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革命的低潮和共产党的八七会议
由于国民党反动派的叛变和对革命人民极端残酷的镇压，中国革命转入了低潮。革命低潮的表现，首先是革命阵线缩小了。原来四个阶级联盟的国民党变成了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政党，国民革命军成了屠杀人民镇压革命的工具。民族资产阶级附和了反革命，上层小资产阶级发生了很大的动摇。其次是革命的主观力量遭到极大的摧残。大批共产党员被屠杀，一些不坚定的分子离开了党，少数人甚至当了叛徒。共产党员由五万七千余人很快减少到一万人左右，大多数的地方党组织被打散。工会会员在革命高潮时期是三百万人，到1929年减少到三万人。曾拥有一千万会员的农会组织绝大部分不再存在。第三是工农运动由进攻转入防御，由轰轰烈烈转为冷冷清清。“七一五”以后，城市工人仍然坚持斗争，但都遭到镇压。工人斗争的次数明显减少，而且多以经济斗争为主，以失败告终者居多。农村斗争呈现着此起彼伏的状态，总的形势也是转入低潮。实际情况正如毛泽东1928年11月所说的：“我们一年来转战各地，深感全国革命潮流的低落。……红军每到一地，群众冷冷清清，经过宣传之后，才慢慢地起来。”
革命潮流是低落了。但是引起革命的矛盾一个也没有解决，而且在国民党新军阀统治之下，还越来越趋向激化。因此，新的革命高潮的到来是不可避免的。面对国民党反动派的血腥屠杀，“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并没有被吓倒，被征服，被杀绝。他们从地下爬起来，揩干净身上的血迹，掩埋好同伴的尸首，他们又继续战斗了。他们高举起革命的大旗，举行了武装的抵抗，在中国的广大区域内，组织了人民的政府，实行了土地制度的改革，创造了人民的军队——中国红军，保存了和发展了中国人民的革命力量”。
“七一五”以后，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为了挽救革命，纠正过去的机会主义错误，确定今后新形势下的方针，决定召开中央紧急会议。
中央紧急会议由瞿秋白主持筹备，8月七日在汉口举行。会期一天。出席会议的有中央委员邓中夏、任弼时、苏兆征、李维汉、张太雷、陈乔年、罗亦农、顾顺章、蔡和森、瞿秋白，候补中央委员毛泽东等，还有监察委员、团中央代表、两湖代表、军委代表及共产国际代表，共二十多人。会议由李维汉主持。会上听取了共产国际代表罗明纳兹的报告和瞿秋白关于党的新任务的报告；毛泽东、邓中夏、蔡和森、罗亦农、任弼时等在会上作了发言；会议通过了《告全党党员书》、《最近农民斗争议决案》、《最近职工运动议决案》、《党的组织问题议决案》等文件。会后不久又作出《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任务与策略的议决案》。
会议主要解决了两方面的问题：
（一）结束了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在中共中央的统治，成立了新的党中央领导机构。
会议发布的《告全党党员书》，从共产党与工人运动、共产党与土地革命、共产党与国民党、共产党与国民政府、共产党与武装问题等各个方面，清算了陈独秀机会主义的错误。告党员书指出：“党的指导执行了很深的机会主义的错误方针。”最近几个月“中央行动的总出发点”、机会主义的“总的理论”，就是“必须退让的理论”。在这样的理论下，“不仅完全放弃了共产党的独立”，并且取消了“革命群众运动之存在”，“不是共产党指导国民党”，而是共产党的指导者成了国民党上层分子的政治上的俘虏。这在客观上是对革命的变节。
会议撤销了陈独秀在党中央的领导职务，成立了新的临时中央政治局。政治局委员有苏兆征、向忠发、瞿秋白、罗亦农、王荷波、李维汉、彭湃、任弼时、顾顺章，候补政治局委员有毛泽东、周恩来、邓中夏、彭公达、李立三、张太雷、张国焘。8月九日中央政治局第一次会议选举瞿秋白、苏兆征、李维汉三人为常委。
（二）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
会议指出：“中国革命尚在资产阶级民权革命的阶段，它反对帝国主义之压迫及封建制度之一切社会经济政治的遗毒。现在中国革命的根本内容是土地革命，是工人阶级要求解除闻所未闻的压迫制度与奴隶制度之斗争。”关于土地革命问题，会议规定：“没收大地主及中地主的土地，分这些土地给佃农及无地的农民”，“没收一切所谓公产的祠族庙宇等土地，分给无地的农民”，最近“不提出没收小田主土地的口号”，对小田主实行减租。
会议批判了右倾机会主义者在武装问题上的错误，指出中共中央过去“始终没有认真想到武装工农的问题”，“没有想着造成真正革命的工农军队”。会议提出共产党现时最主要的任务，是“利用今年秋收时期农村中阶级斗争剧烈的关键”，“有系统的有计划的尽可能的在广大区域中准备农民的总暴动”。会议通过了湘鄂赣粤四省秋收暴动大纲。毛泽东在会上发言指出，从前我们骂孙中山专做军事运动，我们则恰恰相反，不做军事运动，专做民众运动。蒋、唐都是拿枪杆子起家的，我们独不管。秋收暴动非军事不可。以后要非常注意军事，须知政权是枪杆中取得的。这是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革命认识的一个重大进步。
八七会议具有重大的历史功绩。它“反对了政治上的右倾机会主义，使党大进了一步”。会议明确了党在新时期的斗争方针，给全党和全国人民指出了前进的方向，鼓舞了他们的斗争勇气。从此中国革命进入了以土地革命为中心内容的工农武装革命的新阶段。但是，会议对中国革命一些根本问题的认识存在着错误。如会议认为中国资产阶级民权革命之完成，“必须实现于反对已成反革命的资产阶级之斗争之中”，“资产阶级民权主义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之间，并没有截然分为两段的界线”。这就混淆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的区别。会议没有恰当地估计当时革命和反革命的力量对比，因而没有制定出正确的策略。会议只批判了右倾，没有注意纠正和防止“左”倾。所有这些，就为“左”倾冒险主义敞开了门户。
八七会议后，临时中央政治局决定设立中共中央北方局、南方局和长江局，委派王荷波、蔡和森赴北方局，张太雷赴南方局，罗亦农赴长江局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