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太炎改造古文经学为史学
章太炎早年治经的特点是“杂采”今、古文的，究其原因，既有学术师承的因素，也与时代政治有密切的关系。从师承来讲，主要是受其师俞樾的影响。俞樾的学术是自顾炎武、戴震、王念孙、王引之等一脉相承的，为晚清一代朴学大师。他为学虽然尊崇古文经，强调古文经学的治学方法，然而却又是一位思想开通的学者，并不一味地排斥今文经学。章太炎后来回忆其师说：“然治《春秋》，颇右公羊氏，盖得之翔凤云。为学无常师，左右采获，深忌守家法、违实录者。”[2]章太炎1890年就到杭州诂经精舍跟随俞樾等经师学习，对俞樾的学术深为钦佩。前后8年的诂经精舍受学，奠定了章太炎扎实的古文经学基础，却也使早年章太炎对于今文经不但没有一种严厉的区隔，反而多有采获。戊戌变法前后，此时的政坛上叱咤风云的人物当属今文学家康有为、梁启超，章太炎的经学路数虽然与他们不同，而在政治上也是变法的积极拥护者和参与者，政治立场与康、梁是一致的，这就使得他与康、梁之间的学术难以做出明显区隔。
不过，章太炎自己却说他是“二十四岁，始分别古今文师说”[3]。这年是1891年，亦即今文学家康有为《新学伪经考》出版之年。可能是看到《新学伪经考》之后，章太炎开始视今文经学为“诡诞”“恣肆”了。“始分别古今文师说”一语又载于《年谱》光绪二十二年（1896），在此语之后，章太炎说：“谭先生好称阳湖庄氏，余侍坐，但问文章，初不及经义。与穗卿交，穗卿时张公羊、齐诗之说，余以为诡诞。专慕刘子骏，刻印自言私淑。”这里所谓谭先生即谭献，穗卿为夏曾佑，都是力主今文学的。在同年的《年谱》中，章太炎又回忆说：“初，南海康祖诒长素著《新学伪经考》，言今世所谓汉学，皆亡新王莽之遗；古文经传，悉是伪造。其说本刘逢禄、宋翔凤诸家，然尤恣肆。”
然而，章太炎以1891年为自己经学学术旨趣的分水岭，并不完全与事实相符合。首先，从章太炎早年经学思想来看。1893年以前写成的被收于《诂经精舍课艺》的7篇读书札记，虽然是古文经的治学路数，却并未对今文加以排斥，对宋学有可取之处也加以采用，甚至有调和古今的倾向。[4]而对于同样属于在诂经精舍期间撰述的《膏兰室札记》和《春秋左传读》二书，也有学者认为其中《膏兰室札记》之《孝经本夏法说》篇和《春秋左传读》一书有好几处地方，都明显表现出了章氏是赞成康有为等今文家所大力宣扬的“孔子改制”说的；甚至这反映出章氏在政治上追随康、梁是以其学术见解为依据的。[5]其次，从章太炎戊戌变法前后的政治活动和经学思想来看。在戊戌变法前后，章太炎是倾心并追随今文家康有为的变革活动的。章太炎最初走出书斋投身于维新政治活动，便是1897年因今文家康有为弟子、时任《时务报》主笔的梁启超之邀请，而告别其师俞樾，离开了潜心学习8年的诂经精舍（俞樾因此不悦），而到杭州任职于《时务报》的。章氏随后在该报以及《经世报》《实学报》《译书公会报》上发表文章，积极宣传维新思想。这一举动本身已经说明，此时的章太炎似乎难以让人将他与视康有为今文学为“恣肆”联系在一起。而从这一时期章氏的经学思想来看，多少与今文学是有沾染的。如在《时务报》上发表的《论学会大有益于黄人亟宜保护》一文，就用了“大一统”“通三统”等《春秋》公羊家言，以及喜言灾异的《齐诗》（章氏“以革政挽革命”说，即是本于“齐诗”五际之说）等今文经说。[6]1900年刊行的《訄书》初刻本，其中《公言》篇用“通三统”的观念来弥合今古文[7]《客帝》篇“不但也谈‘素王’，还引《中候》（即《尚书纬》——引者注）和《春秋繁露》”[8]。此外如《尊荀》篇之“黑绿不足代苍黄”，出自《孝经纬援神契》；《订实知》篇称“孔子吹律而知姓”，出自《孝经纬钩命诀》。说明直到此时，章氏不但没有完全与今文学决裂，而且还用今文学来宣传他的“革政”思想。[9]
当然，章太炎1891年后并没有完全与今文学作别，甚至还援用今文学，但这并不否定章太炎的古文经学思想立场。事实上，在戊戌变法前后，章太炎与康有为还是“论学殊”而“革政”同的，“章太炎在诂经精舍肄业期间，崇奉左氏，驳难庄、刘，右《左传》，辟《公羊》，他和治今文的康有为是‘论学殊’的”。“章太炎虽在自己的论著中一度援用今文经说，也只是为了变法的需要，而未放弃他古文学派的根本立场。”[10]如前所述章氏所著《膏兰室札记》，自名其室为“膏兰”，是因东汉今文大师何休有“左氏膏肓”之见，而有感于晚清今文经对古文经的冲击，取此名以表示要与之相抗争的态度；撰述《春秋左传读》，主要是针对清代常州学派代表人物刘逢禄而发，以期釜底抽薪；而《訄书》初刻本对康有为今文学也有排斥，“此最彰著者可于《独圣》见之”[11]。
学界一般认为，义和团运动以后，章太炎的政治立场开始由“革政”转到“革命”，而1900年7月与国会的“割辫与绝”，则“是章太炎投身革命的开始，是他和‘革政’决绝的表白”[12]。随着政治观念的转变，章太炎的经学思想也发生转变，开始由古今畛域难分到专宗古文，对今文经学进行了毫无顾忌的批评。此后的章太炎与康有为、梁启超之间的交锋，便是古文学与今文学、革命与改良之间的交锋了。
如前所述，康有为、梁启超宣传他们的“三世”“三统”等今文经学思想，往往都是从历史的角度作出说明的，20世纪伊始，今文学就开始向新史学转向了；而古文家本来就是以孔子为“史家宗主”，章太炎自然也非常重视从历史观方面对今文学作出批判。
1901年梁启超发表《中国史叙论》，次年又发表《新史学》，它标志着近代中国资产阶级以进化史观为指导的新史学的建立。然而，梁氏新史学的进化史观，依然是一种循序渐进的进化史观，旨在为其实行国民立宪政体的政治主张服务的。而这一时期的章太炎，不但已经成为一位专宗古文的资产阶级革命者，而且也已经阅读了大量的西学著作，对于西方的进化论、甚至一些西方和日本的社会主义学说都有了一定的了解，并且作了最初的尝试。如早在《膏兰室札记》中，章太炎就依据西方19世纪天文学的天体运动理论，对中国传统天道观念作了批判。1899年上半年旅台期间，更是依据西方近代胚胎学、生物学和进化论原理，对于生命、物种和人类起源与发展问题进行了专门的探讨。其中《菌说》[13]一文便是专讲进化论的，详细论述了物种进化的自然历程。[14]针对康有为等今文学所宣扬的历史观，章太炎于1901年撰写了一篇专门探讨治史方法的文章《征信论》，强调治史必须重视研究“制度变迁，推其沿革；学术异化，求其本师；风俗殊尚，寻其作始”，而不能用一种“成型”去改消历史，不能用社会学一般性结论去取代对历史因果关系的分析，也不能强行去比附历史。[15]学者认为，《征信论》所表达的治史观点，“是对中国封建官方史学的否定，也是对康有为主观主义治史方法和庸俗致用观的批评”[16]。1902年，章太炎又针对梁启超的新史学构想及其政治用意，专门致书与其讨论历史写作的宗旨以及《中国通史》写作问题。书信所反映的主旨思想，是强调通史撰述的意义：“一方以发明社会政治进化衰微之原理为主，则于典制见之；一方以鼓舞民气、启导方来为主，则亦必以纪传见之。”同时还表达了自己准备写一部百卷通史的愿望，并且具体开列了一个通史目录，包括五表、十二志、十记、八考纪、二十七别录。[17]这个目录与后来的《訄书》修订本所附《中国通史目录》大致相同，后者应该是据此改定的。如果从历史编纂形式而言，应该说章太炎恪守传统典制纪传史体，当然没有梁启超、夏曾佑等人新史学章节体新颖和进步；如果从历史观来讲，二者都重视汲取了西方资产阶级进化史观；如果从政治思想来讲，梁启超新史学主张的是一种渐变，是以进化到国民立宪政体为“今务”的，而章太炎则主张革命、剧变，重视“启导方来”。
1904年，章太炎的《訄书》重订本[18]刊行。学者认为，与初刻本相比，《訄书》修订本不但反映了章太炎政治观念上由“改良”到“革命”的思想进程[19]，而且“也反映了章氏经学观念上的激变，他将古文经学改造为史学的基本倾向大体奠定，与康有为分道扬镳的独立的新古文经学的基本观念也作了初步的规划”[20]。这些说法都是很有见地的。我们认为，从近代经史之学的嬗变角度来讲，章氏《訄书》修订本的刊行，可以被看作是近代中国古文经学向史学转化或者说是铸造古文经学为史学的重要标志。
第一，《訄书》修订本重视引述西方各种社会学理论作为自己经学思想与史学思想的立论依据。该修订本引述的西方和日本学者的著作非常多，对于西方社会学有了更深的了解。章太炎早年曾接触过斯宾塞社会学，而斯宾塞是社会有机论和社会进化论的倡导者，他的学说经过日本社会学的奠基者有贺长雄的宣传，在日本很有影响。章太炎通过对斯宾塞、有贺长雄等人社会学著作的研读，逐渐开始对他们的机械进化论倾向表示不满。而此时章氏又接触到美国社会学奠基人吉丁斯的社会学理论，赞成其宣扬的社会是通过“类群意识”而凝结和永存下去的说法，认为其说要优于斯宾塞。[21]不过章太炎最推崇的还是日本学者岸本能武太的社会学理论，认为岸本1900年出版的《社会学》，“实兼取斯、葛（章氏将吉丁斯译为葛通哥斯——引者注）二家。其说以社会拟有机，而曰非一切如有机。知人类乐群，亦言有非社会性，相与偕动，卒其祈向，以庶事进化、人得分职为侯度，可谓发挥通情，知微知章者也。”[22]并将此书译成中文出版。章太炎在日本期间，还广泛接触了西方和日本的社会主义学说，这促使了章氏对西方资本主义的重新认识，从而认识到西方社会所存在的“贫富悬绝”问题，启发他对未来中国社会构建的思考。[23]
第二，该修订本通过对孔子、儒家、“六经”及其相互关系的梳理，从而铸古文经为史学。第一，针对今文学所谓“六经皆孔子所作”，而提出“六经非儒家所独擅”的观点。晚清今文学是极端尊孔的，康有为视孔子为儒家的创始人，认为“六经”乃孔子为托古改制而作。对此，章太炎明确表示不同的看法。早在1899年发表的辩诘廖平今文学的《今古文辨义》一文中，章氏就提出了“孔子自有独至，不专在六经；六经自有高于前圣制作，而不得谓其中无前圣之成书”[24]。而在《訄书》修订本中，《清儒》篇则明确提出“六经”“达于九流，非儒家擅之也”的观点；作为中国学术史论首篇的《订孔》篇更是具体阐述了孔子与“六经”的关系：
六艺者，道、墨所周闻。故墨子称《诗》《书》《春秋》，多太史中秘书。女商事魏君也，衡说之以《诗》《书》《礼》《乐》，从说之以《金版》《六弢》（《金版》《六弢》，道家太公书也，故知女商为道家）。异时老墨诸公，不降志于删定六艺，而孔氏擅其威。遭焚散复出，则关轴自持于孔氏，诸子欲走，职矣。[25]
这段话清楚地告诉人们，道、墨诸子其实都是有闻于“六经”的，孔子只不过是删定“六经”罢了。
第三，修订本针对今文学所谓以孔统儒、经儒合一论对儒学和经学作了区隔，对孔子作了重新定位。在《清儒》篇中，章太炎认为通行本《十三经》经儒不分，应该对它们作出区别。他赞成章学诚“六经皆史”论中的说法，认为“六艺者，官书，异于口说”。像《十三经》中的“《孟子》故儒家，宜出”。而已被《七略》纳入“六艺”之一种的《孝经》和《论语》，也不能简单被视为经书，其证据是“礼堂六经之策，皆长二尺四寸”。而“《孝经》谦半之。《论语》八寸策者，三分居一，又谦焉。以是知二书故不为经，以隶《论语》儒家，出《孝经》使传《礼记》通论”。在《订孔》篇中，章太炎对孔子作了重新定位，于儒学之外，以孔子与道、墨诸子等量齐观；在儒学之内，认为他比不上孟子，更比不上荀子。他说：“《论语》者晻昧，《三朝记》与诸告饬、通论，多自触击也。下比孟轲，博习故事则贤，而知德少歉矣。”又认为“荀卿学过孔子”。章太炎关于孔子、儒学与经学的言论，在当时今文学看来，无疑是“离经叛道”的。然从史学的角度而言，它实际上是“表达了一种别出心裁的返本复始的历史观念，我们可以称之为经儒分判的观念”[26]。
第四，修订本提出孔子乃“良史”说，构筑起古文经学史学系统。视孔子为史家，乃古文学的一个基本立场。在《訄书》初刻本《独圣》篇中，章太炎就认为孔子“宪章其（指尧舜）业，以为六艺，使其道不至于遂逸，则犹史佚至于文、武也，亦庸能驾轶之乎？”[27]将孔子作“六经”等同于史官所为。修订本《订孔》篇不但提出了孔子为“良史”说，而且还排出了古代史学的传承体系：“孔氏，故良史也。辅以丘明而次《春秋》，料比百家，若旋机玉斗矣。谈、迁嗣之，后有《七略》。孔子死，名实足以伉者，汉之刘歆。”这段话表达了这么几层意思：一是认为孔子是史家，《春秋》是史著，应该通过古文《左传》去了解《春秋》之学，这就不但对史书《春秋》的最初传承作了交代，而且确定了作为古文主要经典《左传》的地位；二是认为通过司马谈、迁父子撰述《史记》传承《左传》史学，而古文学的创始人刘歆继起撰《七略》，成为足以与孔子看齐的人物，由此确立了刘歆及其《七略》的地位。值得注意的是，史学传承当然少不了司马迁著《史记》这一环，所以章氏必须将其纳入系统之中；而对于司马迁《史记》的经学倾向，章氏在《春秋左传读》中作如是说：“史公极尊《左氏》，不治《公羊》。”[28]我们且不说章氏的说法是否正确，不过他将《史记》划入《春秋》古学系统则是显然的。由此可以一言以蔽之，章氏是站在古文学的立场上构建起自孔子以来的古代史学的传承统绪的。而这样一来，一部古文经学的历史，也就成了一部史学发展史了。
第五，修订本阐发“六经皆史”，提出“夷六艺于古史”论。《訄书》修订本《清儒》篇集中讨论了“六经皆史”论题，核心主张是“夷六艺于古史”。此论的新意在于：其一是与章学诚视“六经”为“先王之政典”有区别。章学诚视“六经”为先王政典，这种先王政典当然是有德有位的人用以“纲维天下”的，自然就具有浓厚的权威主义色彩；而章太炎只是视“六经”为古代历史文献，这种历史文献的史料价值，是用以了解历史文明进化与制度因革的，“以此综贯，则可以明进化；以此裂分，则可以审因革”。其二，章太炎视“六经皆史”说为古文家说。从学术史上看，人们并没有将“六经皆史”说当作古文家独有的学说，这显然是章氏一家之言，正如钱玄同所说的，“或谓‘《六经》皆史’系古文说，这是完全错误的。刘歆诸人何尝说过什么‘《六经》皆史’！为此说者，殆因章太炎师亦云‘《六经》皆史’之故。其实是今文学者的龚定庵与古文学者的章太炎师皆采用此章实斋之新说而已”[29]。章太炎不但将“六经皆史”说视为古文家言，以此作为自己学说的重要思想，来对抗近代今文家宣扬的“孔子作六经以托古改制”说，而且还以持“六经皆史”说的缘故，认为“龚自珍不可纯称‘今文’”。[30]后者乃今古文门户之见，前者则为章氏“六经皆史”说的关键所在。由此可见，章氏“夷六艺于古史”论的基本内容，是要肯定“六经”的历史文献性质，它无疑是章太炎铸经学为史学的核心思想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