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现代性的出现是一场全盘性的革命，而其中反映出来的最大的特征即是主体性或特殊性的兴起。“主体的特殊性求获自我满足的这种法。或者这样说也一样，主观自由的法，是划分古代和近代的转折点和中心点。”[38]这里所说的主体，不仅包括自然人，也包括作为法人的公司。主体性凸显的根基在于人格概念的深入人心，这在一定层面上导致人们之间的平等，以及在此基础上的自由概念的张扬。因此，自由与人格在西方社会是相互证成的关系，尤其对于商事领域而言，更是如此。因为商事领域更需要自由，商事主体都属于拟制主体，所以，迫切需要人格概念在法律上的确立。不仅如此，只有从营业自由的角度而非国家限制的角度来理解人格和公司人格，才是正确的方向。19世纪以来现代公司的产生给社会经济发展带来了无限的生机与活力：一方面，它强大的融资功能促使整个社会经济极大地发展；另一方面，基于组织合作的需要，使得公司成员之间建立合作与互信的机制，进而促使合作和信任的增长。因此，公司不仅仅是一个从事营业的工具，也是一个社会整合和进步的机制。埃利希将公司的规程与运作称为“活法”也即是缘于此故。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公司与法律应为相互推动与促进的关系，因此，对公司的引进就具有更深刻的社会意义。

公司制度的基础是要建立在对公司人格的确信之上，而在中国社会，由于缺乏公司人格成长的文化资源，因此，公司及其制度体系难以产生。后来虽然引进了公司制度，也只是有权利能力这个外在渊源，而无人格这个精神精髓。究其原因，在于本土资源中缺乏对人格的尊重意识，这需要我们重视并进行进一步的培养。文明社会需要法治来做支撑，法治的基础是制度意识，“制度为适应变化着的经济环境而调整的过程可能是一个痛苦的过程。这个过程既不是平衡的，也不是完全的。变化可能在观念和关系体系的某一点上开始，并由此向外扩散。”[39]这个突破点应该就是尊重人格，就商事社会而言，必须对公司人格的理念进行理性的建构，由此作为起点，才会形成崇尚自由、注重理性、有限政府的理念，进而建立起对法治的确信。

[1]〔法〕勒内·达维德：《当代主要法律体系》，漆竹生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4年版，第25页。

[2]参见张中秋：《中西法律文化比较研究》，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37页。

[3]参见武树臣：《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68页。

[4]冯友兰：《中国哲学简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24页。

[5]袁祖社：《权力与自由——市民社会的人学考察》，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96—97页。

[6]袁祖社：《权力与自由——市民社会的人学考察》，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242页。

[7]梁治平：《法辨》，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66页。

[8]张晋藩：《中国法律的传统与近代转型》，法律出版社1997年版，第139页。

[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71页。

[10]公丕祥、夏锦文：《历史与现实：中国法制现代化及其意义》，载《法学家》1997年第4期。

[11]〔法〕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张雁深译，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第36页。

[12]〔美〕E.博登海默：《法理学——法哲学及其方法》，邓正来译，华夏出版社1987年版，第68页。

[13]姚辉：《民法的精神》，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第3页。

[14]〔日〕大冢久雄：《股份公司发展史论》，胡企林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6—7页。

[15]L.S.Sealy.Company law and Commercial reality，Sweet＆Maxwell.1984，p1.

[16]〔澳〕维拉曼特：《法律导引》，张智仁、周伟文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280页。

[17]〔比〕亨利·皮朗：《中世纪的城市》，陈国梁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78页。

[18]〔美〕马里乔·凯利：《资本的权利是神圣的吗？》，黄佳、庞锦译，中信出版社、辽宁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87页。

[19]〔英〕罗素：《西方哲学史》（上册），何兆武、李约瑟译，商务印书馆1976年版，第377页。(www.daowen.com)

[20]〔美〕道格拉斯·诺斯：《经济史上的结构和变革》，厉以平译，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第132页。

[21]〔美〕泰格，利维：《法律与资本主义的兴起》，纪琨译，学林出版社1996年版，第5页。

[22]〔英〕洛克：《政府论》（下篇），叶启芳，瞿菊农译，商务印书馆1964年版，第36页。

[23]方流芳：《中西公司法律地位历史考察》，载《中国社会科学》1992年第4期。

[24]史尚宽：《民法总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86页。

[25]梅仲协：《民法要义》，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53页。

[26]〔德〕罗伯特·霍恩等：《德国民商法导论》，楚建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6年版，第11页。

[27]徐国栋：《民法典草案的基本结构》，载《法学研究》2000年第1期。

[28]〔奥〕凯尔逊：《法与国家的一般理论》，沈宗灵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6年版，第109页。

[29]梅仲协：《民法要义》，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52页。

[30]〔奥〕凯尔逊：《法与国家的一般理论》，沈宗灵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6年版，第109页。

[31]参见〔美〕罗斯科·庞德：《法律与道德》，陈林林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32页。

[32]王伯琦：《王伯琦法学论著选》，三民书局2000年版，第143页。

[33]参见〔日〕中山龙一：《二十世纪法理学的范式转换》，周永胜译，载《外国法译评》2000年第3期。

[34]李泽厚：《世纪新梦》，安徽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第171页。

[35]彭万林主编：《民法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88页。

[36]胡长清：《中国民法总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55—56页。

[37]费孝通：《乡土中国 生育制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9页。

[38]〔德〕黑格尔：《法哲学原理》，范杨、张企泰译，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126页。

[39]〔美〕W·阿瑟·刘易斯：《经济增长理论》，周师铭等译，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7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