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论

1929年10月24日，星期四，纽约股票市场崩盘。这个被称为“黑色星期四”的事件标志着后来被称为“大萧条”的空前经济危机的开始。

这一灾难是全球性的，其影响至为深远，世界上任何经济体想要避开严重的衰退几乎都是不可能的。华尔街的崩溃引发金融危机，接着便是美国贷款政策告败。通货紧缩经由国际金融链条逐国蔓延，这些国家的购买力也随之下降。国际贸易因此低迷，并且促使美国和其他工业国家采取保护主义，而这只能导致对发展中地区初级产品生产国压力的增加。接连不断的困难和收支平衡恶化引发拉美（1931）、中欧（1932）和德国（1933）的债务拖欠，这种情况对诸如美国、英国等债权国带来损害，也令世界经济陷入日益深刻的危机之中。^[1]

中国如何渡过这场全球经济危机呢？我在本书中不仅要去呈现中国如同其他国家一样未能免于此次全球经济衰退的灾难性后果，而且还要提供一个新的视角去理解现代中国历史以及大萧条如何改变现代世界经济。^[2]一方面，大萧条是现代中国形成过程的分水岭，而这一点常被现有的研究中国现代史的文献所忽略。^[3]当通货紧缩压力以一种不寻常的方式冲击中国经济时，中国经济体制停止了正常运转。为应对这场前所未有的危机，政府令人瞩目地调整了其市场政策，从“放任政策”转向积极干预。我在本书中讨论了自1930年代以来国家与市场间关系的这种转变对中国政治和经济产生了深远影响。

另一方面，与其他国家相比，中国在大萧条期间的经历值得特别关注。大萧条的严重程度和波及范围显示了20世纪早期世界经济的一体性。在《全球化的终结：来自大萧条的教训》一书中，哈罗德·詹姆斯（Harold James）正确地论述了1920年代到1930年代的经济危机是对经济全球化第一个重要阶段的考验。随着危机蔓延到世界许多地区，开始出现对经济全球化的强烈不满，接踵而至的便是政府转向更严厉的保护主义政策。结果，维系国际物流、资本和劳动力流动的体系受到严重干扰。^[4]中国无法免于国际金融机制的脆弱及别国政府致力于提振本国经济的外部影响。不过，由于在金本位占统治地位的国际货币体系里，中国是唯一的银本位国家，中国经济受到的外部冲击及其反应都不同于世界上其他国家。

我真正要展开论述的主要是如下两个议题，中国内部国家—市场之关系和中国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地位，且二者又紧密相关。大萧条期间国际银价的波动严重破坏了中国的银本位货币体系，并且动摇了它的经济。以一种不同的外汇标准建立一个新的货币体系，需要有力的政府干预；最终经济复苏和币制改革的过程导致整个中国经济政治化。通过分析萧条的影响和复苏的过程，并根据中国经济和世界经济的联系，我考查了国家—市场关系的这种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