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盟与世界

第十章
欧盟与世界

共同体显示了通过何种途径“联邦机构可以将高度发达的国家联合在一起”，或许可以作为一个如何“构建一个更加繁荣与和平的世界”的榜样。这是让·莫内1954年在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向学生表达的希望。^【1】现在已很少有人心存如此崇高的目标。和其他国家一样，欧盟所关注的是自身的利益，不过其中确实包括构建一个繁荣与和平的世界。那么撇开其榜样之说不谈，其行动又为此作了哪些贡献呢？

共同体作为贸易大国

从马歇尔计划到共同体的诞生与初期发展，美国为欧洲的联合提供了资助。莫内则报以一个日益平等的欧共体－美国伙伴关系的主张。在执行共同对外关税的欧洲经济共同体建立后不久，美国作出了回应，发起了《关贸总协定》的肯尼迪回合贸易自由化谈判。在经历了5年的艰难谈判后，终于在1967年达成了双方平均削减关税三分之一的协定。

如果不是因为共同体有了共同关税这个对外政策手段而成为与美国地位平等的贸易伙伴，是不可能削减关税的。正如华盛顿的一位观察家所说的那样，欧共体“现在是《关贸总协定》中最重要的成员国”和进一步贸易自由化努力的关键。^【2】在而后的《关贸总协定》各个回合谈判中，随着战后时期美国创造冲力的减退，欧共体确实起到了这种作用。在最近的“乌拉圭回合”（1986年于乌拉圭开始、1994年结束）谈判中，共同体扮演了主角。由于大多数工业品关税已经很低，因此谈判重点转向了非关税壁垒；而在这方面，单一市场计划使共同体在处理贸易自由化的技巧上，掌握了非凡的经验。在以世界贸易组织取代《关贸总协定》上，它的经验也发挥了作用。世贸组织拥有包括服务贸易在内的更为宽泛的职能，并具有更大的解决争端的权力，也许是朝着验证一个说法迈出了一步，即欧共体作为“有效国际立法范例”或许可以在某个阶段“在世界层面上再现”。^【3】

当然，共同体的贸易关系并不总是令人愉快的——远远不是如此。其间存在着通常的利益冲突，至少是参与者自认为属于它们的利益之间的冲突，而农业总是争端的焦点。贸易保护主义的共同农业政策，损害了澳大利亚、加拿大、新西兰与美国等贸易伙伴的利益。前3个国家原本在英联邦优惠制度下可以免税出口农产品到英国，因此它们受损尤甚；在英国加入共同体后，除了新西兰黄油配额等少数例外，它们的农产品面临着共同农业政策保护主义的沉重打击——要是英国在《罗马条约》谈判时就加入，这种打击原本可以避免。直至20世纪90年代共同体开始实施一些重要的改革，将对某些重要产品的保护水平削减了将近一半，这种损害才有所缓和。各国在乌拉圭回合达成协议，将在下个回合谈判中消除阻碍贸易的出口补贴。这对共同体将是一个严峻挑战。

共同体与美国在农业上趋于接近，但在环保、文化与消费者保护等问题上一直存在分歧：欧洲实行的标准限制了来自美国的进口，美国则认为那是贸易保护主义。转基因生物、经过激素处理的牛肉、高噪声飞机发动机、数据隐私、电影与电视节目等，都是争议所在。人们希望世贸组织将建立一种监管体制，使此类冲突不致失控。

与此相反，随着在《关贸总协定》框架下接连几个回合的关税削减，共同体特惠制所引起的摩擦得到了缓解。此制度涉及面很广，几乎包括了整个欧洲与第三世界，排除在外的只有澳大利亚、加拿大、日本、新西兰、南非与美国等少数国家。欧共体为一些特定国家提供的优惠，使美国大为光火。另一方面，特惠制使欧共体与大部分第三世界国家建立了关系；欧盟在重启世贸组织结构内的首个回合谈判上能作出何种贡献，将是对这种关系的价值的检验。1999年末在西雅图举行的世贸组织首次会议以未能达成任何协议而告终，主要就在于它们之间的分歧：包括美国与欧盟在内的一些国家想将环保与劳工标准纳入议程，而第三世界国家则不同意。

欧共体、《洛美协定》、欧洲-地中海进程

虽说与美国的关系对所有成员国都很重要，但各成员国与世界大多数其他地方的某些国家也建立了特殊的关系；许多此类关系已成为整个共同体所共有。

与许多其他事务一样，这种关系也是源自《罗马条约》。法国希望给其殖民地以优惠，并将此作为批准该条约的条件。为此，整个共同体同意来自这些地区的产品免税进口，并通过欧洲开发基金（EDF）对它们提供援助。比利时、意大利、荷兰的领地也同样如此。据此建立的“联系关系”，就是现今《洛美协定》的雏形。迫于法国的压力，共同体还与摩洛哥和突尼斯签订了优惠协定；这些协定是目前与地中海国家所达成的意义深远的那些协议的先行者。

在前殖民地取得独立后，与之的联系关系变为一项具有联合机构的《洛美协定》，其中包括部长理事会、大使委员会与议员大会。随着英国的加入，非洲、加勒比海与太平洋沿岸的英联邦国家纷纷加入了《洛美协定》谈判。这使参加国家扩大到包括大多数非洲国家、加勒比海岛国以及一些太平洋岛国，并被统称为非加太国家。协定消除了殖民制度的某些残余，并将援助提高至20世纪90年代的每年30亿欧元的水平；协定还提供资金，以缓解联系国因出口收入下降而受到的冲击。

《洛美协定》的参加国为数众多，其联系国在本世纪之交达到了71个，包括除南非和地中海国家之外的所有非洲国家。经济比较发达的南非，在废除种族隔离后也有了建立正式关系的资格，而一项双边的贸易与合作协定被视为比《洛美协定》更加合适：它可促进南非经济的成功，这对非洲南部的未来以及对世界范围的种族关系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但由于欧盟的外交政策机构过于无力，竟然无法将具有如此显而易见的迫切性的政治问题转化为必要的行动，致使此协定的谈判持续了5年之久。

2000年，《洛美协定》在十分困难的环境下第五次续签。由于《关贸总协定》接连几个回合的关税削减，联系国享有的优惠幅度被降低，它们有所不满；欧盟感到担忧的是，投入了巨额援助，但至少部分是因为治理不善，几乎所有非洲国家的情况还是很糟糕。然而，顺利续签第五个《洛美协定》，于双方都利益攸关：对于欧盟的联系国，这意味着援助计划将延续下去；对于欧盟成员国来说，协定将良好的治理作为分配援助的一个标准，而且联系国必须使它们的经济为在20年后与欧盟结成自由贸易区作好准备。此外，在整个20世纪90年代，欧盟在对外关系中愈来愈强调人权，《洛美协定》要求其参加国尊重这些权利。

到70年代末，共同体已形成了一个协定网络，对地中海周边的国家提供优惠和援助。这些协定的内容与《洛美协定》相近，但没有建立多边机构。此网络包括所有北非国家（除了拒绝参加的利比亚）、以色利、黎巴嫩，以及距地中海稍远的约旦与叙利亚。

到90年代，这些国家大多经济困难、政治动荡、人口迅速增长，向欧洲移民的压力因此而增加，引起了欧盟——特别是其南方成员国——的日益担忧。在欧盟决定接纳中东欧国家加入后，采取有力行动的机会来了。德国对扩大的关注似乎更甚于法国、西班牙与葡萄牙。为了增强与这些南方伙伴国在入盟政策上的合作，德国准备同意一项宏大的计划，来支持欧盟的南部邻国。其结果是1995年在巴塞罗那举行了一次欧盟及其地中海伙伴国的部长会议，会议发起了“欧洲－地中海进程”。

欧盟对此进程所作的贡献包括强化其给地中海伙伴国提供的优惠，以及推出一项每年约10亿欧元的援助计划等；而伙伴国同意为在10年后与欧盟结成欧洲－地中海自由贸易区作好准备。此进程还构想了召开部长联合会议，但鉴于伙伴国家间的政治分歧，这已证明难以成行。对与此地区的关系，欧盟已注入了许多外交努力，希望能在不过于分散其对第三世界其他国家的注意的同时，产生而且也必须产生某些效果。

亚洲、拉丁美洲与普惠制

在加入共同体时，英国为非洲、加勒比海与太平洋的英联邦国家争取到了令人满意的条件。但对于印度、巴基斯坦（当时还包括孟加拉）、斯里兰卡、马来西亚、香港^【4】和新加坡这些亚洲英联邦成员——根据英联邦优惠，它们大多可以向英国免税出口——英国没有为之达成特别的协议。不过造成的损害有限，因为在1971年共同体率先采取了普惠制（GSP），对没有从《洛美协定》或地中海协定中获益的几乎所有第三世界国家的出口产品，都提供了进口优惠。这减少了对大多数亚洲与拉丁美洲国家的区别对待。普惠制并不如听起来那么优惠，因为它对“敏感”（亦即竞争性）产品实施配额，将每种产品和每个成员国的优惠限制在预先确定的数量上。不过普惠制还是有助于加强共同体与第三世界国家的联系。

随着关税水平的普遍下降，普惠制给予第三世界国家的优惠幅度降低了，但这些国家与欧盟的联系却由于援助计划而变得日益重要。到90年代后期，援助——包括人道主义援助和对非加太国家与地中海国家的发展援助——达到了每年约60亿欧元。共同体还与包括印度、墨西哥与巴西的主要第三世界国家，缔结了双边贸易与合作协定，加强了与它们的联系。它还与东南亚国家联盟等区域集团签订了协定。1986年葡萄牙与西班牙加入以来，它们与拉美国家的特殊关系，也纳入了其他成员国与非洲和亚洲国家的关系网。(https://www.daowen.com)

尽管这些协定、优惠和援助对经济的影响难以衡量，甚至可能成效并不太显著，但欧盟在政治上赢得了认可，这可能有助于其今后与第三世界国家关系的发展。

货币、安全、环境

虽说共同关税使共同体成为可与美国匹敌的贸易伙伴，但在欧元出现之前，它在国际货币体系中并没有可与美元抗衡的货币手段。挑战美国霸权是法国长期以来支持单一货币的动机之一；美元汇率的波动也使其他成员国不安。美元的疲软先是打乱了共同体在70年代初期创建单一货币的尝试，然后促使欧洲迈出了货币一体化的第一大步，在1979年建立了欧洲货币体系。在80年代，美国旨在抑制通货膨胀的高利率政策，诱发了许多第三世界国家的债务危机，延误它们的发展达10年之久。

当掌握着优势货币的人们，面临着或是应对本国问题或是考虑其选择对他国经济影响的抉择时，他们自然而然地选择本国的利益。欧洲在90年代也经历了这种时刻，那时德国为控制统一后带来的通货膨胀而采取了高利率，但在优势马克的影响下，其他国家的经济衰退加速了。这对促使人们支持单一货币以及一项满足参加国整体需要的货币政策，又加了把力。尽管这还不足以对付美元在世界体系中的统治地位，欧元的抗衡作用却可以提供一种次佳的解决途径。

因此欧元是有着不同经济周期的另一个货币来源，可以在美元走势对其他国家不利时抵消美元的影响。更为积极的是，虽说欧盟的货币政策最初是对内的，欧元却可以成为有利于国际货币稳定的汇率政策的基础。不过由于执行该政策的责任分属欧洲中央银行和财政部长理事会，安排方式存在问题，欧元的作用因此而大打折扣。欧元也可以和美元与日元一起，发起一种稳定货币汇率的国际制度；但在这方面，它的体制缺陷更因为各国财长对此类决定拥有的否决权而雪上加霜。如果不进行适当的体制改革，欧盟将不可能在国际货币体系中担负起重任。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中，欧盟各成员国的表决权加起来将近美国的两倍；但如果它们不以一个声音提出共同政策，欧元也不可能在其中施加应有的影响。为此，欧盟可能还需要一段时间，才能充分利用欧元提供的机会，像共同贸易政策很久以前便在贸易方面做到的那样，以一种更加平等的关系取代美国霸权。

然而在可以预见的很长一段时期，美国的防务霸权仍将不可撼动。欧盟不仅得对任何独立于美国战略力量的尝试承担巨额开支，由此而建立的军力还得由一个稳定的欧洲民主国家来控制，而这还需数年可靠决策的支持。因此欧盟仍然需要美国领导下的北约战略屏障，它在防务领域的努力将局限于能对维持和平——更为雄心勃勃的是，对调解——作出贡献，尤其是在由联合国发起的行动中。为保卫欧盟的领土不受任何严重的威胁，欧盟将继续依赖美国的保护。

毋需军事力量的软安全则完全是另一回事了。欧盟有充分的能力通过民事手段对防止冲突和维持和平作出贡献。它在前南斯拉夫已经获得了有关的经验，在此基础上，如彭定康所建议的非军事快速反应能力那样的设施，可以很快建立起来。通过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达成的此类共同立场，也能发挥作用。但除非欧盟有更好的方式为此提供资金，且取消相关决策中的否决权，否则它动用诸如非军事快速反应设施等共同手段的能力，将仍然存在严重缺陷。

环境也可以被看成是安全的一个重要方面，因为全球变暖和臭氧层的破坏是对世界人民的福祉乃至生命的最严重威胁之一。如同我们在第六章所了解的那样，欧盟在处理此类问题的国际行动上，作出了重大贡献：在控制破坏臭氧层的全氯氟烃上采取主动，并在限制使用引起全球变暖的“温室气体”（特别是因使用煤炭与石油而排放的二氧化碳）的京都谈判中起到了带头作用。《京都协议》规定的温室气体排放削减量大约只相当于欧盟建议的一半，美国的反对是主要原因。美国还以第三世界国家也接受该协定作为其批准该协定的先决条件。但绝大多数第三世界国家拒绝接受该协定，除非对它们提供充分的援助，以帮助它们采用必要的环保技术来保持经济发展；美国则拒绝接受这个条件。与许多第三世界国家有着密切关系的欧盟，或许更能理解将控制二氧化碳排放和可持续发展援助结合起来的必要性。

由于欧盟的决定在成员国中并不能以法律手段强制执行，它本身能否执行温室气体的削减还是个疑问；而且它的国际谈判方案也因为有关二氧化碳排放的重要决定可被否决而遭削弱。然而京都谈判显示了欧盟在这方面的潜力。在德国与斯堪的纳维亚国家的带动下，欧盟成员国已位居最具环保意识的国家之列。假以适当的体制改革，欧盟也许可以充分发挥其作用来达成国际协议，应对否则可能无法解决的问题。

欧盟对世界的作用

美国霸权过盛对美国和其他国家都是危险的。这种重担不是一个国家所能独力担负的，而只有欧盟，在经济、环境与软安全方面（但不包括防务），至少有潜力可作为其对等伙伴。欧盟在世界贸易体系中的成就表明了强有力的机构运用共同手段能有何作为。

欧元奠定了欧盟在国际货币体系中发挥类似作用的基础，但这要求负责对外货币政策的机构必须进行适当改革。欧盟也大有能力在全球环境保护方面采取行动，尽管它在这方面的权力也需要加强。欧盟在包括非军事维和行动在内的软安全上能力正在增强，可以对美国无可匹敌的军事力量起到必要的平衡作用；而欧盟正在创建的军事手段，也使其有机会在军事上发挥补充作用。

图17　两位领导人会晤：克林顿与德洛尔。

其他大国将在21世纪出现，形成一个多极的世界。对一直高踞权力顶峰的那些国家，要进行调整以适应权力关系的这种变迁总是很难的。如果美国已经适应了与欧盟在贸易上以及其他方面的平等伙伴关系，那么它将更容易适应这种变迁。而欧盟与北半球和南半球国家都建立了关系网，将处在一个有利的地位，能推动建立一种可以顺应大国崛起这一新局面的稳定的世界体系。

欧盟自身在机构、政策与立场事务上的经验，帮助其成员国和平共处达半个世纪之久，再加上其在世界范围的关系网络，应该有能力影响其他国家朝着相似的方向前进。不过莫内所认为的此类机构可能有助于开创一个繁荣、和平的世界的想法，只能在相当苛刻的条件下实现。只有在愿意接受共同法治，并有能力建立共同立法机构进行立法和有能力形成一种政体以依法贯彻政策的多元民主国家，才有可能实现必要的主权共享。这些条件很大程度上在欧盟内已经具备，但在世界的许多地方并不存在。尽管欧盟可以帮助联合国与其他国际组织变得更为有效，但除非多元民主成为整个世界的常态，否则共同体类型的全球机构是不可能建立起来的。但以此为目标的欧盟政策，符合其国家与公民的长期利益；因此即便需要经历一个漫长的时段，欧盟的经验表明，启动一个朝着这个方向的进程，可能已经开始改变国与国之间的关系。

注释

【1】　以共同体“为榜样”之说，见让·莫内：《建设中的欧洲合众国：1952—1954年讲演》（巴黎，1955年，第128页）。

【2】　欧共体作为“《关贸总协定》最重要的成员国”之说，见劳伦斯·克劳斯：《欧洲经济一体化与美国》（华盛顿，1968年，第225页）。

【3】　欧共体与“有效国际立法”之说，见托马索·帕多阿–希奥帕：《欧洲金融与货币一体化：1990、1992与以后》（伦敦与纽约，1990年，第28页）。

【4】　香港已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特别行政区。香港自1842年起由英国租借，至1997年，中国政府按照“一国两制”的原则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