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党内的“左”倾势力
反“罗明路线”斗争
左倾冒险主义的政策，使党在白区的组织和群众基础遭到毁灭性的破坏，加上其他原因，1933年1月，临时中央由上海迁入中央根据地，和苏区中央局合并，苏区中央局改称中共中央局。临时中央一到苏区，就组织了一场反对“罗明路线”的斗争。开展这场斗争的主要目的，是要进一步反对毛泽东和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马克思主义路线，打击中央苏区执行这一正确路线的各级党政军领导干部，强行推行“积极进攻路线”。
赣南会议、宁都会议之后，虽然撤销了毛泽东在党和红军的领导职务，但无法消除毛泽东在苏区广大干部和群众中的崇高威望。当时担任福建省委书记的罗明同志在工作中就仍然贯彻毛泽东的正确路线以及一系列正确指示，抵制了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的错误做法。罗明甚至在给省委的报告中仍然认为毛泽东是最好的领袖之一。这不能不说是对“左”倾冒险主义者的一个莫大的刺激。临时中央的主要负责人就曾当面指责罗明：“你为什么把毛泽东和斯大林相提并论”、“你们山沟里有什么马列主义”。为了将他们的“百分之百的马克思主义路线”在苏区更加迅速地贯彻下去，在整个中央苏区开展了一场大反以毛泽东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路线，大整执行这一正确路线干部的反对“罗明路线”的斗争。
这场斗争从1933年2月15日通过的《苏区中央局关于闽赣省委的决定》（闽赣省委实为福建省委）开始。首先指出省委已经“形成了以罗明同志为首的机会主义路线”，指出这条路线是对革命悲观失望的、机会主义的、取消主义的退却逃跑路线，并宣布撤销罗明的福建省委代理书记及省委驻杭、永、岩全权代表的职务。然后自上而下，由内到外，全面铺开，一直搞到每一个支部、区乡。在这一斗争中，临时中央完全采用对待敌人的一套，公开提出对“罗明路线”要“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并“用布尔什维克的铁拳将他粉碎”，搞得人心惶惶，人人自危。不少同志误以为“罗明路线”是反革命，罗明本人是反革命分子。
反对福建“罗明路线斗争”打击和撤换了一大批各级党、政、军领导干部，福建省比较高级和比较老的干部几乎无一幸免。当时福建省的负责人谭震林、张鼎丞、刘晓、陈荣等都被扣上了“罗明路线的执行者“、”官僚主义者、“腐朽的自由主义和调和主义者”等帽子，并遭到了批判斗争，撤离了领导岗位。
福建的”罗明路线“还没有反击完。临时中央又在江西开展了反对江西“罗明路线”的斗争，重点批判邓小平（会昌、寻邬、安远三县中心县委书记）、毛泽覃（总前委秘书长，江西省苏维埃政府委员）、谢唯俊（江西省军区政治部主任，东安中心县委书记）、古柏（江西省苏维埃政府委员）等同志。不仅撤了他们四人的职，还把他们当作反革命关押起来，公开批斗体罚。在《关于江西罗明路线的决议》中，指责邓、毛、谢、古是“罗明路线在江西的创造者”。说江西的“罗明路线”就是“单纯防御路线”，“是与党的进攻路线完全相反的”。这一指责有对有错，邓小平等人的确执行了一条同“进攻路线”相反的路线，但他们执行的绝不是“单纯防御路线”。他们四人都同意毛泽东的主张，在土改、作战、建立根据地等方面的看法和做法，都和“左”倾中央不一致。他们甚至还公开表现出对临时中央的一些人从城市到农村来搞瞎指挥的不满，说“大城市上产生了立三路线（实际是指王明路线），我们苏区的山上，却全是马克思主义”。他们还把临时中央的一些领导人称之为“洋房子先生”，说他们把“洋房子”搬到山沟里来了。这是一个生动形象的比喻，它揭示了“左”倾冒险主义者脱离实际、脱离群众的实质。
王明的上台
王明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共党内出现的第三次“左”倾路线的代表人。1925年10月，湖北中共党组织送他到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王明在中山大学因俄文说得好，理论背得熟，很快就得到中山大学副校长米夫的赏识和重用，把他送进红色教授学院学习、深造，准备把他培养成中国共产党的高级领导人。
1928年6月，中共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莫斯科召开，米夫安排王明为重要翻译，直接参加大会工作。在选举“六大”中委的筹备会上米夫说，中国共产党的负责人理论水平很低，暗示大会选举王明等人进入中央，但由于种种原因，未能如愿以偿。之后，米夫亲自安排王明担任中山大学党的支部局书记。在米夫的支持下，他拉帮结伙，组织宗派小集团，打击和陷害很多党的好干部。
当时，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是瞿秋白，团员有邓中夏、王若飞、蔡和森、陆定一等同志。中共代表团并不同意王明宗派小集团在中国革命的一些策略问题上的意见，曾经同王明等人发生过争论。尽管王明等的观点是“左”倾教条主义的，但却得到了米夫的支持。于是瞿秋白就成了米夫和王明集团的主要打击对象。
1929年2月，王明回到上海，发表过许多带有“左”倾思想的文章。王明在国内开始工作的时候，国际和国内形势都发生了很大变化。1929年下半年，资本主义世界爆发了严重的经济危机，国内革命形势有了很大好转。在新的形势面前，共产国际陷入了盲目性，他们错误地认为，战后资本主义的发展已经进入了“第三时期”，新的革命高潮已经到来，提出各国党的主要任务是“引导工人阶级去解决夺取政权的革命斗争的任务”，并且对中国革命的形势、阶级关系以及革命转变的速度，都作了过“左”的估计。
在共产国际“左”的指导思想的影响和推动下，中共党内“左”的思想膨胀起来。1929年下半年到1930年上半年，中共中央犯了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王明抓住这个机会，打起了反对“立三路线”的旗号。1930年7月，在中央工作人员讨论“左”倾冒险主义的《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几省的首先胜利》的决议案时。王明、博古等人纷纷提出不同意见。他们不是批判李立三的“左”倾错误，而是指责李立三犯了躲在“左”倾词句之下的右倾机会主义实质的错误，是托洛茨基主义、陈独秀主义和布朗基主义的混合物。李立三对王明等人的结伙起哄十分恼火，给王明等人扣上“右派”和“小组织者”等帽子，撤销了王明的中宣部秘书等一切职务。给王明留党察看6个月的处分，给博古等3人以最后严重警告处分。
1930年8月，瞿秋白等同志回国。9月，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瞿秋白、周恩来主持召开了党的六届三中全会。会议停止了李立三等组织全国总起义和集中全国红军进攻中心城市的冒险主义行动，结束了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在中共中央的统治。李立三也承认了错误，离开了中央的领导岗位。
六届三中全会基本纠正了“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理应得到共产国际的支持和肯定。然而，并非如此。共产国际接连写来两封信，一方面正确地指出了“立三路线”的一些错误，另一方面又批评党中央犯了“调和路线”的错误。严厉指责瞿秋白，说他犯了“调和错误”、“耍两面派”，“搞小团体活动”。完全否定了六届三中全会的积极作用。共产国际的来信，再一次造成中共党内的严重混乱。王明等人原来是表示拥护六届三中全会决议的，并且接受了党组织分配他们到农村革命根据地去工作的任务。但王明得知共产国际来信的内容后，一反常态，对六届三中全会也提出批评，指责中央犯了“对立三路线没有充分揭露其机会主义实质”的错误，是立三路线的混合物等。同时，他又和博古联名给中央政治局写信，要求取消他们在“立三路线”时期所受的处分，企图逼迫中央承认他们是反“立三路线”的正确路线的代表。他们还以此为借口，公开拒绝党所分配的工作，赖在上海。精心炮制他们反对六届三中全会的纲领——被他们称为《两条路线》的意见书，即《为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化而斗争》的小册子。在意见书中，他们把自己打扮成反“立三路线”的代表，“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硬说“右倾依然是党内目前主要危险”。“中央政治局的领导同志没有保障执行国际路线的可能”，“不能领导全党工作”。要“以能积极拥护和执行国际路线斗争干部”“来改造和充实各级党的领导机关”。他们举着拥护“国际路线”的金字招牌，企图篡夺党的领导权。
11月后，共产国际的来信在党内宣布了，王明等人认为时机已到，公开打出所谓“反对三中全会的调和路线”的旗号，反对六届三中全会后的中央。原来因反对“立三路线”而遭到打击的一些人也纷纷响应共产国际的来信，反对六届三中全会，许多不明真相的同志也卷了进去，掀起了一阵反对六届三中全会的风潮。
以上是王明上台的基本原因，更加直接的原因是共产国际又一次派米夫来华，一手包办了1931年1月7日召开的中共六届四中全会。
米夫一到中国就向王明交了底。王明用半个月时间，完全按照共产国际“第三时期的理论”和“进攻路线”，加紧修改他们的那本《两条路线》的小册子。与此同时，米夫将周恩来等人起草的六届四中全会决议弃之不用，自己起草了另一份决议，以远东局和中共中央政治局的名义，拟定了改组后的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和补选的中央委员名单，以突然袭击的方式通知参加人员到会。在到会的37人中，王明等15人不是中央委员，占出席会议人数的40.5%，这些人不但有发言权、表决权，还有选举权、被选举权。
米夫在会议报告中强调，李立三一贯反对列宁主义，要赶下台；瞿秋白旧错加新错不能再当领导了，何盂雄等人是右倾机会主义，不能上台。四中全会要“引进反立三主义的斗争之中拥护国际路线的同志到中央委员会里来”。王明根据《两条路线》小册子，摆出一副“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的架势，大放厥词。他完全不顾中国实际情况，照搬共产国际决议和指示，实际提出了一个在新的形势下，继续恢复或发展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策略的政治纲领，为新的冒险主义政策的实行奠定了理论基础。
六届四中全会虽然发生了激烈的争论，但在米夫的高压下，实现了共产国际把中共改造成一个完全“忠诚”它的支部的愿望。改选的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有向忠发、周恩来、张国焘。会后不久，王明又被增补为政治局常委。这样，就使原来连中央委员都不是的王明，掌握了党中央的实权。
王明“左”倾错误和革命运动的挫折
中国革命的发展并不是一帆风顺的。随着局势的好转，加上共产国际的错误指导，中国共产党内的“左”倾急性病又逐渐发展起来。
在1930年6月11日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通过李立三拟定的以武汉为中心的全国中心城市起义和集中全国红军攻打中心城市的冒险计划，从而使“左”倾冒险主义在党中央占据了统治地位。随后，成立了实施这个计划的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行动委员会。这次“左”倾错误在党内统治的时间虽然不长，但党却为此付出了沉重代价。9月下旬，由刚从莫斯科回国的周恩来、霍秋白主持，党在上海召开扩大的六届三中全会，纠正了李立三等对革命形势的“左”倾估计。全会前后，“左”倾冒险主义错误开始得到纠正，全党工作开始转到正常的轨道上来。
可是，由于共产国际的干预，事情陡然间发生了变化。1930年10月，共产国际给中共中央来信，提出李立三的路线是反共产国际的政治路线。从莫斯科回国不久、受到共产国际东方部副部长米夫器重的留苏学生王明、博古等，通过不正常的途径比中央先获知这封信的内容，立刻打起“反对调和主义”的旗号，猛烈攻击六届三中全会后的中央，在党内造成严重的思想混乱，使中央难以正常工作。
王明还散发他写的《两条路线》的小册子。在这本小册子中，他夸大中国革命反资产阶级、反富农斗争的意义，否认中间营垒的存在；继续强调全国性的“革命高潮”和在全国范围的“进攻路线”，急于夺取包括中心城市在内的一个或几个主要省份的首先胜利；宣称党内的主要危险是“右倾机会主义”、“实际工作中的机会主义”和“富农路线”。这些主张，实际上是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政治纲领。
1931年1月7日，党的六届四中全会在上海召开。全会以批判三中全会的所谓对于“立三路线”的“调和主义”为宗旨，强调反对“党内目前主要危险”的“右倾”，决定“改造充实各级领导机关”。瞿秋白、周恩来等受到严厉指责。王明在米夫的支持下，不仅被补选为中央委员，而且成为中央政治局委员。这次全会实际上批准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纲领。从这时起，以教条主义为特征的王明“左”倾错误在党中央开始长达四年的统治。由于王明等人的主张比李立三的“左”倾错误更“左”，气焰更盛，有更多的理论装饰，对中国革命造成的危害也就更大。
王明为什么能够上台？原因在于八七会议以来，党内一直存在的浓厚的“左”倾情绪，始终没有从指导思想上得到认真的清理：党的很多干部对革命充满热情，但理论准备和实践经验都不足。当王明搬出许多马克思主义的词句来吓唬人，并得到共产国际代表的全力支持时，许多人便失去识别和抵制的能力。
六届四中全会后，党在国民党统治区的工作出现一片混乱。罗章龙等在反对四中全会的名义下擅自成立“中央非常委员会”，进行分裂活动，被开除出党。由于党的组织遭到严重破坏，王明要离开上海前往莫斯科，周恩来即将前往中央根据地，在上海的中央委员和政治局委员不到半数。根据共产国际远东局的提议，9月下半月成立临时中央政治局，由博古负总的责任。
就在这时，日本帝国主义开始向中国发动侵略战争。1931年9月18日深夜，根据不平等条约驻扎在中国东北的日本关东军，向中国军队驻地北大营和沈阳城发动了进攻。四个多月内，辽宁、吉林、黑龙江三省全部沦陷，东北人民陷入亡国惨痛之中。这就是震惊中外的九一八日本侵华事件。
这以后，中日之间的民族矛盾逐步上升到主要地位，中国国内的阶级关系发生了重大变动。这时，摆在党面前的问题是，正确认识民族危机空前严重的情况下出现的国内阶级关系的新变动。然而，临时中央虽然提出了抗日的主张，却不能正确认识并处理这些问题。它提出“武装保卫苏联”一类脱离中国救亡实际的口号；继续把中间势力看作最危险的敌人，推行“左”倾关门主义的方针；作出的许多决议，使“左”倾冒险主义在实际工作中进一步发展。
“左”倾冒险主义的主观蛮干，使党在国民党统治区的工作变得更加困难。在极为艰难的环境中，一批共产党员坚持斗争，团结宋庆龄、鲁迅等爱国进步人士，为推动抗日救亡运动，反对蒋介石的独裁统治，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在国民党政府残酷的文化“围剿”下，一些左翼文化工作者通过文化战线上的斗争，扩大共产党的影响，传播进步思想，并注意联系中国的实际，创作出大量社会科学著作和文学艺术作品。以左翼作家联盟、社会科学家联盟等组织为核心的左翼文化运动，对推动中国近现代进步思想发展和促进抗日救亡运动起了重要作用。
“左”倾冒险主义的中央通过派遣中央代表或新的领导干部，逐步地将错误路线推行到红军和根据地中。在错误路线影响下进行的肃反斗争严重扩大化，使大批领导干部和战士遭到杀害，给红军和根据地造成严重损失。在中央革命根据地，毛泽东的许多正确主张，被指责为“狭隘的经验论”、“富农路线”和“极严重的一贯右倾机会主义”。“左”倾错误领导对红军反“围剿”斗争的不利影响愈真切严重。
1932年夏，国民党当局同日本签订《淞沪停战协定》后，立刻调集重兵向革命根据地发动第四次“围剿”。国民党军队进攻的矛头，首先指向鄂豫皖和湘鄂西根据地。在优势敌人的进攻下，再加上“左”倾领导人的错误指挥，鄂豫皖根据地的红四方面军和湘鄂西根据地的红二军团先后退出原有的根据地，在向西转移过程中，分别开辟了川陕根据地和湘鄂川黔根据地。
1932年底，国民党军队调集30多个师的兵力，向中央根据地发动第四次“围剿”。这时，毛泽东已被撤销在红军中的领导职务。周恩来、朱德从实际情况出发，指挥红一方面军在运动战中消灭敌人，取得了第四次反“围剿”的胜利。
当第四次反“围剿”进行时，临时中央于1933年初迁入中央根据地。党在上海成立中央局，领导国民党统治区党的工作，并负责同共产国际的联系。上海中央局在1934年3月至1935年2月间接连遭到破坏，到1935年7月停止活动。党在国民党统治区的组织遭到前所未有的严重破坏。
临时中央迁到中央根据地后，在党、红军和根据地内全面地推行“左”倾冒险主义的方针和政策。为了排除障碍，在组织上采取宗派主义的手段，对持有不同意见的干部实行“残酷斗争”和“无情打击”。临时中央在福建错误地开展反对“罗明（中共福建省委代理书记）路线”的斗争，接着又在江西开展反对邓（小平）、毛（泽覃）、谢（唯侵）、古（柏）的斗争。他们都是当时军队和地方的重要负责人，“左”倾领导人反对他们的主要矛头，实际上是对着毛泽东的正确主张的。
1933年下半年，蒋介石发动对革命根据地的第五次“围剿”。他先后调集100万军队向各地红军进攻，而以50万军队从9月下旬开始向中央根据地进攻。
这时，临时中央领导人博古，依靠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德国人李德负责军事指挥。他们放弃过去几次反“围剿”中行之有效的积极防御方针，主张“御敌于国门之外”，使红军陷于被动地位。在进攻遭受挫折后，又采取消极防御方针，实行分兵防御、“短促突击”，企图用阵地战代替游击战和运动战，同装备优良的国民党军队拼消耗。这样，战局的发展对红军日渐不利。
1933年11月，国民党军第十九路军将领在福建成立“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公开宣布抗日反蒋，并派代表同红军谈判合作。这对红军打破第五次“围剿”是一个有利的机会。但“左”倾领导人继续把中间派看成最危险的敌人，不肯在军事上同第十九路军进行配合，结果使红军坐失良机。蒋介石在打败第十九路军后，完成对中央根据地的四面包围。
1934年1月，党的六届五中全会在瑞金召开。这次全会不顾敌强我弱和第五次反“围剿”的不利形势，宣称中国革命进入到“争取苏维埃中国完全胜利的斗争”阶段，把“左”倾冒险主义错误推向顶点。全会改选了中央政治局，成立了中央书记处，博古仍为党中央的主要负责人。
“左”倾错误进一步发展的恶果，是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1934年4月中旬，国民党军队集中优势兵力进攻中央根据地的北大门广昌。经过十八天血战，广昌失守。10月初，国民党军队推进到根据地腹地，中央红军主力被迫实行战略转移。10月中旬，中共中央机关和中央红军8.6万多人撤离根据地，踏上向西突围的征途。此前，为了宣传和推动抗日，调动和牵制国民党军队，还组成以方志敏为首的北上抗日先遣队，但这支深入敌后的孤军终因寡不敌众而失败。方志敏被俘后，在狱中写下《可爱的中国》等不朽篇章，1935年8月在南昌英勇就义。
党的六大后，革命运动出现复兴局面。由于中共中央的领导权落到一些根本不懂得中国国情、却得到共产国际信任的“左”倾教条主义者手中，结果导致除陕北以外各根据地的丢失和党在国民党统治区组织的严重破坏，给党和红军造成巨大损失。这个教训是惨痛的。
六届四中全会
1930年9月党的六届三中全会，结束了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错误的统治，瞿秋白主持三中全会以后的中央工作。可是，共产国际为扶植王明等“左”倾宗派集团上台，在三中全会以后进行了一系列的活动。主要有：
一、1930年10月，共产国际执委会给中共中央写信，指出立三的错误是路线问题，是和共产国际的路线互相对立的，是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是“用假‘左’倾的空谈，遮盖对于现在真正最重要的任务的执行的消极态度”。国际来信为“左”倾教条主义者夺取党的领导权提供了依据。
二、国际10月来信后，对三中全会及其后的中央反对最激烈的是以王明为首的“左”倾教条主义者。早在1928年，王明等人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时，就进行反对中共中央在共产国际代表团的派别活动，受到当时中山大学校长米夫的支持。1929年上半年至1930年夏，王明等人陆续回国。起初，他们对立三路线及三中全会后的中央是拥护的。但当共产国际远东局收到共产国际10月来信先于中共中央交给王明后，王明则根据共产国际来信的基调，改写了《两条路线》（后改称《为中共更加布尔塞维克化而斗争》）小册子，打着“拥护国际路线”、“反对立三路线”、“反对调和路线”的旗号，全盘否定三中全会，要求“根本改造党的领导”，为其篡夺党的领导权大造舆论。
三、国际东方部对共产国际10月来信经过讨论后，立即向国际主席团写了《关于中国党三中全会与李立三同志的错误的报告》，批判了李立三的错误，并给立三中央扣上“敌视布尔塞维克主义”，“反共产国际”的帽子，并列举出三中全会犯有没有揭发立三路线的实质；模糊了这个路线和国际路线的原则上的不同；没有研究中国革命过去阶段的真正教训；没有提出并解决革命现在阶段的现实任务；没有责备一部分中央政治局委员的反共产国际的言论等七大“罪状”。1930年12月，国际执委主席团讨论关于立三路线问题时，再次批判了李立三的错误。同时，称赞王明教条主义宗派集团，指责主持三中全会后中央工作的瞿秋白。
四、1930年12月16日，中央政治局通过了《关于取消陈韶玉、秦邦宪、王稼祥、何子述四同志的处分问题的决议》。《决议》承认“过去对陈韶玉等四同志的斗争与处分是错误的”。并且宣布“中央政治局现在站在拥护与执行国际路线与反对立三路线之不调和的立场上”，“现在除正式取消对他们的处分外，并将此错误揭发出来，以加重韶玉等四同志对立三路线之不调和的斗争的责任”。随即于12月25日任命王明为中共江苏省委书记。
五、中共中央于11月16日收到国际10月来信后，政治局经过讨论于11月25日作出了《政治局关于最近国际来信的决议》，表示完全同意国际来信。《决议》指出：立三路线“是用‘左倾’的空谈，掩盖实际工作上的机会主义，掩盖对于真正革命的组织群众领导群众斗争的任务的机会主义消极态度，而在实行上领导党走上盲动冒险主义的道路。”12月9日政治局又作出决议，明确立三路线“是和共产国际路线不一致的，是不正确的”，是“调和主义的立场”。
六、12月23日发出《中央通告第九十六号》，全盘接受共产国际对中国党的一切指责，承认三中全会后的中央“继续立三路线的错误”。
上述一系列活动，多数是在12月中旬共产国际代表米夫到达上海以后进行的。而这些活动为王明教条主义宗派集团上台，从政治上、思想上和组织上创造了条件。
与此同时，原来反对立三路线的罗章龙等人，也反对三中全会后的中央。在罗章龙的策划下，1931年1月1日，全国总工会党团通过了《关于对中央九十六号紧急通告的异议及意见》的决议案，企图推翻三中全会以后的中央领导机构。王明和罗章龙两个宗派集团，都想以自己为核心来改组党中央，这种矛盾到六届四中全会时，酿成激烈的派别斗争。
在共产国际代表米夫的操纵下，1931年1月7日，党在上海召开了扩大的六届四中全会。出席会议的共37人。其中有中央委员向忠发、关向应、温裕成、任弼时、贺昌、李维汉、余飞、徐锡根、瞿秋白、罗登贤、张金保、顾顺章、陈郁、周恩来，候补中央委员袁炳辉、陈云、史文彬、周秀珠、罗章龙、王凤飞、王克全、徐兰芝，江南省委、北方局、团中央、全总党团和部分根据地代表顾作霖、夏曦、陈原道、王稼祥、陈绍禹、秦邦宪、沈先定、何孟雄、沈泽民、韩连会、邱泮林、徐畏三、柯庆施、萧道德、袁乃祥。共产国际代表米夫参加了会议。会议推选向忠发、徐锡根、罗登贤、任弼时、陈郁5人为主席团。因情况紧迫，会议只开了一天，长达15个小时。向忠发主持会议，并作了《中央政治局报告》。会议在紧张激烈的气氛中进行了讨论，有30多人发言。米夫作了结论报告。
会议通过了《四中全会决议案》、《四中全会为反对国民会议宣言》、《四中全会告全党同志书》、《四中扩大会告中国工农红军书》、《四中扩大会告在狱革命战士书》等。
会议主要争论的问题是：1.关于会议的性质。罗章龙等反对召开四中全会，要求改期召开紧急会议。国际代表等认为召开四中全会是经国际批准的。2.关于如何评价三中全会以后的中央，特别是《中央通告第九十六号》。罗章龙及何孟雄等人认为三中全会后的中央及《中央通告第九十六号》，仍然继续立三路线。王明等人认为“通告”是将调和路线放弃了，回到国际路线上来。3.关于会议议程。罗章龙等人认为会议原定议程太少，应当把当前的实际工作也列入议程。国际代表指出，为安全计，国际批准会议只限17个小时，不能增加议程。4.关于中央委员和政治局的人选。会议由周恩来代表政治局提出经远东局与中央政治局共同拟定的政治局人选名单。史文彬提出另外一个政治局委员候选名单。表决结果多数人赞成政治局提出的名单为候选人。由于王明等人背后有国际代表的支持，罗章龙等人提出的上述四项提议，均被一一否决。
扩大的六届四中全会主要内容有如下两点：
一、严厉谴责立三路线及其后中央的“调和主义”。《四中全会决议案》指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在李立三同志的路线占着统治地位的情形之下，不顾共产国际的这些指示，而走到了冒险盲动和反共产国际的政策的道路上去。现在人人都明白，立三同志反共产国际的路线，给了党极大的损害。”《中央政治局报告》指出：“三中全会是站在调和主义立场之上来接受国际决议案，结果使三中全会的路线成为调和路线”，因此，“三中全会决议案决不能成为反对立三路线执行国际路线的基础”。并且认为，三中全会的调和主义的立场，“最主要的责任是要秋白同志负的。”全会在反对“党内目前主要危险是右倾”的纲领下，实际上批准了王明的《两条路线》小册子为新的“左”倾冒险主义纲领。
二、打着“反调和路线”的旗号，部分地改组了中央及政治局。会议撤销了李维汉、贺昌2人的中央委员职务；补选韩连会、王尽仁、沈先定、刘少奇、夏曦、陈绍禹、徐畏三、沈泽民、曾炳春9人为中央委员；撤销了瞿秋白、李维汉、李立三3人的政治局委员职务；改选了中央政治局，向忠发、项英、徐锡根、张国焘、陈郁、周恩来、卢福坦、任弼时、陈绍禹9人为政治局委员，罗登贤、关向应、王克全、刘少奇、温裕成、毛泽东、顾顺章7人为政治局候补委员，向忠发、周恩来、张国焘3人为政治局常委，向忠发任总书记。全会选举结果，部分地改选了中央及政治局，实现了国际代表扶植王明“左”倾教条主义者夺取党中央领导的意图。
此外，四中全会还责成新的政治局立即着手进行召集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准备工作。后因时局变化，此项工作未能实行。
四中全会后，新的政治局对江苏省委和上海区委等各地党组织进行全面改组；同时成立苏区中央局和鄂西、鄂豫皖两个中央分局以及加派政治领导干部去各苏区和各红军部队，以全面推行其“左”倾错误路线。此外，对全总党团、济难会等也实行了改组。
扩大的四中全会，是以共产国际10月来信为指导思想，以王明的《两条路线》小册子为纲领的。通过这次会议，王明等人在共产国际的支持下取得了党中央领导地位，从此开始了长达4年之久的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左”倾错误的统治，给中国革命造成了极为严重的危害。
罗章龙等14人在四中全会后，继续进行反党分裂活动。在罗章龙主持下召开了“反对四中全会代表团”会议，通过了罗章龙起草的《力争紧急会议反对四中全会报告大纲》，并且非法成立“第二中央”、“第二省委”、“第二区委”、“第二工会党团”等组织，在全国各地进行分裂活动。因此，1月27日，中央政治局将罗章龙开除出党。
六届五中全会
党的六届四中全会以后，开始了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错误在全党的统治。六届四中全会后的三年来，国内政治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一方面，革命形势继续向前发展。从1930年11月至1931年9月，中央革命根据地取得了一至三次反“围剿”的伟大胜利，其他省区的红军和革命根据地，也有很大发展。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民族危机日益深重，出现了全国人民反蒋抗日高潮。同年11月召开了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告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成立，形成革命与反革命的两种政权对立局面。另一方面，1931年9月，因王明出任中共中央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由博古、张闻天、卢福坦等组成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继续推行王明“左”倾错误。他们通过1931年11月的赣南会议和1932年10月的宁都会议，进一步贯彻执行“左”倾冒险主义，打击和排挤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坚持正确路线的同志，撤销了毛泽东在党和红军中的领导职务，开展所谓“反罗明路线”和“反邓、毛、谢、古”的斗争。1933年1月，临时中央因在上海无法立足，被迫迁入中央革命根据地的瑞金。同年9月，蒋介石向革命根据地发动第五次“围剿”，造成对红军和根据地的严重威胁。
在第五次反“围剿”进入关键时刻，中共临时中央于1934年1月15日至18日在江西瑞金召开了六届五中全会。出席会议的有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和一些省的代表。博古主持会议并作了《目前的形势与党的任务》的报告，陈云作了《国民党区域中的工人经济斗争与工会工作》的报告，张闻天作了《中国苏维埃运动与它的任务》的报告。全会主要讨论了上述3个报告，于1月18日全会一致通过了《中共五中全会政治决议案》、《五中全会关于白色区域中经济斗争与工会工作的决议》、《五中全会给二次全苏大会党团的指令》，及《致联共十七次代表大会电》、《致德国共产党电》、《致在狱同志电》、《致工农红军电》等文件。
会议决议的主要内容是：
一、关于形势的分析。全会完全接受共产国际执委第十二次全会对于世界形势和中国形势的分析。国际十二次全会在对于目前世界形势的分析中指出：“资本主义相对稳定的终结已经开始，但在最重要的与有决定意义的资本主义国家中还没有直接革命的形势。目前正处在走向阶级与阶级间国家与国家间的伟大冲突的新阶段——即走向革命与战争的新阶段的过渡期中。”从这一结论出发，全会不顾当时中国革命运动遭受的第五次反“围剿”的严重挫折和白区工作的巨大破坏等基本事实，盲目地断言：“中国的革命危机已到了新的尖锐的阶段——直接革命形势在中国存在着。”第五次反“围剿”的斗争“即是争取苏维埃中国完全胜利的斗争”，这一斗争将决定中国的“苏维埃道路与殖民地道路之间谁战胜谁的问题”。这一斗争的胜利，“将实现一省或数省的苏维埃革命首先胜利，并奠定苏维埃革命在全中国胜利的强固基础。”
二、规定党在苏维埃区域和国民党区域的各项任务。全会指出党在苏区工作有了很大的进步。规定党在苏区的中心任务是：“动员一切力量，一切资源，发扬党和群众的积极性到最高限度来扩大和巩固红军。”“在尽可能的短时期内，实现创造一百万铁的红军的口号。”为实现这一中心任务，党要求：1.健全赤卫军和少先队的组织，使他们变成为红军的现成的有良好训练的后备军与地方部队。2.加紧与改善苏维埃工作，使苏维埃政权更加强与密切自己与千百万劳苦群众的联系。3.继续实行苏维埃的土地政策和经济政策。4.努力扩大、加强、健全一切苏区的工人、青年、妇女等群众组织。5.加强和健全党的组织，提拔训练新干部，清除异己分子和不可靠分子，加强两条战线的斗争，以保证完成任务。全会认为党的白区工作十分薄弱，尤其是中心城市党的工作状况很严重，工会工作极端不够。为迅速改变这一状况，党规定在白区的工作任务是：1.用最大的力量去准备、组织领导工人的罢工斗争。“党的全部力量应放到工厂、工会罢工上面”。2.发动农民群众反对捐税和高利贷，反对地租的斗争，发展分粮抢米，夺取土地的斗争。在农村中，党要团结贫农，反对富农，打倒地主豪绅。3.在群众的反帝斗争中，党必须坚决地为着创造反帝的下层统一战线而斗争。4.党必须加强少数民族的工作。为完成上述任务，白区党的组织上最重要的任务，“就是巩固党的组织，”“创立与加强党在大的工业中心的工作与组织”。
三、高度评价六届四中全会，坚持两条战线上的斗争。全会指出：“四中全会后三年来的事变与党在领导群众斗争中所获得的伟大成绩，愈益明显地显示了四中全会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重大意义。”全会肯定了四中全会以来的党内两条战线的斗争，认为“奠定了党内工作全部转变的基础”，“完成了党在布尔塞维克化方面极大的进步”。使党“最后走上了布尔塞维克的道路”。全会强调在新的形势面前：“只有进行一个坚决的斗争，反对主要危险的右倾机会主义，和反对对右倾机会主义的调和态度，党才能够发展布尔塞维克的路线。”
全会增选王稼祥、凯丰为中央委员，增选彭德怀、杨尚昆、李富春、李维汉、孔原为候补中央委员；改选了中央政治局，博古、张闻天、周恩来、王稼祥、项英、陈云、王明、康生、任弼时、张国焘、毛泽东为政治局委员，刘少奇、朱德、关向应、邓发、凯丰为政治局候补委员。全会决定设立中央书记处（又称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博古、张闻天、周恩来、项英为书记处书记，博古负总责。全会还选举了中央党务委员会，李维汉任书记。
六届五中全会，全面肯定了四中全会以来的“左”倾错误路线，并且通过了一系列“左”倾错误理论和政策，“是第三次‘左’倾路线发展的顶点”，给中国革命造成更大的损失，最终导致了中央革命根据地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