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寻找自我到迷失自我
现代人的生活空间被观看媒介大大拓展，它的纷繁芜杂已经远远超过了人们感性经验的理解范围，人们不再能像祖先那样用自己的亲身试验与周遭社会发生联系和接触，只能转而依赖观看媒介塑造的拟态环境和传播的海量信息来保持对外部世界的认知。外部环境的剧烈变动，使得人们失去了稳定感和安全感，因而他们对于媒介的依赖也就越来越强。这种依赖包括：理解依赖，人们只有依据对社会和自我的评价与理解获得存在的感觉；导向依赖，在观看媒介树立的行为导向和互动导向中，人们获得准则和支持；娱乐依赖，观看媒介可以赋予每个个体自娱自乐和与他人互动娱乐的快感。当依赖成为习惯，对观看的需求就被媒介本身的需求所替代，观看媒介从一种视觉工具变成了目的。小说家兼福音传道士罗伯特·库弗曾经说：“我们该怎么回答人类是什么这个问题？对某些人来，说人性涉及灵魂、思想感情和对意义与目的的求索，涉及传统、仪式、未解之谜和个人主义，而对另一些人来说，与他们的人性密切联系的是蜂房唯灵论，此处的蜂房指的是一个将计算机和计算机技术逐渐连接起来的宏大体系。这个体系把无数嗡嗡作响的个人电脑吸引进去，形成一个整体远大于部分之和的机器（有机体）。人类朝着蜂房状态进化是不可避免的。历史上，人们曾像蜜蜂般簇拥在亚历山大大帝和成吉思汗之类蜂王的统治之下，而未来人们也无法逃脱赛博空间这个蜂房。对于那些没有挤入蜂房的人，在知识就是力量的作用下，他们会成为无足轻重的纯粹的肉身。”[17]人们像嗡嗡作响的群蜂一样，汇聚在观看媒介这个大蜂房边上，互相拥挤着、喧闹着，但是彼此之间却是冷漠的、疏离的。
在这个由媒介化观看构筑的世界里，人们因为观看陷入一个尴尬的境地，海量的观看和媒介化的间接观看使人们形成了自我的迷失和精神上的困惑，人们没有了静处时的反省，也没有了对信仰的敬畏，历史感和现实感被新媒体技术所创造出的奇观化影像所遮蔽。图像化的世界消弭了人身体感觉上的差异，也掏空了人内在的精神世界，在这种情况下，正如歌曲所唱的“跟着感觉走，紧抓住梦的手”。这个世界貌似花团锦簇，异彩纷呈，但是不知是真实还是虚幻。这个世界似乎给每个个体都提供了自我表现的机会，但也让人完全找不到自己的方向。媒介对我们的生活空间进行了重构与建造，它所反映出的生活世界并非真实本身而是它的拟像。与此同时，生活其间的主体，存在于虚幻与现实相悖的超现实之中，人的主体性被大大削弱了，不再是我们传统认识论哲学意义上的自由个体，不再是“纯粹理性”或“先验自我”的主体性存在。“我们的社会正经历着一个非同小可的文化变迁，人们正在不知不觉地远离现实，这个变迁无所不在，因而人们对它熟视无睹。”[18]加拿大交互艺术家罗克比在其论著《体验建构：作为内容的界面》中强调：虚拟化的观看正在不易察觉地改变我们的感觉、知觉、阐述甚至描绘真实世界的方式。极端的例子就是沉浸在虚拟空间，产生了迷乱。他在书中声称自己在长达24小时里丧失了在现实空间中随时定向的能力，并且他不无忧虑地发现，当今的儿童从出生开始就适应了合成界面，这个社会将陷入媒介化观看造成的观看危机当中。自我的迷失和认同的危机已经成为现代社会集体症候。
吉登斯曾经用存在性焦虑来描述当下人们的精神状态，观看媒介导致观看时空的分离，形成了现代社会迥异于以往的时空体验，时间与空间的延展、压缩、凝滞和并置，使得以往生存其中的文化环境完全消失，人类的观看范式被媒介技术形式所限定，吉登斯用“脱域”来界定这种情况。人们和原有的文化联系被割裂了，在茫茫的赛博空间中无所依傍，个体的无归属感和对自我的延续性的不确定，使人们丧失了对自我的认知。不知从哪里来也不知道去往何处，每个人都充满了不确定性。大同世界旨在促进交流，从而使每个个体充分沟通，达到相互理解的目的，但是当沟通与理解受制于观看媒介时，人们陷入一种焦虑当中。人们自我认同的不确定感越来越强烈，在图像世界中，既没有时间，也没有空间，构成世界确定性的时空边界消失了，一切被意识到的边界和鸿沟也都消失了，人们在观看中自我陶醉、自我展示，被展示的自我由于无意识地受制于图像技术，他已经不可能是可以主宰思想和行动的清醒的主体自我，而是在感觉迷狂状态中受到技术异化了的自我。“在以主体哲学之传统范畴，如意愿、再现、选择、自由、解放、知识和欲望等等来对媒介和信息领域进行分析时，存在着或总是要碰到重大的难题。因为非常显然的是，这些范畴与媒介势不两立，主体在行使其主权时绝对是要被疏远化。一个原则性的扭曲，出现于信息领域与至今仍支配着我们的道德律之间，这一道德律的规定是：你必须知道你自己，你必须知道你的意愿、欲望是什么。对此，媒介，甚至是技术和科学都不能再告诉我们任何东西；相反，它们划定意愿和再现的界限，它们混淆视听，剥夺一切主体对于其自己身体、意愿和自由的支配权。”[19]
对观看媒介的过度依赖，使每个人都患上了媒介依存症，人们丧失了主导地位，而依存在虚幻的媒介环境中。南京艺术学院传媒学院2015届毕业生作品《谁动了我的手机》，做了一个带有试验性质的纪录短片，导演强制性拿走女主角的手机，开始跟拍她没有手机的生活。女主角发现没有了手机，她的生活几乎陷入绝境，她无法定位找到位置，无法知道时间，无法订餐，无法在线支付，无法向朋友求助。在经历了诸多不便之后，女主角经历了从最初的新奇到恐慌再到无聊直至最后崩溃的整个过程。这个短片真实地反映出现代人对于媒介的依赖。
如果一个没有经过观看媒介洗礼的古代人看到当代社会的都市景象，他一定认为与之擦肩而过的是一具具行尸走肉。城市中遍布着低头族（Phubbing），这个词用来形容那些只顾低头看手机而冷落面前的亲友的族群。低头族无论身处何地，都一直处在“低头看屏幕”状态，无论是手机、平板电脑还是笔记本电脑，低头族沉溺于这些观看媒介提供的上网、游戏、视频的娱乐信息之中。低头族通过盯住屏幕的方式，把零碎的时间填满，他们的视线和智能手机相互交流直至难分难解。除了低头族外，还有“手机党”“QQ族”，以及最近时髦的“微信族”，很多人醒来第一件事就是拿起手机打开微信刷新朋友圈，在公车上、地铁上因为无聊一遍遍刷新朋友圈。这个族群有一种强迫症，总是觉得手机震动了微信来消息，下意识地就拿出来看看，碰到手机没电或走到一个无信号区域导致用不了微信时就感觉心里空荡荡、七上八下、没有着落，这些全是媒介依存症患者。媒介将人类异化了，人们在依赖中走向迷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