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志》有《六艺略》，《诸子略》部分又有“儒家类”，鉴于两者的密切联系，有些学者认为《汉志》的布局略显矛盾和重复，如章学诚言：“若就书之易淆者言之……子部之儒家与经部之经解相出入”^[1]；梁启超则更为直接地说：“既列儒家于九流，则不应别著‘六艺略’，既崇儒于六艺，何复夷其子孙以侪十家？”^[2]这种质疑无疑有一定的依据，因为儒生最典型的特征是传诵经典，即所谓“游文于六经之中”。我们认为，《六艺略》与《诸子略》儒家类的联系固然存在，但其区分亦是十分明确的。《六艺略》所载之典籍，主体为六经及其传记。六经自不待言，汉儒视其为西周旧典，具有不可置疑的权威性，而传记类内容虽体裁各异，有传、故、记、微等各种表现形式，成书时间也有先后，但它们有一个共同点，就是直接面对六经，或注解六经，或推阐大义，其内容、结构直接与六经相对应。所以，在汉人的语境中，“六经”或“六艺”的概念有着狭义与广义的区别。狭义的“六经”或“六艺”，仅指《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种典籍；而广义的“六经”或“六艺”，则将六种典籍与各种传记都包括其中。从《史记》《汉书》的记载来看，汉儒对经学的认知中，传记类亦属于六艺之属，这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至于《诸子略》之“儒家类”，《汉志》表述为“游文于六经之中，留意于仁义之际，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宗师仲尼，以善其言”^[3]。与其他九家相比，儒家与六经的关系无疑更为直接，但其与六艺类文献的区别究竟在何处？解决这个问题，有一个大前提需要考虑，即儒家类既然被统摄于《诸子略》部分之下，那么其与六艺类文献的差异，首先要体现在诸子类与六艺类上。六艺类，如前所述，是六经与依傍六经的传记的合称，是直接承袭西周旧典而来。而诸子类文献，就思想内容讲，为春秋战国以来的新的学术元素，是“学术为天下裂”的产物，两者的区别很明显，“诸子以立义为宗，传记以释经为主”^[4]。从某种程度上讲，作为西周礼乐文化代表的“六经”是诸子之学的母体，两者是源与流的关系，如徐复观所讲是“常珍”与“异馔”的关系，“诸子之言，常由性情之所激、思维之所推演，而发为偏至奇特之言，以快一时之意”^[5]。经与子的这种差别，在《汉志》的框架内是清晰的。细观《汉志》对六艺类文献与诸子之儒家类的评述，两者的高下是十分明显的。五经乃“五常之道”，与仁、义、礼、智、信相匹配，实际就是孔子及儒门倾力最多的礼乐仁义之道，所以汉儒眼中的五经，就是先王之道最完整也最完美的体现。而儒家类虽也“游文于六经之中，留意于仁义之际”，但毕竟是一个模仿与追随五经的角色，两者还需要一个“宗师仲尼”的平台。儒家所说的一系列仁义礼乐，其实都从五经生发出来，两者更像是“体”与“用”、“经”与“变”的关系。(www.daowe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