礼物关系中的政治经济学
第五章 礼物关系中的政治经济学
“统怀”（governmentality）是把人口作为自己的目标，把政治化的经济作为自己的主要知识形式，把安全保障措施和机构作为自己的最基本的技术手段。
——福柯（Foucault,1979a:20）
在社会主义的中国，国家机构自己承担了管理社会和经济领域的几乎全部的责任。人民的福利和管理、生产的组织、生存财富的分配，以及其他行为都成为政府机构的基本事务。本章的主题是权力关系的各种类型，以及这种权力的社会表现和象征的表现，这种表现是在这样政治化的经济中围绕着人们想得到的东西的分配和周转结晶而成的。在本章里我还要研究权力的某些抵抗手段，是如何与在国家社会主义的政治经济中实施的更大范围的权力战略分庭抗礼，并在内部形成了若干顽强存在的抵抗区域。
在中国国家社会主义政治经济中国家权力的普及，在许多方面符合米歇尔·福柯所谓的“生物控制力”，一种被“为增强权力和生产力的目的而不断增加人口和福利的组织”（Dreyfus&Rabinow,1983:7-8）所定性的特殊的现代权力模式。总体的生物控制力战略是靠纪律的手段和规范化手段实施的。“纪律”是权力的一些手段，它在一定空间里分配人口，调动、限制其活动和行为、发展和繁殖。“规范化方法”发挥威力则是靠非对即错的单向度的话语结构，靠一致和普遍的标准来衡量和调节指导行为，靠规范以这些特殊话语为基础的一些被确定的认同和人。
现代的权力制度是社会内在固有的，在社会中形成，与社会共存，而不是处在社会之外。正如早期君主制权力与当时社会的关系一样，福柯的这个观点极其引人注目。但是生物权力的概念仍能在两个领域得到更大发展。首先，将这种权力的新概念运用于社会主义中国的情况时，其中大部分的表述缺乏制度上的明确性。大多数人会同意权力的轮廓在资本主义福利国家经济和国家社会主义经济中是不一样的。由于福柯仅仅关注到现代西方资本主义的权力谱系，那么我要谈到生物权力与中国社会主义政治经济结构、社会制度之间的特殊历史关系。
其次，尽管福柯完全意识到像完美的权力整体这些东西实际并不存在，“自由”和反抗是权力运作的条件（Foucault,1983:211,221），但在他经验主义的著作中，他并没有说明权力秩序是如何被其内在的各种矛盾撕裂的。虽然靠国家的再分配机制的结构而运作的权力技术占支配地位，它并没有完全取代其他的权力技术，后者作为一种选择策略可能性的“巨大宝库”，继续在国家权力的边缘和缝隙中发挥作用（De Certeau,1984;1986:188）。这些起作用的技术没有正式的地位，支配性话语也不明确说明它，但它们运作的不同原则和形式可能很微妙地挑战支配性的权力技术，并形成一种反对的力量。
中国当代政治文化经济，可能涉及到三种独特的交易模式或者权力技术的范围：（1）国家再分配经济，（2）礼物经济，（3）复活的商品经济。各种方式遵循其各自的操作规则、依循其自身的全套礼仪和社会关系中良好的形式，形成其自身的评估系统和交易比率，并表现出其支配策略和战略的独特风格。尽管展示了其独特的策略风格，但在这些权力技术并不形成各个自成一体的机构或社会结构的功能意义上，这些范围不同的权力技术并不互相排斥；相反，它们打通各种机构，在其中相互缠绕。而且，实践一种交易模式可以被看作是对实践其他两种模式的反动，因而它们之间的界限是由冲突所划定的。在本章我关心的主要是交易的前两种模式，也只关心城市的实践，而不是中国农村社会。
注意，我打算采用三分法的图式（scheme）来分析中国社会主义社会的文化经济权力，而不采用双重经济的方案，双重经济所对应的是“官方的”或“第一经济”和“影子的”或“第二经济”（Grossman,1977,1982;Galasi,1985），及“正式部类”和“非正式部类”（Sampson,1985）。在介绍东欧和前苏联社会的第二经济的一些文章中，有一种把礼物经济和商品经济的动机相混淆的倾向。这涉及到与国家再分配交易方式中操作权力技术相对立的实践和话语，但是在中国（或许也在其他前社会主义社会），权力的策略遵循完全不同的逻辑的和谱系的轨道。在本章后面的部分，我将探索被第二经济的概念所忽视的礼品经济和商品经济之间的不同。
国家再分配经济中的权力技术
通常在社会遭受战争、贫困或一段时间的腐败后，国家社会主义把按照公平、有计划和协调方式的原则再分配物质财富、服务和机会作为中心任务。从这种意义上来说，国家社会主义经济革命家和战略家的愿望大概是毫无疑问的。这些愿望和计划被“翻译”为新的社会机构和实践时，现实生活清醒地表明，即使反抗和革命也不能处于权力之外。权力具有即使遭受抵抗也采用新形式的神奇本领。从理论上讲，在为国民建构一个统一的、人人平等的分配系统过程中，国家分配经济同样提供了一个机构框架来运用控制国民的新技术。通过分配者和接受者之间的关系（它只是在表面上实施其分配功能），国家分配机构从内部被转化了。中央分配机构中新的纪律和规范化技术的渗透，表明它不仅仅在政治范围内而且在社会和文化范围内趋于采用“经济以外的”（extraeconomic）功能。
国家再分配经济的理论基础是中央政府能完美地决定社会的需要，并按客观的需要以公平的方式分配必需品。但经验表明，需求很少“客观地”表现自己，倒不如说它们是被从更大的社会和经济话语分离出的解释系统组织起来的。这一话语的价值和原理可以认可一些需求，但对别的视而不见；优先满足并承认某些需求的合法；而当需求超过了满足的能力时，便建立标准，赋予特定的个人和集团以满足需要的特殊权力。正是这一被国家分配经济开放的解释空间成为新权力技术的统治对象，这些权力技术由此发挥其力量影响更大的社会机体。
问题的核心不在于国家分配经济的结构创建了这些权力技术而市场经济不会创建，而是分配经济发展了在市场经济中不普遍的，或是以不同的方式使用的一定类型的权力技术。一个国家分配经济为起源不同的技术、历史和进一步的系统化的协调创造了条件。同时，许多技术被不同的社会经济结构和话语现实所分享，于是人们能够对现代权力和知识的形式加以表达。
分配如何按照需求，靠微小权力而得以实施？作为实例，以下是我曾做过一个月研究的北京一个国营电扇厂草拟的“分房条件”。这个工厂刚为自己的工人和干部建好了一幢住宅楼，于是拟订了一个授予每套住房合理标准的清单，并用计分系统帮助确定谁在申请者当中最需要住房。该清单的原文如下：
1.在本厂服务超过二十年的，以及对工厂作出了突出贡献的人。（10分）
2.在建国以前参加革命的老干部。（10分）
3.知识分子和科技工作者。（10分）
4.已经有“独生子女证”的。（10分）
5.已经被选为市级劳模的工人。（10分）
6.在本厂的双职工，并无其他住房来源的。（10分）
7.三代同堂的。（10分）
8.现有住房这次可以换出的。（10分）
9.家庭每人平均住房面积少于5平方米的。（20分）
10.等房成婚的（男28岁，女25岁；至少一年前已领结婚证）。（20分）
11.配偶入伍的。（5分）
12.申请人是本厂男性工人或干部的。（5分）
很明显，在这一清单中，“需求”的概念与“应得的”规定类别纠缠不清。似乎只有条件第6-9条才对狭小的居住空间予以物质上的关心，反过来，深藏在其中的是微妙的规范化技术。第一条留出了很多的解释空间，像“对工厂作出突出贡献”可以指提高工厂生产力的技术发明，但也可以同样是对厂领导忠心耿耿，或是在当前政治运动中的积极分子。条件2、3和11是在当前高贵的“阶级成分”群体，而不是在特定的人群和家庭的当前居住条件的基础上进行奖赏。第3条表面的目的是要弥补过去知识分子所受的歧视，但它同样继续了强加常见的单一的意志和价值观的传统，这一意志和价值观造成了当前工人至上的情形。这一传统的操作可称为“时间的权力效果”，就是说，按照其自身的议事日程，使日常的需求服从于一个决定全面需求的权力。第4条对“独生子女证”的要求，确认只有遵守国家的人口政策的人才能获得政府或企业的住房。条件10作为全国结婚的标准，区别男女间的不同，强加了配偶中男性年龄要高于女性的准则，鼓励青年人不在一定年龄之前或之后结婚。这样的权力同样控制人民的生长、繁殖和性生活。第5项标准（模范工人）不仅有利于勤恳、服从的人，而且有利于那些没有反常的习惯、反常的家庭生活和追求的人，因为，后几种类型的人不像模范工人那样容易获得公众的认可。最终，给予男性以各种统治女性的条件的性别权力效应也再次得到加强。
标准化技术同样也无声无息地进入国家层面的按需分配。我能很好地说明这一点，方法是对贯穿在中国国家分配经济中的各种权力技术的运作作快速的考察。先考察其纪律化的形式，然后考察其规范化的形式。
权力的空间投入依从于人口流动的调节。在城市权力经济中，人口的吸纳与分离靠三种相互联系的分配系统来实现：“户口”分配、工作的分配和基本粮食的配给。户口系统要求每一个人在出生时由地方当局登记，暂时或永久地移居其他地方要向当局申请。这个制度开始于1959年，为了应付城市无法吸收大量流入的农村移民问题。这一系统使得国家能够把每一个公民都当作国家的资源，确定每个个体生命特定的地理、经济、社会和文化的地位。结果是可以利用僵硬的命令限制居民的随意流动，把居民明确分离为城市阶级与文化和农村阶级与文化，甚至经常因为丈夫和妻子、父母和子女、亲属和邻里由于户口的限制分离多年而重组了家庭和亲属网络。
1979年以前，事实上所有的城市工作由国家分配系统指派，个体的能量被导入一系列事先规定的职能任务和工作位置。在职业上，个体的精力、才能和意愿对就业选择几乎没有任何影响。虽然当今城市改革允许办个体企业，国家安排工作依然在就业形式中保持统治地位。
工作安置系统的必然结果是“工作单位”系统。这大概是从军事组织分化而来，工作单位系统把个体分派在监督生产和再生产、社会财富、灌输和管制的整体机构中。靠一支“思想好”（党委干部、政治思想积极分子、工会领导、妇联代表、青年团领导等等这类人）的队伍管理每个部门，以此实现其成员物质和精神“福利”的标准的和政治的管理。分配劳动者工作位置和监督劳动过程的纪律权力，同样造就了规范化技术操作的可能性。例如，从工会基金中贷款，调解家庭纠纷和申请入党、结婚、生育或离婚必须通过工作单位办理，而这正是运用规范化权力的机会。工作单位这一纪律的和规范化的功能，被一名申请到美国我所在大学里读研究生的学生说明白了。她不能寄毕业证书和托福考试成绩，原因在于她大学毕业后拒绝了一个她认为不好的由国家分配的工作，她不依附任何工作单位而靠自己谋生。结果是，她以前的“单位”——一家大学，五年不给她毕业证书，而且她得不到参加托福考试的准许，因为仅仅申请参加考试也必须得到目前工作单位的推荐。
对于城市居民，规训的技术同样存在于普遍的基本粮食配给当中。每一个体和家庭的需求是由完全外在的需求标准决定的。人们可以消费多少是以他们被指定的社会分类来决定的：机关干部、学生、运动员、体力工人等等。配给同样也有助于控制居民，因为要定居在一个新的地方的人不仅必须在那里建立居民户口，还必须建立“粮油关系”，就是说，获得在那里领取其基本的食物配给的许可。整个80年代，配给逐步减少了，于是，以前配给的食物如食糖、衣料、豆制品、肉和蛋，从单子上取消了。配给被市场机制以较高的价格取代了。
对结婚、生子、离婚的系统控制属于大量产生纪律化技术的另一领域。男二十二岁、女二十岁前结婚是被禁止的（在城市，实际上准许的结婚年龄要晚三到四年），但人需要结婚以及在三十岁前结婚，是通过把这种需求建立成为一种规范和社会期待而受到鼓励的。年龄已大仍然保持单身的那些人，则成为父权式的关心和体现在话语权力中的怜悯的对象。离婚同样被分配经济的纪律所调停。给不给离婚许可，首先是由对双方关系实际情况的彻底调查（涉及工作单位领导、邻居、亲属、子女等等的共同参谋），以确定他们感情是否破裂来决定的。第二，国家批准离婚与国家统计的人口离婚率的升降指标相关，同时也受到国家对社会离婚率的道义容忍程度的关切的影响。
最终，人口的生育和繁殖也同样落入了战略性的权力关系中。中国的人口控制不能被认为是简单的“自然——增长和国家——反应”的模式。在这一模式中，国家权力外在于人口增长，并只是对于与它无关的情形的强力性的反应。以国家权力支配人口规模和繁殖，并不始于1979年的独生子女政策，而是始于1950年代。当时国家把建立大家庭作为一种革命责任来推行，以此扩充人口并强化新的社会主义秩序。政府禁止绝育和人工流产，而且以按每个家庭的人数分配粮食、住房和补助金来鼓励人口的增长（Liu&Song,1981:58）。另一个迹象表明人口规模和生育能力并不是“自然的”过程，而是与国家压力的变化复杂地相联系，事实上在50年代、60年代和70年代早期，为降低已经危急的人口增长而发起争论的马寅初，被指责为向马尔萨斯主义的反动倒退，而国家将马尔萨斯主义定为19世纪欧洲资本主义教条的辩护者（马寅初，1979;Liu&Song,1981:62）。换言之，1979年的独生子女政策既是对具有威胁性的人口统计真实情况的反应，也是国家权力的变化逻辑的结果，这一逻辑在发展中的国家和人口的权力情结中，产生了一套不同的纪律标准系列。
通过独生子女政策，权力关注已经扩大了它的视野。医生、护士、计划生育委员会的代表、工会、妇联都参与进来，监视妇女的身体，她们的月经周期，她们的性接触，她们对避孕器具的运用，她们与丈夫、父母和岳父母的关系。在这个过程中，被控制的不仅仅是人口的规模，还有母亲的身体和人口的性行为、生殖和家庭行为。由于这一分配经济同样控制“婴儿保健补助”和托儿所，还有母亲的工资和奖金，它促进这些控制技术的扩张。
除了纪律，国家分配经济还通过分类、监视和裁决与规模化战略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革命后，财富的再分配通过对全社会网络强行进行的大规模的社会分类而实现。在城市社会，以革命前的经济状况和出身为依据，人民被划定阶级成分类别（Billeter,1958），如工人、小贩和资本家。他们也按新社会的职业来分类，如干部、工人、农民、战士和知识分子。另一种人口分类是党员和群众，这一分类是把一部分人和另一部分人分隔开来的基础；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和右派是“黑五类”；工人、农民、干部、革命烈士和革命知识分子是“红五类”。
尽管这些最初受马克思经济阶级分析启发的分类，完全不是用于描述经济学，但却能起着决定性的政治和规范的作用。“理论上，成分系统被证明合理，是因为它被看作从马克思阶级分析派生出来的，被尊奉为科学的和客观的。实际上，它却来源于按照合理的和可控制的秩序重组社会关系的决心，这种决心无疑可以被同时解释为古老中国传统的复兴和独一无二的当代现象”（Billeter,1985:136）。在新的权力的话语构造中，不同的阶级成分类别体现了不同的声誉、特权、权利、道德和信任。一旦被划定为某一阶级的成员，就带上了该阶级的本性，背上了由这个阶级道德政治判决的烙印而带来的认同，并按其所属的阶级而受奖赏、遭回避或挨惩罚。这一分类和识别的规范化技术，已经渗透、有时淹没了分配经济的运作。近年来，在“文化大革命”中具有战略主宰地位的阶级成分的分级已经没落了，但在工作中其微妙的影响依然存在。
同样还存在垂直起作用的技术，它将社会机体分解为各个阶层的等级制度，并建立起上下级关系的链条。建立等级制度技术使机关、级别、位置和工作获得某种权力效应。它们在分配权力获取欲望之间、在国家和居民之间、在官员和人民之内，划定国家分配经济内部的对抗关系。在微观层次上，垂直技术在官员对请求者、柜台后的职员对顾客、供应者对购买方等等的控制中得到展示。机关和级别在分配结构中被转化为纪律和规范化权力的场所。
在例行的表达道德政治品质的公众仪式上，也能发现这种规范化技术：政治学习会、批评和自我批评会、斗争会。但这些只是粗浅的权力形式，常常容易被参加者以走过场或逢场作戏的反技术主义方式所破坏。更有效的也许是其他鼓励正直的技术，如个体化的内在关联技术和监视。档案系统产生规范化的效果，它跟随每个城市人的一生。锁在单位的档案，记录个人得到的所有奖励和纪律处分，以及同事和上级的评价和批评。档案被用于监督每一个人道德政治上的进步。档案是个人不可取消的过去的永久记录，使个人的一生事迹明晰可查。对个人的监视不仅由上级完成，而且还通过鼓动同事、邻居和（特别是在“文革”期间）朋友和家庭成员的相互举报。这样的相互监视割断了水平联系的纽带，增加了社会的个体化，并通过档案、工作单位、户口、阶级分类等等创造出具体的个人，扩大了监视的可能性。
国家分配经济不仅存在于劳动生产者生存财富的简单交换。在交换过程中运作的权力技术确保整个人口的依附性用得其所。社会机体必须为其生存而付出代价，这一代价便是在新的权力模式下的可塑性和服从性。这一权力模式的纪律化和规范化技术连同国家分配经济并没有用尽权力关系的所有地盘。就像在房子裂缝中顽强生存的杂草，反技术主义和对立的实践在另一类交换模式的庇护所中大量地交叉繁殖，以形成顽强的抵抗，那就是中国的礼物经济。
礼物经济中的反技术
在第二章，我略述了关系活动中的一些典型场合和目的，从搞电影票到换房子。所有这些实际使用关系的场合都涉及到获取一个官员、职员或其他全面性的国家分配经济的代理人物的允许。这些场合是礼物经济挑战国家并侵蚀国家权力的战线。
正像在前面实地调查的篇章里谈到过的，关系学有官方话语和大众话语，他们相互依靠。官方话语关注人们如何用关系学使官员贪污而对全社会造成损害，私人和个人的利益如何在不断毁坏公平和均衡系统的同时得到发展。在官方出版物和文献中，这些常被冠以“歪风”的活动常受到下列谴责：以权谋私、裙带关系、恩主庇护、帮派利益、贿赂、靠地位的特权交换等等。
关系学的大众话语也参与谴责关系学，但同时它对官方话语对关系学的谴责也作了新的解释。大众话语里对关系学充满了矛盾。它一面谴责，一面又羡慕并认可它。人们以复述这些巧计和日常生活中搞关系的小胜利的故事为乐，以各种各样关系的技巧的实例为榜样。大众话语对关系明白地表示：如果其他人在搞关系，另一个人不应出局。这样大众话语既鼓励关系学，又教授礼物经济的窍门。恐怕更重要的是，它强加给官方话语一种对于礼物经济的替代性关系伦理的尊重和肯定，对于义务、回报和互助的伦理的尊重和肯定，以及友情和亲属的责任的尊重和肯定。
公共话语回应官方话语，扭曲它为其他目的服务，通过对官方话语的为我所用，大众话语显示了官员贪污和关系学的公共实践是如何相互联系的。从一定意义上，两者都是被一种依赖一个从事生活资料分配和纪律约束的官僚机构的分配经济“生产”出来的。一些官员利用系统优势加强自己的地位，但在个人官员的权力之外，还存在着一整套大众所熟悉的关系的使用策略和技巧。礼物经济不仅挑战官僚权力，它也颠覆着支配性的经济模式。换言之，分配经济预先种下了挑战权力的种子和挑战的可能性。礼物经济并不是凭空产生的，也不是完全独立地外在于国家分配。它“侵占”了其他交换模式的领地，寻找恰当的机会出击，将资源纳入自己的运转轨道。在这个过程中，它以一种聚沙成塔的方式改变和削弱结构原则，减少了国家权力的运作对自己的约束。
在这里，德·塞尔德（de Certeau）对战略和战术的分辨是中肯的（de Certeau,1984:xix,35-39）。战略是对权力关系的操纵，这一操纵是在具有明确界限的自己的地域的主体被孤立的状态下产生的。不论环境如何变化，这个主体从其所在的“场域”中或运作基础上，对它的实体化的环境的场域发挥意志和权力。不论是军队的形式、国家的形式，这个主体致力于运用战略建立和维护其地盘，以空间组织时间。战略试图对这些场所的每个个体都予以安置和分类，并系统地控制和预测各种运动。
相对的，战术既没有适当的场合，也没有自己分明可辨识的话语，而是“弱小者的艺术”。它必须在被战略规定和占有的场所运作。它是鬼鬼祟祟、“精打细算”的；它只能依赖战略的组织权力所错过的时机。由于陷于不连续的斗争情况中，战术既无全面性的眼光，也无活动的统一程式。似乎可以认为，礼物经济在分配权力所划定的空间之外运作，代表的是战术权力，而不是战略权力。下面的问题是礼物经济的战术如何起到反对支配性的权力模式的作用。
正是马克思指出了商品具有两重性，即是使用价值和具有“神奇的”、“卓越”特性的交换价值。使用价值直接表现为从一种产品的物质实用性而来的价值。尽管如此，“一种实用的客体要取得交换价值的第一步是当它对其拥有者不构成使用价值的时候”。这就是说，当它对它的拥有者具有另一种实用性的时候，“为了交换目的的实用性”（Marx,1906:99-100）。交换价值只有在商品被交换的时候才得以实现。因为正是通过流通中的各种商品之间均衡的关系，交换价值才为其拥有者以金钱的形式产生出来。正如商品由两种不同的价值所构成，所以也必须指出：礼物，除了它的使用价值，也具有象征的价值。它正像马克思的交换价值一样，只有在交换和流通的过程中才得以实现。
人类学家长期关注礼物的象征价值。“重要的是交换本身比被交换的东西要多得多”（Lévi-Strauss,1969:59）。马林诺夫斯基（Bronislaw Malinowski）纠正了实用主义者的谬误，这种谬误把库拉交换当作物质生活必需品的交换。他却把它视为特罗布里恩德社会重要的组织原则，它建立等级，确认亲属纽带以及法律中的关系（1961:166-167）。莫斯（Mauss）展现了西北太平洋本土美国人在冬季赠礼节上夸张的慷慨和浪费是对财富的展示、为追求特权的象征性斗争，他表明总体来说，送礼增强社会凝聚（1967）。马歇尔·萨林斯（Marshall Sahlins）强调礼物增进和平，它可以被看作是最初的社会契约（1972:169）。我想探讨礼物经济的另一种作用，一种在中国社会情境中引人注目的作用。尽管关系学的直接目的是获取物质实用性，它却对行政权力的微观技术产生了颠覆性的作用。
礼物经济如何产生这样的效果呢？我们必须看一看在每个关系交易例子中的微小的机能。既然关系学的对立实践根植于文化，充满象征，就适宜于用被人类学所发展的文化和象征分析对它进行文化解剖（这些实践模式被意义的结构所传达），以说明礼物经济的这些机能。
为了展现礼物的象征性层面——它们的象征品格与马克思发现的隐藏在商品中的物质的交换价值很相似。当我们叙述礼物经济“鬼鬼祟祟”地在国家分配经济空间里运作的机能时，我们必须承认在礼物的和商品的非使用价值之间存在本质性的不同。礼物与商品不同，它并没有异化于他的拥有者（Gregory,1982:18-19,24）。既然对礼物的所有取决于对礼物的回报，受礼者对这件礼物就不拥有全权。这些权利取决于受礼者对赠送者的义务。在礼物交换中不存在像商品交易中财富拥有关系的那种主体客体两分法（Stra thern,1983）。在礼物交换中人与物并没有分离这一现象意味着赠送者、礼物、受礼者享有共同的象征物，即由礼物作为中介而产生的一种关系。按莫斯的说法，礼物交换在“物品——在一定程度上也就是人的一部分，与人和团体——他们的行为使他们恍如物品”之间创造了一种精神纽带（Mauss,1967:10-11）。既然赠送在以获取某种东西作为回报的道德权利的形式对已送出的礼物仍然有某种拥有权，礼物因此就不是与赠送者全然疏离的。与礼物交换相比，商品交换在客体的交换之间建立起客观的数量计量的关系，而不是进行交换的主体间的个人品质关系（Gregory,1982:41）。因此，正是在这一由礼物建立起来的个人关系的空间里，关系学施展着对权力的反抗技术。
产生礼物经济对立作用的象征机能可以分两个层次来看：个人层次和系统层次。个人层次指的是每个礼物交易的具体例子。其中，微观斗争和皮埃尔·布迪厄所说的象征性的暴力行动发生了（Bourdieu,1977）。系统层次代表了由所有关系交换行为所累积产生的权力效应，它对支配性的权力手段形成抽象的和普遍的挑战。通过继续在个人层次上的权力解剖，我分析出在每一个关系运作中的五种策略运动或过程。他们是：（1）转化，（2）加入与分层，（3）道德服从和抵抗，（4）挪用或拥有，（5）转变。
在礼物经济中，象征性的暴力的这五种机能取决于个人的文化结构，这种结构在很多方面与西方自治的个性主宰的结构有很大不同。那种“个人是一种不可分割的基本的人，在生物学的存在和思考的主体这两方面都是万物尺度以及人类整体的具体化”的思想，是基督教和启蒙运动的现代西方意识形态。这一点已经被像杜蒙特（Louis Dumont）这样的比较文化学者所阐明（1970:9）。在跨文化地考察人的分类之后，莫斯也总结道：“那些成为一个完整的，除了上帝以外与别人毫不相干的实体的人，实在是凤毛麟角”（Mauss,1985:14）。
与每个人都有平等权利的抽象的统一的本体论的分类不同，中国人更多认同人和人的关系建构。这就是说，每个人的自主和权力以及个人的认同感建立在道德和社会地位方面的不同基础之上，建立在他人的道德要求和判断之上。中国人的个人性和个人认同并不是内在的、先天固有的人性所抽象地赋予的，而是持续地在特定的社会关系中被创造、改变和分解的。不仅如此，个人性的界限是渗透性的，可以轻易地被扩大到生物个性以外的范围。结果，中国文化缺乏自我和他人的明确界限。一位受过西方教育的学者说：“在中国文化里，双重关系，即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大约就是‘文化法则’”（孙隆基，1983:137）。这其中的一种可能性就是关系学，它应用人的文化建构作为其运作的基础，并把它的各种效应发挥得淋漓尽致。
有趣的是，在西方文本中，当“分离性”和“客体性”被视为典型的男性特征时，人的关系的和内在主体的结构却被描述为女性的特征（Chodorow,1974,1978;Keller,1987）。在为人下定义时，西方个人主义在确立自我和他人的界限时强调男性支配。从一个女性主义精神分析的视角，中国人的人际关系结构在男女双方的文化建构中保留了更多的女性化和认同的母系原则。既然关系学是非常关系化的，它应该与那些强调分离和个性独立的建构相对照显得更“女性”化。关系学的性别问题将在结尾部分描述。
在关系活动中要考察的第一部分是“转化”，转化发生在关系艺术序幕的预备阶段。关系交换没有双方初次建立的“熟悉”的基础是不可能发生的。在这个阶段，关系策略的逻辑表现为双方的熟悉，在内与外之间架起一座桥梁。
内外两分法是中国文化意识形态的一个重要特征，也许这是因为中国文化根源于一种亲属基础的定居的农业社会。我的叔叔从南方很远的小城来北京看我，我领他去了北海公园，在那里吃中饭，餐馆服务员比以往更粗野。在柜台买啤酒时，服务员看着我叔叔邋遢的衣著，不耐烦地说，啤酒卖完了。我坚持要买，指着别人喝过的空瓶子，这时她才让步，为我们开了一瓶酒。当众撒谎，一点都不脸红。我叔叔对我们受到的待遇的解释是我们都是外地人，就是说不是北京本地人，这就是本地人如何对待外地人的。日常用语也表达了这种两重性：“不要见外”是指主人让客人感觉在家一样，或是一个人让另一个人别讲客套，像家里人一样。亲属朋友和陌生人、本地人和外地人，都在“内外有别”这种说法中得到表现。这种文化的两分法甚至是政治化的，比如当一个居民被指控“里通外国”时，外人不仅不受信任，而且也没有责任帮助别人。因此，在关系艺术中，义务的牵引必须由不断扩大的“内”的空间对于外部空间的吸收来引进相加强。
内外两分法也暗含在食物的隐喻中，熟人拉关系时就容易，字面上他是“被煮熟的人”，反义词是“生人”，就是“没烹调过的人或是生的人”。熟人也能从字面上解释为“成熟的人”，他是“长大成人的”、“成熟的”。生人从字面上解释是不成熟的人，有“新生的”意思，在内外之间架起一座桥梁是为了关系交换的可能，从生人变成熟人，有开始关系序幕的意思。同样，“不成熟”也可以通过时间的转换过程或一定时间的个人联系变得成熟，就是说，人成熟起来或变成熟人。
在关系艺术中，这种转化发生在人和人之间呼吁分享认同的过程中。因此，对“同”的质量和经历构成了同学的认同，来自一县或一省的“同乡”的认同，以及同事和亲戚、老师和学生、师傅和徒弟等等之间的认同。于是熟悉来自个人认同的融合。分享认同建立起义务的基础，强制分享一个人的财富，用一个人的劳动来帮助别人。
在熟悉的关系已经确立，参与者双方相当接近后，比如在亲戚和朋友中间，就免除了转化这个环节。因为人的认同已经融合。转换的策略很多都是发生在双方还没有被共同熟悉的感觉联在一起的场合，因此需要建立一种客观联系。在两个陌生人之间，认同的转化总是通过相互熟悉的中间熟人来完成。“你和叶是一个办公室的。他和我是小学同学，我们多年没见了。小时候我们老在一起玩。”不管这种社会联系是多么浅，相互认同就靠共同的联系谨慎地重新组合，关系也开始朝新的不同的方向转化，中间人只是作为一个过程；就是说，为两个人的关系注入认同的电流，把他们联在一个单独的内部回圈里。这样培养了相互义务，因为一旦一个人享有了熟悉和认同的基础，他就预备与别人分享他自己，把自己交人处置，为别人做自己应当做的事，既然其他人已经变成自我的延伸。
在加入和分层这个机能里发生了远远超过人和人之间认同的概念性安排。当实物或礼物从一个人手中转到另一个人的手中时，正是象征的边界崩溃的时候，这样扫平了他们之间的障碍。当一个人接受礼物、宴请、好处时，一个人不仅在本地老乡、亲属、同学或者同工作单位的意义上与赠与者分享了一种认同，同时也分享了赠与者的个人实体，既然礼物代表了赠与者的劳动和财富。
在中国文化中，“心”是一个人自我的中心象征，在启蒙主义的西方，思想是自我的关键（我思故我在）。在中国的文本中，心及其官能代表人，甚至像心理学这样的分析个性思想的西方发明，也被翻译成“心理学”（对心的原则的研究），送礼时，人们常说这样一些话：“这是我的一点心意”。
“心意”这个词，字面的意思是新的“情感”或“精神”。既然心代表了人，礼物真正是个人的标志。个人努力和劳动也被叫做“心血”；因此，当他们以礼物、好处、宴请的形式给别人的时候，他们意味着一个人的本体向他人的转移或渗透。“心肝”这个词既指一个人的个人良知或心爱的儿子或女儿，因而儿子或女儿是一个人自己本体的延伸。这就是为什么在亲友、家庭成员、亲属之间，有义务而不需要送礼，不计较债务，因为各人的心已经分享，人与人已经融合。
送礼如何代表对个人本体的计算？如上所述，礼物在交换中并不与人疏离，礼物交换不像在商品交换中财富拥有者的关系那样，它没有主客两分法（Stra thern,1983）。在礼物交换中，人与物缺乏这样的联系，意味着礼物象征和保持了它和赠与者的联结与认同，因此礼物成了引导赠与者个人本体进入接受者个人本体的中间媒介。加入和分层就是对于接受者个体的策略的切入。从这里他可能被操纵，这是关系艺术下一步所发生的事。
在第三个阶段，“地位对抗”经常是赠与者和接受者之间在面子上的较量。面子不止是特权，也是个人认同的标志，是人观中自立与正直诚实的标志（Hu,1944）。有面子意味着平安、自尊心和保险。面子和认同是相互联系的，因为它不依赖于对于抽象的规则和理想的遵从，而依赖于在具体的关系场合下对于他人的认可的内在化。这就是说，中国人个人的关系结构是以面子的重要性为代表的，这种面子的重要性提供了限制礼物接受者行动的机能，威胁一个人的面子即是威胁一个人的认同，这一认同通过一个人心中对别人的判断在关系中建立起来。丢面子会对人的地位不利，在社会活动中人会降格。
中文在描绘面子上有丰富的词汇。除了“要面子”、“丢面子”、“有面子”以外，一个人还可以“借面子”、“给面子”、“增面子”、“挣面子”、“留面子”，还可以比较面子，如“他的面子比别人的大”。一个人的面子越大，一个人拥有的特权也就越多，就越有安全感。因而在社会交往中也就越有自我决断的能力。通过丢面子或在关系交换中给出一部分本体，一个人反而更能获得或增加他的面子。反过来说，一个人面子的大小，与他在关系艺术中接受他人本体的数量和频率成反比。
关于这种授、受成反比的关系，一位姓王的当地人给我讲了一个例子，以说明什么是给人留点面子：“我不想花自己的钱从老王那里买东西，他是个体企业家，但另一些朋友说：‘为老陈想想吧，给他点面子’。于是我从老陈那里买了一点东西。”我问老王在这档子事情中他是不是吃亏了。“是那么回事，老陈得面子，我吃亏。”这个故事的道德是王的物质损失使老陈象征性地获得，在王的头脑里，在买卖中排除了老陈的物质利润，王自己得到了面子，除非老陈知道王并不想买他的货。
以同样的逻辑，一个人牺牲其物质财富和劳动，以礼物、宴请、好处的形式把自己的一部分转移给别人，一个人所得到的是一种凌驾于接受者之上的重要的道德感的（同时也是物质的）优越感。把自己的本体加到别人身上的效果是自己能因此而得到别人的面子并加之于自己之上。换句话说，赠与者比接受者更有道德优越感和象征性的优越，这样就能使后者屈从于自己的意志。这种微小的不均衡的创立是礼物经济机能中决定性的一步。这一机能使送礼在更大的社会范围内不论双方地位高低而获得收益，但当接受者地位高于赠与者时，关系艺术中的这种微小反抗产生了特殊的意味。这就是为什么主顾的社会地位越高，为了让他接受，礼物的选择也就越来越慷慨大方：这也就是为什么经常是地位低、影响力小的人送礼给地位高的人。在关系艺术中，通过从道德上降低对方这样一种策略运作，赠与者能够象征性地颠倒大范围的等级，这是一个有物质后果的颠倒。
第四个阶段的中心是礼物的接受者。对接受者来说，接受另一个人的实体就是自我被别人“拥有”，因为已在赠与者那里丢了面子，接受者变得易于把别人的意志内在化；既然在道德上已经处于从属地位，他现在就要依赖于或感激赠与者。既然他的面子已经丢了，自己的一部分也被其他人的实体所占据，他的自我就降格了。这是一个意志软化的经历，正如常言所说：“吃人嘴软，拿人手短。”
这句话我是这样解释的。一个人吃了另一个人的饭以后，发现自己的嘴很难再“硬”起来，不能再拒绝别人请求帮助的要求，也不能对别人说三道四。当一个人从一些人那里接受礼物的时候，他的手就开始短了，不能将请求的人一把推开，也不能轻易地用短手给别人的所作所为添麻烦。嘴里吃的和手里拿的使人变得“好说话”，为了别人的事向上司“说好话”。这样对面子、嘴、手来说，接受礼物并没有得多少，反而在地位和对他人的控制上有所失。这种感激表达为一种失的状态，一种人格的整体性的独立性的丧失。为了保留面子、认同和自尊，这个债务必须回报，或是用以保持关系的平衡，或者通过送比受的礼更大的礼而创造一种新的不平衡。
礼物经济运作解剖的第五步是一种价值和另一种价值的转换，然后转换为第三者。价值转换发生在接受者回报债务，以补偿在接受礼物时所失去东西的时候。举例来说，回报或者以物质客体的形式，像送礼以获得药品、车票，或者以制作家具这样的个人劳务的形式。更重要的是帮助赠与者“办事”，利用地位劝说直接领导同意，或写条子给下级送礼者的儿子安排一个理想的部门职位。个人财富或劳务也常常和宴请有关，以此作为感谢。这里需要详尽指出的是，礼物经济之所以成为礼物经济是因为它运作的结构和逻辑与国家分配经济截然不同，也与羽翼丰满的商品经济截然不同。从资本主义背景下派生出来的纯粹的经济手段不能很恰当地阐明礼物经济的运作，也不能在关系或礼物活动和贿赂、以物易物、私人市场交换之间作出明确区分。
在转换这个步骤中，礼物经济的独特之处显露出来了。在礼物经济中，价值的转换依照着一种更复杂的结构，而不是以物易物或简单的商品交换，以物易物是一种同等价值的直接的和即刻的交换：用产品甲换产品乙。商品交换涉及以货币为交换的客观中介的转换步骤，在马克思的《资本论》中有一个例子：一个织工必须卖掉他织的亚麻布才能购买家庭所用的《圣经》。首先，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普遍价值在出售的时候由商品的形式转变成货币形式。这样亚麻的使用价值就转化成交换价值。然后，货币形式反过来在购买的时候转化成其他商品的形式。换言之，亚麻的交换价值通过一种决定性的迂回进入劳动者的货币形式，被再次转变为《圣经》的使用价值。决定所有物品的普通的和一般的价值，像织工的劳动、亚麻、货币、《圣经》以及制造《圣经》的劳动正是构成交换价值的东西。商品的交换代表了不同的价值形式的回圈，直到这个回圈被采用某一次的使用价值的消费所中断。在这个预定程式中，一个人的相对地位和社会关系的品质由于货币价格对应物所带来的一种削平过程而被置于次要地位。
在关系交换中，被回圈的基本物品范围更加宽泛。它们不能被单独的客观价值所衡量。它们的均等不是系统化的和普遍化的，但保持了其场合的和个人的具体。价值的诸种形式是以下述方式被转换和回圈的：
礼物资本交换专案可能包括礼物本身（像烟酒、糕点糖果、手表、电视机），宴会或稍随便的吃请；以及各种各样的好处，特别是官僚许可和特权。礼物经济由两个小类所组成。第一类是物质资本或财富，从国家和集体工资来的钱，在一些情况下，还有从专门用于送礼的小市场经济中来的私人收入；第二类是身体资本，劳动能量和在买礼物、制造礼物或宴请或给好处上的时间花费。
象征资本当社会投资或个人实体的渗透在关系对象上产生出像丢面子和感激、好意，或义务这样一种不平衡状态等效果时，赠与者的象征资本便随时而增。
官位资本官位资本指的是由占据着的职位和等级所提供的社会资本，这些职位和等级能得到别人所不能得到的、想要的商品和机会。官位资本最高的是户口登记官员、分房官员、工作单位中的人事部门的领导、医院领导以及其他类似的人。这种资本从广义上也指一个官职，这类官职虽在正式官僚机构以外，但直接控制欲得之物，像那些控制商品的职员、司机、药师所处的位置。
政治资本在这个分类的原来系统中，政治资本是由于下列个人身份而享受的资产：（1）党员，（2）出身好的家庭背景（即下层阶级），（3）有权势的官员。这些资产不仅提供了一些物质特权，也提供了政治保护（特别是在政治运动事件中）以及向上提拔的流动。我有意把官位资本作为另外一类资本，这是强调政治资本和社会资本的不同。“文化大革命”结束以来，政治资本的“转换权力”已或多或少地减少了。
商品通常必须转化成货币以实现预想的使用价值，而关系艺术则企图建立象征资本，因为它能被转化成为有用的礼物资本。在分配经济中，经常是职务资本，或有时为政治资本，而不是金钱，控制着通向实现普遍愿望的途径。关系艺术产生的象征资本，是通往职务和/或政治资本，并最终实现其企望的物质和身体资本转化的关键性桥梁。以财富和劳动为主的礼物，被转化为面子、感激、恩惠，或义务等象征性的资本。当一个负责管理分配合意的东西的官员答应赠礼者的请求，而且不考虑赠礼者出生不好或别的政治过错时，象征性资本于是就能被转变为职务和政治资本。
在这一点上，中国的礼物经济已经很明显地不能被混淆于贿赂，物物交换、黑市，或商品经济及与其结合为“第二经济”的大杂烩。在国家社会主义社会中，第二经济已经被东欧学者以多种方式做了阐释：如它存在于为私人利益的活动中或被认为非法（Grossman,1977）；作为国家计划外的存在（O'Hearn,1980）；或作为相对于第一经济的次级的，但相互补充性的一方，并以严格约束的预算束缚的以利润为生存基础的特点而区别于第一经济（Galasi,1985）。第二经济可作为“缺少的市场机制的局部代用品”，它避免了指令经济的“僵硬、拖延、效率低下、失去平衡和不连贯”（Grossman,1982:101）。这一断言，更适用于中国的市场经济而不是我所讲的礼物经济。史蒂文·桑普森让第二经济包括似乎是礼物经济的东西。对于他，组成第二经济的活动能够被归纳入三种类型：（1）“平行经济”——计划经济外的合法活动，如私人的小块农田；（2）“地下经济”——非法活动，如偷窃国家财产、黑市买卖、贪污和贿赂；（3）“隐蔽经济”——无法证明的活动，如家庭劳动，在亲戚、朋友和邻里之间货物和恩惠的交换以及送礼（Sampson,1983）。也许礼物经济与利润导向的第二经济的混淆，是由于仅仅注意纯粹的经济范畴和交换的功能性结果。对礼物关系中的微观权力机制的研究强烈地表明，礼物经济作为一个实践领域与第二经济的运作很不相同。
首先，和商品经济不同的是，关系艺术并没有造成主体和客体之间，或在“人的法律”和“物的法律”之间的分裂（Gluckman,1965）。换言之，礼物的交换不可摆脱地与执行者本人的身份，他们的地位等差（在礼物交换的水平上和更广的社会类别的水平上的地位等差）及形成他们之间关系的相互义务的性质相联结。物的交换不仅受物的物质价值或其供给和需求的支配，而且受执行者之间个人关系特质的影响。如克里斯托犬·赫尔利（Christopher Healey）所记录的新几内亚马林（Maring）人当中交换关系的两个种类，“交易明显地与由社会关系居中的物质对象之间的关系有关，与由物质货物居中的人之间关系有关”（Healey,1984:45）。由于礼物是人的一部分，赠礼者与礼物并未完全分离：而接受者从不完全拥有它们，因为接受者仍然被对赠礼者的义务所限制。礼物经济中，在物质效用的交易和社会关系的义务，如友谊、家族关系及上级和下属关系的实现之间不存在区别。
作为对照，行贿、物物交换、黑市以及合法的市场经济交易并不深藏于现存的社会关系中，而是倾向于限制于当下纯粹的经济关系。因此，这样的交易可以发生在任何陌生人之间，且通常是不连续的。而送礼当中，恩惠的回报在结构上并不确定，而商品交易中，付钱就得到服务。礼物经济和第二经济的质的区别的论据，得到了约瑟夫·柏林那（Joseph Berliner）对前苏联的“布拉特”（blat）和行贿之间所作区分的分析的支援。“布拉特”含有对于把一项动议传达给他人的人际关系基础：而行贿被认为只是物质利益的关系，并以直接和即刻的支付为特点（Berliner,1957:191）。在中国文化话语中，关系艺术和行贿之间一方面常有极大的关联。而在另一方面，两者依然有如下概念上的区别：如工具主义层面的文化判断、送礼的形式和艺术（礼品或钱、普通礼物或贵重礼物、熟悉和回报的时间长度等等）以及结果是否被认为符合道德规范（是当官的为自己的目的利用职权，还是普通人寻求合法的解决问题）。
中国的礼物经济还有不能混淆于第二经济的商品特征的另一个理由。传统的中国社会也有发达的小商品经济，其中也包括物物交换和金钱交易。虽然商品传统被社会主义一时遮蔽，关系艺术依然根深蒂固地存在于一整套话语和行为当中，这一套话语和行为自觉地与小商品经济传统中的金钱交易和直接买卖的非人情因素划清界限。关系艺术规则的礼仪和惯例强调个人关系长短和好坏的重要性，强调善对“自己人”的重要性，并强调立即回报或对于精确估价礼物以在回报时投桃还李、锱铢相较的做法的不妥当性。这里联想到20年代乡村生活的一项报告，当地村民与他们的邻居从事交易时，必须要走出村庄外到市场上去进行。他们互相之间不在家门口交易，而是在市场，因为在那里他们能够摆脱人情和礼节的束缚，采用陌生人的身份，这样更加适合于客观的交易和讲价（费孝通，1983:80-81）。对于礼物经济，实行交换的方式和风格并不仅仅是细枝末节，而是商品经济不同的运作规则下的交换模式的组成部分。如肯尼迪（J.Kenedi）说明的“一个外部观察者只能看到动作编排：亲密的交谈、优雅的动作、谦恭的举止。这些事实上不仅是形式，而更是本质”（1981:79）。
关系艺术有别于其他交换形式的第三个特征在于象征性利益或资本在价值转换中的中心地位。礼物经济中，关系不单单是商品交换明显的中介，而且也是一个关键成分的交换的中介。这一关键成分与交换之物一样重要，即以以下各种形式出现的象征性资本：面子、道德优势、社会债务、义务和礼尚往来的默契联系。关系交换使得象征性资本的产生成为可能，既作为其本身的手段又作为其结果，就像在人们对政治和社会安全的需求中一样。象征性资本的拥有补偿了物质的、职务的或政治资本的缺乏，且在国家分配经济时，常常比金钱更加有效，更容易交换。
中国的礼物经济区别于以上所写的关于第二经济的所有事情，这并不否认其经济的效用，而是为了主张它不能轻易地被纳入由西方市场环境产生的经济交换的定义或送礼之中。在西方，资本主义市场社会，“人和物不分的礼物交换已经破碎了，所以礼物与交换对立，人与物对立、功利与非功利对立。一个不带功利的礼物意识形态与一个纯粹功利交换的意识形态相对照而出现”（Parry,1986:458）。换言之，一个市场经济和个人经济利益的追求与统治地位的社会容易把礼物赠送理想化为“纯粹”的和不带利益偏向的行为，理想化为热情的市场动机的避难所。或者把礼物关系的形成和规则仅仅作为市场交易的理性化行为准则的模糊和含混的表达而不屑一顾。于是在理解现代社会礼物经济的工具主义时，人们通常把它与在市场经济的语汇下可以理解的现象等同，并创造出“纯粹”礼物与功利礼物这两种相互排斥的范畴。我想指出，在国家分配经济环境中，市场关系深藏于礼物中，而不是相反。关系艺术具体表现出原始的非市场礼物的特点，正如莫斯分析的：它是既有利又无利的，既自发又被压制经济形式的组合。虽然这原始的礼物能够被看作没有国家扮演角色的社会契约的一种形式，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国家分配经济具体化的权力的特殊形式的环境中，中国的关系艺术含有更多的意义。
命题
在写到在资本主义和消费主义的权力生产（如电视节目）的空间中悄然盛行的流行文化的策略时，德·塞尔德（de Certeau）仔细研究了流行文化的成分如何能够再占用这些统治方式（1984）。资本主义文化产业产品的使用者和消费者，通过将这些产品创造性地使用，并使其服从于使用者而非原本所指的意义，未逃离文化工业的统治，就像是租用一公寓房的人能把一块异己的空间为我所用并使它成为自己的家（1984:xxi）。同样，关系艺术按照人自己对需要的解释，也按照水平的社会关系的优势模式，对国家经济已经分配过的东西进行再分配。
这种分配具有要求以顺从为报答的倾向。从其公平和平等分配和安全保障的全部话语而言，分配经济同样是国家单方面施惠的系统，它造成了其所管理的人口对国家的单方面的依赖。通过生物权力技术，国家利用特定交换条件提供的机会，规范并控制社会机体。这些交换类别，如个人、阶级、需求、短缺、级别和威望以及道德（交换）均不是客观赋予的，而是由某种权力模式主动制定的。以使其偏离生物权力运作或以破坏这一运作的方式，礼物经济对上述这些范畴进行重构。
礼物经济重构生物权力范畴的方式之一，是它的关系伦理的话语对遍布国家分配交换的模式的普遍伦理的统治话语的替代。比之于固定的阶级地位或对政府、国家和党，以及特殊的政治经济系统的抽象而普遍观念的忠诚。礼物经济更强调境遇的和可扩张的社会关系义务的圈子。礼物经济的社会关系和责任是直接和可修改的，依赖于个人的境遇和特殊的权力情形。关系伦理在交换和分配当中，对自己人/外人的区分甚于对规范化的考虑和道德——政治的标准。这是对普遍伦理话语的唾弃，在后者，忠诚的成分是固定的，不是重构的，不依赖于情境和特殊的关系而被普遍应用的。
在系统层面，礼物经济开辟出对抗规范化和纪律化技术策略的领域。事实上，这显示出关系艺术不仅在经济匮乏的条件中被应用，而且在国家权力试图对居民扩大和系统化其控制的所有地方都能被找到。两种分配通道间的竞争的交点，都可以从下述的竞争领域中看到：如移居、生育、居民的卫生保健和福利、结婚和离婚、工作分配、职务的晋升和通向政治权力的途径、社会生产和消费需求的确定、生产部门如工厂之间的供给和市场交易、居民的阶级身份划分等等。
礼物经济在系统层面包含着另一类对抗策略。其义务与债务的联结产生了个体化控制、人口的分布、藩篱以及分隔的空间化权力等纪律化技术的瓦解。关系可被用于躲避由国家决定的个人和个人需求的构成。它实现于关系伦理的关系被引入户籍系统、粮食定量系统、工作分配系统、单位系统、社会福利系统、档案监视系统的时候。关系在这些领域的实施，也有助于腐蚀控制人口流动和人口生育及生长条件的空间权力。此外，关系艺术的境遇性的时间模式（按需要长期的象征性投资和支付），同样对把需求纳入自己的时间表的时间权力运作提出了挑战。
对立地位，关系艺术中的另一种机制，在特定的情形下能够拆除官僚的、普遍等级的和级别的结构。在人类学中，已经证明常常需要作出努力使“不可转让的财富”不介入礼物的流通，因为这些贵重的物品（如权杖、王冠、羽毛斗篷和Kwakiutl铜器）的保留确立了其所有者与他人的区别，而这些区别被转化为级别、权威和政治等级（Wiener,1992:40）。这表明礼物的交换与其所有者的引入，同样是迫使他们成为交换伙伴和“诱惑非交换部分”（Wiener,1992:42）的方式。就是说，礼物交换能通过使有级别者负债，并强使之放弃一些自己的物品和权威而实现其打平等级制的企图。
同样，在当代中国，地位和级别低的人常常感到有必要向有职位、级别、可以向他们提供通向产品和机会途径等“不可转让的财富”的官员和职员送礼。送礼创造了等级关系的某种程度的逆转的小天地。送礼者变得比接受者更具有道德优势，使他们现在对他们的送礼者负有恩惠义务。象征性资本补偿物质、职务或政治资本的空缺。于是面子和相互的道义、义务和受恩惠，某种意义上成为弱者的武器。通过对以等级为标准的国家经济的分类和分配原则的多元化，对礼物道义的力量的运用，导致了官僚主义等级制度抽象的、规则的、微妙的替代以及其机能的弱化。
一位年轻的女工这样解释“现官不如现管”这句格言：
比如北京大学校长，他是有名有权的人物，但他在那儿没有“熟人”，同样也不能让他儿子得到某厂的工作。该厂管人事的人没义务办他这事。他会先把工作给自己朋友或是给过他恩惠的某人的儿子，或者他任何一个上级想要他进的人。北大校长对人事主管无能为力。
这个人事主管不怕大学校长，因为校长的权势局限于管辖北京大学，不能伤害到他，只有他工厂以上的厂里或公司或机关的直接上级才能管他。校长有一般的高位（现官），但他不是管此事的人（现管）。校长职务的权力在全社会不是无限和万能的，必须同样通过关系管道的操作。就是说，关系学的扩张已经意味着官位必须落在个人关系、互惠和忠诚的关系网络中才能实现其权力和权威。虽然北大校长的职位在客观的级别和地位上比那位人事主管要大，但在由关系艺术产生的社会秩序里，他们的相互地位被扭转了。校长必须乞求人事主管的恩惠，使之成为债务人，并使人事主管在道德成为低下者。作为关系艺术运行的结果，高级职位或政治地位的普遍合法性和权力并不总是有效的，因为地方当局和地方关系网的特殊和个人的关系，经常阻碍其延伸。通过把权力的实施引导到礼物经济规则的束缚下，非职务拥有者能够对官方权力产生一定的支配权。
通过指出关系实践的颠覆作用，我没有想把关系学描绘成一种英雄主义的对于权力的不妥协的抵抗行为。的确，很多关系实践的事例是生物控制力技术和政府将礼物经济的策略为己所用，以支援他们自己实力的例证。在送礼成为仅仅用以巩固官僚等级地位的义务，作为贡物而不是社会投资的形式的场合，在通过向现存的官位寻求批准的方式而获取某物或办成某事，因而未触动国家分配经济的基本结构一根毫毛的场合，或者在礼物经济接受将象征性资本变为官位资本这样一种安排的场合，于是，它便不再能被称为积极反抗的形式了。它成了“在其内部的”对抗，而非“为其自身的”对抗的经济。那便是我为什么更愿意使用“破坏的”，而非“抵抗的”一词。这一选择避免了把关系艺术整体化，但指明了对于置身于国家分配经济的统治权力的条件实现某种控制的可为人所用的丰富的武器库。于是礼物的策略和伦理对国家分配经济规则的挑战，成为对中国现代生物权力的扩张的阻止和限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