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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戏剧革新从剧本中心到表演中心和剧场中心的发展历程，必然走向跨文化戏剧，因为剧场中心论是将戏剧作为交流，特别是一种精神交流仪式。精神交流仪式本身就是文化符号，这种文化符号的可交流性是如何发生的？如果文化赋予戏剧符号以意义，那么，一个民族文化孕育的戏剧符号如何在全球化时代超越民族文化语言的局限，为地球村的全人类共享？事实上，全球化时代对所有艺术形式都提出了跨文化的问题。但有些艺术形式，如音乐、绘画等，本身就是跨文化的，节奏与旋律、色彩与图形本身就是跨文化的，不同民族国家的人都可以感受领悟得到。文学这类语言艺术则必须通过翻译环节，才能实现跨文化的理想。那么戏剧呢？如果现代戏剧已经超越了剧本中心的逻各斯中心主义，那就已经具备了跨文化的可能。比如说，表演中心的戏剧语言是身体，而身体语言是跨文化的。最后，跨文化戏剧是戏剧回应全球化挑战的必然选择，全球化时代戏剧家最重要的使命就是探索跨文化的“戏剧语言”。前文化？形象？身体？彼得·布鲁克、格洛托斯基和尤金尼奥·巴尔巴，以及整个戏剧人类学的发展都在关注这方面的问题。

跨文化戏剧是20世纪下半叶探索剧场的发展主流，其中戏剧人类学的发展方向又是跨文化戏剧的主流。戏剧人类学与一般人类学不同，是探索人类的戏剧，一种全人类能够进行交流的方式和场域。戏剧人类学经过彼得·布鲁克、格洛托夫斯基等人开拓了道路，到了尤金尼奥·巴尔巴，逐渐成为一个较为清晰完备的发展领域。彼得·布鲁克在全球化时代探索跨文化的“戏剧语言”，首先是从“形象”技巧开始的，他融合各种文化的艺术技巧和哲学思想，目的在于创造普世戏剧语言；他把戏剧界定为“空的空间”，极力消减文化影响，并探索前文化和史前戏剧的意义，对于20世纪下半叶的戏剧人类学发展具有很深远的影响。这种回到远古的探索在格洛托夫斯基那里体现为溯源戏剧实验。从“溯源剧场”开始，格洛托夫斯基致力于研究各种不同的非西方文化的程式，目的是在这些文化的源泉中寻找一种“前文化”。逃离今天所呼吁的文化特殊性，对“普遍”的人类文化特征也持怀疑态度，格洛托夫斯基独特的思想和方法是：追溯戏剧的源泉，从采集自不同文化的实践中严格筛选，在它们之间的相似之处，寻找“原初”、“根本”和“普遍”。溯源戏剧就是利用剧场来追溯出人类身体文化之共同的源头，格洛托夫斯基认为任何人如果有正确的溯源工具和使用方法，都可以回到这个源头。而每个人，在理想的状态下，都有可能且必须发展他自己的工具——“艺乘”。所以格洛托夫斯基在“溯源剧场”和“艺乘”阶段所从事的戏剧研究，根本上是一种跨文化的研究。

尤金尼奥·巴尔巴受到格洛托夫斯基的深刻影响，发现使表演相似的是原理而非技巧，从此他致力于追寻技巧的技巧，东西方戏剧的普遍原理。巴尔巴比任何人都更清晰地认识到超越语言的身体表演，使戏剧跨文化成为可能，所以他探索的核心就是寻求跨文化的身体语言。巴尔巴既从表演美学角度对剧场中演员的身体状况进行研究，又对东西方剧场中演员身体进行比较研究，他发现了“前表现性”和“在场”，也就发现了东西方演员舞台生命的本质。巴尔巴所创立的国际戏剧人类学学校（ISTA）试图推动戏剧人类学走向清晰化的进程。这个学校自从1980年开始组织工作坊，并且形成遍布世界的工作网络。在此，戏剧表演大师们聚集在一起“研究人们在表演情境中的生物和文化行为”^[3]，也就是“超日常身体技巧”。巴尔巴在戏剧人类学的发展中占有重要地位。他的戏剧人类学，既是一种戏剧理想，又是一种戏剧理论；既是一种戏剧理论，又是实现这种理论的一整套表演实践。在戏剧的全球化和文化交流方面，巴尔巴建立了“第三戏剧”，即“欧亚戏剧”（Eurasiantheatre），进行“表演交换”和跨文化剧场的巡回演出。巴尔巴的终极目标是建立一种全球化的戏剧乌托邦，这也是整个戏剧人类学寻求跨文化戏剧的共同理想。

全球化语境下的跨文化戏剧与戏剧人类学，是一种指向未来的戏剧理论，与其说是理论，不如说是理想。20世纪下半叶，格洛托夫斯基的“溯源剧场”和彼得·布鲁克的“国际戏剧研究中心”使跨文化戏剧实验蔚然成风。而戏剧人类学的发展，主要有特纳人类学的戏剧推论、谢克纳的戏剧人类学和尤金尼奥·巴尔巴的戏剧人类学三个分支。谢克纳认为人类学和戏剧的范式是相交汇的：“正如戏剧的人类学化，人类学也在戏剧化。”^[4]戏剧为人类学提供了一个特别的实验领域，因其展现了人类扮演他者的活动，一种为了分析和展现他们如何在社会中行为表现的摹仿，通过把人们置于实验的情境，戏剧和戏剧人类学能够重建微型的社会，并评价个人和群体的关系。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狄德罗、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等的摹仿论，到格洛托夫斯基、彼得·布鲁克、特纳、谢克纳和尤金尼奥·巴尔巴等的跨文化主义，西方戏剧的发展从本体自足走向了普世主义，展示了全球化大同理想的戏剧视野。

20世纪探索剧场的核心思想体现了一种对戏剧的充分理解和重新审视：“怎样做戏剧”的问题。为什么，为了谁，用什么形式，在哪里，在什么条件下人们将“做戏剧”？这些是本书全面探讨了20世纪探索剧场理论之后，尚有待进一步深入研究和追寻的问题。

【注释】

[1]“再生产型”和“创造型”概念，参见蓝剑虹《现代戏剧的追寻：新演员或是新观众？》，唐山出版社，1999年，第19—20页。

[2]参见周宁《想象与权力》，厦门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158—159页。

[3]Engenio Barba，“The Dilated Body，”in New Theatre Quarterly，1985，4，p.1.

[4]Richard Schechner，Between Theatre and Anthropology，Philadelphia，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1985，p.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