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谢

许多人在本研究项目的不同阶段提供过友善的帮助。在哈佛大学，我的指导老师孔飞力（Philip Kuhn）教授热情地接纳我做他的研究生，并鼓励我将这一主题写成一本书。柯伟林（William Kirby）教授慷慨地与我分享他关于19世纪至今中国经济和国家地位的思考。在东京大学，当我走进滨下武志先生的办公室向他咨询毕业选题时，我便开始了作为历史学者的训练。从那时起，他就一直是令我受益无穷的老师和批评者。斯波义信和岸本美绪以他们对材料的缜密解读和对证据的细心分析，为我提供了优秀中国史学者的榜样。在南京大学，茅家琦先生督导我的研究。随后，严学熙指点我无锡缫丝业的重要特征，并安排我到南通去调研。上海社会科学院的黄汉民和沈祖伟非常慷慨地与我分享他们关于上海经济的高深学识。

在为本书收集材料时，我受益于许多图书馆和档案馆以及那里工作人员的帮助。在中国，我从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江苏省档案馆、上海市档案馆、南通市档案馆、南京大学图书馆和上海市图书馆收集到了很多重要资料。在日本，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图书馆、东洋文库、外务省外交史料馆、一桥大学经济研究所图书馆的馆员都为我提供了帮助。在美国，哈佛燕京图书馆、哈佛商学院贝克图书馆、哥伦比亚大学善本和手稿图书馆以及胡佛研究所图书馆和档案馆为我提供了专业支持，找到了与我的研究密切相关的文献。在英国，国家档案馆和汇丰银行集团档案馆为我提供了舒适的研究环境和热情周到的帮助。

我在哈佛大学的研究经费来自于富布赖特计划和日本亚洲研究学会。博士后奖学金、海外研究奖学金、日本学术振兴会科学研究费补助金以及松下国际财团助成金，使我得以前往中国、美国和英国进行我的研究。

我要感谢老师们、同事们和朋友们的评论、建议和支持。要特别感谢杉原薰热心地在他宝贵的年假里阅读了我的全部手稿。在我定稿准备出版之时，琳达·格罗夫（Linda Grove）给了我非常有价值的意见。秋田茂、程麟荪、高家龙（Sherman Cochran）、远藤健、葛凯（Karl Gerth）、安克强（Henriot Christian）、笼谷直人、久保亨、松浦正孝、林满红、田所昌幸和韦立德（Tim Wright）诸人都对手稿初稿提了意见。感谢章力（音，Chang Li）、陈熙远、保罗·吉姆（Paul Kim），在我的研究生学年中，给予了我智力和精神上的支持。有白梅瑞（Mary Buck）、梅尔清（Tobie Meyer-Fong）作伴，我在南京度过了很多快乐的日子。我在一桥大学和从前北海道大学的同事们也以各种方式支持了本书的研究和写作。在他们之中，我要特别感谢江夏由树对我的热情鼓励。

本书的部分内容曾以“负债中的公司：长江三角洲地区纺织工业的财务安排”为题，发表于曾小萍（Madeleine Zelin）、欧中坦（Jonathan K.Ocko）和罗伯特·贾德拉（Robert P.Gardella）主编的《近代早期中国的合同与产权》（From Contract and Property in Early Modern China，斯坦福：斯坦福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页298—326）一书；以及以“20世纪中国与国际货币体系的关系：历史分析与当代意义”为题，发表于秋田茂和尼古拉斯·怀特（Nicholas White）主编的《1930年代至1950年代的亚洲国际秩序》（International Order of Asia in the 1930s and 1950s，伦敦：Ashgate，即出）一书。感谢他们允许我再次印行这些章节。

最后，我无法表达我是多么感谢我的家人。我的父母，佐々波洋子、佐々波秀彦，一直赞成我从事职业学术研究，并给予我所需要的任何帮助。这里，谨以此书献给他们。特别是作为一个经济学家，我的母亲佐々波洋子与我分享了她对市场经济动力的洞见。尽管书中未曾提及，整部书中她的影响都是显而易见的。在起伏不定的写作过程中，我的丈夫城山英明给了我自始至终的鼓励。能够在最终完成这部书之际，表达我对他的深深感激，我感到非常幸福。

T.S.（城山智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