缫丝业
日渐萎缩的国外需求与来自日本的竞争
因为自身经济陷入衰退，作为中国生丝主要进口国的美国和法国开始缩减进口量。1929年，中国对美国的生丝出口从23202担下降到4769担，降幅为80%，对法国的出口从23874担下降到8709担，降幅为64%。[74]与此同时，由于国际市场上生丝供过于求，日本的缫丝企业开始降低价格。当时，日本生丝产量占世界总产量的80%—90%，纽约市场上出售的生丝90%都来自日本。日本生丝降价，中国生丝也不得不跟着下调价格。但1930年下半年纽约市场上日本生丝每磅的价格始终低于中国。[75]
尽管纽约的生丝价格正在下降，但是由于银价下降导致的低汇率，直到9月份上海的生丝价格未见严重下降（见图5.1）。1930年初，每担高级白厂丝售银1250两，4月上涨至1280两，5月降至1230两。从6月到8月，丝价一度在1300—1350两之间徘徊，但在1930年下半年，日渐萎缩的国外需求和日本的过剩生产终于导致上海丝价下降。[76]10月，生丝价格下降至1160两，低于此前三年1230两的平均水平。本年度最后两个月，生丝价格继续下降，跌至1100两，已经低于1150两的成本价。[77]
图5.1 以美元和中国元计算的中国生丝出口价格指数，1928—1935年
来源：徐新吾：《中国近代缫丝工业史》，表4.3，页305。
随着欧美经济危机的加深，对纺织品的需求普遍下降。当地很多纺织工厂倒闭或暂停生产。那些仍在运转的工厂则用人造丝代替生丝作为原料，力求降低生产成本。随着生丝需求的减少，价格进一步降低，与日本的竞争也在加剧，日本丝厂开始处理累积存货。9月，纽约市场上中国生丝的价格在每磅2.80—3.10美元之间，而日本生丝每磅只售2.30—2.45美元。11月，中国生丝价格跌至每磅2.65—2.70美元之间，而日本生丝价格则在2.25—2.30美元之间。即便在生丝价格下降的低迷期，中国和日本生丝的价格差距依然保持不变。[78]
致命的是这时中国缫丝企业失去了与使用金本位货币国家打交道时曾经拥有的汇率优势。英国于1931年9月放弃金本位，中国货币对英镑的汇率大幅上升。中国与欧洲的生丝贸易以英镑结算，因此欧洲市场上中国丝价随之上升。10月，这些市场的交易开始缩减。[79]当日本也于1931年12月放弃金本位后，中国缫丝企业遭受了更大损失，因为他们的日本同行可以给出更低的价格。[80]1931年12月，日本的生丝价格为2.12美元，次年1月又下降了8%，降至1.95美元，到4月份已经下降至1.35美元。日本政府还极力把生丝产业置于政府控制之下。1931年，政府统一了从张种制造到生丝出口的全部养蚕过程，1932年又制订了缫丝许可法，由此日本政府实现了对生丝价格和质量的全面控制。除了日元贬值，这些政策也使日本生丝在国际市场上的地位得到改善。[81]
日本大幅下调生丝价格令中国缫丝企业感到恐慌。[82]1931年，中国纱的价格是700—800两每担，而日本纱仅售600两每担。由于每担纱的生产成本需要1000多两，中国缫丝企业不得不承受每担至少200两的损失。[83]
这种糟糕的局面一直持续到1932年。1931年秋，中国人为抗议日本对东北三省的侵略而抵制日货，日本产品在中国的销量削减了三分之二。日本军部声称抵制日货是一种侵略行为，遂于1932年1月28日袭击闸北地区，摧毁了上海的东北部。该地区31家缫丝工厂至少有15家毁于战事。3月中旬，上海恢复正常，但仅有两家缫丝厂重新开张。[84]正如当时一位中国丝商指出的，即使没有军事对抗，上海的缫丝业也必将陷入绝境。[85]无论是否受到袭击的影响，这些地方的诸多小企业纷纷破产。而日本的侵略使中国的缫丝业雪上加霜。美国人也为抗议日本侵占东北三省和袭击上海而抵制日货，而日本丝厂则用降低价格来吸引顾客。最终，纽约市场上的生丝价格下降；1932年4月，中国和日本的生丝都创下了最低价的纪录。[86] 1932年下半年价格有所回升，但是始终未能挽回总体下滑的趋势。[87]
1933年3月，美国为刺激本国经济和增加货币供给而放弃了金本位。随着美国经济的复苏，美国丝市重见繁荣，生丝需求渐增，积压存货渐少。美元贬值导致的高汇率提高了纽约市场上中国生丝的价格。一定程度上，中国缫丝企业从这次价格上涨中得到了收益，但是要在美国市场上卖出他们的产品还有更多困难。
1933年下半年，美国发生了多起纺织工厂罢工，削弱了美国对生丝的需求。此外，人造丝的降价也给生丝市场带来了不利影响。[88]在这种情况下，1934年日本对美国的生丝出口增加了4.8%，而其价格仅为近1美元。日本对欧洲的生丝出口也在增加，从1931年的15785担增加到1932年的28865担、1933年的43955担，最终增加到1934年的70233担。相比之下，中国丝厂已经努力降低生产成本，从1931年的1000元每担降到730元每担，最终降到1933年的475元每担，此时无法再削低价格。中国的出口减少了约45%，相对1930年出口额减少88%，出口量减少71%。[89]到1935年年中，在日益萎缩的国际市场上，面对着与日本企业更加激烈的竞争，中国缫丝业进一步滑入萧条。
危机向金融部门蔓延
丝厂主对丝价持续下滑始料未及，以致延误了出售存货。上海丝厂和丝盆数量在1930年春均达到了顶峰，仅当时上海就有9家丝厂开张。无锡也有13家丝厂开张。[90]更糟的是，1930年长江三角洲下游蚕茧歉收大大提高了缫丝业的生产成本。丝价在下降，而蚕茧成本却正在上升。举例来说，每担生丝光蚕茧成本就要850两，外加上200两的劳务支出，再加上50两的税，每担的成本遂达到1100两——这就比欧洲和美国的市场价格高出了200—300两。[91]中国缫丝企业不得不忍痛以破产价格出售他们的生丝产品。
然而，当丝厂主好不容易等到了丝价上涨，等待他们的却是糟糕的财务状况。第三章已交代过，这些企业一般依靠银行贷款作为生产资本。1931年年初，他们尚能够以每担生丝贷800两银行款。但是由于丝价下降，加上市场不景气，经营者很难再从银行获得贷款。[92]缫丝企业无法以己之力购买蚕茧或赎回抵押在银行仓库的蚕茧，不得不停产。迫于贷款期限的临近和预期的严重行业不景气，他们转而向政府寻求财政援助。
1931年2月5日，上海、无锡、浙江缫丝工业同业会请求发放800万元缫丝业救济公债。同时，他们以每担损失300元的代价出售积压的存货以清偿贷款。缫丝企业请求政府通过发行丝业公债为每300元损失提供100元补助，另外再要求银行减免100元债务，余下的100元则由他们自己承担。[93]他们认为，政府发行公债不仅能将中国最重要的出口工业从整体破产中拯救出来，而且能让农村养蚕户继续出售蚕茧获利。[94]
5月，政府批准了发行公债的申请，并颁布了一系列规章，规定总额800万元公债中，600万元用于鼓励生丝出口和复兴缫丝业，200万元用于扶植养蚕。该公债的利息为每年6%，对生丝出口征收每担30元的特捐，作为偿本还息之用。[95]
江苏、浙江几乎所有的丝厂都获得了每架丝车80元的公债份额，并用这些资金赎回了依合同抵押在金融机构仓库里的蚕茧。[96]在政府的援助下，一些缫丝企业设法继续图存。但是1931年底产业环境仍然非常艰难，企业很难继续运营。9月，政府公债刚刚发行不久时，上海107家丝厂尚有66家坚持营业，可是到10月底只剩下26家了。政府发文给上海、江苏、浙江缫丝同业会，指责厂主在收到丝业复兴公债后仍然停产。但是，正如同业会指出的，政府的援助远不够将缫丝业从如此困境中拯救出来。例如，尽管一家拥有200架丝车的普通缫丝厂能从政府那里领到16000元，其在售完月产的40担生丝后还要亏损8000元，这还不算1200元的出口税。同业会指出在这种情况下一个丝厂不出一个月就会倒闭。[97]无锡49家丝厂估计损失700万元。同样，加上财务困难，上海106家丝厂总损失超过2000万元。一些财务虚弱的企业已经离开了缫丝业，另一些则暂停营业以避免进一步的损失。到1931年底，上海仅剩20家丝厂还在开门，无锡49家企业中也仅18家还在运营。[98]
上海许多坐落良好的丝厂被业主拆除。因为随着缫丝业获利越来越少，丝厂租金逐月下降，很多时候丝厂根本租不出去。业主们发现拆除工厂而建筑公寓、经营地产更为划算。结果，1931年就有7家丝厂被拆毁，而1930年才仅有一家被拆。1932年，有6家丝厂被拆，1933年，另有9家被拆。[99]
随着生丝市场价值的贬值，丝厂主们不再指望赎回作为贷款抵押的生丝。更严重的是，价格持续下跌，经营者即便不惜任何代价处理他们的产品都是几乎不可能的，而且不可避免地要拖欠债务。[100]加上银行施加压力催还贷款，他们的处境愈发艰难。那些本打算重新开张的经营者也不再能够以存货作为抵押取得银行贷款。即便丝厂主能够取得政府公债，但其数额还是不足以赎回他们以前高价收购的蚕茧。
鉴于缫丝业的危机以及其与金融机构一损俱损的关系，政府于1932年5月第二次批准财政援助，[101]并且成立委员会帮助丝厂处理陈丝和陈茧。[102]8月，实业部和财政部提议发行短期公债援助江苏和浙江两省的缫丝业。根据这两个部的计划，这两省将发行220万两的公债，利息6%，四年还清。中央政府为省政府发行公债提供财政援助，以固定税作为债券红利。出口商从事出口积压陈丝或用陈茧生产的生丝，将获得每担100两的补贴。缫丝企业和丝商将获得数目相等的公债份额。[103]9月，立法院批准了该计划，公债于10月发行。
1933年5月，尽管发行了价值2850540元的公债，政府救助的成效仍不明显，丝业的处境没有得到多少改善。上海生丝市场进入休眠状态，几乎没有来自国外的订货。销售有限和价格下跌，意味着丝业的前景依然暗淡。[104]1933年11月下旬，在上海，占总存量11115担的95%的生丝和占总存量56620担的96.5%的蚕茧仍然作为未偿还贷款的抵押物存放在银行的仓库里。[105]结果，丝业的不景气终于开始影响到金融机构。
例如，1931年7月，交通银行无锡支行借贷给厚生丝厂30000两（合41958.01元），以300担春茧作为抵押。然而，受1931年丝市崩溃的冲击，厚生自1932年1月后就停止了支付利息。[106]出于对市场恢复的观望，厚生没有出售存货；银行也基于同样的考虑没有拍卖掉抵押品，没想到等来的却是更严重的价格下跌。直到1933年，借给厚生的贷款仍有14919.65两（合20866.64元）未见偿还，最终银行卖掉了抵押品，不过仅得到10778.47两（合15074.78元），而由于厚生经理潜逃，银行已没有办法收回余下的4141.18两（合5791.86元）了。[107]
厚生并非唯一的例子。1930年—1932年，交通银行无锡支行贷款给11家丝厂，到1934年已被拖欠236356.6元。以无锡支行的另一位债务人乾牲为例，如果其业务状况转佳，银行很乐意提供新的贷款使丝厂继续运营，以便其偿还原有的欠款。但多数情况下，银行要全部收回欠款几乎是不可能的。不得已，银行要求乾牲丝厂用抵押的蚕茧生产生丝以便收回部分欠款。但由于生丝价格的下降，从出售生丝得到的数额不足以挽回银行的损失。银行敦促丝厂提供新的抵押物——如1931—1932年政府发行的公债——来弥补生丝贬值带来的损失，但是显然还是无济于事，因为到1934年这些公债已经失去了市场价值。又如，尽管银行起诉了三泰和源益两家丝厂，但是厂主和合同担保人不是破产就是失踪，银行亦无法收回欠款。[108]
其他金融机构也急于收回贷款以尽量减少损失。例如，裕昌、慎昌、和鼎三家丝厂倒闭，作为债权人的中国银行、上海商业储蓄银行、福源钱庄、宝康润钱庄起诉到法庭。1934年7月1日，法庭责令债务人偿还284484.88元的欠款，外加每月0.8%的利息（年息9.6%），如不能偿还，作为抵押的生丝、政府公债、房产、土地等将被拍卖。[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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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银行为尽可能保证借给丝厂的贷款安全，要求丝厂以蚕茧或生丝作为抵押，存放在指定的仓库里。但是，一旦这些抵押品贬值，现有的金融秩序还是陷入瘫痪。尽管有政府公债，很多丝厂还是无法不拖欠债务，任其抵押物留在仓库里。
危机向农村部门蔓延：1932年的无锡
1931年和1932年，丝厂要求政府给予财政援助，理由是如果当新茧上市而丝厂无力购买，农村养蚕户就将遭受损失；同时，丝厂背负着沉重的债务，又面临着与日本丝业的激烈竞争，不得不努力降低蚕茧成本（蚕茧成本已占总成本的约80%）。尽管丝厂努力寻求补救，但丝业的不景气还是蔓延到农村地区，这反过来又对丝业产生了不利影响。
1932年无锡农村的危机正说明了这种恶性循环。1930年和1931年，由于遭受致命病毒的蔓延（蚕大量死亡），导致桑叶供给过剩，每担桑叶仅售3—5元，仅为以前价格的十分之一。农民纷纷放弃种植桑树，改种水稻；江苏省估计有30%的桑田改为稻田。[110]无锡的桑田面积减少了三分之二，武进减少了一半。1932年，春茧产量大大低于前两年。多达50%的蚕死于疾病，蚕茧产量仅是正常年份的40%。而丝厂和茧商则推迟收购以进一步压低价格，尽管他们给出的价格已经只是前两年的一半。[111]1932年的春茧歉收和需求疲软对无锡的养蚕户来说是致命的。6月初，茧市刚刚开始，只有十家茧行营业。迫于无法储存新茧，蚕农不得不以极低的价格卖掉春茧。除改良种蚕茧的价格没有低于25元外，劣等土茧的价格仅为10—20元，比1931年的一半还低。[112]1932年后蚕茧价格持续走低，养蚕变得越来越无利可图。
农民开始抢米、劫财。5月底，怀下、北下、南延和无锡四大养蚕区的几家大户遭到30—100人的群体袭击，稻米、钱财遭抢。[113]据报道7月的头两个星期发生了50起抢米事件，局势更加恶化。正常情况下，农民靠出售春茧、秋茧取得收入。但是，在连续两年歉收后，1932年蚕农们面临又一次春茧歉收，而且价格极低。此外，利用春小麦作物来支撑短缺的粮食供给，也令人不满。饥饿驱使农民铤而走险。[114]最终，省政府设立委员会收集稻米，通过县乡分支机构分发给贫困的农户。但是，这种救济并没有扭转蚕茧价格下降的趋势。
当大萧条来临，城市缫丝业和农村养蚕业相互依存的弱点暴露无遗。面对与日本的激烈竞争和价格下降，丝厂被迫在尽可能以最低价格获得蚕茧压低成本和停业以避免更大损失之间做出选择。事实上，这两种补救办法被证明都是灾难性的，因为它们迫使农民放弃养蚕。要跟国际市场竞争，中国丝业就必须使用高质量的蚕茧。当然，降低出口税和改装新设备也有帮助，但最重要的还是提高蚕茧质量。丝厂经营者和养蚕专家都很关注中国蚕茧质量的低劣，他们指出，中国的蚕茧在缫丝过程中很容易被撕破。因为原材料的低劣，中国丝厂很难生产出“物美价廉”的产品来在竞争激烈的国际市场上出售。[115]但是，城市企业无法控制农村养蚕业。企业家们希望政府推广养蚕改良，但要等好几年后，他们才能看见这种事情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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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其他国家的货币贬值提高了汇率，1931年下半年，以出口为导向的中国缫丝业陷入了严重危机。我们在下一节将看到，棉纺业也陷入了低谷，即便在大多数情况下它的目标是国内市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