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录

“关系”的韧性及其新运作空间：对新近“关系”研究的批判

1981年，我初次来到中国进行关于关系学（我称之为“礼物经济”）的田野研究，当时中国刚刚从“文化大革命”的动乱中恢复平静，并开始重新与其周围的世界联系。我在田野调查和写作（以下讨论都是基于此书，不另说明）一书认识到我的民族志研究需要揭示这段正在发生的历史。这种实践使得对人类行为的解释和表征变得非常复杂和困难。因此，对“关系”的研究将永无终结。由“关系”形成的社会现象在波动的历史流中不断绵延，同时它也在中国引进资本主义后在适应新的社会制度安排中表现出韧性。在解释“关系”文化和“关系”实践中的新颖和转换模式中，仅仅发展一种同当前对比的前改革、前革命或前现代的意识是不够的，研究者必须继续深入，不怕艰难，找出“关系”在未来社会前进的方向中所发挥的作用。但是遗憾的是，新近的关系学研究仍然落入现代性绝对性叙事的既定藩篱，而不是将未来看作一种是由当下的各种文化资源、模式和倾向所型塑的一种开放的不确定性、偶然性和未知性。我希望在此可以就新近的一些关系学研究提出一些自己的看法。

我的这本书旨在揭示在1980年代中国经济仍然由中央强力控制的背景下关系学的社会意义，主要锚定关系学和国家再分配权力的关系（petty）。如今弹指20年已过，中国已经步入新的社会模式和权力形式，而这些在本书写作时期的政治背景下是不可能的。当下的中国商品不再紧缺。与此同时，只有中产阶级和更为富裕的阶层可以购买大量的商品。国有企业的地位和数目的不断下降和失业率的增加仅是中国在2001年加入世贸组织（WTO）的一个征兆而已。随着国内经济的不断发展，新的富有企业家和投资者阶层开始涌现，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对外国资本的需求相比国内企业家、管理者和官员（这些人的社会分类非常模糊）中流转的资本可能变得不那么重要。在这种新的商业社会中，我们需要重新审视资本主义和相关实践和制度及其新型的资本主义发展型国家（capitalist developmental state）与关系学的关系，而且我个人认为这种关系绝不是事先规定的（pre-ordained）。

在接下来的文章中我将批判性地审读最近在中国新市场经济背景下“关系”研究的新走向。本文最初是在1999年10月参加由高棣民（Thomas Gold）组织的，在加州大学伯克利校区举办的关于“关系”研究的研讨会上宣读的，但该文章没有在会议论文集中发表。2001年11月，我修订了该文并定于在《中国季刊》上发表。

“关系”走向式微？

让一位学者感到荣幸的事情是有人仔细阅读——并大量引用——他/她的作品，伽瑟瑞（Douglas Guthrie）在其论文《中国经济转型中的“关系”式微的意义》（该文后来成为伽瑟瑞1999年著作中的第八章）中引用我的拙作。

伽瑟瑞主张：在中国经济改革中，国家建立适当的法理型制度，“关系”将在中国的城市工业和商业界逐渐衰落。虽然我很荣幸伽瑟瑞引用我的作品，但是我发现他只引用了我作品中的第四章而已，而且据此他延伸出一个与我的作品在概念、哲学思考、方法论和关键观点上截然不同的研究项目：我的书是考察后毛泽东时代的城市社会普通民众日常生活中的各种互动形式，而伽的论文只是讨论城市国有企业，尤其是直接隶属于上海市政府的大型企业的管理和其中小部分精英群体。

在哲学概念上，我试图厘清国家社会主义秩序中不断变化的权力关系，而伽只关心“关系”一次词使用频率的上升或者下降这个经验性问题。在方法论上我们也迥然不同：我采用的是参与观察和在各种非正式场合下与被访谈者的“自由散谈”，具体地说，我们的区别有：

方法在一个脚注中，伽瑟瑞表示自己反对使用“常人方法学家”（ethnomethodologist）所主张的“不断变化的情景导致研究主体产生不同反应”“极端相对主义”。伽瑟瑞的学术源泉来自那些诸如“实证主义者”和社会科学家，“研究主体的言行作为理解社会世界的证据”。

伽瑟瑞不是在西方世界进行正式访谈的，而是在一个刚刚接受西方社会科学田野研究的中国社会中。许多中国人都熟谙关系学，但很少有人公开承认它的存在。关系学的公共话语中有一种在恰当或不恰当的行为与绕过规章制度之间的一个“灰色地带”。进一步讲，关系学腐败或行贿受贿，这些现象在改革中不断增加，导致普通民众怨恨满腹，已经成为中国中央政府发动多次运动，着力打击的目标之一。

实际上，腐败或行贿受贿可能是“关系”文化、官方文化和货币经济相互角逐的结果。虽然伽瑟瑞不遗余力地为其研究方法论镶上科学社会学方法的“金边”并详细的抽样说明和统计图表；但是他在工厂公共空间中与两个小时的访谈是在有在场的情况下进行的，这几乎摧毁了他所有精心设计的抽样技术，并使他的研究结论产生很大偏差。因为与被访谈者结怨的工厂耳目很可能会发现这些在接受访问，然后把他们对外国人（即伽瑟瑞）说的话。所以在这种工厂的公共空间中，不会回答一些关于他们社会活动的敏感问题。

伽瑟瑞写道：“我所研究的每一个工厂的实际情形，虽然两个小时的访谈还谈不上什么民族志研究，但是使我可以在工厂经理那里得到的材料与工厂的实际情况”。如果伽瑟瑞真的想研究“关系”是否式微的问题，他应该去的家、商业宴席或者夜总会，而不是工厂的公共空间。关于这一点，王达伟（David Wank）的研究更有说服力，他的厦门企业制度的研究建立在与企业家和官员的长期联系上，并对他们使用的形容国家企业关系的语言给予了足够的重视。

有一种普遍的看法认为关系学与古老的个人忠诚伦理和感恩观有关。处在一个由西方舶来的一个线性目的论主导下的现代社会中，这种看法经常被视为是“落后”的。当西方拿着码尺测量中国社会（他者）的落后和现代的程度时，后者总是积极配（迎）合以呈现出其“现代”的一面。因此，作为一名在中国作研究的白人学者，伽瑟瑞没有认识到他的研究对象可能将他对中国关系学研究的兴趣视为一种挖掘中国工厂秩序中传统的、“封建”的、非理性的和令人尴尬的一种努力。由于没有考虑到他的研究的历史定位以及在中西权力关系之间更大的个人定位（可以在关于现代性的话语，在国家、文化和种族的关系历史中发现这点），伽瑟瑞的研究结论信度不高；同时伽瑟瑞虽然记叙了自己也遇到一些认为“关系”越来越重要的被访谈者，但是他对此语焉不详。他把其所有的研究结论和引用资料建立在那些相信“关系”式微的访谈对象上。

“关系”的韧性及其新运作空间虽然我对中国改革时期“关系”运作的新空间和其式微都持谨慎的态度，但伽瑟瑞大大简化了我的观点。他认为我仅仅强调“关系”。他引用我的书指出：“‘关系’在经济转型时期作用不断上升”，这显然是一种断章取义的理解，我的本意是说“关系”的重要性在“文化大革命”时期已经上升。准确地说是在“文化大革命”中得到发展然后在1980年代迅速与货币经济发生勾连：某些生活领域其作用确实下降了，但是在别的领域它找到了新的“沃土”。虽然伽瑟瑞承认我的研究主要针对更大的社会整体，他本人却仅仅专注于工厂的管理然后又表示他的研究结果可以在工业领域之外得到印证，这从他批评来自美国的华裔社会学家边燕杰过于强调“关系”在国有企业和整个国家劳工市场中求职中的作用中可见一斑。我作品第四章关于关系学新近历史中清楚地指出虽然“非个的货币经济已经开始取代由礼物和恩惠组成的情感关系”，但是关系学也找到了“新的殖民地”。在1980年代和1990年代早期的商业化经济中，我发现关于“关系”使用的旧有背景不再那么普及了，但是出现了诸如依靠“关系”为商业公司寻求和维持原料供应的新背景。回首我研究“关系”的这些年，我发现“关系”发挥作用的新领域有：获取护照和协助出境、“统包统配”取消后和失业增加下的求职、寻求海外亲戚经商或者移民、为新的经济实体或购房寻求贷款帮助以及吸引海外华人投资等等。

实际上，很多证据表明，随着新消费经济的巩固，“关系”实践已经从对消费商品的攫取和日常生活品的供应转移到更为严格限制的其它领域——而这恰恰是伽瑟瑞宣称“关系”作用下降的领域。“关系”在商业和城市工业领域开始盛行，不管是在私人企业家中，在私人企业家与国有企业管理层中，还是在企业家与官员，尤其是地方官员的关系中。先前的稀缺物品比如电视机、火车票、餐位、瘦肉和托儿所服务现在都可以通过市场得到，普通民众无需在这些领域实践“关系”；但企业家和经理阶层中，这些需要与国家经济打交道的商业领域中，官员控制着国有部分的相关合同、进口指标、银行贷款、税收优惠政策、有价值的市场信息和有影响人物以及相关法律规章的免除等。在这些新经济领域，“关系”找到了它发挥作用的新空间。

后社会主义的俄罗斯可以作为理解中国目前“关系”演进过程的一个参考案例。这两个社会虽然来自不同的历史文化背景，但它们都实行中央指令经济体制，都没有实行市场经济，都有非正式交换和“关系网”运作的实践。Alena Lenenova，一位来自伦敦的俄裔社会学家，基于她1990年代对俄罗斯城市的访谈翔实地向我们描述了“blat”，即苏联时代和后苏联时代基于恩惠的私人网络和互惠的关系机制。后苏联时代，国有企业的私人化比中国更彻底、更迅速，其“blat”的运作如Lenenova所说：“已经超越了先前的领域，审视这些变化非常重要，但审视“blat”的连续性——这种非的交换形式对新形势的适应——亦很重要。她通过访谈发现“blat”在私人消费领域不再有用，但是在需要与负责“税收、海关、银行业和地区行政事务”官员打交道的商业界影响颇大。这种转移意味着“这种超越苏联政府限制的‘blat’很可能给国家经济带来破坏性的影响”。如今腐败已经成为俄罗斯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blat”起初是让普通民众的生活压力在森严的国家指令经济中得到合理缓解，它基于个人伦理，其对社会平等的伤害被限制在个人消费的浅层领域；如今，"blat——腐败”实践中的逐利动机和金钱算计以及商业与官员之间的“blat”和地下犯罪对俄罗斯整体经济发展产生更大的破坏。

伽瑟瑞所否认的关于中国腐败问题既不符合当时中国共产党总书记江泽民的看法，也不符合经济学家何清涟的观点。前者《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80周年大会上讲话》中将“腐败”作为讲话的重要内容之一；后者认为腐败行为越来越显示社会不公和财富过多地集中在少数人手中。何清涟将腐败问题与“关系”等同，她认为“关系网”在中国改革中发挥着顽固的作用，它不仅是商品和资源再分配的主要手段也是财富集中以及将公共财富落入私人之手的主要工具。随着“关系网”深入所有的商业——工业活动比如“建立新工厂、购买原材料、产品销售、技术指导和员工培训……可以说当代中国的企业管理者中——不管是在国有企业还是乡镇企业——无人不认识到商业和工业中非正式社会关系的重要性”。

如我拙作所言，“关系”和腐败或者行贿受贿是有区别的。前者建立在人情和长期的义务和相互连带关系上——而不是物质利益交换。而在后者中，社会关系是一种手段而不是目的。随着“关系”实践的对商业领域的不断渗入——商业利益促使企业家必须与控制企业发展的官员打交道，明晰的物质金钱算计和货币价值交易量度使“关系”转变为腐败。这里我并不是说，“关系”作为毛泽东时代的文化遗产使得中国必然腐败或者不能实践法理价值，而是说，考虑到后社会主义的俄罗斯与中国都有腐败的问题，“关系”不可能简单地被新的法理机制所取代。相反，一个更为准确的看法：在资本主义和发展型国家的关系中，“关系”文化导致商业——政府领域腐败的增加，它与的国家法理机制“齐驾并驱”。我认为一个更为中肯的研究路径是：“关系”实践已经改变并适应了新的发展状况，我们应据此分析其在新社会秩序中不断变动的意义。虽然在毛泽东时代和1980年代，关系学给普通民众的个人生活带来福利；转入腐败后的关系学为官员——商业阶级提供利益，这一部分人静悄悄地集中公共财富，伤害的是整个社会。

改革时期一个毫不稀奇的新“关系”实践来自商业领域中为“关系”培养对象提供女性“性”服务。改革在大城市中催生了大量的男性商业文化，到处都有来自海外华人和日本男性娱乐文化元素的输入，还有他们的商业娱乐机构和设施等，比如卡拉OK、舞厅、夜总会、桑拿、KTV包间和按摩。据Everett Zhang1995年对中国私人企业进行的访谈，“勾兑”（goudui）是商业圈中新出现的用来培养与官员或商业界朋友“关系”的一种新概念。它指的是这些人一起享受夜生活。单是礼物和宴席在这些新“关系”实践中是不够的，现在主要是享受夜晚与女性“性”生活的欢愉，用这种女性“性”服务来加强“关系”更为适合。这样的夜晚通常由为官员准备的宴席开始，然后有女性陪其跳舞、唱歌或者桑拿；有时候宴请之人也会为官员“召妓”。据1992年的调查，因为中国十之有九的企业家是男性，“性”的商业化主要是女性为男性服务。这种新的“勾兑”文化使中国的商业“关系”实践更加接近台湾和日本，这方面已经有相关学术研究。在日本，大公司经常为其男性雇员为招待客户或者商业往来中在夜总会（这些地方可以“召妓”）的开支“买单”。在台湾，政客和官员常一起喝“花酒”。这些男性主导的交往使“关系”和相互信任得到增强，生意也就自然可以落实。与法理机制的实施产生同样重要。

伽瑟瑞在上海研究的国有企业和大型的与政府科层体制联结的公司在整个中国的工业——商业发展中数量极少很可能在中国加入WTO以后数量减少。中国各省或者乡镇中有许多小型或者中型的集体企业、有海外投资的合资企业、私人企业、家族企业、地方政府企业和股份公司；在城市和农村企业之间有越来越多的互动、合作和贸易。因此，在我们宣称经济改革时期工业秩序中“关系”作用下降之前，我们需要认真审视工业关系的多样特点。

实际上，由海外华裔企业家在中国大陆东海岸建立的工厂和商业的所谓“跨国的华人资本主义”（transnational Chinese capitalism）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伽瑟瑞所说的“‘关系’的作用在中国工业——商业秩序中下降”的论断不符合事实。早期支持这一研究领域的学者韩格理（Gary Hamilton）和顾定国（Gordon Redding）认为，华人资本主义与西方资本主义有本质的不同，前者是基于父式权威和个人信任——而不是法律制度下，基于人际关系和亲属的重要性——而不是个人权利下的小家庭公司文化。这两位学者也注意到华人资本主义公司的一个显著特点是：与美国、韩国和日本的资本主义（它们的公司往往有严格统一的等级制度）不同，它们规模较小，但是公司与公司之间的联系和网络紧密。华人的小家庭公司结构简单，时办时停；在一个更为持久的关系网络中，公司开张或者关门、合并或者改变运作方式以后，公司之间以及供应商和购买商之间的个人关系经常超越了公司本身的存在实体。

如今紧密的商业网络已经跨过了政治的界限，联结到海外的生意人如台湾、新加坡、东南亚和香港。Hsing You-t'ien称大陆商业人士为“官僚企业家”（bureaucratic entrepreneurs)（国有企业管理层和商业官僚）。关系学和个人关系的重要性在上述的网络中具有显著的社会特征，甚至在全球化经济中是华人资本主义的一个竞争优势。这些关于“关系”在海外华人资本主义的研究——加上与大陆经济的不断互动——已经强有力地向我们展示全球资本主义下的另一种不同的文化和制度形式的分化过程。这些论点挑战了西方法律契约资本主义和新古典经济理论的霸权模式和目的论发展观——这种资本主义没有认识到经济在社会制度和关系的不同历史形式中的嵌入性质。

然而，这些研究把“中国文化”或者“华人资本主义”特殊化（privileging），往往忽视了跨国资本主义中的伦理、阶级、性别、地区差异和张力。也有一种文化本质主义的研究路径认为中国的“关系”文化形成于资本主义过程之前——而不是在于跨国资本主义与国家经济的遭遇中——因而经久不变。对“关系”资本主义的学术研究肇始于中国大陆的对外开放，刺激了亚洲经济、海外华人对中国的投资和中国商界的发展。认识到这一点非常重要。如我在书中所说，关系学在“文化大革命”中得到发展以让普通民众的压力在令人窒息的国家秩序中得到缓解。这种缓解在经济改革秩序中有可能再次出现：跨国资本主义文化通过“关系”逃避国家权力以谋求自身福利获得生存空间。与此同时，这种基于儒人情的资本主义力量的表征和自我表征及家族原则常常“屏蔽”了它对工人劳动剩余价值的榨取。许多研究中国商业的学者承认这种“‘关系’资本主义”相比西方社会的异化的契约和个体性的资本主义更为人性化和高效率。但是，翁爱华（Aihwa Ong）注意到有一种“美化”中国人或者华人公司中对工人、家族成员和亲戚的“关系”暴力。除了苏珊·格林豪格（Susan Greenhalgh）外，很少有人讨论在经济发展中压迫女性的男性管理权力中的父式垄断。

当我们考虑西方话语和媒体对“关系”研究的掣肘时，对中国商界“关系”研究的非本质主义者的历史观点的重要性就显现出来。1950年代和1960年代的现代化理论中，中国的个人“关系”文化被指责为是落后的［如列维（Marion J.Levy）对中国“裙带关系”的研究］。1970年代“亚洲四小龙”经济出现奇迹性发展，中国经济发展也实现了两位数的增长率，人们开始讨论“儒式的资本主义”，把传统家庭和亲属联系视为一种发展的宝贵财富。亚洲在1997年出现经济危机之际，又有人提出了“裙带”（crony capitalism）来解释亚洲经济的低迷。考虑到上述这些“关系”和“关系”话语的政治学，我们最好把关系学视为一种在特定历史背景下的文化实践，其特点和话语在不同的历史场合和政治环境下有着不同的意义和不同的运作空间——而不是将其视为一成不变的既定的中国文化的一个元素。

权力

虽然我的作品主要考察现代国家权力和“治理”（governmentality）中“关系”的社会意义；伽瑟瑞只是讨论我中关于“关系”新近发展历史的一章，他仅仅关注描述“关系”的第四章而忽略了关于理论框架的第二部分。我认为“文化大革命”时期和结束后关系学的兴起是试图去颠倒国家权力对人们日常生活的控制，根据私人关系而不是政治评估来重新分配国家权力。因此，“关系”不仅仅具有经济意义，它也通过再分配国家经济颠覆了国家权力。伽瑟瑞的相对狭隘的经验研究忽视了“权力”的重要问题。如果他考虑到了权力，他应该注意到个不再反对市场经济和利益动机的发展型国家如何通过在毛泽东时代的法理手段。这样就可以和全球资本主义新自由秩序和话语联系起来，这些秩序和话语呼吁公司，尤其是跨国公司制定“透明”条款和提供法律保护。

伽瑟瑞也应该解释为何在他的访谈中，小型企业、合资企业和在行政等级中处于较低位置的企业往往强调关系学的重要性，而那些大型国有企业，尤其是直接隶属于上海市政府的企业“关系”作用式微，但是他没有。虽然他认识到“在行政等级中处于较高位置的公司比较低位置的公司具有更多发展优势，部分是由于前者与控制城市工业经济的国家行政机构靠得更近，所以它们不需要‘拉关系’”；但是他毫不理会关系学在未来发展重要性，认为这只不过是公司在过去指令经济等级位置中的“路径依赖”罢了。不知道什么原因，伽瑟瑞没有解释经济改革为何仅仅导致在行政等级制度中较低的公司，或者在行政等级制度之外的公司（比如私人企业和海外合资企业）去挑战只给等级制度高的公司带来利益的指令经济链，并利用“关系”为这些企业“暴发户”（upstarts）谋利。实际上，中国加入WTO以后，不断增加的国外竞争压力会很快使官方对国有企业的庇护和政府保护受到严重挑战，它们所享受的垄断利益也会受到威胁。

布迪厄（Pierre Bourdieu）关于“支配的个人战略形式”（personalstrategic mode of domination）和“支配的客观制度化形式”（objective institutionalized mode of domination）可以为中国的“关系”权力提供一个有用的解释框架。前者指个人的直接符号支配，需要不断得到更新和维持（比如关系学），主要在前国家（pre-state）社会中或在个体不能依靠一个可以例行化和合法化制度权力的稳定的自我生产的支配结构组成的现代社会中；后者则包括获得头衔、学位、科层部门的职位和财产等制度设置。伽瑟瑞关于大型国有企业的工业管理层研究锚定的是高层行政部门，只能依靠支配的客观结构——不管是来自科层组织还是市场机制的特权；因此不需要诉诸于关系学这样耗时耗力的个人或送礼策略；但是这样有特权的情况毕竟是少数，伽瑟瑞关于关系在中国城市作用式微的论断没有考虑到中国其他数目巨大的企业、经理、企业家和其他商业人士。

虽然制度的支配不需要实践“关系”，但是在有影响的同学或同事圈中，它也给个人带来社会资本。伽瑟瑞的被访对象——国有企业的经理虽然宣称自己不“拉关系”，只是说自己平时的“关系”就是在商业界结交一些朋友而已。但这犹如1950年代美国的一个男性常青藤联盟校友会会员否认自己从联盟所给予的“老男孩网络”和机构优势中得到利益一样。斯马特夫妇（Alan Smart和Josephine Smart）认为伽瑟瑞对“‘关系’实践”和“关系”的分类犹如把“关系”分为“好关系”（自己做的事情）和“坏关系”（别人做的事情）一样都是不正确的。

因为中国大多数的工业——商业秩序由小型或中型的企业组成，它们处在城市行政设置的底层或者在乡镇地区，越来越多地成为乡镇企业、合资股份企业或者私有企业，“关系”是它们进入法理型客观支配形式的便利手段，而且没有科层制度背景的海外投资者也必须依靠“关系”去打通中国科层制的“盘根错节”。如You-t'ien Hsing对台湾在大陆东南海岸的鞋业研究所说，台湾投资者通过与当地政府的关系把他们的工厂与全球化经济联结起来。这些地方政府皆处于垂直的国家行政等级制度中的底层，如今它们获得了越来越多的独立于中央政府的权力。

认为中国从国家指令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过程中，关系学的式微是一个单边单向的运动，不去考虑“关系”变迁兴衰的权力变量，这使伽瑟瑞落入了我们所熟悉的“目的论”的误区。这种目的论假设在现代制度中更有效率、适应力更强，并将理所当然地取代无效和浪费性的私人关系。斯马特夫妇再次指出：考虑到美国社会繁琐的法律秩序、昂贵的法律和诉讼费用，我们没有理由认为“关系”社会是无效的社会。如果1960年代西方的现代化理论被批评为是褊狭的经验主义并裹挟着功利主义的意识形态、工具理性和欧洲中心主义（认为现代性只有一种形式），那么我们现在必须警惕另一种新的现代化理论。自由现代化理论认为的随着现代理性世俗化秩序的“挺进”，宗教必然衰落的预测已经彻头彻尾地失败了：新的宗教和新原教旨主义形式的宗教力量开始在全球出现，有的如宣扬穆斯林必须回到他们的宗教并在政治上统一起来的伊斯兰主义者（Islamist）一样，直接加入到与世俗化的理性现代化的支配形式的战斗中。虽然如此，现代化理论和新自由的“雄心”及其试图解释的“壮志”一直顽强地存在着。奇怪的是在伽瑟瑞的讨论中他没有提到韦伯（Max Weber）。虽然韦伯对理性化理论的影响颇大，但是他对权力和政治的问题非常关切，并对不断亢进的理性化忧心忡忡，他警告我们理性化会导致“铁笼”（ironcage）。而仅仅于经验调查。

在伽瑟瑞1999年著作中，他修改了文初提到的那篇发表的文章，在这个新版本中，他认为相比其他国家，中国的商业和工业部门不再有私人关系和腐败，他反对一切关于“关系”重要性的论断，坚持认为中国在实践控制上卓效显著。看起来，只有这样论断才能承认中国的先进性及其有资格跻入世界工业强国之列。然而这种“成为西方的就更好”的观点先入为主地认为在现代世界中只有一种可行的制度和文化模式，其他的经济和现代性的替代模式都不可能。这种认为“中国好像西方，或者中国正在成为西方”即是为中国服务或对中国表示友好的看法是错误的。西方这么多年的针对非西方的问题解决之道（现代化理论，马克思主义）要么被复杂社会的“暗礁”所摧毁，要么因为没有认识到本土力量可以扭转舶来的理念而带来很大破坏，要么摧毁了本是现代性重要组成部分的传统力量。

在这种情况下，对中国制度、文化和历史具体特点的谨慎分析理解中国在全球资本主义背景下的新发展浪潮，同时又免于重蹈由西方在过去强加给非西方的错误的悲剧性的覆辙。

认为法理控制是经济运行、生意往来、腐败防范或者中国其他问题的唯一解决之道的假设忽视了权力的另一种模式所带来的危险；这种权力基于工具理性、西方法律财产体制、西方技术和对人类关系的连带和义务置之不理的一个笨拙的科层制和市场。我们不能事先认定法理体制可以打击腐败或者保卫人权；是的，法理体制可以做到这些，但是从历史上看，它还可以做更多的其他事情。在西方，法理体制促进了财富的集中和大型公司利益的攫取。从西方商业利益来看，中国必须防范上述这种财富的集中，进一步讲，我们不应忘记中国文明发展并不缺少法理体制（虽然公民“权利”观点没有得到强调）。早在公元前221年的秦朝，中国就是一个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当时秦朝根据法家哲学和“治国术”，通过打破亲属连带价值的法律和惩罚来监控和控制人们的生活以构建一个强大的国家。改革时期的社会保安机构精通法律，但经常不是为了保护公民的权利，而是去系统合法地实施国家特权。

中国进入经济改革以后，我们不能忽视“关系”文化的遗产。它既有积极的一面又有破坏的一面。我们需要审视“关系”如何导致腐败，同时又可以避免在一个被法理体制统治下的财富集中的合理性问题、非的异化和社会成员原子化问题。至少在中国，因为财富集中被看作是由腐败引起的，其经常被视为是的；而在西方由于法理体制的保护，财富集中通常可以接受。

“关系”：资本主义下的适应机制

中国关系资本主义（建立在新的市场和供给渠道上的私人网络组成的小而的公司）与哈维（David Harvey）所说的自1960年代以来全球资本主义开始朝向“灵活积累”（free accumulation）转型。这是一种与伽瑟瑞所认为的“关系”作用下降的相反的观点。

哈维所说的是一种新的资本主义生产模式，它不是繁琐的等级制度、巨型投资和存货清单，也不直面大型的垂直等级的科层公司，而是实行分包合同和小型公司体制，这样在与新市场的激烈竞争中可以更灵活地改变产品和销售方式。这与伽瑟瑞的观点截然相反。因为私人网络——而不是客观的法律和制度结构——促进了新型资本主义的发展。伽瑟瑞所描述的大型国有企业并不是中国经济未来发展的主流。阿普尔鲍姆（Richard Appelbaum）发现“关系”资本主义与“灵活积累”的要求和商品产业链之间具有正向的显著意义。随着世界转入多中心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西方不再是第三世界边缘中唯一的支配中心），新的发展将会挑战资本家的霸权。这种看法并非凭空杜撰。日本经济历史学家Takeshi Hamashita认为，早在15世纪，亚太地区的地方世界体系已经以围绕中国的方式进行，当时参与的朝贡国家有日本、朝鲜、越南和其他卫星国家。欧洲资本主义随后的进入只是在此基础上的继续推进而已。考虑到中国帝制晚期遍布东亚和东南亚的商业网络与中国最近的经济增长率，将创造一个与目前世界体系有着显著不同的分支网络。实际上，这与弗兰克（Andre Gunder Frank）1998年著作《白银资本》（Re-Orient）的主旨一致。他认为世界体系已经在波动的循环中转移了经济支配的中心，而不是线性的目的论上升和由西方资本主义全球支配所代表的总体化（totalization）；他也认为经过五个世纪的中断，中心现已向亚洲重新转移，并将形成一个与西方分庭抗礼的中心。

走向另一种理论构架（conceptualization）

在讨论中国礼物经济与资本主义关系时，保持一个尽管开阔的视野尤为重要，因为关系学和社会网络的运作可以被赋以新的形式和意涵，为商业贸易和社会政治提供不可缺少的。我关于“关系”的逻辑和伦理可以发展出没有预见到的新理论意义，它并不仅仅限制于新城市工业秩序或华人资本主义的讨论。在礼物经济和资本主义关系的问题上，经常展现给我们的要么是似乎“天衣无缝”的这两种经济形式的联合，要么是在面对资本主义法理和市场机制中“关系”的衰落。总之“关系”适应了资本主义新结构的需要，甚至为资本主义提供了竞争优势。在关系运作原则遇到冲突的地方，“关系”衰落是自然的和不可避免的。

如我在书中尽力解决“关系”的性与毛泽东时代秩序的国家理性的冲突一样，我也尽力想为未来的“关系”研究提供一些建议：在未来我们要关注于“关系”逻辑与资本主义逻辑的冲突，专注它们的不相容性和对立。虽然资本的逻辑是永无休止的“积累”，但是“关系”实践是基于花费和给予的权力体系。在礼物经济中，在物质损失和象征性获得之间，在给予者和接受者之间，有一种向内的关系；而在市场经济中，即使运用“关系”获取金钱，它也不能通过理性的资本积累形式，而只能通过慷慨给予他人财富或者其他资源的形式。因此，当“关系”适应资本主义之际，金钱失去了其独立性，因为金钱本身必须由符号资本来衡量，而这只有通过慷慨才能获得。在“关系”资本主义中，有两种运作经济原则相互支持又相互对立——积累和花费，同时也又两种资本形式——物质的和符号的。我们需要更多地去研究这两种原则和资本在不同背景下的互动——相辅相成或者相互对峙。劳工剥削关系，我们不能说“关系”资本主义是的，但我们可能看到随着社会压力促使人们拿出财富建立和保持个人社会影响和威望，“关系”运作之基不断得到夯实很有可能在中国的小城镇和农村中，礼物经济原则比资本原则更为人们所看重，在有些地方，为社会贡献和花费的社会压力促退了资本剥削和积累。阎云翔在对中国北方一个农村“关系”实践的描述过程中告诉我们农村“关系”秩序如何去建立一个道德社区：在那里，礼物交换加强了人们相互之间的义务感，“关系”网络成为村民困难时期主要的支持保障。即使是在城市“关系”的背景下，我也表示水平“关系”创造了一个社会连带被国家力量分化以后的一个重组市民社会的结构。这种“关系”道德锻造可以抵抗由资本主义带来的新社会分裂（social fragmentation）。

在我关于中国温州农村家庭商品经济、外部资本主义和村庄本土仪式经济等多重混合经济实体（hybrid economy）的研究中，我向读者叙述了家族农村工业中当地农民企业家和农民工形成的阶层结构，也记叙了相当大的一部分村庄剩余资金提留被如何用来塑造社会认同和建造社区基础设施的故事。很多捐资用来兴建神庙、祠堂和教堂或其他社区仪式活动，形成了一个生动的农村经济运作场景。我们需要在城市背景下更多的研究以考察慷慨的“关系”原则如何导致腐败又支持了市民社会的形成。城市新企业家、管理层和中产阶级开始感到富裕后的义务或者感到有义务通过社区——而不是通过个体、消费或其他支出——去获得个人地位了吗？设想以下：资本主义涵括其遭遇的其他经济逻辑，资本主义遇到自身运作逻辑的一个新挑战和可能的新威胁（就如工人革命一样），是什么样的呢？当礼物经济渗入、颠覆和转换资本主义时又是什么样的呢？如果市场经济的金钱关系被人类之间的情感关系吸纳；个人社会地位通过个人财富的给予而不是积累获得；节俭美德和“攫取”精神不再有效，或被高度的慷慨所制衡；感恩的体认萦绕着每个获得物质利益的个体；消费不是通过个人行为——而是通过社区行为，像中国人的宴席一样，那么这样的市场经济又是什么样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