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记

这本书是我在1980年代和1990年代，与中国社会主义文化的长达两年的相处遭遇的结果。我的田野调查和写作中最明显的特点是对中国历史活生生的和迅速变化的脉搏的体验和意识。中国历史正发生权力模式的转变，同时新模式中又保留了旧的因素。当我于1981年初到中国时，中国刚告别“文革”不久，正开始与别的国家重新交流和沟通。在仅仅二十年以后，我在第二个千年就要终结时为此书写中文版后记的今天，中国的都市所产生的新的社会格局和权力模式已经为二十年前所不能想象。已经在这一新的商业社会扎下根的关系学，有了新的形式和意义，并同时既成为商业交往不可缺少的手段，也成为其障碍。关系学将发展出本书所未能预见到的新的理论意义。

在我的民族志中，准确捕捉这一历史脉搏的需要以及中国社会秩序急剧变化的事实意味着，作为本书研究主题的“关系”是一套多层面和变化不停的实践，其多层面性和变动性使得对它的解释变得非常困难。在我的实地调查过程中，仅仅是发展一种可同现在相对比，以及可同别的书写材料所描述的过去相对比的那种改革前、革命前，以及前现代的历史感是不够的。要想从事一种社会剖析，我还必须要冒险对于社会秩序将向什么方向发展作出分析。正是在中国做田野调查的这一特点，使得对中国的人类学研究具有一种新闻业实践中很突出的特征，即一种置身于勾魂摄魄但又前程莫辨的不确定性感。

在写作此书并试图战胜在建构社会剖析的适切理论框架中的困难的同时，非常令我惊讶的事实是，在西方常用的许多理论（马克思主义、福柯、心理分析学以及极权主义理论），都不能非常有效地解释当代中国的权力的多重运作。马克思主义和心理分析理论未能对当代国家权力的强有力渗透，以及其机构和心理权力的迅速扩张作出充分的解释。尽管米歇尔·福柯（Foucault1979a,1979b,1980）的现代管制和生物权力的概念（即通过理性知识和福利分配来对生命形式进行越来越细密的管理）认定国家的重要作用，但这一理性的控制形式来源于由资本主义带来的科学理性，而不是来自前资本主义社会的国家理性。极权主义的理论过分强调国家权力的压制机制，不可能对日常生活中的抵抗和销蚀作出解释，也不能解释与现代化的权力相抗衡的传统文化的创造性的配置。上述理论都没有讨论中国的当代权力与中国的古老国家诸形式的重要联系，以及与仍然强有力的亲缘逻辑和伦理的重要联系。当时在人类学里对于礼物经济的研究（如对美拉尼西亚、北美西北海岸以及墨西哥的研究），非常有助于我的研究；但同时，没有什么礼物经济的研究讨论了它如何与更大范围的经济形式结合在一起的，很少有研究讨论国家社会主义社会或非西方国家现代性，并可作为观察关系实践和国家权力的模式。

近年来，关系学研究已经成为用英语写作的中国研究学者中，甚至在研究东亚和东南亚的学者中的一个小天地。中国的关系文化，对于其社会关系已经被资本主义势力不同程度地理性化的，那些中国以外的许多地方来说是如此显要和突出，以至于在中国对外国学者从事田野调查进行开放以后，中国文化的这一方面受到了值得一提的学术关注。由安德鲁·克普尼斯（Andrew Kipnis,1997）在山东邹平县，和阎云翔（Yan,1996）在黑龙江进行的对于中国农民的关系和人情的田野调查，展现了关系伦理和逻辑，是如何在乡村从礼物的流通和社会关系的更新和协商中形成的。阎云翔提供的量化资料显示，农民用差不多20%的家庭年收入来送礼。这说明了农民文化中礼物赠予、社会纽带以及礼仪生活的重要性。克普尼斯更进一步地指出，中国文化里的个人构成中的关系本质，为皮埃尔·布迪厄（Pierre Bourdieu,1977）的实践理论提供了一个极好的例证。这一观点也为司马雅伦（Alan Smart,1993）所发挥。别的人类学家，如陈奕鳞（Allen Chun）和饶世藻（Yao Souchou）也有关于关系的著述。

在政府政策研究、国际贸易和工商管理领域中，更有影响的研究是在被称为“跨国的华人资本主义”（transnational Chinese capitalis）的研究中那一整套关于关系的学术话语。在超越政治边界，并把台湾、新加坡、东南亚以及香港的华人投资者，与中国大陆的企业家、国有企业经理和商业官僚联系起来的稠密的商业交际网中，关系学和人情关系的重要性被视为一个特殊的文化特征（Hsing,1988;Tang&Chan,1999），甚至是在全球化过程中中国资本主义所带有的富有竞争性的一个有利条件。这一被称为“中国关系网资本主义”或者“儒教资本主义”的话语本身就是超国家（地区）的，因为它是在美国、东南亚、台湾和香港产生的。在这一观点的两位主要的倡导者——韩格理（Gary Hamilton,1990;1996）和顾定国（Gordon Redding,1990,1996）的著述中，中国资本主义被显示为与西方资本主义有质的不同，其理由是，它是从中国文化的小家庭作坊或家庭企业的传统中发展起来的，而这一传统又是以父权权威、人际信任，而不是法律系统以及个人和亲属关系、不是个人权利的重要性为基础的。他们注意到了与美国、韩国和日本的资本主义不同的海外华人资本主义的独特形式，如弱小的公司以及强大公司间的联系和网络联系。华人的小家庭公司结构简单，而且时办时停；相比之下，随着公司在一个稳固的关系网帮助下时办时停，或在随意合并或另开新张，公司和它们的供应商或购买者之间的个人关系网，常常比具体公司的存在更带永久性。他们赞许地注意到，这种“关系资本主义”比西方异化性的、合同化的和个人主义性质的资本主义，更有人情而且常常更有效率。

当然，对这些论点还可从把全球资本主义看作一个产生多样文化和制度形式的多样化过程的观点而作进一步的发掘（参见Lever-Tracy,1999）。这些论点有助于对西方资本主义和新古典经济理论的霸权发出挑战，因为这些理论不能认识经济与不同形式的社会制度和关系的紧密的共生。但是，这一讨论因强调“中国文化”和“华人资本主义”的概念，而易忽视在跨国的资本主义遭遇中的种族、阶级、性别和地区的区别和紧张关系。这一“文化本质主义”的方法论的另一个问题是把关系看成是一个在资本主义过程以前就已成形的不变的本质，而不是视之为正是在使跨国资本主义进入国家经济的过程中形成的实践。非常重要的是，关于关系资本主义的学术话语是直到中国大陆向外界资本开放，刺激亚洲经济发展，使海外华人投资者获得在大陆做生意的经历和必要条件后才出现的。正如我在本书中所指出的，关系学是在“文化大革命”中，作为人民使他们自己与极端的国家渗透下的秩序分离开来的一种方式而盛行起来；同样，下述的推论或许也能成立，即一个跨国的资本主义文化，正通过关系而在中国扎下了根，因为关系既绕过权力又获得其配合。同时，把这一资本主义势力展现为建立在儒教的人情和家庭原则基础上的论点模糊了一个事实，即在商业经理们之间也许会看到人情，但一当接触到从工人身上榨取的剩余利润时，人情就很少见到了。在西方的话语和媒介中，中国的人情文化被50年代和60年代的现代化理论责难为中国落后的原因；而到了亚洲“四小龙”发展出经济奇迹，中国进入了两位数的经济增长期时，关于“中国儒教资本主义”的讨论出现了，这一讨论则把传统的家庭和亲缘关系视为财富。现在当亚洲经历经济危机时，我们又有了“好朋友资本主义”（crony capitalisim）这一概念来描述亚洲国家无力适当发展的原因。鉴于关系和关系话语的政治性的使用，较好的做法是不把关系学当成中国文化内在的一成不变的既定特质，而把它看成是历史性的文化实践，这一文化实践的特点和话语，在特定的历史时刻和政治环境中有不同的涵义和展布（deployment）。

本书的焦点是国家中心控制下的再分配经济中关系学的社会意义。在1980年代仍然很强大的国家再分配经济，使我把本书聚焦在关系学和国家权力的关系上。虽然我的书也谈及有关“礼物经济”和正出现的“小商品经济”的关系，但当时就要看清资本主义体制和文化，会如其今天已经做到的那样迅速地改变中国是很困难的。毫无疑问，我们必须研究正出现的关系礼物经济与资本主义体制和文化会如其今天已经做到的一样迅速地改变中国是很困难的；也必须研究正出现的关系礼物经济和资本主义或资本主义化的发展型国家（developmental state）的关系。随着我对这一关系的最新的研究方法进行综合了解，我发觉我正与这些方法告别，希望为未来的研究寻求一个新的方向。

第一，道格拉斯·伽瑟瑞（Douglas Guthrie,1998）争辩说，关系学实践在中国从国家经济到市场联系的转变中正在衰落，其前提是理性的和非人情化的联系更加有效率，因而将适时宜地取代人情主义。这一目的论非常危险地几近于与1960年代西方的幼稚而现已经衰亡的现代化理论同流合污。现代化理论的狭隘的实证主义，暗含着它的功利主义的意识形态、工具理性，以及天下只有一种形式的现代化的西方霸权前提。马克斯·韦伯至少为他的理性化论题的意义而忧心，因而悲观地发出理性化铸造“铁笼”的警告。伽瑟瑞的态度则一味喜庆，无视在布迪厄所描述的个人的统治模式和客观的制度化模式之间的权力斗争。前一种直接的个人象征性的统治模式（如关系学），是当人们不能依赖使得权力的制度自然化和合法化的稳定的自我再生产的统治结构时才使用的。这才是对伽瑟瑞的访谈所显示的小公司的经理倾向于强调继续使用关系学，而那些国有大公司或合资企业的经理认为关系学已经衰落的真正理解。那些可以依靠客观的统治结构（不管是官场的特权，还是市场的特别占有）的人没有使用费时间的关系学的必要。

第二种方法认为中国关系资本主义（建立在可提供新的市场和供应管道的个人网络之上的小而灵活的公司）与戴维·哈维（David Harvey）所认为的在全球资本主义中的朝着“灵活的积累”（flexible accumulation）的新发展有一种无意的契合。灵活的积累是一种与那种大的官僚化公司僵硬的、限制重重的、垂直的等级制和大规模投资、编了目的财产货物、开支迥然不同的生产模式，在这种模式下的承包这一形式以及可以较灵活地变换产品和销售出路，使得在日益激化的竞争中争取一块新的市场天地的小公司更如鱼得水。这里的论点正好与伽瑟瑞的观点背道而驰，因为个人网络，而不是客观的法律和制度结构，成为一种新资本主义的功能。阿瑞夫·德里克（Arif Rirlik,1997）把海外华人资本主义和关系的话语，视为中国进入市场经济所产生的症状以及同时对这一症状的合理化，在这种话语下和这种运作下向资本主义的前沿（资本主义法律制度尚未健全）的发展，倾向于偏爱亲属网络的商业联系以及个人之间的信任。理查德·奥博堡姆（Richard Appelbaum,1998）发现了关系资本主义和“灵活积累”及商品连锁生产的要求之间的契合的积极意义：随着世界正向一个在其中西方不再是唯一相对于第三世界边缘地带的统治中心的多中心资本主义世界体系，这一新的发展将向西方资本主义的霸权提出挑战。

在这些对于礼物经济和资本主义的遭遇的研究方法中，被始终如一地认定的是这两种经济模式的天衣无缝的融合或相互补充。关系被认为是适合于资本主义的新的结构需要，甚至可以使中国更富竞争力。在这两种运作原则相冲突的地方，关系的衰落便立即被认为是自然的和不可避免的趋势。正如我试图在本书中准确勾画关系的个人原则与国家的理性原则之间的冲突，我在此希望为今后的研究提出关系与资本主义相冲突的一个新的焦点，以及对他们之间不相容性和对立性的新的探求。与其总是视资本主义能把它所遭遇的别的经济逻辑整合进自身，我们也可以把这一遭遇设想成是资本主义受到的挑战，设想成像一场工人革命一样的对于其运作原则的威胁（Yang,1999）。如果礼物经济原则穿透、颠覆，并改造资本主义，这一不同的景象又当如何？如果要求金钱关系服从于人情关系；如果社会地位的获得不是通过个人积累，而是通过把个人财富赠予他人；如果勤俭和赞助的行为被夸张式的恩惠慷慨所代替；如果报恩感伴随每一次物质收益；如果消费不再是定义为个人的花费，而是定义为共同体的行为，像许多筵席那样。那么，这种不寻常的市场经济形式又是什么样呢？

最后，在本书附录中增加了一篇我在此书出版之后的2002年发表在澳大利亚的《中国季刊》上的一篇文章，这是一篇在我的有关中国人关系学的著作出版之后的一篇对最新的研究的一种综述性的评论，此文反映了1994年以来关系学研究发展的概貌。

杨美惠

1999年7月

于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圣塔芭芭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