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1927—1930)
当胡适在1926年7月22日由一群朋友和送行的人以中国方式陪伴他到车站登上从北京开往沈阳的快车后，他就告别了一种他此后再也没有回返其中的生活。活跃而多产的北京生活已远远抛在身后了，此后他的言论再也不像以前在北京那样能吸引他的听众了，此后他再也不是那样光辉耀人的现代理性和精神希望的化身了。那时南方正在兴起的种种事件不仅最终将会改变中国的政治面貌，而且还会改变胡适要返回其中的那个世界的形态和各方面的情况。
自1917年他回国以后，这是胡适第一次出国旅行。这次旅行充满了新的经历和新的灵感。在这年秋天，虽然中国国内的革命军队正在以其武装打击着湖南吴佩孚和江西孙传芳的武装，胡适却来往于巴黎、伦敦之间，走访了各个大型的欧洲汉学研究中心，在法国国家图书馆研读了16天敦煌摹本，在剑桥、都柏林以及英国的其他大学做了学术报告。1927年1月，他乘船赴美国，在那里，他发现由于革命武装日益接近长江沿岸那些没有西方人企业的大城市，他本人便成了那些日益密切注视着中国局势的听众的十分欢迎的演说人。4月，胡适启程回国，他亲眼目睹了他出国这十个月中建立起来的新秩序的真情实景。
正常工作程序的长时期中断，很长时间的独自旅行，使得胡适无暇思考。他曾以一种不常有的反省心情从巴黎致书他的朋友徐志摩:
究竟我回国九年来，干了一些什么!成绩在何处？眼看见国家政治一天糟似一天，心里着实难过……我们固然可以自己卸责，说这都是前人种的恶因，与我们无关，语虽如此，我们种的新因却在何处？满地是“新文艺”的定期刊，满地是浅薄无聊的文艺与政谈，这就是种新因了吗？几个朋友办了一年多的《努力》……这又是种新因了吗？
……我们这几年在北京实在太舒服了，太懒惰，太不认真了。当年〔任〕叔永说我们在北京的生活有点frivolous(原为英文，意轻浮——译者)，那时我们也许以此自豪。但我现在想起来，我们在北京的生活也正是十分frivolous。
我想我们应该发愤振作一番，鼓起一点精神来担当大事，要∙ 严肃地做个人，认真地做点事，方才可以对得起住我们现在的[80]
在外表上看来，胡适怀着这种情感所回顾的这些年的生活，要比没完没了地忙着创立或保护他所从事的一项又一项事业要有意义些。他对什么事都有兴趣，他几乎对每个学科都有自己的见解。在过去十年的交游中，他不仅介身于新一代知识分子和许多站在政治舞台以外的人物的最著名的代表人士之中，而且介身于在那个易于接近中国的时代对中国兴趣日浓的大多数来京的外国著名人物之中。当玛格丽特·桑格(Margaret Sanger)在北京举办节育问题讲座时，他为桑格翻译;他设宴招待福音传教士舍伍德·埃迪(Sherwood Eddy);而在李大钊的邀请下，他还勉为其难地出席招待越飞(Adolf Joffe)的枯燥乏味的宴会(越飞是新任命的共产国际在中国的代表)。他与刚结束了河南新考古发掘归来的J. G.安德森谈论考古学，与一个又一个路过北京的国际汉学家讨论互相都有兴趣的学术问题:赛恩(Siren)、德·劳图斯(des Rotours)、拉图雷特(Latourette)、弗兰克(Franke)，这些人他都有过接触。瑞典探险家斯文赫定(Sven Hedin)启程赴新疆搜寻古文物之前，也把自己的收藏交托给胡适代为保管。甚至那位两次被废黜的皇帝，那位在他祖传的皇宫内不过是位囚徒的溥仪，也邀胡适进宫，以了解他以前的王国现在正在变化的方式。[81]
至于娱乐消遣，他也有很多事可做，逛北京旧书店的愉快，偶或发现久觅明版图书的喜悦，家庭周末到城外西山的远足避暑，时常与友人陶孟和、高一涵、张慰慈吃吃城内的上等餐馆，有时回来打打夜牌。每个星期天，胡适都要以一种非正式的但却是永久性的仪式，打开他的书房欢迎愿来走访的所有人士——老朋友、新相识、中国人、外国人，著名学者或初出茅庐的学生——来这里讨论政治和学术，交流学术的或政治的话题，或仅仅是要求他们到这里来坐坐。
当然，要做的工作也总是很多的:在北大讲授中国哲学史和思想方法论，参加各种不同的委员会会议，承担编辑责任，保持大量的通信，以及撰写众多的论著。胡适那部注定不会完成的古代哲学史出版于1919年，随后又出版了胡适写有长篇批判性序言的著名的东方白话小说丛书。此外，这些年中，胡适还写出了大量的论文，有些仅是些札记，有些则堪称为小册子，这些文章又都周期性地收集成册;1921年出版了四卷本，1924年出版的第二套书内容更丰。
这就是胡适1926年所回顾的那种生活。在此后的年代中，胡适所关心的大部分还是以上提到的那些事，走访他那星期天开放的书房的大部分还是同样的人，但生活却是不一样了，因为胡适于1927年晚春回到上海时，国民党人已控制了长江流域。此后，有关中国前途的讨论所必须遵从的条件，正是由国民党政府用它过去曾尝试过但却未成功的方式来控制的。
国民党是以打倒中国的军国主义和外国帝国主义为目标的一个联盟的成员之一，它就是以这个身份来取得政权的。甚至在1927年4月不稳固的国共合作破裂之后，在南京建立了政权的国民党政府——至少就其自我估价来说——仍然还是个革命政体，还是要致力于完成孙逸仙所构想的那种革命的。
就某一方面而言，这个新政府正是胡适及其自由派朋友久已期望的政府。它是一个有计划的政府，或它自称是个有计划的政府。孙1925年逝世前，给他的党留下了很多有关革命所面临的种种问题的设想:军事与政治统一问题，社会与经济改造问题，培养具有公民权利责任感的人民，建立政府制度和实行政治分工，完善宪法和民主制度。
然而，虽然国民党有这样的革命理想，或者正是由于有这些革命的理想，在这个新的政权之下，理性的生活却反不如政治玩世主义和近乎无政府状态的前些年那样富有探索性。1921年，在军阀的鼎盛时代，约翰·杜威曾恰当地指出，“一个软弱而腐败的政府，正是中国在理性方面有利的地方。受教育阶级对待政府的批判态度是一致的……每个思想家，每个作家，每个明白人的自觉的影响都是自由主义的。”[82]换言之，军阀对于思想是没什么兴趣的。国民党人更是如此。他们很快便把已故“总理”(党和领袖)那些通常很含糊、有时甚至是互相矛盾的观点变成了一种思想体系，对这种体系他们要求教条式的忠诚，而不容忍任何异议。
在80年“政治和经济的帝国主义的束缚”结束之后，国民党的观点是，中国必须要在它为了从半殖民地奴役下解放出来的斗争中接受国民党的领导。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政治的权威必须要交托给国民党这种监护人式的专政。人民的思想必须要由孙中山那著名的民族、民权、民生的“三民主义”来予以指导(三民主义是孙中山在20年代初的讲演中和在他临终前一年概括了其思想的《建国大纲》中都明确提出过的)。正如前一个时代的革命者们所主张的那样，王朝制度的垮台必将导致建立一个行之有效的共和政府，所以现在国民党的理论家们也坚持说，随着帝国主义的灭亡，一切都会自然而然地随之出现。按照官方的说法，“不平等条约废除而后，中华民国当已成为强固富裕之国家，于国际上占有重要之地位。”[83]
这种观点的逻辑与胡适对形势的分析正相反。他的观点(前已论述)是，“民主主义的革命成功之后，政治上了轨道，国际帝国主义的侵略已有一大部分可以自然解除了”。[84]但是，在胡适于1927年返回其中的中国，以强烈民族主义为其特色的政治革命的地位是高于缓慢理性变革之上的，而这种缓慢的理性变革正是胡适的希望所在，他认为中国政治的复兴和民主革命的最终成功全在于这种缓慢的理性变革。
在回国途中，胡适于1927年4月抵达横滨，看到了早已在横滨的丁文江寄给他的来信。丁在信中说，考虑到中国不稳定的政治形势，劝胡尽力拖延一下他在日本逗留的时间，借此机会熟悉一下可能很快就会在中国人的生活中起重要作用的民族。丁文江的预见是对的。但胡适一在日本没什么私交，二不会讲日语，而且他的旅费也已告罄，所以，他在日本沿着箱根湖、京都、奈良这条通常的旅游路线游历了三个星期之后，就从神户乘一艘小型的日本海轮启程回国了，几天之后在上海上岸。[85]
上岸后，他所面临的政治形势的确是充满了无常变化的。4月中，不稳定的国共两党的联盟酿成了一场暴力和流血的结局;整个那年的春、夏两季长江各省都处在蒋介石的“白色恐怖”的折磨之中。甚至国民党内部也分裂为两派，不顾控制着南京、上海的政治保守派一翼的军事统治压力的日益加强，武汉的激进派仍然想维持与左派的政治与思想联系。在北方，亲日的满洲军阀张作霖控制着北京城。直到1928年夏，革命的旗帜才飘扬在这座古都的上空。但此时政治的中心已转移到国民党人在南方建立的新都城南京。
这时的北京不仅失去了政治上的优先地位，而且也失去了主要的思想光辉。很多在前一个十年间使这个城市出了名的人均已离开了北京，奔向了各自的目的地。1927年春，蔡元培以该党元老的身份正在南京竭其所能地想对这个新政府的教育政策施加影响。鲁迅，这位在1926年被段祺瑞政府逐出北京，并对他于1927年在广州所看到的革命感到失望的作家，很快就回到了上海，并在与国民党人艰苦勇敢的斗争中度过了他的余生。陈独秀当然也是最早要离开这座城市的人，他所追求的这项革命事业却在1927年夏革到了自己的头上——不仅要他为降临到共产主义运动身上的灾难负责，而且撤销了他在自己帮助建成的共产党中的领导地位。甚至同年4月，在胡适返国的途中，他的老朋友和不倦的思想意识的辩论敌手李大钊，就在张作霖的宪兵对北京苏联公使馆的轰动一时的搜查中遭到逮捕，并即刻被处死了。
1922年底，当“好人政府”垮了台，胡适在北大申请告假休养时，一些谣言就传开了，说胡适声称有病不过是政治上的权宜之计。上海出版的革命性报纸《民国日报》的编辑邵力子就提出问题说:“胡适先生到底怎样？”邵力子问道，是不是胡适在俗话说的“三十六计，走为上计”中发现什么智慧了呢？在北京协和医院的病床上，胡适以少有的暴怒反驳道，“我们看看租界上许多说风凉话高谈主义的人，许多从这里那里‘跑’来的伟人小政客，就可以晓得这种卑劣心理造的祸和种的孽了。我是不跑的。生平不知趋炎附势;生平也不知道躲避危险。封报馆，坐监狱，在负责任的舆论家眼里，算不得危险。然而‘跑’尤其跑到租界里去唱高调，那是耻辱!那是决不干的!”[86]
可是，1927年春，胡适选择的并不是回到北京，而是在上海公共租界的极司菲尔路租了一套公寓并在此过了三年半不大宁静的生活。不过事实很快就变得很清楚了，他心里所想的并不是逃遁。
在那混乱的年代里，上海确有很多方面可以使它成为一处吸引人的栖身之处。也许最重要的是，上海的外国租界可为有独立思想的人提供避难所。而且，一方面上海较北京距新政府的所在地更近，一方面上海也比北京更易接触来去海外的人，它还是中国最大的出版业中心。再说，即使上海没有一所大学可与北大、清华的名望相匹，但上海却可以它很多名声甚好的私立学校而自豪。光华大学就是其中之一，这所学校是由那些出于爱国情感而从各教会学校退学的学生们于1925年创办的。另一所便是中国公学，胡适的母校，该校坐落在上海郊外的吴淞，这所学校经历了其早年的盛衰变迁后终于取得了私立大学的地位。胡适在上海居住的大部分时间中，都在光华教授哲学;而在1928年，他没有什么特殊热情地接受了中国公学校长之职。[87]由于南京政权所实行的教育方针，以及它所赋予各个公立大学的任务变换无常，所以胡适与各个非直接受南京控制的学校的来往非常谨慎，因为他与国民党政府的关系一开始是很坏的。
胡适还带回了某种“新的灵感”，这是他在俄国到欧洲的旅途中偶然想到的，是一种“使事情活跃起来”的欲望。《努力周报》的精神又被重新激发起来了。现在取代了《努力周报》的位置并由胡适支配的是一份称为《新月》的月刊，这份杂志是由一群受过西方教育又有基本文学爱好的知识分子们创办的，1928年3月在上海开始出版发行。该杂志第一期刊出了徐志摩、闻一多、饶孟侃等人的作品，这些人是20年代初形成的“新月派”浪漫主义诗人，对政治几乎毫无兴趣。不过，与这份新杂志有联系的还有一些其他关心社会问题的人，如文学批评家梁实秋，毕业于哥伦比亚大学的社会学家潘光旦，在哥伦比亚大学取得政治学博士学位的罗隆基，还有胡适本人。在这些人的影响下，《新月》成了讨论政治的著名论坛，这点在1929年和1930年表现得尤为突出。
无论他们是写诗歌，写文学批评，还是写政治评论，这些创办《新月》杂志的作者都是在向高度有选择的读者来表达自己的心迹。他们的作品只是写给学问高深、文雅，并主要是受过西方教育的少数人看的，只有这个少数派才能理解他们这些人的观点。他们这些人的文学审美能力是在华滋华斯、拜伦以及前拉菲尔派的基础上培养起来的，他们读过凯瑟琳·曼斯菲尔德和弗吉尼亚·沃尔夫的书，知道伦敦的文化区布卢姆斯博利(Bloomsbury)，他们是用从哈罗德·拉斯基(Harold Laski)和费边派成员那里借来的术语讨论政治的。尽管大家对国民党有着共同的反感，但在左翼知识分子中，新月派却没有赢得什么好感。使得梁实秋卷入一场关于文学“阶级性”的旷日持久的论战之中的鲁迅，就曾把梁及其朋友谴责为“蒙资产文明余荫”[88]的幽灵。艾格尼丝·史沫特莱虽然带着相似的偏见，但却较为客气地把他们仅仅说成是些“体面的和高雅的文人……行将死亡的和颓败的社会阶级的知识贵族。”[89]但是，在《新月》杂志上确也曾发表过一些直指国民党人及其政府的最尖锐、最中肯的批评。胡适在这一点上起了不小的作用。
胡适在《新月》上发表的文章囊括了他各个方面的广泛兴趣。在这份杂志上，他发表的东西有:关于中国佛教史的论文(在某种程度上说，这是他1926年在巴黎研究敦煌摹本的成果)、关于各种白话运动问题的论文、以连载形式刊出的自传、书评与欧美短篇小说的翻译，以及(我们以下将要讨论的)一些对国民党意识形态的有力批判。
恰如胡适对国民党政府的军阀前辈们那样，他也把国民党政府当做是事实上的统治政权。他努力要做的并不是要推翻这个新政权，而是要启发这个新政权。他所寻求的仅仅是改革。他对于中国新的统治者的要求只是他们应该有倾听认真负责的批评的勇气和从批评中可以受益的信念。[90]在他的朋友中，很有些在政府部门身居高位的人，像蔡元培、王宠惠、蒋梦麟、吴稚晖以及宋子文等。除了这点以外，他自己则始终处在一种反对的地位，照他自己的想法，他乐于把这看做是一种忠诚的反对立场。然而，1929年他才发现，南京政府并不同意他对于批评之必要和有益的观点，而且完全不顾他提出这个意见时的内心想法。
胡适与国民党的分歧是在这个基本前提的水平上开始的。不仅国民党毫无例外地把中国的问题归罪于帝国主义的影响这样一种习惯冒犯了他，而且由国民党的宣传家们提出的“革命的”解决办法也触怒了他。作为说明这类分析的肤浅的证据，胡适谈到了日本的情况。他问道:“为什么不平等的条约不能阻碍日本的自由发展？”“为什么我们跪下来后就不能再站起来？”[91]
胡适说，答案并不在于贴在每一面墙上的反对帝国主义的口号，也不在于学生们游行经过上海、汉口、广州的外国租界时齐声高唱的愤怒歌声。胡适说，这种民族主义的教义式问答，仅仅是中国长久屈从于“名教”的现代表现，而名教是一种信仰语言之神秘力量的迷信。1928年胡适写道:“试问，在墙上贴上‘打倒帝国主义’……和贴上‘抬头见喜’之间有什么区别呢？这是从我们祖先那继承下来的一种遗产，还是不是呢？”[92]
胡适不能否认，反对他称为“80年的侮辱与压迫史”，的确是人们所期望的;[93]然而，他又一再强调说，不平等条约、外国租界、治外法权——学生们愤怒反对的这整个的帝国主义特权的大厦——仅仅是隐蔽着更根本性问题的可见的外表，而用革命的手段是找不到解决这些根本问题的方法的。正如已经指出的那样，胡适对于革命方法的不信任在他的理性观点中是根本的和持久的成分。早在1916年，他就说过，在某些情况中，虽然革命可能是“进化的一个必要阶段”，但“不成熟的革命……却往往是浪费性的因而也是无益的。”[94]1922年，对《我们的政治主张》一文的有疑问的年轻读者要求他解释他对这个问题的观点时，胡适慎重、含蓄地回答说:“可改良的，不妨先从改良下手，一点一滴地改良他。太坏了不能改良的，或是恶势力偏不容纳这种一点一滴的改良的，那就有取革命手段的必要了。本来破坏与建设都不是绝对的相反……有时破坏即是建设，有时建设即是破坏，有时破坏必须在先，有时破坏自然跟着建设而来，有时破坏与建设同时并进。”[95]
1929年，胡适准备更充分地论述一下这个问题。在《我们走那一条路》这篇非常重要且传播很广的论文中，胡适明确地说，不能把“革命”与“进化”理解为互相排斥的两种过程。他写道，革命仅仅是“强迫的进化”。具体的一次次革命，不可避免地都要并入到历史进化的流程中。但革命是一种自觉的活动，而进化则基本上是看不见和感觉不到的。由于这个原因，进化才是“缓慢的”和“难以抑制的”，并且“自然演进的结果往往留下许多久已失去功用的旧制度和旧势力。”[96]
因而，胡适接着说，不自觉的进化低于“自觉的革命”。然而，他还是仔细地在暴力的和非暴力的革命方法之间做了区分，并明确阐明了他所拥护的只是那种通过教育、立法、立宪政治过程等手段实现其目的的“革命”。在这里他最清楚地阐释了他对于受到控制的变革的重要性的信念:
我们都是不满意现状的人，我们都反对那懒惰的“听其自然”的心理。然而我们仔细观察中国的实际需要和中国在世界的地位，我们也不能不反对现在所谓“革命”的方法。我们很诚恳的宣言:我们今日需要的，不是那用暴力专制而制造革命的革命，也不是那用暴力推翻暴力的革命，也不是那悬空捏造革命对象因而来鼓吹革命的革命。在这一点上，我们宁可不避“反革命”之名，而不能主张这种革命。因为这种革命都只能浪费精力，煽动盲动残忍的劣根性，扰乱社会国家的安宁，种下相残害相屠杀的根苗，而对于我们的真正敌人，反让他们逍遥自在……而对我们所应建立的国家，反越走越远。
我们真正的敌人是贫穷、是疾病、是愚昧、是贪污、是扰乱。这五大恶魔是我们革命的真正对象，而他们都不是用暴力的革命所能打倒的。打倒这五大敌人的真正革命只有一条路，那就是认清了我们的敌人，认清了我们的问题，集合全国的人力智力，充分采用世界的科学知识与方法，一步一步的自觉的改革，在自觉的指导之下，一点一滴的收不断的改革之余功。
这个方法是很艰难的，但是我们不承认别有简单容易的方法。这个方法是很迂缓的，但是我们不知道有更快捷的路子。[97]
胡适在这里概括论述的信念就是，在追求已经过批判性检验的目的时，变革必须自觉地而不是盲目地来满足真正的需要。在胡适的思想中没有比这个信念更重要的了，也没有比这个信念表达得更前后一致的了。
然而，尽管胡适极力主张的是节制，但他的目的并不是要阻止变革。变革是个人和历史经验的核心事件，这个假定是他的全部哲学的基础。正如他自己认识到的那样，他所努力去做的就是促进按照正当的顺序和沿着正确方向的变革。1929年他写道:“新文化运动的根本意义是承认中国旧文化不适宜于现代的环境，而提倡充分接受世界的新文明。”[98]
在这一点上，胡适猛烈地批评了国民党，因为它在寻求一种意识形态时正在日益表现出对于“新文化”的敌意。民族主义运动起源于本世纪初的各种反满团体，而这些团体在思想上和政治上都只是部分地以西方为导向的。而且，尽管重建的国民党在相当程度上遵循了列宁主义的政党组织原则，在意识形态上接受了对帝国主义的列宁主义分析，但孙逸仙却从未承认过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对于中国的适用性，也没有认真对待过它的国际主义学说。1927年的政变，不仅标志着国民党在社会革命上的倒退，而且标志着它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国际主义含义的否定。以后，国民党一天天地转向了一种保守的文化，并把它作为其世界观，重新肯定了深埋在中国的思想与社会传统中那种独特的智慧。直到1934年，当国民党人开创了他们满怀希望的“新生活运动”并再度实行官方的孔子诞辰纪念时，儒家社会价值的复活才得到正式承认。但这种向过去运动的倾向，却在20年代后期蒋介石以及其他国民党领导人的公开讲话中就已很明显地表现出来了。[99]
胡适把这种思想上的倒退视做是对过去几十年取得的最重要成就的背叛，充分证实了他惯常对民族主义的怀疑是合理的。“凡是狭义的民族主义运动，总会有一点保守性，往往走到颂扬固有文化，抵抗外来文化势力的一条路上去……”1929年他这样写道。对于这个通则，国民党也不例外，“根本上国民党的运动是一种极端的民族主义运动，自始便含有保守的性质……这种理论便是后来……种种反动行为和反动思想的根据了”[100]。他控告南京政府的罪状是:南京政府对白话运动全无热情，无批判地看待儒家的各种美德，以及对由其理论家们加以夸大了的清代以前中国所取得的种种成就所抱有的一种理想化的幻想。
在胡适看来，这个新政府在思想倾向上还存在着一种更为不祥的征兆，这便是它日益强烈地坚持要忠于“孙逸仙的思想”。国民党要求人们要与思想和政治的正统性保持一致的主张，与胡适自1917年以来一直宣传的批判原则正相反对。没有什么地方比他在此对国民党人的控诉更为严厉了:“新文化运动的一件大事业就是思想的解放。我们当日批评孔孟，弹劾程朱，反对礼教，否认上帝，为的是要打倒一尊的门户，解放中国的思想，提倡怀疑的态度和批评的精神而已。但共产党和国民党协作的结果，造成了一个绝对专制的局面，思想言论完全失了自由。〔现在〕上帝可以否认，而孙中山不许批评。礼拜可以不做，但总理遗嘱不可不读，纪念周不可不做。”[101]
意识形态的控制日益严密起来了。
为了按照他的党所追求的终极目标建立民主的立宪政体，孙逸仙对于民主主义的信仰是十分真诚的。然而，他决不是一位始终如一的民主主义者，特别是到他的生命行将结束时，他所关心的是中国应当避免他所谓的“西方民主的混乱。”[102]因而，在1928—1929年间，中国便进入了第一个“政治训导”时期，正如孙中山所说的那样，其意图是为了训练人民“行使他们的政治权利”，使他们习惯于“根据革命的原则履行他们的公民义务。”[103]按照国民党1928年所特别规定的方针，在这个政治训导时期，“领导国民行使政权”的必须是国民党。立法、司法，以及行政权应“由国民政府总揽”[104]。国民党声称，一有机会它就要掌握这个训政时期，这样立宪的权力也许才能“奉政权于人民”。[105]孙中山认为，在被统治的权利和统治的权利之间存在着利益的一致性，但是，这个假定从一开始就是成问题的。国民党并未把它的教育责任看做是进步的基本条件;而却在政治教育之上优先考虑了诸如政治统一、驱逐帝国主义、镇压反革命等问题。[106]事情很快就清楚地表明了，训政学说仅起了为一党专政辩护和维护一党专政的作用。
1926年在胡适对莫斯科的短暂访问后不久，他写信对徐志摩说，“我是不信‘狄克推多’制的”。“今日妄想‘狄克推多’的人，好有一比，那五代时[907—960]的唐明宗每夜焚香告天，愿天早生圣人，以安中国。这样捷径是不可妄想的。”甚至胡对于苏联正在实行的“伟大实验”的热情也未使他相信，这种方法可为中国人提供一条出路。首先，他认为，仅仅是权利不能足以保证有才能的领导。他告诉徐志摩说:“列宁一班人，都是很有学问经验的人，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他也知道，独裁主义的精神是与他所珍视的理性的价值水火不相容的。“况且‘狄克推多’制下，只有顺逆，没有是非……这种制度之下没有我们独立思想的人的生活余地。”[107]最后，也是最根本的，他反对独裁主义，因为他仍然坚定地相信民主制度的教育作用——这与他在对军阀政府的批判中常常表达出来的信念是相同的，而且这也是他在30年代面对为专制制度系统的理论辩护时必须要再一次予以肯定的信念。
与在以前的《努力周报》上一样，在《新月》杂志上，胡适也一再强调了由“适当的政府机构”实行统治的重要性。他的具体主张与1922年在《我们的政治主张》中所提出的要求基本相同，但他又进一步强调了建立根本法律的必要。1929年4月他写道:“在今日如果真要保障人权，如果真要确立法治基础，第一件应该制定中华民国的宪法。”“至少，也应该制定所谓训政时期的约法。”[108]两个月后他再次说道:“我们要问，宪法与训练有什么不能相容之点……我们不信无宪法可以训政;无宪法的训政只是专政。”[109]
胡适把国民党对于这个问题没有明智之见归咎于孙逸仙本人那失败的幻想。胡适说，尽管孙早年对于民主主义怀有一腔热情，但他到了晚年则“对于一般民众参政的能力，很有点怀疑”[110]。事实也确实如此。在1912—1913年最初的共和制度失败后的那些充满了痛苦的挫折和希望渺茫的年代中，孙中山省悟到，背叛他的事业的不仅仅是袁世凯和那些军国主义者，而且还有他自己的那些亲密同志，用他的话说，“这些人自己就成了行难知易论的奴隶，[并且]开始把我的计划看成是乌托邦和空话，进而放弃了再造中华的责任”[111]。1918年冬，正当他的运气最不佳的时候，在上海过着半流亡生活的孙中山对这种失败主义的心理进行了批驳。他在这年写成的回忆录汇集了种种意在证明他的“知难行易”命题的观点，其中有些观点甚至只能说是很荒谬可笑的。[112]孙中山的用意是，理解行为的意义比行动难得多。从此，那种认为只有少数人——即孙中山说的那种有预见的人——才能领导别人而大多数人则只须心甘情愿地尾随其后的信念，就牢牢地扎根在国民党的意识形态之中了，它与其他的理论一起为国民党的专政提供了理论上的证明。
中国有一种风俗，称养子为“毛虫之子”，因为按民间故事的说法，人们认为黄蜂是不会生养的，但它的窝里总有一只毛虫。实际上并非如此:黄蜂总是先把一只毛虫置其窝内，然后，把某种毒液注入这只毛虫的头内，使它不再活动，但并不是杀死它。之后再把自己的卵下在毛虫的体内……我们知道，毛虫早在我们的医生之前几千万年就发明了这种麻醉剂了。黄蜂需要这种麻醉剂只是为了防止毛虫爬走，同时又防止毛虫的尸体腐烂，因为，为了其后代的生存，黄蜂很需要这只毛虫。这种现象也许也能帮助我们认识“知难行易”这个道理的，因为黄蜂是无知的，但却能行动;因而我们知道，知难行易不仅适用于人类，而且也适用于昆虫。
对于中国人来说，打破知行之间的平衡是个古老的问题。孙中山的出发点本是宋代哲学家和政治家王阳明(王守仁，1472—1529)所提出的命题，后者认为知行是统一的，也应当是统一的(知行合一)。王阳明的目的是要说明，一条知识原则只有在行为中表现出来时才是真实的——例如，如果没有孝的行为，就不能理解孝道的原则。他另一与此相关的命题是，一切知识都是本来所固有的，只是有待于富有洞察力的直觉去发现，这种观点后来导致了与宋代思想家参与观点完全不同的儒学内省学派的形成。王阳明的观点还引起过一场持续长久的新儒学对话。但是孙逸仙和胡适却都对他们参加从中借用了一些术语的这场传统的辩论没什么兴趣，[113]孙逸仙所竭力反驳的是王氏学说中他认为不负责任的含义，而胡适支持王阳明则是为了反驳孙中山。
孙中山那时所探索的是一种领导观念形态。他的目的是要使他的追随者相信“在建设一个国家时，找到会做事的人容易，但找到能制定建国方略的人却很难”[114]。因而，后一类人——毫无疑问，孙中山在这里说的是他自己——就应得到高度的珍重，人们也必须要听这类人的话。
反过来，胡适的目的并不是要去恢复王阳明的学说，[115]而是要揭露出孙中山学说中的独裁主义的含义，并且再次证实中国自由派人物所长久坚持的前提，即管理政府的人，不应是那些从对他们的思想完善性的赞美中得到权利的人，而应是那些其管理行政事务的才能已得到证实的人。胡适所坚持的知行的不可分性不仅是对王阳明理论的重述，而且也是对杜威的理论的重述。在关于立宪政体和政治教育问题的论述中，胡适说“行一点，更知一点”。“行的成绩便是知，知的作用便是帮助行，指导行，改善行。”[116]在类似的问题中，杜威也说过相同的话。
胡适之所以敢于大胆反对孙中山的知行理论，是因为他担心，这个理论会使那些身担行政重任的人，对他们应当处理的复杂难题，采取过于漫不经心的态度。在这个担心的深一层，是胡适在1923年就明确阐述过的那种信念，即现代政治的关键问题并不是权利的范围，而是行使权利的方式。他反对独裁主义，并不是因为独裁主义的观点夸大了政府的重要性，而是因为独裁主义的方法不适于现代政治过程的复杂性。
在上海的那几年，胡适在这个观点上得到了罗隆基的支持，罗隆基是光华大学政治科学系主任，《新月》杂志的定期撰稿人。罗在威斯康星大学、伦敦经济学院、哥伦比亚大学学习了七年，并在哥伦比亚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后，1928年返回中国。1925—1926年在伦敦经济学院学习期间，他是哈罗德·拉斯基门下的学生。罗在一系列发表在1929年和1930年[117]《新月》杂志上的犀利的政治评论中所表达出的观点，清楚地反映出了拉斯基关于政治行政问题的见解，和他自己的见解，即最终对政府进行裁判的并不是各个政府的思想主张，而是它们行政程序的性质。[118]在罗隆基对拉斯基和费边派成员的兴趣的带动下，一些新月派成员组织了一个非正式的学习小组，并着手写出了一些以费边派的论著为模式的论文。[119]尽管要估计出罗对胡适的思想产生的直接或间接影响的程度是困难的，但罗从拉斯基那里借来的强调行政才能和“专家政府”的思想，恰与胡适对于“政治”的严格定义是一致的(自他早年与陈独秀的辩论以来，他一直在为关于政治的定义辩护)，而且这种思想更增强了他对在抽象概括水平上讨论政治的怀疑。不难看到的还有，通过用这些标准来衡量国民党人，胡适谴责了他们的政府，认为国民党政府正体现了拉斯基对所谓“不分明状态”的分析，[120]只顾提高权力的形象，不问行政管理的实际程序。在《知难，行亦不易》[121]这篇重要的驳斥孙中山“知难行易”命题的论文中，胡适是以如下这些话来概括他的观点的:
治国是一件最复杂最繁难又最重要的技术，知与行都很重要，纸上的空谈算不得知，卤莽糊涂也算不得行。虽有良法美意，而行之不得其法，也会祸民误国……这是何等繁难的事!
今日最大的危险是当国的人不明白他们干的事是一件绝大繁难的事。以一班没有现代学术训练的人，统治一个没有现代物质基础的大国家，天下的事有比这个更繁难的吗？要把这件大事办好，没有别的法子，只有充分请教专家，充分运用科学。然而“行易”之说可以作一班无学无术的军人政客的护身符!此说不修正，专家政治决不会实现。
我们已经论述过，在胡适的思想中存在着两种矛盾的成分，即一方面的民主思想和另一方面的杰出人物论思想。通过他与孙逸仙的思想继承者们在知行问题上的争论，明显地缓解了这两种矛盾的成分。他想推翻孙中山“知难”的命题的愿望，使他对人民固有的智慧寄予了极大的信任，至少他是含蓄地这么做了。当他在1929年首次发难提出反对政治训导思想的论辩时，他是以这样一个未明确说明的前提为基础的，即群众一旦具有了自治政府的制度时，他们自己会知道怎样负责地去利用这些制度。但是，对于大多数人的这种进步的本能，他并不是完全信任的。例如，也是在1929年，在论述民众对待文化改革的态度时，他写道，“一种文明可因其极其的辉煌宏伟而必然影响到总是保守的人民大众……因而，一个国家的思想家领导人完全没有必要担心其传统价值标准的沦丧。纵令他们向前走上一千步，群众则可能只会离开传统十步远。但如果领导人在前进中犹疑动摇，那么，群众就肯定会原地不动，也决不会有什么进步结果的”[122]。此外，胡适对于孙中山“行易”的驳斥又使他不可避免地要为明确的杰出人物论观点辩护，强调了政府工作的不易和在行政管理中利用专门知识的重要性。这样，在胡适的思想中，便形成了这样一种局面:一方面，他赞同以大众为基础的政治制度体系;另一方面，他拥护受过高等训练并具有向前看精神的政治领导人的统治。直到30年代，胡适以一种尝试性的方式建立了一种这两者可能在其中共存的双重政治结构理论时，这种矛盾的局面才得以和谐共处。
1929年秋，当胡适抱怨“上帝可以否定，但孙中山不能批评”时，他是从不幸的个人经历出发的。几个星期以前，他与南京政府的关系降到了最低点。这种纠纷的表面原因是他在《新月》上发表的论述立宪政体的文章与孙中山的见解有分歧，然而，使他与南京保守派不和的也有由于国民党政府想对高等教育施行更严格控制所造成的一些更涉及他本人的问题。
从一开始，胡适对于国民党对待知识分子的意图及其教育机构就是持怀疑态度的，而且他还拒绝了任何要他予以支持和合作的企图。直到1928年5月，在他回到中国将近一年以后，出于对蔡元培的尊敬，他才第一次奔赴南京参加蔡元培在首都召集的全国教育会议。在这次会议上，胡适在回答要求与会教育家投身到革命建设事业的邀请时，发表了这样一种意见，他认为，政府对于知识分子的惟一责任是提供钱、和平和他们自己思想的自由。当胡适得到保证说，孙中山已经给人们留下了和平和自由，钱的问题也会得到解决时，他又毫不为之所动。[123]无论是在这次教育会议上，还是在是年夏发生的以蔡元培为一方和以代表国民党组织训练部利益的陈果夫为另一方的那场辩论中，胡适都是支持蔡元培的如下企图的:尽力阻止国民党利用学生运动达到政治目的，最大限度地减小国民党以“党的教育”为伪装而要求进行政治灌输的影响。[124]
虽然胡适在中国公学和光华大学的位置使他避免了南京的直接控制，但国民党政府也不是没有办法干涉他的活动的。自1924年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成立以来，胡适便是其中的成员[胡仅为参与其事的人员，不是其中董事，参见耿云志《胡适研究论稿》，《年谱》，但胡颂平《初稿》说是董事——译者]，建立这个机构是为了管理那年美国退还给中国的庚子赔款的剩余部分款项。这个由十名中国成员和五名美国成员组成的理事会，按其章程的条文来说是个可永久自我延续的机构。按规定，该董事会中的人员空缺应通过所余成员的选举予以补充，设立这样一个程序是为了使该董事会免受政治的支配。然而，1928年7月，南京政府竟解散了旧理事会，任命了一个新的理事会来取代它。五名美国人和原班人马中的一些中国成员仍然保留在原位，而另一些人(包括胡适)，却由国民党任命的更为可靠忠诚的人代替了(如孙科、汪精卫等人)。美方以中止向该基金会汇款来实行报复。最后，在1928年底才达成了一项妥协，国民党的候选人经过理事会的“正式”选举就任他们所代替的新职位。胡适说，他对这次人事安排完全满意，[125]不过国民党政府是否也同意他把这说成是政治与教育分离的一次胜利的看法，还是令人怀疑的。不论怎样，胡适与南京当局的种种冲突由此真正开始了。
在上海，使胡适陷入窘迫之境的主要人物是陈德徵，陈是国民党上海特别市党部的主任和宣传部部长，是一个坚定地忠于教条主义思想的人。1929年3月下旬，陈颁布了一份官方通知，警告人们警惕“反革命”活动。为了适合他的目的，反革命分子在此被解释为“一切反对三民主义的人”。这个通告激怒了胡适，他给他的老熟人、那时正任司法院院长的王宠惠写了一封意在公开发表的信，在这封信里，胡适对国民党这种破坏现行法律程序和法律条文的行为提出了抗议。但这封信却落在了新闻检查官的手里，没有逃过他们的检查。[126]几天以后，陈德徵写了一首打油诗把他的不满公开刊登在《民国日报》上。这首诗的题目是“胡说”，它的一语双关的目标显然是针对胡适的姓名的。在这首诗的结尾几句中，它的矛头所指就更为清楚了:
违反总理遗教，
便是违反法律。
违反法律，
便要处以国法。
这是一定的道理，
不容胡说博士来胡说的。[127]
胡适和他的同事都忽视了这个暗示。1929年4月——就在陈德徵又兼任了上海市教育指导职务的那个月——《新月》又发表了社论，宣布了它要“在[政治]思想和批评领域发表更多的文章”。该篇社论还说:“我们欢迎讨论的来件，如果我们能知道在思想的方向上至少我们并不是完全的孤单，那我们当然是极愿意加紧一步向着争自由与自由的大道上走去。”[128]胡适的论文《人权与约法》就是在4月发表的，6月又发表了两篇更为尖锐的论文，一篇是《我们什么时候才可有宪法》，另一篇是我们已论及过的论知行问题的那篇论文。
8月，陈德徵开始反攻。8月24日的国民党上海特别市党部执行委员会，审理了该月早些时候由上海第三区党部通过的一项决议案，要求撤销胡适在中国公学的职务，理由是他的“错误思想”。[129]几天后，上海市党部执委会以其特有的方式对这件事做了处理:“据上海第三区党部宣传部报告，胡适博士……曾公开攻击我们的已故领袖和我们的党，并且破坏性地批评了已故领袖的思想，这必须看做是背叛政府和人民的行径，他应当受到严厉的惩罚……特此决定，宣传部的提案提呈中央党部审批。”[130]9月中，国民党江苏省党部执行委员会以颠覆罪正式要求逮捕胡适。然而，9月底当这个案件最终呈递到国民政府(即最高的政府机构，但其成员却与党的最高机构中央执行委员会和政治委员会的成员无异)时，国民政府所采取的行动却并不特别严厉。国民政府接受了中央党部训练部的判决，大意是，胡适对孙中山的批评是“毫无意义的诡辩”，反映了他对“当今社会本质”的完全无知。引述了训练部的建议后，国民政府做出结论说:
我们党的思想是包括一切的，因而它愿意接受党的成员或那些非党成员的考察和研究，只有这样，它才能被人们更好的理解，并得到更广泛的传播。
胡适虽身为大学校长，但他不仅误解了本党思想，并溢出学术研究范围，放言空论。其影响所及，既失大学校长尊严，并易使社会上缺乏定见之人民对党政生不良印象。这是不能不予纠正的，以免再有与此类似之谬误见解发生。[131]
胡适因而受到了教育部的申斥。具有讽刺意味的是，那时领导教育部的恰是他的老朋友蒋梦麟，此人从前也像他一样作过杜威的学生，20年代又同在北大共事。胡适也遭受到了非正式的指责。9月9日，孙科在南京讲话时，再次重申了官方的观点，在人民未得到“适当的行使政治权利的训练”以前就颁布宪法“无异于一纸空文”。孙说，一切相反的建议，都是“空谈的和不切实际的”。“如果任何人认为革命运动伟业已经结束，那他就大错特错了，这并不是革命的结束，而仅仅是革命的开始”。[132]几个星期后，在1911年革命18周年纪念的前夕，蒋介石亲自发表讲话，指责有些人为“传布谣言和制造混乱”[133]而在推动思想自由的事业，他告诫人们要防止这些人的“机会主义”。
尽管过去有些报道说，对胡适的逮捕状已经发出，甚至说他已遭到了逮捕，接受了秘密审判，并被判处立即处死，[134]但政府对胡适采取的惟一的实际行动也只是这些直接的和间接的不满言辞而已。8月下旬，在上海一家很有影响的报纸《时事新报》上刊出了一篇社论，该篇社论指出，胡适的那些被政府视做非常危险的激进主义的思想，自18世纪以来在西方一直是很流行的。这篇社论接着指出，如果国民党不愿意受到那些裁判布尔什维克和法西斯主义者的标准的裁判，它就应该对言论自由表现出更大的容忍。但是，甚至《时事新报》也并未明确地支持胡适。这篇社论最后说，“我们并不反对胡先生的直言”，“但我们很遗憾构成其言论基础的那种思想观点……他的批评必然会带来不健康的情感和对政府的轻视。”[135]
海内外的西方报刊——特别是《北方中国先驱报》、《纽约时报》[136]——都无保留地赞扬了胡适的坦率直言，谴责了南京政府压制胡适言论的企图。也许正如《北方中国先驱报》一篇社论的作者所指出的那样，胡适“是一位十分伟大的国际性人物，以至仅凭藐小的检查制度是不能把他压制下去的”。[137]然而，似乎同样可能的是，使他免于更为严厉惩罚的并不是公众的同情和愤怒，而是他那些在国民党较为稳健的内阁中任职的朋友们为他所做的私人调停，如蔡元培、蒋梦麟、王宠惠，甚至总司令的内兄宋子文。[138]
无论怎样，国民党政府的告诫责备并没有得到预期的效果。胡适两篇最直率的攻击国民党思想错误的论文正是在这场危机之后不久发表在《新月》上的。在其中的一篇文字中，胡适表达出了这样一种悲凉的预言，“殊不知统一的思想只是思想的僵化，不是谋思想的变化……现在国民党所以大失人心，一半固然是因为政治上的设施不能满足人民的期望，一半却是因为思想的僵化不能吸引前进的思想界的同情。前进的思想界的同情完全失掉之日，便是国民党油干灯草尽之时”[139]。1929年，当国民党人正处于其权势巅峰之时，这是一个很少有人注意的警告。但20年后，当他们的权力土崩瓦解时，可能党内才有些人对胡适的话有了新的认识。
尽管南京政府在1929年未能压制住胡适的言论，但它在第二年却撤销了胡适中国公学校长的职位。是年，以这所大学得到教育部的官方认可为条件，胡适递交了他的辞呈。据当时的报界报导，胡适不久将赴美国的耶鲁和芝加哥大学讲学。两年前，他确是收到过讲学的邀请，但直到1933年他才赴美讲学。相反，直到1930年底以前，胡适一直呆在上海。就在他39岁生日前不久，他再次回到北平，就任中国基金会编译委员会主任。几星期后，在北大校长蒋梦麟的邀请下，他又回到北大任文学院院长，蒋是于1930年辞去教育部长职务后任此新职的。
1931年9月，当日本军队开入沈阳城，发动了征服满洲的战争，并揭开了中国现代史上新的悲剧性的篇章时，胡适正在北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