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录
《〈史记〉札记》的札记
王仲生
一、《〈史记〉札记》是一本什么样的书？
《〈史记〉札记》（以下简称《札记》）如书名所示，是读《史记》写下的笔记结集。
在阅读浅表化、碎片化的当下，《札记》一书为我们提供了另一种阅读态度、阅读方式，这也是传统的正确的读书态度和方式。
孔子说：“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告诉我们，读书和学习，不用心思考、揣摩，则昏昏然而失去方向；不从实际出发，又不读书、学习，整天胡思乱想，更是危害不浅。《札记》践履了学而思、思而学的治学之道。
《札记》是宝成几十年来酷爱《史记》，反复阅读《史记》，从个人生命体验和转型时代特定语境出发，对《史记》进行的一次有深度的理解和阐释。围绕《史记》，宝成广泛涉猎了包括《汉书》《后汉书》《三国志》《资治通鉴》等大量史籍，这为宝成深入理解、阐释《史记》提供了一个广阔的视阈。这种广泛涉猎下的重点深入，绝不是为读书而读书。宝成关注社会，联系现实，从民族复兴社会转型的复杂问题切入，在《史记》中寻求启迪，体现了经世致用的当下关怀和历史承担。这不仅让宝成一步步深潜到《史记》这座我国经典宝库的无限风光里，寻幽探胜，有了他自己的发现、 自己的收获；更为他以此为起点，对我们民族文化传统展开学术性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二、从对《史记》的总体把握出发
文本的阅读，是理解和阐释的过程。只有经过了理解和阐释的文本，才是真正完成的文本，也就是阐释学所说的“第二文本”。
而理解与阐释是从部分开始的，只有通读了文本的所有组成部分，我们方始可能形成对文本的整体把握；反过来，也只有从整体上把握了文本，我们才可能对文本的所有组成部分，有恰当的理解与阐释。这构成了理解与阐释的循环与吊诡。
叔本华早就说过：整个思想通过各个部分而显明，而不预先理解全部，也不能彻底了解任何最细微部分。
这也是深层阅读的必然命运。《札记》的压卷之作《司马迁的名山事业》是宝成对《史记》的整体理解与阐释。
在汗牛充栋、浩如瀚海的《史记》研究中，《札记》之所以呈现出了宝成的独特风姿，拓开了学习《史记》的一片新的天地，从这篇文章里我们不难找到答案。
在宝成看来，《史记》是司马迁历史学观的文字呈现。正如《汉书》之与班固，《三国志》之与陈寿。
从历史学观来把握《史记》，显然是高屋建瓴的理性烛照。前人研究早已指出。
宝成认为，正是在《史记》里， 司马迁把“人”推到了历史的前台，这当然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不错，在《史记》之前，我们有过《春秋》，有过《左传》一类的断代史，但，那是以时间为轴线展开的。时间是历史的生命线，所有的史实只是时间链条上的点状物。史实只有经了时间的穿缀，才能获得它存在的意义。既然史实无法左右历史，那么，人在历史中的地位就更微不足道了。
《史记》改变了这一切。
人的活动被司马迁突显为历史的主角，历史叙述的重头戏。此说，甚有新意。
人们习惯把《史记》的体例称之为纪传体，而把《春秋》《左传》称之为编年体，不是没有道理的。它透露的消息，耐人寻味。
《史记》中的篇目由五个部分结构而成，即本纪、世家、列传及书与表。
这是司马迁的首创。
不要忘记，《史记》是一部具有世界眼光的史书。《史记·朝鲜列传》《史记·东越列传》《史记·南越尉佗列传》《史记·西南夷列传》《史记·大宛列传》及其他篇章，记述了司马迁时代中华民族所知道的那个世界历史。朝鲜、越南、印度及中亚、西亚各国的历史出现在司马迁的笔下。《史记·大宛列传》记载了中国人得到的关于西方世界的信息。
司马迁眼界之开阔，足以与西方的“历史学之父”希罗多德媲美。
也许， 司马迁的地理的空间统一性是以中国作为天子之国的文明中心展开的，他不可能脱离时代的局限。
显然，无论是本纪、世家、列传，我们看到，历史人物始终被司马迁放在了中心位置。而且，《史记·货殖列传》篇章中，司马迁第一次将经济活动、生产与交换等等置于他历史叙述的视野，更卓越地显示了司马迁眼光的深邃和独具。
宝成认为，本纪、世家、列传主要建构了空间性质的历史面目，它常常是共时性的；而书与表，则从时间角度考察了人文制度变迁，考察了人与自然、与社会的关系，具有历时性。 当然，《史记· 日者列传》《史记·龟策列传》等不仅涉及筮，更涉及“方辩天地之道， 日月之运，阴阳吉凶之本”，从数术与方技而提升为一种哲理性、本源性的思考，寻求一种经典依据。
所谓“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司马迁的历史抱负和担当，在《史记》的篇章布局、字里行间，不是可以找到对应与落实吗？那是时空交错、阡陌纵横的多层次、多侧面的立体世界，包括帝王将相、平民百姓、典章制度、风俗民情、异域风光、天文地理、水利交通、历律、礼乐、封禅、祭祀……是司马迁书写时代的我们民族历史的一部百科全书。《史记·十二本纪》记录的是古今之变，上推三代，下迄秦汉，于盛衰更替中“原始察终”， 以通晓古今兴亡之理。“礼乐损益，律历改易，兵权山岳鬼神，天人之际，承敝通变”。司马迁自己就表明，八书承担着“究天人之际”的玄机。
这成了司马迁的一家之言。
司马迁绝不是横空出世， 司马迁所来有自。
司马迁是《春秋》精神继承者。《春秋》为孔子所整理。
孔子是谁？
在宝成眼里，孔子是一个唯美的理想主义者。
这在流行的诸种对孔子的评价中是一个富有诗意的阐释。
宝成说孔子周游列国，不单纯为了干政救国，而是试图通过居其位而行其政——兜售他的王道，从而挽救历史，干预历史的走向。
历史自有它运行的轨迹？
孔子为了自己的理想王国奔波，像一个殉道者，其结果却落得落寞一生，仅仅成为祭祀时一只陈旧剥落的法器。宝成似乎不忍心说如丧家之犬。
知其不可为而为。是什么支撑着孔子？
“仁”是孔子的终极关怀。
春秋原是一个时间概念，孔子整理删定《春秋》，有孔子的春秋大义在。
《春秋》的本来面目，今已不可得。我们只能从《春秋·左氏传》《春秋·公羊传》《春秋·榖梁传》中窥其脉络。
孔子是鲁国人， 以鲁国国君为经纬，把诸侯各国发生的重大历史事件串编于鲁史这条线上，形成了既非国史又非鲁史的春秋断代史。
宝成认为，拥有强烈正史（“正”是整理、整顿）和治史冲动的孔子，在现实世界四处碰壁，将心志寄托于历史叙述。在这个意义上，《春秋》是孔子的理想王国。
孔子以他的如椽之笔， 匡扶正义，抨击奸佞，在他的是非取舍、修正判定下，《春秋》给历史留下了它的“春秋”大义——仁义与王道。
孟子称《春秋》：“其事则齐桓、晋文，其文则史。孔子曰：‘其义则丘窃取之矣。’”
《史记》不是《春秋》《左传》的简单继承，而是予以了创造性的推进和提升。正是秉承了孔子删定《春秋》的精神而将其又发扬光大， 司马迁才完成了一部不朽的经典。
三、《史记》是史书，也是文学巨著
历史是什么？
我以为是我们与“昨天”的对话。
这个“昨天”是过去，是我们民族、国家、人类的过去。换一句话说，是“今天”与“昨天”的对话。
历史，不仅指历史博物馆里的文物——那些古迹，那些以往岁月的文字记载、器物、符号、印记。不，历史就活在今天，活在现在，活在你我身上。我们从历史中走来。我们存活在历史的长河里。我们本身就是一部活的历史。一切历史的印记烙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肉身和灵魂里。克罗齐说：“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就是在这个意义上说的。
每一个个体生命的诞生是偶然的。但，从胎儿起，生命的基因，遗传的密码， 已经被历史注册了。你离开家庭，离开学校，走向社会，走向职业。但，家、学校、职业、社会，哪一个不是历史的产物？
你回首历史的风云，人类是怎样一步步走到今天？我们民族，我们国家， 曾经存在过什么样的生活方式，什么样的衣、食、住、行，呈现过什么样的精神状态和情感世界？这就有了民族史、国别史、思想史、科技史、艺术史、文学史、民俗史等等。
每一个学习历史、研究历史的人，都是以自己的生存状态和精神追求出发审视过去的。是现实的生存需要，是时代的困惑和挑战， 引领你去回顾历史，从历史里寻求回答，寻求灵感，寻求启示。所谓以历史为镜就是这个意思。你将从历史的借鉴里更清醒地了解今天， 了解自己。
在你的现实视阈与历史视阈的交会点，历史将勾画出自己的图景。
不同的现实视阈与时代语境下，你与历史的对话，都将谱出不同的乐谱、乐章。
学术地说，不同的历史观，将出现不同的对历史的理解和阐释。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历史是我们与过去的对话。
历史， 因此成为一种叙述。
亚里士多德说，历史记已经发生过的事，诗歌写可能发生的事。
已然与可能区别了历史与文学，然而它们都是叙述，相近又相似的叙述。
所有的历史叙述都是后设性的。历史因了现实的需要不断被我们重新叙述，这正是历史的意义所在。
你会说，历史文物、 出土的遗存物是不可更改的。但，你用什么样的科技手段测定其年代，又是怎么解释这个文物、遗迹的？显然，又会出现分歧。定论往往因此受到质疑。三星堆出土的那个铜龙柱形器，如何解释至今仍无确论。在考古的链条上，我们还缺乏必要的中介。
至于历史事件、历史人物，更是在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诠释。
随着研究的深入，新的文物资料的出现和科技手段的更新，我们有可能接近历史的真相。
所谓历史的真相，仍可存疑。即使是亲历者，对同一件事的解释，不同的人都会不一样。每个人的理解与陈说，都不免从有利于自己的角度上说，这也是人的天性。
我们阅读历史书、历史著述，首先要搞清楚，这是由谁书写的。一般而言，历史往往是胜利者的战利品。所谓成者为王败者为寇，历来如此。
我们还要搞清楚，历史是写给谁看的。一部《资治通鉴》其书名就明白无误地宣告，这是帮助统治者如何治理好他的皇朝的。
宝成在《札记》里，详述了司马光《进〈资治通鉴〉表》中一段话：
每患迁、固以来，文字繁多， 自布衣之士，读之不遍，况于人主， 日有万机，何暇周览， 臣常不自揆，欲删削冗长，举撮机要，专取关国家兴衰， 系生民休戚，善可为法，恶可为戒者，为编年一书……
历史有两个层面：一是历史的事实，二是对事实的解释。
历史事实，应该是不可更改的，有些事实却因埋在迷雾里而扑朔迷离。
更为重要的是我们对历史事实的解释。不要忘记，更不能忽略一个问题，历史中的人与我们存活在不同的意义世界、观念世界里，他们的许多想法、许多感受，和我们相近、相通，也相异，甚至相反。
不妨提一提波尔普的一些观念。
我们常常是依赖于“概念”，根据有关“本质”来明确“定义”，采用某种形式把世界构筑在逻辑的和普遍适用的关系之中。这种“本质主义”是可靠的吗？建立在这一基础上的，对“必然”的历史发展的可知性和可预见性的信念，能得到确证吗？
波尔普认为，一般性知识，总是假设性的， 因为它永远也不能通过归纳得到“实证”。
假说，也即暂时表述的“规律”，在理论上总是通过观察到的单一事实“证伪”。
在一个严格演绎的过程中，通过批判性检查，进行经验上的证伪的可能性，这才确立了普通说法的科学的“意义”。
历史不是逻辑史。
历史成为历史，仅在于它既不是一个完成的意义体系，也非一个独立的意义个体。
人在历史中永远无法给历史一个完成的明确意义。因为理解历史，同时是人的自我理解活动。正如人在时间上还是未完成、未确定的存在一样，对人的历史所进行的理解， 同时也是这样一个未完成的自我认识。
解释历史是人的自我发现、 自我确认。
历史的这种开放性和不完整性说明历史的非确定性。
《司马迁的名山事业》一文，笔力道劲，文字酣畅，不少地方闪现可贵的思想火花。一种阳刚之气、沛然之气落入笔端，在《札记》中，是一篇优秀之作。
《司马迁的名山事业》对司马迁与《史记》进行了整体把握，这绝不是泛泛之作。它是宝成对《史记》全书所赖以组成的各个部分做了精心研读之后，反复思考，提纲挈领，这才完成了对司马迁名山事业的理解与总体评价。
《史记》是不朽之史书，更是不朽之文学巨著。
《札记》在《英雄悲歌》一篇里写道：
唐代的古文运动、明末的复古运动，无一不把源头追溯到《史记》这里。他们追寻的正是《史记》所具有的《诗经》一般的古风。《史记》中鼓荡着的悲壮旋律响震于千古艺林。
《史记》对我国文学发展的贡献，正如对史学著述的贡献一样，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宝成在《英雄悲歌》一篇里说，《史记》可做小说读，非过言，乃切实感受也。
写史必须实录，小说乃为虚构。
但司马迁在实录中常常发挥其超人想象，渲染气氛，揣摩心理，抒发感情，寄托情思，让历史人物在司马迁笔下获得栩栩如生的艺术生命。
我国现代小说的源头，一在传记文学，一在话本、宝卷、评弹。《史记》的纪传体继《左传》《战国策》之后，在书写、塑造人物方面创立了至今难以企及的高峰。
四、《〈史记〉札记》的单元分析
《〈史记〉札记》对于《史记》的总体把握已如前述，下面我们来看看《札记》是如何从部分入手，深入《史记》这座史学与文学宝库的。
让我们看看《札记》的组成。
《札记》有七个单元，共四十三篇。
第一单元
从治理国家的大局着眼，收入七篇，主要是国家道路的选择及制度的安排。
《王道与霸道》一篇讲儒、法两派在汉之前的消长。宝成认为，儒家之所以义无反顾地走上中国政治文化舞台，有它自身的优势，也有汉武时期的国家需要。因为是札记，宝成在这篇文章中，不可能展开以充分论述，这也是体裁所限，无可苛求。
在《成大功者不谋于众》一篇中，宝成认为，在君主制度下，这是必然的施政选择。所举两例，一为商鞅变法，一为赵武灵王胡服骑射。任何改革，总会触动利益集团，触动传统保守势力，它的艰难原不可免。重要的是不为流俗所扰，不为短视者所困，披荆斩棘，勇往直前。
《君子儒与小人儒》是一篇很有意思的札记。汲黯与公孙弘的强烈反差， 以及主父偃的死，使宝成得出一个虽痛心却真实的结论：君子儒斗不过小人儒。现实就是这样残酷。
第二单元
由讨论关乎国家兴亡的几篇札记构成。
传国继位在君权至上的“家天下”国家里，始终是件头等大事。
宝成认为，废立之事最能检验国家政局和人心向背，这正是帝王文化绕不过去的话题。
《命运偏爱谁》是有感而发之作。
《宫闱之乱》讲了君臣乱、父子乱、诸侯因女构衅、嬖溺而乱政几个方面的故事。结尾诗曰：“未怜梨花春带雨，却怪红杏爱出墙。”说得十分到位。失败者常将责任推向女性，却不反省自己。这在男性中心主义肆虐的今天，现实意义鲜明、强烈。
第三单元
写个人在专制体制下的生存之道。
《自保之术》写王翦、萧何及万石君，为讨皇帝安心，或者巧取豪夺，或者小心翼翼。揭示了人治制度下，贪腐之猖獗的无可避免。
《奇货可居》写吕不韦，写春申君，他们曾权倾一时，仍难逃厄运。不是因为报应，而是恶与恶的较量，丛林法则在起支配作用。
第四单元
可以说是正气篇，写了一系列感人肺腑、催人奋起的动人故事。
《布衣之怒》，一股刚烈之气、傲人风骨流动在字里行间。
《英雄悲歌》，慷慨豪迈，壮怀激越。
宝成写：“大丈夫气节，仁人志士的英雄情怀是《史记》的正气所在，也是《史记》历久弥新的魅力所在。”
项羽的一生充满悲剧色彩。
这也是历史的定评。
《札记》的过人之处在于对“悲剧”的分析。
宝成认为，项羽作为英雄，他开辟了一个庶民时代，也成就了刘邦这样一个草莽帝王。
项羽的致命弱点是缺乏政治远见。在大一统已是历史潮流之际，项羽竟然企图重建诸侯分封。
其军事才能优于政治才能。
项羽不识人，更不会用人，他残暴而嗜杀，败至刘邦手下，实乃必然。
《英雄悲歌》也写了《刺客列传》里的五位传主：曹沫、专诸、豫让、聂政、荆轲。关于荆轲，宝成同时涉笔高渐离。对于这样的刺客，宝成寄予了他的深深同情。
《游侠故事》是一篇很有分量的札记。
对游侠、刺客如何评价是有分歧的。
司马迁是为游侠、刺客写传的第一人。
班固对此持异议。
《汉书·司马迁传》论及《史记》的缺陷：“又，其是非颇谬于圣人，论大道则先言黄老而后六经，序游侠则退处士而进奸雄，述货殖则崇势利而羞贱贫，此其所蔽也。”
关于处士，《札记》认为，班固所指，是有学行的士君子，与孟子所谓“圣王不作，诸侯放姿，处士横议，杨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并不同。
所谓奸雄，指游侠、刺客。
在班固看来，“古之正法：五伯，三王之罪人也；而六国，五伯之罪人也。夫四豪者，又六国之罪人也。况于郭解之伦， 以匹夫之细，窃杀生之权，其罪已不容于诛矣。观其温良泛爱，振穷周急，谦退不伐，亦皆有绝异之姿。惜乎不入于道德，苟放纵于末流，杀身亡宗，非不幸也。”
道德是班固贬斥游侠的出发点，在班固看来， 司马迁过高地评价了游侠。
宝成认为， 司马迁之所以颂扬游侠，有司马迁的伦理与审美标准在，有其主、客观两方面的原因。
司马迁认为：“以余所闻，汉兴有朱家、 田仲、王公、剧孟、郭解之徒，虽时扞当世之文罔，然其私义廉洁退让，有足称者。名不虚立，士不虚附。”“余悲世俗不察其意，而猥以朱家、郭解等，令与暴豪之徒同类而共笑之也。”
司马迁推崇信义，这是他著史的微言大义，也是他褒贬人物的标准。他之所以称赞游侠，正在于游侠重然诺，舍生取义，奋不顾身， 即使他们的行为不合乎正义。这种伦理取舍与司马迁的个性、遭遇不无关系。
《游侠故事》认为，司马迁所处时代的社会风尚，也深深影响了司马迁。
战国养士遗风一直延续到西汉。朱家、郭解、剧孟这样一批人，振臂一呼，堪堪形成一股政治势力。这与班固所处的东汉中期的情势大不相同。两人对游侠所持态度自必相异。
宝成的《游侠故事》写得有历史眼光。
《女子亦有奇者》写了几位奇女子。
《史记》不曾列专章写奇女，但散见于各处的记述奇女的文字仍不少。宝成从浩瀚的史料里把她们打捞出来，不只是宝成读书细心，更说明他与大男子主义拉开了距离。
张汤之母说：“汤为天子大臣，被污恶言而死，何厚葬乎。”汉武帝闻之而叹：“非此母不能生此子。”片言只语写出汤母见识之高与武帝识人之明。
陈婴母也是有远见之妇。
赵括母对赵奢、赵括的认识更是知夫莫如其妇，知子莫如母。
还有卓文君、缇萦及聂荣。
这些巾帼不让丈夫的女子，在宝成看来，都值得大书特书。
第五单元
集中批判了《史记》所载的邪佞之徒。
《谗臣毁国》说，一般情况下，亡国之君身边都有两个人：一是漂亮而贪婪的女子，一是全身冒坏水的谗臣。在列举了郭开、费无忌、伯嚭、赵高的恶行之后，《札记》指出，只要专制体制在，这些谗臣亡灵，将不断复活。一语中的。
《爱恨情仇》引司马迁原话“怨毒之于人甚矣哉！”从人性的复杂和邪恶入手，将批判的矛头指向了范雎与伍子胥这样一些囿于个人怨恨的人。
第六单元
收录了交友等为人处世的有关篇什。
慧心独具常让人读书时别有心得。
《以鼠为师》是一篇好文章，短小精悍，而切入点新颖、独到。
《史记·李斯列传》写李斯为郡小吏时见官厕之鼠与粮仓之鼠而生感慨：“人之贤不肖譬如鼠矣，在所自处耳。”
宝成因此认为：李斯以鼠自譬，其人可知，其术可得而闻，而李斯之死，更何异于鼠？
宝成读《史记·酷吏列传》，张汤少时，迁怒于鼠，施以“磔”刑，其父认为他是个人才，让他做了狱吏。其后，张汤官至廷尉、御史大夫，成为一代酷吏。
宝成由此发议论： 以人为师，即无成，犹未远于人； 以鼠为师，纵业成，也难脱鼠目鼠迹。
宝成引《诗经·鄘风·相鼠》以为结语：“相鼠有皮，人而无仪。人而无仪，不死何为？”
从李斯而张汤而《相鼠》，宝成读书能生发诸多联想，深入思考，这证明了宝成确实善于读书。
让人深思的是，张汤出现在汉景帝时，汉景帝是一个与文帝一样崇尚黄老之学的皇帝。所谓“文景之治”，宝成认为我们要有多方面的理解。
题为《功名富贵》的札记，宝成列举了刘邦、项羽、李斯追逐富贵的言行之后，着重谈到了主父偃的“丈夫生不五鼎食，死即五鼎烹耳，吾日暮途远，故倒行暴施之”。主父偃为实现自己的富贵梦，不惜倒行暴施， 明目张胆，赤裸到无耻。古往今来，这样的败类不绝如缕。宝成泛然指出“江河依然东流去，只见微澜不见风”。主父偃之流的丑行无碍于大江东流。
第七单元
围绕识人用人及知识分子的自我选择，组织了六篇札记。这是最见光彩的一个单元，篇篇皆写得好。
《选贤任能》提出观看一个社会有没有活力，主要应看它的用人制度，是否能够做到人尽其用。
从人才角度测试社会活力， 当然不失为一种标准，得人才与得民心，相辅相成。这也是铁的定律。
宝成读《史记》，发现国家兴旺，必然启用君子，斥退小人；反之，重用小人，君子隐退，则国家衰亡。
人才之于国家，关乎成败兴衰。宝成列举了齐威王、刘邦、秦始皇， 以及之前几代秦王、燕昭王这样一些正面范例，再次强调不拘一格用人才。
《用人的艺术》承接上文，予以深入，重申明于识人、勇于用人是一个好的领导者必备的资质。
《选相的标准》又专就选相标准，从《史记》里寻求答案。
魏文侯以“五视”为标准而择相，宝成以为时移世易，标准也可变，其不变的只在如何利于国家。
结尾，宝成一改其“点到为止”的行文惯例，指出：今之人则不然，对于某些不良现象予以批评和规劝，用心良善。
《政治家的眼光》高度评价了刘邦和张良。刘邦之所以成就大业与选择张良为相分不开。宝成对张良的认识，具有政治眼光和历史情怀。
《时势造英雄》高度肯定了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尤其是对子贡给予了很高的评价。这些文字，出现在宝成笔下，不是偶然。从政多年，宝成对于人物的评价，早已与书斋里的书生议政不可同日而语。《札记》之可贵即在于此。它绝不是泛泛地空谈，它来自多年行政工作的实践体认和感悟， 自有其实际的现实意义。
《知识分子在乱世》尤显宝成读书之阔大胸襟与史家眼光。关于如何评价春秋战国，历来为史家叙述重点。
《时势造英雄》就已指出，春秋战国是人才辈出的时代，意气风发，一批又一批具大丈夫气概的人物，走在了时代的前列，登上了社会大舞台，创造了我国历史上群星璀璨的壮丽局面。
《知识分子在乱世》继《时势造英雄》，深入探究了《史记》的重大贡献和创举。
司马迁何以把陈涉写进世家，这不只是关于陈涉个人评价的问题，还是关于如何认识这段历史的问题。
秦之亡，陈胜功居第一，宝成之所以说刘邦开启了庶民时代，其始当推陈涉也。
有意思的是，陈涉大军中知识分子的身影，孔子八世孙孔鲋尤令人注目。
司马迁在《史记·儒林列传》中曾发问：“陈胜之王也，然而缙绅先生之徒负孔子礼器往委质为臣者何也？”司马迁认为：“以秦焚其业，积怨而发愤于陈王也。”
宝成认为，孔鲋之辈的选择，是知识分子在乱世的一种必然趋向，极具象征意义。孔鲋被秦始皇拜为少傅文通君。孔鲋加入陈胜阵营，对“诸生”产生非常影响，这无异于另一种意义上的“振臂一呼”。
宝成认为，王权政治在中国历史上一尊独大。王权是绝对的，由谁来行使王权却是相对的。在王权的建立与巩固中，历代知识分子扮演了各种角色。
郦食其、陆贾、娄敬、叔孙通，投身于乱世，依附刘邦， 以自己的聪明才智成就各自的精彩人生。
司马迁因此认为：“千金之裘，非一狐之腋也； 台榭之榱，非一木之枝也；三代之际，非一代之智也。”知识分子群体的积极入世，对后代知识分子的影响深远而长久。
《札记》所收文章，各有一个主题，围绕这一主题，宝成往往从《史记》中选用了相关资料予以综合论述。这并不是单人单事的分析，而是或带着问题看《史记》，或在看《史记》过程中，产生了一些想法，前后勾连，组合成文。
这种综论，较之一人一事的论述更有难度一些。它需要阅读者对《史记》既有整体把握，又善于梳理散见于《史记》各篇章中的有关信息，形成一些思考，进行综论。
如前所述，《札记》的七个单元四十多篇文章所论都是关于国家治理、人才选用、伸张正义、贬斥邪佞等积极参与社会，推动民族振兴这样一些有历史责任感和社会担当的问题。它既是从《史记》中钩沉索隐而来，更是密切联系了现实生活，真正体现了以史为鉴的当代情怀。
五、《〈史记〉札记》的一大特色：诗曰焕发异彩
《札记》为我们走向经典，走近经典，又从经典中走出，将经典化为一种正能量，无疑提供了一个成功的范例，既有助于社会的进步，又提升了善于学习经典的每个阅读者的水平。
如果把经典视为奥林匹亚山，那么，你自己的胸襟、境界、学养、见识与趣味，将决定你能抵达多高的山峦，探得多少的风景。
读书，事实上是你与书的对话，你自己是怎样的水准，你就在多高的水平上与书交流。随着交流的深入，你将在潜移默化中，或悚然惊悟里，提升了自己。
俗语云：惺惺相惜，英雄识英雄。这正是曹操煮酒话英雄的心理契机。读书亦然。
阅读者的参与，不只是理性的， 同时也是感性的。
宝成说，他读《史记·孔子世家》，每读到孔子询问子贡与颜回：“吾道非邪？吾何为于此？”在分别得到两弟子的回答后，孔子的表现是欣然而笑。
宝成会读书，善思考，能设身处地地体验人生。
宝成诚挚写出：孔子欣然而笑的背后，掩饰了多少凄楚与悲凉！数十年来，每读此一段，我的心都不由自主地为之一紧，百感交集，从心底深处同情这样一个唯美的理想主义者。
同情地理解是陈寅恪理解与阐释历史的一贯态度。
它的前提是对历史的敬畏，而不是轻薄与蔑视，更不是狂妄与无知。
尊重历史，毫无疑义，是我们应有的出发点。
尊重历史建立在搞清历史的真实面目的基础上。它与编造、篡改历史，掩盖、回避历史，决然相反。
《史记》中的太史公曰是《史记》一大闪光点。司马迁著史的主体精神的显在呈现与《史记》行文中的隐性贯注，构成了互文关系，二者互为镜像，为后来者读《史记》提供和创造了想象和理解的阔大空间。
宝成仿此，每一短章结束即有“诗曰”。
宝成的“诗曰”或总结全文，或抒感慨，或发议论，有画龙点睛之妙，为全书增添了色彩，颇有聂绀弩古体诗韵味。
宝成酷爱写诗，时有诗作问世。
本书的“诗曰”有宝成诗歌庄谐并俱的贯有情趣，更有绵里藏针的尖锐性和针对性，它的审美意味和指陈现实的批评精神，不只是一代知识分子进入体制后的心路历程的体现，更是时代转型中有责任感的从政者的清醒意识或痛苦或热忱的形象表达。
王权不啻杀人刀，
杨柳婀娜妒火烧。
废立之间身首异，
始知尧舜是国谣。
这是写在《传位的故事》一文后的一首诗。
尧、舜、禹的相继，据儒家传说，是“禅让”。刘知几的《疑古篇》就认为：尧、舜、 禹实为篡夺。
吕思勉则认为：尧、舜、 禹继位的是部落时代的王位而非国家的君位。
“始知尧舜是国谣”。在“家天下”形成后，这种“禅让”只能是空想，是“国谣”。从儒家传统的美丽传说中走出来，对于我们民族实现现代化转型，应该是思想解放的重要课题。
《王道与霸道》的“诗曰”：
治国之术审高低，
王霸可羞水火迷。
……
治国之道当然有高低，不过，就中国历代统治者而言，多是外儒而内法，或曰以王道之名，行霸道之实。这样，王道、霸道的旨归当然指向统一，维持与推进家天下，乃是不变的旨宗与目的。
清末梁启超就曾指出， 中国的二十四史，不过是二十四姓的历史—“—二十四史非史也，二十四姓之家谱也”。
梁启超的判断其实来自黄宗羲。
黄宗羲在《明夷待访录》里说：“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为人君者……以我之大私为天下之大公”“视天下人民为人君橐中之私物。”他还说：“后之人主，既得天下，唯恐其祚命之不长也，子孙之不能保有也，思患于末然以为之法。然则其所谓法者，一家之法而非天下之法也。”
“一家之法而非天下之法”，给历史上的法家下了一个绝好的断语。
阳儒阴法也好，外儒内法也好，一切围绕“家天下”的大一统而改换面具。
历史常常给我们提供启示：
1894年甲午海战，恩格斯在这年的11月就指出：“在中国进行的战争给了古老的帝国以致命的打击。”清廷赔款2.3亿两白银，且割让台湾。这给了日本以巨额资本，为日本年财政收入的4.5倍；占领台湾半个世纪，至今留下后患。
梁启超说：“吾国四千年大梦之唤醒，实自甲午战败割台湾、偿二百兆始。”
梁启超发出了世纪之叹：“四万万人齐下泪，天涯何处是神州？”
甲午战争前，洋务运动起，绵延三十五年，于今已成为历史烟云。“中体西用”是洋务运动的不易准则，它留给我们的思考是多方面的。
甲午战败相继而起是公车上书，是百日维新。
失败仍然不可避免。
虽有清末新政，终于不能挽回清王朝的覆灭。
自古人事两彷徨，
秉剑终须为剑伤。
廊庙无情伤心地，
帝乡错认是吾乡。
这是写在《狱吏之贵》之后的一首诗。
“帝乡错认是吾乡”是一个觉醒后的反思。所谓“致君尧舜上”，是把希望寄托在开明或英明的君王身上。宝成开始了告别青年时代的梦。
君权、皇权与人民自主的人民主权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概念和两种政体。
在儒家政治理念中， 以德治国即所谓德政曾是政治的最终目的。但是，理念是一回事，实践又是一回事。而且，为民原则与民主原则，根本是两回事。
以民为本历来是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的主流观念。
《尚书》虽被证明是一本伪书，但它毕竟保留了一些古代政治思想的面貌。《尚书·皋陶谟》说“天聪明， 自我民聪明。天明畏，自我民明畏。”《泰誓》说：“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还说：“民之所欲，天必从之”。“民为邦本”是《尚书》传留下来的一贯认识。
这种民本思想又与德治思想相交织。
孔子把德治理想发挥得淋漓尽致。《论语·为政》中，孔子说，“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
孟子更进一步提出仁政思想。孟子认为：“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运于掌上。”（《孟子·公孙丑上》）他甚至明确宣称：“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旗帜鲜明。
荀子继承孔、孟。在《荀子·大略》中说：“天之生民，非为君也。天之立君， 以为民也。”
这些民本思想，极为可贵。但先秦儒家的民本思想始终只是停留在理想的政治设计中，从未成为现实政治。而且，这种民本思想与君主思想并不冲突，它们相互依存，共同构筑了先秦政治。
汉王朝建立，私天下的规模完成，汉承秦制，皇权无上，权威不再受到挑战。汉武帝以董仲舒之策，独尊儒术；《白虎通·德论》正式提出“三纲”，“天王圣明， 臣罪当诛”深入人心。中国政治思想实现了根本转折。
《朱子语类》中有一段话：“黄仁卿问：‘自秦始皇变法之后，后世人君皆不能易之，何也？’曰：‘秦之法，尽是尊君卑臣之法，所以后世不肯变。’”
考之西方， 中世纪以来，君权神授仍统治着西方政治。直到十八世纪，西方的某些知识分子仍在推崇中国的开明君主政治，英国的文官考试制度就学习了中国的科举考试。
民本与民主是两个不同的政治理念。西方现代民主当然有它的弊端，但主权在民的民主与君权下的民本在根本的立足点上的对立，却绝不可轻易抹去。
从民本而转向民主，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韩非子曾高悬其法家理想：“明主使其群臣不游意于法之外，不为惠于法之内，动无非法。”考诸历史，这理想从未在中国实现。这是因为，法家虽然反复规劝君主依法行使，但法家从来也没有把君主列入法网之内。他们一贯认为君主的权力在法之上。
无论儒还是法，他们都服务于至高无上的皇权。宝成指出，方式的不同掩饰不了目标的一致。
“帝乡错认是吾乡”，演出了多少士大夫的悲喜剧。
宝成在《知识分子在乱世》中就说：
中国知识分子， 自从有这么一个阶层，有这么一类人开始，就寄生于王权之下，从来没有独立过。诸子百家——儒、墨、道、法、名、阴阳、纵横，各执所见，虽然道术不同，但无一不为“王道”服务。这些流派共同组成了思想的盛宴，供奉于帝王，任其选择……
知识分子无法脱离王权，其思想无法脱离政治，这也是中国特色的文化现象、精神现象。
如何评价五四运动，学界存有不同看法，这是可喜的。
宝成从中国知识分子的命运角度切入，高度肯定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精神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宝成认为，推翻“孔家店”，打倒帝王思想，呼唤“德先生”“赛先生”，缔造一个民主、 自由的国度，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核心价值所在。
在这个新的国度里，知识分子具有绝对的独立，不再是王权的附庸。陈寅恪先生响亮提出：“独立之精神， 自由之思想”， 以之为人生信条，恪守终生。这种精神影响了整整一代知识分子。
宝成认为，数千年根深蒂固的帝王思想不是几句口号就能颠覆得了的。帝制推翻之后所建设者又苍白空洞，其结果是没有彻底的推翻，也没有真正的建设。
宝成认为，陈寅恪先生的一生注定孤独，成为了时代的绝响。
不再错认帝乡是故乡，而是坚守独立的精神家园，张扬自由之思想，陈寅恪仍然是知识分子精神高地的一面旗帜。
六、《〈史记〉札记》的又一特色： 白话翻译准确精当
《札记》每篇皆引用了大量古籍原文，尤其是《史记》的一些关键性叙述。《札记》基本上都会将这些引文予以逐字逐句的白话解释。这些翻译对于今天的读者来说，太需要了。
这些翻译，都忠实于原文，在其准确性、可读性上都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准，显示了宝成古文功底的扎实和学养的深厚。
宝成的古文字训诂方面的学识绝非一日之功，它是宝成经年累月、长期钻研的结果。比起当今一些古籍出版物的白话翻译错误百出、笑话连篇，有天壤之别。
开篇，《伊尹与周公》讲到周公旦率军讨伐，诛武庚，杀管叔而放蔡叔。宝成解释，诛不同于杀，是数其罪而后杀，带有审判的意味。诛、杀不同用，因为触法论罪有差别。接着讲“崩”“薨”“卒”“死”都表示同一意思，但在先古这四个字不得乱用。天子死称“崩”，诸侯死称“薨”，卿大夫死称“卒”，庶人死才是“死”。等级差别森严，不只表现在用词上，衣、食、住、行等等都有严格规定。
宝成以欧阳修的《新五代史》为例，讲欧阳修以春秋大义分别使用“征”“讨”“攻”“伐”。天子提兵自往为“征”，对方有罪派兵讨伐为“讨”，两军地位相等、实力相当为“攻”， 中央军队攻打地方，或大国攻打小国为“伐”。
如反叛，也各有特指。“反”是在国内制造祸端，而“叛”是跑到敌国去了，等等。
在讲到管子，引用《史记·管晏列传》语：“管仲富拟于公室，有三归、反坫，齐人不以为侈”。宝成翻译为：管仲有三个老婆，与人饮食，规格上比得上周王室，生活如此奢侈，齐人却不反感。应该说解释得很好。
没有深厚的国学学养，不可能做到这一点。
宝成读书，读得很细。《恃德者昌》一文讲了不少帝王故事。
刘邦大白天搂着美女寻欢作乐，被周昌闯见，周昌赶紧走开。刘邦却追了出去，骑在周昌脖子上，故意问他自己是哪一类皇帝。周昌十分耿直，仰曰：“陛下即桀纣之主也。”刘邦闻言，如同得到了某种满足，这才放走了周昌。
这种细读，揣摩到刘邦的无赖心理，有趣，更有解剖刀似的犀利在其间。
宝成读二十四史而尤喜晋史。
在《札记》里，他引了《晋书·刘毅传》中晋武帝与司隶校尉刘毅的一段对白。
“卿以朕方汉何帝也？”
对曰：“可方桓、灵。”
帝曰：“吾虽不及古人，犹克己为政。又平吴会，混一天下。方之桓、灵，其已甚乎！”
对曰：“桓、灵卖官，钱入官库；陛下卖官，钱入私门。以此言之，殆不如也。”
帝大笑曰：“桓、灵之世，不闻此言。今有直臣，故不同也。”
宝成对这段对白，有一段白话翻译，翻译中，时以幽默点染，却不著一字评语。
一切尽在不言中。
不著一字，尽得风流，是之谓也。
宝成意犹未尽，又引《资治通鉴》卷二百四十六。
唐文宗问学士周墀：“朕可方前代何主？”
对曰：“陛下尧、舜之主也。”
上曰：“朕岂敢比尧舜，何如周赧汉献耳！”
墀惊曰：“彼亡国之主， 岂可比圣德？”
上曰：“赧、献受制于强诸侯，今朕受制于家奴， 以此言之，朕殆不如！” 因泣下沾襟，墀伏地流涕， 自是不复视朝。
宝成为此分析了唐文宗的政治处境。宝成深刻指出：唐文宗的这一番话，可算肺腑之言，道出了自己的心病。
宝成为此引用了赵翼的《廿二史札记》，又引用了王夫之《读通鉴论》。
这两书及《资治通鉴》，宝成告我，他读《史记》时，时时翻检。
七、读书，常常是仁者得仁，智者得智，见仁见智，因人而异
“诗无定诂”是说好的文学作品本身是一个开放的建构，不同的读者将会从作品出发，收获不同的感受， 引发不同的思考，创造出不同的艺术天地。
正因为如此，一千个《王子复仇记》的读者心目中，会有一千个哈姆雷特。
东吴弄珠客在《金瓶梅》序里说：
读《金瓶梅》而生怜悯心者，菩萨也；生畏惧心者，君子也；生欢喜心者，小人也；生效法心者，乃禽兽也。
有人怀疑这个东吴弄珠客亦即冯梦龙。
冯梦龙就是编订《古今小说》的那个人。
不同水平、不同趣味的人，面对同一部作品，尤其是经典，理解与阐释的视野、境界与侧重点，是由阅读主体自身决定的。
宝成已接近天命之年，积数十年生活与感悟，一直酷爱《史记》，这耐人寻味。
宝成认为，读《史记》，其鲜活灵动中，有一个司马迁在。反之，在宝成看来，《汉书》就显得拘谨、理性多了。《史记》那种痛快淋漓、一泻千里的酣畅文学再也不见。由此推论，世界上的事情往往如此，一旦变成程式化的东西，史学原来所具有的指点江山的气质就归于整齐划一，失去了它本原的意义。这是很可悲的事情……
世事是复杂的，然而，我们常常是以简单化方式待之，大而化之；或者以有色的眼光视之，歪曲走样；或者想当然耳，主观臆测之。
张爱玲的小说为世人所重，为何？
我以为，它深入到了人性的深处。
她说：无穷无尽的因果网，一团乱丝。但是牵一发而动全身，可以隐隐听见许多弦外之音齐鸣，觉得有深度、阔度，觉得实在。我想着就是西谚所谓—“—事实的金石声”。
既然一听就听得出是事实，为什么又说“事实比小说还要奇怪”， 岂不是自相矛盾？因为我们不知道的内情太多，决定性因素几乎永远是我们不知道的，所以事情每每出人意料之外， 即便是意中事，效果也往往意外。“不如意事常七八九”。就连意外之喜，也不大有白日梦的感觉，有点不对劲，错了半个音符，刺耳、粗糙、咽不下。这意外性加上真实感，也就是那铮然的“金石声”，造成一种复杂的况味，很难分析，但容易辨认。
陈映真是我喜欢的一位台湾作家。
陈映真，1937年生。他的早期作品， 明显受鲁迅影响。他作品的立意、构思、遣词造句，都不难发现处处有鲁迅文风的痕迹。
小说《山路》，陈映真写于1983年7月14日，同年8月刊于《文学季刊》第3期。小说写一位少女在恋人黄桢柏入狱后， 自愿来到国坤大哥家， 冒充黄桢柏的妻子， 以大嫂身份含辛茹苦三十年，维持和拯救了黄桢柏一家。报上刊出黄桢柏出狱的消息，早已人比黄花瘦的她，写给了桢柏桑（桢柏夫）一封遗书。她终于在经年累月的身心俱疲中消损而亡， 留下的这封书信占去了小说本身的主要篇幅。
如今，您的出狱，惊醒了我，被资本主义商品驯化，饲养了的家畜般的我自己……却同时感到自己已经油尽灯灭了。
对于曾经为了“人应有的活法而斗争”的您， 出狱恐怕也是另一场艰难崎岖的开端吧……
您的斗争，怕是要比往时更为艰苦吧？我这样为您愁着。
请硬朗战斗去吧。
……请您一生不要忘记， 当年在那一截曲曲弯弯的山路上的少女。
遗书写得感人至深。
理想曾经鼓舞又消耗了多少年轻的生命。
陈映真写于20世纪80年代初的这篇小说， 与当时我国的反思文学表面上似乎遥为呼应，而其思考的深度，却远远超乎其上。而且，小说叙述的真实感与故事的意外性，如张爱玲所说，我们聆听到了铮然的“事实的金石声”！
不妨置身小说，革命者黄桢柏出狱归来，读了当年恋人的遗书，将如何度过余年？做何种思考？
清代顾贞观《金缕曲》云：
季子平安否？便归来，平生万事，那堪回首！
这是上个世纪留给我们的绕不过去的世纪之问。
因读一本书而引发了诸多联想，诸多问题，而翻阅另一本书，又因此而又翻阅另一本书， 由此一本一本连锁式反应，案头堆满了书。这种习惯，是爱思考的读书人难免的，积重难返。旁人看来，凌乱无序，读书人却引以为乐。这种连锁反应，是扩大，是对照，是引申，是层层推进。
读书，本来就是一种思考，一种学习与对话。
不满二十岁（也有说三十岁）而不是激进主义者，是低能，是昏头。此后，仍是激进主义者，是傻瓜、 白痴。
这话，说得有点绝对了。
宝成以他多年从政磨砺的经历，对社会、对人生有了远比年轻时深切多了的认识和感悟。他钻进了历史，钻进了《史记》和《资治通鉴》一类史籍。他从《史记》里听到了历史的“金石声”。
宝成因此有了对孔子、对《春秋》、对司马迁、对《史记》和《资治通鉴》的自己的认识。这种认识不再是纯书本的、抽象的，而是融进了他的数十年的曲折人生感悟，真切又充实。
《札记》是一本告别激进主义的书。
宝成并没有因此而走向保守主义。
《札记》告诉我们：从典籍中汲取历史智慧，尤其从典籍中汲取可贵的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是置身于民族振兴的大业中的我们这一代又一代人应有的精神装备和思想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