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系学中的“艺术”：伦理、计策及礼仪诸方面
第三章 关系学中的“艺术”：伦理、计策及礼仪诸方面
关系的“艺术”有三个因素：伦理、策略和仪规，它们在活动中相互交织，密不可分。就是说，关系学的行为所体现的礼仪——举止谦和、慷慨大方、言语得当——是关系伦理和关系技巧及策略的一部分。
同样，融会在关系学中的策略必须保持在其伦理规定的范围之内，甚至必须为服务于关系伦理而付诸实践。同时，策略的实用逻辑有时可能高居于伦理和成规的逻辑之上，让它们为自己服务。
关系艺术中这三个密不可分又界限鲜明的组成部分，可以理解为伦理的、实用的和审美的价值，它们是关系学的内在力量。它们有时共存、相互补充、和平相处，有时它们相互冲突，暂时相互侵蚀。侵蚀的时候，一种力量的阴影压过另一方时，就导致关系话语中不同的“方言”。每种方言都抓住了关系学的一个方面，把关系学界定为一种只有单一本质或功能的社会现象。
我在第一章讨论了关系学中人情的伦理层面。我想从这里开始探讨关系的技巧。如同人情一样，关系的策略也吸取年代久远的文化应用其中：狡猾的计策（乔健，1988）。这在口述通俗文化中，在古代军事典籍和治国的经典中，都能找到出处。
我在田野工作中遇见的这些策略，同《厚黑学》里讲到的许多东西有很奇怪的相似之处。这是一本非正统的地方学者写的书，作者是李宗吾（李宗吾，1990）。这本书写于1917年，在大陆1934年才开禁，从1949-1990年又被禁。《厚黑学》讽刺性地表现了手段高超有玩世不恭的人向上爬的本领。厚指的是脸皮厚，对于使用那些手段所可能带来的羞耻、愧疚和尴尬毫不在乎。黑指的是黑心，手段狡诈，毫不内疚，踩着别人往上爬。
李宗吾把《厚黑学》定位于一个包括三重的准历史的框架：第一期是远古的尧、舜和孔孟圣贤，他们代表了纯洁简朴的人性美德的风行。第二期是厚黑学的丑恶时期，集中表现在《三国演义》的曹操和刘备身上。第三期是厚黑学对个人生存仍很重要的时期，但厚黑学必须符合孔孟之道的原则和语言。李宗吾说，看起来第三期似乎回到了本性纯真的第一阶段，但实际的演化过程并不是回圈的，而是螺旋上升的。
因此，第三期是第一期和第二期的混合，光凭厚黑学也办不成事，但如果只靠孔孟之道，也活不下去。李说，他身处之世在第二阶段之末、第三阶段之初，人们不断地“以孔孟之心，行曹刘之术”，手段令人生厌，目的无可指责。
李宗吾的假设可以帮助我们解释80年代关系学冲突的本质。在关系学中，伦理和手段紧张又和谐，共存于一体。这种共存表现在仪规中。在关系学中可以发现李设想的第一阶段和第二阶段的相互影响。按照李的假设，关系学更多是第三阶段的产物。这个阶段中传统人际关系开始显露，国家伦理的绝对统治逐渐消退，这发生在“文化大革命”之后，在“文化大革命”中个人为了生存采用狡猾和实用策略，残酷无情和冷漠支配一切。而在第三阶段，关系伦理和关系策略并没有强大到盖过对方的地步，所以它们依然共存，但关系紧张。
玩世不恭的策略不仅是必要的，而且仍然是摆脱不了的“坏习惯”。而人际关系伦理的再现，回应了社会对更多些温暖和更多些社会关系合作的吁求。关系学既可以被看作在广大的社会秩序中人际关系政治化的症状，也可以被看作对此一政治化的对抗。
关系基础：亲属制度、朋友关系以及其他的私人关系
关系交换只能产生于彼此相互熟悉的两方之间。我记得曾看过一部卡通片，它解释了“熟”的双重涵义，它有成熟和煮熟的意思，指的是水果或食物，在指人的时候意为“熟悉”。在这部卡通片中，卖西瓜的小摊贩有一个小牌子上写着：“卖瓜不保熟”。一个人很幸运，没排队就买到一个又大又红瓤的西瓜，解说词写道：“人熟瓜也熟”（《讽刺与幽默》，1982年2月20日）。
构成熟悉性的因素有相互信任和相互负责，这两个因素通过确定对发展关系的动议的心领神会而为关系铺平道路。对把相互熟悉作为关系学的先决条件的强调也体现在对下面两种情形的重视上：一是关系双方有某种认同，二是他们有共同的经历。“同”这个词，意思是“相同”或者“共用”。专用于接近的个人关系，它是关系的基础：同乡、同学、同事（Jacobs,1980:41）。
重要的是，必须指出这些关系并不能简单地归结为关系学中的关系。在一些方面，它们在精神上是与关系学相对立的。朋友、亲属、同学等等并不与关系学等同，只是作为关系学的基础或者潜在的场所。从中产生出相同性或认同的亲戚和朋友关系，在普通话语中被理解为非功利性的，非实用的，在伦理上比关系学的关系要纯洁。这些关系成为关系学借以实现其目的的关系活动的潜在空间、联系纽带和伦理责任的场所。
城市社会关系基础的范围可以概括为以下几种类型：家庭和亲属关系，邻居和同乡关系，相同地位的非亲属关系，非亲属的上下级关系。
家庭和亲属关系
一个人出身的家庭和核心家庭是最强的亲属关系，以下是延伸的家庭和血缘关系，更远些的还有姻亲关系。在北京我没有发现世系和家族组织的证据，但我发现亲属关系成了关系交换的一种模式。亲属仍保留着社会关系的惯用风格、辞汇，其中亲属的一般的忠诚原则适用于真的和认的亲属。我简单说完几个北京的亲属案例后，将讨论从亲属伦理到关系伦理的转化。
亲属纽带由给予和共用的活动来维持。在这方面，中国文化可以和美国内陆城市的美国黑人文化做一比较，其中资源由亲属和邻居共用（Stack,1974）。实际上，一位在芝加哥大学做研究的中国朋友表述了这种同一性。他看见黑人服务员把咖啡馆和酒店的食物拿回家分给他们生活圈子里的人。一位四十岁的妇女说，她的三个孩子还小，工资又低，她的四个哥哥住得很近，给她的孩子买衣服。有一次，她要去河北的小城市看公公婆婆，不由分说，她的兄弟每人给了她10-20块钱，大约是他们每月工资的三分之一或四分之一，这样她在路上就有钱用了。
近亲能产生更深的感情，一位工人给我念了一句朗朗上口的格言：
姑表亲，辈辈亲，砸碎骨头连着筋。
有时亲属之间也可能会有相当的冷漠，甚至敌视。但是，亲属行为有着适当形式的伦理规范是不容否认的，它包括互相给予和互相收取。一位女工有个三岁的女儿，她说，她和孀居的母亲感情不深。她由小到大，母亲总是对妹妹好。即使这样，她仍要孝顺她，时不时还要去妹妹家看看母亲，每年的元旦春节，丈夫工厂都发鸡鸭，每个工人都有年终奖。丈夫的厂是军工企业，状况还不错。发的东西都给她母亲了。她更喜欢跟婆婆在一起。1985年春节，她的小女儿得到不少压岁钱，是爷爷奶奶、叔叔婶婶给的，共有50多块钱。
文师傅是一位五十多岁的妇女干部。“大跃进”的时候需要很多农民进城参加工业建设，她那时第一次离开河北农村老家，定居在北京。那以后她只回过两次老家探亲。她很想多回去几次，那里虽然很穷，但空气新鲜、天地开阔、亲情温暖，但她回去一趟要送很多礼，真送不起。除了要送给自己的亲戚，她还要回请，因为别人家请过她的客，尽不到这些义务就是“失礼”或“不周到”。
最后一次她和丈夫一块回去了，丈夫也是这个村的。那是1978年。十天里，他们每天的中饭、晚饭都在亲戚家吃，只在自己落脚的姐姐家吃了三顿饭。一轮又一轮的宴请让他们疲惫不堪，他们不能拒绝了这家，却去了那家，那会冒犯人家。你不去赴宴，请的人就会想她和丈夫是城里人了，他们在摆架子，看不起乡亲们了。这次回乡共花去300块钱，相当于文师傅在自己集体企业小工厂里五个月的收入。
亲属只是建立关系的一个可能的基础，但在大城市，它已不再是两个人搞关系交换的主要基础，我碰到的城里人认为亲属比关系学更要受到限制，关系学的能力更大。北京的两个工人认为他们更喜欢花很多时间与朋友在一起，而不是和亲戚在一起，他们只在节日看看亲戚。他们抱怨和亲戚打交道太复杂，亲戚要你帮助他们，只因为你是他们的亲戚。
没有实际亲属关系的地方，便用亲属的称谓称呼虚拟的亲属，像叔叔、伯伯、阿姨、伯母、大妈、大姐、小妹、大哥、老兄、老弟等称呼家里的朋友、邻居的朋友、个人的朋友。这些虚构的亲属延伸把家庭集团以外的人带进熟悉的和相互信任的关系圈子中。
可以说在北京这样的大城市，建立在相互熟悉原则基础上的关系纽带，已成为许多乡村生活民族志描述过的父系和血缘中心的补充（Yang,1945;Hsu,1967；费孝通，1983;Cohen,1976;Baker,1979）。今天关系的联系已比奥尔加·朗（Olga Lang,1946）和列维（Marion Levy,1949）在30年代和40年代观察的中国城市里的“裙带关系”要重要得多。在当今中国城市生活中，重要的是这种亲属原则向关系学的延伸（熟悉、义务、相互援助、共用、关系的深浅、影响的距离）。
需要指出的一点是，在城市里亲属的再生产中，关系学复制和强调了传统亲属组织的一方面，而不是另一方面。关系学一般采用流动的、延展的亲属组织的网状结构，而不是在部族和宗族制中常见的、传统亲属等级制的、僵硬的、界限分明的合群组织结构。这恐怕是科层的官僚国家主宰城市生活的组织，用社会细胞代替了亲属和其他集体组织形式的结果。因此，关系学在横向上满通了固定的国家界限，在纵向上穿插了上下级的行政联系。亲属与关系学之间的关系将在第六章和第八章及结论部分再予以探索。
邻居和同乡关系
在城市，非亲属的关系要比亲属关系更重要，正如俗语所说：远亲不如近邻。
距离能够削弱亲属的“熟悉”带来的联系和义务。邻居变成了重要的关系来源。邻居之间存在着许多相互义务。
我采访过一位老工人，他对他的城市出身很自豪。旧社会，他在北京街头卖油条，整个青春都是这样度过的。他把厂里像他这样的城市工人和工厂招聘的农村临时工划了条界限。他无法理解，为什么对这些农民来说，这种不问缘由的对于亲属的绝对忠诚可以成为建立强大的排外的小团体和互相帮助的唯一基础。而在他看来，工厂里城市工人之间社会关系并不是建立在盲目的亲属忠诚之上，而是建立在多种感情的联系之上。
除了邻里关系，还有一种关系也很重要，它由关系的内部空间所决定，成为关系运作的一个基础。这就是同乡关系，从同一个村庄、城镇、县或省里来的人。或者说同样的方言、相互有姻亲的人，也能帮忙，或开后门。
公章不如老乡。
确实，我在访问湖北的一个县时，当地出生的一位研究员陪我下去，我受到了热情的接待。我提的问题他们都乐于解答，愿意帮助我，可比我在没当地人陪同的地方调查强多了。
80年代，在一些城市里又能看到重新出现的“同乡会”和“社区办事处”，通过这些机构，本县或本省的人能定期聚会，讨论本乡的事情、交流工作资讯和为家乡赚钱的门路、相互介绍关系。
相同地位的非亲属关系：同学、同事和朋友
我认识的许多青年工人还与他们的中学、小学同学保持着密切关系，尽管他们毕业分配到市里不同单位已经好多年了。三、四十岁的工人还记得他们的少年时代，那是在“文化大革命”时期度过的。学校纪律涣散，他们印象深刻的是无忧无虑的时光和牢固的朋友感情，这与工厂的纪律和婚后的家庭责任成为鲜明的对比。
中年人也与老同学保持着关系。一位中年干部毕业于两年制的技校，他谈到自己的许多同学和他的妻子从中学到技校的朋友。他们觉得在一起工作的老同学关系比较脆弱，他们在同一个单位，直接服从于同一个主管。而那些不在一个单位工作，也没有领导和被领导关系的老同学之间，就没有个人政治风险。
一次，我去一位木工朋友陈绍雄家吃饭，他绘声绘色地讲了同学关系对关系学的重要性。1982年春，4月24日这一天，正好是个双日，又赶上一个星期天，是结婚的好日子，城里到处都在办喜事。男主人到处去买啤酒，可结婚的人太多，看来北京所有的啤酒都卖光了。他爱人认为这些酒都被售货员从货架上撤下，留下来卖给自己的朋友了。这一说，陈绍雄才恍然想起来听某个朋友说过有个小学同学在一家个体餐馆工作，从他那里可能拿到一些。可他已经快六年没见过这位小学同学了，这难不倒他，他相信其他人会记得他，了解他们过去的事。
“我们到餐馆的时候，不巧他出去了，另一个服务员不认识他，拿出商店售货员的态度，不冷不热地看着他。他告诉我们必须在餐馆喝掉这两瓶啤酒，这里是餐馆，不是商店。”我的朋友怒气冲冲喊他老同学的名字：“你听着，马上给我找张雪明，叫他马上回来，他是我小学同学，“文化大革命”我们一起在东北国营农场工作过，他是三大队的，我是五大队的，我们关系不错。”这位服务员立刻变了腔调，“早说不就没这事了”。买了三瓶酒回家。靠老同学和老同事的关系，陈绍雄能表现出自己熟悉的权利和关系的手腕。
友谊是个人关系的另一个空间，关系学经常利用它。但在公共话语中，友谊也经常与关系做对比。友谊的表述有不同类型，有知心朋友，也有相互利用的朋友，两者的区别在于一个是感情的友谊，一个是有实用价值的友谊。知心朋友是相互信任的朋友，患难见真情。人们不能利用它捞取什么，把它作为获取资源的手段，因为在真正的友谊中，给予是无须回报的。知心的朋友很少，因为它建立在长期的基础之上，经得起时间的考验。不仅如此，生活中会出现许多导致朋友之间互相背叛的险恶情形；因此，许多人都有很多“一般朋友”和关系，比知心朋友要多许多。一般朋友是指那些可以互相在一起凑乐散心的人。在男工人中，这些人被叫作“酒肉朋友”，在一起吃吃喝喝，打发时间，但未必经得起艰难岁月的考验。
非亲属的上下级关系、师生、师徒和其他
在这些关系中，有师生关系、工厂里师傅和徒弟的关系、单位和车间的上下级关系等等。一般认为在前两种关系的上下级之间存在着感情因素。第三种关系中感情因素要小一些，因为存在着政治关系。一位中学老师说，一天他在当地肉铺排队买肉，他排到的时候，柜台后面的售货员认出他是自己的中学老师，马上把整块猪肉上最好的瘦肉都切给了他，留下其他的肥肉卖给别人。后面的人都抱怨，但也只能听天由命。
尽管经过“文化大革命”，我发现学生对老师还算尊重。至少三位大学讲师在不同场合用我羡慕不已的做教师的自信说，他们的学生为他们做事从不考虑什么，因为学生觉得从老师那里学了很多，欠了老师很多。一位年轻的音乐老师告诉我，他定期去看看自己年迈的老师，尽管老师已很虚弱，不能像以前那样和自己一起练习了。因为，“我们的感情很深，他把所有的中国音乐知识都教给了我，至少在他身体不好的时候，我应该多去看看他。”
工厂里的师傅和徒弟的关系也很深，一生的关系既涉及感情也涉及关系交换，老工人还记得自己在旧社会当学徒的光景。在解放初的那一段时间里，师徒关系是平等的，比旧社会严厉、专断的师爷做法大不一样，那时候，师傅可以把小徒弟打得噤若寒蝉。但是，一位女工说师徒之间的地位差别仍然存在。通常是学徒对师傅态度谦恭，每天要给师傅打开水，反过来师傅对徒弟也很严格，几乎是苦口婆心。自从妇女60年代成为工厂的一支力量，妇女也能当师傅了，但妇女在技能上达到师傅资格的要比男人少。
在工厂里，帮派通常是沿着师傅、徒弟、徒弟的徒弟的代代相传的关系而建立起来的。举例来说，师傅可以让自己的孩子在自己以前的徒弟手下当徒弟。因为想到自己对师傅的义务和恩情，他们会照顾师傅的孩子。第一代、第二代、第三代学徒，也将以这种方式联系起来，与这个祖师爷属同一帮派。
单位上下级主管之间的关系则没有师生关系和师徒关系中的感情这么强。在经理和工人之间，在主管人员和工人之间以及工厂主管和办公室职员之间，国家纪律超过个人温情，处于支配地位。因此，这些关系中的关系交换多由实用的和政治的考虑所驱动。
情意：义气、感情和人情
在城市人的公共话语中，义气的说法是个与友谊有关的重要概念。义气是一种坚定不移的忠诚，它把朋友像血亲的兄弟姐妹一样凝结在一起。这个辞汇描述了非亲属关系中的感情，特别是同性别的人之间的感情。举例来说，一个人升迁了或进了另一个社会圈子，但没忘记过去的老朋友，这就叫“义气”。中文辞典里解释义气是“志愿甘冒风险为有关系的人而献身”。
一位年轻工人用对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和宋朝开国皇帝赵匡胤的性格作比较来解释义气。朱元璋残酷无情，不讲义气，刚刚带上皇冠，就干掉了所有的开国功臣，因为他怕他们谋害自己。宋太祖则相反，建立宋朝以后，宋太祖还记得开国功臣的贡献，给他们赏赐，这个例子总结了非个人化的、玩世的政治权力和个人友谊忠诚的文化区别。
一位中年干部久经政治风云变幻，工作也如飘萍流转。他回忆1966-1968年。他不敢放松警惕，不敢和亲近的人坦率而谈。“文化大革命”的翻云覆雨让他失去了政治方向，以至于他那时不能测度社会和政治情势。他害怕政治风暴会大到毁掉所有的朋友关系，导致个人背叛的地步。“文化大革命”继续进行，他才逐渐地认清哪些朋友是真讲义气的，有些朋友在批判他的时候，只批评他的一些小缺点，以免他受到更大的指责，因为那会给他带来大麻烦。表面上，这些人不够讲义气，实际上却很讲义气，隐而不露。
在中国北方城市里的年轻人中特别流行“哥儿们义气”，这是一种紧密的、相互帮助的、信任的关系。他把在工作场所、街道胡同或漫布在整个城市的朋友网上的人都联系起来。如一个人说：“大家都是哥儿们”。这就说明他们都是他的“好兄弟”。尽管哥们指的是男性，但也适用于女性和异性朋友。在准备结婚的时候，好朋友全聚在一起刷房子、布置新房，这叫“哥们义气”。哥们在一起有福同享、有难同当，因为他们有愿望和义务应哥们儿之需而出力相帮；在许多场合，人们告诉我，哥儿们义气有时比夫妻和父子关系要强烈得多。
当涉及到女性圈子时，有时也用“姐儿们义气”，尽管这个词不像哥们义气那样常用，当关系网既涉及男性，也涉及女性时，女性也和其他人一样用“哥儿们义气”。一些受过高等教育的女性告诉我，工人阶级的女性用“姐儿们义气”要比职业妇女用得多。一位北京女工告诉我，姐儿们义气对在她认识的女人中很重要，但这些联系要比男人的联系弱得多，因为她认为一般女性没有男人那么团结，她们的友情比较脆弱。
正如友谊与关系学的区别一样，哥儿们义气和姐妹义气与关系学的区别也很突出。哥儿们姐儿们之间有感情，不像关系学中的物质交换那样强调较严格的互惠。事实上，木匠陈绍雄说他不愿意让哥儿们帮自己处理有物质利益的事，那样将毁坏他们之间的关系，把关系降低到低层次上去，尽管他知道朋友都很想帮他，但他却不想让他的朋友在实在因力不从心而难堪。哥儿们义气还保留着为朋友两肋插刀和共渡难关的原则，陈的一位好朋友以自己的行动做了示范。他到东北出差的时候，自愿从东北把一个大包里和一个沉重的陶瓷洗涤槽一路带回北京交给了陈。一位女工在解释哥儿们义气时说，一个高中男孩代他的最好的朋友认盗窃罪并代他入了监狱。尽管这是一个极端的例子，不具代表性，它还是表明这种哥儿们义气伦理的精神。
关系中有没有感情，感情的质量如何，都是经常需要考虑的。感情在父子、夫妻、好友、师生及其他好关系中，经历了时间的考验，历久弥新，是一种很亲密的社会关系，情感色彩强烈。当一个人说到夫妻感情破裂时，这就意味着唯一使他们的婚姻维持下去的因素是离婚的困难和财产交割的种种考虑。感情比义气有更大的社会适用范围，它强调情感的认同，而不是责任、忠诚和义务。
我们也可以通过缺乏感情的关系来理解感情。在中国有一种看法，即把“国外”的人际关系（这里一般笼统地指“西方”）是缺乏人情味的，相互疏离，机械性的缺乏感情。从外国电影或者出过国的人二手的描述中，许多人认为西方人感情不深，也不持久，亲属之间的感情，像父母与儿女之间感情也不强，据说即使在朋友和家庭成员之间有一种公开的、很坦然的经济关系。举例来说，80年代初，我在北京常听人谈起的一个话题，是在西方朋友吃饭各付各的钱，这在中国不可思议，在中国吃饭无须客人付账。有些故事让人称奇：孙子到爷爷那里，帮他剪剪草、砍砍木头，爷爷要付给他钱，父母在儿子和儿媳家吃饭也要付账。这里有意思的是，这些认为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缺乏感情的看法，视感情和经济上的锱铢分明是不能并存的。感情在给予时应当有牺牲奉献的因素。直接的支付以及物质补偿会降低和否定关系中的感情。
并不是所有的人际关系都是被很深的感情维系的。在这样的情况下，这种联系纽带最突出的一个特点就是人情。它是适当的社会形式的表现，很少涉及情感的层次。与情意成为感情的中心内容相比，人情话语则表达了一种社会行为举止上的有道德和讲礼仪的特点。在谈到感情和人情的区别时，田猛说：“你到县里调查时，带些礼物给当地主管。这不叫感情，因为你和他关系不深，这叫人情。”换句话说，给当地主管送礼只是为了礼貌和遵从社会礼仪的恰当形式。这会让你们建立良好的关系，而不是感情。
人情原则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在人类关系中互惠、义务和恩义的重要性。是什么激发了互惠关系，并让关系充满了恩义、义务的意识，是关系的感情和关系的伦理要解决的问题。尤其是在一些特别场合的送礼行为，像在婚丧嫁娶和新年的送礼行为中，我们可以看见人情的具体表现。许多的礼都赶在这个时候送。日本人把这种礼物称为“表达性的礼物”，而不是实用性的礼物（Befu,1967）“表达性的礼物”常被用来增强亲情、友情，强化上下级联系纽带以及有义务的感情。
关系的艺术是如何与诸如感情、义气、人情这些情感的、伦理的、礼仪的原则发生联系的呢？可以说，关系学从前两种话语中借用了某些因素，关系学从感情话语中把情意的机制和一定程度上的感情认同吸收成为自身形式的一部分。从友谊和义气的话语中，关系学借来了另一种成分，即忠诚、责任、义务、信任的伦理。关系学没有从人情话语中拿来任何东西，而是把它作为基础，同时，扩大和重建了人情的话语。关系学以人类关系中的人情形式为基础，无休止地从事人际关系的交换和互惠。
在感情和义气中，并不存在关系学的手腕和实用这一面。这些东西作为可能性存在于人情中。在非人情的金钱关系和贿赂关系中，情感和伦理不起任何作用，而关系学实用的一面正与这两种交换有联系。
在这些文化话语中，另一种描述关系学嵌入社会关系的表述方式是通过社会关系的四种曲折。感情是社会关系的第一种曲折，钱和贿赂关系与感情联系最微弱。随关系、人情、义气和感情的递进，情感成分依次增长。第二种曲折是散布的义务和恩义所带来的曲折，以这个尺度来衡量，钱和贿赂的因素很少，因为它没有建立在这些散布的感情基础之上，而仅仅是对特殊服务的狭隘回报。关系带有散布的义务，但并不如感情、人情、义气那样更强调广泛的义务。礼仪和行为的分寸感产生第三种曲折，其中贿赂和义气不太要求明确的礼仪，按由弱到强的顺序，接下来依次是感情、关系和人情。人情对礼仪的要求最强。社会关系的第四种曲折是得与失的估计，义气和感情对得与失的估计最少，由少到多依次是人情、关系，最后是金钱和贿赂，它们有最实用的考虑。
关系学确实具有很强的获取物质利益的得与失的考虑，手段与目的的考虑，但这些考虑只能通过不同的感情、义务和适当的社会纽带来实现。关系学与义气、感情、人情等话语和实践的交叉使它与非人的金钱/贿赂关系区别开来。
扩大关系网
一个人的关系网越大，他与不同职业、不同地位的人的联系形式也就越多样化；在社会上灵活处理事情的能力也越强；从当官的那里获取资源和机会的次数也越多，这是一个规律。在扩大关系网的过程中，有一个具体的、积累的效果。一个人越有关系，就越有可能扩大关系网，因为通过一个人的关系，他能和社会各个空间里的人有联系。仅仅提一下互相都熟悉的朋友的名字，不管他是否在场，都给双方提供了一个建立起关系的共同基础。
一个偶然的事件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它让我看到了关系网是如何利用了现存关系的意识和技巧来扩大的。林先生是一位三十多岁的电器修理工，那一天我到博物馆的时候，大门已经关了，看门人叫我们别进去了，改天再来。这时林先生突然认出了这位看门人，问他是不是认识他叔叔。“文化大革命”期间，他叔叔在这个博物馆当过清洁工。看门人顿时满脸放光，招呼我们进了博物馆，既然我们建立了熟人关系，我们就可以不受制于平常对大众关闭的时间，而且托他的情，我们连票都不用买。
参观完以后，林先生想和看门人聊聊，建立新的联系。他们谈了各自的工作情况、工资、升迁等等。林先生问他是怎样得到看门人这个轻松惬意的差事的，试探着说：“你一定有路子”。看门人笑嘻嘻地说：“有点关系对找工作有好处”。明确承认他是通过关系得到这个工作的。分手以前，林先生和他交换了地址，请他有空到家里坐坐，特别是有事求他的时候。林先生对自己意外地和一个人建立起关系很兴奋。我问他为什么那么不厌其烦地了解这样一个人，又能从他这里得到什么好处，他不过是个博物馆的看门人。林先生说尽管这人并没有直接的管道获得机会，但他的工作可能接触到许多有影响的朋友，他可以靠他接近这些人。
扩大一个关系网要靠一个中间人来介绍，他是两人共同的朋友，他能明确向对方担保这个人的品格和可靠性。关系学既然是通过相同性的管道来运作的，由中间人介绍比毛遂自荐更有效。中间人这个角色充分展现了关系学的技巧，它不局限于拉关系，而是靠达到一种“熟悉性”，给关系的艺术注入动态的因素。与乡村生活稳定的社会模式相比较，它使人适应于流动的和异质的城市生活内容。
在一个日常社会关系被政治化的社会里，信任是个重要的问题。我访问过一个工厂，厂党支部书记在回答我的问题时，说明了“熟悉性”背后的逻辑：“老廖和我是多年的好朋友，既然你是老廖介绍来的，他肯定信任你，所以我也信任你。除了这些，既然你是他的朋友，帮助你就是帮助他。”尽管这个情况特殊，由老廖联系着我和支部书记的友谊，但是其他任何关系的基础也都可被当作桥梁。
当两个想拉关系的人不那么急于见面，甚至还有些戒备时，中间人也为双方扮演侦查员的角色。一个中间人与关系对象有良好的个人关系。就说这位关系对象是一位干部吧，他可以查询一下这个干部是否愿意帮他朋友的忙，什么样的礼品最能合他的心意，这个干部的地位和管辖权能否满足特殊要求。
在涉及到中间人的关系活动的长链条中，一般的原则是，这些链条由一系列成对的关系所组成。在这条长链中，其中一个人因为与另一个人的直接个人关系而愿意帮助这个人，而并不一定是在有意帮某个最初提出请求的陌生人。在许多情况下，在这个链条上帮上最后忙的那个人从不认识，甚至永远不会见到原始提出要求的那个人。确实，当他们的好意最终使一个陌生人受益的时候，中间人经常没意识到他们仅仅联系个人转换要求的链条。
在这些关系的链条上的每个特别的联系点和一对关系中起作用的是恩义，恩义并不散布在整个链条之上。就是说，链条上的每一个人只对向他提出要求的人有恩义。以这种方式，一个人可以通过关系的关系，超越他有局限的社会网络，跨过其他一些人，而用不着对涉及周边的每一个人都有回报。尽管关系的艺术涉及“熟悉”的原则，却不适用于帮助陌生人，但是通过依靠中间人和关系长链条中一对对人之间的义务，一个人能间接地帮助陌生人。关系艺术的这些灵活多能的方面必须加以辨别，以免把它看成排外的、静态的和传统交换的联系体制。
另一种扩大社会网络的方法是利用一个人现有的关系，把它作为联系的资源，维持更多的关系。如果一个人请求一个地位适当的人帮了别人的忙，那么他帮助其他人的能力也相应地得到增强。这样，除了职业、地位和物质财富的拥有，就能持续努力以扩大这个资源。如果说在资本主义体制里是“富者更富”，那么可以说在当今中国，则是关系越多，在社会上就越吃得开。看起来，在今天中国的城市生活里，把关系学作为“弱者的武器”（Scott,1985），一个人就在日常事务中矛盾地依靠社会关系获得了独立。
给予和接受的计策、义务和形式
交换是关系学过程和本质中不可分割的和基础的部分。在关系的艺术中，有三种东西可以用来交换：礼物、宴请和惠赠。既然我已经叙述了通过关系的各种惠赠和服务的交换，在此，我把重点放在礼物和宴请上。
实际上，在80年代和90年代初，与我谈过话的所有人，甚至官方出版物，都说最近这些年在社会关系的空间里出现了不断增长的送礼之风。尽管官方对此很关注，也明确反对，社会的压力却使礼送得越来越多、越来越贵。1982年，一个出租汽车司机跟我说，他的朋友也是司机，为了去见未来的岳父，他花了很多钱买礼品。他买了茅台，又买了瓶五粮液、几条烟，最后又拎了盒西式大蛋糕。他花了将近一个月的全部工资（当时大概40块钱）只是想给未来的老丈人留下好印象，建立了很好的关系。出租汽车司机摇头叹息道：“送礼之风太离谱了，我告诉这个朋友送得太多，但他不这么想。”
考虑到社会上送礼的压力，特别是结婚的场合，人们也经常说，礼品价值的抬高是一种关系艺术的手段。尽管关系艺术中的送礼比亲戚朋友之间作为社会礼仪表达尊敬、感谢和社会威望的那类礼品普遍送得要多，它仍然表现出它的独特性格。关系艺术中的送礼的实用性与送人情礼有本质区别，像婚礼、新年贺礼、上门礼、丧葬礼。这两个领域的送礼的不同经常可以在公众表达里看到的。一组漫画表现了一个非常沮丧的男人：一方面他每月工资都被送礼的义务吃掉了——用这些钱买了大量的酒、饮料，送生日礼、婚礼、退休礼；另一方面，这也是为了得到工作、提高工资待遇、调工作、入学（《讽刺与幽默》，1982年2月20日）。尽管关系送礼和人情送礼的界限逐渐模糊，人情送礼主要还是被泛化的社会义务所驱动的，是一种感情的表达。关系送礼则比较具体，且具有目的性。
关系学明确的策略和礼仪可以从以下几方面加以辨别：（1）所送礼品的类型，（2）关系交换的开始，（3）送礼的场合和形式，（4）对送礼的目的的掩饰。
关系艺术中送礼的种类
送礼的种类取决于要办的事情的大小和被求者社会地位的高低，送礼和回报的范围可以从简单的一袋水果或一只鸡到很贵重的立体声收录机、彩电、冰箱。按南方省城一位中年工人的说法，80年代初送一件30-40块钱的瓷器或布料子给工厂劳资科的主管，就能把三班制的工作换成固定的白班。这个礼送得恰如其分。在那个时候，把户口从农村调到城市，或从小城市调到大城市是最主要的需求，因为这比其他关系交换更加冒险、非法，这就需要送600块钱的黑白电视机或1,200块钱的彩色电视机。
在两个人不甚了解，或者受礼的人有职有权时，拉关系更正式一些，礼物可以是几瓶葡萄酒和几条烟。有一种习惯的说法，许多男官员在别人求他们就他们的职权范围内的事帮忙时，总会说：“这事需要研究研究”。中国话里“研究”和“烟酒”是同音字，因此可以理解成这个官员要拖一拖才办这件事。80年代初，国内名牌香烟是上海产的“凤凰”和“牡丹”、北京的“双喜”，还有更难弄到的云南的“红塔山”和“大重九”更适合于这些场合。没有滤嘴的当地烟，花费还不到名牌烟的零头，只能自己抽，送礼就太不合适了。80年代末90年代初，英美的香烟在中国不用外汇就能买到，这些烟也进入了关系圈里，烟和酒经常和“拉关系”结合在一起，下面的这个说法证实了烟和酒的特殊重要性：
手榴弹、炸药包；二十响，驳壳枪。
这里把一瓶白酒或啤酒、一盒高级点心和二十支装的一包烟比喻得很形象，弹药充足，可以通过后门炸毁任何城堡。我在火车上碰到同样的情况，贵州的一个采购员坐火车去新疆为自己工厂买汽油。他自信能做好这笔买卖，他指着几大箱随身带的贵州茅台酒说：“我们炮弹都准备好了，这些东西很有效。”
从80年代初到90年代初，中国物价上涨了，礼物的价格也同样上涨。1982年物价上涨以前，一瓶茅台酒才卖11块钱，到1992年就卖到140块钱。原先掏钱吃顿饭就报答人家了，10年以后，报答的钱要花得多得多。很少有给钱的，因为那样就把关系从个人基础上剥离了，这是对人家的侮辱，或者会吓走人家。花大钱又被认为超出了社会和法律所能容忍的限度，很危险，毫无疑问这是在搞贿赂和贪污，属于非法。然而从1982-1992年这十年间，金钱礼物在一些场合逐渐被社会接受、且越来越普遍，其合法的形象被逐步增强的市场力量所确认，市场力量认可用钱支付服务的费用。
一位名叫陈明路的铁路系统的采购员说，他记得1978年他刚参加工作的时候，托人找关系，只用打开一盒新买的烟，走的时候就把烟留在桌上，这样就能维持关系了。1990年我听到很多人谈论司机如何变得越来越傲慢，你给他一盒烟，他觉得这点小玩意对自己简直就是侮辱，当着你的面把烟扔到一边，不屑一顾。确实，这种事我也经历过一次。90年代司机经常拒绝别人用请到家里吃顿饭感谢自己，而要求用钱支付。
随着礼物价格螺旋似的飞涨，什么礼物最适合什么场合、什么要求、什么社会地位的人，这些都是要考虑的。礼物的类别也不断变化，这样出现了一个问题，社会如何估价礼物是否送得适当？我就此请教了一位中年的技术顾问，他常常在全国跑。他说，拉关系送的礼是个秘密，绝不会光明正大的，别人怎为知道如何送和送了什么。他们说有两种方法可以弄明白。第一，密友之间交换很多资讯，朋友会告诉你他们为了要什么，做了什么，花了多少钱拉关系，当然，收礼的人很少暴露自己收了多少，但送礼的人却通常会说。第二，在不知名的陌生人中间，特别是在火车上，人们随意聊天，你可能会问：“你给了他多少钱？100块？200块？”他可能大笑：“远远不够”。你接着问：“400块？500块？”他会惊叫，不屑地说：“那还拿得出手？”你再问："800,900?”这时他会说：“差不多”。这样你就知道他送了多少钱的礼，他们说话时都一脸狡黠。
关系交换的开始
关系学中的“艺术”是指一个人找到的门路不是遵守正式的官方规矩或正常的合法管道，而是创造性地寻找到的非正式的路子，即迂回包抄，在官方认可的办事途径中寻找捷径。铁路采购员陈明路回忆道，他1978年刚参加工作，对关系学一窍不通，很老实。他出差去找那些不认识的供货人，很负责任地拿出单位介绍信和货单。这种正式的介绍，没人搭理他。他们告诉他过几天再来，负责人不在。他在旅馆浪费了很长时间，等着别人来叫他。慢慢他明白了，如果没有精心建立的个人关系网，盖着公家大印的介绍信一点用也没有。
关系交换成功开始的第一步，是要找到一个合适的目标拉关系，如果这个人不能帮忙，送多少礼、请多少客都是白搭。如果这个人是个官，还必须确认他是不是管事的，有没有退休，是否还掌权。
要是拉关系的一开始就找对了人，建立了亲密的关系基础，下面要做的就是找到施展手腕和外交才能的办法，让人家明白你要交换的意图。一个人必须看准对手是否能被礼物打动、喜欢什么样的礼物。这些都需要很微妙和策略的手段，一切尽在不言中。
按那位中年干部的说法，可以从受礼人的家属、同学那里得到二手资讯。通过中间人安排，送礼的人也可以登门拜访，看看这个人可能不可能收礼、想收什么样的礼。这个干部描绘了一个典型情境，一个人想和一位能帮忙的干部拉关系，上门拜访他，有礼貌地开过一阵玩笑后，他随意说：“你的手表旧了，想换一只新电子表吗？我有路子能弄到好的。”几番来回，这个人就可以在谈话中提要求了，也许会在送礼以后很长时间才提要求。如果那人回答对路，比如他说：“可以考虑考虑，换不换倒不在乎，只是我没机会自己去买。”这个交易就算大功告成。以建议和影射的手段，避免了直接的和唐突的要求。
在关系的艺术中，负担其实是在收礼的一方。关系学与马歇尔·莫斯（Marcel Mauss）“送礼要义”的三分法的公式，“有义务地给，有义务地收，有义务回报”（1967:10-11）有共同之处。公式的中间这一项，反映出在这种由文化决定的拒绝接受礼物的困难和难堪。许多收礼的人尽管不想找麻烦去回报人家，但还是接受了礼物，其中的原因有三。首先，拒绝会丢面子，等于说自己没能力回报。其次，拒绝受礼会给人一个遗世独立的感觉，人家会认为这个人不想和别人建立相互帮助的关系。第三，许多人对能有机会扩大自己的关系网是欢迎的，也对你来我往的人情债很明白。如果收礼的人觉得自己不能满足人家的特定需求，就会通过送一个回礼这样一种用心周到的方式来把这份人情债打发掉。
建立关系交换的任务是很微妙的事情，特别是一个人要采取适当的方式暗示一个要求，以便在遭到拒绝后不致影响整个关系的大局。举例来说，我和北京的一位社科研究人员高澜如到他的湖北农村老家探亲，一回去就被他的外甥们围住了，让他走走老同学的关系，把他们调到城里去，因为他的老同学在这个县里当县长。这些外甥们不想种田当农民了，种田太累，也挣不了几个钱，靠卖粮食，日子过得太艰苦。高很为难，对亲属要尽到义务，但靠私人关系和县长办这事也很为难，“这事真不好开口”。高在汽车里向朋友诉苦，朋友指点他可以用策略点的办法解决：把亲属的要求写一封信给县长，不直接找他，这样不会使县长为难，给他留了点余地。如果此事不行，或者县长不愿帮忙他会把这事按下不表，这避免了县长直接拒绝高的要求，也免得高受到拒绝而难堪。这样，不管这场关系交往的结果如何，长期的同学关系和同乡情谊没被削弱。
送礼的场合和形式：谨慎而又强迫
在送礼的艺术中，第三个策略是注意送礼的场合和情境。送礼要小心谨慎。一位精于此道的工厂工人这么说：“要把礼物送上门，或者是周围没人的时候送。”否则，当着其他人的面让收礼的人难堪，他也会和你打官腔，装得正经人似地怒斥道：“这是不正之风，我绝不干这种事。”因此，要摸清情况，避免让人难堪，让人拒绝，送礼经常是在夜幕掩护下送给人家。
靠送礼拉关系是被认可的一种社会特征。送礼的时候也闹出过不少笑话和不少故事。下面这两件事说明送礼的场合和情境的重要：铁路采购员陈明路讲的这个故事让人吃惊。他的邻居是个普通的工人阶级家庭，也想搞搞关系。家里有人在医院去世了，医院太平间有临时空房，如果遗体两天以后亲属和家属不来认领，就要每天收费。这家人不想交费，又想等到外地亲戚都到北京办完葬礼后才火化。通过朋友，他们得知太平间的看门人爱收礼，也能劝医院不收费。这家人没送礼的技巧，在人很多的时候把礼送给看门人，后者别无选择，只能做出清廉的样子，拒绝收礼。那天晚上，这家人听了朋友的劝，去了看门人家，送上礼物，提出要求。这次看门人收了礼，也责怪这家人不该当着医院那么多人的面送礼，闹得他很难堪。后来同意不收费让遗体多放几天。
我听到的另一个故事发生在南方的一个省城，这个故事也是一个当众送礼犯大忌的例子。这事发生在南方的一个省城里，引起一整栋居民大楼里邻居的注意。当地一个干部有爱收礼的名声，一位妇女想通过送只鸡来让他替自己的儿子找个工作。但她不谨慎，把她的想法告诉了所有的人。当然这个想法也传到这位干部的耳朵里，他很恼怒地发觉全楼的人都知道这个妇女要干什么。在她送礼的时候，他决定当着众人的面有声有色地拒绝这个礼物，以求改善他的形象。他拎着那只鸡走到四楼阳台，大声指责那位妇女想收买他。接着又戏剧性地把这只可怜的尖声乱叫的鸡，羽毛乱飞地从阳台上扔下了楼。尽管这楼的人都被他的表演逗乐了，这件事过去以后，大家还是不相信他的形象正直。
送礼的时候谨慎的手段和场合相当重要，除此以外，在搞关系的开始还有一个经常要考虑的因素，这就是强迫、厉害和恐吓的因素。关系的艺术中也涉及到厉害的谦和以及强迫性的慷慨。下面这些小花絮，我认为是恶意的送礼。一个工人告诉我他见过这类事，而且认识那个人。
一个工人想得到几天正式的休假，自己做点生意。第一次想偷偷给经理送点礼，但是经理拒绝了。这时他狡猾地想了一个经理能接受的法子。他挑了经理和其他工人在一起的时候把礼送了上去，这次他送礼的办法有所不同。他对经理说：“这是我爸送你的礼品，他是你的老战友，让我送给你。你收下吧。别让老爷子过不去。”这位工人和经理都知道他父亲和经理是老战友的话是编造出来的，明显的是给经理送礼。当着许多人的面，经理除非找到一个更好的理由当众拒绝，否则他会大丢面子。他不能当众说他不收礼是因为不想帮这个人，那也太小气了。他同时也不愿说这工人是个骗子，因为他还不到非让这个工人大丢脸面的地步。不容他多想，礼物已经递过来了。经理根本来不及随机应变，他只能收下。后来，这个点子很鬼的工人当然要求批准休假几天，经理也不得不答应，因为当着那么多工人的面收了礼，如果他拒绝，这个工人就会告诉所有的工人，经理要是收了礼就应该答应他，于是所有的工人都会说经理太没有人情味。
这个关系行为涉及到了干部，干部作出的决定能影响人的生活，他被哄、被骗、被逼到一个给别人好处的地位上，不得不对送礼者作出让步。这说明灵活运用关系的手腕能把当官的和他管理下的工人的位置颠倒过来。这也显示不需要靠剧烈的手段，关系学为那些处于社会弱势的人提供了达到目的的手段。这很像詹姆斯·斯科特（James Scott）描述过的马来西亚农民——他们通过诉诸于前资本主义的权贵的慈善美德，来支配他们的雇主。有关系手腕的人也能利用伦理，而不是仅仅顺从它。
在此同时，关系学带来的利益还可能是短暂的。另一位在场的工人想，这个工人目光太短浅，他能用义务让经理答应自己的要求，但以后就有苦头吃了。经理可能以后会找他的麻烦，给他小鞋穿，那他的日子就难过了。
在这个恶意的送礼的例子里，强迫性的慷慨和有掩盖的威胁手段让人想起李宗吾的《厚黑学》。这本书写于20世纪初，李讲述了求官的人可以利用六种厚黑学。首先，他要有空，必须花时间全力投入这项工作，他还要有耐心和度量。其次，他要懂得如何“钻”，要为自己打开一个缺口，掌握对自己有利的机会。其三，必须知道如何“充”，有自吹自擂的本领。其四，不会吹捧就办不成事，特别要吹捧上级。其五，如果捧得不好，还可以用“恐”，或者是更温和些的敲诈。其六，送是最有效的，人必须辨别送大礼的场合（现金）和送小礼的场合（茶叶、火腿、宴请）。
在和留美的女学生王海风讨论“礼”中的“威胁”的归类时，我问她这是否与当代关系艺术有相关之处。她说肯定有而且想出了可以设想一个假定的情境展示它与今天的关联。甲是一个企业家，想从乙那里批些砖。乙是砖厂的主管。甲知道乙曾经开后门为儿子找工作，于是甲暗示乙他知道这些情况。如果乙不给他好处，甲就会到处散布这个消息让乙难堪。甲可能随意对他说：“砖很难批到，这我知道，我不想麻烦你，但这事也不至于像某些人开后门为女儿找工作那样难。”用女儿代替了儿子，恐吓是精心伪装的，不那么直接，这种微妙的恐吓手段让乙弄不清甲是恐吓，还是巧合。乙如果想息事宁人，就把砖批给他，不让他声张。伪装的和间接的恐吓比直接的、开放的恐吓要好，后者会让乙对甲发火。如果甲把乙搞得冒火，心有敌意，乙会考虑用自己的办法彻底把他打倒。
礼仪和掩饰
“请客送礼”是中国文化里最重要的两种社会活动，是带有稳定社会的象征性的活动。当这两种活动与关系的艺术结合在一起时，它们就使本来具有工具性的关系带上了人情的味道。既然存在着不成文的社会习俗，关系学必须与适当的人情原则和成规相一致，还必须当心不要让关系的实用本质太过于明显。举例来说，为了获得好处，一个人可能考虑送礼的时间，光天化日之下送礼让人感到难堪，送礼的实用目的太过于明显。如果一个人愿意等的时间长一些，把关系的基础打得牢一些，最好是在婚礼、春节这样适当的场合送礼，这种场合适合于人情圈内的“表达性礼物”，它维系了亲戚、朋友、上下级的感情，又没有明显的耍手腕的感觉，因为此时是真实的人情联系。这种场合最适合于送礼，礼物的实用性被人情所掩盖，又以情动人，所以它经常是施加恩惠的最有效方式。
请客送礼都涉及许多礼节和礼貌的习俗，它起到伪装和淡化礼物的工具性的作用，为双方保住了面子。送礼的人和主人努力给双方留下好的印象，不把礼物和吃饭看成露骨的贿赂和支付服务的费用，而是建立良好社会关系的场合。因此，在送礼的同时就提出帮忙的请求是很不合时宜的糟糕做法。
相反的是，一个人应该送礼在前，提要求在后，像春节、生孩子、结婚这样的场合，给人们提供了一种为将来求人办事的“打底子”的机会。还要小心不要让客人感到在他们眼前的饭菜背后另有目的。这很难办，人们对别人的动机总是很敏感。下面这种说法提醒人在培养社会关系时要忍耐和小心，这样会有更大的回报：
放长线钓大鱼。
正如放线到深水中，在送礼与提出要求、收礼与回报之间时间拉长些会增加收礼一方同意回报的可能性。因此，关系艺术要求搞关系的人不仅精明有加而且耐性十足。
有时送礼过于小心也会引起让人难堪的误解。一位中年干部告诉我一个故事。一个人想提前退休，春节前，他让老伴送一盒梨和一条香烟到管事的干部家里，只在盒子里留下干部的名字。老伴不知道干部家住哪儿，稀里糊涂送到那位干部的邻居家去了。由于拉关系的时候一般不把礼物的目的直言道出，这个错误没能当场发觉。这倒霉的两口子不仅赔了礼物，还因为其他人立刻明白了他们的意图而丢了面子。
在出示礼物的时刻表现出的一定的规矩，更进一步地表明了关系交往中所包含的化解其工具性的种种仪规。在典型的送礼过程中，送礼人总是自我贬低表示所送礼物微不足道，受礼的人挥着手不要礼物，不止一次地推让：“我们是老朋友了，你何必这么麻烦。”或“这太过分了，我哪里需这个。”在送的人一再坚持下，他最后还是接受了，说“你太客气了”或“你真是难为我”。有时这个仪式很紧张热闹，变成了具有文化意味的推让的舞蹈排演。送礼的人吵吵嚷嚷硬是要勉勉强强的受礼的人收下。以我经历过的这种场面来看，工人阶级比知识分子表现得更加坚辞不收，动作也更丰富，这种形体语言的拒绝，表达了关系艺术中演员的夸张的谦虚和慷慨。
请客吃饭在中国文化里不仅仅是关系艺术的技巧，也是社交范畴里的一项重要的礼仪。婚礼不仅是新郎家和新娘家以及一部分参加婚礼的宾客之间送礼的场合，也是向亲戚、邻居、朋友豪请大宴的场合。十人一桌的筵席摆上几桌，给主人带来许多社会声望，即使为此负债几年也在所不惜。请客的其他场合还有外地亲友来探访、亲友要出远出、工作升迁，或者工人获奖、春节庆贺等等。
请客吃饭，主人和宾客都要遵循和送礼同样的文化礼节。如有一方出于形式的考虑，不想使主人为难，或者不愿勉强地欠主人的人情，客人在接受邀请时经常会迟疑，主人这一方则是一个劲地坚持，有时情势所至，甚至把客人强行拉到自己家里或饭店。我到中国不久，一位中国朋友陪我和丈夫开车出去，他指着路边一个奇特的景象让我看。一群人在门边围住一对男女，一个男人向他们大声嚷嚷，要把他们拉进门。那对男女一个劲拒绝，死也不肯走，脚把地上的土蹬得纷纷扬扬。一个人都快要把他们拉进门了，不想又被他们挣脱了。我的朋友眼光一亮，问我们知不知道他们在干什么。我想这很明显是夫妻之间吵架的戏剧场景，其他人帮着老婆这边在拉架。我的朋友开怀大笑，解释说，正相反，一家正在劝另一家，可能是朋友或亲戚想留他们吃饭。
宾客进屋以后，这种殷勤好客还要持续下去。落座的时候，谁坐主、谁坐次，还有一个小小的争议，每个人都说不好谁坐主位，圆桌也没有明显的座次。贵宾经常坐在离门最远的地方。吃饭时，主人给客人的碟子里布满了菜，不断给男人的酒杯里斟满酒，尽管宾客面前珍馐横陈，主人还一直唠叨饭菜简单。
作为关系艺术的手段的宴请，还保留着更大的传统象征仪式和一般宴请的成规，这是基础。区分什么是关系的宴请、什么是其他类型的宴请，要看它扮演的角色。它不仅是社会关系的媒介，而且更是政治交换、经济交换和使客人回报的更强有力的强烈联系力量的媒介。尽管关系的宴请比其他维护社会关系、展示社会地位的一般性请客更局限于物质和利益，但是关系的宴请也保留了其他宴请的形式、语言和仪规。
既然中国城市家庭光是花在吃饭上的钱就占去了整个家庭收入的70%，被人请去参加宴会就不能看得轻描淡写。请客要办的事很多，到市场采购各种各样的肉和蔬菜，还要洗切、炒，常常是全家都忙忙碌碌。可以从请客的情境辨别请客的后面有没有其他目的。从主人的角度看，请一个人来吃饭就有拉关系的企图。不管是在家里还是在饭店，花费越多，要得到的好处就更大。举例来说，要想调工作或让孩子进好的幼儿园要排很长时间的队，所以要正式宴请。要是想休假一天不上班的话，只要送些小礼物或者只要和主管关系好就可以了。
公事中的关系交换也大量请客，用公共的基金偷偷支付。上级主管部门定期到下属单位指导视察生产、卫生、计划生育实行情况，下级单位常常是盛宴招待，急于取悦主管，以便他在报告中为自己说好话。工厂的供销员也能从工厂的预算中拨出一部分钱用来搞关系，尤其是为了保证工厂原材料供应的那些关系。
回馈的义务
在社会关系的艺术中，社会义务的原则补充着“熟悉”的原则以及其他的一些依靠他人的行为习惯。一个人帮助家庭、朋友、亲戚的义务，既作为内部的社会名分，也作为外部社会的制约被人们履行着。对于为什么人都觉得有必要对于“关系户”有求必应这一问题，很多人都提出两个基本的理由。首先，一个人要考虑他在社会舆论中的地位，避免在别人那里丢面子。如果让别人失望，或者没尽到义务，人们也会觉得不对。特别在工人中，“哥儿们义气”的意识很强，一个人很怕被人看作“不够哥儿们”。其次，人们也可以带着具体的自利意识和物质利益的意识觉得有义务帮助别人，这就是说，义务帮助别人仅仅是由于不愿意危害一种关系，以备有一天真需要这种关系。一个人应避免“过河拆桥”。引用这句话的工人说，人们生活的社会圈子或多或少总是有限，转来转去又转了回来。如果一个人不回报所欠的人情债，不努力与别人维持良好关系，总有一天他还是要过这座桥，到时候他会发现没有一座桥让他过。
中文里“面子”具有很重要的功能，义务和回报都通过它来运作。尽管许多文化都有脸面的意识，恐怕没有哪种文化像中国那样有这么多的文化精义。在这个问题的经典论述中，胡先晋辨析了中文里和脸面有关的两个词（Hu,1944），“脸”涉及到自我道德完整的社会认可，是社会核心伦理准则在深层内化的结果。亵渎脸面或脸面丢尽可以导致社会放逐和自我的崩溃。但是，面子与终极道德价值并没有根本的联系，在追求社会声誉和社会优越感的时候可以长面子，也可能丢面子。一个人可以展示自己的能力、财富、慷慨，以及相当广泛的社会关系来积累自己的面子（Hu,1944:61），我发现面子在关系的互惠上是比脸更常见的一个因素。在涉及到关系艺术的谈话中，我很少听到脸这个词。关系学中面子的极度重要性说明作为一套实用的、策略性的招数。关系学杜绝了与脸相关的一般性的和抽象的道德，而仅仅以一套随机应变的搞关系的伦理为指导。随机应变的伦理允许一个人在不危及自尊和社会地位、不需固定的社会角色和期望的情况下，索取社会的和个人的好处。
面子是道德驱动力、社会名誉和自尊意识的组合体。我在北京有个朋友，他曾是洛阳某工厂的办事人员，他说如果你去洛阳买不到车票，我只要找他在洛阳火车站售票处的朋友就可以了。在售票部门工作的人经常在自己口袋里和抽屉里留些票，以备朋友需要。他们对顾客说票已经卖光了。我问他们为什么要在背后干这些事，他耐心给我解释：人们有义务为自己的朋友留些票，不能帮朋友是件很难堪的事，一个人会没有面子。事办不成，在朋友面前就抬不起头。让朋友失望，就是没有面子。他不仅违背了一些基本的伦理，也使自己的名声一落千丈。
协助我工作的本地人陈晓雄承认他就干过俗话说的“死要面子活受罪”的事情。他的朋友让他帮个忙，他知道这件事很难办，要花很多时间和精力，但他还是要帮这个忙，因为不能丢面子。一方面，他的自尊心和友谊也经受着考验。另一方面，他又不能找个遁词说自己没把握。他简单地说：“面子维持着大家在一起的关系”。
一个中年技术工给我描绘了中国人为了面子可以做出许多滑稽的事：
经常是这样，一家很穷，可他要竭力掩饰。每天吃饭能省就省。来了客人却买最好的，远远超出他们的能力。我常听到这样的故事，年轻小伙子没有固定工作，家里又穷，却打扮得漂漂亮亮，为了给女朋友留下好印象，借了朋友的好房子，请她到家里来吃顿好的。婚后女孩子发现真相，想和他离婚，但太晚了。我们中国人爱面子，面子给你社会地位，其他人尊重你，愿意和你建立社会关系。
确实，说“某人比别人的面子大”意味着这个人因为帮助了很多人而有了社会地位，因为有社会活动能力以及社会关系而享有好名声，这些人比那些受惠于他们的人的地位要优越。
恩义和回报的原则也作为一套安全防范措施防止关系的滥用。接受了礼物、宴请、好处以后，就有义务回报。可以含蓄地说，具体的接受行为就是一个约定，人们相信在日后以另一种形式回报。莫斯在观察古代的交换时说，给出的东西“同时也是财产和财物、抵押和贷款，是已售之物和已购之物，是储备、是委托、是信用”（Mauss,1967:22）。这也适用于中国的关系交换。给出的东西在关系艺术里不是纯粹金钱交易中无生命的与物化的商品，而是打上了送者和收者之间社会和道德驱动力的烙印。在关系交换中收者的约束原则具有“完全的互惠”的特点，因为交换是双方行为，也是经济、法律和道德行为。
我问一个北京工人，如果一个人放弃自己的回报的义务，或在送出了礼，收礼的人却没能按隐含的许诺给予预期的服务，又怎么办？他回答：
通常不会发生这种事，人都不傻。他们知道，如果没有回报，早晚他们都没有好下场，他会没朋友，被开除出圈子，他们也会在未来为某件事要你帮他们。人们很少小看人情。当然，如果你给人办了事，尽了力却没办成，我认为别人也不应该斤斤计较。
互惠的原则常被理解为出于面子的考虑，它在关系交换中的角色等同于金钱关系中法律的角色。
这个北京的工人还回答了我的另一个问题：一个人如何衡量在交换中商品和服务的价值以确定一个合适的回报？
很难确定办成一件事的价值。这通常比较主观。一般来说，时机和稀缺可以决定价值，一个人急需一个东西，你又能帮助他满足这个急需，他会十分满意，非常感激你。有时你为一个人做了许多，远远超出他能回报的，你就胜过他了。既然他太有义务回报你，你可以在任何时候找他帮忙。
在关系交换中，没有一般交换和物质交换中的利息。尽管给出的礼物的金钱价值很重要，但并不是回报多少的唯一考虑。送礼的时间、礼物和服务的稀有、送礼人的社会地位、送礼的人和收礼的人之间关系的远近，都是礼物总体价值的构成因素。既然每种礼物都没有定价，价值随每个送礼的人的具体情况和具体办事的人而起伏不定。在回报时，回报多少和怎样回报是件大伤脑筋的事情。
价值的不确定导致中国人对这种事很苦闷，但考虑到长期社会关系，又不能不慷慨。一个人应该如何调节社会关系的习惯，可以在下面这句话里找到例证：
你敬我一尺，我敬你一丈。
受人滴水之恩，当以涌泉相报。
价值相等的回报有结束关系发展的意思，因为一个人不再欠什么要还的债了。因此，为了维持一个人的道德优越性，最好的策略是没什么人情债，可以说，关系学中已包含了一种不断升级的倾向。
一个人在回报时所给或所做事情的价值是使交换关系能长期继续进行的因素，但回报前的这段时间也要加以考虑。从送礼人的角度来说，在本书一开始调动关系网帮医生忙的那个工人丁健不无自得地说：“你一旦帮了一个人的忙，你不必马上要回报，你可以放在那里一段时间。有时四五年不用，你有了事才找他帮忙。别人欠你的，你最好先放在那里，越长越好，在未来的交易中你处于有利地位。”
从受礼者的角度看，也有许多社会限制和实际限制不倾向于立即回报。木匠陈绍雄说，一个人接受别人的好处马上回报，是最坏和最蠢的一种社会关系。尽管收了礼处于不利地位，但是人情债的延伸是关系学的一个主要目的。因为这个人情债使关系开放了。一个社会地位高的人可能很快回报一个地位低、机会少的人，让后者将来没有机会再提出要求。但一般来说，留些人情债能让人对别人提出要求，这样让人依赖你、欠你的情：换句话说，留些债正是为培养关系提供了机会，陈绍雄说：“俗话说，一锤子买卖，简洁地描述了目光短浅和急于抹消债务的社会尴尬。”立即回报，立即结束关系。立即回报使人不仅放弃了培养长期关系的机会，而且把关系降低到一种公开实用的“买卖关系”。正如送礼的真实实用的目的必须掩饰的情况，延长回报时间所强调的是个人关系的坚强和持久，而不是通过这种关系所交换的物品或惠利。
交换价值的不确定性和回报前的延期，反应在这位不愿接受金钱回报的工人的行为用意中。蒋有刻章的癖好，他经常钻研到深更半夜。一天，单位主管找他，问他是否能给单位刻两枚大章，盖合同和文件用。工作做完之后，主管很高兴，要付他买材料的钱，算时间，付工钱。蒋很和气但很坚决地拒绝了，宣称给集体作贡献是自己的责任。私下里却对我说：“钱有什么好？我拿了它，花完就完了。我免费给服务，和主管建立了一种持久的关系，他们会记得我做过什么，将来会对我好。我要休几天假他们就会答应，对我特别考虑。立马兑现是目光短浅的，是一锤子买卖。”蒋如果接受了钱的回报，就断绝了与单位主管建立长期关系的机会。社会投资造成的义务和产生的恩义比从钱中得到的要多，钱建立的关系不稳定，而社会投资则享受更长远的果实。
关系艺术的复杂策略和仪规说明，尽管关系艺术为实际的利益所驱动，但它却不是一个非道德或完全理性化的行为模式。其行为是以情境的和关系伦理系统为基础的，它增进个人忠诚和相互的义务。这就是说，关系的艺术具有一种伦理，不同于与社会主义下的国家主义的普遍伦理，也不同于被国家采纳的正式的、非人情的程式。同时，关系学也与资本主义理性化和非人情化的交换关系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