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录C 中国共产党对胡适的批判
附 录
附录A 胡适生活中的妇女
对胡适在他的生活中与两个女人，他的母亲和他的妻子的关系进行精神分析的研究，如果处理得当，而且有充分的(而且是可充分说明问题的)资料，那也许会得出令人感兴趣的结论。遗憾的是，我既未受过这种训练也无意于这样一种研究，而且在我写这部书的时候，我也未曾利用过能深入这个隐秘领域的有关资料。胡适的自传是相当温和及富于感情的。他的学生日记又太多，各种偶然经历的记录不足以供我们对日记作者的心理进行慎密的思考。当然，人们也许会感到奇怪，在一种对父亲的影响高度重视的文化中，一个缺乏严父训导的家庭是怎样影响了胡适对待权威的思想的呢？人们也可以推测，如果他的母亲并不执意要作她的孩子的道德品质上的惟一保护人和良师益友，并且承担了他的全部物质生活负担的话，胡适对他母亲的态度也许会不同的，尽管还是那样的恭敬顺从。在很多方面，胡适度过了他的早年生活的环境都是不寻常的，而且这个环境无疑在他日后生活的气质上留下了印迹。
关于他的婚姻问题，胡适的学生日记虽只提供了些没有条理的线索，但却多少揭示出了他的强烈的内心冲突。关于婚姻是否应以思想上的一致为基础的问题，他自己苦苦思忖了很长一段时间，而且我们也有理由假定他的“社会不朽”理论(见第四章)至少部分地是产生于为了寻求勇气的某种个人需要的:1914年，他列了一份“当代世界不婚之伟人”的名单(笛卡尔、斯宾诺莎、康德、霍布斯、洛克、赫伯特·斯宾塞、牛顿、亚当·斯密、伏尔泰、威廉·配第、加富尔、吉本，以及其他一些人)。[1]我们也有证据说，胡适在康奈尔大学的一位教授的女儿伊迪丝·威廉斯确对他有过强烈的吸引力，也许他也曾深深地爱过她。胡适在绮色佳生活的最后一年，威廉斯小姐正在纽约学习艺术，她曾竭力培养过他对现代艺术的兴趣，而且取得了某种成功。而且，颇具讽刺意味的是，正是伊迪斯送给了他一册莫利的《论折中》，以帮助他顺从他母亲的意愿。在他决定要于个人生活上“从东方人”后几个月，他写信对他母亲说:
信〔前一封信〕内所言冬秀之教育各节，乃儿一时感触而发之言，并无责备冬秀之意，尤不敢归咎吾母。儿对儿之婚事并无一毫怨望之意。盖儿深知吾母为儿婚姻一事，实已竭尽心力，为儿谋美满之家庭幸福;儿若犹存怨望之心，则真成不识事势、不明人情、不分好歹之妄人矣……今日女子能读书识字，固是好事;即不能，亦未为一大缺陷。盖书中之学问，纸上之学问，不过百行之一端。吾见能读书作文，而不能为贤妻良母者多矣;吾又何敢作责备求全之想乎？……伉俪而兼师友，固属人生一大幸事。然夫妇之间，真能学问平等者，即在此邦亦不多得，况在绝无女子教育之吾国乎？儿若悬智识平等四字为求偶之准则，则儿终身鳏居无疑矣。[2]
尽管在教育上和经历上的差距使江冬秀不可能直接参与胡适后来的活动，但他们的婚姻证明，他们是长久的和感情深笃的一对。他的未发表的日记时常提到她在家庭中的作用，以及她在非正式的社交场合的作用。胡适在婚前和婚后不久(他们是[1917]年年底完婚的)写的两首诗，足以令人联想起他对待他的新娘的态度:
病中得冬秀书[3]
(一)
病中得他书，不满八行纸，全无要紧话，颇使我欢喜。
(二)
我不记得他，他不认得我，我总常念他，这是为什么？
岂不因我们，分定长相亲，由分生情意，所以非路人？
(三)
岂不爱自由，此意无人晓;情愿不自由，也是自由了。
新 婚[4]
“十三年没有见面的相思
于今完结。
把一桩桩伤心旧事，
从头细说。
你莫说你对不住我，
我也不说对不住你——
且牢牢记取这12月30夜的中天明月!”
1918年夏，在北京女子师范学校作的一次题为“美国的妇人”的讲演中，胡适蔑视地谈到，“近来的留学生，吸了一点文明空气，回国后第一件事便是离婚，却不想想自己的文明空气是机会送来的，是多少金钱买来的;他的妻子要是有了这种好机会，也会吸点文明空气，不致于受他的奚落了”[5]。
最后，提一下以下这件事也是很有趣的，也许也是很重要的。[1918]年底，胡母去世，胡适便利用这个机会做了很多违背传统葬礼礼节的惊人之举，并且广为宣传。[6]因而，这位固执于旧传统的妇人，生时由于对他的儿子影响力太大，以致反未阻止了她的儿子对旧传统的攻击，死时却作了儿子攻击传统习惯的标志。
附录B 出席第八届世界学生联合会大会的中国代表团，1913(略)
附录C 中国共产党对胡适的批判
1962年2月胡适突然去世，在台湾成了一个倾泻巨大情感的时刻。相反，在中国大陆，这个事件并不是没引起过哀悼，而只是没有什么官方消息报道就过去了。在大陆，胡的讣告早已写好了:在50年代，在北京政府的倡导下进行了一场断绝与过去的关系和名誉诽谤的战役，这场战役的发动是非常彻底的，集中了一切知识分子的才智和政治的抨击，以及一切必然要用的手段，而胡适就是这场战役的靶子。当然大陆上也有这样一些人，胡适的死讯把他们带入了遥远的各个不同时期的回忆之中。胡适的许多老朋友，他以前的同事和学生1949年都在大陆留了下来，他们抛弃了旧政权那些他们极为熟悉的不利条件，而选择了新政权吉凶未知的前途。高一涵、陶孟和、周作人、钱端升、梁漱溟、罗尔纳、顾颉刚、俞平伯、张奚若、罗隆基——像他的小儿子胡思杜一样，这些人，还有许多别的人，在他走后都留在了大陆。至少，对他们当中的一些人来说，他们与胡适的旧交这个沉重的负担几乎是难以忍受的。
1949年后，胡适领受到共产党人的冷遇当然不是一件新鲜事情。早在1922年，当他用《努力周刊》来支持王宠惠的“好人内阁”时，他就遭到过共产党的正式机关报《向导周报》的攻击，由于他与军阀政府取得调和的愿望，他被斥为“小资产阶级的和平主义者。”[7]
20年代初期，北京的自由主义者们所遭到的他们的左派朋友的奚落，在本书的其他地方我们已经提到了(见前第六章注)。在整个20年代和30年代中，随着温和派和激进派之间的裂痕日益扩大以致成为不可逾越的鸿沟，共产党人对胡适的阶级观点、政治关系以及他与西化教育机构的关系进行的批判也变得更尖锐了。30年代，郭沫若，这位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和文学家，就是用如下这些话概括了共产党人对胡适观点的看法的，“博士先生，老实不客气地向你说一句话:其实你老先生也就是那病源中的一个微菌。你是中国的封建势力和外国的资本主义的私生子……要举实证吗？好的，譬如拥戴你的一群徒子徒孙，那便是你一边的封建势力;替你捧场的英美政府，那便是我们所说的帝国主义者”[8]。
在[1933]年出版的一部对胡适的学术成就和哲学进行了全面批判的著作中，叶青，一个多少有些非正统观点的马克思主义作者评论说，在当代中国，有三个普遍受人们欢迎的知识分子应值得共产党人给予批判性的重视;梁启超、陈独秀、胡适。叶青说，三人之中，胡适是最危险，因为梁已死去，陈尽管还活着，但自他被开除出共产党后，他的影响已衰落了。叶青论辩说，只有胡适的影响还在不断扩大;他还估计说，至少有一千万年轻人读过胡适的著作，而且迷恋着他的思想。[9]然而，事实上，在叶青对胡适的批判出版的时候，胡适对中国青年一代人的思想影响可能已经在不断地减弱着了。而被围困在西北避难所的共产党，也并未把胡适看得特别重要，并不认为值得特别指出共产党对他的原则的反感。而就胡适来说，在30年代，他也几乎未关注过共产党人什么事情。他在《独立评论》中很偶然地几次提到共产党人时，也总是很尊敬他们的，有时是非常礼貌的——例如，[1936]年成立了统一战线后，他用最高的尊称将周恩来称为“周君”、“周先生”，在他的文章中，我还没发现过对其他人用过这种称呼。[10]
在战后的年代中，共产党人非常轻率地把胡适斥为“腐败与绝望之反革命阶级”及其美国支持者的代理人、他们“欺骗中国人民”阴谋的心甘情愿的爪牙。[11]因而，实际上在共产党人[1949]年夺取政权之前，胡适已被缺席宣判为值得中国的新统治者竭尽全力给他直接定罪的显要人物。
共产党政权建立后不久，就出现了最早的对胡适的批判，虽然这次批判本身对于随后反对他的那场运动来说仅具有边缘性的意义，但它却预示着此后的那场运动。[ 1950]年秋，胡思杜写了一篇自我批判的文章，被大陆出版界广为宣传，这并不是因为该文作者的名望，而是因为它可作为攻击老胡的一件工具。胡思杜把他的父亲写成是“一个破落官僚家庭”的子孙，一个在他的学生时代曾被险恶的美国影响弄得“眼花缭乱”并“很快便被征服”因而又变成“一个资产阶级分子”的柔顺人格。回国后，他又徘徊在那个时代的统治者当中，希冀着他的进化主义能被他们采纳……软弱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从不敢反对其“政府”。他，像所有他那个阶层的成员们一样，低首屈服于反动的政府，并求助于蒋介石来实践他的改革学说。作为“帝国主义者的驯服工具”，胡适怂恿了对中国的文化侵略。作为蒋介石的驻华盛顿大使，他为蒋介石谋得了用来打击共产党人的武器。最后，胡思杜谴责他的父亲在看到“人民就要取得胜利”的时候，选择了流亡一途，宁愿过“白华”的生活。胡思杜最后说:“今天，我决心背叛自己的阶级，我感到与我父亲划清界线是很重要的……我必须与工农阶级建立紧密的关系。”[12]
最后这几句话清楚地表明，胡思杜攻击其父的主要目的是为了恢复他自己在思想上的和政治上的权利。很可能，在参加1951—1952年反胡适运动的人中，也有一些抱有类似动机的人。但在这个问题上，也有一些其他的考虑。共产党人一方面极为需要这些旧政府遗留下的身受美国教育的知识分子为他们服务，一方面也需要找到使这个潜在的冷漠无情的团体变成政治上的无害之物的手段。这样，胡适，这个他们当中一些人的朋友，这个他们无人不晓的人物，就成了便利的威慑别人的例子。在专为讨论胡适对中国知识分子的有害影响这个目的所设的论坛中(一个由以前高度得到人们尊重的自由独立的报纸——上海的《大公报》主办，另一个在北大)，许多他往日的朋友都出来公开忏悔他们以前对他的尊重。沈尹默，这个五四时代在北大教授中文并与胡适共同担负《新青年》编辑之责的人，此时却出来回顾说，胡适是个爱表现自己的人，“爱出风头的人”，“趋炎附势的人”;一个极端自以为是的人，一个善于宣传，“善于自吹自擂的人”。在很多他只起了很小作用的事业中，他总是自居有功。照沈尹默的说法，白话运动就是例证——实际上，这个运动最初是由陈独秀提出的。[13]顾颉刚，胡适最早的、也是颇受宠爱的学生之一，此时则谴责他的老师把他变成了一个“修正主义者”，窒息了他的“革命觉悟”，而且总是企图给他灌输“群众不仅愚昧而且危险”的思想。顾说“他绝不认识人民，一贯脱离群众”，“一定走上反人民，反革命的道路”。[14]
第一次反胡运动为时很短。接着进行的是针对官僚主义的群众运动(即所谓“三反”、“五反”运动)，而且造成了一种充斥着“抗美援朝”宣传的环境。反胡运动的中心设在北大并不令人惊异，因为胡适与这所大学的关系很密切，时间也最长久;而且这场运动也只涉及与胡适有过某种关系的少数人。
然而，1954—1955年，共产党人对胡适又发起了另一次进攻，这次运动的含义比上次广泛得多，其领导力量也比上次更为有力，但其根本目的却与上次是一样的。正如《大公报》的一篇社论所抱怨的那样，尽管共产党政权已尽了一切努力，但那些受过美国教育的或由受过美国教育的中国老师教育出来的知识分子，仍然“未能培养出对美国的仇恨”。“留学梦”仍在顽固存在着;“‘名誉’‘地位’仍是把学生变成资产阶级‘学者’的诱饵……〔他们〕在被个人的名誉利益腐化着”[15]。这样，这位已遭到过鞭笞的归国学者的原型人物便再次被抬出来作靶子。
这第二次反对胡适的运动很快就表现出了令人生畏的规模。然而，它却是以一种独特的拐弯抹角的方式开始的。1954年9月，两个山东大学毕业的无名小卒在该校的文学杂志上发表了一篇题为《论〈红楼梦研究〉及其他》的论文。他们批判的目标是俞平伯对18世纪的伟大小说《红楼梦》的文学手法的研究。俞平伯年轻的时候曾与胡适一起对这部小说作者进行过研究，此后，他自己也对这个问题写过一些研究论文。现在，他受到的谴责是忽略或颠倒了这部小说的社会意义。在这两个年轻人看来，这部小说的社会意义是它描绘了一个富有的特权家庭的衰败。显然，从共产党人的观点来看，《红楼梦》是对腐朽封建社会的抗议。俞平伯在某种程度上得到了原谅，因为他只是未明确把这个问题揭示出来，他这样做也只是出于无知。但他那位旧日的导师却不能轻易放过。对《红楼梦》的再评价很快就形成了一场对胡适的学术成就的攻击，许多这个政权的一流文学名人都卷了进来:郑振铎，中国作家协会古典文学部主任;周扬，文化部副部长，全国文学艺术联合会副主席;老舍，“人民艺术家”称号的获得者，北京文学艺术联合会主席(他的作品《骆驼祥子》和《黄色的风暴》是美国读者熟悉的)。[16]
到1954年年底，共产党领导人对《红楼梦》的文学和社会意义可能具有的兴趣此时也大部分变成了对个人经历的兴趣了，胡适本人就成了他们关心的主要目标。12月，成立了“胡适思想调查批判委员会”，该委员会是在中国作家协会和中国科学院的联合倡导下组建的。其成员有:郭沫若，中国科学院院长;茅盾，中国作家协会主席兼文化部部长;艾思奇，老牌理论家和党的理论期刊《学习》的主编;此外，还有北大校长，北京《人民日报》主编，以及其他一些具有相似地位的名人。为了进了政治、文学、哲学，以及教育诸方面的调查，又成立了各种次一级的委员会。在1955年初的几个月中，在这些团体领导下组成的各个论坛出版了它们的调查结果。1955年前半年，像《历史研究》和《学习》这类重要杂志的主要篇幅所载的都是对胡适的批判。7月，艾思奇写了一篇文章，论述了这场运动，作为它的发起人重视这场运动的最终证明，该文发表在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理论杂志《共产党人》上。[17]为了毁掉胡适的名声，抹去他要求赞美受过西方训练的知识分子之主张的最后一点残迹，北京政权显然是准备要尽其一切必要的力量的。
这场对于一个单独个人的生平和著作的大规模进攻，触及了他的生平的每一个部分，向他的著作的每一个方面提出了挑战。胡适的哲学，他的学术成就，他作教师和教育行政人员的生活经历，他的政治观点和政治关系——所有这一切都遭受到了严密的和批判性的查验。其中的很多论点都是仅凭个人偏见出发的，而且大部分批判文章都没有超出新闻性卖文之作的水平。然而，其中也有些例外:有些理论性的论文显然是带着严肃的目的撰写的，在这些文章中，胡适的实用主义是被用列宁在1909年出版的《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中批判马赫的一些特别意义的术语而与资产阶级文化联系在一起的;[18]有些企图进行传记性论述的著作，虽然存在着严重的偏见，但仍不失为前后一贯的和认真提供了文献证明的论著。[19]对于胡适的政治活动的批判主要集中以下两个问题上，一是他的政治友谊的那种令人讨厌的本质，二是自由主义在理论上的缺点。当然，人们也集中了大量的精力，批判了他与美国的种种联系，他“崇拜美国”的倾向，以及他作为一个“买办学者”和美国“文化帝国主义”代理人的立场。不论他与国民党统治的和解来得多么迟，人们也决不会放过对此的批判的，而且他的政治重要性被人们毫无理由地夸大了——郭沫若竟然说胡适和“蒋介石两人一文一武，难兄难弟”[20]。与此同时，他对于新文化运动的积极贡献也相应地被贬低了，而且，此时在李大钊和鲁迅这类辉煌人物的光芒的反衬下，胡适至多只是新文化运动中的次要人物。(有趣的是，共产党人后来又对此稍做了些纠正。在1957年出版的一部关于19—20世纪思想史的资料集中，也收录了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和《问题与主义》等几篇论文，并附有一篇简短的传记性说明，坦诚地说，尽管他的政治观点是可怜的，但“客观上对当时的新文化运动也起了一些启蒙的作用”。)[21]
从很多方面来说，这场反对胡适的运动给人造成了这样一种印象，共产党人正在用他们那最沉重的棒子抽打一匹死马，至少在一位局外人看来是如此。然而在一方面看来，这场批判是与当时的现实密切相关的。在整个这场运动中，人们对胡适的学术成就倾注的很大精力并不全是在于要推翻他的学术结论，而是怀疑他的动机。人们一再谴责他潜心学术研究只是为了“提高北大的威望，迎合反动统治阶级的装门面的需要，扩大他自己作为一个教育工头的影响”[22]。有些人则领悟出了甚至更阴险的目的:“胡适的阴谋是让青年们沉浸于支离破碎的考据，相信一个字古义的发明其价值等于发现一颗恒星。这样才能使青年们远离马克思主义，不去接受唯物主义的历史观点;才能使他们脱离现实，脱离革命。”[23]对于出于信念和出于需要而坚持教育必须“为革命服务”之观点的共产党人来说，胡适的阴谋中这种阴险的罪恶是怎样强调也不会过分的。
到1955年夏，第二次反胡运动进入了它的正常轨道;为了继续进行这场反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斗争，人们又找到了新的牺牲品。[24]这场运动的无形的影响也许至今仍是一个应当思索的问题。如果共产党人仅只是要缩小作为一个个体的胡适形象的话，他们也许已取得了相当的成功。如果照我的看法，他们的主要目的是要让受过西方教育的知识分子追随他们，并要一劳永逸地根除这些人通过他们的教育所接受的，并在某种程度上是由胡适所代表的一切专业的和个人的价值准则的话，那么，这场运动的成功似乎就颇成问题了。在1955—1956年冬开始的那场百花齐放的运动中，他们当中的很多人对北京政权的批判雄辩地证明，这些价值标准在那个时候还是存在的——尽管参加1956年鸣放的知识分子中没有一个人在他们的事业中提到胡适的名字。这场反对胡适的战役的有形的结果，是很容易衡量的;即一些著作和大量的论文和小品文，其中仅有一部分于1955年汇集出版，总题为《胡适思想批判》，洋洋八大卷。
在他的晚年，胡适总是骄傲地指着这所诽谤性文献的小型图书馆温和地说，他还从未得到过如此的殊荣，他那永久性的影响的一切令人信服的证据全部汇集于此了。我认为，追溯往昔，如果胡适以为共产党对他的攻击恰以某种方式证明了他的哲学原理的合理性的话，他就想错了。但在一个更广泛的意义上，他也许是对的。反对他的运动主要是共产党人的一种手段，他们主要是想用此来加强一下他们的观点:知识分子是政治的仆人，而不是其主人——而这正是胡适及其自由主义小圈子在20年代和30年代向其挑战的一种观点。否定胡适的企图表明，在意识形态的要求与那些具有技术能力的人的要求之间，一直存在着一种紧张关系:用共产党的术语来说，即“红”与“专”之间的紧张关系，而若从令人震惊的“文化大革命”的历史来评价的话，这仍是一个尚要解决的问题。
早在胡适逝世之前，中国共产党人就在庆贺他的死亡了。在他们认为最适当的时候把他处死之后，他们也有权在符合他们目的的时候又让他复活。1966年春，当文化大革命正在聚集力量的时候，胡适的阴影又再一次降到了一位老朋友的头上。在这次大清洗的最早的一批牺牲品中，就有历史学家吴晗。吴晗是《海瑞罢官》的作者，这出戏所描写的是一位明代的正直官吏企图给他那个地区的农民带来正义的故事。吴晗的批判者们谴责他是要“借古讽今”;而当控告他的这个案子已成立的时候，在他的其他罪恶中，人们又发现，吴晗还有过赞美胡适的罪恶。实际上，在20年代后期，当胡适在中国公学作校长的时候，吴晗是该校的学生;而在30年代初期，在胡适重返北大之后，吴晗在清华作研究生，他们二人不时有着信函的往来。1966年的《人民日报》上刊出了他们往来信件的摘录，作为吴晗屈从于胡适的有害影响的“铁证”。他们的信件的颠覆作用不过是互相交流些明史研究中的一些非常出色的观点，但这没什么关系。[25]任何借口都不过是为政治服务而已。
【注释】
[1] 《日记》，441—442页。
[2] 《日记》，647—648页。该信写于1915年5月9日。
[3] 钱歧波:《现代中国文学史》(增订版，香港龙门，1965)，425页。
[4] 胡适:《新婚杂诗五首》，《新青年》，4卷，4号，311页(1918年4月)。
[5] 胡适:《美国的妇人》，《胡适文存》，4集，924页。
[6] 胡适:《我对丧礼的一点意见》，《新青年》，6卷，6期(1919年11月);《胡适文存》，4集，997—1016页，在此题目改为《我对于丧礼的改革》。
[7] (张)国焘:《我们对于小资产阶级和平派的劝告》，《向导周报》，13号，105页(1922年12月23日)。
[8] 郭沫若:《革命春秋》(上海，1956年)，155—156页。
[9] 叶青:《胡适批判》，1—2页。
[10] 胡适:《编辑后记》，《独立评论》，237期，18页(1937年5月7日)。
[11] 新华社编辑部:《旧中国正在死亡，新中国正在前进》(“An Old China is Dying， a New China is Marching Ahead”)，1948年5月;《白皮书》，862—863页。
[12] 胡思杜之自我批判的译文曾载于《香港精英》，1950年12月24日;后又录入爱德华·亨特(Edward Hunter)的《红色中国的洗脑运动》(Brainwashing in Red China)(纽约，凡加德，1951年)，303—307页，此处引文摘自该书。
[13] 沈尹默:《胡适这个人》，《大公报》，1951年12月16日;《时事背景》，167号，3—5页(1952年3月25日)。
[14] 见《大公报》，1952年3月27日;《时事背景》，182号，5—9页(1952年5月15日)。
[15] 见顾颉刚:《从我自己看胡适》，《大公报》，1951年12月16日;《时事背景》，167号6页。
[16] 对《红楼梦》的再评价以及与此相关的一些问题的简要论述，参看杰罗姆. B.格里德《中国共产党对〈红楼梦〉的批判》，《中国论丛》，10期，142—168页(1956年)。
[17] 艾思奇:《新中国反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斗争》(“Bor’ba protivburzhuaznoi ideologil v narodnomKitae”)，《共产党人》，11 号，86—96页(1955年7月)。
[18] 马列主义哲学家们一般总是把马赫的“科学实证主义”与“实用主义”等同起来。参见M. 罗森塔尔(Rozental)和P. 尤金(Yudin)编《简明哲学辞典》(Kratkii filosofskii slovar)(莫斯科，1952年)，402页;张如心《批判胡适的实用主义哲学》(北京，1955年)尤见第四章。马列主义哲学认为，实用主义的缺点在于它“否认任何独立存在的客观实体和所有人类经验”，因而，“不可避免地也要否定任何客观的必然性……不承认假定这样那样的事件或过程必然要发生的必然性”;“否认任何客观知识或客观真理，因而也否认对自然与社会现象的预言和控制的任何实际的可能性”;以及“断言特定目标的成功实现……是对思想或原理之有效性的唯一检验”，而且是它们的“真理”的唯一意义。由于马克思社会假说的教条主义本质，所以，其中的中心问题就是对真理之实用主义之解释的反驳。马克思主义哲学家认为:“尽管只能在实践中发现我们思想的真理性的检验，但从长远来看，就它们是真理而言，它们是起作用的，而非如实用主义所认为的那样，因为它们起着作用所以它们是真理。”参见H. K. 韦尔斯(H. K. Wells)《实用主义，帝国主义哲学》(Pragmatism， Philosophy of Imperalism)(纽约，国际出版公司，1954年)，9—10页。
[19] 参看侯外庐《揭露美帝国主义奴才胡适的反动面貌》，载《胡适思想批判》(北京，1955)，3集，17—83页。该文声称在很大程度上是以胡适1948年12月离开北平时留下的手稿、信件、及文献资料为根据的。
[20] 引自范文澜《看看胡适的“历史的态度”和“科学的方法”》，《历史研究》，3期，18页(1955年)。
[21] 石峻辑:《中国近代思想史参考资料简编》(北京，1957年)，1273—1274页。
[22] 此处引语实出于1951—1952年的反胡运动;参看天津《进步日报》，1951年12月13日;《时事背景》，167号，11页。在1954—1955年的批判中，这种观点也是不断出现的。
[23] 周一良:《西洋“汉学”与胡适》，《历史研究》，2期，1—2页(1955年)。
[24] 这场对于胡适的攻击后渐渐演变成一场大规模的反胡风的运动，胡风是一位作家和一 位长期的共产主义的同情者;1955年夏、秋，对于胡风的攻击就已在北京政权的文化领导尚未注意到的时候就出现了。参看默尔·戈德曼(Merle Goldman)《胡风与共产党文学权力机关的冲突》(“Hu Feng’s Conflict with the Communist Literary Authorities”)，载《中国季刊》，12 期，102—137页(1962年)。
[25] 参看史绍宾《胡适与吴晗》，《人民日报》，1966年4月13日;史绍宾《吴晗投靠胡适的铁证》，《人民日报》，1966年6月3日。亦可参看小斯蒂芬·乌哈利(Stephen Uhalley)《文化大革命与对“三家村”的攻击》，《中国季刊》，27期，149—161(196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