同样，对待刘备集团也是如此，时而联合，时而破裂。这一切都表明，孙吴集团没有像诸葛亮那样明确提出的孙刘联合共拒曹操的方针。这个集团的一切行动，似乎都是以眼前的“利害”为出发点。
孙吴集团占据江东，“国险民附”，人杰地灵，这是蜀、魏都不具备的“地利”。这个集团实际上有着十分雄厚的实力，在三国角逐中，本应取得更大的成效，但由于上述原因，使整个集团缺乏进取精神，最后，实际上是在内乱的形势下为晋所灭。
（二）拥刘反曹的实质
《三国演义》对上述三个政权的描写，显然形成了对比，其中，尤以蜀与魏的对比更为明显；再具体一点来说，这种对比更集中在刘备与曹操这两个人物身上。于是就形成了一个“拥刘反曹”的倾向。
对“拥刘反曹”的问题，一向有一种解释，认为这是封建的“正统”观念的反映，即因为刘备是“汉景帝玄孙”，“中山靖王之后”，是“正统”，所以就拥护他；反之，曹操不是“正统”，所以就贬斥他。这种解释，显然是不全面的。为了阐明这个问题，我们必须弄清楚究竟什么是“正统”。所谓“正统”，简单说来，“就是封建统治者为了巩固地位、欺骗人民，就说他们的统治政权是‘天命’的特权，因此不可反抗，张三家的天下，只有张三家的子孙才能接绪统治，李四就不行；这样传授、连接而成的‘合法’的统治系统，就是‘正统’。人民都该拥护‘正统’的政权，反对非正统的政权。如此而已。——这当然是极端荒谬的说法”（《三国演义·前言》1962年人民文学出版社）。
这是对“正统”最根本的意义的解说。但“正统”这个概念也有演变，即除了着眼于血缘关系外，在新旧朝代更替时，认为与旧王朝应属一脉相承的新王朝，也算是“正统”。这样，历史上的新政权，都争辩说自己是正统，并且往往根据本朝的需要，而对前朝的正统问题加以辩析。两晋以来，关于三国时代魏与蜀两个政权孰为正统的辩论，就是如此。陈寿在《三国志》中认为，曹魏是正统，这是因为陈寿是西晋人，西晋承魏而来，他自然必须确认魏“承”汉统：魏是正统。而东晋习凿齿在《汉晋春秋》中，又以蜀为正统。这与习氏生活在偏安江左的东晋有关。正如《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所说：“凿齿时晋已南渡，其事有类乎蜀，为偏安者争正统，此孚于当代之说者也。”意思是说，因为东晋与蜀有相似之处，都不在中原，习氏要为东晋争正统，也就必然以蜀为正统。
同样，北宋的司马光在《资治通鉴》里，以魏为正统，也是因为北宋政权是赵匡胤篡夺后周而立，近似于曹魏篡汉。而南宋朱熹等人极力主张以蜀为正统，这又显然是因为南宋“偏安江左，近于蜀，而中原魏地全入于金”（《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唯恐中原之争正统也”。（章学诚《文史通义·文德》）这种种情况表明，后人论证魏、蜀谁为正统，往往都是根据自己所处时代的政治需要而立论的。由此可以证明：第一，“正统”论的本身就是虚妄的，它并没有一个极其确定的客观标准；第二，“正统”论应属封建史学范畴，是一个陈旧的没有进步意义的历史概念。
元末明初的罗贯中，是一位文学家。从根本的意义上来说，他创作《三国演义》不是从某种历史概念出发，更不是为了辩析魏蜀吴孰为正统这个历史公案；而是在自己的政治理想的统照下，“据正史，采小说”，创作而成。这一点，应是研究《三国演义》的最基本的观念。罗贯中在创作《三国演义》过程中，之所以完全接受了三国故事在民间流传中形成的拥刘反曹的倾向，并在一定程度上表现了蜀汉是“正统”的观念，那是因为这一切正符合了他要表现的政治理想。在他的心目中，一个理想的政权（即一个封建王朝），就应该像蜀国那样，以“王者之政”治国，为君者仁，为臣者忠，君臣之间，有手足之义；三分天下，应该由蜀国来统一。
《三国演义》是文学作品，罗贯中的上述理想，也就必然寄寓于艺术形象之中，于是，塑造了那样的刘备和那样的曹操。如果说史书对刘备、曹操的记载，侧重于他们在政治、军事角逐中的行为及其功过，那么，罗贯中的《三国演义》则从更深的层次塑造了他们的品格、人格，即道德方面的性格特征，而褒贬爱憎即寓于此。所以，《三国演义》中拥刘反曹倾向的实质，就是塑造了一个仁明的君主，鞭挞了一个狡诈的奸雄，从而表现了作者的理想。
当然，罗贯中并没有以理想代替历史本身。蜀国并没有统一天下，刘备的兴复汉室的目的并没有达到。因此，《三国演义》中蜀汉的覆灭，既是历史的真实再现，也是作者理想的破灭。如果说《三国演义》具有悲剧性，其含义即在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