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积累:企业家的初始问题
要想开办一家纺织厂，第一个挑战就是积累足够的资金。传统上，许多中国商行采取合股制，即亲友合伙开办，共担责任，分享利润。[104]而建一个机械化的纺织厂比开办传统商行需要更为庞大的原始投资，用以购买土地和进口机器设备，然而中国经济体缺乏便于募集大量资本的机构。科大卫（David Faure）认为传统中国文化严重影响了中国商人去组织企业。他认为，在中国，礼仪、道德、信仰和社会行为都同儒家伦理而不是与规定社会准则的法律相关联。在这种社会背景下，人们通过血缘关系纽带组织起来，因而群体比个体负责更易获得认可，官方支持比法定的商业权利更具合法性。这种制度安排的缺点在19世纪中叶愈发明显，中国人善于经营朋友、家庭结成的商业小团体，但在轮船、矿山和铁路等资本密集型的企业运营上则十分落后。[105]正如曾小萍（Madeleline Zelin）所论证的那样，筹措一大笔资金，用传统的经营方法并非完全不可能。她举例说明，在19世纪的四川自贡，像开掘盐井这样的大型工程，熟练的掮客们会从众多亲属和熟人中筹措资金。[106]但到20世纪初，募集开办工业企业所需的大笔资金仍然很困难。费维恺（Albert Feuerwerker）指出，1908年，在农工商部注册的227个公司中，只有72家企业的注册资金超过10万两。[107]尽管其中有少数使用机器生产的大型企业，但大多数仍然是在很小规模上使用西式技术的公司以及传统钱庄和小型商业企业。[108]费维恺的观点得到柯伟林（William Kirby）的回应，柯伟林认为，在20世纪初，中国商人不愿意让公司股份公开交易或把他们的公司注册为股份制企业，因为他们既对外来参与者保持警惕，也不愿意向政府公开财务信息，那样会招致额外的税费。[109]因此，直到1920年，中国还没有股票市场或者证券交易公司一类的金融机构就不足为奇。[110]甚至在1920年之后，证券交易的主项还是政府债券而不是私人公司股票。[111]由于中国商业环境中缺乏一个在直接联系的亲友圈外发掘投资人的机制，所以积累足够的启动资金成为纺织业的长期问题。[112]
棉纺业
在中国，一个准备开办棉纺厂的企业家，往往首先要邀集亲朋好友投资，然后再计算还缺多少资金。在棉纺业工业化的早期，寻找足够的外来投资者始终成问题。中国第一家棉纺厂——上海机器织布局总办曾哀叹：“难以得到公众的信任。”投资者必须相信投资棉纺厂有价值才会出钱。[113]毕竟，投资者还有很多诱人的投资选择，如土地、官位，或传统当铺。像机器棉纺厂这样的新式企业要想吸引资金实在是难上加难。
为了吸引投资，企业家不得不对出资人承诺很高的年回报率。所有股东都获得定数的股息（“官利”）。股息分配一开始就被明确宣布，并写进公司章程。早在1872年，中国第一家股份公司轮船招商局，召集全体股东在8月1日出席会议领取各自投资额10%的官利。到1956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国营化前，官利制还在股份公司流行。[114]
如果工厂获得盈余利润，股东有权得到其中一部分，是为“红利”，而官利则不论盈亏，工厂必须按年支付给股东。官利率因不同企业和不同时期而有差别；通常，在1870年代和1880年代，官利率为10%，1910年代是8%，1920年代和1930年代是6%。[115]以上海机器织布局为例，年股息率是9.6%，年利润的40%作为红利拿出来分配。另外，企业主还必须在一定期限内偿还资本：不到1万两的，要在三年内偿还；2万—5万两之间的，5年内分三次偿还：超过5万两，7年内分三次还完。
正如这个例子表明，在固定官利制之下，投资者既被视作股东，同时也是一般意义上的债权人，其投资份额作用更类似于公司债券。和纱厂的经理人不同，投资人本可以不用承担巨大风险就可获利。但鉴于棉纺业的风险性，向投资者证明既“安全”又“盈利”是很难的。
例如，1895年，江苏南通的士绅企业家张謇受总督张之洞之命在南通开办大生纱厂。[116]张謇说服了三名上海人和三名南通本地人投资纱厂。上海召集人负责筹募40万两，南通召集人筹集20万两。公司股本的年利率设为8%。然而，到第二年，六名投资人中有两人因担心企业发展前途而退出。直到张之洞承诺购买英国机器后，才招来两名新的投资者加入南通资方；两方答应各筹集25万两。但当1897年六名投资人和张謇在上海会面时，上海方面仅筹集了2万两，南通方面5.9万两。最终，上海方面的投资者撤资，四名南通的投资者只得决定依靠政府支持来开办大生纱厂。
其后，张謇还遭遇了大量的财务困难。从私人投资者手中筹集大笔资金始终不易：在纱厂开工前一天，私人投资才达到17.83万两。而同时，已有19万两被预定用于修建厂房、购买机器和其他杂项费用。他手中4、5万两的营运资金还不够购买原棉和支付工人的工资。此外，即使在这段艰难时期中，他还必须向股东支付固定的股息。除了发行股本和争取政府支持外，张謇还不得不寻找其他途径筹集资金。他求助于银行贷款，即便那时的月息高达1.2%（年息14.4%）。
尽管随着棉纺业所展现的收益性使融资变得容易，但在1914—1922年间，纱厂还是继续向银行贷款。原因之一是官利和红利的支付；纱厂但凡有盈利就必须同股东们分享。纱厂经营者发现他们陷于两难：尽管借贷保证了工厂的繁荣，从而吸引更多新的投资者，但一旦投资回报率降低就会促使投资者转向其他行业，包括购买政府公债。
上海大中华纱厂就是一个典型例子。1920年，大中华的经理聂云台发行认购股建立新厂，一月内筹集90万两资金。投资者不仅有棉纺业的行家如纱厂老板、布匹商和原棉商，还包括行业外的银行家、官僚和军阀，他们为占利润40%的巨大红利蜂拥而来。在纱厂繁荣的年代里，大中华不断扩大生产规模，聂云台也因此召集到了更多的股本。
然而，当1922年整个棉纺业不景气时，投资者很快转向其他投资。一年多之后，在第三届股东大会上，大中华纱厂实收资本总额约172万两，不到聂计划筹集的300万两的60%。实收资本勉强能满足固定资本的需要。聂云台不得不以13.2%的年息向一些金融机构借贷。但是，因为170万的贷款只够支付固定资本，所以大中华纱厂不得不向另外5家钱庄筹借运营资本。最后，大中华不堪债负，于1924年8月被永安纱厂以159万两低价收购，而就地理位置和设备价值来说，大中华纱厂在1922年应值300万两。[117]
为了保持投资者的信心，纱厂主必须备有可靠的资金流以作现金分红。然而，因为棉纺业固有的不稳定性，官利始终是一个负担。因此，贷款是唯一切实可行的筹措附加投资的办法。[118]
缫丝业
中国缫丝业也面临同样的挑战，需要筹集充足的固定资金来购买厂房和进口机器。例如，要建一家300台丝机规模的缫丝厂，再加上购买厂房的费用，大约需要固定资本12.6万两；其中每台丝机购置费260两，运营资本每台160两。[119]只有在租赁制实行之后，丝厂的经营商才得以从这些沉重的负担中解脱出来，这才使城市丝业得以蓬勃发展。
上海丝业流行的租赁制度被推广到无锡。到一战，上海80%—90%的缫丝厂是租赁的。在无锡，1922至1928年间新建的23家缫丝厂多数采用租赁制。在这种制度下，丝厂的营业主和产业主是分离的。产业主负责购买厂地和建房，营业主租赁工厂，从盈利中支付租金。租赁合同通常为期一年，从6月到来年的5月。[120]
租赁制对产业主和营业主都是有利的。对丝厂的产业主来说，购买场地、修建厂房和进口机器是相对安全和有利可图的投资；据估计，在好的年份，丝厂产业主可得到15%的利润率。[121]投资于丝业的房地产经纪人、钱庄和商人的利润来自丝厂的其他业务。对丝厂的营业主来说，他们可以用有限的资金来开业。每台丝机平均成本为100—150两，一笔3万—4万两的资金就足以租赁一个中等规模的丝厂。这意味着经营者可以节省75%的资金，白手起家将一个丝厂运转起来。[122]
很多丝厂都是从小规模开始的，近90%的经营者拥有不足3万两的流动资金。[123]但是，由于行业本性，他们经常没有足够的现金去购买生丝。在长江中下游地区，只有在春季某月中可以买到蚕茧。据估计，无锡有80%的蚕茧产于春季。[124]因此，丝厂必须在六月中用现金购买足够全年生产的茧。直到该地区引进蚕茧干燥技术后，这种季节性的购买压力才有所缓和。但是，从5月底到7月初的一个月内，丝厂仍需购买未来3、4个月生产用的蚕茧。余下的几个月，他们可以从蚕茧干燥商那里购买经干燥加工的蚕茧。[125]例如，一个拥有300台丝机的中型丝厂，三个月的生产需要3000担新鲜的蚕茧，约花费15万元（106725两）。[126]这笔开支是丝厂3万两的平均流动资金的3倍还多。这就解释了为什么丝厂的营业主必须寻求贷款。
尽管租赁制把初期投资和后续工厂运营投资分开了，但对缫丝厂的产业主和营业主来说，在筹资问题上与棉纺业相似。既然对纺织业而言贷款不可避免，接下来的问题就是怎样可以获得贷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