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本书研究的是胡适(1891—1962)的思想，以及他为探求中国对现代世界的思想反应所做出的贡献，因而本书也就成了有关思想的传记著作。对此我是怀着某种担忧来承担的，因为撰写思想传记是一项冒昧的工作。论述思想观念的传记作者不仅要把传记主人公说了什么讲述出来，而且也要把为什么如此讲述出来;不仅要把他的言论与思想联系起来，也在某种程度上将其思想与行动联系起来;不仅要详尽地审查和评价传记中清晰可见的事实，而且，把这些事实联系起来成为一个有机整体的那些不可见的、通常甚至感觉不到的内心动机线索，也应该受审查和评价。要进行这样一次再现工作，作者甚至要透析到传记主人公的心灵深处，而这种神交，如果没有作者从感情上深入到传记主人公的生活之中，也是办不到的。因此，在本书一开始就把我所意识到的自己的成见先告诉读者，似乎是颇为恰当有利的。

我第一次见到胡适是在1955年的春天，那时他在哈佛大学为“东亚地区研究”课程做了一次学术报告。他的报告题目是“现代中国的思想革命”。即使是作为一名初出茅庐的研究生，我也懂得这个问题的重要性。我很清楚胡博士在他打算讨论的这段历史中的特殊地位。最后，我怀疑他对这个问题的论述是不公正的，因为他用了一个小时来讲别人所犯的政治和知识错误，为他自己辩护。那天晚上我很欣赏这位报告人的文雅和蔼，但却没想要对一场把这样一个自我宽容的人物当做其领导者之一的思想改革运动进行研究。

如果不是中国共产党人对他的生平与著作的攻击那时正值高潮的话，如果不是这个事实使我领悟到它本身就是研究班的一项合适课题的话，在与他的首次相见之后，我是不会再考虑有关胡适的问题的。阅读过北京的理论家们批判胡适的文章之后，不可避免地使我去重新考察他们集中批判的那些思想和活动。随着我对胡适1917—1937年间在中国发表的各种主张的深入了解，以及对他当时所处的社会环境的深入认识，我最初对他的苛刻评价开始缓和了。后来在台湾，我开始领略到了胡适和与他同时代的其他人身上背负着的心理负担的份量。这些人目睹他们的终生成就遭到了否定，而且，与胡适本人的遭遇相同，这种否定通常是以激烈的和极端的人身攻击方式进行的。如果说，在他生命结束的时候，胡适是一个令人失望的人物，只能自负地炫耀标榜在早先那个顺心吉祥的时代所取得的名声，那么我认为，他本人也已彻底失望了。在以前那个时代和环境中他说过的大部分话都是富有洞察力的、有重大价值的，甚至他以一种平淡的方式所说的话也是充满勇气的。在这本书中，我相信，我已经把我这样想的缘由解释清楚了。然而，应当指出的是，这部研究著作的意图并不仅仅是针对胡适所受的批评为胡适辩护，尤其不是针对共产主义中国的批判者的。那些批判者在50年代中期所发表的大量观点，我都列在附录中了。胡适的思想本身值得引起人们的关注，正因为如此，我试图在本书中说明他的思想。

他是一位哲学家，确切地说，是一位哲学史家。就他个人的爱好来说，他是一位中国文学史家。但他又是一个具有广泛兴趣的人，一个对他那个时代的重大问题有自己观点的人，他觉得有义务与那些希望听到或看到这些观点的人来分享这些观点。本书不是一部关于胡适的学术成就的著作，也不是论述他对中国传统某些方面的意义形成一种现代认识，并做出杰出贡献的著作。我不想去评价胡适对中国的过去所发表的意见的价值或正确性，而是想评价他探索现代世界与中国在世界中的地位的当代观点的方式。我的目的是把胡适对1920—1930年间中国人所面临的重大的社会、政治以及思想问题的观点陈述出来，并尽力去理解人与其环境和文化的关系、历史与文化改造的本质，以及中国在它必然要进入的新时代中的前途等等问题。

在胡适对这些具有普遍意义的问题所发表的见解中，表达了无论是他的对手还是他的朋友都常常将其归结为“自由主义”的观点。承认这个名称是有很充分的理由的，而且我也是这样做的。然而，在这一点上，我却不打算对这个我认为是含糊和带辱骂性的术语做解释。我认为，关于自由主义意味着什么，现存的非常普遍的理解(就个体在政治上的权力、法律准则、政治进程中的理性等等方面都是如此)足以在一般概念的水平上对自由这个概念做出充分解释。但我相信，就胡适的思想和他的时代的特殊情况而言，自由主义所意味着的东西，本书的下列论述会对此做出充分的(即使是尝试性的)回答的。

胡适的主张是他自己的主张。他不是他那个时代的政治运动之内或之外的任何有正式组织的“自由派”集团或党派的代言人，他也没有自称是这样一个代言人。然而，他的观点常常与要在本书提及的那些人的观点是一致的，也许对那些人的思想也有过影响。

胡适是一位学者——就他所受的教育和所从事的职业来说，而且，有时把中国的自由主义者说成是一个集团也是很自然的。胡适能从中找到思想友谊的大部分人，在经历上和职业上都与他很相似，特别是在1920年以后。许多人都是教师、学者或时事评论家——相当多的人都像胡适那样，三者集于一身——这些人都是在欧洲和美国的各个大学受过教育的。他们是些在中国的大学校园和大城市中比在其偏僻地区更觉得自在的杰出知识分子和世界主义者，他们也是些不仅能对没文化的、理智上被动的农民大众，而且也能对那些有文化的、可塑性强并能自如表达自己思想的大中学学生传播自己思想的成熟的思想家。在本书的几个地方，我已试着把胡适的思想对这个庞大集团的代表程度表现出来了。虽然我有时把这些自由主义者说成是一个集团，然而，我希望，这不会造成这样一种印象，即这些人对他们的集体性特征的意识比实际情况更强烈。

我当然也不会断言，在胡适思想的研究中就已经把现代中国的自由主义的历史充分讲述出来，或者可能充分地讲述出来。如果写成一部完全的叙述，那就必须要把那些在一种对中国人民之痛苦的人道主义忧虑影响下比胡适更为激动(或表面看来如此)，因而其义愤的情感比胡适更为深刻的人都包括进来。在那样一部书中，也必须要把这样一些人描述出来，即那些通过群众教育和乡村改造运动，或通过建立生产者合作社等组织的行动而亲身卷入到反对群众贫穷、疾病、无知的日常斗争中的人——对这些邪恶的力量，胡适只是在抽象概念的高度上来承认的。

然而，我希望，当这本书展现在人们面前时，我们就会清楚地看到，在我们面前的是一颗对许多与现代自由主义精神紧密相连的价值准则十分敏锐、领悟深刻的心灵;我们是与一位不倦地、富有创造性地谈论着理想的人在一起的，甚至在今天，这些理想仍是被许多人所珍爱的抱负。总的来说，这是一个令人悲哀的故事，一方面是因为这个故事是被20世纪前半纪的中国历史的巨大悲剧气氛所笼罩着的，另一方面是由于前面所说的个人的原因造成的。当他处在其顶峰状态时，胡适是一位优秀的富有理性的人物。可能，正像亚历山大·赫尔岑在一个多世纪以前所写下的那样，“理性总是要退却的;它总是很少得到重视的。就像北极之光，它照亮了广袤的地域，但它自己却只能存在短暂的一瞬。理性是最后的努力，进步几乎难以抵达的顶峰:因而它又是强大的，但它抵抗不住拳头”^[1]。

从我开始这项对胡适的研究以来，先是产生了我的博士论文，最后又形成现在这部专著，我得益于许多人的慷慨帮助。在这里向所有帮助我的人一一致谢是不可能的，但有些人是不能不提到的。

我很高兴终于能有这样一个机会向费正清(John K. Fairbank)教授表达我的感激之情，感谢从我开始现代中国史研究以来他为我做的一切，感谢他对这个令人沮丧又令人着迷的领域中的一名学者所遇到的那些难题的准确无误的洞察力，尤其要感谢他那经常的、善意的鼓励，没有这些鼓励，这本书是写不出来的。我也深深感激本杰明·I·史华茨教授(Benjamin I. Schwartz)，他的教诲与学识，为我在对思想及其思想在历史中的地位的研究中树立了一个正真、谦虚和富有洞察力的榜样。我也要感激另一位前任导师L. S.杨教授(L. S. Yang)，在大量的事实和翻译问题上，他给我许多正确的指导。我也希望向C.马丁·威尔伯教授(C. Martin Wilbur)表示感谢，感谢他允许我利用了哥伦比亚大学口述史工程(Oral History Project)未经出版的档案材料，没有这些档案材料，我对胡适生平中的有机联系的理解可能会更为贫乏无力。我愿意感谢多萝西·博格博士(Dorothy Borg)、张佛泉教授、周策纵教授、贝特西·菲茨杰拉德小姐(Betsy Fitzgerald)、迈克尔·加斯特教授(Michael Gasster)、斯坦利·格里菲思先生(Stanley Griffith)、塔马拉·黑尔文教授(Tamara Harevan)、约翰·伊斯雷尔教授(John Israel)、林毓生教授、艾伦·B·林登教授(Allen B. Linden)、莫利斯·迈斯纳教授(Maurice Meisner)、戴维·T·罗伊教授(David T. Roy)、欧文·J·舒尔曼教授(Irwin J. Schulman)、殷海光教授、感谢他们引导我查阅了我可能会忽略的原始材料，并在共同关心的问题上与我交换了意见，对我个人的思想及其表述提出了必要的批评。我也想感谢巴里·基南博士(Barry Keenan)，感谢他把某些他自己对杜威在中国讲演的研究成果提供给我。

我在布朗大学的同事利·E·威廉姆斯教授(Lea E. Williams)、苏姗·汉·马什博士(Susan Han Marsh)通读了全部手稿并提供了许多宝贵的评论。布朗大学洛克菲勒图书馆的多萝西·戴小姐(Dorothy Doy)和蒋爱民先生，在本书的收尾阶段做了大量的工作，以至为我减轻了研究负担。我的父亲保罗·A·格里德对手稿进行了细心的审阅，并以他对英语语言的良好辨别力，为本书增色不少。

最后，我对妻子埃尔莎(Elsa)的感激是我难以表达的，我感激她在一种几乎是没完没了的、必须倾注全部精力的工作上，以及在许多其他的事情上所表现出来的坚韧和愉快的支持。

在这项研究和本书写作的各个不同阶段，我得到过福特基金会(Ford Foundation)、国内大学中国人职业训练方案(Inter University Program for Field Training in Chinese)、社会科学研究理事会现代中国问题联合委员会(the Joint Committee on Modern China of the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Council)、哈佛大学东亚研究中心(the East Asian Research Center at Harvard University)和布朗大学夏季津贴委员会(the Commit- tee on Summer Stipends at Brown University)的经济资助，在此对所有这些机构表示衷心的谢忱。

倘若没有上面提到的这些个人的与机构的帮助，以及其他许多虽未在这里指出姓名但却应该记住的人的帮助，这本书就不会问世。但毋庸赘言，他们当中的任何一个人和任何一个组织，都不应在任何方面对我发表的观点，或对我可能在史实上或评判上造成的错误负任何责任。

杰罗姆·B·格里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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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 亚历山大·赫尔岑:《往事与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