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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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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书的结束部分，我不再重复已经写过的，而是记述两个关系或者说是人情的故事。这四个故事的新鲜性和独特性将不无矛盾地对全书起到较好的说明作用。它们被称为人情故事是最恰当的，这是因为它们是在1993年中国东南部的农村里收集来的。在这种农村文化中，我发现人情在这种话语实践中要比工具性关系更占优势。就如在第二章中所提到的，一个城市中的中国人告诉我，乡村生活是关系艺术的“发源地”。正如故事所表现的，现代中国乡村礼物经济在许多方面同我在本书里描述的城市中的礼品经济是有差异的。但是，乡村形式生动地表现出了其同古代礼仪式经济的谱系继承关系，这在第六章里粗略地勾画出了。乡村礼物经济可能更好地例释了民间领域在与国家的关系中自身的形成和强化，以及在这种结构关系中性别的作用。当然，我们应记住乡村习俗在中国广阔的文化范围内因地而异，我在这片富裕的乡土中国的发现，在中国并不是随处可见的。

交换的阴柔的力量

第一个故事是于浙江省温川农村重新出现的各种送礼的实践。整个80年代和90年代早期，一到传统节日或仪式时，在这个地区就可以见到复苏的或重现的送礼现象，这些节日包括春节或阳历新年；清明节，在这天，家人都去为先人扫墓；端午节，是为了纪念古代反对派学者屈原；鹊桥会节，这是天上的牛郎与织女相会的节日；中秋节；冬至。在这些节日里，除了亲朋之间送礼以外，还有一项被称为“送人情”的送礼活动，这体现在婚礼或葬礼上、生小孩庆贺、乔迁之喜及春天的端午龙舟赛的仪式中。在节日送礼与“送人情”之间的区别是，前者是一种义务，而后者是自愿的，无固定日期，送礼多少和种类也无限制，但它决定于家庭的收入与愿望。

在20世纪的很长的一段时间里，这两种送礼形式都因贫困和政府的限制而被削减了。传统上，礼物都被放在一个油漆的木制多层圆形盒子里，叫做“礼盛”，连在一个挎肩上被送与亲朋。在一些家里，这些盒子很古老了，传了几代人，被当作是传家宝。在“文革”期间的“破四旧”运动中，每个家庭都被通知这些东西是“封建”的，必须摧毁。这类盒子太多了，以至于负责销毁它们的小组无法一一亲自销毁，所以每家每户被要求自行销毁。两个中年男性农民告诉我，“送人情”活动在“文革”期间被大大削减了，但并未完全止住，它在小规模上秘密继续着。人们偶尔在仪式中给亲戚以钱和礼物，但一直到70年代都不敢公开进行。我问为什么要禁止送礼。他们回答就他们所知，上头的人认为这是“封建迷信”和“浪费活动”。现在已无旧式的“礼盛”存在了，礼物现在装在一个带肩竿的大竹篮子里送出去。

现在来说一说第二种送礼——送人情的一个例子，即通过“划龙船”而送人情。一个叫桥村的村子决定在1993年为端午节举办一次划龙船。上一次是在1984年举行的。然而，在1993年他们决定按照旧传统，以收钱形式接受人情来补贴龙船和划船者的装备费用。一个老农民告诉我，在解放前很早时，这个老习惯就存在，但只在几年前，80年代末，“刮起收人情风来”。

有意思的是，龙船送礼这种方式是以性别这条线构成的，而在中国城市中，性别在关系交换中并不是一个突出的内容。在这种严格的父系的、等级和家长式的农村文化中，只有从桥村嫁到邻村的女子出人情礼钱来资助娘家村的船。同样，嫁到桥村里并在此居住的女子，如果她们娘家村这年举行划龙船，也要送钱回去。当我问为什么在这种情况下只有女人送人情时，我从未得到一个清楚的答案，只是听人说因为那是女人对她们娘家表示感情的一种方式。一个农民妇女说她不在乎送，因为她送的是给了自己的“家”。在这里，她表示了汉语中家的两个意义——“家庭”和“家乡”。一个女干部告诉我，所有人，无论是年轻一代刚结婚出来的，还是在外住了好多年的老一代，都要给；因为不给，对她们父母来说将是很丢面子的事。在划船的那一天，每个嫁出去的妇女都在她们村子水路经过的地方摆一小桌食物来恭贺娘家来的划船者，祝他们在邻村旅途愉快。

为了回报，桥村准备了一些乙烯做的东西作为礼物送给出了100-200元钱的妇女。给得多的，得到的东西就更好些。村里预期能从嫁出去的妇女那里共收到300000元，其中100000元用于资助划龙船，额外的则修建一个公园和敬老院及村里的活动中心。

在桥村还有一种同划船相关的送礼形式。住在其他村里的直系亲属送给划船者一些礼物。这类亲属包括女儿（但没有儿子）、舅舅和叔叔、兄弟姐妹、爷爷奶奶或姥爷姥姥以及父母。在划的三条船有一条由农民妇女划，另外两条由男子划。因为这里是中国农村一个比较富裕地区，所给礼物可能很贵重——一台彩电或甚至是很诱人的摩托车，加上执照将值45000元。受者必须以现金归还赠者一部分。富裕家庭将归还礼物价值的70%-80%，穷的只归还30%。这个习俗很古老，但只是在90年代早期这些礼物才变得如此华贵。

直系亲属先征求划船者他想要什么东西，再经过给与取的讨论，给者得知受者可以付多少钱和其他直系亲属给这个人多少。否则，受者将面临许多昂贵的礼物并发现他还不起习俗上的回礼钱。“那还得了！”，一个农民妇女滑稽地叫道，我忍不住从内心里笑出来。

最后，在端午节还有第三种送礼形式。桥村的父母在女儿结婚的第一年里送给她礼物，不管她住在自己的村里还是别的村里，也不管村里是否划龙船。这些礼物包括竹席子、蚊帐或衣服。

在所有这三种与划龙船和端午节相关的送礼活动中，妇女在保持和发展村内及血缘系统内的关系中都起到了重要作用。有几部民俗志指出了不同文化的妇女的这个作用。在非洲汤加族里，一个已婚妇女嫁丈夫村里成为保持三种血缘关系的联系者：与她娘家、与丈夫家，及丈夫村子里的亲属的关系（Van Velsen,1964:53-55）。马来人的农民妇女也是在保持家与社会之间的纽带中起着关键的作用，例如，通过交换自制食物、节日备品、相互看护小孩（Ong,1987:96）。爱伦·朱德（Ellen Judd）指出在中国北部农村，已婚妇女同娘家和娘家村保持紧密的联系（1989）。在温州龙船赛中，农村妇女通过她们礼物的传递，既是给者也是受者，还是传递者。这里，妇女本身并不是礼物的客体，因此对于以妇女作为男子新娘交换的被动的物品和牺牲品来解释女性的附属地位的分析研究（Rubin,1975），必须要考虑到除婚姻外的其他送礼场合。这个例子说明了妇女在温州乡村里亲缘关系中的那个方面的强烈作用，这是由德乐兹和嘎塔里所描述的与“垂直的、家长式的父子关系”（1983）相反的“联盟关系”，也是布迪厄描述为“实践性的”而不是“官方性的关系”（1977）。在送礼中，这种妇女的层面同福忒斯（Fortes）在泰勒斯人中的发现是一致的，即在不同谱系和宗族的人们中，那些随机的父系单位之间和个人之间的亲属关系通常是“母系化”的，它们通过母亲或姐妹联结起来，而那些将人们固定在一个父系团体关系群中的关系则是男性化的（1949）。

在这个例子中似乎可以看出，那种导致社会关系的跨群体和跨边界的活动流通之柔和，和不可捉摸的力量通常是女性化的力量，而那种将个人固定在以有根可寻的亲属谱系为基础的亲属群体，并用以保持团体的稳固与安全的力量来自中国乡村的父系或家世的男性原则。如果我们考虑政府对于存在的乡村亲属团体形成的行政区分的强制性，我们也可以说，尽管旧有的亲缘团体经常不能在国家的敌意中生存下来，但国家结构保护了团体形成中的男性规则。这样，同传统的亲缘结构如血缘关系，和新的国家社会主义结构如工作单位或生产队相比，这比向外扩展社会关系和关系网，并跨越固定的社会群体和部类的灵活的联系，可以被描述为与女性的结构更相容的关系。

对于我来讲，在温州农村的礼物经济中，性别的分析似乎可被应用于对关系艺术的城市思考中，尽管在城市里性别看起来在关系互动中并不突出。就如在第二章中提到的，如果我们看重的不是什么性别从事关系艺术，而是关系艺术自身是什么性别，那么我们对都市关系艺术的性别特点的认识会更准确。关系学中的性别可以认为是女性，因为它推动的是关系性的主体，每一个关系主体只有与同他人的交换中才能变得完整起来。美国女性主义精神分析理论将这种相互依存描述为典型的妇女主体结构（Chodorow,1974,1978），而男人结构的特性是同其他主体的分离化与独立。

精神分析的客体关系（object-relations）理论致力于寻回一种不同于以抽象的广泛的权利和准则为内容的在西方占统治地位的道德。这种替代性的道德表达了一种不同的声音，它强调在“一种由交流过程所维系的联系网和关系网”中所具有的义务（Gilligan,1982:32）。这种替代性道德曾淹没于西方文化中，因它属于妇女圈。现代西方科学同样出色地证明，在科学的认识者与知识客体之间的基本方法论上的划分，使得科学成为支配和控制自然的十分强大的男性力量（Keller,1987）。现代西方同中国相比，可以说关系伦理被认定为女性所独有，因此在公众话语中就没有了地位。而在中国有很强的（不是国家）关系伦理的公众话语，男女都信服这个话语。

尽管在中国很强的关系伦理也许使中国文化中弥漫的“阴柔”的因素要比西方的强，但如果说中国是以妇女为基础，而西方是以男子为基础就错了。因为，如果我们看看中国内部不同的伦理话语，似乎还是可以发现有两种性别主张。例如，在中国的关系学的实践使得“阴柔”的关系伦理遍布四野，而这成为一种对抽象的、具有阳刚之气的对国家和政党的忠诚的国家普遍性的伦理的抗衡力量。在由男性来定义的，需要有稳固和位于中心之主体存在的国家主义者的结构中，关系艺术和人情的关系伦理就展示了一种阴柔的、僭越性和冒犯性的力量。然而，关系相对于人情的女性化的特质来比，则变成了阳刚的男性。

把国家的中心偶像融入其主体性的毛崇拜主体，以及由国家分类和划分所定义和限制的主体，这样的主体建构都受到了这一替代性关系主体的削弱，这种关系主体的边界对于礼物和关系的流通所形成的新的结合和流动是开放的。在这种方式中，旁支而不是纵向的社会领域的整合，其灵活性和面对变化的开放性，以国家的固定化边界的削弱为代价而得到加强。

作为一种民间自我组织媒介的仪式

第二个故事是关于在中国东南部的一个农村干部的，我称他为赵。他发现自己在父亲死后痛苦地在国家和社会之间挣扎。赵的父亲曾是赵氏家族的头，因为他无论在年龄还是辈分上都是最老的。赵自己从未告诉任何人他父亲已经死了，但他哥哥“是一个非常老实的农民”，为父亲举行了一个精心安排的葬礼。传统的仪式活动是不受社会主义政府鼓励的，任何人举行大规模的仪式都会遇到麻烦。有一千人参加了葬礼，葬宴就“摆了几十桌”。赵家共准备了五百人的食物。许多客人主动送了钱与礼物，赵家一共收了7000元。这些人想表达他们对死者的敬意和对作为他们领导干部之一的赵表示赞许，而他的兄长是想表达对父亲的忠孝。不幸的是，如经常在中国发生的一样，赵在以前曾得罪了另一名干部，所以这个葬礼为此人提供了向上级“告状”的机会，他说赵搞“腐败和封建”活动。赵被逮捕，受到党内纪律处分。他被控利用职权收受贿赂。权力机关将他关押了四天，然后对其进行监督，并盘问达几个月。所有类型的政府组织都介入了：党组织、公安机关、县市政府、人民法院等。他们派了调查组来研究他过去的活动，向当地百姓询问他的行为。这一连串事件使赵受到严重的心理创伤。他的案件广为人知，每个人都认为他肯定会被降级，甚至可能被开除党籍、罢免官职；没人会想到他在案件结束后做更高的官。

后来所发生的事情是当地人民都支援他。几个村子里的老人协会，一种新型的公众组织，几次到城里为他的案件进行辩护。地方学校老师集中起来，告诉他们能找到的高一级官员，他是一个好干部，为老百姓干得很出色，他还建立了地方中学。当地人都说他受了冤枉。因此，官方调查结果表明他在群众中有很高威望。

当地一个因参与此案件而对此非常了解的人说，

事实上，上级并不了解下面的情况。他们不知道这是人情，是人情的送与还。他当我们的领导有六年，自己为人民的婚礼、葬礼和生育掏钱出礼；他在人有急用时或在探望病人时把自己的钱掏出来给人。这些加起来有4000元。现在因他父亲的葬礼，他们正是在归还。上级不明白，如果他悄悄地将父亲放在一个棺木里埋掉，不举行仪式，每个人都会认为这个领导在群众中没有威信。他们会认为人们跟他没有人情。

这个事件的地方性解释得到了一个妇女的认同，她对我说，她和她认识的许多人都赞同赵的这种“讲人情”的做法。

在这个故事里可以发现本书前面所提出的许多观点。从人民的观点来讲，葬礼不是“倒退”或“封建”，赵也不是在利用职权榨取他们的钱与物，而是提供了一个还债或发动新一轮的与赵及其家庭发生债务关系的重要社会场景。地方人民寻求的是将他们同赵干部的关系从非个人的、行政的、控制与被控制、上下级转化为个人的人情的送与还的关系。值得注意的是，与弱化的官方政策以及有时禁止的仪式相反，地方人民将社会地位同葬礼仪式的葬宴相联系。这个仪式提供了一个与官员发生人情关系的场地。因此，仪式性的筵席与人情之间，仪式、人情和好政府之间是清楚地互相关联的。

赵自己作为一个干部，他对于工作的态度中包含了很重的人情观点，他使自己进入了与人民的这种债务关系中。这就是为什么当他有麻烦时，这么多人组织起来支援他。在这个行动中，人们不只是为赵的人格进行辩护，也为他们对政府的某种态度和仪式在社会生活中的重要性进行辩护。在温州农村，民间力量开始自己组织起来，甚至超过了政府。这些力量包括，人情活动和仪式的话语和实践。

人情胜过关系

上述在农村人情礼物经济和城市关系艺术之间的对比，将使我们考虑到人情与关系之间的差异。本书大部分涉及的是城市中关系的艺术，而这被描述为是更具有传统精神的人情规则和乡村礼物经济的特殊的工具化和政治化形式。如在第一章中提到的，在我所访谈过的人中，妇女对于关系学的社会精神比男子更具有批判性，因为它具有咄咄逼人的计谋和工具性目的。在第二章中，一个女人说道，中国女人比男人更有人情味，在人际关系中，女人更专注于义务、债务、温暖和互惠。因此，我们可以在更为“女性”艺术的人情和更为“男性”的关系艺术中发现性别的差异。

与传统的出自乡村演化的人情不同，关系的艺术更男性化，因为它出现在历史上的中国革命取得成功后的情境之中。在这一情景中，人民所面对的是一个在其权力和社会渗透性上远胜于中国的漫长历史上的任何政府的当代国家。本书所讨论的关系艺术，起到的是对国家再分配经济、对日常生活精细的调节和限制的颠覆和破坏作用。在与国家相一致这一点上，关系艺术比人情更工具化、更强硬、更玩世不恭和政治化，适应了政治中一些男性化特征。另外，关系经济在许多方式上成为了市场关系的替代，在过去受到国家社会主义再分配和计划经济的严重限制。在此过程中，关系艺术也在较大的程度上工具化和商品化为手段与目的的关系。传统人情伦理存在于有市场关系的场合中，考虑到了大量的商品和服务的分配。因此，在将关系艺术看作使中国民间结构的重新织网的重要途径时，我们必须对它进行“去男性化”。

然而，国家的话语和民族主义的抽象化的一般性的男性化伦理时，人情和关系都更“女性化”，因为它注意到关系性价值和人际关系间亲缘的远近。国家创造了与国家中心保持等距的主体，以及被国家同等融化和深入的主体，而人情和关系则创造了关系主体的有区别性的组合，这些主体只可能先通过将社会距离变为社会熟悉性，以及一种亲缘关系感而被别的主体所融化和深入。关系艺术能够通过散布其关系亲缘伦理而建立一个替代性的社会领域；这种伦理过去被国家和吞食性的市场的话语挤压在一个家务的因而虚弱无力的圈子里。因此，古代原始和裂变性国家形式的伦理将对后来的诸如国家和资本主义等社会机构报复。尽管国家和市场都已发育到远远超出亲缘制度的地步，但它们从未完全代替亲缘制度，更不用说把亲缘制度连根扫除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