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系学最近的历史：传统的形式和历史的再现
第四章 关系学最近的历史：传统的形式和历史的再现
在传统文化领域中，关系学的渊源或者根基是什么呢？尽管经过共产主义的革命，经济、政治和意识形态都发生了基础性的转变，关系的艺术如何投胎转世呢？关系学的发展在国家社会主义文化中依循了什么样的轨迹呢？在中国的城市中，人们把关系学的出现或者重现归结为什么原因呢？
三种官方的历史
在说明关系学的重现时，官方话语一般把它最近的活跃归结为三个原因。首先，正如我在第一章指出的，当代关系学据说是建立在“传统关系学”基础之上的。它来源于中国数千年的“封建主义”和“自然的”或自给自足经济。它产生了对“血缘关系”和“宗法制度”的一种依赖（原中人，1981；余英杰，1987:103）。
其次，当代的关系学应怪罪于“文化大革命”，1950年代在人们的缅怀的记忆中是个社会秩序井然、人民遵纪守法的时期：
回想起刚刚解放的那几年，我们看到人际关系是正常的。人们要做什么事，一般都通过组织关系和互助关系完成自己的任务。在那个时候，如果人想通过不正当关系捞取个人利益，他们就会受到公众意见的谴责。不仅如此，他们自己也感到难堪。（原中人，1981:3）
按这位官员的看法，遗憾的是，这种状况被“四人帮”和“文化大革命”严重损害了。“文化大革命”时期的宗派斗争，铲除封建残余思想损害了社会主义道德。“文化大革命”导致社会秩序混乱，无组织、无纪律，使每个人不再依靠国家和党组织，而是靠个人关系来维持每天的生存（原中人，1981）。
这个官员的观点暗示国家一旦把国家权力再体制化，恢复社会秩序和纪律。到“文化大革命”以前的样子，关系活动就会明显地消失了。而我的田野调查却证明恰恰相反。在“文化大革命”的劫难以后，关系活动和对关系的自觉这两者都以加速度增长。
对关系学流行的第三种官方解释是因为经济改革和对外开放，“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及其“自我实现”的伦理渗透进中国（余英杰，1987:104-105）。按这种关系学起源的观点，弥漫在官僚阶层中的“不正之风”，正是官僚们不考虑大多数人的利益，只考虑自己狭隘利益的例证。同样，在官方眼中，社会风气的变“坏”，反映出同样的与物质利益相关的个人主义和自私自利，以及人们丢弃了社会主义的理想所产生的后果。
这第三种解释指出关系学是由于向西方开放以后进来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所引起的，这碰巧与“关系学”和关系网第一次在中国的杂志和报纸出现一致。我的研究助手孙红对1957-1987年出版的《人民日报》做了随机调查。她的研究报告说，“关系学”的第一次讨论出现在1978年左右的报纸上，这正是拉关系的活动被指责为对国家有害的时候。当然，这个日期不能作为关系活动在社会主义社会出现的客观指标，因为在国家控制媒体的条件下，不能认为媒体是对正在发生的社会进程的直接反映。它只表明国家在那一时点上开始关心关系学，决定采取什么办法解决。
我的田野调查也表明，社会主义社会的官方话语对礼物经济的出现的三个历史解释，都有相应的民间话语与之大致平行地存在，民间话语也加了很大部分自己的解释。关系学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出现的观点似乎是最广泛的反应。而一些不同意这种关系学起源观点的人坚持认为关系学是中国文化的一部分。其他人则认为关系学始于1978-1979年的改革开放。
关系学和中国文化
那些对关系学的历史持第二种观点的人指出，靠建立社会关系办事在中国有悠久的传统。我最常听到的一句谚语，带有很强的以往帝国时代的痕迹，显示关系学悠久的历史。
厨房有人好吃饭，
一人得道，鸡犬升天。
老一点的人还记得，在旧社会，请客送礼巴结人得好处是存在的，只是不被看作关系学，而是被看作人情。1949年解放以前，有人说，这些讲人情的事在城市里对找工作特别重要。因为实际上，所有的工作都是亲戚朋友个人介绍的。在旧社会，用人情还能把犯人从监狱里放出来。
40年代，奥尔佳·朗（Olga Lang,1946）在上海、天津、无锡和北平对316位城市居民的研究，让我联想起1949年解放以前的这段时期的人情。朗举出四种“裙带关系”的情况。（1）政府机关、商店、工厂里的用人制度；（2）公共交通和火车上的免费乘车；（3）免费使用公共设施，特别是电；（4）学生的奖学金。做官和求职多获得亲戚的帮助，这些亲戚受的教育就是“送钱就是投资，给了满意的职位才算回报。不答应就是毁约。”（Lang,1946:187)工人、仆人、商店伙计和苦力也倾向于“裙带关系”。尽管生意人想按能力、诚实、贡献这些客观标准雇用人，但是即使这帮人有时还是向亲戚义务的压力低头。
研究中国革命前和帝国时代的西方和中国的观察家、历史学家的许多著作，都描述过我们称之为社会主义关系学的“前辈”。历史学家杨联陞追溯“报”这个概念是如何从古代到近代帝国延续下来的（Yang,1957）。他认为，能在三个方面发现“报”的来源：（1）儒家的伦理和哲学，（2）游侠传统，（3）佛家业报的观念。
儒家在以亲属关系的距离的等级和义务的层次调节各种关系时，强调的是有人情的人际关系和伦理以及礼的概念（金耀基，1982；梁潄溟，1949；费孝通，1983）。“‘孔孟之道’的伦理秩序内外有别、亲疏有别，这种秩序反对普泛的人性和爱”（郑也夫，1984）。在儒家伦理中，人情原则不仅是情感，也是社会表达的凝聚，像祝贺和哀悼，在适当场合送礼，完成自己的义务等（Yang,1957:292）。不仅如此，儒家强调个人要对好意予以回报，对自己和家庭成员的仇人要复仇（文崇一，1982）。这在界定适当处理人际关系时非常重要。
中国的“游侠”传统出现在战国时期（公元前403——前221），家道败落的武侠四处流荡，寻找收养人（Ch'u,1972:186）。这些游侠培养了忠诚的伦理、道义、慷慨、士为知己者死的义气等行为准则。经历各朝代演替至今，这套准则被通俗的武侠文学保留下来，发扬光大。武侠的友情亲如兄弟，可以为朋友两肋插刀（Yang,1957:296;Liu,1967）。最著名的两部古典作品是《三国演义》和《水浒传》。当今中国的常见的“哥儿们义气”，可以说是古代游侠传统的现代变体。
对个人和虚构的亲属关系在晚期中华帝国基本结构组织里的重要性，许多学者做了大量的溯源研究，既然“亲属是思想中占支配地位的因素，作为一种模式，它也表现在社会生活的许多其他的领域。”（Baker,1979:162)这里的“其他领域”包括佛教的僧尼制度、秘密社团、海外华人同宗的协会。
甚至中华帝国的官僚制度也是以亲属般的义务关系、思想关系演绎出来的。在官与民、官与官之间都存在着这种关系。社会学家杨庆坤发现，官僚们经常在官僚帝国的“普遍价值取向”与孔孟之道的“特殊价值取向”及“裙带关系”这两种冲突的道德观中间左右为难（Yang,1959）。确实，他指出了官僚常常能庇护他的亲属，像为本乡免除劳役，俗话说：
一把雨伞遮一乡人。
也正是这个原因，像这些帝国的官僚体制，至少从清代（1644-1911）开始，采用了异地为官、三年轮换的政策。为了帮助自己家里和当地百姓，官僚不一定直接依赖于他掌握的权力，可以靠他与其他同行的关系（Fei,1968:134）。帝国的科举制度在考生与指导他考试的业师之间产生了师生之谊。19世纪，有个叫崔池的业师，他的情况说明了帝国官僚体制中个人关系的运作。一天，他老婆建议他买些地留给后代，他回答道：“我有三十处良田美宅遍布全国，我何必操心地产。”老婆问他是什么意思，他答道：“你还记得我做业师的最后一年，挑选了三十个考生，他们不是最好的地产吗？”（引自Yang,1957和Folsom,1968:25）
晚清帝国官僚体制中的另一种个人关系是幕僚制度，这是从当地雇用的幕僚为当地官员服务的制度（Folsom,1968:33-57）。它出于地方官的需要，只招收儒生，掌握治理地方、做实际事务的技巧和法律专业知识，官员与僚属之间的关系并不是非个人化的雇主与雇员关系，而是一种带感情特征的“宾”“主”关系，或者是师生关系，官僚还采取一种谦恭的态度，礼贤下士。帝国政府经常想清除官员与僚属之间过于亲近的关系，也经常转移官员对家庭、亲属、宗族及本乡的忠诚。
除了维持官僚的活动，个人关系也在日常生活中发挥作用。这些关系可能建立在亲属纽带或其他社会关系的纽带之上。晚清帝国的城市生活中，同乡纽带比亲属纽带要多，这是一种重要的社会组织和运作原则，在陌生城市里的旅居者和商人，都依靠说同样方言的同乡的帮助（Skinner,1977a）。这些关系网经常采取会馆或同乡会的形式。
晚期帝国商业发展的程度并没能产生一系列商业的法律来规范商业活动。中国法律系统最早关注的是刑法（Bodde,1981），商业上靠“中间担保人”的“担保”（v ander Sprenkel,1977）。要做生意的两个商人必须通过中间人的介绍，这个中间人要德高望重，对双方负责，保守秘密。予以商业协定保障的不是防范的法律系统，而是中间人的个人权威。
个人关系在中国文化里起的作用之大，以至于40年代去县里做过田野调查的莫顿·富雷德（Morton Fried）把感情作为研究主题，他将感情界定为，用礼物凝聚的不同社会地位的非亲属关系的人之间关系好坏的衡量标准（1953）。感情的质量决定了像地主与雇农、店主与伙计、商人和行会成员、乡绅与当地官员之间的关系如何处理，以及这些关系带来了何种机会。对乡绅和商人来说，与官吏和僚属培养好关系，就意味着免交点额外的税，免给政府的兵发饷。对雇农来说，与地主感情好些就意味着地主租子收得合理，来年能借贷给他们克服家里的困难。
总之，这些与帝国和现代中国有关的作品本身比较容易导致一个结论，中国文化基本上是个人化的、亲属习俗的一种文化。我认为这个结论的问题不是它错了，或误导了，而是因为简单的直觉主义没有能把这些文化现象放在与其他变化的文化和社会结构的特点里做动态考察。这个一般性结论严重简化了中国文化，把中国文化搞得千篇一律。这个结论把中国和西方描述成对称的两极：中国为一极，而西方的理性化和普遍性的工业化社会为另一极。这个结论的另一个问题在于其对中国文化进行考察的非历史的方法。这种方法没能说明人情主义的历史演变，忽视了对于人情主义的历史建构和再建构之变化的和多样的形式的考察。这些本质主义的结论，不能回答这样的问题：既然中国文化具有超越时间的特点，为什么社会主义的关系学能在这样一个具体的历史时刻如此有生命力地产生并活跃在社会主义秩序里，并具有其自觉的话语。这些问题促使我转向田野调查的方法，转向关系学的历史性。
1949年以后的关系学的兴衰
1949年革命以后的巨变也明显地使社会关系产生戏剧性的转变。与我谈过话的人一致怀念50年代，那时人际关系比较单纯、简单，很少有人拉关系。一种解释是革命以后，普遍的情况是每个人都对建设社会主义新社会满怀理想，想不到用关系学改变自己的生活。精神高尚，人们信奉社会主义伦理，工作努力，互相帮助。犯罪活动很少，人们也想不到这些追求中会有那么多的坎坷。据回忆，当时人们很少想到诡计和操纵什么，人们没理由不相信其他人。
与傅高义（Ezra Vogel）的结论相符，50年代个人交换关系不存在了，在共产主义革命后，“同志”普遍伦理代替了朋友和亲属的个人伦理。“同志”要求对社会上的所有人一视同仁，于是才有了“补充公共伦理和支援朋友的个人伦理的缺失“（Vogel,1965:59;Gold,1985）。”裙带关系”和利用个人关系帮朋友办事被否定了，因为与一个人之间的特殊关系被认为是妨害对其他人应尽的义务。同时，友谊所要求的信任和互相坦诚会使他们冒有意无意泄露个人隐私的险。
有一些五六十岁的人告诉我，有人很想用关系改善自己的生活，但他们又怕做这些事，不敢找人帮忙，怕一些人会说他们缺乏集体精神。一位经济学家回忆道，他第一次听到“走后门”这个词是在三年困难时期（1959-1961），他只有十二三岁，这三年艰难岁月是在“大跃进”农业合作化和急速工业化的狂热之后，那些年粮食稀少。一个排队买食品的妇女问售货员：“同志，能告诉我商店的后门在哪儿？他们说走后门能买到东西。”排队的人都笑她天真。很明显这个词那时还很新，她居然不知道是什么意思，还是按字面意思傻问。这说明关系学的因素在“文化大革命”以前就出现了。
在我80年代采访的人中，他们注意到关系学的重要性时，绝大多数的人之间还保留着“文化大革命”时期（1966-1976）的敌对态度，这是一个社会的混乱紧张和革命狂热，恐怖每天都笼罩着家庭和亲戚等社会关系，在朋友之间、亲友之间、同事之间个人关系变成了政治关系。有个例子，一个单位里的两个朋友，会突然发现他们是两个不同派别的，这取决于他们支持或反对的单位的某个主管。在这种政治压力下，无数的朋友关系崩溃了，因为不能背叛自己的派别。在家里，夫妻有时也属于不同的政治派别，在一些场合要当众互相谴责，甚至互相揭露。必须小心翼翼不在孩子面前多说话，童言无忌有时会很危险。他们会当众抖落别人做的事和说过的话，觉得有责任汇报给当官的。下面两人的经历说明这一时期无数个人关系的政治化，并说明人际关系如何受到从伦理个人关系到国家取向的统一伦理之演变的消极影响。
我访问王海风时，她还是个女研究生。“文化大革命”时，她正念中学。她记得当时有许多“批斗会”，每个人都必须参加。这种会也叫“民主生活”，与会者每人积极参与。内容是批评和自我批评，批评者批评别人没有用社会主义政治觉悟对待自己，不能果断清除自私自利的思想。从批评小错误，到批评不能与“反革命”的父母划清界限这个更严重的错误。对需要帮助的朋友和同学，要认清他们的政治缺点。一个人必须铁面无私，这与对朋友“公事公办”的态度相同。官员对自己的亲戚朋友不搞特殊，这样一个人才显得有“原则”，就是说，不让私人间的忠诚介入公正无私的原则。
王海风当时是个红卫兵，他们游行到被怀疑有“旧思想”的人家里，这些人包括学校主管和老师，他们折磨这些人，有时殴打他们，抄他们的家，发现旧东西一律烧毁。他们把这些人拉出家门，要他们坦白对人民犯下的罪行，把这些受害者从楼上滚到楼下，给他们戴上大牌子，写上人民公敌等标语拉出去游街。尽管她没打过人，只是站在一边为红卫兵喝彩，但那时她对这些活动也有了别的想法，有时她会想红卫兵太不人道。但每次她对毛泽东和党的正确路线的信念占了上风，她也责备自己不能像其他同学那样进步。
有件事让她特别棘手，一天晚上，红卫兵组织抄他们班主任的家。斗他们班主任和斗其他老师不同，这是他们自己的老师，他们都很尊重他。她很喜欢这个老师，老师曾多次帮助她。别人把老师拉出门，打他。“我心里的滋味真不好受——很难描述。”王海风声音哽咽：“我不敢看他的脸，怕他看到我。”许多年后，在街上遇到老师，她都转过脸而跑掉，她觉得羞耻。
王海风站在执行者的角度描述了师生之间的僵硬关系。田猛则站在受害者的角度，讲述了“文化大革命”时期他们家受到的歧视。田猛的父亲革命历史清白，出身贫农，40年代就参加了共产党游击队，在新社会，他是地区级的政府干部，虽然有这些资历，“文化大革命”期间却没能逃脱被关押两年的厄运。有人指责他对共产党的政策不满。田回忆道，他父亲入狱以前，家里常常高朋满座——朋友、邻居、求他父亲办事的人——他父亲是官，有权。父亲被关以后，没人问这一家怎么样了，人也不来了，连亲戚好友都不来了，只有一个人在没人的时候小声问过他。尽管他们都知道田家的男人一走，还有一些短工能帮他们，但他们都害怕被别人看到与政治上犯错误的人来往，不想因为对阶级敌人有同情心给自己找麻烦。田猛最难忍受的是所有他想到的能帮他的人都冷落他、疏远他。
为什么“文化大革命”带来了复杂的关系，它是怎样带来的。对此解释是多方面的。在美国学习的女学生胡兰认为，关系学以及人情原则的出现，是对“文化大革命”时期全面缺乏人情的反动。“文化大革命”使人对别人都很残酷无情，甚至家庭成员也相互背叛，不再信任朋友，所以当“文化大革命”快要结束的时候，人们发现在社会关系中需要人道主义，需要道德和伦理。
另一种很不同的解释很像官方话语，或是与官方话语巧合。它认为“文化大革命”的极端做法使人们更加玩世不恭、互不信任，以至于失去道德判断的能力，放弃了兄弟般的社会主义伦理，放弃了对国家和集体的尊重，只看重个人的小圈子。人们变得自私，失去了法律和道德意识，开始利用自己的职位提供的机会帮助对他有用的人。
王海风现在美国学习，就“文化大革命”时期关系学的出现，她举了三个原因。50年代，关系学并不是日常生活的特征，社会上的一切都在严格控制之下：“就像是一张整洁有序的书架，每样东西都各得其所。但在‘文化大革命’时期，整个秩序都被破坏了。做事越来越难，找不到谁在负责，命令是通过什么管道下的，人们只能自己找办法。”另一个原因是商品越来越少，满足不了人们的物质需求。那时工厂都停工了、瘫痪了，无数的政治运动、仪式、持续的斗争，生产量的下降意味着人们得不到充足的基本必需品，所以他们要利用关系学为自己去获得食品、衣物、捞好处。第三，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政策更助长了关系学。王海风说城市里的父母竭尽全力，不让自己的孩子到边远的贫困地区，有时甚至厚着脸皮给别人送礼。
确实，她说的三个理由是我在北京常听到的解释，很多人认为关系学开始于1968-1969年，也就是“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三到四年。随着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政策的实施，知识青年下到边远贫困地区像山西、陕西、安徽、内蒙古，像贫苦农民那样生活。高级干部和军队官员利用自己的权势不让自己的孩子吃苦，普通人就有了怨言，他们说，你搞了那么多的请客送礼、拉关系，不就是为了不让自己的孩子离开城市。四五年以后，下乡的青年开始逐步回城。另一个送礼的群体开始形成。全国的青年都要回城，回来以后第一件事就是找工作。
杜若奔也作了分析，这个研究生最早让我把关系学作为田野调查的主题。他认为国家对个人生命有很大压力。这个压力使他们找别的办法，所以只能搞关系学。概括他的主要观点，在50年代，旧的社会组织和社会关系被扫除干净，为建设新社会开辟了道路。那个时候，人们不需要靠个人关系搞东西，国家满足了你一切需要。因此，人们对革命前所熟悉的那一套体制和关系的丢弃也没感到失落。“文化大革命”摧毁了这种安全感。“文化大革命”期间，国家的正式机构都有可能被削弱、冲击、捣毁。但在此时，出现了国家权力的不同形式，它凌驾于所有国家正式机构之上。“文化大革命”的特性和要素（个人和家庭投入群众运动，斗争、批斗会、毛个人崇拜的仪式、单位的政治派别、军队派驻等）所有这些都走向极端，国家控制的精神支配着社会生活和家庭生活的各个方面。它们发挥的凝聚的压力越来越大，政治的影响深入到每个人的生活。杜认为，这也使人们回头想一想，他们需要更大的朋友、亲戚以及关系的“私人圈子”，作为与国家相对的特别领域。
这种观点与一个波兰人对70年代波兰的观察相同：“对家庭和朋友的依赖证明了国家体制的巨大压力。当对既存文化的保存已不可能在公共和国家生活中实现时，它是一种自卫的手段，借此可以使既存文化仅在习惯中、对话中、心理思维和人格特征中保存下来”（Wojcicki,1981:102-103）。面对极端政治化的文化，国家权力渗透进生活的各个方面，亲属和友谊的伦理成为人们的避难所。
按照杜若奔的观点，我们可以解释“文革”时期关系学的出现和再现，是为了抵抗政治力量带来的社会秩序的压力。搞关系学的人在一个自足的圈子里以义务和回报摆脱国家控制，减少对国家的物质资源和社会支援的依赖。大致可以说，70年代可以被看成一个转型期，支配一切的国家开始消退，非国家的社会力量开始凝聚，变得强大起来，结果在80年代重建了一部分社会空间。
从“使用价值”到“交换价值”：市场力量的进入
很多人想在“文化大革命”期间的关系学与80年代经济改革时期的关系学之间划一条明确的界限。“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人们对物质利益并不感兴趣。”姚东喜先当兵，后来才考上大学。他说：“那时更多是‘政治交换’，不像今天用礼物换取使用价值，而是‘你给我回城市居住的指标，我会让人提拔你’。今天关系学主要是经济用途，是为了得到稀有商品。”
这种区分可能解释了为什么我访问过的人都把关系学的起源追溯到经济改革时期。官方话语谴责80年代初关系的风气是西方资产阶级影响的渗透，公众话语与此不同地提出经济需要和稀缺的主题。在探讨经济改革时期关系学的历史发展时，我不仅追溯姚东喜所说的关系学是如何从机会的“政治交换”到有用商品的物质交换的发展，而且也追溯关系学是如何从这种直接使用和消费的交换关系发展到一种独立的“交换价值”。就是说，由于一种市场经济因素的引入，在每一种关系交换中，利害攸关的并不是直接使用和消费的东西，关系学变质为捞取更大的财富和机会，手段经常就是目的。
1978年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了经济改革。在城市，市场经济的引入和全球跨国资本主义联系带来了一系列变化。它不仅表现在生产的分配、消费的活动和组织上，而且还表现为人们如何思考工作道德、金钱、人的关系。自由市场遍布每个城市，从四乡八里来的农民向中间商出卖自己的产品，卖出比国营商店的商品丰富得多、质量也高得多的农副产品。出售农副产品的中间商被人叫作“二道贩子”，人们一般把他们看作一个群体。这是从马克思主义话语中派生出来的，这种话语把不直接参加生产创造实际价值，仅仅靠交换为自己捞取财富的人叫作“二道贩子”。
在工作单位，衡量工作主要靠金钱刺激和惩罚，很少采用过去的政治批评的办法。大多数集体和国营企业采取利润原则管理企业。国家控制的基本单位的一些作用也削弱了（Yang,1989b）。私人经济活动的发展领域急速扩大，这也助长了开始于80年代中期的一股潮流，即有国家工作的工人和干部离开有国家保障的工作单位（保留公职、享受健康和退休保障）到私人部门工作。有些人只是单纯地在正式工作时间之外，做一些副业。
作为经济改革的直接后果，出现了两种新的社会阶层：“个体户”和“企业家”。在农村和城市，企业家如雨后春笋般地成长起来，开始与集体和国营企业竞争。年轻人拥有和管理这些小作坊，他们没有国家正式工作，人员主要是退休人员和家属，他们提供服务、贩卖商品。从搞服装、美容、餐饮业，到修车、修鞋、卖中药、教授英语。他们可能是比较大的“公司”，开展跨省贸易，有时能雇用20-30个人。
个体户没有国营企业和集体企业的正式工作，只靠市场产生。80年代早期，我访问过的人都看不起个体户。许多人认为个体户很有钱，但他们并没有真正创造出他们的财富。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依然主宰着人们的头脑，认为不直接参加劳动就是剥削阶级，因为他们与创造“使用价值”无关，而是获得了“交换价值”的好处。有些人告诉我，没有女孩子愿意嫁给他们，因为他们没有工作单位的福利保障。其次，如果国家政策有了变化，这些人将被指责为“剥削者”和“走资产阶级道路的人”。一般人认为这个集团善于拉关系，他们的生存依赖于关系。他必须与一些官方的实体拉关系，准许他们开工厂；减免税收；批交通执照，警察对他们也大开绿灯；以多种不同的批发价提供给他们货源。1990年，我回到中国，看到尽管有些人妒忌他们的财富，但再也没人用怀疑的眼光看他们了。
许多企业经理是国营、集体企业和工厂的经理。但是，由于经济管理承包制，这些人和国家订合同管理企业一段时间，后来成为越来越独立于国家之外的一个阶层。在许多情况下，官家不敢开除他们，因为他们有经济影响，也受到工人的尊重，工人的奖金要靠全体良好的表现。这些人之间有很多关系，不仅在经济事务（交换货物、原材料、市场信息），也在政治事务上互相帮忙。他们中有人受到压力和恐吓时，他们都联合起来帮他保住位置或往上提升。这是在市场力量越来越重要的体制内，新的管理阶层的兴起。
随着经济的改革，人们很普遍地把钱看成人的基本动机，嘲笑官方社会主义伦理的情况也开始出现。这些说法充分利用中文里的同音字，从老说法里得出新意思。举例来说，“理想”被说成“有理由想”。“前途”的原意被打破了，变成了“有钱就图”。社会主义的头号标语“为人民服务”变成了“为人民币服务”，最后“向前看”被改成了“向钱看”，发音一样。这种对官方标准语言和标语的滑稽模仿流传很广，表达了玩世不恭的口头笑话和对官方教条的不恭敬。
大约80年代中期，城市里的私营经济和市场因素从开始时的个体户和“自由市场”逐步扩大。“供销公司”作为生产厂家和分配部门与批发部门之间的中介人在全国遍地开花。许多这样的公司在省和省之间、城市和城市之间都有分支机构连成网络。尽管许多公司纯粹是商业公司，有一些也从事制造业、技术咨询或信贷业务（《人民日报》，1985年7月13日：5:CNA,1985年4月1日：《九十年代》，1985年4月：19).
80年代末90年代初，经济的快速发展使私营部门开始进入公共领域。1991年，一位刚从中国返美的中国朋友说了件让人吃惊的事：著名的王府井百货大楼把一半以上的柜台都出租给私人零售者。他还说，哪个柜台是个体的，哪个柜台是国营的一眼就能看出来。个体的柜台上货物充足，柜台前人头攒动，服务态度更好。他估计，在熟悉北京的人之中，有70%以上的人，他们的日用百货都是从自由市场上买来的，而不是从国营商店买来的。
在1991年和1992年访问温州、杭州、苏州、西安的时候，我对经营性企业的激增震惊不已，它的所有制、财产、经营特点兼跨了公与私。通过承包，许多集体企业、国营工厂以及商业机构实际上已经由私人主管。他们采取特殊的管理手段。他们既不是干部也不是党员。许多新的企业由私人管理，自负盈亏，通过“挂靠”冒充国营企业。通过把自己和国营企业挂靠，上缴一部分利润，这些私人机构可以在合法的国家企业范围里运作。这使他们免缴额外的税，避免官方的干涉和限制。其他私有和私营经济以同样的理由挂靠在集体企业，让顾客和消费者相信他们是合法的，值得信赖。这类企业也被贴上“假集体”的标签。市场力量的推动在东部沿海地区发展得越来越快，像城市房地产的出售，合同期一签就是50-70年，私人银行，工商企业的股票买卖，已不再是历史陈迹了。
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对利润的追求，金钱交易也不断侵占关系交换的领域。主要关注金钱得失的关系和建立在关系学上的关系已不太一样了，它不再顾及人情及其枝枝杈杈。确实，这种关系经常被概括为：“不讲人情”。这就是说，它们在一个非人情化的基础上对待人。但是用钱送礼本身并不必然构成非人情化的金钱关系。可以用钱替换礼物以完成自己的人情义务，像孩子给年迈的双亲赡养费。金钱的出现必须与最初的得与失的计算，手段和目的的计算，交换中的人之间社会距离的远近联系起来。不仅如此，建立短期关系的倾向也被认为是非人情化的金钱关系，它在人情的范围之外运作。
与我交谈的人都持相同的态度：用钱来回报别人的服务更为简单和有效。既然在关系学中把事情说死会让人不愉快，找不到理由送出这些礼也让人痛苦。靠个人关系办一件事需要考虑如何劝这个人帮忙，琢磨要送的合适的礼物、买礼物、筹划送礼的时机，还要等别人把这个忙帮完，这个人帮不帮你，什么时候帮，这些事情都是不确定的。
“原来的情况是，如果你和这个司机熟，他能开出单位的车，你就能请他拉点东西，你请他吃顿饭，或者记上一笔人情债就完了。”车间女主任吴荣说，去年和前年（谈话时间是1985年1月），她和她的朋友注意到这个变化。许多司机更喜欢要钱，给多少要看情况和看人。如果人家给少了，司机就会找个理由不帮你。开始并没有一个明确的表示，但现在很多人已经知道他们要什么，他们对司机要钱也有了理解。如果一个人跟不上时代的变化，仅仅在事后给些小礼物、吃顿饭，送礼和吃饭的时候就会很难堪。司机会摇头，看不上礼物，或者打个哈哈，不在乎地说：“啊……算了吧”。吴荣说，“这弄得给你没面子”。
金钱的进入大大改变了关系的本质，但是与此同时，关系艺术的一些具体的因素还没有被侵蚀。按照吴荣的说法，对司机不能一概而论地说他们都要用钱来回报，但必须是与司机关系不一般或者亲密的人，或者通过互相是朋友的中间人，或司机欠了别人的人情，机会也赶得巧，司机一般害怕或者不愿用单位的车给不认识的人服务，他们不知道这个人会不会告诉别人，说自己收人家的钱，自己用单位的公共财产牟取私利。信任来自逐步培养的关系，它与关系的艺术一样仍有其重要性，甚至也像两个有些距离的人靠中间人以现金支付的关系。变化之处在于一旦支付了现金，就是一捶子买卖，一方以后不会再向另一方提出要求。可如果司机正好是他的好朋友，整个钱的问题就可以不提。
我在北京调查过的那家小印刷厂里有位女工，名叫蓝红，厂里请她到厂外找个技术员为厂里安装机器。她想起她在大厂进修时教过她的老师傅。她现在的厂很小，级别也低，没有自己的技术员和工程师，常请大厂帮忙。这个厂到现在还是靠相关科室和工人的个人关系找外援，靠人情和面子请他们来厂帮忙。蓝红说，就在几年前，请这些技术员吃顿饭、送些厂里印的小印刷品也就够了，因为这不是个付酬的工作，而是尽个人义务或者关系好处的交换。在近几年很难找到这样的帮助了，这些技术员和技术工不愿离开自己的工作岗位去做无报酬的工作。他们在本厂超额完成任务以后，可以用同样的时间拿到超额奖金。确实，蓝红去找这位四年没见过面的师傅，不得不大费口舌地求人家。师傅最后同意了，没提钱的事，整个工作还是靠个人关系。师傅到厂以后，他们买了茶，师傅花了半天修好了机器，蓝红和车间主任千恩万谢，尽管师傅出于礼貌不收报酬，他们还是送了15块钱和一条烟。
在寒冷刺骨的1984年12月，我和五个工人乱哄哄地挤在印刷厂后面的一间小房子里。没罩的电灯泡灯光暗淡，每隔二十分钟工人就给两台大锅炉加煤，空歇的时候他们就来这个屋里休息。锅炉保证中央供暖系统给整个工厂供暖。我们谈起了“金钱关系”越来越重要。他们说现在为个人帮忙拿钱丝毫不难堪。人们想要钱，不想要礼品。钱更实惠，也更实用。添煤的工人夸张地说：
说你有路子帮我买彩电（那时自由市场上还见不到），我给你一小笔钱，你不会难堪，也不会生气，还很高兴，钱更方便。如果你给我烟酒，我可能不需要，也没用。但是有钱，你能买到任何东西，而且这种方式也是合法的，你不必害怕。
一个铲煤工暗示，如果我下次来中国带一辆日本摩托车卖给了他，他会付钱给我。中国海关对个人用摩托车的收税不高，而摩托车在海外便宜很多。
许多人喜欢钱不喜欢礼物的理由在于：钱是财富更方便的形式。一个人为了得到与己无用的礼物的价值，往往把这些礼物再送给别人，用来拉关系。用钱则直接使他把礼物的价值变成他想要的东西，不必靠延长时间和拉关系的过程。除此以外，尽管以前人们收钱很勉强，钱使交易的非法性过于突出，但现在更喜欢钱，是因为它比买彩电和其他高消费的东西更容易，那些东西放在家里，客人一眼就能看出这是怎么来的。
作为一种交换媒介的金钱，其渗透可以合法地进行，也可以非法地进行。友谊语言、相互义务和帮助以及关系这些构成80年代中期的关系的活动，现在已转变为用金钱补偿劳动和服务的新形式。尽管“亲密”是关系交换的最初组成部分，在许多情况下，以钱支付已经撩开了友谊语言的面纱，成为明确的物质利益的交换。尽管关系交换被表述为一种长期的关系，而金钱关系则是一次性的交换观念，双方以后互不欠账。
关系艺术并未销声匿迹
尽管金钱交换不断冲击着关系交换的活动，奇怪的是，这些活动并没有伴随着关系学领域里经济活动的减少。1992年我再访西安，与朋友方蕾去一家工艺品商店买东西，方蕾的朋友在销售部工作。方蕾在销售部工作过三年，她可以从朋友那里为我打折买东西。她的朋友从楼上下来对售货员说，我在这几个柜台区买的所有东西都折价一半。方蕾和我都说这也太大方了，她的朋友连本都挣不回来，但这个朋友还是这么做了。后来我问方蕾，这会不会让她在经理那里惹麻烦，因为售货员可能汇报给经理，说她不经批准就打折。方蕾说肯定不会有这事，她的朋友已经承包了这几个柜台，他想怎么卖就怎么卖。这个朋友每个季度都从外国游客那里赚不少钱，不在乎给这些小恩惠。“除了这些”，方说：“我们是好朋友”。这个例子说明市场经济利润驱动的出现并没有导致礼物经济的减少。按照商品经济的逻辑，她的朋友既然已经承包，就应该蔑视人情这个烦人的伦理，因为它减少了利润，可是情况却恰恰相反，她的朋友仍然表现出人情伦理长期的恩义的逻辑。
礼物经济和商品经济共存的另一个解释是，关系学发现了新的殖民领域，它远远没有从急速商品化的社会上销声匿迹。关系艺术在经济改革中出现的各种类型的商品交易中发挥着新的、重要的作用。钱依旧不能买到所有的东西，关系仍提供了搞到商品的最佳管道。在新的以金钱对等条件的商业情境中，关系和礼物明确地被用来赚钱。关系学和商品/金钱遭遇以后最重要的后果是一方对另一方的影响。一方面，金钱与关系学混在一起，关系的艺术将其他非人情化的金钱关系个人化；另一方面，关系的艺术也在基本的存在方式上发生了变化，它的具体结构和形式都变得商品化，被笼罩在金钱交换的阴影之下。
我在北京调查研究过的那家小印刷厂，有一个附属兼营各项业务的企业叫做“公司”。80年代中期，它的主管业务的年轻人计划搞零售业务，卖服装和家用电器，像电风扇、立体声收录机。他们准备的时间很长，除了从城郊招聘人员，拆除一部分工厂的围墙，建起向街开放的商店以外，这些年轻的公司经理花了几个月的时间与各方面的生意人建立关系。货源就是生命线，所以他们与老熟人、老同学、老朋友，以及朋友的朋友培养关系。与国家供销中心、批发公司、各工厂的供销科有关的任何人都建立关系。社会需求大的消费商品利润高，但是难以弄到，因为分配部门总是先给关系户和“熟人”。从工厂直接购买是最好的途径，因为价格是出厂价，比批发价还低。这个路子很难找，很多情况下早有其他人在先，做好安排。所以找到稳妥的货源是最头痛的事。一拿到开业许可，公司章一刻好，公司经理和上级部门都出去找关系，大摆筵席宴请所有供销货品的人，撒下亲善的种子，让大家见识到公司财源充足，出手大方。
工厂给这家公司投了17000块钱，但公司手下并不是只有这笔钱，公司进货的钱由另外一笔30万的基金支付，这笔钱在银行里。他们想办法向另一个富裕些的单位借同样数目的一笔钱，因为他们与这个单位的主管有私人关系，因为关系亲近，所以，贷款无利息。年轻的经理对他们的公司雄心勃勃，先是集中精力要把门市店面弄好，但是商店只能给公司和母工厂带来有限的收入，所以他们计划扩展生意，跨省做买卖。希望最后能将北京产品卖到外地，将外地的产品带回北京以零售价卖出。在此阶段他们需要先打知名度，让公司名扬全国。他们很自信，因为他们在新闻部门有关系，能很便宜地在报纸上做广告，报纸给他们优惠价。
1984年12月，厂级会议在印刷厂举行。大会的一个议题是听经理解释为什么工厂放弃做彩电中间商的大好机会，白白丢掉一笔赚钱的生意。厂里的一个人与一位供货员有个人关系，供货员有路子买到日本彩色电视机，这批彩电刚在天津港卸货。这个供货员愿意以每台1300元的价格卖给工厂，此流行的价格要低100元。这个工厂正好知道有人想买这批货，有人愿以1600元买一台。按照国家规定，工厂能从消费者购买高消费品的收入中抽取13%。工厂主管过于小心，在国家政策不明确的情况下不敢违反国家规定。他们发现政府允许这类活动的规定两个月以前变了。新的规定不再允许工业企业做“二道贩子”，这些消息让厂里的经理不敢做这笔生意，结果厂里原来可以赚笔大钱，不但没赚到，而且失望的客人还对他恶言相向。
我问了一个很天真的问题，为什么买的人不直接找供货员，跳过工厂与他直接联系。他们耐心地给我解释，买的人只能通过厂子的关系才能买到彩电，因为供货员不了解你，他们更愿意把彩电买给其他“熟人”，不愿意买给陌生人。
另一家面向市场的公司挂靠正北京的一家涉外宾馆，其规模要比上述公司大得多。这家公司有更多的投资和资本准备金，在公司需要的时候甚至可以从宾馆调用大笔的外汇。它有零售柜台，卖给外国人高价的珠宝和工艺品，也做国内市场的批发。它能买到出口转内销的服装，也卖昂贵的家用电器，还不时进一批日本录影机出售。它在其他城市也有分支机构。在商业活动中，这些公司非常依赖关系。在主管人员中有一位离职的老干部，他在国家商业机构工作了三十多年，他有丰富的商业经验和巨大的关系网，所以很受公司器重。多年以来，他在工业部门、政府部门、不同的商业部门都培养了关系。老熟人、老部下、贸易伙伴经常提供给他货源的资讯，也可以给公司优惠的价格，反过来这家公司也可以提供给他们东西，因为它是北京主要的饭店，有其特权，做生意的朋友需要出差到北京，住在这个宾馆可以免费或者少收费，用不着来北京后到处找宾馆和宿舍，那里住的旅游者越来越多。宾馆的餐厅也常用来招待生意上的朋友。
这家公司与中国航空公司有内部关系，很容易在一天之内给有关系的客人买到“关系票”离京。
公司以三种不同价格向零售公司和其他中间商出售商品：“出厂价”、“批发价”，最后才是“市场价”。定不平等的价是合法的，也很自由随意，只要不超过国家规定的商品最高市场价。定价的水平取决于关系的亲密和对买者欠的情，还有只要买者能为将来带来好处就卖给他。
公司的一位经理向我解释任意定价的逻辑，他是一位三十好几、精明能干的生意人，穿着一件商人的西装。他是高干子弟，对自己工作上的优势很得意。他有很广的关系网和社会影响，“生意关系是相互有利的关系，我们不能老讲人情，对朋友也不行。”他说，他一般避免与朋友做生意，但他承认在两种场合他要照顾人情。第一，选择与哪个消费者做买卖。他要挑以前有过关系的人，像亲戚或朋友，不找陌生人。其次，如果是老朋友或老同学，他会以低价卖给他们，因为考虑到特殊关系，但只做一次，以后就一视同仁了，公司不能长期使这种关系凌驾于纯粹的生意原则之上。给顾客低价的充分理由是看他以后对公司的好处。经理举例说。对他们在中国航空公司的关系，他们愿意以批发价把洗衣机卖给他个人使用。对经理来说，这是非常好的生意头脑，他也相信未来的社会发展趋向于更多的金钱关系。
工人袁大华在工厂不能遵守纪律，在旷工几年之后，他最终发现自己真正的事业。现在国家对商业活动的控制放松了。他挂靠在山东土特产公司当销售代理，很尽责地为买主寻找山东土特产的货源，像罐头、工艺品、皮革制品等。他的主顾有中国本地商人，也有香港商人。他有基本工资收入和销售提成收入，现在他已经成了野心勃勃的推销员。寻找潜在的买主，他肯定能让他们满意，他们也给他回报。每次大摆筵席之后，他都能得到大笔的销售合同。他定点在一家四川饭店请客，他认识这家餐馆里的几位厨房工作人员，他们给他优惠价，不嫌麻烦地精心准备。反过来，他送给厨房工作人员好烟，也请他们出去吃饭，到另一家比较便宜的餐馆。选这家饭店，省了他大笔的吃饭开销。
市场势力进入以后，中国社会的社交关系的改变和强大的金钱文化复苏可以被看成一个双重的运动。首先，非人情化的金钱开始替换由原先富有感情的礼物和回报所建立的关系。其次，与此同时，关系、礼物、好处以及社会地位都染上了金钱代替品的特点。换句话说，这种变化从两个方面侵害了关系：（1）通过替换过程：直接支付的金钱在一些场合削弱了关系学的交换，金钱补偿了劳动，金钱也用来贿赂。（2）关系的商品化过程：当关系被看成是一个人或一个公司集团买卖的手段的延伸时，其中的关系、礼物、好处的“交换价值”就被“使用价值”所取代了。关系的艺术向商品经济的扩展意味着关系生出了金钱，或者是赚钱的手段。在关系交换中，这些相对新奇的变化和旧的培养关系的非金钱目的背道而驰，这些旧的目的只是要求自我保护、政治提拔，以及获得直接消费和使用的商品和服务。在礼物经济与商品经济的遭遇中，造成的结果是两种原则的交叉繁殖；不仅如此，两者之间还存在着不断地相互殖民化的过程，每一种经济都试图将另一方归入自己的运作系统。
这是我在与城市人的讨论中拼接起来的当代中国关系学的简史。在整个80年代和60年代的初期，中国经历了一种基本的、社会的、结构的、意识形态的转型，革命以前社会生活的个人“裙带关系”和亲属取向消失了。在1966-1969年社会经历了另一种重要的政治重建，只有在这个时候方法和效果才是激烈的，它造成了许多人的心灵创伤，也毁灭了一切。“文化大革命”的群众性政治运动意味着国家伦理渗透进社会文化结构的实际组织之中，深深影响了个人关系。“政治关系”的优势只给个人/私人的关系和感情留下很小的空间。它所带来的后果就是社会实体的政治化，社会实体与国家没有任何区别。在1969-1972年之间的这段时期，社会上出现了抵抗无处不在的国家控制的迹象。出现了日常生活中的个人伦理，它经常在占支配性的国家体制的伦理中，以关系学和人情伦理的形式零零星星地出现。然后在80年代经济改革期间，关系学具有了新的生命，在与不断增长的、伴随着社会流动和消费欲望的商品经济的交会中，它在许多方面发生了转变。
面对持续的国家控制，面对不完全合理化的市场体制，其中社会资源和物质资源仍受到限制，获取这些资源的管道仍旧因人而异，社会领域重建采取了恢复革命前的非国家的关系和伦理的形式。出现了一种和原子主义对立面的个人联系的紧密的结构，其中互惠回报是社会凝聚和社会投资的形式。关系交换的个人化创造了一种社会模式，其中人和人联系的基础是独立的社会关系网。无休止的一系列一对一的契约，作为一种交换模式，与西方市场支配的社会是非常不同的，在西方社会，人作为独立的主动者正式地具有同等获得商品和服务的权利，只受到个人金钱收入的限制。在这些社会，人们觉得没有必要也不积极编织相互交换和相互回报的关系网。因此，我们可以推测，在当今中国社会主义条件下的发展形式可能与西方建立在个人主义基础上的资本主义大不相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