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盟是干什么的？
欧盟是干什么的？
今天的欧盟是由半个世纪以前创建的欧洲煤钢共同体演变而成。当时煤炭业与钢铁业仍然是军事实力的两大工业基础；1950年5月9日，法国外长罗伯特·舒曼在他发起成立“欧洲煤钢共同体”的宣言中断言：这将使“法国与德国之间的任何战争”变得“不仅难以想象，而且事实上也不可能”。
持久的和平
在时隔多年的今天，人们恐怕很难理解这句话在当时的重大意义。1939—1945年的那场战争给几乎所有欧洲国家都带来了严重灾难，而当时战争结束才仅仅5年。对于过去80年中曾3次兵戎相见的法国和德国而言，寻找持久和平共处的途径是首要的政治目标，而新的共同体正是为此而构建的。
对法国而言，以德国巨大的工业潜力，其完全独立的前景是令人担忧的。1914—1918年那场战争之后，法国就曾力图遏制德国，却一败涂地。用强有力的机构来约束德国，同时也约束法国及其他欧洲国家，从而在更长时期内可以使德国接受，这一想法似乎更有希望。而这种希望已经得到了充分实现。法国人可以将欧共体（EC）和现在的欧盟（EU）视为他们创造性倡议的结果，他们的这些倡议曾是其欧洲政策的核心方案。与此同时，法国人还寻求扮演欧洲各国领导者的角色，而且相当成功。另一方面，在平等的基础上加入这些欧洲机构，也给德国提供了一种架构，使其能在此架构下与日益增多的其他成员国发展和平与建设性关系。
对于德国人而言，12年的纳粹统治于1945年土崩瓦解之后，共同体给他们的民族以重新受世人尊敬的机会，因此建立一个强有力的平等的共同体的想法是很有吸引力的。舒曼还宣称：新的共同体将是“欧洲联邦的第一座坚实基石，而此联邦系维护和平所必不可少”。尽管法国人对使共同体向联邦方向发展有些用心不专，但对联邦民主主义十分着迷的德国政治阶层却不懈地支持这种发展。事实上，重新统一后的德国于1992年通过了《基本法》的一项修正案，使其在加入恪守联邦制原则的欧洲联盟的道路上有据可依。
其他4个创始国——比利时、意大利、卢森堡与荷兰——也认为，新的共同体能将德国约束于强有力的欧洲机构内，不失为保障和平的手段。他们大多也像德国人那样，将欧共体视为联邦政体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阶段，而且在很大程度上一直这么认为。
尽管第二次世界大战正日渐淡出历史，成为一个更为遥远的过去，但作为创建共同体的基石，谋求和平与安全的动机仍然对共同体6个创始国的政府与政治家具有重大的影响。而半个世纪以来，这一体系为保持和平提供了一种架构，被看成是未来稳定的一种保证。决定实行单一货币来强化共同体便是最新的例证，这种单一货币被看成是将统一后潜力更为巨大的德国牢牢扼制住的途径。今后，随着欧盟东扩，其成员国将增至30个或更多，其中包括至少十余个新兴民主国家；因此，欧盟将不断面临强化其机构以保持稳定的压力。而在英国，政治家们普遍关注的是经济一体化，这便使他们的注意力转离了这一体系的根本动机，并阻碍其在此类发展上产生重大与建设性的作用。
经济实力与繁荣
尽管谋求持久和平是建立新共同体的深远的政治动机，但如果在其有权管理的经济领域中没有取得足够的成绩，这个共同体也不可能成功。而事实上，共同体不仅满足政治需求，也能促进经济发展。法国、德国、比利时与卢森堡诸国间的边界成为钢铁厂与冶炼钢铁所需煤矿之间的壁垒，阻碍着生产的合理化；消除这些障碍以及共同治理随之形成的共同市场，在经济上是成功的。这种成功以及成员国间实现和解的事实，促使这些国家——如同舒曼所指出的那样——将欧洲煤钢共同体视为经济乃至政治统一进程中的第一步。1954年，法国国民议会拒绝批准欧洲防务共同体的一项条约使得第二步尝试踏空；之后，6个创始国再度迈上经济一体化的道路。在1958年欧洲经济共同体（EEC）成立之时，共同市场的构想已延伸至各国之间的所有贸易活动中，这合乎成员国间经济相互依存的逻辑，使它们走上了经济一体化的坦途。(https://www.daowen.com)
由于法国的坚持，欧洲经济共同体实行统一的对外关税，从而能够以平等的地位与美国进行贸易谈判。这说明了共同体的潜力：一旦拥有执行对外政策的共同手段，它就可以在国际秩序中发挥重要作用。这也是实现创建共同体的另一个动机的第一步：恢复欧洲在更大世界范围内的影响，而这种影响已被两次自相残杀的大战消耗殆尽。
未曾遭受战败打击的英国人不赞同欧洲民族国家体制必须彻底改革，因而在20世纪50年代与共同体保持着距离。他们认识不到推行这种改革的作用，但某些人除外，其中便包括温斯顿·丘吉尔。战争结束不到一年半，他便在苏黎世的一次演讲中指出：“我们现在必须建立一种欧洲合众国……第一步一定是法国与德国结成伙伴关系……法国和德国必须共同带头。”在英国，尽管只有少数人深刻理解要有一个新的共同体的道理，许多人却不愿在欧洲大陆市场中处于不利地位和被排斥在重大决策之外。因此在没能建立一个包括欧洲经济共同体及其他西欧国家的自由贸易区之后，接连几届英国政府都寻求加入共同体，并终于在1973年如愿以偿。然而，虽然在推动共同市场发展为一个更加完善的单一市场中英国人发挥了领导作用，他们依然缺乏创始国和其他一些国家那种推进其他形式的进一步一体化的政治动机。
图1 丘吉尔在海牙：在号召建立“一种欧洲合众国”后，他发起了欧洲运动。
了解创始国与英国的动机是很重要的，因为它们还在继续演变，仍然影响人们对欧盟的态度。这些年来，陆续加入进来的其他国家，在不同程度上也怀有类似的动机；而在今后一二十年内可望加入的十来个或更多的国家，将带着它们各自的不同动机，包括它们大多怀有的、受苏联长期控制后加入欧洲主流的强烈愿望。种种这些不同的政治与经济动机构成了过去50年间许多戏剧性事件的根本原因，并造就了作为本书主题的欧洲联盟。
理论与解释
对于欧共体与欧盟现象，主要有两种解释。第一种解释强调成员国及其政府间关系的作用，另一种解释则更重视欧洲机构的影响力。
坚持第一种解释的人大多属于“现实主义”或“新现实主义”思想流派，他们认为欧共体与欧盟并没有给成员国之间的关系带来根本变化，因为这些成员国的政府依然追逐本国利益，并如同在其他地方一样，在欧盟中寻求本身权力的最大化。这一流派的一种较新的变体被称为“自由政府间主义”，它通过分析国内各种政治力量的作用，来解释政府在欧盟中的行为。因为缺乏更好的字眼，下文在讨论欧共体与欧盟如何运作时，持上述观点的流派将被称为“政府间主义者”。
我们不可低估政府在欧盟事务中所保持的作用：在代表成员国的理事会中，它们拥有决策权；它们还完全左右着最终是否诉诸武力。但其他流派，包括所谓的“新功能主义”和“联邦主义”，比“政府间主义者”更重视欧洲机构的作用。
“新功能主义者”将欧共体的发展看成是从最初的只限于两个工业领域的欧洲煤钢共同体“溢出”的过程。利益集团和政治党派被煤钢共同体在解决这两个领域问题上的成功所吸引，却对其无力处理其他领域的相关问题而沮丧，因此它们与欧盟委员会的领导层一起，成功推动共同体权限的不断扩张，直至它最终能为成员国的许多事务提供一种欧盟的治理方式。这至少部分解释了共同体发展的某些步骤，包括从单一市场向单一货币的发展。
“联邦主义”尽管也强调共同机构的重要性，但在两个主要方面超越了“新功能主义”。首先，它认为向欧盟移交权力与从现有权力向新权力的“溢出”无关，与之相关的是各成员国政府愈来愈无法有效处理跨国家的、从而是超越现有国家权限的问题。这些问题大多涉及经济、环境、安全等领域，国家则只应对那些它们仍能有效处理的事务保持控制权。其次，“新功能主义”对决定欧洲机构发展的原则含糊其词，“联邦主义”则以自由民主主义——特别是建立在基本权利之上的法治，以及由民选代表立法和监督行政机构的代议制政府——作为其立足点。据此观点，共同行使的权力需要由政府机构处理，因为政府间方式既不够有效也不够民主，无法充分满足民主国家公民的需求。所以，要么机构中的联邦成分得到强化，直至欧盟成为一个有效的民主政体，要么它将无法获得民众的足够支持，从而无法发展，甚至可能无法存在下去。
接下来各章将试图说明欧共体与欧盟的发展在何种程度上反映了这些不同的观点。同时，也提请读者注意：笔者认为，对有效的民主政府的需求已经使欧共体与欧盟沿着联邦的方向逐渐前行了很远，而且应该继续沿着此方向前进，尽管它绝不会必然地朝此方向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