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六经”的亦经亦史特点
中国的经学因汉武帝接受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立五经博士而兴起，与此同时，中国的史学也因汉武帝时期司马迁撰成《史记》而成就史家的“一家之言”。以此计算，经史因缘已有2100余年之久。然就学术发展史而言，经学与史学又皆起源于先秦，而且有着共同的渊源。由于孔子创立儒学，整理“六经”，后世才得以据此为经典训释传记，从而逐渐形成经学；而经过孔子整理的“六经”，作为上古三代时期的“先王政典”，本身就是重要的史料，其中的《尚书》《春秋》等典籍实为先秦史籍之源。“六经”亦经亦史的特点表明，早在先秦经史起源时期二者就结下了不解之缘。以此观之，则中国古代的经史因缘至少要追溯到孔子整理“六经”的春秋时期。
作为后世儒家经典专称的“经”，在先秦时期它的含义有一个演变和发展过程。“经”字最早见于周代金文，其本义按照《说文解字》的说法，是“经，织从丝也”[1]。清人段玉裁注曰：“织之从丝谓之经。必先有经，而后有纬”[2]，“经”是指编织的纵丝，因而只不过是一个普通的古老纺织工艺的概念。春秋战国时期，“经”开始用来指称官府和诸子百家的基本典籍，如《释名·释典艺》所谓“经，径也，常典也”，像《墨子》的《经》（上、下）、《经说》（上、下）即是如此。作为典籍的“经”，在这一时期并不局限于只是对儒家经典的指称。不过，在这一时期能够得到普遍尊崇的经典，还属《诗》《书》《礼》《乐》《易》《春秋》。把这六部经典并称为“六经”，始见于战国文献《庄子·天运》[3]。此外，像《庄子·天下》《商君书·农战》和《荀子·儒效》等篇亦有记载。近年出土的荆门郭店楚墓竹简，称此“六经”为“六德”，而且排序如同《庄子·天运》[4]，更是打消了人们对于战国时期是否存在“六经”的疑虑。但是，在《庄子》一书看来，“六经”只是有关古圣先贤的经籍，是诸家皆称引的天下道术。[5]
“六经”后来之所以逐渐演变成为儒家学派的基本经典，追根求源，还是与孔子对它的整理和传习有着密切的关系，正如周予同所说，“六经”“无疑经过孔子整理，也因此而成为儒家学派的‘经典’”[6]。关于孔子与“六经”的关系，最早作出明确记载的，当属《史记》的《孔子世家》和《太史公自序》。按照司马迁的说法，孔子编次了《尚书》，删订了《诗经》，编定或修订了《礼》《乐》，作了《周易》的一部分，因鲁史而编写了《春秋》。对于这一说法，周予同认为“值得人们重视”，又指出它“显然受到董仲舒的影响。因而后来的经学家，并不都以为他的说法可信”[7]。清季以来，甚至出现了两种根本对立的观点，有认为“六经”皆为孔子所作，亦有认为“六经”与孔子无关。[8]对此，我们的看法是：“六经”绝非一时一人之作，这从“六经”所反映的具体内容便可了然；“六经”是经过孔子整理过的上古三代历史文化典籍，孔子以“六经”作为教材教授弟子[9]，出于教学的需要而对古老的“六经”传本有所删编，是完全合乎情理的；如果没有孔子对古老的“六经”传本的整理，也就不可能有我们今天所谓的儒家学派的“六经”经典和经学了。当然，后世儒家基本经典，还有一个从先秦“六经”到汉代“五经”，再到唐代“十二经”，最后到宋明“十三经”的发展和演变过程[10]，不过，经过孔子整理的“六经”一直是其中的核心经典。而这些基本的儒家经典，在中国封建时代里，则是神圣不可侵犯的。
先秦时期的“史”字出现很早，最初的含义是指史官，赋予其史籍之义则是较晚的事情。白寿彝先生说：“从用以称史官的‘史’，到用以称历史记载的‘史’，不知要经过多少年代。”[11]不过，我们这里的关注点并不是古人什么时候赋予了“史”字以史籍的含义，而是先秦时期的史籍究竟从什么时候开始有了，最初的史籍又有哪些，它们与经籍有何关系。从逻辑上说，有了史官，便有了历史记录。《尚书·多士》说：“惟殷先人，有册有典。”这里所谓“册”“典”，便是商代史官记录下的历史文献资料。实际上，在春秋以前，由于学在官府，大凡典章故事和礼法度数，皆为官司所守，而这些内容，无不是一种历史记录，像左史倚相“能读三坟、五典、八索、九丘”[12]，申叔时所谓“故志、训典”[13]等，这些典籍虽然不足考，却恐怕都是春秋以前史官留下的重要史料。不过，史官们留下的历史记载，从严格意义上讲还不能完全等同于史籍。金毓黻按照章学诚的记注与撰述两分法，将先秦历史记载分为史料和史籍两类，肯定先秦“史官所掌，属于史料之类，即章氏所谓记注也”[14]，明确提出先秦史籍始于《尚书》和《春秋》，“故榷论吾国古代之史籍，应自《尚书》《春秋》二书始”[15]。并认为“六经”之为史，是有着史著与史料之分的，“是故谓《尚书》《春秋》为史，可也。谓《易》《诗》《礼》《乐》为史，不可也。谓《易》《诗》《礼》《乐》为史料，可也。径谓为史著，不可也”[16]。刘家和先生则在肯定金毓黻观点的基础上进一步认为，“六经”当中的《周易》“固可以视为史料，然其意义恐有甚于作为史料者，即《易》之思想适与中国传统史学之通变思想相通，甚至若和符节”[17]。实际上，“六经”中不仅仅《尚书》和《春秋》是史，“六经”中其他诸经也不仅仅是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六经”对于后世史学的影响，主要还是表现为对史学思想的影响。刘先生已经指出了《周易》的思想对于传统史学的通变思想有影响，而《尚书》的历史借鉴思想、《诗经》的天命王权思想、《礼经》的改制思想和《春秋》的史义与史法，等等，其实对于传统史学都有巨大的影响。在“六经”之后问世的《竹书纪年》《世本》《左传》《战国策》和《国语》等，则是战国时期撰成的、流传于后世的重要的先秦史籍。其中的《左传》和《国语》与“六经”有着密切的关系，《左传》一般被认为是左丘明所著的解释《春秋》的著作，为《春秋》三传之一；而《国语》则被称作是《春秋》外传。[18]唐代史评家刘知幾曾将古史流派分为《尚书》《春秋》《左传》《国语》《史记》和《汉书》六家[19]，史书的六个家派竟然有四个同于经传。
综上所述，先秦时期是一个经史未分的时代。先秦的经籍与史籍，皆需溯源到经过孔子整理而成的“六经”。“六经”不单是先秦时期重要的儒家典籍，作为“先王之政典”、上古三代的历史文献，它们也或为史料，或为史籍；而随着后来“六经”地位的提高，它们内蕴的思想更是对后世史学思想产生了巨大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