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文学革命
“如今我们已回来，
你们请看分晓吧!”
胡适在1917年3月的日记中记下了这句话，说这句话可作印在这代归国学生旗帜上的座右铭。[1]事实上，甚至在胡适离开美国之前，他的名字已为《新青年》的读者们所熟悉了(《新青年》是中国最重要的反映激进思想的杂志)。1916年冬和1917年春，在《新青年》杂志上刊出了从他的学生日记《藏晖室札记》中选出的大量摘录，以及从他早期试写的白话诗中选出的样诗和他翻译的莫泊桑、泰来夏甫的短篇小说。更重要的是，他在《新青年》上发表了两篇对他返国后在其中起了重要作用的那场文学运动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的论文。第一篇是《文学改良刍议》，发表于1917年1月;第二篇是《历史的文学观念论》，发表于同年5月。在1917年2月的一期《新青年》上，该刊主编陈独秀采用了胡适的“刍议”，并将这些刍议转化为进行“文学革命”的号召。这一期杂志迅即激起了很大的反响，有批评也有同情。到胡适在7月抵达上海时，这场“文学革命”已是轰轰烈烈了。
胡适一直为他作为这场运动的发起人所起的作用感到骄傲，而且比起他其他的种种努力来，这点也是尤应值得人们纪念的。然而，本文以下所要论列的则主要是在胡适有关文学改革、他的一般的改良哲学以及他对历史传统与进化和革命变革过程关系的看法等著作中所表现出来的那些东西，而不是这场文学革命本身。
总的来说，“文学革命”概括描述了随着胡适“刍议”的发表，始于1917年并在此后的几年中导致了学校、报刊、杂志以及新文学作家接受了比古典语言更接近普通口语用法的新语言等一系列事件。[2]最初，这场革命仅是一场反对古旧书面语言形式即“文言”的运动，这种文言，19世纪的西方人恰当地把它称做是一种远离口头语言的深奥的表达媒介。
但是正如这场运动的拥护者和反对者从一开始就知道的那样，这场文学革命本身具有着深远的社会含义和政治含义。中国的古文不仅是由许多世纪的传统和很多人对其文学特质的真诚崇敬所维持着的，而且也是由一些重要的社会原因所维持着的。深入学习复杂的古汉语是令人痛苦的，也是缓慢的。对于古汉语本身、它的语法规则，以及由古文写成的文献的掌握，可能会占去一生的大部分时间。在过去的中国，报酬与成本是相当的，因为通过科举考试制度，识文断字能给极少数拥有闲暇和从事文化学习才能的人带来文盲大众所无法染指的高贵社会地位和取得政治权力的途径。因而，这种书面语言，与其他任何制度一样，维护了传统中国中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之间的等级界限。甚至在旧的政治制度于1911年崩溃之后，古文言的遗存不仅确保了传统文化的存留，而且保证了传统社会态度的永久延续性。所以，这场文学革命的目标就远远超出了对一种文学风格的破坏。这场革命的反对者所保护的是一个完整的社会价值体系。[3]而反对文言之僵死古风与旧文学之陈词滥调的文学革命的拥护者，所抛弃的也是一个完整的文化与社会遗产。
20世纪最初十年的后期，这场生机勃勃的反传统运动之物质的与精神的中心就是国立北京大学。1917年秋，胡适入北大文学系，教授中国哲学和西方哲学。1916年年底以后，蔡元培(1868—1940)任北大校长，他为把北大提高到其学术上和思想上的杰出地位做出了重大贡献。他的愿望是把北大建成一所真正自由的学校，一所能容忍所有观点的学校。由于他本人就是某种意义上的激进派，一位转向革命的古典学者，所以毫不足怪，北大在他的主持下很快就成了怀疑派和反抗者的聚集之地。1917年，陈独秀(1879—1942)这位受过日本和法国教育的《新青年》杂志的创办人和主编，被任命为文科学长。李大钊(1889—1927)与陈独秀一起成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早期中国皈依者。1918年初，他任北大图书馆馆长，后来入法学院。教授语言学的钱玄同(1887—1939)是一位古汉语语言学家，章炳麟的门徒，他自称自己是“钱疑古”。“他也是最早涌现出来的和最热情的新文学支持者之一。”在北大的教员中还有受过英国训练的社会学家陶履恭(字孟和，1887—1960)，以及在日本接受过教育的政治学家高一涵(1885—？)。在北京的还有，既在北大教书又是与北大集团来往密切的作家周作人和比他更有名的兄长周树人(鲁迅)，周作人是位相当有才华的散文作家。在1917—1920年之间芸集北京的正是这批非凡的青年人。[4]26岁的胡适是其中最年轻的人物。但是，他那无可怀疑的受过西方教育的归国学者身份，他在北大的地位，以及他与《新青年》的联系，都标志着他是这个虽然规模较小但却条理分明、影响巨大的先锋派的天然领袖。他知道，无论他说什么都会引起人们的关注——至少在那些日子里——也会得到人们恭敬的聆听。
当胡适与陈独秀在1917年春把语言改革当做一个问题提出来的时候，这个问题并不是一个新的问题。自本世纪初年由于被日本对俄国的胜利所震动，中国学者开始认真考虑文字改革的建议以来，人们就已把它作为更广泛的教育现代化问题的一个方面来讨论了。虽然总是没有什么明确的结论，但人们却为中国文字的拉丁化提出了种种方案。与此同时，把白话用做一种教育手段也日益得到了人们的承认。在革命前的十年中，许多意在向“无知的群众灌输新思想”的学生出版物就已普遍地使用白话了，例如胡适在上海编辑过的《竞业旬刊》。正是凭借着这个背景，胡适才在美国留学的那几年中开始考虑文学革命的问题。[5]
令人惊异的是，一场在短短几年之中就造成了如此广泛的兴趣和热切情感的争论竟源于一件微末小事。作为一名庚子赔款生，胡适每月都要从华盛顿的中国公使馆领取一笔生活津贴。负责邮寄津贴支票的公使馆秘书是一位性情严肃不苟的中国基督徒，每次他都在信封内塞进些简短的道德宣传单和激励人上进的箴言，例如“不满25岁不取妻”、“多种树——种树有益”等等诸如此类的东西。1915年初的一个月，胡适收到的宣传单是劝说人支持用拉丁化字体作民众教育手段。照胡适看来，这样一种出自一个未受过良好教育、无权贬损文言之人的建议伤了他的体面意识。但在寄出一篇言词激烈的反驳后，胡适又认识到，这个问题毕竟是一个有价值的问题，而且“我们够资格的人就应该用点心思才力去研究这个问题”[6]。导致他分析中国古汉语之缺点的兴趣就这样产生了。[7]
但是当胡适于1915年夏把这些观点介绍给他的中国同学时，他却几乎未得到什么支持。然而，他们的反对却愈益强化了他自己的热情。[8]争论很快就集中在这个问题上——白话文用于诗歌和纯文学中是否适当，尽管人们已普遍承认白话是适于写作像小说、戏剧这类下等文学的。胡适自然是持赞同态度的，并且很快就试着写白话诗了。[9]
胡适沿这个方向所进行的一些最早的尝试，清楚地表现出了他对自己的建议所包含的革命性意义的认识。例如，1915年夏末，他写下了自己在这种精神下所从事的事业:
神州文学久枯馁，
百年未有健者起。
新潮之来不可止，
文学革命其时矣。
吾辈势不容坐视——
且复号召二三子
革命军前杖马棰……
鞭策驱除一车鬼，
再拜迎入新世纪。
以此报国云未罪。[10]
翌年春，他以更大的信心写道:
……文学革命何疑!
且准备搴旗作健儿!
要前空千古，下开百世，
将他臭腐，还我神奇。
为大中华，造新文学，——此业吾曹欲谁让？……[11]
这就是他制定文学改革方案时的心情。在1916年8月下旬的日记中，他把这个方案称为“文学革命的八个条件”;[12]当这八项条件以稍有改变的形式刊登在翌年1月的《新青年》上时，他颇谦虚地把这八个条件称做“文学改良刍议”。[13]
在1918年春《新青年》上发表的《建设的文学革命论》中，胡适对他的建议作了最简洁明确的阐述。在这篇文章中，他提出了如下的要点:
(1)要有话说，方才说话。
(2) 有什么话，说什么话;话怎么说，就怎么说。
(3)要说我自己的话，别说别人的话。
(4) 是什么时代的人，说什么时代的话。[14]
对于最后一点他给予了特别的强调，因为归根结底，他认为推进白话的意义就在于历史的适时性。他指出，“一时代有一时代之文学”，[15]但任何一个时代的文学必须是一种“活文学”，而“死文字决不能产生活文学”。[16]他根据这个前提建立了“历史的文学进化观念”，[17]称为文学革命的“基本理论”。[18]他曾说过，文学的历史进化必须遵循一个“先后的程序”，先要做到文字体裁的大解放。[19]
一部中国文学史只是一部文字形式(工具)新陈代谢的历史，只是“活文学”随时起来代替了“死文学”的历史。文学的生命全靠能用一个时代的话的工具来表现一个时代的情感与思想。工具僵化了，必须另换新的、活的:这就是“文学革命”……
所以我们可以说，历史上的“文学革命”全是文学工具的革命……[我的批评者们]忘了欧洲近代文学史的大教训!若没有各国的活语言作新工具，欧洲近代文学的勃兴是可能的吗？中国文学史上几番革命也都是文学工具的革命。[20]
依据这个观点，胡适又进一步断言，“中国的俗文学是中国的正统文学”，[21]而“白话的文学为中国千年来仅有之文学……其非白话的文学……皆不足与于第一流文学之列”。[22]这是胡适最激进的主张，而且他还用了种种观点为这个主张辩护。他在一些彼此完全不同的作品如《史记》和唐代诗歌中，发现了前人未曾注意过的俗字俗语——清澈明朗的表达方式在哪里压倒了文学性的矫饰，他就在哪里得到这种发现。[23]他说，与古典经文相对立的俗文学的普遍流行，证明了他的观点。[24]他甚至明确断言，唐代伟大的散文文体家韩愈和柳宗元未曾以俗文字写作，仅是因为“其时白话之文未兴。”[25]
胡适认为，只有把文学革命置于更广阔的进化过程之中才能取胜，他的这种信念可以证明上述那些论断。尽管他总是十分轻松地谈到“革命”，但在内心，他是怀疑种种革命运动的，而且对其结果也是悲观的。只有在把革命看做是进化变革发展中的一个阶段时，他才能接受革命这个概念。在他的文学革命与中国文学形式的进化史之间存在的那种关系，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显然的例证。“历史的进化有两种:一种是完全自然的演化;一种是顺着自然的趋势，加上人力的督促。前者可叫做演进，后者可叫做革命……故一千多年的白话文学种下了近年文学革命的种子;近年的文学革命不过是给一段长历史做一个小结束:从此以后，中国文学永远脱离了盲目的自然演化的老路，走上了有意的创作的新路了。”[26]正是由于这个理由，才应为俗文学写出一部它本身的历史，并且，不仅应把这场文学革命看成是一种惟一的和激烈的否定行动，而且更应看成是一种实现过去之希望的手段。
照胡适在美国学习时对它逐渐形成的认识看，这个过去之希望的本质，就是教育的民主化。早在1916年他就认为，文学再也不能“为少数文人之私产”了，而“当以能普及最大多数之国人为一大能事。”因为，文学是演变的一种工具，是“有功世道人心”的一种手段。[27]胡适之所以严厉地批判早期的改革者，是因为他们未尝认识到文字改革与普及新思想之间的联系。正像胡适毫不同情地回忆的，用典雅艰涩古文著译的严复曾说过，“海内读吾译者。往往以不可猝解。訾其艰深。不知原书之难。且实过之。理本奥衍。与不佞文字固无涉也”[28]。胡适说道，这正是严复不能完成其普及理性改革使命的“铁证”，“古典主义者已给他们自己判了死刑”[29]。对于本世纪初那些欲以发明音符替代中国文字的种种企图，胡适也是持批判态度的。他断言说，这类方案是注定会失败的，因为，就这些倡导人来说，他们根本就不愿承认，这种种尝试的成功必须要取决于对传统文字符号的彻底抛弃。如实现不了这点，其结果就会“将社会分成两个等级:一边，是‘我们’这些绅士;另一边，就是‘他们’，那些普通百姓，那些群众……拼音文字仅仅成了我们这些绅士赐予普通人民的一种善行”[30]。
而且，从一开始，胡适对文学改革的兴趣和对提倡一种可与普通听众交流的书面语言的需要的理解就是与这样一种意识联系在一起的，即:他们所需要的这种书面语不能仅仅是一种教育上的工具。如果把粗通文字者与真正受过教育的人分开的那道裂痕将会得到弥合的话，那么，这种新文字也就具有了其自身的活力和美，以及一种足以证明其存在之合理性的文学特质。他建议用“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31]这句话作这场“建设的文学革命”的口号。因为正像他反复强调的那样:“国语没有文学，……便没有价值，便不能成立，便不能发达。”[32]
为了与他的实验主义教育保持一致，胡适在谈论这场文学革命的最终结果时是很谨慎的。虽然他说白话是“正宗”，但他在1917年时又说，这只是有待于未来文学家的实际证明的“一个假设之前提。”[33]他还曾用相似的口气说过，他的建议的正确性“非如一朝一夕所能定，亦非一二人所能定。甚愿国中人士能平心静气与吾辈同力研究此问题。”[34]
陈独秀和钱玄同是胡适最早和最热情的同盟者。但是，他们虽然与胡适一起从事着共同的事业，而对当前这项任务的看法却与胡适迥然不同。他们没有胡适那种对这场革命转变的实际意义的担忧，而且在他们对其所从事之事业的目标进行的评价中可以看到，他们是非常直率的反传统派。陈独秀在1917年致胡适的信中写道:“鄙意容纳异议，自由讨论，故为学术发达之原则。”但他接下去说:“独至改良中国文学，当以白话为文学正宗之说，其是非甚明，必不容反对者有讨论之余地，必以吾辈所主张者为绝对之是。”[35]在他发表于2月份《新青年》上的进行文学革命的号召中，他把自己称为“全国学究之敌”，并力主“贵族的”文学要让位给“平易的抒情的国民文学……明了的通俗的社会文学”[36]。如果钱玄同与陈独秀有什么区别的话，那就是他更激烈地把古文言斥责为文化暴政的工具。“让我再坦率相告:为了中国不致灭亡，为了中国变为20世纪的文明之国，现在基本的任务就是铲除儒教和消灭道教。但是完成这个任务的先决条件就是毁灭作为儒家道德和道教迷信之根源的古代文言。”[37]
胡适对于这场文学革命之基本目的的看法在着重点上与他们明显不同。他很清楚地意识到，他对古代经典中的“死文字”并无眷恋之情，对许多由这种文字所支撑的传统亦无钟爱之感。但是他对传统的解释却比陈独秀、钱玄同的解释狭窄，而且，为了与他的进化中的革命这个概念保持一致，他不但总是努力向前看而不是向后看，并且还竭力把注意力放在这场改革的富有创造性的潜力上。他虽然承认，“我们拥护文学革命的人几乎无不是从破坏的观点出发的”，但他坚持的则是，对于过去的“伪”和“死”文学的破，应“自然地”产生于对一种“值得的，有生命力的”现代文学的立。他在答陈独秀的信中说:“所以我望我们提倡文学革命的人……个个都应该从建设一方面用力，要在三五十年内替中国创造出一派新中国的活文学。”[38]
胡适在这个问题上的信心是否已被证明是合理的尚需研讨。白话确是在相当短的时间内将文言逐出了文字交流的领域，然而问题是，虽然文学语言与街巷语言之间的距离最终是缩小了，但是，这种“形式的解放”却并未导致活文学自发地产生，而是造成了某些别的东西。而且，也正像胡适所认识到的那样，他自己的才能也未给人们提供一种最初的、富有创造性的启迪。[39]
作为一位散文家，胡适是一位具有简明、清晰、活泼风格的大师。但他在其他的文学创造中却是能力不足的。相当数量的白话诗，按他自己说，都是“实验性的”;[40]早在康奈尔大学时用古文而非白话翻译的一些短篇小说[41](其中有都德、吉普林、莫泊桑、史特林堡、契诃夫、高尔基等许多欧洲作家的作品)，以及描写包办婚姻问题的颇为拙笨的独幕剧[42]等，都显示了他的文学才能的贫乏。
他写的喜剧并不仅仅是为了娱乐，而且也是为了当做社会责任文学的榜样。与许多现代中国作家一样，胡适也认为，文学应当起某种社会作用，无论在内容上还是在形式上，它都不应该是一种描写个人隐秘趣味的私人艺术。胡适主张，新文学必须要关心当前紧迫的社会与文化问题——贫穷、工人、黄包车夫、小商贩等人的生活条件，家庭制的解体和妇女的解放，新型教育和东西文化冲突问题，等等。[43]活文学是可以根据新的文字形式来予以塑造的。但胡适所谓的“人的文学”，只有随着介绍一些源于对作家之职责的新观点以及对现实之新认识的新颖主题，才能发展起来。[44]因而，虽然胡适很早而且很清楚地认识到了这场文学革命之民主的潜在意义，但他对如下的危险却是不那么敏感的，即:倘若只关心社会问题，就会使新文学在要与整体信奉的社会意识保持一致的要求面前失去抵抗力。更重要的是，除了一些有生气的方面外，使中国当代文学具有一种平面的、人物性格贫弱特征的，正是这种要求艺术为社会和政治服务的倾向。
也许这种现象的产生是不可避免的。文学革命从其发端就是更广阔范围的思想改革运动的工具，也是一股用它的诺言波及甚广以至很快就以“新文化运动”闻名的变革潮流的工具。对于胡适来说，这些年中，他对白话始终保持着最大的热情，但是他所关切的事情远非是使书面语言恢复活力。在以后的几章中，我们将讨论与胡适的兴趣有关的另外一些问题:他的新国民和新社会的幻想，他的社会再建与理性复兴的方案，他对中国与现代西方关系的观点，以及他对20—30年代各种政治运动的看法。他论述文学革命的观点中，已经清楚地表现出了他探讨这些广泛问题的某些特点。当别人是武断的时候，胡适总是保持着暂时性、尝试性的观点。当别人号召的革命是对过去的否定时，胡适总是尽力把它视做通向未来的一个过渡阶段。当别人把革命说成是一次突发的毁灭性的剧变时，胡适总是在更缓慢、更少破坏性的进化过程的前后联系上来思考它。而且，他一直保持着这样的信心:只要引导得当，这种“有意识的进化”将会实现它希望的目标。
这些使胡适的思想具有了其本身特色的永久性的理性和气质特征，一方面不是总与他的朋友们的观点相一致的，另一方面与他的时代特征也不是常常和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