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 降
1945年8月15日，日本正式宣布向同盟国投降，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9月9日，中国战区受降仪式在南京举行，中国终于洗雪了自1894年甲午战争以来，邻国日本所施加在自己身上的种种屈辱，开始以胜利者姿态对日受降。9月10日，中国战区陆军总司令部向侵华日本总司令冈村宁次下达“军字第二号令”，规定除香港之外，自越南北纬16°以北地区的所有在华日本海军舰船、武备、物资等，全部由中国海军接收，中国海军总司令部参谋长曾以鼎作为海军接收专员。[14]
旋后，中国海军总司令陈绍宽亲自率曾以鼎一行赶到上海，对集中在上海的“宇治”等7艘日本炮舰实施接收。9月13日早晨，以侵略中国为目的而设计、建造的“宇治”等军舰，以屈服的姿态停泊在江南造船所第一工作部栈桥附近。正午时分，身着笔挺的中国海军一级上将制服的陈绍宽率领曾以鼎等6名军官、11名士兵，登上曾经是长江中侵华旗舰的“宇治”，巡视一番后，于下午1时举行受降仪式，日本海军的旭日旗从桅上降下，骄傲升起的是一面中国青天白日满地红国旗。陈绍宽宣布，将“宇治”编入中国海军，更名为“长治”。延续民国南京政府海军舰艇的命名传统，“长治”的舰名也是取了具有特殊寓意的地名，根据陈绍宽当时在现场的说明，“长治”舰舰名的寓意为长江上的统治者。[15]
9月14日，中国海军首批接舰官兵登上“长治”舰（军官17名，士兵60名），与仍然在舰的日方舰员办理交接。可能是考虑到便于和日方舰员沟通的问题，接收“长治”的军官主要是挑选出的原汪精卫伪海军军官，士兵则主要来自海军瓯江炮台。三天之后，包括末代舰长古谷野海军大佐在内的日本“宇治”舰官兵144人离舰。由于接收日本投降军舰不可能像接收英、美赠舰那样，能够获得配套的舰只操作和舰上武器的使用培训，为了能使中国海军尽快驾驭这艘陌生的军舰，海军总司令部另外留下了28名原“宇治”舰上的日本技术官兵，在舰上担任教学、指导工作。至此，“宇治”化作了历史。在日本海军中本不起眼的“宇治”变为“长治”之后，以其近千吨的排水量，竟一度成为抗战后中国海军的主力舰。
刚刚编入中国海军后的“长治”舰，总体外观和“宇治”时期没有什么区别，舰体上各处的竹甲此时已经拆除
初接收后，“长治”舰上一切装备均沿用日本时期的状态，至1945年末，“长治”舰中方舰员的训练逐渐就绪，该舰被派任为海军第二舰队旗舰，首任舰长邓兆祥海军中校，副长程法侃海军少校，舰员人数也上升至近200人。因为舰上具有完善的旗舰设施，同时又被海军总司令陈绍宽定为座舰。
1946年年初，一名中国记者参观了当时正在江南造船所维护的“长治”舰，绘声绘色地留下了关于“长治”舰的最早描述：
“长治”舰首任舰长邓兆祥在舰首前主炮附近的留影，照片中可以看到前主炮下的安装基座
刚刚编入中国海军后不久的“长治”舰。仔细分辨可以看到安装在后桅杆上的“13”号电探天线
“我们走进会客室，室内布置整洁简单，除铺着白布的台椅外，屋角还有个约二尺高、一尺宽的小牌楼，里面有块‘天上圣母’的红木牌，（驾驶室）是一个五六方尺的小室，四周罗列罗盘五座，两旁有两个二尺长的望远镜……由此下楼到前面甲板上，有口径12厘主炮两门，射程一万五千码，后边有四大箱以备急用的炮弹，每箱储有长可二尺余炮弹十二枚。再后即是储弹库，可用机器由舰身取出……因为扩音筒正在播送义勇军进行曲，我们便踏着兴奋的步伐，走向无线电室。该室设备复杂，有无线电机六座、电报机、电话机等。退出无线电室，经到船的后方去参观深水炮，外形好似一个牛角形，炮身三尺许，它的用法也很巧妙，是潜水艇的敌手。”
当这位记者即将离舰时，舰上军官的一番话令他颇受感动：
“中国的海军正在萌芽时期，正需要国人的重视和好的关怀，我们有这样长的海岸线，我们面对世界最大的海洋，我们有四万万五千万的同胞，而我们的海军却孱弱得如此。中国的海军，就在乎我们中国人是否有要它强大的决心。”[16]
然而这位记者可能并没有注意到，围绕着“长治”舰，此前中国海军已经发生了一场并非出自海军建设目的的重大人事变动。
1945年10月，为了尽快阻止山东八路军渡海抢占东三省，军委会委员长蒋中正命令海军总司令陈绍宽率领海军舰只前往黄、渤海阻断山东解放区和东北的海路交通。孰料陈绍宽并不接受命令，反而率领“长治”舰转往台湾、马公一带巡视。此后，蒋中正与以陈绍宽为首的闽系海军的矛盾全面爆发，12月26日蒋中正以“机密甲九一二七号”手令，下令撤销海军总司令部，一切业务收归军政部海军处管辖，陈绍宽一气之下解甲归田。旋后，军委会又以陆军总司令部呈请、军委会批准的双簧形式，下令：海军总司令部所属的第一、第二舰队归军事委员会直辖，在绥靖期间，受中国陆军总司令部之指挥，并由中国陆军总司令部下令配属于必要方面，协同陆军作战。
1945年12月29日，海军第一舰队司令陈宏泰开始遵照军委会命令，派出军舰前往渤海阻截山东、东北间的海上交通，主力舰“长治”因为在南巡台湾时发生了舰底漏水等问题，在江南造船所修理至1946年1月中旬后，遂离开上海，前往其在日本海军时期十分熟悉的青岛港。
抗战胜利未久，中国已处在内战边缘，而传统的闽系海军因为与中央的矛盾激化，此后开始出现大量闽系海军人员起义投向中国共产党的巨大变局。而这一变局的导火索，竟是因“长治”舰北上或南下的取舍而上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