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系的范围和使用的背景

第二章　关系的范围和使用的背景

对于关系学典型的实际应用实例调查可以鲜明地勾画出它的轮廓和范围，并揭示可能产生这一整套关系实践的关键的社会和历史因素。在这一章中我将讨论各种变化的社会语境，在这个语境中关系学得以展开，它的社会作用得以发挥。既然关系学并不是很均匀地分布于全社会，我想表明不同类型的人群和社会组织（不同的性别和职业阶段）与关系学所发生的不同程度的联系。这里提供的只是我对于关系所做的田野记录，它只是关系学的社会应用与功能的沧海中的一粟。关系应用语境的例子和关系的故事无穷无尽，这里捕捉到的并不能涵盖关系实践的整个范围。但是，我希望这一粟之水能反映关系实践在当代中国的每日生活中所起到的巨大的作用。

城市与乡村

在我讨论城市社会关系学的应用语境之前，对乡村关系学应用范围的简短考察顺理成章。香港中文大学的人类学家乔健写道：“这个‘关系网’存在很长时间了，但在当代中国大陆，却无比地重要。因此，它是一个人在研究大陆中国社会时必须理解的首要课题，特别是在城市。”（Qiao,1982)在强调关系学是大陆城市社会重要特征以后，乔健没有解释为什么他强调城市。农村没有关系学？或者是因为现代城市一般来说是非个人的和理性化的行为容易施展的地方，所以它在城市里的流行更值得重视？

对这些问题中的第一个的回答是否定的，尽管有充分的证据说明关系学在农村和在城市社会一样存在。中国的报纸持续报道农村中“走后门”和裙带关系的现象。“文化大革命”刚刚结束，对来自广东一个小村庄的农民移民所做的访谈证实了关系学的重要（Chan,Madsen&Unger,1984:276-281）。农村干部，特别是掌权的官，都靠本职以外的关系网为乡办工厂取得到原材料和为本乡取得到额外的化肥、砖、钉子（Chan&Unger,1982）。

确实，我访问过的一些城里人都认定关系学在农村要比城市流行因为它的发源地是农村文化，其中亲属纽带和劳动交换、相互帮助和义务的传统是占支配地位的。我访问的北京居民，有些过去在农村生活过，有些有亲戚在农村，他们都体验过农村关系学的重要。大部分人是在60年代和70年代响应国家到艰苦的地方去的号召，在不同时期被下放到农村，向贫下中农学习。他们去的时候，农业集体化仍然占统治地位。他们当时汇报说，一个农民不得不靠送礼、参加婚礼等等活动与大队和生产队主管保持良好关系，这样才能被安排轻松工件、得到更好的工作考核。从70年代中期和80年代早期，下放青年的家人竭力想办法让他们逃脱艰苦的农民生活返回城市。他们不得不使出浑身解数，调动一切力量，给队主管和农村地区更高的主管拉关系、送礼。

80年代，随着令人惊奇的农村经济改革，看起来关系的艺术面临更多的机会和情境。随着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行，农业的商品化、乡镇企业的兴起，农民企业家不得不通过关系获得原材料，保护当地市场。我访问过一家乡镇企业，我了解到建设、维持、管理乡镇企业的一项重要工作就是与各种官员和当地政府“搞好关系”，这是一项微妙而复杂的任务。乡镇企业要依赖当地政府办以下事情：原材料、电力、劳动转移、运输、产品分配、减免税收，要得到这些好处必须搞关系学。

关系的应用不局限于农村的经济和企业功能。在去湖北省的旅途中，我又听到农村关系学的另一个重要竞争领域：农民进城定居的运动。在一个名叫三湖的镇上，许多住户都是40、50年代国家对人口迁移控制不严时从周围农村迁来的。80年代，社会人口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流动了，住在周围乡下的农民开始找城里的关系，他们想离开土地定居在城里。按一位名叫灵萍的城市妇女的说法，许多年轻的农村妇女是通过给城里的亲戚当保姆或看门人进城的。既然他们是亲戚，城里的亲戚不给钱，但提供衣食住，有时还送嫁妆。最重要的是几年以后，他的亲戚能获得官方许可，使他们成为城市居民。农民希望在城里有个落脚点，靠城里的亲属在个体户餐馆和商店找个工作，或者在城里帮他们的亲戚建立自己的企业。这个例子表明关系的艺术在城乡都一样通行。

因为我在中国的城市地区花了很长时间，这本书中关系学的许多案例都是以城市为背景的。在结论部分我举了中国南部温州农村农民礼物交换的几个新的例子。这种发生在亲戚和朋友之间也发生在不同村子之间的礼仪性的和节庆似的送礼，与发生在都市中的更带目的性和更境遇性的关系艺术的礼物联系形成了对比。因此，可以说在许多农村地区，既存在关系的技巧，也存在灵活的礼仪性的礼物经济，在大城市的生活中，关系学比生日、结婚、升迁等场合的送礼要重要得多。

把乔健从香港的视角观察到的东西与相对并不突出的现代海外华人城市社区相比较，可以看到今天大陆城市社会关系学的流行程度看来更加突出，更需要作出解释。这个任务使我写下了这一章。通过对特别易于搞关系学的不同类型的人和不同的职业集团的观念研究，也通过展现城市日常生活中关系学盛行的那些生活领域，我将最终形成一种解释性的、说明性的和理论分析性的框架，来把中国大陆的城市地区的关系学现象的重要性揭示出来。

性别层面

关系活动的分布也可以通过性别这条思路来观察。我问的问题涉及到性别时，常让回答者为难，但我觉得值得从这个思路做下去。当我问到关系活动中的性别差异时，回答者无论男女经常停顿，三思以后才回答我。而通常回答又是含糊的、踌躇的，缺乏明确性。似乎他们第一次被人问到这个问题。我也只能就我访谈过的大多数人做出结论，性别在关系学的考虑中并不是突出的因素。也可以说在城市关系话语中，无论是官方话语还是大众话语，像职业、阶层、阶级这样的区分，城市和乡村的语境，过去与现在等都比性别区分要突出。既然性别不是关系话语的主要组成部分，我更多地依靠我自己对关系活动的观察，将我能收集到的材料来整合有关性别的讨论。

尽管我并没有发现男人或女人谁更爱搞关系学的一般调查资料，但我能收取人们对性别区分如何影响关系学的策略和形式的看法。方丽平曾用关系帮我取得去工厂研究的许可，她指出许多妇女搞关系学是为了得到一些“小东西”。这包括送单位主管一些好处，得到几天休假，通过朋友取得一些在商店买不到的东西，或者让自己的孩子进一家好的幼稚园。而像一些更复杂的拉关系的任务，需要进入大社会、培养各种关系的任务，像找工作、取得建筑材料、迁户口的许可等，就经常让他们的兄弟和丈夫来办了。她是这么看的。

关系学中性别分工的观点中包含的第一层曲意是，妇女关心的只是家务事。许多和我谈过话的男人都有这个观点。与第一个曲意相关的观点是，因为关系学涉及到与社会上的三教九流联系，对妇女的社会名声不好。对他们来说，妇女并不适合于搞关系，因为它经常要求大量的跑腿工作，在与不同的单位、不同的办公室、不同的家庭的交道中培养关系。一个工人坦率地说，他让他的未婚妻去医院做检查，证明她是处女后才结的婚。所以这种对妇女贞操的关注是一种有效的阻止妇女离开家在社会上闯荡的社会威慑。

陈绍雄，一个男木匠，解释说很少妇女很能在社会上长久搞关系学，因为人们会开始谈论她们，她们就会得坏名声。“早晚有人会说：‘这个女人吃得开，她搞了那么多的男人’”。尤其是出于工作要求一需要搞关系的情况更是如此，像联系许多社会关系搞货做生意，像供销店老板或私人企业家。“如果是未婚女性搞这项工作，父母就会反对，怕将来难找到丈夫。”陈说：“如果是已婚妇女，别人一说闲话或嘲笑她，她丈夫就会很不自在。所以结果肯定是，她不会干的。”

同样，对王小兵这个当过农民的男学生来说，“聪明的女人”，或者比大多数女性更开朗外向、野心勃勃和精明的女人，应当避免卷进搞关系学的工作中来，因为她们“不得善终”。按他的看法，男人比妇女有侵略性，他们会在社交活动和利益交换中占女性便宜。他们会要妇女用性来交换她们所要求的。这就是为什么“精明的”妇女经常机警地避开关系学世界里的这些危险，走进大学，或者当老师，或者选择医生的职业。确实，按照王的意见，这些从事每天都要靠拉关系工作的少数妇女，都具有非凡个性，她们必须具有比普通男性多两倍的坚韧，而且能不在乎自己的名声。

看来可能正像在绝大多数男性支配的社会一样，城市中仍然有一种倾向，认为妇女适合待得离家近些。尽管城市妇女在50年代后期进入工作的大门标志着妇女与传统束缚分离，但我发现三十年以后，妇女，特别是劳动阶级的妇女，仍比男人受局限，她们的日常生活限于同事、家人亲戚、邻居的小圈子。

在我研究了三个月的北京印刷厂，我观察到女工们进行了大量的从商店里买便宜货，并把便宜货作为好处来分享和交换的事。如果一个女工在商店或家门口的自由市场杀价买到了便宜货，其他女工就会把钱交给她，让她也替她们买。另一天，一个女工嚷嚷说她有路子买到一种特殊的洗发精，因为她有亲戚关系。她接下来就接受大伙儿订货。做为对工人的福利，工厂不时搞来一些货物像水果、蔬菜、毛巾以批发价卖给工人。经常是妇女们排队为她们的家里、朋友、邻居购买这些东西。

韩素兰是位五十出头的妇女，属于农民和工人阶级，她和她的丈夫、女儿、婆婆住在丈夫厂里典型的三间水泥平房中。在北京，常听人说这种一幢有院子的老式平房比新的多层单元房更宜于沟通邻居间感情。韩家与其他五家共用一个水龙头和厕所。因为邻居们交往频繁，在这也住了很长时间，邻居们之间相互了解，在小事上互相帮忙，相处得很愉快。一家东西用完了，向邻居借个酱油、醋、鸡蛋都是常事。经常一家通过关系从商店买到了缺货的商品，或是一家的外地亲戚捎来了北京买不到的美味，他们也会和邻居们一起分享。韩说，分享是最好的办法，因为老邻居们能知道你家弄到了什么，不给他们一点，他们就会有些许埋怨，你自己也觉得丢了面子。“街坊之间要过东西”，韩说。

她的婆婆曾给一位不会缝纫的邻居做过一件棉背心。半年后婆婆要回乡看儿子，邻居给她儿子家买了些糕点。“这是遵守人情”，韩说。另一次她丈夫出差，她一个人没力气骑车去当地煤气站换煤气罐，邻居让自己的儿子帮助她。还有一次他们要招待外地客人，正赶上工资没发，急等钱用又正好手头短缺。一个好心的邻居赶紧去银行取了一小笔钱借给他们救了急。韩说以这种互相帮助和互相给予，一个人能和邻居保持良好关系，家里祥和又安宁。

在这些观察的基础上，我们能确定存在着两种关系活动的性别范围，一种是家里的，妇女比男人活跃。而在范围更大些的公共的社会活动中，男人比女人活跃。家里的活动包括日常生活中与邻居、亲戚、朋友的礼物和好处的交换，这些内容包括介绍对象或叫当媒人，送孩子上学、新年给孩子压岁钱，以及办理婚丧生育等事。

这种由妇女扮演重要交换角色的家庭情况，与在关系学的公共领域的情形有两个区别。第一个区别，是它强调增强社会性，在亲戚和朋友的网络中维持家庭的良好关系，而不是为了获得一些物质利益和政治利益。在第一章里，我说过我访问过的许多妇女都对关系学抱否定的态度。她们对关系学赤裸裸的功利主义和咄咄逼人的手段有看法。它与家庭间温暖的交换关系成鲜明的对比。第二个区别是，与公共领域相比，家庭间的关系不涉及政治领域，而政治则是从行政机关和官僚机构中获得利益。由于这两方面的不同，可以说家庭领域更接近于革命前的人情伦理，而男性支配的关系学的公共领域则采取更咄咄逼人的风格，牵涉到国家机构，其中有影响的位置经常由男人所占据。

也有一种观点认为妇女在关系艺术的公共领域是全力参与的，认为她们是耍手腕的重要角色。女研究生韩兰认为，社会上的关系艺术是官方不许可的办事途径，因此男人经常让女人代自己出面。换句话说，既然关系学具有非正式交换和非正式关系的特点，妇女又有非正式和次要角色的社会特点，妇女适合于介入。不仅如此，韩兰坚信妇女比男人具有更多的人性，在培养关系，唤起人的恩义感上比男人做得更好。我问及妇女做事的社会范围的局限，韩兰指出，在关系艺术中有一个确定的特殊领域妇女可以参与。工人们更保守些，在关系活动中几乎看不见工人阶层的妇女。在干部和知识分子阶层，妇女介入的较多。通常让老婆出来送礼就是拉关系的前奏。一般认为妇女成功的可能性较大。

一位务过农的中年知识分子提出一种观点。他告诉我丈夫一般都先征求老婆的意见，然后派她出去拉关系。丈夫常用这种方法。他认为妇女比男人更得体，男人一般都会满足女人的愿望，会照顾女人：“男人不想让她难堪，保证给她台阶下。”换句话说，既然拒绝要求让别人丢脸，男人不会直接拒绝女人，至少会许诺帮助她，这样女人也能维持自己的尊严。

人们经常以粗浅经验的形式向我指出，如果关系学的目标是男人，最好是让女人去求他。如果目标是女人，特别是年纪大一些的女人，最好使的手段让年轻男子去软化她，以使她把事办妥。下面这句谚语的智慧道出了关系学中的两性游戏：

同性相斥，异性相吸。

在搞关系学的时候妇女在运用异性原则上扮演了重要角色。

说实在的，妇女也乐于在关系艺术的公共领域中发挥自己的优势：因为干部经常是拉关系的目标，大多数干部又是男的。一个工厂的年轻的女供销员告诉我，女人，尤其是年轻女人，搞起社会关系来，常常不像男的那样靠物质交换，仅靠异性相吸就足以使男人帮助她。男人们占据着社会上支配地位，女人搞起关系来走得更远。这并不是说要女人出卖色相，只是靠魅力。她说女人可以省下买礼物的钱，却能利用个人魅力替代礼物，不仅如此，许多男人觉得有义务照顾女人，因为人们认为她在生活上要有依靠。下面这句谚语，我是从一个男大学生那里收集到的。他曾是建筑工人，这句话反映妇女搞关系确有优势，大家都认可这种说法：

有面子不如有辫子。

面子在这里指一个男人的社会地位和社会关系，辫子则是美艳女人的社会资产。这个大学生看到美丽活泼的女生得的好分数比男生多，分配工作也占便宜。这个观察说明在一个男性主宰的社会里，仍然有妇女的用武之地，尽管这种用武之地也是以男人为中心的。它们也揭示出拉关系经常为两性政治的活动以及性别秩序的争论提供一个舞台。

我问过工人刘富强，男人要是不满足于女人有魅力的人格，还想占肉体上的便宜，该怎么办？他马上说，尽管有这种性误导，但是男人照顾女人的责任不应建立在性冲动上，这对女人是一种侮辱。就是说，女人能靠有魅力的品格降伏男人的意志，并不是要和男人上床，刘是这么认为的。可是另一个下过乡、把七年青春献给农村的女人告诉我，她记得在那个绝望的年代，为了返城，她们中的一些人和当地干部睡过觉。

不论女人是靠她们的吸引力和魅力或肉体换取一些东西，她们比男人靠礼物交换要付出更多的是她们自己。女人的内在个人品质，比物质的礼物交换给的更直接。可能有人会说：尽管女人参与了关系学的公共活动，但并不占优势，因为她们要把这个角色扮演得符合男人的期望，因为在这个领域里，拉关系的对象是男性干部，或者办公室职员。

应该把这个观点说得准确些。关系学的家庭领域和公众领域并非互不相容，它们是重叠的。这是社会主义社会特有的情况，国家深深地渗透家庭的每日生活，不论是衣食住行这些基本要求，还是婚丧嫁娶这些私人行为，都在国家有组织的权力控制之内。为了维持家庭，妇女经常要和公共领域打交道。而且，一个人与邻居、亲戚、朋友的家庭关系网常是他们与公共领域打交道的资源。

还有一种方法可以观察关系学中的性别因素，即不是问男人拉关系拉得多，还是女人拉得多，也不是分析不同的情况和所采取的不同办法，而是关系的性别本质自身。就是说，在一个较深的层次，关系实践产生了什么样的性别？精神分析学的客体和关系分析理论指明了人格和道德系统在两性中是有差异的。女人倾向于有更多的关系，更注意和关心她周围的人的感情和需要，她们的自我认同与周围的人纠缠在一起。而男人倾向于独立和个人化，他们的自我界限分明，与其他人判然分开（Chodorow,1974;1978）。男人认同以权利和规则为中心的抽象而普遍的道德原则，女人则体验由在人际关系中的由责任和义务定义的道德的规劝，这种人际关系提供了道德的具体的情境（Gilligan,1982）。对这一问题的描述是否只适用于西方文化，还有待于时间的检验。如果以心理分析学的视角看关系学中的性别，那么由于关系的和处境的伦理，关系学更带女性特点而不是男性特点。因此，在现代西方是女性化的建构和反映女性视野的道德思考也同样适用于传统和现代中国。西方的个人主义建立在主体剧烈的分离之上，不仅与母亲分离，也与个人生命的所有未来的客体分离，因而是一种男性建构。讲求人际关系和恩情的关系学话语与个人主义是对立的。因而在中国文化中产生了一种在西方并未充分发展的“女性化”影响。关系学中的性别问题将在结尾部分农村礼物经济，以及在更大的社会范围内的性别的讨论中重新涉及。

城市职业阶层

经济改革以前，在城市背景下的社会集团和职业简单分类中，最常见的称呼是“干部”、“工人”和“知识分子”。在80年代经济改革期间，劳动的社会分工复杂化了，在新的不正规的社会地位出现以后，这三种分类就变得不再占主导了。这些新的职业包括个体户、企业家、广告商、公关小姐。即便如此，“干部”、“工人”和“知识分子”仍然作为一种广泛的类别。

如果不考虑他们的职位高低和权威大小，一般认为干部最擅长搞关系。这有两个方面的理由。首先，干部处理事情有决策权和资源分配权，这使干部们经常成为送礼的目标和拉关系的序幕。一位中年工人评论说，一般来讲最能“拉关系”的是干部。他们有资源用来交换，工人没有任何东西和社会地位用来搞关系学。干部也一般被认为常从关系学中得到利益，接受送礼，甚至有时要求别人送礼，要求属下为报答他给的好处宴请他。干部被认为是和关系学最有关的类别还有第二个原因，就是他们与工人相比过着相对闲散和流动的生活。有更多的提升和变换工作出差和其他干部参加地区性会议的机会，主管干部工作期间很少受到指挥，这样他们就有更多的机会搞关系。

两位经济学家引用了他们在工厂当工人时收集的顺口溜：

一等人送上门，二等人走后门，三等人要托人，四等人气死人。

他们说第一等人指的是高级干部和在职的当地主管，他们在家坐享别人送礼到家。第二等人包括医生、司机、小干部和商店职员，商店职员虽然没有实际的政治地位，但有能在拉关系中讨价还价的资源。第三等人必须花时间找关系施加影响。第四等人基本上没有任何运气，因为他们没有任何关系，也没有扩大关系网的资源。

原先住在福建省福州市的一位居民也指出搞关系的不同水平之间的不相称，他描绘了这种区别，走后门搞些肉或煤，实际只是非正式系统的物物交换，或者是食物和一些生活必需品的再分配。关系活动的另一种类型是为了稳固官员的职位：

这些事在中国太普遍，既然每个人或多或少都走后门满足个人需要，人们早已见怪不怪。它消解了不满，使一般人也有机会得到东西。使人们感到气愤的是政府中一些高级主管大开后门，这种后门与众不同，它是建立在一个人的政治背景上的，它取决一个人的社会和政治地位。高级主管用这种后门不让自己的孩子留在农村。（Frolic,1980:130)

普通走后门和“大后门”之间的这种不公平，招致了普通群众对干部，尤其是高级干部的埋怨。

政治机关控制着特殊的资源。每天的报纸刊登着这类故事：某某负责行政、分配的官员，比如分管粮食、电、住房、工作、官职提升、户口登记、煤炭、木材等等的官员，如何因滥用权力被审查。当一个官职被当作个人财产对待，其特殊资源在相对占优势的交易中被用来搞关系的交换时，作为一种社会集团和直接命令和影响社会的国家代理人，官员的集体权力由此得到了增强。因此，掌握在官员手中的关系的技巧就能被看作一种延伸的国家的统治的机制。

“工人”这个词指的是制造业、采矿业、建筑业等行业的工人。也指商业机构中的“职务员”、“服务员”、环卫工人等等，因为这些人和从事工业的工人具有相同的文化，家庭成员也有相同的文化。工业工人并不占据有正式决策权和直接控制配置社会资源的位置，因此他们没有搞关系交换的手段。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他们被完全排除出关系学活动，因为有本事的人经常运用他们能弄到的物资资源和社会资源作为搞关系的基础。一位焊工带着几分自足和揶揄告诉我，他偶尔在工厂藏一些边角料，用单位的机器为朋友做些时髦的金属烟斗。建筑工人被认为是人缘较好的，因为他们能在建筑工地弄到木材、砖、水泥，他们从建筑工地上偷偷弄回来，给那些要加盖个小房的朋友用。

工厂工人与职员和服务人员像商店职员、饭店营业员、售票员比较起来也没有任何优势。职员和服务员被认为进入关系交换的条件比较好，他们直接控制着公众需要的商品和服务。我想，这是他们对顾客恶语相向的原因：他们等同于小官僚，人们害怕他们是因为他们掌握了扣留有价值的物品的权力，他们又不受制于资本主义社会的管理方式，诸如因为表现不好被炒鱿鱼、表现好得到的小费或高工资奖励等等。方丽平的姐姐是一个图书馆的管理员，没什么权力，但她管着书。她经常不管公众的要求，只为自己的特殊的朋友和给过她好处的人优先服务。一个饭店服务员只给她的朋友和关系户上好菜。因此，尽管他们没有正式的行政权力，职员和服务员经常能弄到东西进入关系的交换，克服其社会地位的相对低下。

在知识分子作为一个群体是否比其他职业集团关系活动更少这个问题上，有意见分歧。知识分子这个词在日常生活中用得很宽泛。它可以指任何一个受到一些教育的人，包括中小学老师、医生、工程师、科学家、大学讲师和教授、艺术家和音乐家。“高级知识分子”和“小知识分子”是这个职业中的两个不同集团。

一个大学生许多年前当过工人，他给我描述了知识分子和工人不同的生活方式。他说知识分子不得不在“生活”和“事业”之间面临选择。他们对两者都没有手段去追求，他们太忙也太穷。那些投身事业的根本没时间去想他们的物质生活水平，也不太管家务事。相反，他们把大部分工资用来买书和家用。工人一天只工作8小时，其他时间和精力用来改进家庭物质生活，这使得他们在生活的策略中要花时间培养关系。一个工厂工人赞同说，知识分子不爱搞关系，他们致力于精神生活，没时间追求物质享受。他们重名誉胜过财富。一个工厂女工嫁给了一个知识分子，她说她对知识分子的印象常常是他们太规矩、太胆小，不敢搞关系，因为他们是反右和“文化大革命”的主要清肃物件，不敢再冒险追求个人目的。

但是其他人，包括许多知识分子，认定知识分子在搞关系的可能性上和其他社会集团没有区别。知识分子也要活，他们也要生活得舒适，因此他们也不得不学关系学。一位工人说知识分子不再“老实”，他们变得越来越“油”。北京一所大学的教授说，他和他的朋友们在两个领域不得不搞关系学。一是让他们的孩子进好学校，二是让自己的和他们的孩子出国学习。这些关系学的事情涉及办护照，让单位允许离职学习，减免教育费用，因为国家要求受过教育的人通过一段时间的工作适当补偿国家对他们的教育支付。在知识分子中，出版一篇手稿也得靠关系。

我在北京收集的下列说法，表明这样一个事实，像干部绝不仅仅是唯一的积极搞关系交换的人：

医生司机劳资科，支部书记售货员。

这是公认的城市社会里的几个重要职位。占着这些位置的人是关系的主要目标，也是关系的受益者，因为他们的任意决定权涉及谁将收到商品、重要的服务和各种由他们支配的机会。有意味的是其中只有两个职位是干部（劳资科和支部书记）其他都属于广大的工人（司机、售货员）和知识分子（医生）。

把有办法弄到一些急需的资源和控制这些资源作为搞关系的先决条件，这种结论不见得对。缺乏直接支配商品搞关系的人经常能以个人的社会才能获得补偿。在这个社会阶层中的某个人能使自己和掌握高级正式机关的那些人一样有权，他们通过高超的社会联络技巧，有能力组织一个很大的社会关系网，作为财富和自身资源的基础。大众话语里有一句口头禅：搞关系的才能和癖好天生有别，它与职位无关。

这是刘富强告诉我的，他是个工人。他把社会分成三种类型的人：（1）有的人生来就会搞关系，不需要学，是天生的搞关系的好手；（2）拼命拉关系的人，缺乏正确的拉关系本领，举止笨拙，老是想拍马屁却总拍在马脚上的人；（3）那些有能力搞关系却不想搞的人，因为觉得恶心和厌恶。在第三章，我要详细探讨社会技巧、礼节和伦理的艺术运用，一些人掌握得比其他人高妙得多。

使用背景的多样性

从一些场合来看，关系应用于每日城市生活的各个方面。下面仅仅是我在田野调查随手记下的关系实践在不同场合中的几个例子。这种简略的扫描不能涵盖所有的关系的用法，因为它无穷无尽，并随着不断增长的商品经济步伐持续变化。

在短缺供应中获得优质低价的商品

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消费品的生产量很低，人们对每日的物质需要很有节制。在80年代前半期国家促进提高生产量并致力于鼓励消费者需求后，又导致了商品稀缺的普遍感觉。事后才懂得，这可能由于旧的生产体制的无能，不能适应新的需求。所以看起来似乎所有人的需求都短缺，因此他们不得不借助关系，弄到不能很快从国营商店和市场上弄到的东西。

在80年代的大多数年份，对工业消费品的需求很高，像名牌自行车（凤凰、永久、飞鸽牌）、彩色电视（特别是进口货）、缝纫机、洗衣机，后来又加上冰箱。一个人可以通过在单位长期排队搞到，或者通过关系以批发价买到它。按官方正式管道，这些名牌产品只能用配给的票去买，这种票每年只分给每个单位的一部分人。这种买自行车和缝纫机的票非常难取得，就一个单位而言，一个单位全年只有一种产品的四五张票是经常的事，这些票的分配建立在关系的基础之上，尽管有些单位的主管有意识地采取抽奖的办法。食品票如瘦肉、食油、一些水果、一些酒也通过和国营商店售货员的关系获得。一些生产性的商品，像原料（如钢铁、木材、水泥）和机械也是短缺商品，工厂经常依赖和生产部门上级单位的关系获得充足的原料供应满足和超过生产的需要。个体户、小店主和摊贩则依赖与工厂供销科或国营商业机构的人的关系以批发价取得供他们零售的商品。在90年初，家用电器生产过量，很容易从国营商店取得，人们就不再需要通过关系取得它了。

找工作、换工作、提升

统管一个单位干部和职工安排的人事科或“组织科”的干部，或者单位“劳动科”和市政府的分支机构的干部，经常是别人拉关系的对象，特别是“待业青年”拉关系的对象，这些待业青年多是高中毕业或者是插队回城，暂时还没有被街道居委会或市劳动局安排工作。对这些青年，搞关系是找到工作的基本手段。搞关系对安排上一个轻松的办公室工作，或有技术培训机会的位置、有升迁可能的工作也是重要的。关系也能导致派往单位的不同，进入国营企业，工作保障和福利待遇都较好；而被安排到小型集体企业，工资和待遇都低，工作也辛苦。

换工作单位和提升这类难题也经常通过拉关系的途径来解决。举例来说，有两个干部，其中一位在一家工厂任副职，另一位是第一把手，这两人可以交换好处。副手可以为正职的儿子写个条子交给负责人事的干部，他就会将这个儿子提得比别人高。这种活动叫做“递条子”，已经成了常规。一度也是舆论反对的对象（《人民日报》1983年11月6日；1983年11月8日）。为了回报副手给儿子找到新的工作，第一把手可能在适当机会推荐提拔副手。

为了异地调动

国内不同地区的工作调动受到严格的行政控制，比本地单位间的调动要严格得多。为了限制城市人口的增长，官方政策从1959年就实际禁止农村或小城镇的人口进入大城市。结果许多已结婚的夫妇和家庭不得不短暂分居，尽管80年代有了一些解决这种处境的意向。每个居民的迁移被精细的户口制度限制着。从1958年开始确立的这个制度，使每个农村和城市家庭都要到当地公安机关登记所有成员的户口。出生登记给予他在这个村庄和城市的一个区内生活的权利。没有填写家庭转地登记，家庭成员不得迁居到另一个区、城或省，这是一个漫长、艰难，又经常是不成功的官方程式。在另一个城市短期访问，经常也要登记“临时户口”。从大城市移往小城市或者人们不愿去的地方经常是被许可的，甚至受到鼓励。

进一步使变换居住地复杂化的是，户口制度建立在每月粮食和其他食物配给的背景之上，这些配给只在个人居住户口所在的城市特定地区或附近发放。这意味着一个人如果要变换户口的地区，他必须与新近入地区的粮食局搞关系，以取得每月的粮食定额。在90年代早期，粮食配给已毫无意义，因为粮食很快能从市场上买到。

作为“文化大革命”的恶果，许多上山下乡接受农民再教育的知识青年拼命的要返城（Bernstein,1977），许多大城市户口登记的压力骤然增加。农村经济改革的结果是把农民从土地上解放出来，大批原先住在农村的农民也想迁居到城镇和城市。从70年代开始，搞关系开始成为规避严格控制的异地调动的重要方式。

因为获得异地迁居的许可对碰到这种事的人是最重要和最难的，请客送礼就成了关系策略的节目的一部分，能花掉好几年的积蓄。一个叫袁大华的工人告诉我，他有一个朋友想从太原调到北京，他说进入像北京这样的城市，时价大约要2500块钱的礼品。一个每月工资60元的人每月要储蓄15块钱，13年才可以攒够这么多钱。通常一个人能从亲戚朋友那里得到慷慨的帮助。一个北京工人1983年为了把住在城郊农村的兄弟弄进北京，至少送了1500块钱的礼。常送的礼品中包括奢侈品，如录音机和电视等。

看来在省内调动花费相对要低一些。江西省的一位工人告诉我，在1983年，他送了300-400块钱的礼从一个地级市调到省会南昌。他描述了他亲身经历的调动过程。首先，他要从单位主管那里取得亲笔的证明，同意他离开单位。其次，他要得到接受他的南昌市劳动局的同意，还有登记户口的公安局的同意。在这个过程的一些环节，他也要得到省级劳动局的认可。每一步骤和每个行政部门，他都要拉关系，所以整个过程拖了很多年。即使有关系把这些官样文章办得快些，人们也要花去半辈子的时光才能变动他们的工作地点和居住地。

出国，不论是访问、学习、移民，也极端困难，要用关系让自己的单位放行，排队等待办护照的名单慢慢往前靠。一个大学生想靠他在市公安局的关系取得去香港探亲的许可，他说，80年代中期去香港旅行的正式排队的等待时间是三到五年。

保持身体健康

在中国城市，有工作单位的人一般都享受国家提供的低收费的医疗。一般的小病就到单位的医务室看，这种医务室几乎每个单位都有。有了大病或要动手术，他们就去“合同医院”，这个医院与单位有协定，为自己的单位职工看病。但仍有许多情况要运用关系保持个人身体健康（钟实，1982）。要进入好医院，医院病人已经满了，或者需要关系进治疗特别病的医院。合同医院经常不是最好的医院，对一些疑难病症也没有专门的治疗手段，我的一位朋友得了一种癌症，被安排进一家级别很高的军队医院。这家医院治疗这类癌症声誉正隆，他能进去，只是因为他爸爸的一位朋友在那里当院长。我自己也能让一位著名的老中医为我看病，因为我的一位私人朋友在医生繁忙的计划中为我安排了预约。直到今天，他开的处方仍具有持续的效果，这证明了为什么有那么多的病人找他。

医生是人们培养关系的重要对象，因为除了提供医院的床位以外，与医生搞好关系会使他得到的治疗完全不同。给有关系的人看病时，医生会认真听病人的讲述，给予很好的治疗。没关系的人，医生马马虎虎半心半意地就打发了。不仅如此，医生还是取得稀有神效的药品的潜在资源，这些药品一般得不到。他们还能开出病假条，让关系户休几天病假。这种经常以取得药品为特点的关系学，被官方报纸说成是“医疗行业的一些人缺乏职业道德，耽于宴请，接受贿赂。对亲戚朋友、熟人、关系户，他们打开绿灯，随意开药品和病假条”（《北京日报》1983年8月25日）。向要保命的病人收取贿赂的冷血医生和出于个人关系的义务为病人耐心治疗的热心医生之间的界限是很难描述的。既然医生在国家负荷沉重的医疗体制中是有权力的角色，他们的工作等级和工资水平又与这个角色不相称，所以他们既受到焦急的病人的拉关系的围困，也就势必要参与医务领域内拉关系的活动。

搞房子

中国城市的大多数住房不是市政府分配，就是单位分配。经过国家的减免，房租很低，（80年代中期，每个月只有2-6元）因此，房租在每个月家庭收入中只占相对很小的比例。住房建设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实际停止了，因此北京80年代中期住房短缺。尽管从1979年以来市里建了不少新的公寓房，许多年轻男女因没有住房不能结婚。在经济改革期间，许多男女转向正在兴起的经济市场中寻找解决自己住房问题的办法。在1984-1985年，我调查过三个月的北京印刷厂，大约有十对青年夫妇住着租来的城郊农民房，不得不交每月高达15-30块钱的房租，这大约是一个工人月薪的一半。这说明尽管往往是灰心失意和遥遥无期的等待，取得国家分配的住房还是人们最期望的，也是最便宜的方式。

不论是从单位取得住房还是从市房管局取得住房，通过关系的活动还是能让一个人很快取得成功。要修理住房，一个人也必须和有权力的房管局的人建立和保持关系。在任何事情上都不触犯他们。这样，房管局的主管和职员与单位主管一样成为经常搞关系的目标。

找政治靠山和提拔

在一些场合，关系学在为个人找政治靠山中也很有用。这发生在一个人的政治行为招致潜在的批评，或者一个人为了防止自己被同事和上级背叛的时候。人们一般很少可能揭发给自己许多好处的人。在中央发动政治运动的浪潮以后，革命后的社会出现了揭发的浪潮，这期间出于意识形态纯洁性、行为的步调一致、团结群众声讨和打倒他们中的“阶级敌人”的要求，人们达到了狂热的顶点。在这些政治运动期间，尤其是其中最大的一次“文化大革命”期间，声讨越有力，对阶级敌人越痛恨，就越能使自己免于成为革命群众的斗争对象，个人义务和恩惠的伦理几乎没有任何分量。看起来在这种紧张的时期内，关系学不是一种可以依赖的政治保护形式。

但是在政治宽松的时期，当每日社会关系中的相互声讨和政治紧张沉寂下来时，关系学能在政治地位上更有效。尽管80年代是宽松的年代，我那时做的访谈和相互交流，表明人们对密报者或给他们找麻烦的“打小报告的人”仍有戒心。他们仍警惕着不冒犯身边的任何人。这种顾虑也使得人们和一些可能会伤害他们的人培养关系，建立作为一种政治保护形式的恩义关系。

关系学甚至是入党和晋升的一个因素。一位中年知识分子看到，在他工作的科学研究所，礼物和好处对党员发挥了作用，结果几个人入了党。但是既然已涉及党内活动的事，即使在基层也是敏感的，我不能更清楚地描画关系学是怎样经常在党的活动中扮演有影响的角色。

乘车

司机经常是普通人。80年代前五年，小轿车相对还不多，司机比工人享有更多的社会特权，因为他们有一技之长。不仅如此，他们经常用单位的车为关系户效力。可以采用的帮助形式有：在工作期间或在工作时间以外捎带朋友或朋友用自行车和公共汽车搬不了的大件物品。1984年的一个星期天，我乘计程车去一个工人家里参加他的婚礼，在那里我对司机受到的待遇这方面有了形象的认识。工人家不让我把司机放走，执意要让这个从未谋面的司机参加宴会，亲切招待他。我们离开时，这家人围住司机，把他当作朋友邀请他再来。

在北京，三等硬座车票是很好买的，但长途旅行非常难受，经常车厢挤满人只能站着过夜。二等硬卧铺票总是短缺，因为所费多不了多少，就有自己的床可以坐卧。不用说，买到这些票经常需要关系。

一个北京的朋友描述他如何买到一张硬卧票。首先，他先找他母亲，她在铁路医院上班，在他所认识人的中间，只有他的母亲和火车及铁路的世界有接触。他的母亲给北京火车站的熟人打招呼，这位熟人将她儿子的名字写在一张纸条上，然后亲自给火车站的售票员打电话交代好。这位儿子然后拿了这张纸条到车站的特别售票口出示纸条买票，在1984年火车站确实有特殊售票。专门卖票给关系户或有关系的人。买飞机票、船票或渡船票也都可以通过关系。

获得更好的教育

1978年以来，由于教育对一个国家的重要性变成了官方和社会的共识，教育成为向上流动的重要途径，并获得了优越的地位（“文化大革命”期间受过教育的人受到怀疑和蔑视），关系学也在获得好教育中扮演了一个角色。同时，教育中的关系活动被正式考试程式的体制所剥夺了。1977-1979年，政府重新恢复了客观性的统一的大学入学考试，同样的考试可以使人进入名牌高中、初中，甚至许多刚建立的最好的小学。有关系，在“文化大革命”后期对选择“工农兵大学生”是重要的，现在对进大学一点用也没有，但是却可以在两个考生分数相同的情况下作出不同的选择。关系学在让孩子入托儿所上也有用处，特别是进一所设备较好、阿姨训练有素的托儿所。在工厂，关系有时会影响到选择工人参加工厂和市区政府举办的技术培训，这种培训名额有限，只有少数特殊的工人能参加。

享受娱乐活动

关系的技巧也被用来取得娱乐或文化活动的票，像轰动一时的电影、戏剧、体育比赛、音乐演出等，或者是对观众有一定限制的节目。1982年，中国刚刚对外开放不久，我很吃惊地听到一个工人说他看过“内部电影”，这些外国电影有《星际大战》、《超人》、《欲望街车》、《教父》、《现代启示录》（这部电影在单位放给干部看，解释的理由是这部片子揭露了美国军方的战略）。一些大城市，像北京的研究单位可以把这些片子放给有限的研究外国情况的观众看。这个工人不属于放片子的研究单位的人，但他能通过关系要到入场券。一个工厂的工会主管告诉我，他是如何与附近电影院卖电影票的人培养关系，所以他经常能为工厂工人弄到好电影的集体票。没有关系，一个人想看演出和体育比赛要排很长时间的队，实际买到票的机会很少。

看门人的社会

在报纸发表的一首诗里，作者讽刺了社会上所有的看门人，他们不仅阻碍别人入内，而且要过路人留下“买路钱”。

路卡

（并非是对交警的讽刺）

身坐交通亭，管开红绿灯。

四面车辆来，鸣笛要通行。

让过不让过，看你灵不灵。

只要送上礼，马上开绿灯。

谁要无表示，红灯最无情。

消防救火车，无贿也得停。

喇叭震天响，权当耳朵聋。

不留买路钱，休想过岗亭。

（《文汇报》1983年4月15日）

交通岗亭阻碍和限制车流的比喻说明社会被大大小小的机关层层设卡、搞得如同蜂窝般错综复杂。这些机关控制着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并由看门人把守，他有权允许和拒绝一般人的进入。每个生活在中国大城市的人，尤其是北京人，或许能记住相当一部分呆板的看门人，他们把守着所有主要工作单位、政府机关、工厂、学校的大门。看门人用怀疑的眼光看着进进出出的人们。看他们的身份证和工作证，问话时不怀好意，态度蛮横。“你哪的？”意思不仅是“你从哪个单位来？”也有“你是干什么的？”报纸上一篇题为《门僚》的抱怨文章正好符合我的观点。

我经常碰到值勤的人面孔铁青，他们打量着每个“路过”的人的脸，挑他们的毛病，有时仅仅是对他不够尊敬或其他一些小过错，他就会严厉教导和训斥别人，让他们出去。门卫是政府机关的窗口，人们在门口第一次受到冷冰冰的待遇，他也自然会想里面是否“更冷”。（《中国青年报》1984年12月13日）

在看门人的模式里，社会被一系列门岗哨卫所的无数区分内部和外部的边界分隔和切碎了。每日生活中的看门人包括许多类型的卫兵：商店售货员、办公室职员、房管局干部、劳资科干部、售票员、护士和医生、电工、图书馆管理员、公安人员。所有这些人都有一定程度的建立在个人的忠诚、义务、利益之上的用以进行资源分配和服务专案的决定权。这些看门人经常变成“收费员”，他需要个人好处和明目张胆的收费的刺激，才让安全过关。

既然在这个社会中门卫太多，最好经常对管开门的一些人客气点，特别是要立刻办事的人更须如此。办事最巧妙的方法是弄到无数的官方介绍信，上有官方同意的大印，以及不止一个官僚机构的各级部门的主管批准。这在我到工厂考察时就领教过了。一位中年知识分子用了一句谚语，描述一个人从调工作到住房安排，如何必须得到权威人物和有影响的人物的同意，让他们盖上大印。

每个菩萨都要烧到。

这种对官员和有影响的人物的描述，令人联想起对中国传统流行宗教对神祇的实际态度。农民向神祇祷告、祭献，是为了求他治好家人的病、赐福生子，或祈祝五谷丰登。在过去，求神和菩萨要看神是否法力无边、对一个人是否应验。如果祈求实现，对神就会香火不断。如果神不灵验，人们就会向另外一个神祷告祭献（Ahern,1981;Wolf,l974）。

中国社会的看门人模式表明了这个社会系统的两个突出特点：一方面是直接负责指导、调节、分配，维护物资商品、人员和机会的官员和管理机构的多样性；另一方面是个人关系以及用以打开由那些人把守的无穷无尽的大门的物质诱导手段的重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