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1917—1926)
1917年7月1日，满清王室在北京宣布复辟。在六岁那年(1912年)下台的宣统皇帝(溥仪)，再次称帝。锁存起来很久的宫廷官服又打开了。几天之内，这座古老都城市面上的马鬃辫子卖了好价钱。康有为那时已是一位老人，而且是一位精神要老于其肉体的老人，他也从南方的隐居之中重新出山，向这次复辟表达了他的祝贺，还出任了皇帝顾问。
康有为的出山说明了这次行动与儒家等级制度传统的紧密联系。因为事实上这次王政复辟不过是各派军阀争夺控制中国“中央”政府的长久斗争中一次相当奇异的插曲。当时的中央政府仍在北京，它对中国其他地方的统治不是靠有效的理性，而是靠习惯。张勋，这位安徽军阀，以皇帝作他手中的工具，竭力要粉碎段祺瑞以及在袁世凯一年前死后地位显赫起来的北方各系军阀。但这次是在段祺瑞的地盘上打仗的，他在北京四周的乡村召集了一支反对复辟的军队，而且7月他就又重新控制了北京城。共和得救了，尽管它的拯救者们即那些得胜的军阀们对共和理想并不喜欢，就像他们的专制主义敌手对那位年轻皇帝并无多少真正的忠诚一样——现在，他们拥戴过其事业的年轻皇帝又一次失去了他的祖传皇帝宝座。
当这出短暂的闹剧在北京演完时，胡适正在日本“皇后号”船上归国。是年7月5日，当该船进横滨港时，胡适听说了张勋政变的消息。从一开始他就坚信张勋不会成功。而他所担心的倒是梁启超以及其他稳健派政客们的愿望，对他们，胡适曾寄予了很大的信心，这时他们想与段(祺瑞)和段的同党结成联盟共同反对复辟。胡适深信，在军阀与责任政府拥护者这两大势力之间是没有什么真正共同的政治利益的。“今日之武人派名为反对帝政复辟，实为祸乱根苗。稳健派则显然希望用武人派的反对作清除张勋势力的手段;他们或可暂时联合在一起，但终会争吵闹翻的……如此祸乱因仍，坐失建设之时会，世界将不能待我矣。”[1]
尽管在那年7月的混乱事件中预见到他说的那种“建设之时”会是困难的，或想像出稳健派究竟会怎样像胡适所希望的那样使时局转向有利于他们的目的也是困难的，但胡适对这种联盟的命运的估计却基本上是正确的。那时，这些政治上顾虑重重的人——他们在后来的年代里也一直是这样踌躇不定的——在这种混乱的军阀政治的动乱之中显然处在不利地位。这些人只以模糊含混的政治行为准则为武器，他们想把它们强加给建立在武力基础上的政府，而这种政府充其量也只能对其批评者所拥护的原则不予理睬。胡适本人则很快就觉察到了稳健派的这种尴尬处境。
离别了七年之后，1917年夏，胡适回到了上海，他发现这个曾一度有过激动人心的思想生活的城市，已变得死气沉沉、令人窒息了。几年以后他写道:“我方才知道张勋的复辟乃是极自然的现象。”他在中国所看到的一切证实了他在离开美国之前就已形成了的观点——此时他更为坚信:思想与文化的更新必须先于政治的改革，在满意的政治解决实现之前，新的社会价值必须要取代旧的。由于归国伊始受到的感情震动和失望，胡适下了这样的决心:“20年不谈政治”。因为他相信20年后会“替中国政治建筑一个革新的基础”[2]。
最终证明这是一个不可能保持的决心。在以后的一些年中，胡适屡屡被人怂恿着发表他的政治观，虽然他这样做的时候总是带着某种不同意见的。不过，他起的社会作用也是一位观察家和政治批评家的作用。在那个革命性的煽动吞没了中国城市的各条街道，甚至渗入到内地村落狭窄小巷的时代，胡适坚定地捍卫着他的信念:对于一位知识分子来说，这样的政治活动，只是在浪费本可更好地贡献给更富有建设性事业的能量。
从1917—1919年的事态发展，给了胡适很大的鼓舞，这使他相信他对社会与思想改革问题的非政治的观点是注定会盛行起来的。可能是由于对他的意见的尊重，而且肯定是由于他的完全赞同，在这几年中，《新青年》确是坚持了不卷入政治的政策。[3]但1919年却标志着一个转折点，这个转折点使很多人认为，这样一种对文学和文化关系的成见对当时的重大问题是非本质的。巴黎和会的结果支持了日本在山东德国租界的权利，而中国政府苟且地接受了《凡尔赛条约》，这两件事不仅使北京的学生感到屈辱，而且激怒了他们。5月4日，他们走上街头发泄他们的愤怒。在随后发生的一系列抗议活动中，学生们第一次意识到了他们作为一种政治势力的力量。学生在目的和重要性方面的新奇感，直接导致了学生创办的作为传播“新思想”之手段的期刊与杂志大量增加。[4]五四运动就是以这种方式来扩大参加新思想争论的基础的。同时，1919年的各种事件还形成了一种积极从事政治的传统，把它当做知识分子关心公众事务的光荣的、甚至是必要的表现，并且也促成了胡适十分为之担忧的那类政治活动。
在他的晚年，胡适把五四运动说成是1917—1918年开始的那项伟业的“一次最令人讨厌的中断”，新文化运动再也未从这次打击中完全恢复过来。[5]但在当时，他对这个问题的看法却是完全不同的。在他1919年12月对那年的各种活动所写的一篇概论中(英文)，他称赞这场运动标志着对非政治改革的重要性的觉悟，而且他还满怀信心地谈到了这场运动的思想意义。他写道，近几个月的“思想改造”的迅速，“甚至使那些对其最终的胜利抱有最狂热希望的人都感到震惊了”。自1898年以来，即从康有为那场流产的变法以来，中国知识分子“是以忽略非政治为代价把他们的希望寄托于政治的。他们注定是要失望的，而且他们也确确实实是失望了”[6]!胡适接着写道，1919年的事态却提供了“一次新的教训”:
正是这些非政治的势力——学生、商人、游行与街头演讲，以及联合抵制购买——起了作用并取得了胜利。这是一个伟大的启示并且产生出了新的乐观主义。
……不要说安福部〔即仍在支配着北京政府的段祺瑞派〕;不要说上海举行的国内和平会议〔1919年初召集的一次军阀会议，该会谈判南北重新统一问题的企图失败了〕;不要说北京和其他地方的小政治阴谋——我们还有教育群众、解放妇女、改革学校、发展国内工业、改造家族制度、反对旧的与这时的观念、废弃荒谬有害的偶像，以及纠正许多许多社会的和经济的错误等等事情要做。正是通过这些新的活动途径，带着再觉醒的希望与活力的年轻中国现在才正在为中国的民主重建一个新的基础而缓慢地但却稳步地工作着。[7]
在此提出的这个有关构成“政治”活动的概括是重要的。当胡适谈到“政治”的时候，在他心里指的是军阀政府那些玩世不恭的阴谋诡计。在他看来，“参与政治”意味着从事那些就其自身意义而言非常腐败的活动，而“政治解决办法”则意味着通过与流氓恶棍的妥协而达成的解决。他认为，真正的改革决不是用这类手段来实现的，因为改革不是一个从这种意义上来说的政治问题，而是一个远为广泛的社会与思想问题的综合体。他认为，民主制度——这个他为之奋斗的最终目的，并不仅是一个具体的政治制度体系，而且是一种有益于维持某一特定社会状况的心态。那么，符合逻辑的推理，就是一个民主社会的创造在本质上是一项思想的成就而不是一项政治的成就。1919年底他写道，1919年令人愉快的结果之一，就是省悟到“要对民主的意义有个更好的理解”。“在名义上的共和下，八年痛苦的失败渐渐地使年轻的中国认识到，民主是不能仅仅通过政治的变革来给予保证的……民主……不多不少正是所有民主化的和正在民主化的力量的总体，这包括社会的、经济的、道德的，以及思想等诸方面的力量。构成中国这些新运动的指导原则之一的也正是这种认识。”[8]
1919年末，胡适是有理由怀着这种信心十足的期望的。在许多随着五四示威游行出现的期刊所提出的种种原则宣言中，生动地反映出了这种普遍流行的崇高理性主义情绪，“要在物质上和社会上改造国家和社会”——“在发展国家工业的同时向公民们介绍新的思想并提高他们的人格”——“为了把探索和批判的思想用于社会的改革，就要造成学术的发展”——“向社会介绍新的思想，把乐观的但批判的观点用于社会的改造”。[9]对于胡适来说，看到这种情绪的普遍流行，看到这种情绪被以与他自己的话十分相近的语言表达出来，他当然是满意和欣慰的。
而且，在他关于五四运动的意义的阐述中，胡适还高兴地提到，他的美国良师与这个运动是同时到来的。约翰·杜威恰在这个运动前夕抵达中国，因而他亲眼目睹了5月和6月的危机，这给他留下了很深的印象。那年仲夏的时候他写道:“这是学生们第一次有组织地参与政治。”“悲观主义的引力似已被打破。这次是采取了行动，一种真正的行动。”[10]然而，在这年结束之前，杜威却满意地写道:这场运动已“从冲破政治和军事的堤坝这个方向转移”，而“流入了数量众多的宽阔河流之中，现在正在灌溉着中国的理性与工业的土壤……学生的各个组织也都投入了民众教育，社会与慈善事业，以及富有生气的思想讨论等等活动之中。中国历来对政治问题不关心，这次学生反抗也仅仅是一种表面上的暂时例外……所谓的政治革命越显出本身是一次失败，对于可使未来的革命变为现实的思想革命的要求也就越为积极……这次表面上最政治化的学生反抗，并不是一场政治运动。它表现了青年男女中一种新的自觉，一种理性的觉醒，这些人，通过他们的教育，已意识到了一种新信仰准则的必要，一种新思维方法的必要”。[11]
然而，如果这是正确的，它也只是部分真理，甚至在1919年也是如此。正如胡适最终所承认的那样，1919年所造成的种种观点无论在精神上还是在倾向上都不是非政治的。胡适加以轻蔑地否认的段祺瑞政治，就是学生们愤恨的第一个目标;它在6月初的垮台也正是学生运动第一个具体的胜利。此外，在以后的几年中，胡适曾很信任地称为“非政治的”各派势力也都日益明显地起了种种政治作用。无论是再组织起来的孙逸仙的国民党，还是刚刚出现的共产党，都有利用1919年释放出来的能量以宣传各自政治方案的能力，它们也都从中汲取了力量和生机。胡适错误地判断了形势，而且他也是以对改变了事态发展的各派势力的不正确认识来看待20年代这骚乱的十年的。
甚至在五四运动以前，胡适一贯坚持的知识分子不谈政治的要求，就已是北京“新青年派”成员中发生分歧的原因了。早在1918年7月，陈独秀就在《新青年》上著文抱怨说“本志(新青年)同人及读者，往往不以我谈政治为然。有人说，我辈青年，重在修养学识，从根本上改造社会，何必谈什么政治呢？有人说，本志着宣言志在辅导青年，不议时政，现在何必谈甚么政治惹出事来呢？呀呀!这些话却都说错了……我现在所谈的政治，不是普通政治问题，更不是行政问题，乃是关系国家民族根本存亡的政治根本问题”。[12]由于对讨论“根本”政治问题的必要做了这样的强调，所以陈独秀点明了他与胡适的根本分歧的所在。胡适则一贯说，谈论根本的问题是没什么意义的。他不愿意让自己卷入政治辩论之中，他所发表的看法也都是针对陈独秀所说的“普通政治”问题的，即文职官员改革、官僚政治的改造、宪法的修改等。最终证明，这种关于该谈论何种政治问题的适当界说的意见分歧，是不可调和的。
尽管一般来说胡适尽力阻止《新青年》卷入政治的努力是成功的，但他也不能抑制他的朋友们谈论政治的愿望。1918年11月下旬，他母亲去世，他返回安徽参加葬礼，这时，新青年派中一些颇为倔强的成员——陈独秀、李大钊、高一涵、张慰慈——便利用他不在北京的机会，创办了一份小型杂志:《每周评论》。这份杂志显然是作为一个政治辩论论坛的。12月底发表的创刊宣言表现出了那个时代的情调和这些人的倾向。
自从德国打了败仗，“公理战胜强权”这句话几乎成了人人的口头禅。
列位要晓得什么是公理，什么是强权吗？简单说起来，凡合乎平等自由的，就是公理;倚仗自家强力，侵害他人平等自由的，就是强权。
这“公理战胜强权”的结果，世界各国的人都应该明白，无论对内对外，强权是靠不住的，公理是万万不能不讲的了。
我们发行这《每周评论》的宗旨，也就是“拥护公理，反对强权”八个大字，只希望以后强权不战胜公理，便是人类万岁!本报万岁![13]
1919年初，胡适回到北京的时候，他所面临的就是这个既成事实。
应陈独秀之约，他也曾为《每周评论》译过几篇短篇小说，[14]写过一首应景小诗，但他好几个月都是与这份杂志保持着距离的。然而，是年6月，陈被段祺瑞的警察逮捕——他是在北京一家有名的茶馆散发谴责段祺瑞政府企图镇压学生游行的传单时被捕的——在这个关头，胡适才同意承担《每周评论》的编辑责任。[15]7月和8月，我们已提到的他那一系列论述“问题与主义”的文章均发表在这份杂志上，同时附载了李大钊、蓝志先的长篇驳斥文章。一些年后，胡适说这些论文只是他的“政治理论的导言”，但由于《每周评论》在8月底被政府封禁，所以“我再也没得到透彻阐释这个‘题目’的机会。”[16]即使这样，他仍然觉得应当为这次短暂的涉足政治禁区做一次回顾性的辩解。1922年，在一篇题为《我的歧路》的论文中，胡适回顾了更早些时期的情况。“那时正值安福部极盛的时代，上海的分赃和会尚未散伙。[17]然而国内的‘新分子’闭口不谈具体的政治问题，却高谈什么无政府主义与马克思主义。我看不过了，忍不住了，——因为我是一个实验主义的信徒——于是发愤要想谈政治”。[18]
然而，在《问题与主义》中，胡适只是在某种特别的意义上“谈论政治”的。不仅他自己要进行详尽的具体问题分析，他还呼吁他的同事讨论具体的政治问题，他警告他们注意抽象化和含糊概括的危险。他说，“世间没有一个抽象名词能把某人某派的具体主张都包括在里面。”抽象术语只会使人“心满意足，自以为寻着包医百病的‘根本解决’”，因而，它对于未来的整个改革运动事业就是个大危险。[19]与渐进主义的改革相对的“根本解决”的问题，在胡适与他那些更倾向于革命的朋友们的辩论中不止一次地出现过，但在他于1919年夏谈到这个问题时，才标志着新文化运动领导层中意识形态的紧张关系深化了。
然而，1920—1921年以前，他们之间的分裂并未完全明确。1919年夏，陈独秀出狱后，互相冲突的观点似乎已有了和解。该年12月的《新青年》刊出了一篇由胡适、陈独秀、李大钊以及其他很多人共同签名的一篇宣言，该宣言的目的就是重申该杂志与文化革命的一致性。尽管李大钊已走上了信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道路，陈独秀的转变也是近在眼前的事，但这份宣言却几乎或完全未反映出他们这种新的热情。相反，宣言却表达出了胡适的观点，尽管他这方面做出了最小限度的让步。例如，宣言的发起人一致承认“我们虽不迷信政治万能，但承认政治是一种重要的公共生活”;另一面他们又说，“我们相信尊重自然科学实验哲学，破除迷信妄想，是我们社会现在进化的必要条件”。[20]在这期《新青年》上还登出了杜威近期关于社会与政治哲学的讲座(高一涵译)的第一部分分期连载，以及胡适的概括性论文《新思潮的意义》，在这篇文章中，他简要地回顾了他对于“各种主义”的批评，并概括地论述了他本人关于社会与思想更新的渐进主义方案。[21]最后，在这同一期12月号上，还刊出了陈独秀的论文《实行民主的基础》，在该文中，他接受了——即使是暂时的——杜威的(和胡适的)特殊的观点，并强调了从缓慢的一点一滴的改革而不是包罗一切的解决方面进行思考的必要性。[22]
这是胡、陈二人最后一次在一起发表共同的观点。是年冬，陈独秀离京赴沪，同时又重新承担起《新青年》的全部编辑责任。[23]此后，《新青年》日益成了陈独秀等人宣传其马克思主义观点的喉舌，尽管原北京派的一些成员有一段时间还在上面发表他们的文章。1919年底以后，胡适再也没给《新青年》写过具有全面意义的论文，仅在上面发表了几篇关于文学改革的论文和一首应景诗。据以陈独秀为首的一派与以胡适为首的北京派双方的通信看，胡与陈的私交于1920—1921年冬破裂。
1920年9月中，陈从上海寄信给胡适、高一涵，告诉他们，应孙逸仙的邀请，他即将离沪赴穗。他还告诉他们，这样《新青年》就要交由陈望道主编，陈望道是一位公开的马克思主义者[24]——与陈独秀一样的马克思主义者——这不仅扰乱了胡适的心情，而且也使北京派惊讶。在这封信中，显然是为了答复以前的批评，陈独秀说他对《新青年》近几个月中的“新风格”亦“不以为然”，并强调指出，陈望道也渴望“稍稍改变内容”，“以后仍以趋重哲学文艺为是”。但是他又继续写道:“但似此办法，非北京同人多做文章不可，近几册内容稍稍与前不同，京中同人来文太少，也是一个重大原因。”[25]
对此指责，胡适回答说，尽管陈表示要改变一下《新青年》的面貌，但此“似亦非易事。北京同人抹淡的工夫决赶不上上海同人玷污的手段之神速”。他建议，如《新青年》听任自己流为“一种有特别色彩之杂志”，就要另创一专事哲学与文学的新杂志，“篇幅不求多，而材料必求精”。另一方面，胡适坚持说，如果陈真正希望避免《新青年》同人的公开分裂，只有将该杂志的编辑事务移到北京，并发表另一宣言才可办到，该宣言在实质上与前次宣言相似，但明确宣布不谈政治。[26]
陈独秀竭力反对把《新青年》移往北京的意见，因为这实际上是从他手中夺走这份杂志。对于胡适公开发表不问政治宣言的要求，他更是激烈反对。在后一问题上，他得到了胡适在京几位朋友的支持(如陶孟和、周作人、鲁迅)。1921年1月初鲁迅致函胡适说:“我却以为不必，这固然小半在‘不愿示人以弱’;其实则凡《新青年》同人所作的作品，无论如何宣言，官场总是头痛，不会优容的。”[27]胡适屈从了这类反对意见，放弃发表一个新宣言的建议，但他强硬地坚持《新青年》必须重迁北京编辑。
最后，这场争论因上海当局敦促法国巡捕在《新青年》2月号出版前没收了其印版而了结，这恰中陈独秀的下怀。2月中，陈致书胡适，告诉他摆脱这一境地的惟一办法就是将该杂志迁移广州，在广州那种更适于该刊之革命目标的环境中，《新青年》也许能取得成功。他认为，《新青年》不能再回北京编辑的理由是，“坦率而言，北大的气氛近来并不好”。他对创办一个专事学术的新杂志的建议表示欢迎，但他也事先声明他反对任何要他为此撰文的建议。最后他又附上这样一句温和的责备:“你劝我对于朋友不要太多疑，我承认是我应该时常不可忘却的忠告，但我总是时时提心吊胆恐怕我的好朋友书呆子为政客所利用。”[28]
4月，《新青年》事实上已是在广州出版了，陈独秀六年前创办的这份杂志，仍在他的控制之下。而实际上这时胡适与《新青年》及陈独秀的关系均已告结束了。[29]两年半后他带着歉意写道:“《新青年》的使命在于文学革命与思想革命。这个使命不幸中断了……倘使《新青年》继续至今，6年〔即自1917年胡适本人亲自从事这个期刊的工作以来〕不断的作文学思想革命的事业，影响定然不小了。”[30]
胡适在给陈独秀的信中所说的那种“新杂志”，直到1922年春才问世。这份杂志是以与胡适最初预想的那种“纯”学术杂志完全不同的面目出现的。[31]它被象征性地称做《努力周报》。1922年5月7日在北京发行了第一期，在这期杂志上胡适以一首名为《努力歌》的诗为这项新的事业确立了一个主题:
“这种情形是不会长久的。”
朋友，你错了。
除非你和我不许他长久，
他是会长久的。
天下无不可为的事。
直到你和我——自命好人的——
也都说“不可为”
那才是真不可为了。[32]
正像这几行诗所写的那样，在《努力周报》中，胡适第一次充当了论述变换不定之政治情况的评论员。促成胡适政治观点这种突然变化的人正是丁文江。他是一位受过英国教育的地质学家，在1923年的大论战中，他是科学的捍卫者，这点我们已予论述。《努力周报》与其说是胡适的事业，不如说是丁的事业。但在与这份新杂志关系最密切的人中，惟独他与《新青年》没有过任何关系。而且，对于胡适及其朋友们一直想使自己超越政治斗争的种种自觉企图，他也是极为蔑视的。丁不仅将胡适认为政治应处于从属地位的观点斥为“一种妄想”，而且还嘲弄说，“不要上胡适之的当，说改良政治要从思想文艺下手”。[33]
经过如此的刺痛，胡适默认了丁认为社会改革只有在一种政治进步的环境中才能成功的观点。胡甚至一度完全接受了这种新的观点，而那些用梁启超与袁世凯、段祺瑞政府不幸合作的例子来劝告他的朋友的观点都遭到了拒绝。在胡适看来，梁启超的错误是他接受了军阀控制下的公职;而自己仅想忠于自己的职责，作一名无利益之心的社会问题评论家，他也决不会屈从官位的诱惑。[34]
但是，胡适也曾竭力说明，他的观点并不像表面上变化的那样大。他说，他所关心的仍是1919年写《问题与主义》时所谈到的那些问题。
他在较早的一期《努力周报》上说，对于一种可使自己产生影响的“新的社会舆论”，他已等待了“两年零八个月”(即自1919年末《新青年》社发表宣言以来)，到“现在我再也忍不住了”。“我现在出来谈政治虽是国内的腐败政治激出来的，其实大部分是这几年的‘高谈主义而不研究问题’的‘新舆论界’把我激出来的。我现在的谈政治，只是实行我那‘多研究问题，少谈主义’的主张……我对于现今的思想文艺，是很不满意的。孔丘、朱熹的奴隶减少了，却添上了一班马克思、克鲁泡特金的奴隶;陈腐的古典主义打倒了，却换上了种种浅薄的新古典主义。”[35]
5月14日出版的第二期《努力周报》的重要篇幅都让予了题为《我们的政治主张》的宣言。他最初仅是把它当做一篇编辑方针来起草的，但它最终出现的时候，却集中融合了李大钊、蔡元培等人提出的修正意见，在这份宣言上签名的有丁文江、高一涵、陶孟和、梁漱溟以及许多其他社会名流。[36]《我们的政治主张》是对那些可看做“自由主义”的观点的第一次系统的概括，显然，它也构成了后来被人们称为“好人政府派”的政纲。
也许，《我们的政治主张》之所以给人造成了最深刻的印象，正是因为它表现出了军阀统治下的中国所存在的那种社会生活环境。由这个宣言的发起人提出的有关南北政府重新统一，重建“合法”的国会机构，起草永久性宪法，解除武装，改革官僚制度，提出公共财政预算和会计制度等等问题的建议，反映了由各个相迭更替的军阀政府给中国名义上的共和制度所带来的各个方面的弊病。这包括:由国外贷款和沉重的国内捐税所维持的庞大的“私人”军队，不计功劳与能力而可保持职位的臃肿的官僚机构，国会的程序也旨在适合那些依仗武力和贿赂施展其野心的强权人物的便利，缺乏起码的可用来衡量政治行为的基本法律，最令人讨厌的是，这类政府完全无视批评者的意见，也无视他们认为有权去统治的那些人民的意见。正是由于1922年5月宣言所反对的是这种污浊的环境背景，所以必须要对它做出评价。
不论怎样，《我们的政治主张》的意义远远超出了它发表时的那个时代。在以下其序言的各个段落中所提出的种种设想和目标，以后很多年都是自由主义政治态度的重要特征。
我们为供给大家一个讨论的底子起见，先提出我们对于中国政治的主张，要求大家的批评、讨论，或赞助。
(一)，政治改革的目标:我们以为，现在不谈政治则已，若谈政治，应该有一个切实的，明了的，人人都能了解的目标。我们以为国内的优秀分子，无论他们理想中的政治组织是什么(全民政治主义也罢，基尔特社会主义也罢，无政府主义也罢)，现在都应该平心降格的公认“好政府”一个目标，作为现在改革中国政治的最低限度的要求。我们应该同心协力的拿这共同目标来向中国的恶势力作战。
(二)，“好政府”的至少涵义:我们所谓“好政府”，在消极的方面是要有正当的机关可以监督防止一切营私舞弊的不法官吏;在积极方面是两点:
(1)充分运用政治的机关为社会全体谋充分的福利。
(2)充分容纳个人的自由，爱护个性的发展。
(三)，政治改革的三个基本原则:我们对于今后政治的改革，有三个基本要求:
(1) 我们要求一个“宪政的政府”，因为这是使政治上轨道的第一步。
(2)我们要求一个“公开的政府”，包括财政的公开与公开考试式的用人等等，因为我们深信，“公开”(Publicity)是打破一切黑幕的唯一武器。
(3)我们要求一种“有计划的政治”，因为我们深信中国的大病在于无计划的漂泊，因为我们深信计划是效率的源头，因为我们深信一个平庸的计划胜于无计划的瞎摸索。
(四)，政治改革的唯一下手功夫:我们深信中国所以败坏到这步田地，虽然有种种原因，但“好人自命清高”确是一个重要原因。“好人笼着手，恶人背着走”。因此，我们深信，今日政治改革的第一步在于好人须要有奋斗的精神。凡是社会上的优秀分子，应该为自卫计，为社会国家计，出来和恶势力奋斗。我们应该回想，民国初元的新气象岂不是国中优秀分子加入政治运动的效果吗？当时的旧官僚很多跑到青岛天津上海去拿出钱来做生意，不想出来做官了。听说那时的曹汝霖，每天在家关起门来研究宪法!后来好人渐渐的厌倦政治了，跑的跑了，退隐的退隐了;于是曹汝霖丢下他的宪法书本，开门出来了;于是青岛天津上海的旧官僚也就一个一个的跑回来做参政咨议总长次长了。民国五六年以来，好人袖手看着中国分裂，看着讨伐西南，看着安福部的成立与猖獗，看着蒙古的失掉，看着山东的卖掉，看着军阀的横行，看着国家破产丢脸等这步田地!——够了!罪魁祸首的好人现在可以起来了，做好人是不够的，要做奋斗的好人!消极的舆论是不够的，须(需)要有决战的舆论。这是政治改革的第一步下手功夫。
关于强大的政治，即“一个有计划的政治”的问题，胡适的观点早就形成了。早在1914年，他就带着满意的心情评论道:“今日之西方政治学说之趋向，乃由放任主义而趋干涉，由个人主义趋社会主义……盖西方今日已渐见18世纪学者所持任天而治(放任主义)之弊。”[37]在他回国的前夕，他已写下过那类预示出《我们的政治主张》一文中反军阀主义观点的话了:“当前最大的需要就是要确定下人们的目标，并确定一个根本的方针……实现这点后，再去毫不踌躇地、坚定地奋斗20年或50年的时间。只有那时才有民族得救的希望。近些年中，我国政府一直是没有观点、没有计划或政策方针的，就象(像)一只没有指南针的船，漂浮在海上，任凭风浪的摆布。这样的漂浮是一种巨大的灾难。”[38]这正是回国后的那几年中他固执坚持的主题。“我们对于不论谁来组织的政府，第一个要求就是‘有计划’”，他在1922年夏的《努力》上这样写道，“国家是一件重器，政治是一件绝大的事……没有计划的人是不配干政治的。”[39]
四年之后，在他去欧洲的途中，胡适有机会亲自考察了这种主张的积极与消极两方面的例证。对于苏联生活的观察使他羡慕不已，甚至成了他迷恋“苏联实验”的基础，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才消失。1926年夏，他从莫斯科写信给张慰慈，热情地描绘了他在俄国人身上发现的献身精神。虽然他也承认，苏联人的理想也许是“我们热爱自由的人不能完全赞同的”，但他又说，“他们的意志的专笃，却是我们不能不顶礼佩服的。他们在此做一个空前的伟大政治的新试验;他们有理想，有计划，有绝对的信心，只此三项已足使我们愧死……我们那昏昏梦境中的人怎配批评苏联呢”？[40]
几个星期后，他又到了英国，英国之行是更为闲适安逸的，但他对英国的看法却是着重于批判的。那是个令人忧郁的秋天，五月份那普遍的罢工还令人记忆犹新，很多地方的矿工还未复工。在写给他的好友、曾在剑桥大学留学的诗人徐志摩的信中，他以异乎寻常的强烈情感谴责了由于鲍德文部长的政策所造成的“混乱”。他的结论是:“英国是不足学的，这种敷衍的政治，我最反对，我们不干政治则已;要干政治，必须要有计划，依计划做去。这是方法，其余皆枝叶耳。”[41]
最好的政治不是最无为的政府，而是能根据对它欲实现之目标的充分认识而制定其政策并以最有力的效率来贯彻这些政策的政府。他认为放任的自由主义学说并不是值得肯定的、正确的或值得向往的原则，而只是对18—19世纪各政府的管理无能的消极反应。他认为，在任何情况下，20世纪的重要政治问题“不是如何限制政府的权限的问题，乃是如何运用这个重要工具来谋最大多数的福利的问题了”。1923年，他第一次把这称为“政治工具主义”理论。[42]
胡并未发现，这种对强大政治力量的必要性的信念，会排斥接受以可给各省带来实质性自治权限的联邦制为基础的国民政府观念。联邦主义是20年代初在部分人中流行的一项事业。当时军阀主义所面临的双重问题是:不受束缚的地方主义和中央政府的软弱无力。有些在联邦制思想中看到了一种可能解决这种问题途径的知识分子，对联邦主义尤为支持。《努力周报》就是热衷于这项事业的刊物。胡适所持的看法是，中国的历史提供了充分的证据说明，中国幅员过于广大，差异过于巨大，所以它不可能成为一个能得到成功统治的中央集权的政治统一体。对于被那些革命派所利用的统一传统，胡适则斥之为“迷梦”——胡适认为，甚至就其最好的情况来说，它也仅是一种由武力来建立和维系的统一体。在他看来，军阀时代的分裂的根本原因，正是因为再一次想把一个中央集权的政府强加在一个它本不适于的大国身上。相反联邦主义则可适用于解决军阀主义的问题:“增加地方的实权;使地方能充分发展他的潜势力，来和军阀作战，来推翻军阀。这是省自治的意义，这是联邦运动的作用。”[43]联邦主义的反对者们说，军阀的不负责任的行为恰恰证明了政治权力非中央集权化的危险，而胡适认为，这是混淆了因果。
这里并不是要评价拥护或反对联邦主义的双方的功过。但联邦主义运动的确是一项软弱无力的和注定要失败的事业，这部分地是由于它从各个不同的军阀那里取得的支持损害了这项事业，其中的原因也是不难理解的。[44]而胡适对于联邦主义的热情也许可以解释为表现出他寻求用美国的方法解决中国问题的倾向。回顾起来，正如当时反对这种观点的人指出的，究竟能否不冒政治权力完全分裂的危险而实现这种形式上的权力非中央集权化，看来是令人怀疑的。为了替联邦主义拥护者们辩护，也应当指出，他们所反对的中央集权政府传统实际上是一种中央无所不包的控制，在正式的政治机构中很少或完全没有地方利益的份儿。也许，胡适所主张的是，必须打破平衡，考虑地方的利益。[45]尽管联邦主义运动从未超出过学术探讨的范围，但这却是胡适不断用其反对20年代和30年代执政政府的一种要求。
尽管胡适强调政治当局应随时牢记“为社会全体谋最充分的福利”的责任，并且也很关心地方利益在政府事务中的表现程度，但在他对“有计划政治”的必要性的坚决主张中，却不存在什么内在的民主性。相反，在他的思想中，表现出一种潜在的反民主的倾向，即他的杰出人物论思想。他对待政治的态度，与他对待更重大社会改革问题的态度，在本质上都是强调智力活动的。他给作为变革力量的思想赋予了超乎寻常的重要性，他把一副沉重的责任负担放在了有知识的少数人的肩上——他们的职责必须是表达出改革所依靠的那种“战斗的和决定性的舆论”。在这方面，他并不是孤立的。1923年，丁文江就曾在《努力周报》最后几期的一期中撰文，以最清晰的措词概述了这种在自由派人物中普遍盛行的杰出人物论观点。
我们中国政治的混乱，不是因为国民程度幼稚，不是由于政治官僚腐败，不是因为武人军阀专横——是因为“少数人”没有责任心，而且没有负责任的能力。
只要有几个人有百折不回的决心，拔山倒海的勇气，不但有知识而且有能力，不但有道德而且要做事业，风气一开，[时代的]精神就要一变……
只要有少数里面的少数，优秀里面的优秀，不肯束手待毙，天下事不怕没有办法的……最可怕的是有知识有道德的人不肯向政治上去努力![46]
自由派人物所呼吁的理智的个人主义，只与“少数里面的少数”有关。而且，也正是通过与这种热心公益的精华人物所持标准相一致的政府行为，才能为在全体人民中慢慢培育出一种自治能力创造必要的条件。
然而，胡适对于民主也有着坚定的信仰，他不仅把民主看做是一个制度上的综合体，而且把它看做是可使某些制度具有可行性的社会和思想环境。他认为，中国人在政治上的落后，不是由于对非民主政治制度的永存性的充分认可;因此他认为，民主制度对于最终将会带来真正意义上的民主的实现的教育过程来说是最根本的东西。在《努力周报》中，他是用以下这些话来申辩的:
从民治国家的经验上看来，我们不能不承认民治的制度是训练良好公民的重要工具……民治制度所以有被他国采用的可能，全靠制度有教育的功用。其实这个道理很不希(稀)奇。惯用菜油灯盏的中国人，居然会用电灯了，向来不会组织大规模的商业的中国人，居然会组织大银行和大公司了。政治的生活虽然没有电灯电话那样简单，其实也只是有组织的生活的一种。这种组织的生活是学得会的……
凡经过长期民治制度的训练的国家，公民的知识和道德总比别国要高得多……公民知识的普及是公民道德养成的重要条件。[47]
胡适可能一度未再谈论这个问题。但到20年代末，有人提出这样一种观点，认为只有经过一个时期的政党专政和“政治教育”，才能在中国形成民主。为了回答这种观点，胡适不得不阐述了他的信念，他认为相信民主制度的教育效用就是对人民本身固有的政治智慧的明确肯定。到30年代，由于环境的迫使，胡适承认，要使这种观点与他关于思想进步的杰出人物的关键性作用的信念谐调一致是困难的。
如果制度是适当的变革工具，它们就必须要适应变革的需要。但如果不存在适当的可适应于变革之需的制度，它们又怎样才能被创造出来呢？正是在这个问题上，胡适与他那些主张采取革命行动的朋友分道扬镳了。虽然他对军阀政府并不抱什么希望，但他却一直不愿意用革命的手段摧毁其权力。我们也许可暂且不去分析支持这种观点的逻辑推理，因为直到1927年那个公开宣称革命的政府建立之后，他才认识到这个问题的紧迫性。这里须注意到，胡适的目的仅仅是改革当权的政府，因而他对于当局的要求，是从他对合理要求它们的估计来予以缓和。1922年6月他在《努力周报》上撰文说:“我们应该把平常对政治的大奢望暂时收起，只存一个‘得尺进尺，得寸进寸’的希望，然后可以冷静地估量那现实的政治上的变迁。”[48]然而，事实始终是:胡适与他的自由派同人，从蔑视他们的批评到怨恨他们的干预企图的军国主义分子及官僚们所控制的政府那里几乎一无所获。而且，这些“好人政府”论拥护者们可用来表达自己意愿的惟一武器——公众舆论，不但是极端软弱无力的，而且是极端缺乏组织的，以至于不可能完成胡适等自由派人物所赋予它的任务。
《我们的政治主张》一文的目的就是要激起争论，在这一点上，该文的发起人的希望倒没有落空。这篇文章的发表确是引起了广泛的争论，但这场争论主要所谈论的并不是胡适等人提出的具体问题，而是他们的目的和他们的努力的实用性。有些读者同意，在像中国这样的国家中，由于背负着文盲的、无思想表达力的、无进步知识的民众的沉重包袱，所以改革恰应是那些“好人”的事，这些好人的目标应只是去建立令所有人都能同意的一般原则。[49]但另一些人却对这种方法的有效性提出了疑问。一位年轻的怀疑者著文写道:“宣传有时可以唤醒民气，且亦是群众运动中之一不可缺少的要素。不过仅凭宣传，终觉是学者的态度而不彻底……何妨就由诸君发起组织一个‘好政府党’？若是徒有议论，没有具体的组织，则我恐怕这些主张只是空谈，未必能有实现的一日。”[50]
胡适对这个建议的反应是意味深长的，因为这揭示了他关于政治组织问题的观点。对于政党在正常有序政治制度中所应起的作用，胡适并不是毫无考虑的。例如，1916年，在他对作为一位政治家的梁启超尚未失望以前，胡适对中国前途怀抱的乐观期望就是寄托在像梁启超、张謇这些身居要职的人物身上的。他说:“将来的希望，要有一个开明强硬的在野党做这稳建党的监督，要使今日的稳健不致变成明日的顽固。”[51]
然而，他本人是厌恶这种党派派别活动思想的。从批判性的超然独立到积极的政治卷入之间的这条界限，他永远不想跨越。1919年底发表的“新青年社”宣言对于这个问题的骑墙态度是非常巧妙的:“至于政党，我们也承认他是运用政治应有的方法;但对于一切拥护少数人私利或一阶级利益，眼中没有全社会幸福的政党，永远不忍加入。”[52]到1922年，他甚至从这种谨慎的共同宣言中退了出来。他不无理由地把共和早期带来的种种失望主要归罪于那个时代的政党、派系中存在的“狭隘观念”、“互相的不容忍”以及“无休止的争吵”。在答复程振基的批评时，他以下列一些话来阐述他自己的观点:
我个人以为现在只希望大家能持一点历史的眼光……用忏悔的态度，大家一齐朝着“好政府”的一个平凡的目标上做去。此时的最大需要在于宣传这个平凡的公共目标，叫大家认清我们的公敌是恶势力的恶政府，我们的责任是向这恶政府作战。这就是我们的大党了。至于国会恢复之后，向来的政党政治自然回来，我们在此时和最近的将来，都应该处于中间人、公正人、评判员、监督者地位。至于将来政治上轨道之后，具体主张上的不同或者使我们不能不造政党，那可是另一问题了。[53]
在另一篇大约与此同时发表在《努力周报》上的文章中，胡适从稍有不同的另一个角度抨击了这个问题。他写道，政论家们分为三种:第一种，是那些向某一个别政党献媚的人;第二种，是那些自己在某一党内行使领导的人;最后一种是那些为了监督所有人的行为，不隶属于任何党派的人，胡适显然视自己为这类人。胡适说，这种人是“超出常人的和独立的。他们只知社会与国家，而不知政党与派系。他们只持政见，而不持党见。也许在气质上和能力上他们都不适于组织一个政党。他们能认识问题，但不一定能处理事务;他们能制定计划，但不一定能执行计划;他们能批评人，但不一定知道与人打交道。他们当然利用他们的优长，他们也不会去做他们做不好的事。”
但是，人们问胡适，不直接参与权力的行使能形成有效的政治影响吗？胡适回答说，他所描绘的那种“独立的批评家”具有两种可供他们自己支配的重要手段，这两种手段能使他们的意见奏效。第一种手段当然就是他们在塑造舆论中的作用。第二种手段就是他们在创造一个独立的选举多数中所起的作用。“独立的政治批评家没有党派，但有时也可以说他们有党派。他们的党是由无数独立不羁的选举人组成的。在政治状况清明，教育很发达的国家，总是有一部分无党无派的选民的;他们是根据政治和人格的优秀来投票的。”[54]
胡适总是力图依照他在美国所看到的东西来限定他个人在中国这种动乱的政治生活中的作用，这也许比任何别的方面都更清楚地反映出了美国的生活经历对他的影响。甚至约翰·杜威在这方面也是持有很强烈的保留意见的(尽管他在这方面的影响特别明显，对于中国危机的本质及其解决途径，他也与胡适有很多同样的看法——或者说对于这些问题，他从胡适那里借去了很多观点)。虽说只是流于表面，他却对1919年的事件做过如下的评述，“只从成千封的电报发往巴黎抗议签约[凡尔赛条约]这个事实，或只从由亲日政治家所控制并掌握着财政和军队的内阁不敢与日本谈判山东问题这个事实，就赞成一个具有持久影响的少数派的存在是不大可靠的。在一场危机之中，一个少数派居于统治地位也许是有重大价值的。但这也仅仅是在一场危机之中”。[55]
对于胡适来说，20年代的痛苦教训使他觉得，甚至在一场危机之中，他也不同意那个持不同政见的少数派日趋使用的表达其抗议的语言，不赞同其耗费自身能量的方式。
《努力周报》的命运与军阀史上最沉闷的一个时期恰相一致。它的诞生正是在1922年4—5月间的直奉大战时期，在标志着动乱年代的许多次政权更迭中，这一次是吴佩孚、曹锟战胜了他们以前的盟友、满洲的主人张作霖。起初，在直系军阀胜利之后，对于那些拥护好人政府的人来说，造成重大改革的前景可能是颇为光明的。吴佩孚也许还是比当时军阀的一般水平略胜一筹的;无论怎样，他对“好人政府派”为之奋斗的许多事业是拥护的。1922年初夏，黎元洪取代了徐世昌。徐在段祺瑞和安福系的支持下，1918年当选为总统，并在段垮台后竟还把这个地位维持了两年。黎是吴佩孚的人，在理论上，他之所以有权利要求担任总统之职，是因为在1916年袁世凯死的时候他曾是副总统，因而他与最早的共和政权是有相当微妙的关系的。与此同时，也是由于吴佩孚的创议，所谓的“旧国会”重新在北京召开，提出起草一份新的和永久性的宪法。这是1913年选举出来的机构——或是那次选举机构的残余体——1913年选出后不久便被袁世凯解散，袁1916年逊位后重新召集，一年后又被段祺瑞驱散。这样，1922年临时组成的政府就表现出了一种近代军阀政府所缺乏的合法性，出现了把南北分裂之前各派政治势力团结起来的一线希望，这时也许可能会使历史倒回去，通过“合法的”手段取得武力所办不到的统一。[56]
这就是胡适和《努力周报》在1922年时所面临的政治环境。在国会即将于8月召开之前，胡适表达了他对于这次会议的希望:
国会这一次的集会，应当用全副精力贯注在制宪一件事。他的唯一任务是从制定宪法上产出正式的政府……
最重要的是国会应该承认现在黎元洪、颜惠庆[代总理]的政府为事实上的临时政府，任期至宪法制成正式政府成立时为止。
这样的做法，可以使国会议员专心制定宪法……我们希望国会议员的政治良心使他们赞成这个主意。[57]
9月，三位于同年5月在“好人政府宣言”上签字的人被任命为内阁成员。王宠惠(字亮畴，1882—1956)，这位受过美英教育的法学家和政治家，取代了代总理颜惠庆。罗文干(字钧任，1888—1941)，这位受过英国教育的法学家，被任命为财政部长。汤尔和(1877—1943)，另一位曾在日本学习的医学博士，被任命为教育部长。胡适与这三个人关系都很好，他与当时的新外长顾维钧(字少川，1877—？)的关系也很好。
对于王宠惠和他的同僚来说，他们与“好人政府派”的众人皆知的关系不但不是件好事，反而使他们陷入了窘境。他们很快就发现他们不仅遭到了报界的奚落，而且也遭到了他们那些未参政的朋友的责备，因为他们显然未提出一个方案——一个“计划”。[58]更坏的是，这个新政府从未得到过曹锟的支持，因为吴佩孚与曹锟并未结成稳固的联盟。一场看似好人政府事业的暂时胜利，很快就成了一次混乱的退却。11月，罗文干被众院代表吴景濂(曹锟的支持者)控告在签订中国奥地利条约时受贿。在这个关键时刻，吴佩孚抛弃了自由主义的事业，而没有他的支持，“好人政府”便垮台了。罗被解职并被逮捕入狱。此后，内阁阁员们就更顺从曹锟的意志了，后者的野心就是要当选为总统。胡适原来说过的对国会政治良心的信任完全被辜负了。1923年初他抱怨说:“宪法是根本法律:民治国家的法律决不是那般自己不守法律的无耻政客所能制定的。我们可以预言:吴景濂[张伯烈——原杂志有此一名，参见胡颂平《年谱长编初稿》524页。——译者]的国会即使定出一个宪法来，将来决不会有宪法的效能，将来不过添一张废纸!”[59]
《努力周报》对曹锟作总统的企图是坚决反对的，而且，随着国会日益倾向于屈从曹的野心，胡在他写的社论中对国会的谴责也就更加雄辩有力了。但这都无济于事。1923年最终的宪法草案规定以会期议会为选举机构，10月初曹锟就这样当选为总统——据一项估计，曹锟为了这个殊荣向各类政客支付了1500万银元。[60]
1922年末，胡适有病，北大准他离职休假一年。1923年5月，在把《努力周报》托付给丁文江、陶孟和、高一涵、张慰慈后，胡适离开了北京。是年夏秋两季，他在烟霞洞养病，那是浙江山区一处佛教徒隐居处。10月9日，曹锟当选总统四天之后，在他就职和新宪法颁布的前夕，胡适写信给他在北京的朋友们，谈到了他们共同事业的前途。他说，根据医生的劝告，他决定到假期满时再回北方。他建议，在此间断期中，《努力周报》应“暂时停刊”。他一面承认了他和他的同事们所处环境的无望，一面写道“此时谈政治已到‘向壁’的地步。若攻击人，则至多不过于全国恶骂之中，加上一骂，有何趣味？若撇开人而谈问题和主张——如全国会议、息兵、宪法之类——则势必引起外人的误解，而为盗贼上条陈也不是我们爱干的事”。
胡适把降临到《努力周报》上的种种不幸，解释成是对他以前反对卷入政治的主张之合理性的证明。他写道:“今后，我认为，我们应该把《努力周报》发展到能继续《新青年》未竟之使命的程度，再无干扰地奋斗它20年，我们就会为中国的政治奠定一个坚实的基础。”正如18个月前他创办《努力周报》时用一首诗号召“好人们”出来战斗那样，现在他还是给它写了一首诗，但却是一首挽歌。
树叶都带着秋容了，
但大多数都还在秋风里撑持着。
只有山前路上的许多梅树，
却早已憔悴的很难看了。
我们不敢笑他们早凋;
让他们早早休息好了，
明年仍赶在百花之先开放罢![61]
但是，《努力周报》未再复兴，胡适作为一位“政治批评家”的生涯也暂告结束了。1924年，一群北大教授创办了《现代评论》杂志，作为发表自由主义观点的喉舌。在这个新杂志上，胡适发表了一些诗歌、短篇学术论著以及关于更广泛的文化改造问题的论文。对政治问题他保持着沉默。直到1928年，在《努力周报》于军阀政治那种粗鄙的舆论下屈服了五年之后，胡适才在上海出版的《新月》杂志上重又发表他那受到过挫折的政治观点。在这五年之中，在中国发生了深刻的和激动人心的变化，而且，随着南京新政府的建立，中国革命也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胡适对于这种变化了的局面的反应，以及他与国民政府的关系，将是我们另一章所要讨论的主要问题。不过，促成革命运动掌握了政权的民族主义抱负，以及胡适对这些情绪的观点，必须首先予以论及。
当胡适宣布自己为了把精力献给一种“新舆论”的创造而决定退出政治活动时，正如已论述过的那样，他是期待着那个为数不多但却至关重要的现代化的知识分子阶级给予他支持的。这个阶级的人物有大学和中学学生、作家、新闻记者、专业人员，以及教师、学者等等。他希望在这些人中发现能够理解他的言论或能遵照它来行动的人。
他甚至还总是与20年代形成的其他势力的代言人争夺这些听众。1918年和1919年在北京和其他地方的马克思主义学习小组中初露端倪的中国共产党，于1921年正式成立，陈独秀当选为总书记。孙逸仙的国民党在1923年和1924年按列宁主义的路线实行改组，以使它成为实现革命目标的更有效的工具，这部分地是对苏联和共产国际对中国的兴趣日增的回应。与胡适不同，无论是共产党的领导人，还是国民党的领导人，他们对政治组织的必要性是毫不怀疑的，他们也不反对把武力当做实现其目标的手段。而且，为了得到支持，国共两党是用比胡适的言论更能表现出——回顾起来似乎就是这样——强烈敏感性的言词来迎合其听众的受挫感和不满感的:这些听众就是那些一个已非国家的国度的公民，一个已失去其自尊而且似乎在实际上也已处在最终将失去其政治统一性危险之中的民族的成员。
在某种程度上，共产党和国民党都是20年代弥漫于中国大地的这种炽热的民族主义创造出来的。在某种程度上，它们也是这种炽热民族主义的创造者。它们把中国的不幸与苦难归罪于自19世纪中叶以来的西方入侵(这种入侵削弱了中国的经济、政治力量)，响亮地表达出了民族主义的反对帝国主义的愿望。在1923—1927年的国共合作时期，革命的意识形态又把反对帝国主义和反对封建主义混和在一起了(反封建这个术语主要是在情感上而不是在精确性上用来揭露过去的种种弊病的——社会的不平等，政治的压迫与腐败，以及中国人生活中的道德堕落)。1922年6月《中国共产党对于当前局势的第一次宣言》就是采用的这种方式来说明问题的:
民主派失败，便是人民不能脱离国际帝国主义及本国军阀压迫的痛苦。因为民主政治未能成功，名为共和国家，实际上仍旧由军阀掌握政权，这种半独立的封建国家，执政的军阀每每与国际帝国主义互相勾结……国际帝国主义在相当的限制以内，也都乐以全力借给军阀，一是可以造成他们在中国的特殊势力，一是可以延长中国内乱，使中国永远不能发展实业，永远为消费国家，永远为他们的市场。在这样状况之下的中国实业家受外资竞争，协定关税，地方扰乱，官场诛求，四面八方的压迫，简直没有发展的希望。[62]
胡适与这种对中国现状的分析无论在情感上还是在观点上都是有分歧的。在别人对中国的堕落感到愤怒的地方，他感到的却是对中国落后的蔑视。对于中国芸芸众生的不幸，与其说他感到的是愤怒，不如说他感到的是喜悦，因为他生活在一个拥有解脱他们痛苦之手段的时代，至少在理论上是这样。看到汗水淋漓劳作的黄包车夫，他并不是感动得去诅咒使这种非人的劳动成为必要的经济制度，而是“不能不感谢发明蒸汽机的大圣人，不能不感谢那发明电力的大圣人，不能不祝福那制作汽船汽车的大圣人:感谢他们的心思才智节省了人类多少精力，减除了人类多少苦痛”[63]。也许可以说，这些观点反映出了他在学生时代那种推到逻辑极端的“世界主义”思想。所以，在一个愤怒的民族主义的时代，这些思想不但没使他成为一名他的国家的公民，反倒使他成了一名他那个世纪的颇为怡然舒畅的公民。
因而，胡适与革命民族主义者的分歧主要是因为，他是超然于感动了很多他的同胞的种种激情之外的，此外，还有一些理智上的考虑。他对于革命性的种种许诺是怀疑的，因为这些许诺是靠对通过革命保证中国的根本性进步的希望所激发起来的。用他1919年与李大钊辩论时的话来说，胡适把对中国人所面临的复杂问题的“根本解决”斥为不切实际的幻想。李大钊虽然承认，在“根本解决”以前，“须有相当的准备活动”，但他坚持主张的是，“若在没有组织没有生机的社会[象中国这样的社会]，一切机能，都已闭止，任你有什么工具，都没有你使用他作工的机会。这个时候，恐怕必须有一个根本解决，才有把一个一个的具体问题都解决了的希望。”为了说明问题，李援引了俄国作为例证。他断言说，在罗曼诺夫家族垮台之前，在布尔什维克没进行经济改造之前，一切具体问题都不能解决，“今[1919]则全部解决了”[64]。
在胡适看来，李大钊的观点恰恰代表了一种过于简单化的概括，而对于一位“实验主义者”来说，这正是他决心要从中国人的思想中根除掉的东西。他承认:“实验主义自然也是一种主义，但实验主义只是一个方法，只是一个研究问题的方法……实验主义注重在具体的事实与问题，胡不承认[可能存在有]根本的解决。他只承认那一点一滴做到的进步——步步有智慧的指导，步步有自动的实验——才是真进化。”胡适认为，甚至布尔什维克也未能取得根本的解决，如果俄国的新政权想存在下去，它就必须要“一次一个地回答逐渐出现的问题”[65]。
1922年，在为《努力周报》制定编辑方针时，他又在这一点上强调了他的观点，“我们因为不信根本改造的话，只信那一点一滴的改造，所以我们不谈主义，只谈问题;不存大希望，也不致于大失望。我们观察今日的时代，恶因种得如此之多，好人如此之少，教育如此之糟，决没有使人可以充分满意的大改革”[66]。
在那些革命者看来，《努力周报》所代表的观点，《我们的政治主张》所提倡的各种措施，至少是不现实的。1922年6月的《中共中央第一次对于时局的主张》声明:“只有通过革命的夺取政权，民主势力才能在中国胜利。”宣言接着把几星期前在北京发表的《我们的政治主张》(值得指出的是李大钊，这位北方的中国共产主义者领导人也在上面签了字)的发起人谴责为“资产阶级和平主义”、“机会主义”，并嘲笑了他们在政治上的天真幼稚:
军阀势力之下能实现你们所谓好政府的涵义吗？你们试观察现实京、津、沪的空气，能实现你们政治改革的三个基本原则和六个具体主张吗？
一切小资产阶级的学者政客，根据他们的姑息的妥协的伪和平论，来反对民主战争，我们万万不可听从。
我们目前奋斗的目标，并非单指财政公开，澄清选举等行政问题。[67]
胡适尽其全力反复谈到这种意见分歧。在他反驳中国共产党宣言的社论中，他说“他们与我们也仅是在原因与结果的问题上有分歧”。虽然他坚持说，在中国共产党的观点和他自己的观点之间，“并没有绝对不相容之处”，但也不可能由此得出结论说，他是相信这个宣言的。相反，对于这些革命者对当前与过去的论述，以及他们未来的方案，他几乎在每一个重要问题上都是不同意的。在他看来，“帝国主义”、“资本主义”、“封建主义”不过是一种只会把真正的问题搞混而不会将其澄清的时髦口号。
虽然20年代末以前胡适并未认真对待过他与共产党人的分歧，但这决不仅是一场语义学上的争论。他不仅反对共产党人和其民族主义的革命同盟者们所使用的术语，而且反对用这些术语描述种种现象。他主张说，在中国，“我们还没有资格谈资本主义……我们至少有几个小富人;那有资产阶级”？至于封建主义，“早已在二千年前崩溃了”。[68]而且，他还批评了共产党人竭力使中国的现实与之统一起来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说的总体结构。他坚持认为，辩证唯物主义的“非科学的”进化过程概念，它对于前达尔文动力学说的依赖，以及它认为在一个给定的点上——即无产阶级革命胜利之后无休止的辩证运动便会得到控制的信念，这三点使得辩证唯物主义失去了效力。“这样的化复杂为简单，这样的根本否定演变的继续，便是十足的达尔文以前的武断思想，比那顽固的海格尔(Hegel)更顽固了。实验主义从达尔文主义出发，故只能承认一点一滴的不断的改进是真实可靠的进化。”[69]
最后，也许也是最重要的，胡适拒绝接受共产党人——民族主义者对中国现状的看法，因为这个看法所依靠的基础，在他看来正是对当代西方社会的歪曲。在1919年后滋养起来的中国人的各种民族主义情绪中，普遍盛行的对于西方的幻灭情绪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其后果就是，在20年代初期，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对欧洲社会价值的批判在中国流行起来，其规模远远超出了当时规模尚小的马克思主义者或早期共产主义者团体——在某些方面说，这种流行会使人联想起本世纪初以后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流行。梁启超及其同党之类的文化保守派人物，也热情地助长了对欧洲社会的这种印象，即欧洲是个由于社会的不平等和阶级的对抗而被瓦解了和分裂了的社会。甚至像丁文江、陶孟和这类受过英国教育的学者，也承认了欧洲战后危机的严重性，[70]尽管他们一般是同情西方的。
虽然胡适对于西方的发展持有不同的观点，但他有时也倾向于无批判地接受马克思主义者对于西方状况的描述。[71]但美国对他来说却总是一个例外，美国的前景是无限光明的。1927年他从美国回来后写道:“美国不会有社会革命的，因为美国每天都是在社会革命之中的……美国近年的变化却是资本集中而所有权分散在民众……人人都可以做有产阶级，故阶级战争的煽动不发生效力”。[72]
胡适认为，如果美国有什么不同的话，那并不是由于那些可看做是美国所特有的条件使然。相反，这恰是因为美国继承了一种可溯源于文艺复兴的理性和社会传统，并且表现出了一种新的形式:美国已成了“西方精神文明”的避难所和“新的道德”的避难所，这种新道德的基础就是对人的理性能力的认识，以及由于认识到人类生活的尊严而产生的人与人之间的互相同情。[73]胡适把这称为“民主的宗教”。[74]他把社会主义的原则看做是这个宗教的当代信条:
社会主义的理想只是更早的和更个人主义的民主观念的补充。它们历史性地构成了更大的民主运动的一部分。到19世纪中叶，在高度组织化和集中化的经济制度下，自由放任政策不再是得到理想的平等、自由结果的有效手段了……因而社会主义运动的兴起，如果摆脱掉其混乱的经济决定论和阶级战争理论的话，就仅仅意味着对利用社会集体力量之必要性的重视，或对为最大多数人谋最大幸福的这种状况的必要性的强调……
这种民主的宗教，不仅是保证了一个人的自由，不仅是由于尊重别人的自由而限制了一个人的自由，而且它还尽力使每个男女自由地生活成为可能;这个宗教不仅要用科学和机械来成功地提高个人的福利和舒适，而且要通过组织和立法来扩大最大多数人的生活财富——这就是西方文明最大的精神遗产。[75]
胡适坚持说，中国人必须奋力与之取得一致的，正是这种精神遗产。1926年在他写给徐志摩的一封信中，他把这称为“新自由主义”或“自由的社会主义”。这是他很少有的一次使用这个术语，而且他也很想使这个术语与古典的自由放任自由主义区别开来，他对古典自由放任的自由主义几乎不抱什么同情。“我在共产党内的朋友对我说，‘自由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政治哲学。’这是历史上不能成立的。自由主义的倾向是渐次扩充的。17—18世纪，只是贵族争得自由。20世纪应该是全民族争得自由的时期。这个观念与自由主义有何冲突，为什么[中国共产党]一定要把自由主义硬送给资本主义？”[76]
即使胡适对于西方历史的说明也犯有他批判李大钊时说的“化复杂为简单”的毛病，但仅根据这些观点，就像共产党人始终做的那样，给胡适贴上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剥削拥护者的标签，似乎是不公正的。不过，除了这种谴责背后的那种意识形态的鼓动外，以那个时代的眼光来看，这种谴责是公正的。在《中国共产党对于当前局势的第一次宣言》发表后几个月，胡适就以下面这些话与其重要的前提进行了争论:
我们要知道:外国投资者的希望中国和平与统一，实在不下于中国人民的希望和平与统一（着重号是著者加的——译者)……国际投资所以发生问题，正因为投资所在之国不和平，无治安，不能保障投资者的利益与安全……老实说，现在中国已没有很大的国际侵略的危险了……所以我们现在尽可以不必去做那怕国际侵略的噩梦。最要紧的是同心协力把自己的国家弄上政治的轨道上去……我们的朋友陈独秀先生在上海出版的《向导》周报，标出两个大目标:一是民主主义的革命，一是反抗国际帝国主义的侵略。对于第一项，我们自然是赞成的。对于第二项，我们觉得这也应该包括在第一项之内。因为我们觉得民主主义的革命成功之后，政治上了轨道，国际帝国主义的侵略已有一大部分可以自然解除了。[77]
这是人们可望在一位中国作家的笔下看到的最友好的关于外国人对中国感兴趣的动机所做的解释了。尽管胡适的目的并不在于为帝国主义者辩护，而在于警告他的读者不要犯他认为的民族主义意识形态中所固有的种种危险，但把他说成是个帝国主义的辩护士是不难理解的。在他的学生时代，他就响应过卡莱尔的号召——“爱国主义的基础绝非偏见”，并且与卡莱尔有过同样的希望，“我们的国家只有在不损害我们的思想观念时才是可爱的”。但是中国20年代的爱国主义——至少在胡适看来——不仅是以偏见为基础的，而且也是伤害他所信奉和拥护的人生观的。到了1925年(这年在民族主义运动史上的重要性仅次于1919年)，胡适成了温和派的代言人。
1925年5月30日，上海举行了一次学生领导的示威游行，意在抗议在当地纺织厂中日本人恶劣地对待中国工人，但这次游行却在公共租界地遭到了英国人指挥下的警察的枪击。三个星期后，6月23日，广州学生为了抗议上海事件也走上街头游行示威，当他们路经沙基岛上的外国租界地时，也遭到了英、法警卫的枪击。这些在示威中造成很多伤亡的悲剧，使民族主义热情的火焰达到了白热化的程度。一位年轻的上海学生立誓说:“问题决不能就此了结，我们决心要为反抗外国帝国主义战斗到最后一个人。”[78]
1922年，当胡适号召“战斗的和决定性的舆论”时，他决没想到这样的事件。他对于1925年事件的反应是可以预见的冷静和富有理性。在那个动乱的夏末，他撰文说，“在一个很多成年人再也不能自制，甚至60岁的先生也热切赞成宣战的时代”，是很难怪罪学生们的愤怒之火的。但是，他又小心地告诫人们说，“民族的拯救并不是某种可以在短期内实现的事:帝国主义不是赤手空拳所能推翻的，‘英日强盗’也不是靠千百万呼声所能喊死的。”他并且用足以令他的听众惊异不止的话来总结了他的观点:“在这个高声赞美着爱国主义的时期，我们愿十分严肃地指出，易卜生所说的‘真正的自我主义’是唯一引导我们走向在一〔真个正扰的攘〕纷爱乱国的主时义期的里道跟路着。一个国家的拯救须始于自我的拯救！在一个扰攘纷乱的时期里跟着人家乱跑乱喊，不能就算是尽了爱国的责任，此外还有更难更可贵的任务:在纷乱的喊声里，能立定脚跟，打定主意，救出你自己，努力把你这块材料铸造成个有用的东西。”[79]
当胡适最初于1918年号召人们要有“易卜生主义”的精神时，这种观点体现出了一种革命的号召:在他劝导他的读者应具有一种个体与群体对抗的精神时，他是在号召他们去反抗传统社会的专制统治。如果说胡适的动机在1918年产生了影响的话，那么，它们在1925年也引起了同样的反响。但此时，同样的一句话却具有了完全不同的意义:在这种爆炸性的紧张形势中，说这种情况下需要的是“真正的自我主义”，以理性上的个人主义的名义明确反对服从和一致，无异于号召人们退却而不是战斗。
那个时代的思潮决不是一种退却的思潮。从1925至1927年，民族主义革命的浪潮正处于极盛时期。1926年7月，国民党和共产党的军队和干部正从他们在广东的基地出发北上，用武装和革命的鼓动去追求他们第一个革命目标:南北统一。两个星期后，7月22日，胡适在北京登上火车，踏上了去哈尔滨的路程，由这里他将穿过俄国抵达伦敦，参加一次英国庚子赔款委员会会议。他没有亲眼目睹革命军队那稳固、坚定的挺进，而当他于1927年春再回到上海时，这次革命史上的一个关键性的转折关头已经过去，而即将来临的则是一个新的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