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　言

经学与史学是中国传统学术的两大显学，在中国学术发展史上有着非常突出的重要地位。经学在两千年中国古代学术发展史上，一直是作为官方学术思想与统治意识形态，对其他学术思想发生着重要影响；中国又是一个具有重史传统的国度，史学非常发达，人们通常用“浩如烟海”“汗牛充栋”来形容中国古代浩繁的史籍。经史之间的因缘颇深，从学术源头来讲，先秦“六经”元典具有“亦经亦史”的特点；从秦汉以后的学术发展来看，经史之间明显存在着相互影响，汉代史学的分离与崇经意识、魏晋南北朝史学的玄化倾向、宋明史学的义理化倾向等等，都是这种因缘的体现。正是由于经学的官学地位和普遍的重史意识，传统社会高度重视经史之学。学术史上出现的汉代“史附于经”现象、宋代所谓的“荣经陋史”观念以及明清的“六经皆史”说等，虽然都是在讨论经史关系，却并不具有先经、尊经和后史、轻史的意识。

以汉代刘歆古文经学对于班固史学的影响为例，从中可见经学之于史学的重要影响。班固所撰《汉书》是中国古代正统史学的代表，刘歆古文经学对于班固史学的影响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方面表现在目录学上。刘歆编纂的《七略》是中国古代第一部群书目录著作，在目录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班固《汉书·艺文志》即是通过对刘歆《七略》“删其要”而撰成的，由此开启了历代正史“艺文志”编纂的先例。另一方面则表现在历史思想上。刘歆宣扬的五德相生说，以及由此构建的自伏羲以来的历史系统，对班固《汉书》影响很大。《汉书》接受了刘歆构建的自伏羲以来的历史系统，依据五德相生的原理大力宣扬“汉为尧后而为火德”的思想，以此论证汉皇朝的历史统绪和地位。

鸦片战争后的晚清时期，传统经学逐渐走向衰落，而伴随着经学的衰落则是学术的转向。一方面经学紧紧服务于晚清政治，积极倡导社会变革；而另一方面，随着对公羊朴素进化论的重新解释以及对西方资产阶级进化论的引进，经学逐渐衰落并开始向史学转向。在晚清经学转向过程中，今文经学家康有为的经学研究，对于史学的近代化起到了思想启蒙作用；而今文经学家兼史学家崔适、梁启超和夏曾佑的经史之学研究，则反映了史学近代化的过程。同时，古文经学也实现了同步改造，即改造古文经学为史学，代表人物便是章太炎和刘师培。与经学转向相对应，晚清史学也发生了转向，即由传统史学转向近代新史学。梁启超的《新史学》、夏曾佑的《中国历史教科书》和刘师培的《中国历史教科书》，便是这一时期体现新史学思想的代表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