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语
小说所写孟尝君养士之事，逼真地展示了当时私门养士的境况。此外，作者还描写了平原君斩美谢躄、尊重门客，后宾客毛遂自荐随其至楚，说服楚王发兵救赵、抵御秦兵事；信陵君谦恭礼士、折节相交贫士侯生、朱亥，后依靠侯生之计、朱亥之力，窃兵符救赵事；春申君任用贤士，修举政法，训练军卒，使楚国复强事，等等。君王纳贤，意在图治强国；权臣养士，意在增强自身的实力和地位。同时，私门养士在一定程度上也对国家的政治、军事、外交等方面，产生直接或间接的影响。
从小说的有关情节中，读者可看到战国时代的人才处境已与春秋时代有巨大差异。尽管如冯 
、毛遂之类有才之士仍有一时被埋没的遭遇，但时代的需要，毕竟为各种人才创造了空前宽松的环境和众多的机遇，使冯 、毛 遂式的人才有可能施展才华、脱颖而出，实现救国济民之志。例如，小说描写游说之士苏秦，虽有才学，出游列国，但未得重用，竟致卖掉车马、仆从，以获取路资，担囊步行返家。苏秦一事无成，遭到父母辱骂、妻子冷遇，甚至向嫂求一饭充饥亦不可得。苏秦从此重新研究天下政势，引锥刺股，发愤苦读，昼夜不息，终于成竹在胸。他再次游说列国君王，献合纵攻秦之策，赢得各国君王的信任，被六国君王合封为“从约长”，兼佩六国相印，金牌宝剑，总辖六国人民。苏秦功成名就，而他的同窗张仪还处于穷困潦倒的境地。苏秦设计激励好友，张仪赴秦国献连横之策，被秦惠王任用为相。张仪后出使楚国，玩弄楚怀王于股掌之上，终于破坏了六国联盟，使合纵攻秦的计划冰消瓦解。
作者描写苏秦、张仪事多据《史记》所载，或与史实有出入，但作为小说中的人物，苏秦和张仪的仕宦过程，却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战国时代一部分得志士人的共同经历，因而具有一定的历史真实性。
作者在描写和颂扬明君贤臣任贤图治、建功立业的同时，也叙写和抨击了喜谀疏贤的昏暴君王、误国害民的奸佞宵小。例如，小说写卫懿公嗜乐怠傲，不理国政，只好养鹤，凡献鹤者均受重赏。苑圃宫廷，处处养鹤，且不止数百。懿公所养之鹤，皆有品位俸禄，上等鹤食大夫俸，次者食士俸。懿公出游之时，其鹤也分班从幸，以大轩载于车前，并号之为“鹤将军”。为了养鹤，懿公厚敛于民，以充鹤粮，民有饥冻，却全不抚恤，以致卫人无不怨愤。时值北狄入侵，懿公惊慌失措，下令民众抵抗，百姓均言应让鹤去冲锋陷阵。懿公在灭顶之灾面前，方有悔意，但为时已晚。两军交战，卫军无心拼杀，尽弃车仗而逃。懿公陷入重围，被狄兵砍为肉泥。作者以一诗讽刺懿公之昏庸：
曾闻古训戒禽荒，一鹤谁知便丧邦。
荧泽当时遍磷火，可能骑鹤返仙乡？
再如，宋襄公在齐桓公亡故后，不自量力，意欲争霸。襄公无谋智短，却又刚愎自用，不听公子目夷劝谏，偏信公子荡的天真幻想。宋襄公千方百计、辛辛苦苦组织诸侯盟会，正想充当盟主，不料却被楚成王以甲兵将其囚禁。诸侯被成王所威慑，不敢有任何异议，“襄公顿口无言，似木雕泥塑一般，只多着两行珠泪”。宋襄公获释后，对楚王恨入骨髓，发誓复仇。但当宋楚两军在泓水交战时，襄公却发奇想：“楚兵甲有余，仁义不足。寡人兵甲不足，仁义有余。”于是，便有了必胜的信心，并下令建一面大旗，大书“仁义”二字，以向楚军示威。楚军渡水，宋将请令出击，襄公豪迈地指着大旗说：“汝见‘仁义’二字否？寡人堂堂之阵，岂有半济而击之理？”楚军登岸，立足未稳，宋将再次请令出击，襄公唾其面叱责道：“咄!汝贪一击之利，不顾万世之仁义耶？寡人堂堂之阵，岂有未成列而鼓之之理？”待襄公充分显示了“仁义”之师的高风亮节之后，楚军将宋军杀得惨败，大获全胜；宋襄公身中数枪，右股中箭，膝筋被射断，不能起立。如此狼狈，襄公还在叨念：“寡人将以仁义行师，岂效此乘危扼险之举哉？”襄公“壮举”，赢得了举国讥笑。作者认为，宋襄公昏庸迂腐，欺凌弱小，却对强敌侈谈仁义，根本不能算作春秋霸主之一。
另如，晋灵公荒淫暴虐，厚敛于民，大兴土木，专好游戏。灵公专宠奸臣屠岸贾，两人竟在绛霄楼上以赛张弓弹射百姓为乐：
那弹丸如雨点一般飞去，百姓躲避不迭，也有破头的，伤额的，弹出乌珠的，打落门牙的，啼哭号呼之声，耳不忍闻。又有唤爹的，叫娘的，抱头鼠窜的，推挤跌倒的，仓忙奔避之状，目不忍见。灵公在台望见，投弓于地，呵呵大笑，谓岸贾曰：“寡人登台，游玩数遍，无如今日之乐也。”自此百姓每望见台上有人，便不敢在桃园前行走。
赵盾等贤臣屡屡进谏，劝灵公礼贤远佞，勤政亲民。灵公则如填充耳，全然不听，反而疑忌赵盾。灵公无道，砍杀宰夫，草菅人命。赵盾等再谏，灵公却与屠岸贾密谋派刺客
麑暗杀赵盾，但
麑被赵盾忠心为国所感动，撞树自尽。灵公与屠岸贾又施阴谋，企图以猛犬和甲士将赵盾当朝杀死，提弥明舍身救赵盾脱险。灵公虽两次诛杀赵盾未成，但赵盾逃离都城，却使灵公“觉得胸怀舒畅，快不可言”。后灵公终被赵穿所杀。晋灵公的残暴，令人发指；作者对赵穿弑君，则怀有同情与肯定之意：“只为晋侯无道好杀，近侍朝夕惧诛，所以甲士行逆，莫有救者。百姓怨苦日久，反以晋侯之死为快，绝无一人归罪于赵穿。”
此外，小说中的楚灵王也是一个极端奢侈、昏暴无道之君。灵王有一癖性，偏好细腰，不问男女，凡腰围粗大者均视其眼中钉。章华宫建成后，灵王选美人腰细者居之，故又名细腰宫。宫女为求媚于王，减食忍饿，以求腰细，甚至有饿死而不悔者。国中百姓也均以腰粗为丑，不敢饱食。百官入朝，也都用软带紧束其腰，以免灵王憎恶。灵王日夕酣饮在细腰宫，管弦之声，昼夜不绝。灵王下令修建的章华台，极尽奢华：
台势高峻逶迤，盘数层而上，每层俱有明廊曲槛。预选楚中美童年二十以内者，装束鲜丽，略如妇人，手捧雕盘玉壶，唱郢歌劝酒，金石丝竹，纷然响和。既升绝顶，乐声嘹亮，俱在天际。觥筹交错，粉香相逐，飘飘乎如入神仙洞府，迷魂夺魄，不自知其在人间矣。
楚灵王不仅奢侈，而且残暴，他率军欺凌弱小，灭陈、蔡两国为楚县；但灵王又是昏君，他享乐日久，全无戒备，被公子弃疾夺取王位。此时灵王仓皇出逃，十分凄惨：
灵王一连三日，没有饮食下咽，饿倒在地，不能行动，单单只有两目，睁开看着路旁，专望一识面之人经过此地，便是救星。忽遇一人前来，认得是旧时守门之吏，比时唤作涓人，名畴。灵王叫道：“畴，可救我！”……灵王曰：“寡人饿三日矣。汝为寡人觅一盂饭，尚延寡人呼吸之命。”畴曰：“百姓皆惧新王之令，臣何从得食？”灵王叹气一口，命畴近身而坐，以头枕其股，且安息片时。畴候灵王睡去，取土块为枕以代股，遂奔逃去讫。灵王醒来，唤畴不应，摸所枕乃土块也，不觉呼天痛哭，有声无气。
楚灵王后虽被旧臣之子所救，却悲痛已极，终于在农家自尽。作者引胡曾咏史诗讥讽无道昏暴君王的下场：
茫茫衰草没章华，因笑灵王昔好奢。
台土未干箫管绝，可怜身死野人家。
另外，小说还描写卫宣公淫纵不简，筑台纳媳，灭伦绝理，终于惊惧病亡；齐襄公兄妹淫乱、黩武殃民，四德俱失，终被臣子斩杀；陈灵公与佞臣衵服戏朝、荒淫无耻，终被射杀于马厩；晋厉公日事淫乐，好谀恶直，不修政事，终被鸩酒所毙；楚平王纳媳逐子，废黜太子，冤杀伍奢父子，以致死后也被伍子胥鞭尸抛骨，楚国也因此险被吴灭；吴王夫差荒淫骄奢，信用奸臣，残害忠臣，穷兵黩武，不恤民力，终被越王勾践所败，落得自刎的下场，吴国霸业也拱手让越；楚怀王拒绝屈原劝谏，屡被秦国欺骗，最后愤极呕血而亡；宋康王暴虐图霸，人称桀宋，最终被杀，宋国也被楚灭；赵孝成王不用勇将廉颇，却用庸才赵括，以致赵军惨败，四十万军兵被秦将白起杀尽；赵王迁昏庸不堪，重用卖国奸臣郭开，不用良将李牧，以致赵被秦灭；齐王建听信奸臣后胜之言，竟四十余年不修兵备，在秦国围城时只能投降，齐被秦灭，齐王也饥饿哀泣而死，等等。昏暴君王与奸恶之臣的组合所造成的罪恶，可谓罄竹难书。虽然任贤图治的君王事迹大致相同，喜谀疏贤的昏暴君王奸恶各异，但是也不难将后者的罪行概括为几方面：昏庸残暴、刚愎自用、亲信奸佞、疏远迫害贤臣、荒淫腐败、怠废国政、玩物丧志、残害民众，最终往往身死国灭。作者抨击这些昏君奸臣，既表达了憎恶之情，又从反面证明了其历史思考结论的正确性。
值得注意的是，作者在褒贬列国君王时，以其是否能够任贤图治作为主要标准，很少为尊者讳，为贤者讳。例如，小说在盛赞齐桓公贤明称霸时，并不回避和掩饰其晚年的失误。齐桓公霸业既成，自谓功高盖世，遂欲封泰山、禅梁父，被管仲谏止，但又大建宫室，务为壮丽，乘舆服御之制，比于周王，国人颇有非议。桓公衰耄之年，志气昏惰，不听管仲遗嘱，不从鲍叔牙劝谏，任凭奸佞横行无忌，把揽朝政。后桓公染病不起，奸臣竖刁、雍巫、易牙等竟塞断宫门，禁闭寝室；桓公饥渴、悔恨交加，最后以衣袂掩面、连叹数声而亡。桓公病故，群公子各自争权，无人料理丧葬之事，“桓公尸在床上，日久无人照顾，虽则冬天，血肉狼藉，尸气所蒸，生虫如蚁，直散出于墙外”。作者对齐桓公英雄一世，晚年违背任贤图治的原则，落得虫攒尸骨的凄惨下场，既有贬意，又存惋惜之情。作者以二诗来表达其感慨：
四十余年号方伯，南摧西抑雄无敌。
一朝疾卧牙刁狂，仲父原来死不得。
违背忠言宠佞臣，致令骨肉四纷争。
若非高国行和局，白骨堆床葬不成。
齐桓公的结局的确令人深思。然而，类似的情形，并非桓公一人。战国时代的赵武灵王曾以“胡服骑射”的远见卓识，使赵国成为当时的强国，并心怀壮志，窥视秦界，令秦国不敢掉以轻心。但是，赵王后来却废长立幼，传位次子，惑于夫人吴娃之谗言，拒纳忠谏；以致祸起萧墙，最后竟饿死在荒宫之中，赵国也从此衰落。作者以诗叹道：
胡服行边靖虏尘，雄心直欲并西秦。
吴娃一脉能贻祸，梦里琴声解误人。
作者叙写上述史事，意在表明即使是曾经任贤图治的贤明君王，一旦偏离正确的选择，也会像昏暴君王一样，害己误国。
“余兄犹龙，幼治《春秋》，胸中武库，不减征南。居恒研精覃思，曰：‘吾志在《春秋》。’墙壁户牖皆置刀笔者，积二十余年而始惬。”这是冯梦熊为其兄冯梦龙的专著《麟经指月》所作序中的一段话，道出了冯氏苦心研读《春秋》的情形。冯梦龙与当时绝大多数儒生一样，渴望通过科举考试踏上仕途，以实现救国济民的理想。科场失意，仕途坎坷，使他饱尝怀才不遇、空余壮志的酸辛；明王朝后期的内忧外患，腐败黑暗，又使他感慨良多。无奈他已近风烛残年，无法再为国冲锋陷阵，便以惯写人情世态之笔，借叙写春秋战国史事，聊以抒怀。因此，任贤图治的思想决非其一时之感触，而是他精研《春秋》的深厚学养与一生经历的结晶。
随着历史的发展，儒、释、道三种思想体系逐渐合流，融为一体。儒家思想成为这种混合思想的核心成分，释道思想则成为表层结构。这种混合思想塑造着民族的文化心理和价值观念，也对知识阶层的思想意识产生了巨大影响。这一点，在余邵鱼和冯梦龙的历史思考中均有显现。余邵鱼在《列国志传》中表达的历史观，基本态度是儒家思想，但又具有明显的宿命论倾向。他认为历史的演进，国家的兴亡，君王的贤明或残暴，均是定数，即世间的一切秩序与更迭均取决于天意。“在这种巨大的、不停运转着的周期里，一切事物，不管善还是恶，都有自己的时间与空间。时运尚未到来或是时运已去，人力对此无可奈何。”“严格说来，真正的胜利者并不是人本身，而是时间。在所向无敌的时间长河里，善与恶同样都要被大浪淘尽。”（王靖宇《〈左传〉与传统小说论集》）天意、定数，将历史的必然性和现实因果关系置换为具有神学色彩的宿命思想；这种历史观及由此推导出的人生观，在绝大多数古代历史小说中都存在，即使是罗贯中的《三国志通俗演义》，也未能突破这种困惑与迷惘。
冯梦龙在《东周列国志》中表达的历史观，在一定程度上沿袭了这种思想，但同时又与这种思想存在着明显差异，在某种意义上，甚至可视为一种突破。冯梦龙在《新列国志·引首》中指出：“史官论谓有幽、厉，必有东迁；有东迁，必有春秋、战国，虽则天运使然，然历览往迹，总之得贤者胜，失贤者败；自强者兴，自怠者亡。胜败兴亡之分，不得不归咎于人事也。”《东周列国志》全书结尾髯仙的咏史诗句，也表达了同样的思想：“卜世虽然八百年，半由人事半由天。”“总来千古兴亡局，尽在朝中用佞贤。”在此，冯梦龙一方面承认天道的不可抗拒、历史宿命的不可改变；另一方面却强调，在历史盛衰兴亡的演变过程中，人，并非无能为力，只能随波逐流，相反，人在历史的变化中具有不可缺少的重要作用，即“胜败兴亡之分，不得不归咎于人事”。人在历史的变化中并非别无选择，而是选择的意义至关重大，即“总来千古兴亡局，尽在朝中用佞贤”。历史的结局并不仅仅是时间取得胜利，任贤图治者也将获得胜利；失败者并不是所有的人，而是失贤自怠者。因此，历史发展的结果，取决于人事与天命的共同作用。
冯梦龙的历史观较之罗贯中、余邵鱼等人所持的传统历史观，有了重大进步：冯氏试图将神的历史，还原为人的历史，不侧重从天意而侧重从人的选择中，探寻历史发展的奥秘；试图将具有神学色彩的必然性，在某种程度上，改变成历史的客观必然性，从而使人能够探讨历史演进的规律。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冯梦龙的历史观是对历史宿命论的一种突破。当然，由于历史的局限，冯梦龙不可能完全摆脱当时占统治地位的思想体系的禁锢，但他的历史思考的深刻性，在当时已属难能可贵。他毕竟将古代历史小说的历史反思提高了一个层次。
任贤图治的思想，既是冯梦龙对春秋战国时代的历史观照，又是其政治理想。这种政治理想源于儒家尚贤政治的理论主张，与余邵鱼崇尚德政的政治理想一脉相承，只是从后者侧重君王个人的道德品性修养，偏移为君王是否能够选贤任能。《东周列国志》中齐桓公曾询问管仲：“寡人不幸而好田，又好色，得毋害于霸乎？”管仲回答：“无害也。”桓公又问：“然则何为而害霸？”管仲则说：“不知贤，害霸；知贤而不用，害霸；用而不任，害霸；任而复以小人参之，害霸。”桓公君臣的这段问答，表露了作者的思想意识，即齐桓公式的君主喜好田猎与美色，并非一定会妨害其霸业，关键是其能否任用贤能。当然，冯梦龙也很注重君王的道德品质高尚与否，并在小说中抨击了一批品德恶劣的君王，但同时又写他们的荒淫暴虐是与宠信奸佞宵小紧密相联的，表现出与余邵鱼略有差异的着眼点。
此外，《东周列国志》与《列国志传》具有同样的思想误区：在评判历史事件、评价历史人物时，热衷于将历史道德化、将政治伦理化。作者按照儒家伦理道德准则，抨击褒姒、文姜、宣姜、息妫、骊姬、叔隗、夏姬、棠姜、吴娃等淫乱惑君，奸邪误国的行为；褒扬齐姜、怀赢、赵姬、钟离春等贤德之妇的种种善举。但是，作者的妇女观中也存在着矛盾，这一点，集中表现在对西施的描写和评价上。《列国志传》中的西施只是一味与夫差厮混，《东周列国志》则写当吴王夫差闻群小儿唱歌谣讽刺其荒淫失政、大怒欲尽杀群儿时，“西施力劝乃止”，表现西施的善良本性。当越王夫人下令将西施负以大石沉江溺死后，作者对西施的被冤杀，表示了不满和深切的同情，并引罗隐诗为西施鸣冤：
家国兴亡自有时，时人何苦咎西施。
西施若解亡吴国，越国亡来又是谁？
这种态度与《列国志传》认定西施是亡国之物、死得其所的评判，大相径庭。这说明，在冯梦龙的妇女观中，存在着偏见，也存在着进步因素。
“政治史是最古的、最明显的和最容易写的一种历史。因为君主的政策，他们所发布的法律和进行的战争，都是最容易叫人记载下来的。国家这样东西，是人类的最伟大的和最重要的社会组织。历史学家一般都认为人们最值得知道的过去事实，都是同国家的历史有着直接的或间接的联系。兰克、德罗生、毛兰勃莱克、傅利门等人都把政治史看成是真正的历史。”（［美］J.H.鲁宾逊《新史学》）
这不仅是西方传统史学的观点，而且也可代表中国的传统史学观。在中国古代，这种史学观不仅是史学家的选择，而且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作家创作历史小说的指导性原则。
余邵鱼和冯梦龙的列国志小说，正是这种史学观的文学实践。
四 羽翼信史的审美意趣——列国志小说的艺术得失评说
中国有悠久的历史。
中国古代史学高度发达。
浩瀚的历史典籍和丰富的历史资料，是古代历史小说取之不尽的题材宝库；史学家的史学观念及崇尚“实录”的治史精神，则对古代历史小说的创作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
在传统的史学意识和文学、史学混而不分的文化观念熏陶下，一部分作家和批评家主张历史小说的创作，应成为正史的补充，应严格地记录史实，不应有任何脱离史传记载的想象和虚构，即历史小说应成为“羽翼信史”之作。
余邵鱼和冯梦龙创作的列国志小说，即是这种理论的产物。他们的作品以《左传》《史记》等史传为蓝本，采取与其相同的叙事模式，遂与历史典籍具有了深刻的血缘联系。因此，在某种意义上，他们的小说成为史传的通俗读本。
（一）世宙账簿
《列国志传》陈继儒所作序中曾指出：“《列传》始自周某王之某年，迄某王之某年，事覈而详，语俚而显，诸如朝会盟誓之期，征讨战攻之数，山川道里之险夷，人物名号之真诞，灿若胪列，即野修无系朝常，巷议难参国是，而循名稽实，亦足补经史之所未赅，譬诸有家者按其成簿，则先世之产业釐然，是《列传》亦世宙间之大账簿也。如是虽与经史并传可也。”此番评论，十分恰当地概括了《列国志传》的艺术特点：世宙间的大账簿。
《列国志传》成为一部世宙账簿，与余邵鱼的创作宗旨和文学功力有直接关系，他主张创作历史小说应该“记事一据事实”，反对“徒凿为空言以炫人听闻”（《题全相列国志传引》），以求与经史并传。于是，他在编集这部小说时，主要采用编年叙事方法和全知叙事角度，以全相平话为基础，敷衍商末周初史事；以正史为依据，铺叙西周史事；以《左传》为依据，将春秋史事连缀在一起，以《吕氏春秋》《史记》为依据，将战国史事串联在一起，采取尽量忠实于史传的态度。因此，小说所叙跨越八百余年时空，从商末至秦初，结构比较完整，历史发展脉络较为清晰，即商亡周兴，西周亡、东周始，周亡秦兴。
由于作者编集此书的目的在于补经史之所未赅，以期成为史传的通俗读本，致使小说极力铺排史事，在全书的整体布局方面，剪裁失当，详略失宜。本书名为《春秋列国志传》，却用近两卷的篇幅叙述商末周初史事，虽然在全书中所占比例不大，但是由于小说结尾仅用六节篇幅描写秦国统一中原的过程，结局十分匆忙、粗疏，使整部小说头重脚轻，虎头蛇尾。此外，小说以七卷篇幅叙述春秋史事，仅以三卷篇幅叙述战国史事，布局也不够合理。诚然，春秋时代约有三百年，战国时代则有二百余年，但是，不能仅以自然时限作为布局的根据。战国时代中国社会各方面的巨大变化，远远超过春秋时代，特别是政治状况空前复杂，各国间的战争异常激烈、残酷，这种历史转轨时期的剧烈动荡，本应在小说中得到更加充分的表现。另外，作者在叙写春秋战国史事时，感到国多事繁，难以悉举，便“姑取其大国为主，小国之政有干大国者，则旁搜引出，若不干于大国者，则置而不录”。（《列国源流总论》）这种取舍方法有其合理的一面，既能够减少枝蔓，又不致遗漏重大史事，有利于突出历史的发展线索。但是，另一方面也局限了其表现历史的视野，在侧重叙写大国史事时，又仅以政治史中的大事为主，许多生动的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事迹被删除，历史进程中的许多丰富多彩的细节也被舍弃，而这些却是历史小说所不应缺少的，因为它们能够使作品的情节更加丰满、逼真和富有情趣，从而增加艺术感染力。
春秋战国史事是小说的主体部分，但对这部分史事的叙述描写上，总体艺术水平欠佳。作者一味模仿史传的叙事风格，连缀史实，突出对历史事件的叙述，使小说的情节线性发展，缺少变化，读之味同嚼蜡。另外，作者对众多的历史事件的描写，缺乏结构上的精心安排，事件之间往往不能血脉贯通，前后情节也常失去照应，致使小说成为一部平铺直叙、平淡乏味的历史大账簿。这种情形虽与作者的创作宗旨有关，但主要是文学功力不足所致。
理论与实践之间，往往存在着差距。余邵鱼虽然主张历史小说的创作应本诸史传所载史实，但小说的本质特征使他在创作实践中也难以完全实现其理论。《列国志传》并非完全忠于史实，其间也有许多根据野史异闻和民间传说而虚构的情节。例如，小说描写春秋后期，秦哀公约集十七国君主在临潼举行斗宝大会，以期争霸，伍子胥任大会明辅职，出尽风头。遗憾的是，这种虚构并不成功。秦哀公时，秦国式微，不可能具有大会诸侯、临潼斗宝的实力和国威，这种描写无助于提高作品的艺术水平。历史小说允许有所虚构，但这种虚构应该表现出历史的可能性和丰富性，这样才是逼真的虚构，才能给作品增添艺术光彩。
余邵鱼曾明确表示，此书之作是“欲使浅夫鄙民尽知当世之事迹也”，因此，他在创作时使用的是浅近的文言，再夹杂俚语白话，以求行文通俗。应当肯定，他的这种努力是可贵的。对历史小说来讲，尤其是表现先秦史事的列国志小说，适当地运用浅显的文言作为叙述语言，有助于造成一种历史氛围，给读者某种历史真实感；俚语俗言的运用，则避免了史传“理微义奥”、文辞简古给一般读者造成的阅读障碍。但也应指出，作为文学作品仅仅注意语言的通俗、顺畅是不够的，本书固然“语俚而显”，却又失之粗鄙、粗率，缺乏文采。此外，小说中的大量诗词韵语，也多语俚不工、不伦不类之作，读之使人兴味索然。
《列国志传》在艺术上缺少建树，但并非毫无特色，这主要表现在两方面：首先，小说在汲取平话的有关故事情节时，保存了其神异、质朴、粗放的风格，无论叙事、写人均较生动，具有鲜明的民间文学特征。其次，作者编写小说时，有意模仿《三国志通俗演义》的情节构思，取得了较好的艺术效果。
作品的前两卷主要沿袭《全相平话武王伐纣书》的情节描写，神魔怪异色彩十分浓厚。例如，小说叙述妲己在驿馆被妖狐所魅的情形：
将及半夜，忽有一阵怪风从户隙而入中堂，婢妾有不卧者，见一九尾狐狸，金毛粉面，游近卧榻；其妾挥剑斩之，忽然灯烛俱灭，其妾先被魅死。狐狸尽吸妲己精血，绝其魂魄、脱其躯壳而卧于帐中。殆及天明，苏护启户问夜来动静，众妾告曰，一夜寒风灭烛，邪气袭人，然窗扉户牖不动如故。苏护怪之，令壮士巡搜驿内前后，果见一妾被魅死于后庭青草池旁。
这段描写，将妖邪魅人的阴森、恐怖气氛渲染得活灵活现，令人毛骨悚然。其间，声、光、色的变化勾画得层次分明，逼真生动，读之颇似《聊斋志异》中《画皮》之类的故事描写，只是后者更为详尽、传神。作者将妲己的出场描写得如此怪异、恐怖，意在向读者暗示此后妲己种种残暴罪行的妖邪根源。
再如，小说描写西伯侯姬昌预知未来、善卜吉凶的非凡品格。姬昌奉纣王诏令前往朝歌，行至燕山脚下，姬昌令随从暂停以避风雨，并预言将有盖世英雄从地而出：
言未讫，云雾四合，暴雨淋漓，平地水满三尺。忽然燕山西北一声霹雳，火光散乱，林中有胎儿啼哭。西伯急令巡之，见古墓穴中，雷震棺木，有女尸破胎坠一婴孩，呱呱而泣。西伯取而视之，乃男子也，生得丰神耸异，骨节稀奇。西伯谓从者曰：“此子非常下之士，他日必为西方出力。”
西伯预知古墓女尸产子及此子将来必为西周效力，人神，事奇。作者在姬昌出场时极力刻画其神异品格，意在为此后将其塑造成先知圣人，先涂抹一层绚丽奇异的色彩作为底色。古墓所产奇男，后果然协助周武王灭亡商纣王，则作者的传奇描写，均与其颂扬仁德君主、抨击残暴君王的主旨紧密相联，并非游戏笔墨。
作者将姬昌塑造成先知圣人，又将其辅臣姜尚刻画成半人半仙式的形象。小说写姜尚为樵夫武吉作法避祸；写姜尚率周军攻打渑池城时，城中轩辕庙木刻小鬼千里眼、顺风耳幻化为人，率商军与周军厮杀。姜尚夜观城中有妖气，用照魔宝镜照出乃二怪作祟，遂以天阵战胜二怪，并下令焚毁轩辕庙。当妲己被擒遭斩时，刽子手被其容颜所媚，不忍斩之；姜尚令左右悬起照魔宝镜，使妲己现出妖狐原形而被斩为三段。小说描写姜尚的传奇事迹，意在突出周武王伐纣的正义性及商纣王垂死挣扎的邪恶本质，以姜尚之神，衬托周王之仁，表达仁德之君自有天助的质朴愿望。
小说的怪异情节、传奇描写，主要集中在前两卷，其中既表达了作者的劝惩之意，也保留了民间文学的审美情趣。因此，前两卷的故事内容，便成为明代著名神魔小说《封神演义》的另一祖本。此外，余邵鱼借鉴平话的这种表现手法，汲取异闻传说及史传中的有关记载，又叙写了周穆王赴昆仑山与西王母畅游仙境事；周宣王朝卢妃孕育十八年产妖女褒姒事；春秋时代齐襄公贝丘遇怪事；战国时代孙膑善于呼风唤雨、与庞涓斗法大获全胜事，等等。这些情节描写或许荒诞无稽，但均与作者意欲表达的思想联系在一起；虽然在某种程度上有悖于羽翼信史的审美意趣，但却给小说平淡乏味的史事铺叙，增添了几许色彩。
另外，小说中的战争场面描写，也具有明显的平话风格。例如，作品描绘周军先锋辛甲、副将南宫括与勇名盖世、能在陆地行舟的商军大将乌文画的厮杀场面：
西兵先锋南宫括横眉怒气，欲攻关城，只听一声鼓响，举头一望，乌文画呐喊连声，从关上杀奔；其人雄威壮大，铠重袍新，手横丈八蛇矛，身坐千里追风，昂昂凛凛。南宫括自思岐州以来一路如风偃草，并无对手，今日此汉想是劲敌；抖擞精神前问：“来者何人?”文画曰：“岂不识吾陆地行舟乌文画也?!”南宫括更不打话，轮起神斧直取文画，文画舞动蛇矛来刺。一个浑如闹天宫之华光，神威凛凛；一个浑如混世界之魔王，怒气冲冲。一来一往，两马相争，斗上六十余合，南宫括神威少挫。
西兵阵上突出辛甲，接出兵威。好个乌文画，真盖世之英雄，又与辛甲斗上四十余合，并无惧色。正所谓越杀越有力，越挡越精神。辛甲心下思量，此人枪法精神，不能抵敌，当以铁箭除之。佯兵败走，文画勒马后追，辛甲按住钢斧，挽满月弓，一声弦响，一箭正中文画心胸；文画眼力高强，翻身一闪接住铁箭。辛甲连发二十四弦，都被文画左闪右避尽行收了。文画自思平生未遇此敌手，乃佯马败归。辛甲拍马忙追，文画按住蛇矛，从按心甲内取出流星铜锤，认着额门回头一打，却被辛甲用刀一隔，锤落空尘；文画速放五锤，如星赶月，辛甲用为闪退，似海抛球。二人再欲合马厮战，红日沉西，两下鸣金收军，各归本寨。
这段战争场面描写，没有用浅近文言叙述，全用平话风格的白话描摹；比喻形象、生动，音韵抑扬顿挫，节奏感很强，具有明显的说话艺术余韵。小说既突出了辛甲、南宫括、乌文画的英勇刚烈、神猛无敌，又刻画了交战双方短暂的心理活动，使场面的描述亦张亦弛，人物的行为变化层次清晰。这一片断场景的描述，虎虎有生气，读之如身临其境。
再如，小说对晋楚城濮大战中晋文公的肖像描写：
只见有莘城顶一队人马，内有晋侯，打扮十分精爽。怎生见得?头戴冲天冠，明金曜日；身披黄金甲，吐火摇云。盖下绛红袍，双龙过膊；环紧白玉带，两狮穿腰。宝雕弓，斜挽虎筋弦；狼牙箭，直插豹皮袋。打将槌，左手横持；定霸刀，右肩直逞。坐下追风马，壮起天神下降；高悬掩日旗，标出晋侯名号。
作者采用平话中人物赞的描写方法，浓墨重彩地勾勒晋文公征战沙场的英姿，将名震春秋的一代霸主形象，刻画得栩栩如生。城濮之战，是晋文公成就霸业的关键一战，小说着意描绘其叱咤疆场的风采，具有鲜明的倾向性，实际上已在某种程度上向读者暗示了晋军的胜利。
《列国志传》的某些情节构思，明显受《三国志通俗演义》的影响。其中，西伯侯两聘姜子牙和秦穆公遣使迎蹇叔两段情节，均仿照《三国志通俗演义》中“三顾茅庐”的情节而设计。
小说写姬昌重返西岐后，夜梦飞熊，贤臣散宜生预言必有贤才出现，姬昌遂率文武大臣及五百甲士，乘九龙车出猎东南。西伯一行至洛谷溪边，闻三五渔夫弹竿击石而歌，歌辞不俗。武将辛甲询问渔夫为何歌韵超凡，渔夫回答说此歌乃渭滨之西、遁隐磻溪数年的一白发钓翁所教。西伯车马往磻溪而进，又遇一起耕牧之夫，荷锄横笛而歌，歌辞潇洒、飘逸。西伯叹赏，辛甲又问耕牧之夫为何歌韵清绝，他们也回答说此歌乃渭水溪头一渔翁所教，并说此渔翁丝不设饵、钓不曲钩，自言不钓鱼鳖，只钓王侯。姬昌一行将近磻溪，不见钓叟，却见一樵夫扣柯而歌：
春水悠悠春草奇，金鱼未遇隐磻溪。
世人不识高贤志，看作溪旁老钓矶。
此樵夫即是被姜尚作法所救、逃脱西伯刑罚的武吉，武吉则为姬昌等引路：
却说姜尚三日以前，……因知有贤主至此，特按钓竿于垂杨岸口，遂隐而不望出。及武吉引西伯驾至，不见子牙，直到石室，果见林木苍苍，清幽雅澹，石泉交接，云树相映。须臾有一小童相迎，西伯与数从臣同步入于草厅，问儿童曰：“主翁安在?”小童曰：“今早有数云樵之士，相邀入山采药，要在三日后方返。”
西伯十分遗憾，准备隔日再访。行至绿杨岸口，却见姜尚的钓竿徘徊不进，遂写诗令使者送回石室：
求贤远出到溪头，不见贤人只见钩。
一竹青丝垂绿柳，满江红日水空流。
西伯返朝，令满朝文武斋戒沐浴三日，再至磻溪。姜尚初疑西伯乃因出猎而顺便访贤，缺乏敬贤礼士之诚心，至见到其留诗方知确实志诚。于是，三日后姜尚端坐钓矶，扶竿不动。西伯等步行至溪边，欲遥瞻下拜。姜尚垂钓若无所视，独自击石清歌。西伯恭立石侧，待其歌毕方与群臣一起降拜，“子牙见其恪恭之诚，慌忙投竿而扶”。姬昌向姜尚请教治国之策，姜尚答以治国之要是敬天，爱民，亲贤。于是，君臣相得，姜尚以八十二岁高龄协助姬昌治理国政。
这段情节，将西伯的求贤若渴、姜尚的求仕心切，表现得十分生动。姜尚本有治国之才，在商时未遇明君，无法施展抱负。后闻西伯贤德，遂携家西投岐州，隐居磻溪。但姜尚并非要做隐士，实为求取功名，故年过八旬仍不泯入世之心。姜尚求仕的手段是欲擒故纵法，先摆出一副隐世高人的姿态，重演在商时丝不设饵、钓不曲钩之故技，以其怪异的举动，传播大贤的名声，又创作超凡脱俗的歌辞，教百姓传唱，以代其表白心迹于天下。西伯侯姬昌正是被这一支支清歌所吸引，而逐渐“咬钩”的。这种故作清高之态以追求功名显达之法，为后代文人所激赏，小说引用的大量咏史诗均称赞姜太公此举之贤。其中标明苏轼题磻溪的一首诗，道出了姜尚不钓鱼鳖、独钓王侯之举的意味深长：
闻道磻溪石，犹存渭水头。
苍苍虽有迹，大钓本无钩。
姜尚以无钩之钓竿，不仅钓取了功名富贵，而且钓取了后世的种种盛誉。
此外，小说中描写的蹇叔仕秦也与姜尚求仕之法如出一辙。百里奚向秦穆公力荐蹇叔，穆公令公子絷至齐国 
村聘请。絷“见数人息耕于陇之上，相赓而歌”曰：
纵横战马滚红尘，瓦裂封疆处处兵。
堪笑当时名利客，不知风急鸟投林。
絷在马上听其音韵绝尘，皆是忘世之曲，乃叹谓从者曰：“古云里有君子而鄙俗化。今入蹇叔之乡，其耕者皆有高遁之风，信乎君子为世之宝也。”公子絷依耕者指引前行里许，望见前村修竹林中，苍苍郁郁，左清泉，右白石，隐一草庐，甚为清雅。公子絷不禁口占一诗赞叹蹇叔居地之超脱世俗：
翠竹林中景最幽，人生乐此更何求。
数方白石堆云起，一道清泉接涧流。
得趣猿猴堪共狎，忘机麋鹿可同游。
红尘一任漫天下，高卧先生百不忧。
吟罢扣响柴扉，“内有一小童出曰：‘佳客何来？吾主不在舍下。’延絷而入。絷曰：‘先生何往？’童曰：‘早间同数高士寻春于绿野，少顷即回。’言讫，蹇叔携二三仆，提壶挈榼，载吟而归。絷在门外，遥见斜阳林下一士人，癯瘦长耳，布袍麻履，笑撚一枝梅花，望草庐中而归。……絷忙出林外施礼曰：‘久仰清风，夫何相见之晚!’蹇叔忙下驴，延入草厅。”公子絷讲明穆公求贤之诚、百里奚荐举之贤，蹇叔方欣然与其一同入秦。
这段情节，比姜尚受聘的故事更加明显地表露了儒家的人生境界：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蹇叔在未遇明主之时，刻意修身养性，举止清高，蔑视尘俗，实为待价而沽。一旦君王延聘，在探明其确实贤明后，便冲出茅庐，一展济世报国之志。小说描写姜尚、蹇叔这些贤士，以其行为的洒脱、住处景色的清幽，反衬出其抱负的宏伟、仕宦之心的急切。从这种表面清高隐世，内心急欲济世的心理和行为中，可以清楚地看到贤士们儒道互补的精神结构，这种描写实际上反映了后世知识阶层的微妙心态和现实处境。从蹇叔出仕故事结尾处的一诗中，可以看到小说不仅模仿《三国志通俗演义》的情节构思，而且承袭其表达的思想意识：
蹇叔村庄一老农，长年抱策隐隆中。
穆公不进求贤马，争得先生建大功。
显然，作者有意将姜尚、蹇叔描写成诸葛亮式的贤才，把姬昌、秦穆公视作刘备式的明君。尽管这两段情节描写在艺术上逊色于《三国志通俗演义》，但在小说中则是比较精彩的场景描绘，在一定程度上，具有情景交融的艺术效果。
此外，作者还在小说中叙写了晋帅先轸三气楚帅子玉事；茅茂、栾枝设苦肉计事；齐晏婴出使楚国舌战群儒事，等等。这些情节均仿《三国志通俗演义》中的有关情节而设计、描写，叙事比较生动，也在某种程度上刻画出了特定环境中特定人物的心态和行为。
《列国志传》是长篇列国志小说的初创之作，但由于作者的文学功力有限，因而作品的艺术水平不高，尽管如此，《列国志传》却为《东周列国志》的创作提供了有益的经验。
（二）信实翼史
“自罗贯中氏《三国志》一书，以国史演为通俗，汪洋百余回，为世所尚。嗣是效颦日众，因而有《夏书》《商书》《列国》《两汉》《唐书》《残唐》《南北宋》诸刻，其浩瀚几与正史分签并架，然悉出村学究杜撰，
磖磼，识者欲呕。”这是吴门可观道人小雅氏在《新列国志·叙》中，对《三国志通俗演义》出现之后，历史小说创作空前繁盛的评价。小雅氏的评论 亦属羽翼信史派的观点，偏颇难免，但却代表着冯梦龙的历史小说观。
冯梦龙不满余邵鱼旧作的粗疏与粗鄙，以其深刻的历史思考和深厚的文学修养，参考众多史著，重新构撰成书，比余氏旧作更加符合史传记载。春秋战国时代历时五百余年，列国数十，变故万端，事绪纷纠，人物庞沓，冯梦龙借鉴史传的编年纪事体叙事方法，以历史时间的演进为结构主线统筹全书，避免了《列国志传》叙事前后颠倒、详略失宜等结构弊病；又将余氏旧作前两卷所叙商末、西周史事，压缩成短短几句话，仅详叙西周末年宣王、幽王两朝史事作为全书导引，使春秋战国时代历史得到更为集中、详尽的表述。冯梦龙虽然沿用余氏旧作叙述春秋战国时代史事的整体比例，以八十三回的篇幅叙写春秋五霸的纷争，以二十五回的篇幅叙写战国七雄的争鼎，但却采用实写与虚写结合、详叙与简述并用的方法，增加作品的史实容量，使重大历史事件与细小而有意味的史事得以兼顾。此外，作者在以编年叙事为主要叙事方法的同时，间用插叙和倒叙的技法；在描写重大历史事件和重大战争时，参考史传的纪事本末体叙事方式，在描写重要历史人物事迹时，仿用史传的纪传体叙事体例。因此，使小说的情节既有相对独立性，又有彼此相关的特点，前后贯通，详略得当，历史发展线索十分清晰。冯氏新作将五百余年浩繁史事集于一帙，却能布局严谨，结构完整，繁而有序，丰富而不芜杂，既显示了作者精湛的文学造诣，又是此书在艺术上取得的突出成就，使同时期其他历史小说难以望其项背。
古代历史小说与史著虽同属叙事体裁，并具有深刻的血缘关联，但是否注重对历史事件与历史人物作具有文学意味的细节描写、场景描绘及性格刻画，则是区别史著与小说的重要标准。史著叙事目的在于资政，小说叙事目的则意在满足读者的审美期待。《东周列国志》铺陈史事虽严格本诸史传，且“考核甚详”；但作者注重在大要不违其实的前提下，努力对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作文学性的敷衍润色、塑造雕琢，使事件与人物生动鲜活、跃然纸上，使读者感到兴味盎然。例如，作者以细腻的笔触，叙写了幽王烽火戏诸侯、郑庄公掘地见母、鲍叔牙力荐管仲、晋公子重耳流亡、退避三舍、绝缨大会、二桃杀三士、孙武演阵、掘墓鞭尸、卧薪尝胆、孙庞斗智、冯
弹铗、田单火牛破燕军、纸上谈兵、毛遂自荐、完璧归赵、窃符救赵、荆轲刺秦王等历 史故事。其中，既有对史传记载的敷衍润色，又有细节描写及场景描绘，使这些史事成为小说中脍炙人口的经典性情节。再如，作者以犀利的笔锋，刻画了周幽王、褒姒、郑庄公、齐桓公、晋献公、骊姬、宋襄公、晋文公、秦穆公、百里奚、蹇叔、先轸、赵盾、程婴、公孙杵臼、晏婴、伍员、孙武、申包胥、吴王夫差、越王勾践、西门豹、吴起、孙膑、庞涓、苏秦、张仪、孟尝君、乐毅、田单、范雎、廉颇、蔺相如、荆轲、秦王政等众多历史人物形象，既对人物的音容笑貌、言谈举止作了传神描摹，又对其心理活动作了细微抉剔，使各种人物的性格特征十分鲜明，形象栩栩如生。
春秋战国时代的历史时间跨度巨大，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层出不穷，但没有贯穿时代始终的人物和事件。题材本身的局限及与史传相同的叙事模式，使作者在描写人物形象时，只能人与事俱来去，只能对人物性格的突出特征，作浓墨重彩的简单勾勒或局部点染，而难以塑造出血肉丰满、性格丰富的人物形象。因此，小说中的人物性格特征往往很鲜明，但没有性格的发展过程，经常一出场即是某种个性，此后便不再变化，使人物多属“静态型”，极少“动态型”。（［美］韦勒克·沃伦《文学理论》用语）这既是题材的桎梏，又是作者审美意识的局限。
庸愚子在《三国志通俗演义·序》中提出，历史小说的语言应该“文不甚深，言不甚俗”，雅俗共赏。《三国志通俗演义》即是这种理论的成功实践者。冯梦龙在编写小说时，也努力在语言上达到这种境界。他以浅近文言和精炼白话的混合体语言作为主要叙述用语，写人叙事均比较生动。小说中的诗词，则“虽不求工，亦嫌过俚”，在注重生动活泼、通俗易懂的同时，避免粗率、粗鄙、不伦不类的弊病。
总体上讲，小说的语言风格较为统一，但也存在某些差异。当作者叙写历史故事及历史人物时，主要使用文白混合体语言；当作者诠释某一国家的渊源及沿革时，则基本使用史传的叙事语言——文言。如小说第四回，作者追溯秦人的起源和秦国的沿革时，使用文言叙述，转入正文描写郑武公事迹时，则改用文白混合体语言。作者以语言风格的差异，向读者表示小说的情节与注释性文字的区别，是其运用语言的另一个特点。
既然羽翼信史派历史小说不能够虚构史实，只准许演绎史传，那么，考察此派历史小说对历史人物的描写刻画，对历史事件的敷衍润色，就成为评判其艺术水平的重要依据。《东周列国志》在这方面，也取得了突出成绩。
作者对历史人物的描写和刻画，主要运用了白描和传奇性描写两种艺术技法。例如，小说第十七回描写骊姬陷害申生：
六日后，献公回宫，骊姬以鸩入酒，以毒药傅肉，而献之曰：“妾梦齐姜苦饥不可忍，因君之出也，以告太子而使祭焉。今致胙于此，待君久矣。”献公取觯，欲尝酒。骊姬跪而止之曰：“酒食自外来者，不可不试。”献公曰：“然。”乃以酒沥地，地即坟起；又呼犬，取一脔肉掷之，犬啖肉立死。骊姬佯为不信，再呼小内侍，使尝酒肉，小内侍不肯，强之。才下口，七窍流血亦死。骊姬佯大惊，疾趋下堂而呼曰：“天乎！天乎！国固太子之国也，君老矣。岂旦暮之不能待，而必欲弑之？”言罢，双泪俱下。复跪于献公之前，带噎而言曰：“太子所以设此谋者，徒以妾母子故也。愿君以此酒肉赐妾，妾宁代君而死，以快太子之志。”即取酒欲饮。献公夺而覆之，气咽不能出语。骊姬哭倒在地，恨曰：“太子真忍心哉！其父而且欲弑之，况他人乎?始君欲废之，妾固不肯。后囿中戏我，君又欲杀之，我犹力劝。今几害我君，妾误君甚矣！”献公半晌方言，以手扶骊姬曰：“尔起，孤便当暴之群臣，诛此贼子！”
骊姬设计陷害申生的描写，是小说中人物性格刻画的成功范例之一。作者运用白描手法，通过描摹骊姬的语言、神态、行动，将其阴险、狠毒、奸诈的性格表露无遗，并刻画得入木三分；同时积极调动读者的想象力，在骊姬的语言和行动中去想象和体味晋献公的神态及内心情感活动。作者虚写献公，实写骊姬，虚实结合，相辅相成，使骊姬工于心计、献公感情用事的性格特征鲜明生动，给读者留下深刻印象。
再如，小说第五十五回描写楚军围困宋国睢阳城，形势危急，宋臣华元冒险深入楚营劫其帅公子侧，以使楚军解围：
华元探知公子侧在土堙敌楼上住宿，预得其左右姓名，及奉差守宿备细。捱至夜分，扮作谒者模样，悄地从城上缒下，直到土堙边。……堙上灯烛尚明，公子侧和衣睡倒。华元径上其床，轻轻地以手推之。公子侧醒来，要转动时，两袖被华元坐住了，急问：“汝是何人?”华元低声答曰：“元帅勿惊，吾乃宋国右师华元也。奉主公之命，特地夜来求和。元帅若见从，当世从盟好；若还不允，元与元帅之命，俱尽于今夜矣！”言毕，左手按住卧席，右手于袖中掣出雪白一柄匕首，灯光之下，晃上两晃。公子侧慌忙答曰：“有事大家商量，不须粗卤。”华元收了匕首，谢曰：“死罪，勿怪。情势已急，不得从容也。”……二人设誓已毕，公子侧遂与华元结为兄弟，将令箭一枝付与华元，吩咐速行。
这段情节，将华元和公子侧的性格刻画得十分传神。作者运用白描手法，通过描写人物的语言和行动刻画其性格特征；以写华元的胆大心细、老谋深算而取得主动，反衬公子侧的疏忽大意、遇事慌乱而被迫允和的狼狈。双方神态写来如画，且颇有几分幽默；堂堂楚军元帅在军营睡梦中竟作了敌国俘虏，赫赫宋国权臣却似侠客般混入敌营，坐在敌帅卧榻上，晃着雪亮的匕首，低声细语、和颜悦色地以死相威胁，而后，敌对双方则如好友一般以诚相待，把军国大事和盘托出，供“大家商量”，居然还结为兄弟。华元和公子侧的性格描写，使人读后忍俊不禁。
另如，小说第八十八回描写孙膑与庞涓斗智：
当日晚餐方设，膑正欲举箸，忽然昏愦，作呕吐之状，良久发狂，张目大叫曰：“汝何以毒药害我？”将瓶瓯悉拉于地，取写过木简向火焚烧，扑身倒地，口中含糊骂詈不绝。……涓次日亲自来看，膑痰涎满面，伏地呵呵大笑，忽然大哭。庞涓问曰：“兄长为何而笑？为何而哭？”膑曰：“吾笑者笑魏王欲害我命，吾有十万天兵相助，能奈我何？吾哭者哭魏邦没有孙膑，无人作大将也！”说罢，复睁目视涓，磕头不已，口中叫：“鬼谷先生，乞救我孙膑一命！”庞涓曰：“我是庞某，休得错认了！”膑牵住庞涓之袍，不肯放手，乱叫：“先生救命！”庞涓命左右扯脱，私问诚儿曰：“孙子病症是几时发的？”诚儿曰：“是夜来发的。”涓上车而去，心中疑惑不已。恐其佯狂，欲试其真伪，命左右拖入猪圈中，粪秽狼藉，膑被发覆面，倒身而卧。再使人送酒食与之，诈云：“吾小人哀怜先生被刖，聊表敬意，元帅不知也。”孙子已知是庞涓之计，怒目狰狞，骂曰：“汝又来毒我耶？”将酒食倾翻地下。使者乃拾狗矢及泥块以进，膑取而啖之。于是还报庞涓，涓曰：“此真中狂疾，不足为虑矣。”自此纵放孙膑，任其出入。膑或朝出晚归，仍卧猪圈之内，或出而不返，混缩市井之间。或谈笑自若，或悲号不已。市人认得是孙客卿，怜其病废，多以饮食遗之。膑或食或不食，狂言诞语，不绝于口，无有知其为假风魔者。庞涓却吩咐地方，每日侵晨，具报孙膑所在，尚不能置之度外也。
这段情节是孙膑与庞涓斗智的精彩片断之一。作者运用白描手法，交错描写孙膑与庞涓在突发事件中的言行，并使读者透过人物的言行揣测人物的心态。孙膑识破庞涓阴谋、庞涓目睹孙膑疯狂，对两人来说均属突发性事件；庞涓以非人的环境迫害孙膑，企图勘破其突然疯狂的真情，孙膑则以惊人的毅力忍辱负重，以清醒的疯狂制造庞涓的判断误区。作者将不同性格的人物，放置在同一特殊的事件中，层层揭示其思想和品格，使孙膑机智多变、庞涓奸诈多疑的性格特征愈来愈鲜明，读之使人叹服其刻画人物形象的深厚功力。
作者既善于运用白描技法描写人物，又善于以传奇笔法凸现人物性格的某一方面特征。例如，小说第三十五回描写晋将魏犨的勇力：
楚王使左右视之，回报道：“山谷中赶出一兽，似熊非熊，其鼻如象，其头似狮，其足似虎，其发如豺，其鬣似野豕，其尾似牛，其身大于马，其文黑白斑驳，剑戟刀箭俱不能伤，嚼铁如泥，车轴裹铁，俱被啃食，矫捷无伦，人不能制，以此喧闹。”……重耳回顾赵衰，衰前进曰：“臣能知之。此兽其名曰貘，秉天地之金气而生，头小足卑，好食铜铁，便溺所至，五金见之，皆消化为水。……”楚王曰：“然则何以制之?”赵衰曰：“皮肉皆铁所结，惟鼻孔中有虚窍，可以纯钢之物制之，或以火炙，立死，金性畏火故也。”言毕，魏犨厉声曰：“臣不用兵器，活擒此兽，献于驾前。”跳下车来，飞奔去了。……
且说魏犨赶入西北角围中，一见那兽，便挥拳连击几下。那兽全然不怕，大叫一声，如牛鸣之响，直立起来，用舌一舐，将魏犨腰间鎏金锃带舐去一段。魏犨大怒曰：“孽畜不得无礼！”耸身一跳，离地约五尺许。那兽就地打一滚，又蹲在一边。魏犨心中愈怒，再复跳起，趁这一跃之势，用尽平生威力，腾身跨在那兽身上，双手将他项子抱住。那兽奋力踯躅，魏犨随之上下，只不放手。挣扎多时，那兽力势渐衰，魏犨凶猛有余，两臂抱持愈紧。那兽项子被勒，气塞不通，全不动弹。魏犨乃跳下身来，再舒铜筋铁骨这只臂膊，将那兽的象鼻一手捻定，如牵犬羊一般，直至二君之前。
作者在此详细地描写晋国虎将魏犨力斗怪兽的过程，极力渲染貘的形状怪异、以铜铁为食、刀枪难伤的神奇形象，以此衬托魏犨勇猛非凡的性格特征，在人与兽的生死搏斗中，完成对魏犨力大无穷、神勇无敌的形象刻画。
再如，小说第四十五回描写晋军元帅先轸战死沙场的神异：
却说白部胡之弟白暾尚不知其兄之死，正欲引兵上前接应。忽见有单车驰到，认是诱敌之兵，白暾急提刀出迎。先轸横戈于肩，瞪目大喝一声，目眦尽裂，血流及面。白暾大惊，倒退数十步，见其无继，传令弓箭手围而射之。先轸奋起神威，往来驰骤，手杀头目三人，兵士二十余人，身上并无点伤。原来这些弓箭手惧怕先轸之勇，先自手软，箭发的没力了；又且先轸身被重铠，如何射得入去？先轸见射不能伤，自叹曰：“吾不杀敌，无以明吾勇。既知吾勇矣，多杀何为？吾将就死于此。”乃自解其甲以受箭，箭集如蝟，身死而尸不僵仆。白暾欲断其首，见其怒目扬须，不异生时，心中大惧。有军士认得的，言：“此乃晋中军元帅先轸。”白暾乃率众罗拜，叹曰：“真神人也！”祝曰：“神许我归翟供养乎？则仆。”尸僵立如故。乃改祝曰：“神莫非欲还晋国否？我当送回。”祝毕，尸遂仆于车上。
作品中晋帅先轸因怒唾晋襄公之面，遂自惩其罪，故意战死，以示忠君悔过之意。作者以传奇之笔，描写传奇之人，突出先轸忠勇刚烈的性格特征，使其生前勇猛、死后神异，将一位忠臣塑造成一尊忠勇神像。
另如，小说第七十回描写齐国勇士古冶子的形象：
齐景公见晋、楚多事，亦有意乘间图霸，欲观晋昭公之为人，乃束装如晋，以勇士古冶子从行。方渡黄河，其左骖之马，乃景公所最爱者，即令圉人于从舟取至，系于船头，亲督圉人饲料。忽大雨骤至，波浪汹涌，舟船将覆。有大鼋舒头于水面，张开巨口，抢向船头，衔左骖之马入于深渊。景公大惊，古冶子在侧言曰：“君勿惧也，臣请为君索之。”乃解衣裸体，拔剑跃于水中，凌波踢浪而去。载沉载浮，顺流九里，望之无迹。景公叹曰：“冶子死矣！”少顷，风浪顿息，但见水面流红。古冶子左手挽左骖之尾，右手提血沥沥一颗鼋头，浴波而出。景公大骇曰：“真神勇也！先君徒设勇爵，焉有勇士如此哉！”
古冶子鏖战黄河大鼋的壮举，不仅使齐景公大骇，而且也使读者吃惊。小说没有正面描写勇士与大鼋的搏杀场面，而是通过描述古冶子在黄河中载沉载浮、景公担忧、水面流红的情形，暗示人与鼋厮杀的残酷与激烈，给读者以充分想象的余地。作者运用传奇笔法刻画古冶子神勇过人的性格特征，虽着墨不多，但却十分鲜明，将一个古代勇士的形象活脱脱地呈现在读者面前。
此外如小说第一百零二回描写魏信陵君门客朱亥出使秦国的事迹：
秦王欲封朱亥官职，朱亥坚辞不受。秦王益怒，令左右引朱亥置虎圈中。圈有斑斓大虎，见人来即欲前攫。朱亥大喝一声：“畜生何敢无礼！”迸开双睛，如两个血盏，目眥尽裂，迸血溅虎。虎蹲伏股栗，良久不敢动。左右乃复引出。秦王叹曰：“乌获、任鄙，不是过矣！若放之归魏，是与信陵君添翼也。”愈欲迫降之，亥不从命。拘于驿舍，绝其饮食。朱亥曰：“吾受信陵君知遇，当以死报之！”乃以头触屋柱，柱折而头不破。于是以手自探其喉，绝咽而死，真义士哉！
《水浒传》中武松打虎的传奇故事令人拍案惊奇，此处朱亥叱虎的传奇描写，同样惊心动魄。小说通过朱亥血溅猛虎、大虎股栗，以头触柱、绝咽而死等一系列细节描写，刻画了朱亥义勇不屈的性格，反衬出秦王的残暴。作者以传奇笔法刻画人物性格，与其运用白描技法同样高超，令人叹为观止。
《东周列国志》中的众多历史事件，均敷衍生动、润色多彩，读之兴味盎然。例如，小说第二十一回描写齐桓公兵伐山戎，误入孤竹国旱海中的情形：
看看天晚，但见白茫茫一片平沙，黑黯黯千重惨雾，冷凄凄数群啼鬼，乱飒飒几阵悲风。寒气逼人，毛骨俱悚，狂飙刮地，人马惧惊，军马多有中恶而倒者。时桓公与管仲并马而行，仲谓桓公曰：“臣久闻北方有旱海，是极厉害之处，恐此是也。不可前行。”桓公急教传令收军，前后队已自相失。带来火种，遇风即灭，吹之不燃。管仲保着桓公，带转马头急走。随行军士各个敲金击鼓，一来以屏阴气，二来使各队闻声来集。只见天昏地惨，东西南北，茫然不辨。不知走了多少路，且喜风息雾散，空中现出半轮新月。众将闻金鼓之声，追随而至，屯扎一处。……其军马七断八续，损折无数。幸而隆冬闭蛰，毒蛇不出；军声喧闹，猛兽潜藏。不然，真个不死带伤，所存无几矣！管仲见山谷险恶，绝无人行，急教寻路出去。奈东冲西撞，盘盘曲曲，全无出路。桓公心下早已着忙。管仲进曰：“臣闻老马识途。无终与山戎连界，其马多从漠北而来。可使虎儿斑择老马数头，观其所往而随之，宜可得路也。”桓公依其言，取老马数匹，纵之先行，委委曲曲，遂出谷口。
这段行军场面的描绘，生动地表现了齐桓公北伐山戎的艰辛与艰险：荒漠旱海的阴森恐怖与悲风寒气，误入迷谷的齐军将士的身陷困境与惨重损失。这里，环境的恶劣衬托出齐国君臣的超绝毅力，并特别突出了管仲临危不惧、博学多识的谋略家风范。齐桓公兵伐山戎、挫败孤竹，使北方安定，是其作为中原霸主的重大功绩之一，也是小说着意描写的重大战争之一。作者将简括的历史记载敷衍得有声有色，形象逼真，使读者在了解史事的同时，又从中获得了某种人生况味的体验。
再如，小说第五十四回叙写晋、楚 
城交战，晋军惨败的场面；晋帅荀林父引残兵败将退至黄河岸边，下令召集渡船：
那船俱四散安泊，一时不能取齐。正扰攘之际，沿河无数人马，纷纷来到。林父视之，乃是下军正副将赵朔、栾书，被楚将公子侧袭败，驱率残兵，亦取此路而来。两军一齐在岸，那一个不要渡河的？船数一发少了。南向一望，尘头又起，林父恐楚兵乘胜穷追，乃击鼓出令曰：“先济河者有赏！”两军夺舟，自相争杀。及至船上人满了，后来者攀附不绝，连船覆水，又坏了三十余艘。先縠在舟中喝令军士：“但有攀舷扯桨的，用刀乱砍其手。”各船俱效之。手指跳落舟中，如飞花片片，数掬不尽，皆投河中。岸上哭声震响，山谷俱应，天昏地惨，日色无光。
晋、楚邲城之战，是南北两大国争霸的一场重大战争。晋军因主帅荀林父指挥失误，治军无方，被楚庄王率军杀得惨败，楚庄王得以雪城濮大战之耻，重挫晋国锐气，从此称雄中原。作者的这段描写，将晋军争渡黄河、自相残杀的场景和氛围，表现得生动而逼真：后有追兵，前有黄河，竞相逃命，人满船翻。尤其是刀砍手指的细节描写，展示了战争的残酷及普通士兵的悲惨命运，反映出晋军兵败如山倒的精神状况，如电影中的特写镜头，收到了强烈震撼读者心灵的艺术效果。
另如，小说第五十六回写齐晋鞌之战的厮杀场面：
次日，齐顷公亲自披甲出阵，邴夏御车，逢丑父为车右。……齐侯自恃其勇，目无晋人，身穿锦袍绣甲，乘着金舆，令军士俱控弓以俟，曰：“视吾马足到处，万矢俱发。”一声鼓响，驰车直冲入晋阵。箭如飞蝗，晋兵死者极多。解张手肘连中二箭，血流下及车轮，犹自忍痛，勉强执辔。郤克正击鼓进军，亦被箭伤左胁，摞血及屦，鼓声顿缓。解张曰：“师之耳目，在于中军之旗鼓，三军因之以为进退。伤未及死，不可不勉力趋战！”郑邱缓曰：“张侯之言是也。死生命耳！”郤克乃援袍连击，解张策马冒矢而进。郑邱缓左手执笠以卫郤克，右手奋戈杀敌。左右一齐击鼓，鼓声震天。晋军只道本阵已得胜，争先驱逐，势如排山倒海，齐军不能当，大败而奔。……顷公绕华不注山而走。
鞌战，是春秋时代著名战役之一，小说所写即是此次战役的一场决定性拼杀：齐顷公及齐军将士蔑视晋军胆怯畏敌，皆高傲自负；晋军将士则在血腥厮杀中，相互鼓励，同仇敌忾，奋勇杀敌，终于赢得胜利。小说着重对晋军元帅郤克及军士解张、郑邱缓进行细节描写，以他们血流沙场仍冒矢奋进的英勇行为，表现晋军的勇猛气概。小说还描写了齐军败退的情形及齐顷公望风而逃的狼狈形象，以事实阐明了骄兵必败的道理。
此外如小说第九十五回描写田单火牛破燕军的场面：
单乃使人收取城中牛共千余头，制为绛缯之衣，画以五色龙文，披于牛体，将利刃束于牛角；又将麻苇灌下膏油，束于牛尾，拖后如巨帚，于约降前一日，安排停当。众人皆不解其意。田单椎牛具酒，候至日落黄昏，召五千壮卒饱食，以五色涂面，各执利器跟随牛后。使百姓凿城为穴，凡数十处，驱牛从穴中出，用火烧其尾帚，火热渐迫牛尾；牛怒，直奔燕营。五千壮卒衔枚随之。燕军信为来日受降入城，方夜，皆安寝。忽闻驰骤之声，从梦中惊起，那帚炬千余，光明照耀，如同白日，望之皆龙文五采，突奔前来，角刃所触，无不死伤，军中扰乱。那一伙壮卒不言不语，大刀阔斧，逢人便砍，虽只五千个人，慌乱之中，恰像几万一般。况且向来听说神师下教，今日神头鬼脸，不知何物。田单又亲率城中人鼓噪而来，老弱妇女皆击铜器为声，震天动地，一发胆都吓破了，脚都吓软了，那个还敢相持。真个人人逃窜，个个奔忙，自相蹂踏，死者不计其数。骑劫乘车落荒而走，正遇田单，一戟刺死，燕军大败。
田单驱火牛破燕军，收复齐城，这是战国时代著名的战例。作者叙写了田单准备火牛阵的种种细节，及燕军的愚蠢与毫无戒备，逼真地再现了齐军勇猛善战、燕军狼狈不堪，齐军大获全胜、燕军遭到惨败的战争场面。作者的描写由静至动，层次清晰，声、光、色俱全，并将齐燕两国军士的不同精神状态呈现在读者面前：一方不言不语，大刀阔斧地砍杀；另一方心慌意乱，败退逃窜，自相践踏。一方军民同仇敌忾，另一方主将、士卒各不相顾。小说的传神描绘，使读者在震天动地的喊杀声中，感受到了战国时代列国彼此杀伐的时代氛围。
作者不仅善于描绘金戈铁马、刀光剑影的战争场面，而且善于摹写觥筹交错、慷慨悲歌的生动场景。例如，小说第五十一回叙写楚庄王的一次盛宴场面：
庄王……置酒大宴群臣于渐台之上，妃嫔皆从。庄王曰：“寡人不御钟鼓，已六年于此矣。今日叛臣授首，四境安靖，愿与诸卿同一日之游，名曰太平宴。文武大小官员俱来设席，务要尽欢而止。”群臣皆再拜，依次就坐。庖人进食，太史奏乐。饮至日落西山，兴尚未已。庄王命秉烛再酌，使所幸许姬姜氏遍送诸大夫之酒，众俱起席立饮。忽然一阵怪风，将堂烛尽灭，左右取火未至。席中有一人，见许姬美貌，暗中以手牵其袂。许姬左手绝袂，右手揽其冠缨，缨绝，其人惊惧放手。许姬取缨在手，循步至庄王之前，附耳奏曰：“妾奉大王命，敬百官之酒，内有一人无礼，乘烛灭强牵妾袖。妾已揽得其缨，王可促火察之。”庄王急命掌灯者：“且莫点烛！寡人今日之会，约与诸卿尽欢，诸卿俱去缨痛饮，不绝缨者不欢。”于是百官皆去其缨，方许秉烛，竟不知牵袖者为何人也。席散回宫，许姬奏曰：“妾闻‘男女不渎’，况君臣乎?今大王使妾献觞于诸君，以示敬也。牵妾之袂而王不加察，何以肃上下之体，而正男女之别乎?”庄王笑曰：“此非妇人所知也。古者，君臣为享，礼不过三爵，但卜其昼，不卜其夜。今寡人使群臣尽欢，继之以烛，酒后狂态，人情之常。若察而罪之，显妇人之节，而伤国士之心，使群臣俱不欢，非寡人出令之意也。”许姬叹服。后世名此宴为“绝缨会”。
这段情节，即是历史上著名的“绝缨大会”的故事。作者的描写生动、细腻，使读者通过人物的行动，揣度黑暗中牵袖者和许姬的神态及心态，而庄王当时的举动及此后对宠姬的一番解释，则表现出一代霸主的阔大心胸与用人之智。作者的笔触委婉有致，使所写场景读来如画。
再如，小说第五十二回描写陈灵公微服出游株林，私会夏姬的情形：
夏姬具礼服出迎，入于厅坐，拜谒致词曰：“妾男征舒出就外傅，不知主公驾临，有失迎接。”其声如新莺巧啭，呖呖可听。灵公视其貌，真天人也，六宫妃嫔罕有其匹。灵公曰：“寡人偶尔闲游，轻造尊府，幸勿惊讶。”夏姬敛袵对曰：“主公玉趾下临，敝庐增色。贱妾备有蔬酒，未敢献上。”灵公曰：“既费庖厨，不须礼席。闻尊府园亭幽雅，愿入观之。主人盛馔，就彼相扰可也。”夏姬对曰：“自亡夫即世，荒圃久废扫除，恐慢大驾，贱妾预先告罪。”夏姬应对有序，灵公心中愈加爱重，命夏姬：“换去礼服，引寡人园中一游。”夏姬卸下礼服，露出一身淡妆，如月下梨花，雪中梅蕊，别是一般雅致。
夏姬前导，至于后园。虽然地段不宽，却有乔松秀柏，奇石名葩，池沼一方，花亭几座。中间高轩一区，朱栏绣幕，甚是开爽，此乃宴客之所。左右俱有厢房。轩后曲房数层，回廊周折，直通内寝。园中立有马厩，乃是养马去处。园西空地一片，留为射圃。灵公观看了一回，轩中筵席已具，夏姬执盏定席。灵公赐坐于旁，夏姬谦让不敢。灵公曰：“主人岂可不坐?”乃命孔宁坐右，夏姬坐左，“今日略去君臣之分，图个尽欢。”饮酒中间，灵公目不转睛，夏姬亦流波送盼。灵公酒兴带了痴情，又有孔大夫从旁打和事鼓，酒落快肠，不觉其多。日落西山，左右进烛，洗盏更酌。灵公大醉，倒于席上，鼾鼾睡去。孔宁私谓夏姬曰：“主公久慕容色，今日此来，立心与你求欢，不可违拗。”夏姬微笑不答。……夏姬整备锦衾绣枕，假意送入轩中，自己香汤沐浴，以备召幸，止留荷华侍驾。
作者对陈灵公私会已故大夫夏御叔之妻夏姬的描写，十分精彩：先写夏姬的故作姿态，灵公的强作矜持；再写夏姬以献蔬酒为名、引诱灵公的花言巧语，及灵公正中下怀、令夏姬换装的急不可耐的心情和举动；然后写灵公目不转睛的垂涎丑态，夏姬流波送盼的趋奉献媚；最后通过奸臣孔宁之口彻底剥离灵公的伪装，通过夏姬微笑不答、扭捏作态的举动，揭示其淫荡的性格。作者本是通俗文学大师，最善于描写人情冷暖，世态炎凉；他仅以人物的语言和神态便勾勒出昏君荡妇的淫情，并借此抉剔人物微妙的内心情感隐秘，又以优雅的景色描写，烘托人物活动的氛围，使人情与环境相得益彰。作者对陈灵公与夏姬奸情的描写，在某种程度上可脱离史传的局限，润色加工的余地较大。因此，这段生活场景的描绘颇有世情小说韵味，文笔细腻，叙述生动，使原本平实的历史记载，大为增色。
另如，小说第一百零七回叙写荆轲与燕太子丹诀别的场面：
临发之日，太子丹与相厚宾客知其事者，俱白衣素冠，送至易水上，设宴饯行。高渐离闻荆轲入秦，亦持豚肩斗酒而至。荆轲使与太子丹相见，丹命入席同坐。酒行数巡，高渐离击筑，荆轲和而歌，为变徵之声。歌曰：“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声甚哀惨，宾客及随从之人，无不涕泣，有如临丧。荆轲仰面呵气，直冲霄汉，化成白虹一道，贯于日中，见者惊异。轲复慷慨为羽声，歌曰：“探虎穴兮入蛟宫，仰天嘘气兮成白虹!”其声激烈雄壮，众莫不瞋目奋励，有如临敌。于是太子丹复引卮酒，跪进于轲。轲一吸而尽，牵舞阳之臂，腾跃上车，催鞭疾驰，竟不反顾。太子丹登高阜以望之，不见而止，凄然如有所失，带泪而返。
小说详细地记述了荆轲刺秦王这一历史事件的始末，尤以燕太子丹率众人为荆轲、秦舞阳饯行的场面描写最为感人。作者没有直接描写人物间的对话，而是借音乐和歌声来表现诀别的气氛和人物的精神状态。因为在这种场合，语言已不足以充分表达人们的情感。随着荆轲由变徵之声转变为羽声的歌唱，在场人物的情绪也由悲哀凄惨渐变为慷慨雄壮。这歌声，也表达了荆轲的心声。荆轲呵气成白虹的奇异情形，实是作者的生花妙笔，意在渲染荆轲的神勇气势。整个场面的描绘生动、逼真，具有强烈的感染力，使读者如见其人，如闻其声，其情感也随着小说中人物感情的变化而起伏。
综上所述，《东周列国志》对春秋战国历史的演叙是成功的，它不仅比《列国志传》更符合史传记载，而且在艺术上取得了突出成就。当然，小说中也存在着某些怪异的情节，这主要是作者为了表达其警世、醒世之意，或根据史传所载，或根据异闻野史而撰写的；虽不无荒诞色彩，但也寄寓着作者的苦心。此外，作品表现社会生活的视野比较宽阔，作者在根据史传选择史料时，非常注意保存历史的真实状况。如小说中大量地叙写了列国君臣的卜筮和占梦活动，这是当时情况的真实写照，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并非一般的迷信描写。要之，冯梦龙的苦心经营，使《东周列国志》没有沦为历史大账簿式的平常之作，而成为一部羽翼信史派历史小说的代表性作品。
（三）虚实分野
历史小说的创作有其特殊的艰难之处：作家既要尽可能详实地掌握历史资料，又要具备深厚的文学功力来生动地表现历史。作家在历史与文学之间的任何偏颇，都会受到来自不同角度的批评：史学家往往指责小说违背历史真实、文学虚构成分过多；文学批评家往往指责小说过于泥实，只注重叙述史事，而忽视了艺术创造。这种争议，在古代小说理论中同样存在。
中国古代小说创作历来有“传奇贵幻”和“羽翼信史”两种理论主张，在历史小说创作中，也有虚实之争。明代小说家熊大木等人认为，创作历史小说不必事事本诸正史，应该允许有一定的虚构，因为“事太实则近腐”，甚至“俚而无味”；明代小说家冯梦龙、清代小说评点家毛宗岗、蔡元放等人则强调，历史小说必须据实指陈，不能臆造，要与经史相表里，要贯彻实录精神。
蔡元放在《东周列国志·读法》中概括了他的理论：“《列国志》与别本小说不同，别本多是假话，如《封神》《水浒》《西游》等书，全是劈空撰出。即如《三国志》，最为近实，亦复有许多做造在于内。《列国志》却不然，有一件说一件，有一句说一句，连记实事也记不了，那里还有工夫去添造。故读《列国志》，全要把作正史看，莫作小说一例看了。”应该指出，冯梦龙、蔡元放的实录主张仅仅是针对历史小说创作而言的，并不是要求所有小说创作均应如此。冯梦龙认为，一般小说的创作不必按照生活实录，应进行合理的艺术虚构。蔡元放在评点《水浒后传》时，将作者“凭空撰出”的情节视作“妙文”，提醒读者应该欣赏作品的艺术虚构。
显然，冯梦龙、蔡元放等人坚持历史小说必须成为羽翼信史之作，不仅是深受传统史学意识的影响，而且是出于儒家审美理想的要求。儒家美学思想的特征之一，即是高度强调美与善的统一，强调艺术在伦理道德上的教化作用。美与善在本质上是一致的，美的最高境界是符合儒家伦理道德的善；而认识善的目的，是为了最终人格道德的完成。因此，余邵鱼、冯梦龙、蔡元放等并非对小说的艺术特性一无所知，但他们创作、评点历史小说的目的，不是为了娱乐读者，而是为了通过叙写历史来教育读者，使读者弃恶从善。要达到这一目的，就要继承传统史学“不虚美、不隐恶”的实录精神，严格据史传演叙史实，而不作任何虚构。只有真实的史事，才能产生不容质疑的说服力。正是在这种意义上，蔡元放提醒读者不要把《东周列国志》作为小说看，而要把它作为正史的通俗读本来阅读，这样就会受到教益，因为“他书亦讲报应，亦欲劝惩，但他书劝惩多是寓言，唯《列国志》中，件件皆是实事，则其劝惩为更切也。”（《东周列国志·读法》）冯梦龙编辑“三言”的目的，固然是为了“警世”“醒世”“喻世”，但就教育读者来说，寓言的作用则逊色于事实。
“羽翼信史”既是一种历史小说的创作理论，又是儒家审美意趣的集中体现。按照这种理论创作的历史小说，行使着与正史同样的教化职能，因而在陈继儒、蔡元放等人眼中，便可与史传相提并论。
无论将“羽翼信史”作为文学理论还是审美意识来考察，均不难发现其明显的缺陷；作为文学理论，没有将历史叙述与小说叙事区别开来，并严重忽视了历史小说作为一种文体的独立地位；作为审美意识，过度强调文学作品的教化作用，漠视文学作品所应具有的愉悦功能和读者的审美期待。理论的缺陷，造成了创作的贫困。羽翼信史派历史小说虽然作品众多，但绝大多数小说因为作者的艺术才能平庸，仅是刻板地铺叙史实，语言呆板，情节枯燥，加之喋喋不休的说教，令人难以卒读。
然而，《东周列国志》则是羽翼信史派历史小说中罕见的杰作，它的艺术水平远远超过同类小说，其成功的原因，主要是冯梦龙具有精湛的艺术修养、深厚的文学功力及丰富的创作经验，但也得益于史传的影响。《左传》《史记》等优秀的历史著作，往往具有浓厚的文学色彩，其中的很多篇章，经常被当做文学作品来欣赏，因而在文学史上也占有重要地位。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史著的历史叙述与虚构作品的叙事界线是模糊的，如《史记》即收录了黄帝、大禹的事迹等，类似的记载很可能是民间的传说甚至是虚构；因而，是否存在所谓“信史”也就很难确定了。《左传》《史记》等记载的春秋战国史事中，有一部分也有虚构成分，与小说的性质相去不远。《东周列国志》依据这些史著叙写史实时，实际上也把以虚为实的记载纳入书中。因此，小说虽严格据史传而撰写，但史传所载并非全是真实的历史。
事实上，任何一部号称羽翼信史的历史小说，都不可能事事依据正史，无丝毫出入。同样，事实上任何一部正史也都不可能事事符合历史原貌，无丝毫出入。因此，在文学创作实践中，虚实相间与羽翼信史两派历史小说，都存在着史实与虚构的结合，只是程度与比例不同而已。
或许，对读者来说，理论的争议、作品流派的差异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能否在历史小说中，了解以往人们的生存境况，体味先民的喜怒哀乐；能否从作品叙述的社会变迁及人们悲欢离合的历史表象中，能否从作者的历史思考中，获得启迪，从而更加透彻地认识历史，更加真切地看到在历史与现实的交汇点上，自身的位置与价值。此外，读者不同的期待视野，会使他们选择不同流派的历史小说：偏重于感受审美愉悦的，可能喜爱《三国志通俗演义》类虚实结合的作品；侧重于获取历史知识的，可能对《东周列国志》类信实翼史的作品更加青睐。认真考察读者的阅读心态，就不难发现前者阅读历史小说除欲获得审美愉悦外，也确实还有增长历史知识的要求。《东周列国志》经蔡元放刊行以来，在民间广为流传、经久不衰的原因即是满足了各种读者了解春秋战国历史的需求，它与《三国志通俗演义》一样深受广大读者的欢迎。
作家是文学作品的第一创作者，读者则是另一创作者，没有读者的阅读与思考，文学作品即不能获得最终的完成。对文学作品的评价亦如此理。文学批评家的观点与读者的品评的综合，方是对一部文学作品的公正评判。如果对《三国志通俗演义》和《东周列国志》这两种不同流派的历史小说代表作作出评价的话，就应该既指明它们在中国小说史上的地位，又不忽视它们在读者中的影响：
《三国志通俗演义》与《东周列国志》是古代历史小说虚、实两种流派分野的界碑。《三国志通俗演义》不仅是本流派的代表作，而且是古代历史小说的扛鼎之作；《东周列国志》是本流派的翘楚，它在艺术上逊色于《三国志通俗演义》，但在古代历史小说中，也属上乘之作。
或许，在读者的阅读选择中，《三国志通俗演义》和《东周列国志》各有千秋，不分轩轾。即“梅须逊雪三分白，雪却输梅一段香”。
结语
我们以有限的篇幅，扼要地解读了列国志小说：探析其思想蕴含，品评其艺术得失，在作品的历史思考和艺术表现中，匆匆掠过历史的原野。本书的评介，或许是隔雾看花，尚不够真切；或许是仅有血脉，尚不够丰满。这些便有待于读者去阅读小说原著，去更加深入地思索、探寻，并对本书的浅陋与错误之处，给予批评、指正。
也许有这样的疑问：列国志小说叙写的春秋战国时代的狼烟烽火、铠甲战车，霸主的雄姿、勇士的鲜血，早已隐没在历史的深处，偶尔化作几幅线条古拙、色彩暗淡的壁画，供现代人观赏；强秦将士们鏖战沙场的身影，也早已消失在历史尽头的雾霭中，由流水般的岁月铸成一个个陶俑，默默地伫立于秦始皇的墓坑之中，凝视着陌生的现代人。
历史似乎已经凝固，似乎已成为古老的歌谣。还有必要去苦苦寻觅么？
留意四百年前一位法国大作家、哲学家的感慨，会对我们有所启示：“中国的历史告诉我们，世界该是多么辽阔而变化无穷，无论是我们的前人，还是我们自己都没有彻底了解它。”（［法］米凯莱·戴·蒙泰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