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田会议和星星之火
由于共产党人的英勇斗争，农村革命根据地不断扩大，共产党和红军有了很大发展。当时红军处于分散的农村游击战争的环境，红军的主体和党的组织基础的最大部分是由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出身的成分所构成，红军成员中还有一部分来自旧军队。因此，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经常地大量地反映到党和红军中来。在这种情况下，加强党和红军的建设，彻底纠正党内各种错误思想，肃清旧军队的影响，就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在红四军内，突出的错误思想是：否认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对党委、支部讨论决定问题的制度不愿接受，主张军事领导政治，习惯于“长官说了算”；不愿做建设根据地的艰苦工作，喜欢“走州过府”，“流动游击”；扩大红军不走由扩大赤卫队、地方红军到正式红军的路线，主张招兵买马、招降纳叛；反对军队内部的民主制度，实行军阀主义，打骂现象很严重；以及不注意纪律和极端民主化等。对这些错误思想如何解决，干部的认识也不一致。这些情况说明，在当时认真总结经验，解决红军建设问题，提高红军的政治质量是个迫切任务。
1929年6月红四军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后，毛泽东离开红四军领导岗位。不久，前委决定红四军二、三纵队去闽中打击土著军阀部队。在打了两个胜仗之后，又退回闽西。后根据中央指示，红军乘粤桂军阀发生冲突之机到东江活动，但仗没有打好，再退回闽西。这期间，由于毛泽东离开红四军和陈毅去上海向中央报告工作，红四军的领导和政治思想工作受到削弱，广大干部要求毛泽东回红四军来。
当时主持中共中央军委工作的周恩来对到上海汇报工作的陈毅除作了口头指示外，还于9月28日代表中央向红四军前委发了书面指示信。
中央指示信首先对国内形势作了分析，指出：自蒋桂、蒋冯战争后，表面上蒋系的南京政府得了胜利，但实际上一切引起战争的矛盾都未解决。帝国主义冲突的激烈和军阀们对地盘与饷源的争夺，推动着军阀混战危机的加深。红军要充分利用时机，发展壮大自己。指示信指出：“先有农村红军，后有城市政权，这是中国革命的特征，这是中国经济基础的产物”。红军的基本任务是发动群众斗争，实行土地革命，建立苏维埃政权；实行游击战争，武装农民，并扩大本身组织；扩大游击区域及政治影响于全国。指示信肯定红四军两年来的斗争“在全国政治局势中有极大影响”和“伟大意义”，今后“将必然要成为全国革命高潮的动力之一”。指示信还指出，红军与群众组织不同，它是经常与敌人在血搏状态中的战斗组织，它的指挥应该集中，军队中的民主化只能在集中指导下存在，不应漫无限制，搞极端民主化。军中党的一切权力应集中于前委，对一切问题，前委应先有决定后交下级讨论。同时指出，党的领导主要是政治领导，不要包办代替党领导下的其他组织机构的工作。指示信对红四军中存在的各种错误思想做了分析，指出这是由于理论水平低、党的教育缺乏造成的，“应坚决以斗争的态度来肃清之”。指示信最后要求“红军一切行动务要避免单纯的军事行动，要与群众斗争取得密切联系”。中央还指示红四军全体指战员，要维护朱德、毛泽东的领导，毛泽东仍为前委书记。中央指示信对推动根据地的发展和红军的建设，对指导古田会议的召开，起了重要作用。它是人民军队建设史上的一个重要文件。
1929年10月下旬，陈毅把中央指示信带回闽西根据地。11月下旬，毛泽东回到红四军主持工作。前委决定召开红四军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毛泽东根据中央指示信内容和红四军实际，主持起草了大会的决议草案。大会于12月底在福建上杭县古田召开。大会期间，毛泽东作了报告，并多次讲了话。朱德作了军事报告。陈毅传达了中央来信。会议讨论了中央的指示，总结了经验教训，改选了前委，一致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
古田会议决议的内容，最重要的是第一部分“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它强调要树立无产阶级思想，克服非无产阶级思想，从政治上、思想上和组织上把红军建设成为一支新型的人民军队。
决议案强调，在政治上要树立坚强的政权观念和群众观念。指出“中国的红军是一个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红军“除了打仗消灭敌人军事力量之外，还要负担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帮助群众建立革命政权以至于建立共产党的组织等项重大的任务”，“离了对群众的宣传、组织、武装和建设革命政权等项目标，就是失去了打仗的意义，也就是失去了红军存在的意义”。
在思想上，要坚持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反对主观主义、个人主义和平均主义。决议案指出：“红军第四军的共产党内存在着各种非无产阶级的思想，这对于执行党的正确路线，妨碍极大。若不彻底纠正，则中国伟大革命斗争给予红军第四军的任务，是必然担负不起来的”。因此，必须重视思想建设。决议指出了红四军党内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的表现、来源及纠正方法，号召全军彻底地加以肃清。而纠正这些错误思想的方法，主要的是加强党内的教育。
在组织上，要有党的观念和无产阶级的纪律，做到一切行动听指挥。决议案指出要在组织上加强党对军队的领导，必须努力去改造党的组织，改善党员质量，严格党的纪律，务使党的组织确实能担负起党的政治任务。
古田会议决议，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建军原则和中国武装斗争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军事学说，是红军建设的纲领性文件。它总结了南昌起义后两年多来的建军经验，从根本上划清了红军与旧军队的界限，使红军政治工作更加系统化，从而奠定了人民军队政治工作的基础。
古田会议后不久，1930年1月5日，毛泽东写了重要的党内通信《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到1929年底，中国革命形势已有初步发展，全国各主要革命根据地都在开辟之中。但是革命力量仍然非常弱小，它还只是闪耀在全国黑暗之中的“星星之火”。因此，在革命根据地内，悲观思想不时出现。革命一遇挫折，就有人提出“红旗到底打得多久”的疑问。红四军第一纵队司令员林彪是当时悲观思想的代表者之一。具有悲观思想的人不相信革命高潮有迅速到来的可能，没有建设红色政权的深刻观念。他们主张用比较轻便的流动游击方式去扩大政治影响，等到各地争取群众的工作做好了，然后来一个全国暴动，再把红军的力量加上去，形成全国范围的大革命。毛泽东的《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就是针对上述悲观思想写给林彪的一封信。
在这封信中，毛泽东批评了林彪所代表的不愿经过艰苦工作创建农村根据地的错误思想，指出：那种“全国范围的、包括一切地方的、先争取群众后建立政权的理论，是于中国革命的实情不适合的”。毛泽东从“中国是一个许多帝国主义国家互相争夺的半殖民地”这一基本事实出发，得出结论说：“红军、游击队和红色区域的建立和发展，是半殖民地中国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农民斗争的最高形式，和半殖民地农民斗争发展的必然结果；并且无疑义的是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最重要因素”。单纯的流动游击政策，不能完成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任务。而朱德毛泽东式、方志敏式之有根据地的，有计划地建设政权的，深入土地革命的，扩大人民武装经由乡赤卫队、区赤卫大队、县赤卫总队、地方红军直至正规红军路线的等等政策，无疑是正确的。必须这样，才能树立全国革命群众的信仰，才能给反动统治阶级造成甚大的困难，才能真正创造红军，成为将来大革命的主要工具。“总而言之，必须这样，才能促进革命的高潮”。
在这里，毛泽东继《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一文之后，进一步阐明了红军和农村根据地在整个中国革命中的伟大意义。这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武装夺取政权理论的重大发展。
毛泽东在信中分析了中国社会的各种尖锐的矛盾，指出革命高潮“快要”到来的必然性。他说：“中国是全国都布满了干柴，很快就会燃成烈火。‘星火燎原’的话，正是时局发展的适当的描写”。党内一些人产生悲观思想，是被敌强我弱的一时的现象所迷惑，而没有从实质上看问题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