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1937年）
1925～1927年革命失败以后，随之而来的是一场漫长的、一片腥风血雨的白色恐怖。蒋介石集团想迎合帝国主义、封建主义与官僚资本主义的利益，扭转历史的车轮。官僚资本主义是一小撮国民党高级官员，其中蒋本人也在其内，因为蒋在上台之后，通过他们的国家机器，也在各个经济部门，建立了个人或家族的专利控制。为达到扭转革命大潮的目的，单在1927～1929年间，蒋就屠杀了共产党人、工人、农民、学生、民主派知识分子估计45万人。正如当时叛徒汪精卫公开声明的原则，“宁肯错杀一千，决不放过一个共产党人。”各大城市租界当局，也在这次大屠杀中，与反动派通同一气。他们把管界内的进步分子抓起来，把他们送交蒋的屠夫。这种勾当几乎无人不知，只是最近才在《为上海当警察：1927－1937》一本书中，被美国学者威肯纳详细作了报道。这本书1995年由加州大学出版社印行。可以估计，1997年香港回归之后，殖民地统治时期的类似资料，还将陆续问世。
但这只是一个侧面。另一个方面则是，中国革命的洪流变成一个浩瀚的，汹涌澎湃的，席卷整个社会的海洋。这海洋虽然有涨潮，也有低潮，但其势头是不可阻挡的。在伟大群众斗争第一个回合失败之后，资产阶级当了逃兵，中国人民的民主革命，则变成由中国工人阶级的政党绝对领导。正如毛泽东10多年后指出的：
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并没有被吓倒，被征服，被杀绝。他们从地下爬起来，揩干净身上的血迹，掩埋好同伴的尸首，他们又继续战斗了。
1927年8月1日，中国共产党和其他革命阶级进一步又采取一个决定性行动，即领导组建起自己的部队。那一天，周恩来、朱德、贺龙、叶挺等在江西省的南昌组织了3万人的军队，同反革命派作战。因为这次武装起义为红军，即现在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奠定基础，因此这一天被定为建军节。
8月7日，共产党中央在汉口召开紧急会议，清算了机会主义分子陈独秀，撤消了他的领导权。会议还确定革命军队必须由党领导。还指出土地问题对革命至关重要，党的责任是领导农民，拿起武器，没收地主土地交给农民。毛泽东在湖南、江西省执行这些决议。他指导了两省的秋收起义。在湖北、广东也有暴动，组织工人、农民、士兵组成新军，同反动派展开斗争。
几个月之后，毛泽东、朱德、陈毅率领的部队在江西省井冈山地区会师。在这里建立起第一个有革命政权的农村根据地，向最后取得人民胜利前进了一步。以后两年内，在中国东部，中部、南部、西部与西北部先后建立起19个根据地。后来又在江西瑞金成立中央工农民主政府。从此以后，中国有许多地区都建成了由共产党领导，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民主政府，成为今天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先行者。此时共产党虽遭到摧残，人数减少了些，但它依然满怀信心，拿起武器，勇敢进行土地改革，高举起革命政权的大旗。所有这些根据地，当时都不过是很小的规模，但它却指向一条伟大的历史道路。正如毛泽东指出的，“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这就是为期10年的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开始时的情景。这是一场由工人阶级领导的农民战争。在战争过程中，这两个阶级联合起来，占了中国人民的绝大多数，这种联合是牢牢地坚持下来了。
在这种新形势面前，党在政策上也犯一些新的错误，后来才得到纠正，使正确政策巩固下来。这些错误延续了好多年，主要是“左”倾错误。中国共产党内一部分人，出于对最近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政客在白色恐怖叛变行为的愤怒，忘记了中国革命的性质并未改变，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仍然是革命打击的目标。这就使他们在根据地采取打击富农、小资本家的政策，而这样的政策只能在取得全国政权，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阶段才能推行的，某些政策则是直到那个时期也不宜采用的。他们对待联合阵线中的非共产党人，采取了消极的宗派主义态度，因而毫无必要的把工人阶级孤立起来。他们并不理解陈独秀的，以解散群众武装来讨好资产阶级，结果导致革命失败的投降主义路线，与革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支持的，为武装斗争服务的联合阵线的区别。而后者才是领导革命成功的主要保证。
“左”倾分子也不耐心在农村建立新的力量，认为这样干进展太慢，而主张把刚刚组建的红军过早地投入进攻中心城市。他们可悲地低估了新建立的帝国主义者与蒋介石联盟的力量。这些轻率起义最后都以失败告终，它不但在军事上损失严重，还使这些工业城市党的力量和有组织的工人阶级力量大为减弱。
陈独秀类型的右倾机会主义，与继之而起的瞿秋白、李立三在1927～1930年和王明在1931～1934年的“左”倾领导，有一点是共同的：他们对中国人民中的大多数人，即农民的革命潜在力量，缺乏信心。从表面上看，他们对事物的反应是极其不同的。陈害怕斗争，只相信在上层政治策略上稍加改良。对比之下瞿秋白、李立三则希望对一切人，包括可能的盟友，可能的明天的敌人，以及今天真正的敌人，展开斗争。虽然如此，这两派人在具有小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与主观主义方面，都是对孪生兄弟，因而都招致于革命的失败。列宁早就指出过，在俄罗斯革命运动的早期，也出现过类似的情况，即职业的“合法马克思主义者”与主张只进行经济斗争的工联主义者为一方，与似乎“极端革命的”恐怖主义者为另一方。还出现过这样的事实，即今天的恐怖主义者，明天又常常变成改良主义者。
在中国，具体情况又有所不同，即将革命引向胜利的路线是逐渐发展，经过对右倾投降主义与“左”倾冒险主义的斗争考验的。这是一条人民战争的路线，这条路线由无产阶级领导农民，坚持各种形式的斗争达20年之久，才达到了毛泽东指出的：
因为强大的帝国主义及其在中国的反动同盟军，总是长期地占据着中国的中心城市，如果革命的队伍不愿意和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妥协，而要支持地奋斗下去，如果革命的队伍要准备积蓄和锻炼自己的力量，并避免在力量不够的时候和强大的敌人作决定胜负的战斗，那就必须把落后的农村造成先进的巩固的根据地，造成军事上、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的伟大的革命阵地，借以反对利用城市进攻农村区域的凶恶敌人，借以在长期战斗中逐步地争取革命的全部胜利。
每个共产党员须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整个中国革命运动，是包括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两个阶段在内的全部革命运动；这是两个性质不同的革命过程，只有完成了前一个革命过程才有可能去完成后一个革命过程。
很显然，中国革命还处于第一个阶段。因此，党开始寻求跟一切反帝反封建的集团以及其他可能的盟友合作的办法，来反对共同的敌人。在日本侵略中国以后的年代里，当日本成为对中国民族生存，也是对太平洋地区其他主要帝国主义列强利益的主要威胁时，党就采取了对蒋介石这帮大资产阶级也加以联合的政策，以此来抗击日本侵略者，哪怕蒋是围着美国、英国转的人。
一方面，必要的时候对他们在社会政策上作些让步。另一方面，从而也避免了重演1927年被叛卖的那种大灾难。这是因为，革命力量已经建立了自己的政权、军队和根据地，他们成为联合阵线的核心和最活跃的力量。因此，没有一个想抛开这个阵线的集团，能把中国共产党孤立起来。它只能把自己孤立起来，得不到人民的好感和支持。
所有这些都在后来形势发展中得到证明。与此同时，反动的国民党政权，也证明它完全不能解决中国的任何问题，在每个节骨眼上暴露了它的本来面目。
蒋介石曾经许诺要“统一国家”，但他不久就跟其他新军阀混战不息。他描绘自己“反对不平等条约”，但他在这方面没有做过一件反帝的事情。相反，在1927年底，他的部队谋杀了苏联驻广州领事馆官员，而苏联是宣布废除与中国签订的一切不平等条约的唯一的国家。这件事情的发生，正巧跟在北京掌权的老牌军阀张作霖一样，他在与西方外交团与日本的共谋之下，袭击了北京的苏联大使馆，而“使馆区”向来是享有豁免权的。蒋介石的英美主子，正如张作霖的日本主子一样，总想破坏中苏之间的外交关系。
然而，帝国主义列强同中国新军阀一样，他们彼此之间也在凶狠地互相火并。日本决不让美英的宠儿蒋介石，接收他们在华北的势力范围。1928年，日本派兵进入山东济南，杀害了蒋介石北伐军派去交涉的特派员蔡公时。但号称“国民革命军”的蒋介石，对日本大规模入侵杀害中国军民，既不加抵抗，又不诉请中国人民的支援，而是自己跑到东京，卑躬屈膝地向日本军事法西斯的黑社会头子解释说，日本把蒋看成危害日本利益的人，是一场误会。在这次拜会中，他得到日本极端反动黑龙会头子头山满的赏识，而此人是主张日本入侵中国东北、蒙古以及苏联远东的狂热鼓吹者。
蒋心甘情愿向一切帝国主义主子公平效劳，不久就非常明显。他在扼杀1925～27年的中国革命后，在欧洲、亚洲曾于1917年10月革命后，掀起了一股反苏浪潮，是由各个帝国主义国家共同参加的干涉行动。1929年，中国部队也进攻苏联边境，夺取了苏联修建的中东铁路的管辖权。这条铁路是沙俄修建的，一直是俄国进行治外法权式管理的中心，由俄国军队守卫。正像由美国管理的巴拿马运河区，和英国管理的苏伊士运河区一样，说明帝国主义列强的花招，也有许多共同之处。10月革命之后，中东路由西方列强与日本共同管理。
除了协助经营沙俄在中国一些破产的产业外，还用以作为进攻列宁领导的无产阶级新政权的基地。此项企图失败后，根据苏俄与当时北京政府签订的条约，中东路仍是苏联的产业，但一切治外法权废止后，由中国收回主权。1929年收回中东路，逮捕大批苏联铁路员工，袭击边境，此正当苏联开始进行实现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的第一个五个计划的时机发生的。它是国际反动派阻扰社会主义事业的行动，随之还大肆宣传“对中国的赤色侵略”。
中国共产党坚决站在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立场，恪守阶级与爱国主义的职责，向中国人民果断地驳斥敌人为了帝国主义和反动派利益，阴谋把中国对其朋友，世界上唯一一个工人农民统治的国家作战的企图。
苏联红军立刻重建它原来的管理权，而没有对中国要求赔款或罚金。这样，苏联就尽到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本分，向中国人民展示，不让他们受到反动统治者行为造成的伤害。同时，它也表明，它不会让帝国主义者的仆人为所欲为。
两年之后，中国人民就尝到了1927年蒋背叛革命，从1929年起，将中国的军队用于为国内外反动派效力所带来的苦果。1931年9月18日，日本利用西方列强忙于应付世界性经济危机的机会，入侵中国，占领了东北三省。这些省人口共4千万，是中国工业最发达地区，从此被日本鲸吞。过去连封建王朝对此也曾起而抵抗，但蒋介石未派一兵一卒支援地方部队，还命令他们不得抵抗。其后直到1945年日本战败为止，东北的抗战都由人民的游击部队担任，其领导者为共产党人。
这段时期蒋作出唯一一次“抗日”姿态是，向国际联盟申诉。国联派来了李顿率领的调查团。该团提出的报告却把日本明目张胆地侵略中国事件，编出一个奇妙的结论说“这次冲突的起因，并不如一般人想象的那样单纯”。写得如此克制的理由是，西方列强并不喜欢日本掠夺中国的领土，但既然受害者仍然只是中国，他们就并不介怀了，特别是占领的地区邻近苏联边境，他们就可以指望，日本进一步冒险，必然是指向苏联。
1932年1月日本进攻上海时，蒋并不给英勇抵抗的十九路军以任何援助。因为十九路军并非他的嫡系部队，所以宁愿看着他们被敌军击溃。淞沪战争结束后，蒋接受一个屈辱的停战协定。为这次停战协定调停的是，墨索里尼的女婿齐亚诺，当时是意大利驻上海的总领事，后出任法西斯意大利外交部长。
在国内，尽管当时帝国主义之间冲突，已经发展到世界性的规模，然而蒋主要关心的，还是“围剿”、消灭中国工农红军。但这支红军现在是在远离帝国主义据点的中心城市、铁路、大河的内地，打一场人民的游击战争。它打到哪里，都实行毛泽东制定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它打到哪里，农民就能从封建地主手中夺回土地，组织自己的政权。它不但是一支部队，还承担有教育与组织人民的任务。在1930～1934年间红军打败了蒋介石百万军队的四次“围剿”。蒋介石的部队不但被大批击溃，还纷纷叛逃，因为他们也来自农民，还有些爱国军官也向红军投诚。
红军由于广泛开展的政治工作，和人民联系的紧密，向敌军官兵进行的瓦解工作，而使战斗力大大加强了。它保证了一切行动都不违背为之战斗的原则。特别重要的是把党支部建在连队上，即深入到部队的最低层。正如毛泽东后来总结的：“我们的原则是党指挥枪，而决不是枪指挥党。”
旧式军队中那种威吓欺侮的办法是不允许的。要特别强调，官兵关系是阶级兄弟之间的关系。以服从命令这条来说，这既包括了军事民主（官兵一起讨论每次作战方案，和战斗总结）、经济民主（士兵参加管理伙食账目）。这不是单纯的民主原则，而是动员全体官兵主动性，去实现战争目标，争取中国革命的胜利。
基于上述道理，证明红军的战斗力数倍于它的人员数量。
由于帝国主义者武器充足，蒋便倒向了他们一边。蒋聘请德国法西斯军官组成他的军事顾问团，为首的是臭名远扬的塞克特将军。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他是德国暗中重振军备的组织者。还有福开森将军，后来充任希特勒占领比利时的总督。然而后来在与中国共产党的部队作战中，这些“雄才大略”的将军，证明他们那一套思路并不管用。蒋的空军，是由美国的陈纳德将军组织和训练的，以罗蒂将军为首的意大利法西斯空军团，曾经轰炸成百的村庄，杀害大量的农民，然而在一场人民战争中，这帮人的业绩，证明其军事价值微乎其微。
因此，国民党想消灭红军，却连吃败仗。另一方面，中国红军军力还不够强大，不能攻占大城市和主要交通线，革命根据地依然处于被包围状态。
在国际方面，罗马—柏林轴心开始形成，纳粹德国和法西斯意大利都想利用蒋打内战，建立他们在中国的影响，准备将来争夺世界霸权时有这筹码。德国人更深入到国民党的军队和警察组织：例如纳粹军官斯滕内斯（WalterStennes）大尉成了蒋的保安队指挥官和私人情报队头子。以意大利资本建起中意航空工厂。前意大利财政部长斯特凡尼，成了蒋的经济顾向，他制订计划，收买了中国内河最大的航运企业，组成招商局。墨索里尼的一位高级官员说过，“有了这个中国船队，就有办法取得政治上，可能是领土上，取得让步。”意大利的空军设施，成为进攻江西、福建两省的基地。
蒋完全不顾本国的利益，可以从他对待轴心国野心的态度看出来。在法西斯德国、意大利和日本密切合作（日本正在进攻中国）后，蒋仍然保留了两国的军事顾问团。他明明知道，纳粹法西斯军官正在把最敏感的军事形势的情报，转手交给日本。
至于美国和英国呢，虽然日本不让两国和中国东北做生意，甚至敢于向两国在上海的势力范围挑战，但仍然没有放弃对上海的包围。
美国曾经宣布它希望“门户开放政策”得到尊重。美国为了充当“中国朋友”的角色，它口头上谴责日本的侵华行为，但实际对日本增加了出口石油和废钢铁。这类出口物资恰恰为日本提供原料，没有这类原料，日本战争机器是运转不起来的。
英国政府这时也感到，它的目前损失，在日本“给中国以教训”这点上，得到补偿。英国外相西蒙爵士曾极力阻止国际联盟反对日本侵略的议案，而又假装表示同情中国，实际上则一再让日本继续进攻中国。英国一位内阁成员艾默里，用典型的保守党腔调说：“谁能说日本不该为保护它自身利益而采取那样的行动，它是在保卫自己反对中国的民族主义；我们如果谴责日本，我们在印度的全部政策，在埃及的全部政策，都该受到谴责”。
至于英国和美国的显要集团则仍然认为，日本如果没有得到华尔街与伦敦银行的支援，它不能独自消化从征服中国得到果实，因此，美英也可分享到利润。他们的心里还时时有这样的念头，即日本在中国东北的部队邻近苏联边境，早晚会同苏联打战。
还是那位艾默里写道：“既然我们的政策，或美国的政策，都不在于引发日本和苏联的争端，那我们就不用关心，如果他们的争端导致开战，阻止日本在东西伯利亚的扩张。”
美国同苏联建立外交关系，美国和英国整顿蒋介石的金融实力，都属于一种再保险性质。再说，蒋的金融实力加强了，也可使他更加下力气进行反人民的内战。
在国际舞台上，唯一反对日本和其他法西斯侵略行为的国家是苏联。苏联维护中国权利的表现，使得国民党长期不和苏联建交，无法向人民交代。1932年底，莫斯科和南京终于建立了外交关系。
与此同时，国民党更加起劲地打内战，对日本则节节让步。但全国要求抗日的势头也开始高涨。1931年和1932年，尽管遭到镇压、逮捕，大学生游行请愿运动仍持续高涨。不满蒋政策的人还扩展到军界。“基督将军”冯玉祥，以及吉鸿昌等，都在察哈尔省抗击日军。不过这场抗日行动没有坚持多久，因为不仅得不到蒋的支援，反而被从背后开刀而失败。吉鸿昌将军在天津法租界被警察逮捕，送交国民党，后被处死。
1933年，在上海抗击日军侵略的十九路军，后来不愿与红军作战，在福州建立一个既反蒋又反日的人民政府，但不久被蒋讨平。
1934年10月，由于王明路线的“左”倾政治错误，从原来以运动战游击为主的正确政策，改而采取阵地战，红军不得不在强大的敌军压力下，离开了江西、福建的中央根据地，连同其他地区红军一起，开始了伟大的长征。这次进军长达一年，行程两万里。在战争史上，它是无与伦比的一首壮丽史诗。天天行军打战，加上连续不断的政策错误，使红军损失惨重。在长征开头，各根据地红军总数达到30万人。到长征结束时，人数只剩下3万人。这说明部队只要领导不得当，几乎就会走到无以为生的地步。
然而，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红军却能转败为胜。在军事政治上，得到巨大胜利。红军的行程跨越11个省，其地区居民数达两亿，给他们留下为人民事业献身的榜样。部队经过千难万险，到达西北，是一支经严峻考验、敲打的革命军队之花。在1935年的遵义会议上，前些年为革命事业带来惨重损失的“左”倾领导，最后被克服，成为全党工作的一个转折点。事实证明，毛泽东的政策在哪里得到推行，革命根据地和红军就得到发展，还开辟了新区。而“左”倾路线在哪里得势，连强大的革命根据地和红军，也遭到损失、摧毁。到这时，连原来信奉“左”倾观点的人，也逐渐看出，什么政策能推动革命，什么政策则使革命受损失。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在党内的领导。从此以后，直到全国解放，“右”的和“左”的机会主义路线，都在党内抬不起头，而政治胜利、军事胜利，却一个接着一个到来。
在斗争进程中，革命不可避免地要遭受挫折，如何才能扭转进程，将挫折变成胜利，长征提供了一个典型的范例。许多人却只看到一件事实，即红军如何丧失了原来的根据地，在考验中损失了九成的军力。
张国焘就是一个例子。这位原来的“左”倾宗派主义分子，后来变成右倾机会主义者。他像各种牌号的机会主义分子一样，对人民和革命都丧失了信心。他对遭受到的困难，以及摆在前头的困难，感到惶恐，于是放弃了北上抗日路线，转而企图分裂党和红军，带领他的部队，另走一路。他先是想在四川少数民族地区，赖着不走，后来又想打到新疆，那里离日本侵略者最远，十分安全，再说又靠近苏联友邦，何等方便。在西进路上，在无谓的战斗中，红四军损失了大部分人马，剩下的人才发觉受骗上当，又退回来找到红军主力。张国焘是从目光短浅的冒险主义，变成同样近视的惊惶失措者的典型。对比之下，毛泽东由于给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领导，采用对情况作全面分析的方法，对不同意的意见，作出满怀信心的指导。
他在批评悲观主义者的讲话中说：“马克思主义者看问题，不但要看到部分，而且要看到全体。一个蛤蟆坐在井里说：‘天有一个井大。’这是不对的，因为天不止一个井大。如果它说：‘天的一部分有一个井大。’这是对的，因为合乎事实。”天到底有多大呢？中国革命有多大的进展？毛泽东在1935年完成长征后不久，这样写到了长征的伟大意义：
长征又是宣言书。它向全世界宣告，红军是英雄好汉，帝国主义者和他们的走狗蒋介石等辈则是完全无用的。长征宣告了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围追堵截的破产。长征又是宣传队。它向十一个省内大约两万万人宣布，只有红军的道路，才是解放他们的道路。不因此一举，那么广大的民众怎会如此迅速地知道世界上还有红军这样一篇大道理呢？长征又是播种机。它散布了许多种子在十一个省内，发芽、长叶、开花、结果，将来是会有收获的。总而言之，长征是以我们胜利、敌人失败的结果而告结束。谁使长征胜利的呢？是共产党。没有共产党，这样的长征是不可能设想的。中国共产党，它的领导机关，它的干部，它的党员，是不怕任何艰难困苦的。谁怀疑我们领导革命战争的能力，谁就会陷进机会主义的泥坑里去。
红军经过考验，精神焕发地来到新的根据地。它打败了蒋介石许多次讨伐进攻。全中国人民都看到了这支部队是打不垮的，战无不胜的，要想把威胁中国生存的日本侵略者赶出中国，只能靠这样的部队。1935年12月9日，日本夺取华北的冀东时，北京大学生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游行示威，反对日本侵略。学生运动引发了全国的抗日运动，他们提出口号是“停止内战，联合抗日。”
此后不久，随着全世界反法西斯联合战线的成长，毛泽东提出了共产党的任务是“把红军的活动，和全国工人、农民、学生、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的活动结合起来，组成一条全国革命的联合战线”。党还把原来的在反帝反封建革命胜利后建立工农共和国的口号，改成人民共和国，使民族资产阶级作为一个阶级，也能参加进来，在政治生活上占有合法的地位。这样改变也符合革命的性质。即并没有改变由无产阶级领导一支全国革命的联合阵线的原则，也没有改变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原则。这样做，是便于在胜利完成、现在的民族民主革命阶段后，立即转入未来的社会主义阶段。
中国红军向国民党军队建议举行谈判，取得国内和平，联合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它向蒋的部队提出“中国人不打中国人！共同抗日！”的口号。
红军的倡议产生了巨大反响。1936年冬天，西北军将领杨虎城将军，联合急于把日军赶走，收回东北领土的东北军少帅张学良将军，向红军达成地方性停战。12月，蒋介石飞到西安，要张杨部队向红军进攻。他们并未服从命令，反而把蒋扣留起来。在扣押期间，周恩来去看望蒋。见到这位中国共产党的代表，想到自己杀过几十万共产党人，蒋以为他的末日已经到来。
然而，共产党却劝说蒋的不服从他剿共命令的部下，不要采取将蒋介石作为叛徒，加以公审的办法。说否则将出现新的规模更大的内战，只能对日本有利。党主张采取一系列办法，包括释放蒋介石，取得国内和平，推动抗日斗争，向全国人民证明，这是联合各阶层人民，保卫国家的最佳设计方案。
共产党也看清楚了，在全国要求抗日情绪高潮之下，蒋介石也不会再进行内战。还估计到，日本加紧进攻，蒋也不得不起而抗战。又估计到，蒋的美英主子在中国的地位，也会受到东京军阀的威胁，自然会给予一定的支持，好在未来的列强与日本打交道上，占点上风。最好的结局是联合中国，打败日本。为了利用上述各种积极因素，克服消极因素，就必须动员真正的创造历史的人民群众，要打一场人民战争，要组成全国一致的联合阵线，来为反对日本侵略的武装斗争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