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20世纪西方开始质疑理性和逻辑。心理学家把“象征”置于概念之上，特别是荣格（Carl Gustav Jung，1876-1961）更将“象征”阐释为用个人化的心灵经验或集体的无意识，超越概念的边界和逃避理性的范畴；“象征”不能在严格意义上被了解，但可以被“思考”、被认识，通过人类对于绝对、无限和整体的灵感的表现形式。这种超越理性的呼吁导致一种重新“对神圣敞开”，并伴随着一种信仰的回归^[1]。关于理想化的原初社会的想象，与西方人类学中的原罪意识有关，又导致一种追求失去的真实性的倾向。甚至在阿尔托之前，戏剧已经越来越被看作不是作为一种图解文本的空间，而是作为可能提供演员和观众之间确实的身体接触的最好空间。现代戏剧从剧本中心走向表演中心和剧场中心，戏剧为回归到人类关系的真实性和集体的情感体验，提供了一种独特的空间。观众参与的戏剧、集体事件的发生和人类自传性的表演艺术，戏剧回归仪式，而人们试图凭借剧场的交流，重新寻回久已失落的神圣感和真实性。那么，剧场不再是诠释文字、制造幻觉的地方，甚至也不再是表达个体情感的艺术表演，而是戏剧回归仪式的本质与功能。还原戏剧的本来面目，它是一种仪式，所有人的共同表演。它同时还是一种启悟的过程，使所有的人都面对生命的本真。这就是酒神狄奥尼索斯（Dionysos）的复活。

20世纪西方戏剧追求人类精神的还原，把戏剧回归到仪式的本质。阿尔托作为先知式的人物，率先提出了戏剧回归它所脱胎的仪式，这就是他的“残酷剧场”。从20世纪初斯坦尼体系的建立，表演作为摹仿性的亚里士多德戏剧传统达到成熟与终结，到30—40年代阿尔托彻底反叛西方现代戏剧传统，提出戏剧回归仪式，仪式概念对西方戏剧观具有革命性意义。从表演到仪式，也正是从一种故事中心主义戏剧观到剧场中心主义的戏剧观。最初的戏剧是仪式，戏剧最终还是仪式，像仪式那样，戏剧演示与维持一个社会的文化习俗与传统，确定、继承、传播、巩固特定文化的价值与意义。恰如叶芝在20世纪初所预言，戏剧是现代社会的“一种失去了信仰的仪式”^[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