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

为了总结中国革命进入新阶段以来的经验教训，进一步确定当前革命的性质、任务和党的路线，中国共产党于1928年6月18日至7月11日在苏联莫斯科召开了第六次代表大会。

出席大会的有正式代表周恩来、蔡和森、瞿秋白、李立三、张国焘、向忠发等八十四人，候补代表三十四人，代表党员四万多人。共产国际的书记布哈林作政治报告，讲了中国革命的性质、任务和形势等问题；瞿秋白作关于中国革命与共产党的补充报告；周恩来作组织问题和军事问题的报告；刘伯承作军事问题的补充报告。大会通过了《政治决议案》和关于苏维埃组织问题、土地问题、农民问题、职工运动、军事工作、民族问题等决议案，通过了新的党章，选举了新的中央委员会。

大会正确地肯定中国现阶段的革命仍然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因为“中国并没有从帝国主义铁蹄之下解放出来”，“地主阶级私有土地制度并没有推翻”。认为中国革命已转变为社会主义性质的革命是错误的，认为现时中国革命是“无间断革命”也是不对的。大会提出了中国民主革命的十项政纲：（一）推翻帝国主义的统治；（二）没收外国资本的企业和银行；（三）统一中国，承认民族自决权；（四）推翻军阀国民党政府；（五）建立工农兵代表会议（苏维埃）政府；（六）实行八小时工作制，增加工资，失业救济与社会保险等；（七）没收一切地主阶级的土地，耕地归农；（八）改善兵士生活，给兵士土地和工作；（九）取消一切苛捐杂税，实行统一的累进税；（十）联合世界无产阶级和苏联。

大会指出当前的革命形势是处在两个革命高潮之间，党的策略是争取群众。大会认为：第一个革命浪潮已经过去，新的革命浪潮还没有来到，反革命势力还超过工农的势力。但凡是引起革命的矛盾，一个也没有解决，“新的广大的革命高潮是无可避免的”。当前“党的总路线是争取群众”，要团结无产阶级的群众，发展工农群众组织，准备武装暴动。

大会批判了右倾机会主义和“左”倾盲动主义。指出：1927年“革命失败的主要原因，就是当时无产阶级的先锋——共产党，指导机关底机会主义政策”。这种政策客观上是背叛劳动群众的利益。大会着重批判了盲动主义，指出盲动主义是“少数个人要去进攻显然占着绝大优势的敌人，而不断地实行武装斗争，不要群众不顾群众的盲乱的瞎干”，是“少数人的军事冒险”。只有消除极“左”的错误与情绪，争取群众的工作才能有成效。党必须继续反对机会主义的斗争，但尤其要反对“左”的弊病。当前“最主要的危险倾向就是盲动主义和命令主义，他们都是使党脱离群众的”。

大会通过《苏维埃政权组织问题决议案》，规定：共产党在准备武装起义中，就要“秘密建设政权的核心”，起义后要“坚决而敏捷地成立政权机关”。最初的政权采取革命委员会的形式，而后过渡到正式的苏维埃政府。苏维埃“应在劳动群众直接选举的基础上组织起来”，代表的大多数应为工人和贫农，也应有小资产阶级下层成分的代表。

大会对军事工作很重视。对农民游击战争给予了一定的注意。大会决定共产党员共青团员都要接受军事训练，党要注意培养军事工作人才。革命政权成立的第一天，就要在武装起义队伍的基础上编成常备红军。党要“赞助农民的游击战争”，要在农民运动的基础上建立工农革命军。

大会选出的中央委员有向忠发、周恩来、瞿秋白、蔡和森、张国焘、项英、罗登贤、彭湃、毛泽东、任弼时、李立三等二十三人。随后召开六届一中全会，选举上列前七人为政治局委员。由于当时过分强调工人成分，全会选举工人出身的向忠发为总书记，但他并没有起到总书记的作用。全会选举周恩来为组织部长，政治局候补委员李立三为秘书长。

中国共产党第六次代表大会的路线基本上是正确的，对中国革命的发展起了积极的作用。大会也存在着缺点和错误。它对于中间阶级的两面性和反动势力的内部矛盾，缺乏正确的估计和政策。大会认为，革命的动力只有无产阶级和农民；民族资产阶级是“最危险的敌人之一”；第三党是“反革命的工具”，是“统治阶级的奸细”；国民党的各个派别都是“一样的反革命”；各种反革命力量都一致地反对中国革命。这就不能团结可以团结的力量和利用敌人之间的矛盾。大会对于农村根据地的重要性和民主革命的长期性，也缺乏必要的认识。这些错误使得八七会议以来的“左”倾思想未能肃清，并被后来的“左”倾思想所片面发展和极端扩大。但大会的主要方面是正确的。大会后一个时期内的工作是有成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