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反对托陈取消派的斗争

中国共产党的八七会议彻底清算了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六大”再次指明：共产党指导机关的机会主义政策，是使革命遭受失败的“主要原因”。但是陈独秀不承认自己的错误，并且从对革命前途的悲观失望，进而走上取消主义的立场，并同中国的托洛茨基派结合在一起，形成托陈取消派。

1929年夏，托洛茨基给中国托派写了一个题为《中国的政治状况和反对派（布尔什维克列宁派）的任务》的政治纲领。他认为新军阀们不是代表地主豪绅阶级的利益，而是代表资产阶级的利益。资产阶级取得统治地位以后，中国进入了政治安定和经济复兴的时期。因此革命时机的到来遥遥无期。他要中国的托派等待着中国资本主义发展起来后的经济危机的到来，只有那种危机“将成为革命的新的推动力”。在当前只能“要求召集国民会议（普遍、平等、直接不记名投票的选举而产生的）以解决国家的最重要问题”。这就否定了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工农武装革命斗争。

陈独秀接受了托洛茨基的观点。1929年7、8月间，他连续写信给党中央，攻击党的路线，反对中国革命。他把1927年大革命的失败说成是“资产阶级得了胜利”。封建势力“受了最后打击”，“变成了残余势力之残余”。国民党是资产阶级的政党。南京政府是以“资产阶级为中心为领导的政权”。资产阶级“取得了帝国主义的让步与帮助”。这就完全歪曲了中国革命的性质和任务。他对革命形势的看法充满了悲观情绪，说什么革命高潮何时到来，“没有人能够预言”。陈独秀要求全党展开争论。但在中共中央未答复之前，他就将信的内容在一些人中公开宣传，进行分裂党的活动。

针对陈独秀的取消主义观点和小组织活动，中共中央于10月15日做了《关于反对党内机会主义与托洛斯基主义反对派的决议》，指出陈独秀“走到了极可耻的取消主义”。决议说：照陈独秀所说资产阶级克服了封建势力，帝国主义也对它让步了，那么，在经济上封建势力与帝国主义的束缚都没有了，在政治上对封建势力、帝国主义的矛盾都没有了，这就取消了反帝反封建的斗争，“把整个的革命都取消了”。实际上，中国革命的失败，是“整个的资产阶级性的革命失败了，帝国主义与封建势力得胜利”。“反帝国主义与反封建势力的任务一点也没有完成”，“现在仍然是资产阶级性的革命”。“因为现在的这些矛盾，不仅没有减少，并且日益加紧，故革命高潮必然不可避免的要到来”。取消派既然肯定了资产阶级统治的稳定，否定了革命高潮不可避免地要到来，他们就“自然要在原则上采取合法运动，而‘国民会议’应该是中心的口号，苏维埃的旗帜只好取消”。决议从政治上批判了陈独秀取消主义的根本错误。中央政治局决定，陈独秀必须立即服从中央的决议，接受中央的警告，停止一切反党的宣传和活动，否则就要开除出党。

在中央做出决定以后，陈独秀继续进行反党活动。因而11月15日中央政治局开会通过决议，开除他的党籍，同时批准江苏省委关于开除其同伙彭述之等人的决议。

共产党同托陈取消派的斗争在历史上是有功绩的。但当时的党中央在反取消派的斗争中，在正确地坚持了革命的大方向和基本政策之外，在许多方面是用“左”倾的错误思想和政策批判取消主义的，因此不能完全正确地解决问题。

陈独秀在受到批判之后，公开亮出了托洛茨基主义的旗帜，并且在组织上也与托派结合起来。1929年12月15日，陈独秀、彭述之等八十一人，共同签发托陈取消派纲领——《我们的政治意见书》。在这个长达万言的纲领中，陈独秀等人继续坚持错误观点，攻击党的路线、方针，为自己的右倾机会主义和取消主义错误辩解。与此同时，陈独秀在上海与彭述之、尹宽、郑超麟、马玉夫等正式成立托派组织“无产者社”，设中央机构，陈独秀任书记，出版《无产者》。陈独秀在《无产者》第二期上发表《关于所谓“红军”问题》一文，攻击共产党到农村建立根据地是“出卖中国工人运动”，断言工农红军只能或被统治阶级“击溃”、“收买”，或“因自己内讧而溃散”，“此外不能有别的前途”。

1931年5月初，以陈独秀为首的“无产者社”，同梁干乔、区芳、宋逢春等人的“我们的话”派，刘仁静、王文元等人的“十月社”，赵济、刘胤等人的“战斗社”，在托洛茨基的指使下，合并组成一个“统一委员会”，称“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又叫“列宁主义者左翼反对派”或“中国布尔什维克列宁派”），在上海设立中央机构，决定发行刊物《火花》，选举陈独秀、彭述之、王文元、宋逢春等为委员，陈独秀任书记。

中国的托派是一个反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武装斗争的政治派别。它同时也反对国民党，所以遭到国民党的镇压。托派中央成立不到一个月，即遭破坏，大部分中央委员被逮捕。1932年10月，陈独秀、彭述之也被捕入狱。中国的托派遭到很大的打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