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晚年
1937年的夏天，所有用较小代价与日本达成和解的希望都被粉碎了。在国民政府正在为之战斗的事业中，胡适也即刻表达了他对国民政府的忠诚。他说，在这样的时代，保卫国家是最重要的事。[1]9月中，胡适就是带着这种精神，以半官方使节的身份离开中国，到美国、欧洲等地为中国的紧急状况去奔走游说的。在他此后25年的余生中，胡适在国外又呆了将近9年，远远观望着中国堕入战争与革命之中。因而，把他1937年离开中国作为标志着他有效卷入社会与思想改革斗争的结束，并不是没有理由的。在此后动乱的1/4世纪中，中国的历史是由他几乎毫不理解的种种力量来塑造的，这使他在他生命的晚年失去了曾支持他度过了如此多早年困难的那种乐观主义精神。
1937年的秋天和冬天，胡适是在美国度过的，后赴日内瓦直接观察国际联盟的种种审议案。在整个30年代，胡适对国际联盟的影响寄予了很高的，但却是徒劳的信任。1938年9月，当蒋介石任命他代替王正廷作中国驻华盛顿大使时，他仍在日内瓦。所以，胡适第一次感到自己受到了国民政府的任用。他就职于这样一个不祥的时刻:9月日本人在汉口、广州出人意料地轻易取得了胜利，10月又夺取了国民党人所剩的海上出口，并把他们深锁在内地之中。当中国人还在孤军奋战的时候，他们非常需要美国人的同情和支持。在很多方面胡适都是一个中国事业的理想代表。他在美国非常受人喜爱和尊重。《纽约时报》以社论的形式发表评论说，在听到胡适任命为驻美大使这个消息时，“所有知道胡适博士的美国人都非常高兴”。这篇社论还说:“适[原文如此]博士的同胞几乎没有什么人能像他这样成为新中国和古老中国的最好代表了。没有什么人能像他这样有资格向美国说明中国并向中国说明美国了。”[2]在几个月以后出版的《亚洲内幕》(Inside Asia)中，约翰·根宝(John Gunther)在向广大的公众介绍这位新大使时说，“这无疑是惟一的一位最出色的有生气的中国人了，不仅仅限于狭隘的政治角度，从任何观点看来……都是一位思想巨人……他属于最有见识的中国民族主义者”。[3]
《纽约时报》说，他会“竭力加强那种已把中国人和美国人团结起来的热切的同情纽带的”，[4]胡适没有辜负这种信心。的确，“向美国说明中国”似乎确是他的主要使命。他广泛地向各学术团体和民众团体作讲演，他不仅总是讲述中国的遭到围攻的保卫者们的英雄行为，而且也常常谈到那种可将民主主义的美国人和具有民主倾向的中国人联系在一起的自然的姻亲关系。[5]讲演途中，他从那些急着要向他和他所代表的人民表达它们尊敬之情的美国各大学得到了数量可观的名誉学位。与此同时，以蒋介石的内兄宋子文为代表的中国一方，为取得美国的经济援助和更为根本的军事援助，进行了大量极为重要的谈判工作。自1940年以后，宋子文先以驻罗斯福总统处的蒋介石“私人代表”的身份，后以外交部长的身份，一直住在华盛顿。
1942年8月，胡适出人意料地被政府召回。美国政府的政治关系顾问斯坦利·霍恩贝克(Stanley Hornbeck)即刻指出，这位大使由于某种原因冒犯了外交部长。但他从大使馆得到的确切消息是，胡、宋二人实际上很满意他们之间的分工合作。那么这就意味着蒋介石对胡不满，因为蒋介石认为，他在华盛顿一直在竭力为美国对重庆的政策辩护，而不是在为中国的情况辩护。换句话说，他成了中美联盟之间日益增长的不信任的牺牲品。[6]且他的解职并未缓解这种倾向。《纽约时报》对这条新闻表示“震惊”。《时报》警告说:“如果不是国内为他安排了更高职位的话，那么，他的解职就是一个错误。”[7]考虑到美国这类批评的重要性，总司令任命胡为行政院特别顾问，同日，魏道明接替胡适在华盛顿的大使职务。[8]胡适毫不介意地卸掉了大使职务，很可能当初被任命为大使时，他也是这样不大介意的。在此以前，胡适患间歇性心脏病已多年了。此时他以病体为由，决定继续留在美国，在哈佛和哥伦比亚大学讲学，作国会图书馆东方部名誉顾问，并且继续从事他的《水经注》研究(这部公元6世纪的地理学著作占去了他生命晚年的主要学术研究精力)。然而，他也并未完全切断他与国民政府的关系。1945年，在旧金山举行的联合国成立大会上，他是中国代表团的一名成员，就他毕生对国际组织的兴趣来说，这个职务肯定给了他相当大的满足。该年年底，由于教育部长朱家骅的缺席，胡出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中国代表团的代理团长。当1945年6月蒋梦麟被任命为行政院秘书长时，胡被提名接任他的老朋友的北大校长之职。在北大，他曾度过了他那最有创造性、而且可能是他最幸福的年代，现在他又开始了他与这所大学最后的短暂而充满烦恼的关系。
到1946年夏胡适回到中国就任他的新职时，北大已结束了战争时期在中国西南的流亡状态，并且又一次在它那临近北平旧帝国都城的旧址上重建起来。尽管对周围的一切都是熟悉的，但胡适仍然感到几乎一切都变了。与40年代后期的危机相比，30年代的种种问题就显得不那么重要了。腐败就像癌症一样染遍了整个政治机体。通货毫无控制地迅猛膨胀起来，这不仅使好多战前还能有中等温饱的人变成了穷人，而且还使这个城市和广大乡村的穷人到了饥饿至死的境地。内战的火焰也猛烈地燃起。中国人生活的军事化比十年前更为严重。用1947年6月由北大、清华、燕京、南开以及华北其他大学大约600名教授联名签署的宣言中的话说，中国“已到了政治、军事、经济和文化崩溃的边缘。灾难就在眼前……当前的局势与法国大革命前夕的法国和十月革命前夕的俄国一样的严峻”[9]。
此外，胡适在美国的那几年，中国各派政治势力的分裂也日益严重。他的一些朋友，特别是那些战前就为国民党服务的朋友，战后仍然保持着他们与国民政府的关系。1936年放弃了在清华的职务就任中国驻苏联大使、在整个战争期间就任行政院政治部主任的蒋廷黻，在胡适于1946年返回中国时，正在当中国国家救济复兴委员会会长。1947年，蒋成了中国在联合国的常驻代表。像蒋一样，以前也是《独立评论》小圈子成员、并且也是一位西方培养的地质学家的翁文灏，1935—1936年任行政院秘书长，战争期间任经济事务部长，1948年夏他命中注定地作了“立宪”政府下那短暂而不幸的第一任行政院长。正如以前所述，蒋梦麟1945年脱离北大作了行政院的秘书长。而那位兢兢业业、不屈不挠的顾维钧，则在1946年取代了魏道明而出任中国驻华盛顿大使。
但他以前的很多同事，那些在战争期间一直呆在中国而不是像他那样身居国外的人，在国民党政权行将灭亡的时候，对这个政权的敌视已是不共戴天了。有些人卷入了积极反对它的活动，例如像民主同盟这样的反国民党团体的松散联盟中的成员。民主同盟建于1944年，1947年底被宣布为非法团体。[10]1946年7月，就在胡适乘“塔夫脱总统号”船抵达上海后不几天，他的老友闻一多就在其在昆明主编的《民主周刊》的编辑部出来时遭到了暗杀。闻一多战前是一位无政治色彩的新月派学者诗人，但经历了这场战争后，他成了一位国民党专制的激烈反对者。[11]胡适自《新月》时代以来的另一位好朋友罗隆基，这位对国民党人的事业从未倾心过的人，1946—1947年成了民主同盟的主要代言人，他为此付出的代价是，国民党特务经常来找麻烦。[12]30年代胡适曾与之辩论过民主还是专制问题的钱端升，在战后这个时期，虽然变得更为书生气，但也成了一位直率批判蒋介石把中国政治军事化的批评家。[13]
更年轻的一代人也不可避免地成了政治动乱的牺牲品和动力。战后的学生游行和罢课都是地方性的，造成学生闹事的原因有使学生们感到困苦不堪的经济状况和官僚主义管理学校失误的具体事实，最重要的是，随着腐败的蔓延以及以巨大的财富和生命为代价的不断拖延的战争，失意和愤怒的情感日益增强。毋须赘言，国民党日益野蛮地压制批评也在学生中起了一种加速走向激进主义的作用。总的来说，在从1946—1949年这段时间中，中国只提供了这样一种社会环境:像胡适所熟悉的那种以超然、冷静的批评起作用的方式，在此是完全没有希望的。
在胡适再次出现在这个舞台上之前，他所要对付的那个多少年来的重大问题，那个致命的内战问题，就已经以一种相当奇妙的方式预示出来了。1945年晚秋，胡适从纽约发出了一份致毛泽东的电文，在中国报刊上登出的原文如下:
润之先生:顷见报载，傅孟真[傅斯年，1945—46年北大的代理校长]转述兄问候胡适之语，感念旧好，不胜驰念。二十二晚与董必武[中国共产党驻旧金山大会代表]兄长谈，适陈鄙见，以为中共领袖诸公，今日宜审察世界形势，爱惜中国前途，努力忘却过去，瞻望将来，痛下决心，放弃武力，准备为中国建立一个不靠武力的第二政党。公等若能有此决心，则国内18年之纠纷一朝解决;而公等20余年之努力，皆可不致因内战而完全消灭。美国开国之初，吉佛生十余年和平奋斗，其所创之民主党遂于第四届大选获得政权。英国工党50年前仅得四万四千票，而和平奋斗之结果，今年得一千二百万票，成为绝大多数党。若能持之以耐心毅力，将来和平发展，前途未可限量。万万不可以小不忍而自致毁灭!以上为与董君谈话要点，今特陈达，用供参考。胡适，八月廿四日。[14]
电文所表达的这些思想，现在回顾起来要比在当时那种特定的环境下显得更引人注目。毛泽东那时正在重庆，与带着表面上热诚的蒋介石，探讨着协调双方所代表的利益的可能性。一年多以后，这次努力的失败非常明显地表现出来，而在这段间歇期中，盼望着和平解决双方冲突的并不止胡适一个人。但是，他打给毛泽东的电报无疑反映出了一种对于历史先例的天真理解，似乎想把这种先例强加在接受者身上;而且，在这方面，还反映出一种对使几年后共产党人掌握政权的社会与政治力量的明显的错误判断。然而在这方面胡适也不是孤立的。这种呼吁的最有趣和最重要的一个方面是，它是在暗示说，任何超越其本身制度结构而去寻求变革的事业都不是正义的。当然，这种暗示不过是重新阐述了胡适在20—30年代时经常陈述的那些观点而已。但是在战后这个时期，这种观点肯定会成为一种不祥的推论:任何一个政府，不管其道德或政治缺陷怎样，只要它明确声明了其要使制度结构不受损害的愿望，它就应该得到支持。这清楚地表明要对当权的政府给予支持;然而，在胡适重返其中的这个中国，这却反过来意味着，要对一个行将灭亡的政权给予支持。
1946年胡适回国后，有些人曾劝他重新采取战前年代那种“超党派”的姿态，劝他别陷入“政治”的圈套，劝他重新办起《独立评论》。[15]胡适遗憾地否定了最后一条建议。他著文写道，“编辑小册子刊物的黄金时代已经过去”。“钱价一天一个样，等米下锅的学者不得不为了吃饭著文卖钱，且必须要付他们报酬。此外，劳动价上涨到排一千个字的人比写一千个字的人要得的报酬多。所以我们没办法出版一份真正的‘独立’杂志来。”[16]
无论怎样，真正的超党派主义在30年代就够难的了，而在战后则完全不可能。对于一位具有胡适那种观点的人来说，当时再没有什么中间的地盘了。要么站在政府一边，站在希望一边——尽管希望越来越微弱——希望能对政府的方针产生些改造性的影响。要么，与那些向政府挑战的人站在一起，至少要达到(像1947年大多数知识分子做的那样，即使不是公开地，也是秘密地做得那样)要求停止内战和建立某种联合政府的程度，然而，这对于国民党的利益来说却是有害的。一方面是秩序，尽管是一种靠强迫和恫吓而实行的秩序;另一方面是自由，尽管这自由受到了严格的约束，而且是由政府的无能而不是由政府容忍批判的愿望才使它可能存在的自由;而最重要的是期待，是对进步变革的期待，尽管这进步所面临的还是某些方面的顽固的不退让。另一方面，就是以革命名义进行的摧毁和教条主义信仰的专制。
至少，这些条件似乎就是胡适用来判断他可自由采纳的种种选择的条件。随着国内的势力平衡从不稳定的专制趋向于1947年和1948年的公开起义，胡适也就日益与那些企图支持不断削弱的国民党政权的人站在了一起。作为中国最出色的那所大学的校长，胡适感到自己难堪地处在了学生骚动的铁砧与警察镇压的铁锤之间。胡适在战后这些年对学生运动究竟站在什么立场上，可以有多种解释。在某种程度上，怎样解释他的立场取决于人们用来观察这个问题的透镜所具有的政治色彩。他一直还在说着他在20年代和30年代的许多场合说过的那些话，但现在，他不能再以超然和一般的措词来说话了，他必须要回答学生的抗议和政府的烦恼所提出的具体问题。1946年10月，当北大开学的时候，他表达了他的希望，北大无论在精神上还是在事实上都该是一所自由探索和独立思考之风应在这里兴盛起来的学校。他说，学生到那里去就是要学习的。[17]然而，整个1947年，特别是在马歇尔使团失败，国共谈判最后破裂之后，国民党与其学术界的批评者(学生和教师)之间的关系迅速恶化了。当学生被捕的报道从中国各地传来时，胡适竭力向他的学生们保证:这等事在北大决不会发生，他还以人格向他们保证，北大会保释任何被捕学生的。[18]这正是胡适信守了很多个月的诺言。[19]
无论怎样，北大在那时之所以能暂时幸免政府对不同政见的全力镇压，很可能是由于胡适那时在国外、特别是在美国所享有的巨大威望和尊重的影响所致。[20]尽管每一次学生罢课或游行都使他进一步地疏远了日益渗透到中国知识分子生活中的那种激进倾向，但他仍像战前那样一再地坚决主张，知识分子，特别是青年学生，只能起一种合法的“监督”作用。他也再三向政府提出警告，在处理对政府批判的学生时，必须要一丝不苟地坚持成文的法律程序。至少有一次，他以非常明确的语言斥责了蒋介石总是习惯于把学生骚动归罪于共产党的颠覆;他说，大多数学生只是想说出他们对中国现状的完全自然的和值得嘉许的关心。[21]
但是，即使他还像30年代那样同情学生们的动机，他仍然还是不赞同学生们采取的手段。他屡屡劝告他们，有时是温和的责备，有时是严厉的训斥，游了行、罢了课后要回来学习。他告诉他们，不管在什么事情上，那些用他们的信念驱使学生积极参与政治抗议的人必须要为他们的行为负责，必须要准备接受加在他们身上的惩罚:法律毕竟是法律，大学也不能是违法分子的避难所。到1948年夏末，当国民党在中国北方的统治已难维持时，北大以往可提供的任何安全已不复存在了。当北大实际上已处在军警宪兵的包围下时——这是遍及全国的铲除颠覆活动和迫使知识分子就范的一次关键性攻击的组成部分——胡适通告北大的学生，那些得到审理“颠覆分子”特别罪犯法庭传讯的人应当去自首，否则学校将予开除。[22]
胡适对于一般政治形势的观点反映出一种类似墨守法规的偏见。1947年7月，在评论政务院发布的反对共产党人的战争动员令时，他清楚地阐明了他的观点:
政治党派争夺政治权力应遵循合法的方式去赢得大多数人民的支持。用武力推翻政府并不是合法的方式而是一场革命。为自卫起见，镇压共产党的叛乱正是政府的义务。所有的交通都切断了，大部分矿山都遭到了破坏，有几家工厂的烟囱还在冒烟呢？我的家乡，安徽绩溪县，在抗战时期未遭什么破坏，但上个月却被共产党洗劫破坏了。抗战的时候不存在的困难现在出现了，抗战时幸免于难的东西现在被毁坏了。因而，共产党的叛乱必须要予以镇压。八年抗战之后……贫弱的中国已跻身到世界四强的行列。蒋总统当然希望继续保持这种国际的威望了。[23]
埋怨遭到持久战事破坏的人绝不止胡适一个。但由于自3月份以后共产党被宣布为非法组织，而且在国民政府的总动员令中也声明了共产党人已公开反对政府(这是对形势的准确估计)，所以胡适对这件事的声明便带有一种想入非非的意味。[24]承认国民党有以全部代价进行自卫的权力是一方面，尽管那时很多人对于一个真正能代表人民的利益和愿望的政府是否应当这样做也提出过疑问，但是，斥责共产党不以“合法的”手段要求他们的权力——尽管他可能仍以为最有益的榜样是托马斯·杰斐逊和英国工党——在当时存在的环境下却危险地接近于诡辩了。共产党人不可能认为这样的观点是有说服力的，根据他们与国民党政权的关系史，他们已权衡过利用“合法的”手段赢得支持的可能性了。他们认为没有任何必要去依靠他们并不信任的制度;而且很快就变得非常明显的是，共产党人已经找到了可用新的制度把它转变为符合他们抱负的政权的政治力量的源泉。当革命斗争在1947年和1948年已达其高潮的时候，胡适对于在共产党人的“造反”中起作用的积极力量还是相当无知的——或者说是视而不见的。
尽管胡适在这场冲突中已选定了他支持的一方，但他还是一如既往地不愿放弃他那半隐居的学术生涯而积极投身到政治中去。关于他那一个又一个紧急任命的报道——驻美大使、[25]教育部长、[26]甚至行政院长[27]——几乎从他再次踏上中国大地的那个时刻就成了报界的大宗新闻。在这类报道之后也总是要出现一些站在胡适立场上的或多或少的强烈否定，有的说他对政治职务毫无兴趣，有的说他没有担任政治职务的才能。[28]然而，1946年，他的确成功地竞选为11—12月在南京召开的国民代表大会代表，这次大会的目的是为了起草那部人们期待已久的“永久”宪法。1947年1月1日颁布的宪法正式宣布了训政时期的结束。虽然这次大会自始至终都是由国民党来控制的(共产党和民主同盟均未参加宪法的审议)，但按胡适来看，制宪这个行动本身就充分说明了国民党统治的合法化。胡适说，他本人对于政府“把政治权力还给人民并实施宪法管理”这种愿望的“真诚”是非常满意的，据此他还把中国当成了民主战胜独裁的缓慢然而稳步向前的世界范围胜利的例证。[29]11月，胡适作为一名无党派候选人，代表“教育界”当选为根据新宪法产生的国民代表大会的代表。由于1949年国民党政府被逐出大陆之后，国大再未进行过新的选举，所以胡适后来一直保持着国大代表的身份，直到他15年后去世。
宪法规定的国大职责之一，就是选举领导新政府的总统和副总统。1948年3月底，国大在南京召开前不久，有一种推测说，胡适本人要自荐为副总统候选人;胡适立即否认说，他没有这类企图。[30]几天之后，事态的发展更为有趣，因为蒋介石宣布说，他不打算作一个分裂之国的总统。而且总司令还说，总统候选人的被提名者应“是一位党外人士”。接着他又较详细地说明了他的要求，这个人应“是一个懂得宪法实质的人……一个受到过民主理想的启迪，并充满了民主精神的人……一个对我们的历史，文化和民族传统有深刻理解的人……一个能够跟随世界潮流而且具有丰富现代文明知识的人”[31]。消息灵通人士又进一步证实了这样一种印象，胡适的资格恰符合这些条件，而且现在也有证据表明，蒋本人也确曾劝过胡适接受这个任职。[32]即使这样，他也不会成功的。而当4月中旬蒋本人当选为总统时，也并没引起什么惊异。然而，副总统的选举结果却是出乎人们意料之外的，蒋介石提名的候选人孙科被有独立思想的老牌军阀李宗仁击败。李宗仁是一个不受党内领导集团信任的人，而且在党内外普遍被人们看做是一个对党不忠的“自由派”候选人。5月，在这次大会的会议组织工作中起了重要作用并且插手李宗仁选举的胡适，又再次引退到北平，回到北大。[33]
对于这种要把胡适提到如此高位的有点让人奇怪的努力，有几种可能的解释。美国大使J.莱顿·司徒雷登博士推测说，蒋可能真是想放弃这个总统职位的，因为在新的宪法下这是一个没有多少重要行政权力的职位;蒋有意就任总理之职，因为这个职位可使他对政府运行施加更直接的影响。[34]也可能这是蒋对司徒雷登给他的压力的直接回答:在这次大会召开前不久，司徒雷登见过蒋，这位大使采取了不同寻常的步骤，公开斥责国民党的领导不能很好使用开明的和自由派的知识分子。[35]
当然还有与十年前任命胡适作中国驻华盛顿使节时相同的考虑，那些考虑使他成了驻华盛顿的理想使节，在战后这些年中，那些考虑似乎仍然是很重要的，甚至是更重要了，因为国民政府的生存现在要在更大的程度上取决于美国的经济援助和军事援助。此时政府仍然考虑的是，胡适与美国有多年的密切关系，他对美国的情况有透彻的了解，他在美国颇受尊重。
但是，如果是这些优良的条件把胡适推荐到总司令和他的美国顾问那儿的话，那么也正是这些条件不可弥补地伤害了他在中国学生中和知识分子中的名声，因为对这些人来说，美国人在中国的出现以及美国人在中国政治中的党派偏见，在战后这个时期造成了种种煽动性的问题。[36]当然，共产党人早就把胡适划为帝国主义利益的奴才了。[37]1947—1948年，美国似乎越来越成了一个日益不受欢迎的政府的支持者，因而它也与这个政府的缺点联系在一起了，于是，胡适也就普遍被人们与美国人的“帝国主义”阴谋联系在一起了，这点在激进的年轻一代人中表现得尤为突出。正如一位西方观察家在估价自由派的潜在政治作用时所说的那样，受过西方训练的知识分子，例如胡适等人，在正在进行着一场真正革命的中国国内却没有得到人们的充分了解，但在国外他们却得到了人们较好的认识。而且这位作者接着说:“有些在美国颇受人敬重的受过美国教育的学者，在中国学生的眼中却看得很低。”[38]用学生们那些直率的话说:胡适的举止言行“像个长着中国人的身子美国人的头的人”，1948年一篇学生写的纪念五四运动29周年的社论就是这么说的，“有些人说，他实际上是位美国驻北平的大使……他已经变了。恕我们有失礼节地说，他再也不是一位资产阶级学者了。他已经成了一名买办学者了。”[39]因而，甚至在共产党政权建立之前和官方给胡适一类人定性之前，标签就已在他要被交付的那座特别的炼狱上贴好了。在这些灾难性的年代里，胡适竭力保持着，这在过去他常常用来当做慰藉与力量的源泉以激励他的青年听众们“历史感”的生气。1947年他写道:“我是学历史的人。从历史上来看世界文化的趋向，那民主自由的趋向，是三四百年来的一个最大目标，一个最明白的方向。最近30年的反自由、反民主的集团专制的潮流，在我个人看来，不过是一个小小的波折，一个小小的逆流。我们可以不必因为中间起了这一个30年的逆流，就抹煞那三百年的民主大潮流，大方向。”[40]不久他又著文说:“我们中国人在今日必须认清世界文化的大趋势，我们必须选定我们自己应该走的方向。只有自由可以解放我们民族的精神，只有民主政治可以团结全民族的力量来解决全民族的困难，只有自由民主可以给我们培养成一个有人味的文明社会。”[41]
但事件的发展迅速超越了胡适的历史感。设计解放多才多艺的中国人民的途径，解释他们将在其中生活的民主制度，这两项任务便落在别人的身上了——此时，毛泽东提出了他的“新民主主义”。到1948年秋，国民党的事业沦丧了，至少在中国北方是如此。10—11月，共产党人把国民党最后的一点兵力赶出了满洲。12月，北方的各个城市不过就是国民党的一个个孤立的兵营而已，不断高涨的革命潮流眼看就要把它们吞没了。12月15日，胡适乘总司令亲自派遣的飞机离开了陷入重围的北平城，遗下了他的私人图书馆，许许多多手稿信件，一部分日记，以及其他令人能忆念起过去的东西——人们也可以推测说，留下了破灭希望的斑斑残迹。几天以后，准确地说是12月17日，在他57岁生日的时候，他在南京拜会了美国大使司徒雷登。这两位多年的朋友站在一起，回顾着20年代早期的情景，那时胡适是北大的年轻教授，而司徒雷登则是新创办的燕京大学第一位校长——对他们两人来说，那是幸福愉快的日子。司徒雷登向美国国务卿报告说:
与胡的谈话是令人悲哀的，因为他以要忠实于蒋氏政府的企图表明，他是具有爱国主义理想的最好典型。胡认为，共产主义是非常不宽容和不能容忍的，在其思想灌输中是非常凶暴的，而且在中国强行其独裁统治中也是极为冷酷无情的。所以，尽管蒋介石有他的缺点，他也是应当得到支持的，因为只有他看到了这点并且与之进行了不妥协的斗争，因为在国民党的领导人中也几乎只有他没有染上贪婪的习气或中国官场上其他典型的罪恶……看在我们多年的友谊上，当他让我告诉他应该向蒋总统说些什么，比如他已决定放弃学术生涯要为国尽职，他又该怎样做的时候，他的眼里噙着泪水。我告诉他，蒋氏政府的主要弱点是道德问题而不是军事问题，在这点上说，军队丧失了战斗的精神，人民对于政府为他们提供生计的能力，以及要求他们为之忍受痛苦的事业都失去了信心。在这种情况下美国是无能为力的。我曾屡次劝诫蒋总统，取得舆论的支持是头等重要的事，但是未能奏效。我不知道在另一场有关自由与民主问题的“新思潮运动”或“文学革命”中，胡适是否还可像30多年前那样取得辉煌的成功。他说，他痛悔抗战胜利之后这些年他没把[他的]才能用在这方面，而是像他过去做的那样自私地又埋头于他所感兴趣的学术活动了。[42]
不难相信，胡适的确是被他在1948年冬天所看到的那个政治与军事失败的景象弄得痛苦沮丧了。但是，胡适所表示的要献身于国民党人事业的决心，也不能看得过于重要。就在他与司徒雷登大使谈话的前几个星期，他就曾又一次谢绝接受行政院长之职，这个职务原由翁文灏担任，而在那场他本以为可以稳定政权的币制改革的灾难性的失败之后，他被解除了这个职务。据报道，胡适谢绝这个职务的理由是，一个不能使自己的书桌井然有序的学者是没有权力管理一个政府的。12月底，胡适又一次谢绝了要他到政府来作外交部长的邀请。[43]
1949年4月初，在上海战役正式开始之前几个星期，胡适又一次乘船离开了这座他在此出生的城市，这座大约40年前他从这里出发到大洋彼岸的那个巨大世界中去冒险的城市，这座多少年中他屡屡告别然而又总会回来的城市。这次他再也不会回来了。
共产党的胜利使胡适感到震惊。国民党人把他们的得胜的敌人说成是苏联帝国主义的毫无头脑的代理人，胡适觉得接受这样一个形象毫无困难，而且，他甚至情愿利用他的特殊地位在1950年10月的《外交季刊》(Foreign Affairs)上发表一篇题为《斯大林大战略中的中国》(China in Stalin’s Grand Strategy)的论文，传播这种观点。[44]在胡适的眼里，在最后的危机中，美国拒绝给蒋介石无条件的和无限制的支持，是对历史的友谊和正义的严重背叛。在回顾了庞修斯·比拉多(Pontius Pilate)的沐浴仪式后，[45]胡适以一种特殊的口吻说，“对于被推翻的中国，美国并不是清白无辜的”。然而，就绝大多数情况而言，胡适对50年代初期在美国兴起的那场充满敌意的关于“中国问题”的讨论却是非常冷淡的。[46]在他半放逐式地在美国度过的九年中，他始终是以一个学者的身份生活的，他一度作过普林斯顿大学葛斯德东方书库的馆长，也曾在纽约城一套堆满书籍和手稿的公寓中隐居起来，过着文雅而零乱的文字与学术生活。1952—1953年，他到台湾进行了一次短暂的访问，国民党人在大陆的溃败后，此时正在那里安置着自己的生活。1954年，他又一次赴台，出席国大会议，在这次国大会议上，蒋介石连任第二届总统。1958年蒋任命胡适任中央研究院院长之职，这次他默许了蒋的愿望。4月，他回到这座岛上，一方面为改进台湾的科学教育设施，另一方面为促进中美的学术合作而尽力工作，此时生命留给他的只有四年时间了。
在这最后的岁月中，胡适毫无疑问地成了“自由”中国最惹人注目的知识分子点缀，台湾的五四文化运动的那代人中最有威望的幸存者，他的形象能把人们带回到那充满希望的20年代。他以他那习惯性的风度、文雅和幽默，扮演了这个角色。但他只能重述他在以前无数场合中说过的东西。他只能煽动那旧日敌对的余烬，[47]却不能燃起能温暖台湾青年一代知识分子心灵的火焰。这并不是因为早期时代的战斗早已取得了胜利:有些人还在嘲弄胡适关于现代文明精神至上的幻想;需要提醒国民党政府必须要容忍合法异见的原因还是很多的;而且激发起“易卜生主义”的精神和强调独立思想的重要性的理由也是存在的。但是，为了支持这种人们熟悉的和热爱的事业，胡适又进入了论坛，却总让人有点时代错误感。[48]他像往常一样得到了某些人的尊重，他也像往常那样遭到了一些人的谴责;但在绝大部分的情况下他是被人们忽视了。他是个外围人物，尽管他有卓越的成就。甚至连1955年共产党人以审慎的透彻和广泛发动知识分子的智慧进行的那些否定他的生平和著作的细心周到的运动，也没有使他显露某种英雄的本色，或给他披上一件殉难者的外衣。[49]
现在他是一个老人了，身体虚弱而且每况愈下。他的心脏正在日益衰竭。1962年2月24日傍晚，死亡迅速而又仁慈地降临到他的身上。在主持完一次接纳新选出的中央研究院院士的会议后，当他正与他的客人们告别的时候，胡适倒了下去，死于心脏病。在他生命的最后几个小时陪伴着他的，有他的好朋友，有学者，有因为他曾经做过什么而赞赏他的人，也可能还有因为他曾经打算做什么而赞赏他的人。胡适的葬礼是很隆重的，尽管这个葬礼的传统情调可能比他期望的更为浓烈。国立北京大学和中华民国的旗帜覆盖在他的棺椁上，蒋介石本人站在无数哀悼者之前向他致以最后的敬意。他的墓地在台北以东十余英里处的南港，俯瞰着中央研究院那一座座低矮、绵延的建筑物。在台湾北方这葱绿崎岖的山丘之中，在这样一个与他孩童时很熟悉的安徽山区乡村有些相似的环境中，正是胡适的安息之地。一个从70年前那个在精神上和习惯上都十分久远的时代开始的生命，就这样匆匆地结束了，但胡适的生命旅程应该是以几个世纪，而不是只以几个十年来衡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