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围剿”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工农红军和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历次战争

“围剿”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工农红军和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历次战争

1927年4月12日和7月15日,蒋介石、汪精卫集团清党反共后,中国共产党先后发动了南昌、秋收、广州起义和其他地方的武装起义,创立了中国工农红军和海陆丰、井冈山、琼崖、鄂豫皖、闽浙赣、湘鄂西、湘鄂赣、中央、左右江等农村革命根据地。南京国民政府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工农红军和农村革命根据地,自始即采取剿灭方针,1930年10月取得对阎锡山、冯玉祥、李宗仁战争的胜利之后,更进入了以主要兵力进行大规模的军事“围剿”。其中最主要的是对江西中央革命根据地的五次围剿:

第一次“围剿” 1930年8月,蒋介石命武汉行营主任何应钦召集湘鄂赣三省党政军高级官员会议。确定以军事为主,党政密切配合,分别围剿中国工农红军和各革命根据地的总方针。12月,设立陆海空军总司令南昌行营,以江西省政府主席鲁涤平兼任行营主任,指挥十一个师又两个旅,总计十万余人,采用“长驱并进”战术,从江西吉安到福建建宁的广阔战线上,分路向江西中央革命根据地腹地宁都、雩都(今于都)、石城、瑞金、会昌等地进攻。12月16~28日,蒋军先后进至因富、南垄、源头、洛口、头坡、万安县赣江西岸地区、泰和等地。30日,第九路军前敌总指挥张辉瓒率第十八师师部及两个旅由东固向龙冈前进,被红军全歼,张辉瓒被俘。第五十师闻讯后,急由源头撤退,1931年1月3日在东韶遭红军伏击,被歼一个多旅,残部逃向临川。其余各师闻风丧胆,纷纷退却。蒋介石的第一次“围剿”以失败而告终,总计损兵一万五千人。

第二次“围剿” 1931年2月,蒋介石改以军政部长何应钦兼任陆海空军总司令南昌行营主任,开始组织对江西中央革命根据地的第二次军事“围剿”。参战部队除第一次围剿战争失败后留下的各师外,又增调九个师和四个团,总兵力达二十万人。4月1日,蒋军改用“稳扎稳打,步步为营”战术,分兵四路向龙冈、宁都、东固、潭头、沙溪、大金竹、洛口、广昌方向推进。5月16日,第五路军的第二十八师和四十七师一个旅在由富田向东固推进时,遭到在这里持重待机二十余日的红军主力的突然攻击,大部被歼,残部逃向水南。19日,由水南东窜的四十七师残部和四十三师大部又在白沙被迫击红军歼灭。22日,二十七师一个旅覆灭于中村之战。27日,第五师的四个团在广昌被歼。31日,五十六师的三个团被消灭于建宁。前后十五天,蒋介石连败五仗,损兵三万余人,枪两万余枝。第二次“围剿”又告失败。

第三次“围剿” 6月21日,蒋介石亲到南昌组织第三次“围剿”战争。他自任总司令,任何应钦为前敌总司令,聘请德、日、英人为军事顾问,新调嫡系部队五个师共十万人为主力军,加上一二次“围剿”战争中未被红军消灭的部队,总兵力达二十三个师又三个旅,计三十万人。7月1日,蒋采用长驱直入战术,以何应钦兼任左翼集团军总司令,指挥第一、二路进击军和第三、四军团,由南城方面进攻;陈铭枢为右翼集团军总司令,指挥第一、二军团和第三路进击军,由吉安、永丰、乐安方面进攻。蒋军进入中央革命根据地后二十余日,相继占领黎川、广昌、宁都等地,企图寻找红军主力决战。8月6日至9月15日,先后在莲塘、良村、黄陂、老营盘、高兴圩、方石岭等地遭到采用避实击虚、敌退我追战术的红军的猛然攻击,总计被歼十七个团,三万余人,第三次“围剿”再告失败。

第四次“围剿” 1931年9月18日,日本关东军突然发动攻取沈阳,侵占东北全境事件。但蒋介石坚持“攘外必先安内”方针,对侵华日军采取不抵抗政策,反从1932年6月起,对江西中央革命根据地发动第四次“围剿”。他坐镇武汉,自任总司令,调集八十一个师、二十九个旅又三十九个团,共六十三万兵力,计分两步进行:首先集中兵力进攻鄂豫皖、湘鄂西革命根据地,以解除红军对武汉的威胁;然后再将进攻的重点转移到中央革命根据地。9月和10月,鄂豫皖和湘鄂西革命根据地,在蒋介石优势兵力的进攻和中国共产党内“左”倾错误路线的领导下,先后丧失,红军分别转入四川和湘鄂边。1933年1月底,蒋介石亲赴南昌设置行营,部署其进攻中央革命根据地的第二步计划。他调集嫡系十二个师,共十六万人,组成以陈诚为总指挥的中路主军,以蔡廷锴、余汉谋为总指挥的左右两路军策应,采取分进合击战术,由乐安、宜黄、金溪、南城向广昌进攻。2月27日,其第五十二、五十九两师进至黄陂,遭红军伏击,五十二师全军覆没,五十九师大部被歼,两师师长先后被俘。3月21日,其第十一师又在草台岗、徐庄地区被埋伏的红军歼灭大部,其余各师纷纷后撤,至此,第四次“围剿”基本被打破。

第五次“围剿” 同年9月,蒋介石不顾日益严重的民族危机,调集百万军队,二百架飞机,组成以顾祝同、陈济棠、何键为总司令的北、南、西三路军(后又增加以蒋鼎文为总司令的东路军),采取持久战和堡垒主义新战略,对江西中央革命根据地发动了更大规模的“围剿”。为了准备这次“围剿”,他提出“三分军事,七分政治”的口号,聘请德国、意大利、美国军官为教官和顾问,在江西庐山创办军官训练团,轮训中下级军官七千六百余人;并采取厉行保甲制度,举办军事借款,严禁食盐、煤油、西药等物资输入革命根据地等一系列政治、军事、外交、经济、文化措施。9月25日,顾祝同北路军三个师首先由南城、硝石向黎川推进,第五次“围剿”正式开始。掌握中国共产党领导权的“左”倾教条主义者,先是采取军事冒险主义,命令红军实行进攻作战,连续作战近两月,不仅黎川被占,未能“御敌于国门之外”,且造成红军很大损失。继而又实行军事保守主义,强迫红军进行阵地防御战,导致广昌、建宁相继失陷,革命根据地进一步缩小。最后,见红军奋战一年,仍未能打破“围剿”,又实行逃跑主义,决定红军退出江西中央革命根据地,于1934年10月仓促实行战略转移,进行长征。蒋介石以重大代价换得了第五次“围剿”的局部胜利。

此后蒋介石继续对长征西去的红军和其他革命根据地进行围、追、堵、截和反复“围剿”,但始终没能达到消灭红军的目的。直到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国共两党再度合作,十年内战才最终结束。

十年内战时期,南京国民政府对北洋军阀残余势力的战争,具有一定的进步性和必要性,基本属于正义战争;国民党内各派军事集团之间的战争,属于争权夺利,双方都不是正义的;而对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工农红军和各革命根据地的历次战争,则完全是阻碍历史进步的非正义战争。国民党各派军事集团的混战,特别是蒋介石发动的对红军的几次“围剿”,既给中国人民带来无穷灾难,又给日本帝国主义发动大规模侵华战争以可乘之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