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一市场、单一货币

第四章
单一市场、单一货币

尽管成员国间的和平共处仍然是共同体的核心目标，但从20世纪50年代后5年开始，建立一个广阔的共同市场成为其行动的重心。美国经济的强大，就是这样一个市场成功的突出例子。德国人与荷兰人希望实现自由贸易；如果能同时建立有利于其出口的农业共同市场，法国人也愿意接受工业共同市场。

一个大的共同市场的理念在而后数十年中不断发展，因为它反映了各国经济相互依赖性不断增长的现实。随着科学技术以及随之而来的规模经济的发展，愈来愈多各种规模的企业要求占有大而稳定的市场；从经济的健康发展和消费者的利益考虑，市场规模也必须大得足以为那些甚至是最大的企业提供竞争余地。因此，随着欧洲经济的发展，欧洲经济共同体以废除关税为核心的最初的关税同盟计划，在80年代被单一市场计划所取代，并进而在90年代被单一货币计划所取代。

这3项计划各有其经济与政治动机：发挥经济合理性的好处，强化共同体制度以巩固成员国间的和平关系。这些计划的实施与结果也涉及经济与政治，这是因为，现代经济的一体化需要一个法律体制，从而需要共同的政治与法律制度。而且无论是在经济还是政治领域，它们单方面的成功都不足以使共同体持续发展，两方面的成功都不可或缺，而关税同盟与单一市场在这两方面都做到了。经济与政治动机的结合也保证了单一货币的顺利启动，尽管目前还不是所有成员国都已参与进来。

单一市场

在20世纪50年代，关税与配额仍然是贸易的主要障碍。那时，在美国主导的《关税及贸易总协定》的推动下，开始了降低关税与配额的国际化进程。但共同体成员国希望更进一步，因此建立了欧洲经济共同体的关税同盟，从而废除了相互贸易的关税与配额壁垒，并确立了共同的对外关税。

关税同盟、竞争政策

成员国间的关税与贸易配额在1958至1968年间被逐步取消。产业界作出了积极的响应，跨国贸易迅速增长，在10年间翻了一番以上。

虽然关税与配额是贸易的主要障碍，但它们并非仅有的障碍。共同体还被授权禁止私营经济部门限制性的做法与滥用优势地位。条约将此任务交付委员会，规定它可不受成员国政府的干扰；1989年，委员会还被授权限制足以威胁到共同体内企业竞争的兼并与收购。拥有了这些权力，委员会采取了诸多行动来阻止反竞争的行为。1992年，委员会对大众汽车公司罚款1.02亿埃居^【1】（后来经上诉至一审法院，减至9,000万欧元），因为该公司不许其在意大利的经销商向外国人——绝大多数来自大众汽车价格高得多的德国与奥地利——出售其汽车。由于工作量太大，委员会最近在寻求将某些职责交还成员国的竞争管理当局。但企业团体力求阻止此举，因为它们觉得有委员会这个“综合服务站”更为方便。

不公平竞争的另一种形式是成员国政府向某个公司或某个行业发放补贴（按欧盟术语是“国家援助”），用以削弱主要竞争者的实力，动摇它们的优势地位。委员会被授权禁止此类补贴，然而限制政府比限制企业更为困难。委员会曾成功地对百般不愿的政府强制执行了某些困难的决定，但尤其是在20世纪70年代其权力被戴高乐削弱和经历经济严重衰退后，委员会很难控制补贴发放愈演愈烈的势头。

除补贴以外，非关税壁垒也在那些年蔓延滋生，成为成员国间贸易的主要障碍。这一方面是因为科技进步造成各国规则复杂且不同，但更为重要的是因为那些饱受普遍“滞胀”之苦的国家大力要求实行贸易保护政策。那时欧洲经济确实境况困难，“欧洲僵化症”生动地描绘了这一情境。人们希望找到摆脱困境的办法；委员会与重要的企业团体使各国政府相信，需要推行一项计划，以建成共同体内部市场。

1992年前建成单一市场的计划

考虑到20世纪60年代消除内部关税获得了成功，一些企业界领袖与委员会委员就消除非关税壁垒计划作了构想。1985年，德洛尔成为委员会主席时，他认定单一市场计划将是所有成员国政府都愿意支持的唯一的重大新计划：大多数成员国政府是因为此计划的经济利益，以及在经历了20年停滞后“重新启动共同体”这一政治目标而支持单一市场，而撒切尔夫人看中的则只是经济的自由化。不过她帮了共同体一个大忙，提名曾在其内阁中任贸易大臣并以才干著称的科克菲尔德勋爵为委员会委员，与德洛尔一起筹备此计划。

1985年6月，德洛尔与科克菲尔德将此计划提交欧洲理事会。如果说60年代消除关税的计划可以在条约中以按百分比削减的方式来加以确定，那么消除非关税壁垒则必须有一项庞大的共同体立法规划。边界上的过境手续，以及因为标准与法令、因为公共采购和因为间接税中的不正常现象而造成的歧视，凡此种种都得予以解决。委员会发表了一份白皮书，明确规定需要制定约300项措施，并提出了在8年内完成此计划的时间表。计划得到了欧洲理事会的批准，并将在1992年底前完成此计划作为规定写入了《单一欧洲法令》。

《罗马条约》中禁止与进口配额“具有同等作用的一切措施”，其实已包含消除非关税壁垒的目标。因为全体一致议决的做法有碍立法进程，《单一法令》规定，对完成此计划所需的绝大多数措施，实行特定多数表决。委员会还通过发展相互认可原则——法院经由第荣卡悉案裁决确立的一个原则——以及将许多有关细节的决定权委托给已有的标准机构，减轻了立法负担。尽管如此，单一市场仍然是一个巨大的工程——无疑是世界历史上最宏伟的使贸易自由化的立法计划之一。

此计划获得了非凡的成功；20世纪80年代后5年成为共同体的经济复兴时期。尽管人们无法肯定其中多少应归功于单一市场计划，但经济学研究认为它至少起了部分作用。通过使人们对企业预期树立信心和刺激贸易，加之由跨国合并浪潮诱发的结构改革，此计划肯定对经济复苏作出了贡献。工业欠发达的国家，如希腊、葡萄牙、西班牙，以及当时的爱尔兰，担心更为强大的竞争对手会给它们带来损害，经过努力将结构性基金翻了一番，以帮助它们进行调整；在结构性基金与共同体经济扩张的支持下，这些国家从单一市场计划中也得益甚多。

随着技术的进步和经济的复杂化，非关税壁垒激增；在20世纪70年代的经济衰退中，政府将这些壁垒和补贴作为贸易保护措施。这促成了通过大量的立法来解决非关税壁垒问题，从而建成单一市场的计划。虽然在有些行业非关税壁垒尚未完全消除，此计划的绝大部分已如期在1992年底前完成。

政治上，单一市场深得从联邦主义者到欧洲怀疑论者的各个派别的嘉许。正如条约中有关辅从性原则条款所说的那样，它堪称一个范例：其目标“因规模的缘故……由共同体来实现为好”。此计划的立法体制为厂商保障了一个巨大的市场，并向消费者保证了厂商间合理的竞争。委员会、理事会和议会，也因其硕果——包括大量如术语所表述的“共同体法律”——巩固了它们的地位；法院的作用也因此而加强了。

单一市场计划已基本完成，但仍有一些重大的欠缺之处。大多数成员国在消除公共采购中的歧视上进展缓慢；在2000年，在一些重要的经济领域，包括空运、电力、电讯与金融服务等，仍然存在某些歧视性法规。但尽管法国依然不愿为完成空运和电力单一市场确定日程，欧洲理事会在2000年3月同意，分别在2001年年底前与2005年前完全开放电讯市场与金融服务业。而金融服务业在1992年计划进程中已实现了重要的自由化，包括走向单一货币的关键性环节——资本的自由流通。

单一货币

货币联盟要求各种货币可以在成员国间跨国界自由流通，并废除它们间的汇率变动。单一市场计划实现了第一个要求，而汇率机制则为第二个要求奠定了基础。

汇率机制与货币稳定

汇率机制（ERM）^【2】是在经历了20世纪70年代建立货币联盟的尝试失败后于1979年建立起来的，它要求各国中央银行在货币市场上进行干预，以使它们的汇率波动保持在很小的范围之内。到80年代末，它通过以德国联邦银行为基础，在保持货币稳定上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英国在开始时再次游离于外，却在1990年加入进去。但是由于英国汇率水平过高，而且缺乏上个10年的合作经验，1992年9月的货币大波动迫使英镑在被称为“黑色星期三”的那个日子退出汇率机制；货币一体化也因此而成为许多英国政客不堪回首的话题。

汇率机制对其他成员国产生了相反的效果：尝到了汇率稳定的甜头，大多数政治家和商业机构都赞成单一货币，连工会亦大多如此。有了汇率机制，汇率兑换的成本将可省去，而这笔费用估计每年达130亿至190亿埃居，对个人与小企业是格外沉重的负担。不过汇率机制给经济带来的主要好处在于消除汇率波动的较长期风险：它将绝然地消除汇率风险，不仅是贸易方面的汇率风险，而且最重要的是在跨国投资方面，以及那些有赖于能毫无风险地进入整个欧盟市场的企业的汇率风险；而这两方面对欧盟经济的活力有着愈来愈重要的作用。

几乎所有国家的政府都支持单一货币计划，反映了它们对共同体的长期立场。法国对这一计划最为支持，因为法国不仅对汇率的稳定有着传统偏好，更渴望分享欧洲中央银行控制权，以部分收回事实上由德国联邦银行行使的货币自主权。另外，法国早就希望让欧洲有能力挑战美元的世界霸权。同时在1990年，单一货币已成为法国将德国控制在统一的欧洲的政治计划中的最重要一环，是法国对德国统一作出反应的迫切需要。除了丹麦与英国，其他成员国都认可单一货币的政治与经济需要。不过对德国人来说，尽管为取得法国认可其统一而接受单一货币的政治动机是决定性的，但对于用一种尚未得到验证的货币来取代已十分强硬和稳定的马克，他们仍有保留意见。

德国联邦银行在保障货币稳定上的成功显示了德国货币方案的优点，因此其他国家政府同意接受德国模式的货币联盟。而对放弃马克存有疑虑的德国人来说，这是一个先决条件。他们还仍然坚持认为单有货币联盟还不够，还需要有“经济联盟”来制定有益于货币稳定的宏观经济政策。

经济与货币联盟的目标

《马约》在规定建立经济与货币联盟（Emu）的同时，还确立了欧洲中央银行（ECB）如同德国联邦银行那样是完全独立的。欧洲中央银行与各国的中央银行一起，组成欧洲中央银行体系（ESCB）。欧央行的6位执行理事与其他央行行长，组成欧央行^【3】的行长理事会。欧央行体系中的这些银行以及它们决策机构中的所有成员，均不得接受任何其他机构的指示。虽然欧央行体系的“首要目标”是“维持价格的稳定”，在服从此首要要求的情况下，它还应支持共同体的“总体经济政策”。欧央行拥有授权发行纸币和批准成员国造币厂铸币数量的全权。为满足德国的偏好，单一货币被命名为“欧元”，而非听来像法语的“埃居”。

为了确保只有那些达到货币稳定的国家才能加入欧元区，条约制定了5项“趋同标准”，涉及通胀率、利率、预算赤字上限、公共债务总额上限，以及汇率稳定性。例如，预算赤字不得超过GDP的3％，公共债务被限制在GDP的60％，除非它正在“充分下降”并“以令人满意的速度”接近60％的限度。只有达到这些标准的国家才被许可参加，而且也确定了阶段与时间表，以保证至少有最少数量的国家有时间来达到这些标准。未达标的国家获得“豁免”，直至达标；而英国与丹麦通过谈判获准可选择不参加，直到它们愿意参加为止。

在第一阶段，所有国家都得接受汇率机制——英国曾短暂地加入，但很快就被市场调节作用驱赶出来。在第二阶段，这些国家得在实现趋同标准上取得足够进展。第三阶段从1999年1月开始，将确定参加国货币的“最终固定汇率”，从而在2002年前实行单一货币。在毋需使用纸币或硬币之处，可使用欧元进行结算，并且欧元将在2002年完全取代参加国的货币。

参加国家与不参加国家

在制定趋同标准时，人们曾料想除英国与丹麦外的13个没有选择退出的成员国中，大约有六七个国家会在1999年前达标。结果，大多数国家参加欧元区的决心是如此之大，达标的竟有11个国家：不仅包括奥地利、比利时、芬兰、法国、德国、爱尔兰、卢森堡、荷兰、葡萄牙、西班牙，出乎所有人意料的是意大利也在普罗迪总理的领导下达标。意大利是所有成员国中最赞同联邦主义的，担心被排斥在如此重要的一个发展之外促使从政者们都相应行动起来，以适应新情况。希腊是不得不接受“豁免”的唯一国家，但它也决心达标，并在2001年1月1日加入欧元区。英国和瑞典政府仍然准备将参加与否的问题付之全民公决，而丹麦则在2000年9月的全民公决中以53％对47％拒绝加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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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4　欧元：纸币与硬币。

在英国，加入问题曾引起了激烈的政治冲突。撒切尔夫人在下议院大呼“不……不……不！”，充分表达了她的情感。她的继任者约翰·梅杰在马斯特里赫特通过谈判选择不参加，而3个主要政党都承诺，要以全民公决来决定是否申请加入欧元区。虽然一些最资深的保守党人决心“在经济条件成熟时”加入，保守党却愈来愈持反对态度；自1997年以来担任反对党领袖的威廉·黑格，更是推行在下届议会任期内（大选最迟将在2002年5月举行，但可能会提前至2001年举行）保守党政府将不会寻求加入欧元区的政策。

民意调查显示公众对欧元也有颇多怀疑。工党新政府在原则上赞同加入，但要满足它的5项条件。其中3项是对英国投资、对金融服务业与伦敦城，以及对经济增长、稳定与就业的预期影响。第四项是成员国经济具有足够的灵活性，可以不用调节汇率即可作出必要的调整，从而使经济与货币联盟获得成功。第五项是英国经济周期与欧元区经济周期实现趋同。《金融时报》将前4项条件称为“论说题”，即只要愿意，政府便可作出肯定的回答；但“周期趋同”更具实质意义：为了避免对英国经济造成冲击，英国的利率必须十分接近欧元区的利率；英镑则应以可接受的汇率兑换欧元。

英国工业联合会与大多数较大型企业支持政府政策；英国工会联盟因担心被排除在欧元区外会对就业产生影响而希望尽快加入；大多数媒体则反对加入。不同主张的双方都发起了宣传运动。研究表明，由于将近60％的英国商品出口至其他成员国，有300万个以上的职位靠这部分贸易提供。因此亲欧元组织“英国在欧洲”有理由说，如果英国不采用欧元，这些职位的前景就不会那么好了，有些甚至会面临失去的危险。在英国的投资，特别是外国企业的“对内投资”将失去信心。英国在欧盟的影响会下降；反欧元的主张会使英国陷入退出欧盟的危险境地，给就业和经济带来灾难性后果。反对加入欧元区的运动“企业支持英镑”，则宣称它支持单一市场，但不支持单一货币。它称欧元区“一个尺码适合全体”的货币政策，不适合英国并会带来通货膨胀或通货紧缩压力，理由是英国的经济结构与欧洲大陆国家的差别太大。许多反对者将1999年欧元对美元汇率的下跌，看成是欧元存在根本性缺陷的证据。他们还批评欧央行的独立性是不负责任，并认为经济与货币联盟是朝着“中央集权超级大国”迈出的一步。这些观点大多涉及经济与货币联盟对所有成员国造成的普遍问题的某些特定方面。

经济与货币联盟所引起的问题

欧元诞生后，有4个重大问题需要处理：对欧盟及一些国家的宏观经济影响、对外货币关系、欧央行所负之责、政治影响。

有关经济与货币联盟对欧元区的宏观经济影响的争论，涉及的是防止通货膨胀和防止通货紧缩之间的经典二分法。正如在确定趋同标准时那样，德国马克的强硬和声誉保证了将防止通货膨胀纳入整个体系中。除了确立各成员国中央银行的独立性外，《马约》要求继续执行两个限制，即各国预算赤字不超过GDP的3％和公共债务不超过GDP的60％。这些规定的好处是公认的；尽管英国与丹麦选择不加入欧元区，它们也同意这些规定应在所有成员国中实施。用辅从性原则来解释，之所以这样规定是因为一个国家的通胀行为，会通过影响其他国家经济而对别国产生“外部影响”；另一方面，为填补赤字而过度举债有抬升整个欧盟利率之虞。

除了英国、荷兰与奥地利，各成员国失业率在10％左右居高不下已有多年，同时经济增长率一直缓慢。因此，要求平衡反通胀政策与促进经济增长和就业的行动的呼声在高涨。这个呼声得到了在《阿约》最后谈判前上台的英国与法国的中间偏左政府的支持，因此《阿约》包含了有关就业的新章节，同时达成了一项《稳定与增长公约》。德国的中间偏右政府仍在主政，它坚持该《稳定与增长公约》应在反通胀上毫不动摇，规定在经济上扬时期预算赤字应该减少至零，对不能达到赤字与债务标准的政府可予以罚款。公约还对促进就业的行动作了规定，但主要是通过“规范”成员国措施的进展、而不是共同体本身的立法来行动。

不久，格哈德·施罗德取代赫尔穆特·科尔成为总理。在奥斯卡·拉方丹担任财政部长一小段时间后，德国新政府并没有终止其历来对价格稳定的热衷，但它开始倾向于更能刺激经济扩张的政策。欧洲中央银行行长维姆·德伊森贝赫是个强硬的反通胀主义者，他被要求将欧央行利率下调至他认为合适的程度以下；不过他反过来与委员会一起，要求各国政府通过削减赤字从而降低对资本市场的货币需求，来取得预期结果。虽然人们对宏观经济政策持有争论，但在拉方丹离职后并没有严重的分歧。

经济学家对有关可能出现的问题的讨论，许多涉及“不对称性冲击”的可能性，即单一货币对一些成员国可能产生各不相同的影响。较可取的应对方式是提供贷款，让这些国家有时间进行调整；为此，有人建议设立一个用于此目的的特别基金。就像在建立单一市场时那样，为了应对较强与较弱经济体间的较长期不对称性，共同体再次增加了结构性基金的预算，并设立了一项凝聚基金，用于支持跨欧洲运输基础设施与环境保护项目。

在英国，辩论则主要集中于成员国间在劳动力市场与产品市场灵活度上的不对称性，而这种灵活性被认为是在失去了汇率手段后的一种必需的调整手段。因此，成员国的这种充分的灵活性被列为英国政府决定是否参加欧元区的五条件之一，理由是成员国若不具备这种灵活性，欧元就不可能成功。撒切尔夫人的政府在80年代清除了这方面的许多顽疾。不过法国的经济增长率和德国的出口业绩仍然可观，与其他成员国一样，它们也开始进行结构改革。它们的经济状况似乎不大可能坏到无法应付调整问题。

人们还关注欧元区内经济周期的差异。适合于平均水平的利率，对那些通胀压力高于或低于平均水平的国家并不是最适合的；这一负面因素不利于保证所有成员国都从经济与货币联盟受益。不过认为英国经济周期应该紧跟美国、从而在结构上与欧元区平均水平保持差异的建议，并不符合下述事实：英国有将近60％的商品出口至欧盟，而出口至美国的只有13％；同时，跨英吉利海峡的投资也一直在迅速增长。而且经济周期并非自然力量，以适度趋同为目标的政府政策是有可能对之施加影响的。

有人认为，1999—2000年欧元对美元走弱反映了欧洲经济的根本性结构弱点。但美元与欧洲货币间的这种汇率波动，在早先年也常有发生。市场形势将会改变，各国央行将会决定增加欧元持有量作为其储备货币，从而使欧元朝反方向运动。根本性的问题是：如何创建一种如欧洲的汇率机制那样能够减少这种波动的国际机制？正如共同对外关税使共同体能够参与贸易自由化谈判，欧元的存在应使欧盟有机会在与美国平等的条件下，通过谈判建立这样的机制。不过，尽管在欧元内部管理上具有强有力的机构，执行对外货币政策的组织却比较薄弱。欧元使建立一个更加平衡的国际金融体系成为可能，而如果欧盟支持者准备这样做的话，他们必须共同行动。

由于应对中央银行的独立性对德国以外的所有其他国家都是前所未有的经历，于是出现了欧央行所负之责的问题。条约要求欧央行每年向共同体机构提交年度报告，行长必须亲自向理事会和议会陈述该报告，行长与欧央行理事会其他成员必须出席议会的有关小组委员会会议。此制度与美国的类似，不同的是多年来美国国会的联合经济政策小组委员会已成为一个强有力的机构，拥有巨额预算来为国会作出必要的经济分析和提供建议。欧洲议会的财政小组委员会显然也应该朝此方向发展。

这就带来了经济与货币联盟会对欧盟权限与机构产生何种影响的问题。常有人说，意义深远的税收协调将必须跟进。但辅从性原则规定成员国可自行选择它们自己的税收制度，除非这种制度对其他成员国具有“外部影响”。为此，作为单一市场计划的组成部分，并得到当时英国保守党政府的同意，对增值税与特种消费税^【4】规定了最低税率，以防止因某国采取过低税率而引起不公平竞争。经济与货币联盟进一步对会影响资本市场竞争的税收作出类似规定。但除此之外，并不存在协调税收的必要。倒是有必要设立一项基金，用于对付偶尔发生的由严重不对称性引发的冲击；同时很有必要改革机构，以使欧盟能执行有效的对外货币政策。但总的说来，欧盟已经拥有单一市场、单一货币，以及联邦体制下经济政策的主要手段——预算，它并不需要太多了。

另一个说法是经济与货币联盟将必然向联邦国家发展。但联邦国家必须拥有军权，而这并不会随欧元的采用而实现。防务一体化的理由不同，将在后面讨论。至于强化机构和使之更加民主化，则不管有没有单一货币，都是值得一做的；而且考虑到欧盟扩大的前景，为使欧盟能够满足其公民的要求和避免解体的危险，它们都将是必不可少的。欧元增强了体制改革的必要性，但远非这种改革的主要理由；即将到来的欧盟扩大才是紧要得多的问题。

注释

【1】　埃居（欧洲货币单位）系欧元的前身，欧元的币值就是在埃居基础上确定的。埃居符号为。——原注

【2】　汇率机制是1979年建立的欧洲货币体系（EMS）的组成部分。该体系以篮子货币“埃居”为核心，各成员国货币对之建立相对固定的汇率并确定可波动的范围，当其货币的市场汇率超出此范围时，该国中央银行有义务进行干预，使之回复到波动范围内，此即所谓的汇率机制。

【3】　应该是欧洲中央银行体系的行长理事会。

【4】　指对烟、酒、燃料等消费品征得税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