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记
这本小书终于完稿了，罢笔之时，没有一丝兴奋，只是感觉到轻松。没有兴奋是因为自己对它很不满意，限于水平，只能写出这么个东西。修改的时候，面对它，总有毁掉重来的念头。但终于没有这样做，主要因为它花费了我很多心血，有敝帚自珍的意思。希望它剞劂之日不要成为废纸，或者能引发别人的思考也就不枉了。
对于《史记》，几十年来始终酷爱，常置于床头，反复诵读，至今意犹未慊。我之喜爱《史记》，一则因为它是性情中人性情之作。司马迁是性情中人，有西北汉子的古道热肠、铮铮风骨和义薄云天的慷慨之气。他之作《史记》，断不如《春秋》一样讲求笔法，为君者讳。《史记》的洒脱、恣肆、磊落，是此后任何一部史书都无法比拟的。二则通过《史记》，喜欢上了他所撰述的那个时代，那个充满英雄主义、浪漫主义、 自由主义的时代。那个时代是华夏的少年时期，到处绽放着思想的花朵，到处洋溢着青春的气息，到处呈现着积极向上的精神。人们秉持“天下为家”的观念，把个人的荣辱进退置于社会之下，社会意识是他们的共同担当。那是个崇拜英雄的时代，英雄不问出处，不以成败论英雄；那是个崇拜信仰的时代，人们宁愿为了自己的坚守舍生取义；那是个追求“天下大道”的时代，孔子周游列国，墨子摩顶放踵，老子效法自然，法家义不避死，名家、阴阳家、纵横家层出不穷，前赴后继，为了建立各自心目中的理想王国。那个时代英雄辈出，精英蜂拥，常常让人有投入其中的畅想。
因为喜欢《史记》，久而久之就产生了写点什么的念头，总觉得《史记》里有很多弥足珍贵的东西，正是我们这个时代所缺乏的。它所宣扬的“天下至上”的理念，追求公平正义和轻生死的精神，坚守道德高地“匹夫不可夺志”的人生操守，都是我们应当学习和借鉴的。今天面对物欲的诱惑，一些人崇信物质至上，不顾道德原则，肆无忌惮地欺骗和攫取，对这些人不存在救贫的问题，救心最为关键。一些所谓的社会精英，缺乏社会责任和担当意识，热衷于一已荣名，取法于自保，以拱默为上， 以不言为高，混迹于流俗，心隐于市野，缺乏大丈夫勇气和士大夫气节。“魏武好法术，而天下贵刑名；魏文慕通达，而天下贱守节。”一个社会，如果缺乏正义和维护正义的力量，缺乏朝气蓬勃、 昂扬向上的气象，无论怎么富足，也只能归于小国寡民……出于这样的思考，我就打算写出一些类似于《史记》新解的内容，在旧瓶子里装二两新酒。但初衷和思想的结果，往往呈现出相左的情况。写出来后，才发现这并不是最初的打算。这可能和自己的学识有关，也和自己驾驭史实的能力有关，还不能做到驾轻就熟，随心所欲。
司马迁认为，《春秋》《孙子》这些著作都是古圣贤发愤之作。实际上，《史记》也是一部发愤之作。《史记》既有“致君尧舜上”的泱泱大气，也有以天下为己任的勃勃英气，有轻生死重节义的士大夫慷慨之气，更有壮志未酬的士子不平之气。韩退之谓：“大凡物不得其平则鸣，人之于言也亦然。有不得已者而后言，其歌也有思，其哭也有怀……凡出乎口而为声者，其皆有弗平者乎！”（《送孟东野序》）“气，水也，言，浮物也，水大而物之浮者大小毕浮，气之与言犹是也。气盛则言之短长与声之高下者皆宜。”（《答李翊书》）孟子有言：“吾善养吾浩然之气”。苏子瞻谓：“是气也，寓于寻常之中，而塞乎天地之间，卒然遇之，则王公失其贵，晋楚失其富， 良、平失其智，责、育失其勇……是孰使之然哉？其必有不依形而立，不恃力而行，不待生而存，不随死而亡者矣。”（《韩文公庙碑》）此气可以泣鬼神，傲公侯，施之于文则“常行于所当行，止于所当止”。苏子由并言，文者气之所形，“文不可以学而能，气可以养而致”（《上枢密韩太尉书》）。宋人张戒论诗：“阮嗣宗诗，专以意胜；陶渊明诗，专以味胜；曹子建诗，专以韵胜；杜子美诗，专以气胜。”且谓：“意可学也，味亦可学也，若夫韵有高下，气有强弱，则不可强矣。”“此韩退之之文，曹子建、杜子美之诗，后世所以莫能及也。”《岁寒堂诗话》他以为，文以气胜，诗以气胜，气之高下，诗文之高下也。以此评价《史记》恰如其分，《史记》以文胜， 以气胜。
十数年来，国学复兴，学人耻于人心不古，遂向古圣贤处找答案，汲汲乎黄卷，亹亹于坟典，发思古之幽情，行不言之正教，以期救时。同时，史学大兴，雅俗共赏， 曾国藩、张居正之类成为风流人物，识与不识，言必称秦皇汉武、康乾盛世，事必由三国计谋、唐虞猷谟，对国运时势有所寄托。繁华中，遂以为复古运动到来，值国学盛事。此误矣！一代人当有一代人之学，一代人当有一代人之精神。 吊古而食古不化，是为效颦；继承而放弃创新，是为雕虫。须记宋人南迁，经学大成，于章句中剔隐决明，恕不以家国为念；清人主宰，训诂为起，于经籍内数祖论典，要不以拯救为是。耽于泥古，拘于遵循，非于世无补，且误人误国多矣。汤、武革命，顺应天命，顺时者昌，逆时者亡。吾国自古有以古鉴今传统，“殷鉴不远，在夏后氏之世”《孟子·离娄章句上》；也有与时俱进精神，“三代不同礼而王，五伯不同法而霸”（《史记·商君列传》）。鉴古而能用今，才是孔孟之道。适为此，写了这么一个小东西。
《史记》是一部真正意义上的史书，体制完整，规模宏大，数千年研究者不绝如缕，研究成果汗牛充栋、数不胜数。 自己不揣僻陋，叠床架屋，适足以贻笑方家。又念《史记》是民族瑰宝，人人都可以汲取自己需要的营养，非特为专家之流所设，有一孔之见正可证《史记》之伟大，也才称百花齐放。念及此，意稍解。
是书写作过程中，王仲生、吴克敬先生屡屡鼓励，才得以竟书。二位先生都热情题跋，对新人提携奖进，用心良苦。很多朋友、同事也热诚帮忙，感念不已，在此一并谢过！
是书不是史论、史评，也不是史学研究，只是读书时的一些感想，缺乏对史实的详细考证，一些结论下的牵强，一些观点有以偏概全之嫌，都是读书肤浅造成。另外，由于全书积年写就，有感即写，无感罢笔，各篇之间没有必然联系，各自成篇， 引用史实前后重复，东拉西扯，这里向读者致歉。 自己特别喜欢《史记》的文字，凡叙事，不忍割舍， 引文较多，给人有凑字数和卖弄之感，这是因为以己之学力，还不能很好地驾驭《史记》，更不能有比它更好的表达，也怕有伤太史公。故行文似嫌累赘，诚惶诚恐，专此谢罪！
钱穆先生在所著《国史大纲》扉页上有一段非常醒目的话，抄来共赏。他说，凡读史书者当有以下之信念：
第一， 当信任何一国之国民，尤其是自称知识在水平线以上之国民，对其本国已往历史，应该略有所知。
第二，所谓对其本国已往历史略有所知者，尤必附随一种对其本国已往历史之温情与敬意。
第三，所谓对其本国已往历史有一种温情与敬意者，至少不会对其本国已往历史抱一种偏激的虚无主义，亦至少不会感到现在我们是站在已往历史最高之顶点，而将我们当身种种罪恶与弱点，一切诿卸于古人。
第四，当信每一国家必待其国民具备上列诸条件者比数渐多，其国家乃再有向前发展之希望。
钱先生这一席话寄托深重，话短意长，表明了知识分子对历史应持有的态度，充满了对中国历史和中国文化的古道热肠，充满了对中华民族未来的信心和期望。我辈读书人当以此为鉴。
诗曰：
位卑未敢忘，
穷达抑何妨。
快意指方道，
逍遥意万方。
青白眼不趋，
希旨非所长。
天纵才须惜，
君子任倜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