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到的史学见解

刘恕虽然名分上是协助司马光修史，但并不是一味地依从于司马光，对史学刘恕有着自己独到的史学见解，刘恕不但经常在一些具体的史例中与司马光讨论商榷，提出自己的意见，就是对一些史学编修中的宏观的重大问题，也曾向司马光提出了置疑。«通鉴»是一部编年体通史，但它上限起于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公元前403年），下限止于宋朝，对此刘恕质问司马光：“公之书不始于上古或尧舜，何也？”对«通鉴»不写文化、不载文人，刘恕也提出了置疑。对这些置疑虽然司马光也进行了解释，但作为副手的刘恕还是保留了自己的看法，刘恕这位具有强烈责任感的史学家，为了不使后世“学者考古常阅小说，取舍乖异，莫知适从”，在他编纂«通鉴»、料理政务的暇隙，便开始着手“补其缺陷”，撰写«通鉴»没有编纂的从伏羲至周威烈王时期和宋朝一祖四宗两个时期的历史，前者作为«资治通鉴前记»，后者作为«资治通鉴后记»，将«通鉴»上展下延，使«通鉴»真正成为一部上起远古，下迄当代的名副其实的“通史”。十分可惜的是在熙宁九年（1076年）时，刘恕由于劳累过度，又因其父去世，悲哀忧郁，得了麻痹症，不能执笔，由他口授，其子刘羲仲记录，只完成了«前记»十卷，与«通鉴»衔接，于元丰元年（1078年）九月便英年早逝，年仅47岁，«后记»无法完成，遂将«前记»更名为«资治通鉴外记»。«资治通鉴外记»是«通鉴»的重要补充，是«通鉴»的一部姊妹篇，成为后世学者了解远古历史的重要著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