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媒体环境下的观看——主客体模糊的围观

如果说大众传播媒体“使多数人能够看少数对象”的话，那么，新媒体技术的观看已经演变为“主客体模糊的围观”。曾经区隔多数人与少数人的信息限制被媒介技术的大发展所打破了，由此带来传播主体和客体之间的界限模糊，很难再用传统的方法区分观看者和观看对象之间的角色定位。观看者在观看和搜索信息的同时，自身也成为他人观看的对象，“看”与“被看”之间，从一种动作描述变成了一种互动的关系。观看主体、被观看的客体，在新媒体带来的交互作用下，呈现出一种对话和交往。在很多新媒体艺术中，每个观看者因为观看行为的发生，自身都变成艺术活动主体的一部分，随之观看变成了一种相互选择、相互理解、相互解释乃至相互对抗、相互否定的过程。

新媒体艺术家伊夫·贝纳德和杨尼克·安东尼曾经创作了一个作品《门》，这个所谓的“门”是一个大型的电子显示屏幕，屏幕内容是风靡一时的网络游戏“第二人生”。通过互动装置，虚拟世界“第二人生”的玩家可以看到展览现场的观看者，同时，观看者也可以看到玩家在虚拟生活中的生活状态，相互观看，互相成为被观看的一方。这种对视不仅是一种影像的呈现，更是一种叙事上的交流与融合。这个作品充分地说明现实世界可以被虚拟化，虚拟世界和公共空间可以形成一种互融性的存在。

曾经的观众是我们所谓的“沉默的大多数”，他们在面对媒体的传播的时候，只能被动地接受；自从有了网络，这种传播状况被逆转了，这种传播异于以往的单向度的传播方式，而变成了“所有人对所有人的传播”。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观看从“多数人对少数人”的观看变成了一种群体性的“围观”。沉默的大多数把观看转向围观后，他们不再保持沉默，而是开始发表言论，众声喧哗能产生巨大的力量。一个新闻事件在网络上发酵、成熟且迅速变成一个网络热点事件，它并不是作为一种网络信息孤立地存在着，而是能迅速聚集起一群观看者，网络的传播特性使得观看主体对于事件的发生和进展随时保持高度关注，观看主体逐渐转化成网络围观的主体，而他们对事件的观点又变成了事件的一部分，从而被其他观看者观看。由此，观看者和被观看者的身份开始模糊，观点在这里迅速集合、发酵，形成一个强大的话语中心。

道格拉斯·拉什科在《媒介病毒》一书中曾引述过一段话：“媒介是一种公司所有物……你没有办法参与到媒介。让媒介从幕后走出是第一步，第二步是区别公众与受众的不同。受众是被动的，而公众则富于参与性。我们需要一种从公众角度对媒介的定义。”^[24]观看的主客体模糊，正是因为强调公众的参与，使得新媒体从本质上变成了一种“共有媒体”，区别于传统的大众传播媒体的“少数人对多数人”的传播。传统的媒介话语权始终被控制在少数权威、精英阶层手中，媒介把控着意识形态的输出。由于新媒体的共有特性，在媒介技术的支持下解放了被精英话语统治的普通受众，使得他们在围观中形成了庞大的网络关系网，个人的信息在网络中被迅速传递给新闻事件的观看者，从而对该信息产生的个人看法进行交流。在这一过程中，所有人都是传播的主角和发起者，所有人也都是传播的受众。

网络空间具有超时空的特性，信息的传播不受到时间和空间的制约，这使围观变得随时随地。网络空间的超时空性、超文本性以及共享性使观看主体可以在虚拟的空间内自由地发表言论，针对被关注的对象，以匿名的方式发表个人的看法。同时，网络围观者在观看的同时还能获得网络虚拟社区赋予其的自由交流和表达的权利，很多可供留言、转帖的网络平台纷纷确立，对事件和对象产生影响。由于人数众多，环境位置的分离被互联网的网络特性弥补，这个由共同观点集结起来的群体力量非常强大，从某种意义上推动了民主的发展。

如果说福柯的理论表现出阶级社会的“权力之眼”，大众传播媒介表现的是资本社会的“消费之眼”，那么，新媒体环境下呈现的观看则是“民主之眼”。媒介化的观看使得在场、空间、知觉中心、主体建构等多方面的传统观念发生了改变，空间场所的光线、目光和身体的关系配置被各种隐匿的结构所规制。这种隐匿的结构从某种权力话语（如“福柯所见”）发展为某种媒介机制（如“鲍德里亚所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