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歆的《七略》与《汉志》的编纂
刘向、刘歆父子相继编纂的《别录》与《七略》，是以西汉末年大规模整理文献为背景的。刘向撰写《叙录》工作是与书籍的校雠勘定工作同时进行的，它们构成了文献整理工作的一个有机整体。刘向所编《别录》涉及的内容主要有：书籍篇目、内容大意、存佚及其流传情况，书籍的作者及其生平情况，以及关于学术评述和学术源流叙述等。《别录》作为我国历史上第一部书目题解，为随后刘歆编撰《七略》奠定了基础。刘歆的《七略》是在其父刘向《别录》的基础上“撮其指要”而成的。对于《七略》与《别录》之间的关系，阮孝绪在《七录序》中已作了明确说明：刘向“又别集众录，谓之《别录》，即今之《别录》是也。子歆撮其指要，著为《七略》，其一篇即六篇之总最，故以辑略为名，次六艺略，次诸子略，次诗赋略，次兵书略，次术数略，次方技略”。曾贻芬、崔文印也认为：“‘七略’就是每个部类皆略取《别录》而来。”[1]
《七略》作为我国第一部系统的目录学著作，其最大功绩便是第一次对我国古代书籍进行了全面、系统的分类，从而为后世书籍分类提供了范式。中国古代学术分类发轫于先秦，像《庄子·天下》《荀子·非十二子》《韩非子·显学》《吕氏春秋·不二》等篇，诚可谓是这方面的先驱之作。司马谈撰《论六家要旨》，第一次对先秦学术思想进行了系统总结和分类。刘向、歆父子的书籍分类与前贤有所不同，这种书籍分类不但包含了传统意义上的学术思想分类（诸子学术分类），而且是对所有文献的全面而系统的分类，因此，比较司马谈《论六家要旨》的学术思想分类，刘歆《七略》可以称得上是中国古代第一次书籍大分类。《七略》一书今已不存，然班固《汉书·艺文志》却是“删其要”而成的，我们完全可以从中管窥刘氏分类思想之大要。
其一，首倡书籍六分法。《七略》一书共分“辑略”“六艺略”“诸子略”“诗赋略”“兵书略”“术数略”和“方技略”等七个“略”，而实际上“辑略”只是一个对全书的总体说明，它不属于书籍分类。因此，《七略》的书籍分类是一种六分法，亦即将书籍分成六艺、诸子、诗赋、兵书、术数和方技六大门类。大类之下有小类，亦称种，《七略》共分书籍为38种。小类（即种）之下有家，《七略》共分书籍为603家。家之下便是书名了，《七略》总共著录的书籍多达13000余卷。《七略》六分法已经在司马谈《论六家要旨》学术分类的基础上大大向前发展了。司马谈的学术分类只是将先秦诸子学术分为六家，而刘歆的学术分类则是在诸子之外又划分了五大类，因而是一种囊括了各种学术于其中的真正意义上的学术分类。刘歆六分法对于后世目录分类有着重要影响，此后各时代的书籍分类，其实都是在此基础上所作的各种不同整合而已。如王俭的《七志》、阮孝绪的《七录》，顾名思义，即知乃刘氏《七略》之仿效作。即使如在中国目录学史上有着重要影响的经、史、子、集四分法，其基本因子也已尽在《七略》之中。由此可见，《七略》的六分法不但对于中国目录分类有开创之功，而且对于中国目录学之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同时，《七略》的撰写以及六分法的提出，对于正史的编写也有莫大的影响。中国古代正史的第一个“艺文志”——班固的《汉书·艺文志》，便是直接对《七略》“删其要”而成的。因此，《七略》之于中国学术和中国史学厥功至伟。范文澜先生对于《七略》之于史学的贡献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将其与《史记》相提并论。他说：“它（《七略》）不只是目录学校勘学的开端，更重要的还在于它是一部极可珍贵的古代文化史。西汉有《史记》《七略》两大著作，在史学史上是辉煌的成就。”[2]
其二，提出十家九流说。十家九流是《七略》当中《诸子略》的学术分类，它是在司马谈六家说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所谓九流，即是在司马谈所论阴阳、儒、墨、法、名、道六家的基础上补上纵横、杂、农三家而合为九流。不过，《七略》之九流分类虽然也将司马谈所论六家置于最前，但对于六家本身的排序上与司马谈不同，《七略》六家（亦称六流）的前后次序是儒、道、阴阳、法、名、墨。九流以儒贯首，这自然体现了刘氏之儒家本色，同时也是与汉代诸子学术之地位相符的。而十家则是在九流之后附以小说家。《七略》提出的十家九流说，一方面充分肯定了司马谈关于先秦诸子学术已有的六家分类的思想和方法，另一方面又在此基础上作了进一步的补充。我们认为，从诸子学术分类而言，司马谈划定诸子学术为六家，实为千古不易之论。但是，刘歆的十家九流之分类，其目的一方面是为了更加全面地囊括诸子学术之流派，另一方面则是出于著录书目，为全面评述诸子学术提供方便的一种需要。因此，十家九流说的主要意义在于其提供了一种目录学的便利。对于十家九流说之于诸子学术的目录分类上的意义，即使如对此划分颇有微词的梁启超也是予以肯定的。他说：“学派既分，不为各赋一名以命之，则无所指目以为论评之畛畔，况校理书籍，尤不能不为之类别以定编录之所归，故汉志以‘流’分诸子，在著述方法上不能不认为适当。”[3]而梁启超对十家九流说有微词，主要是认为《七略》所补四家在学术思想和性质上与前六家非为同类，不可并列。尽管如此，他也不得不承认“分诸子为九家十家，不过目录学一种便利”[4]，肯定十家九流说之目录分类的合理性。
其三，提出“诸子出于王官”论。“诸子出于王官”是刘氏在《七略·诸子略》中提出的一个重要理论。如果说司马谈《论六家要旨》以六家分类诸子主要是通过辨章诸子学术而成的不易之论，那么刘氏“诸子出于王官”论则主要是通过对诸子（即十家九流）学术考镜源流的一个重要成果。“诸子出于王官”论详见于《汉书·艺文志》：
儒家者流，盖出于司徒之官，助人君顺阴阳明教化者也。游文于六经之中，留意于仁义之际，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宗师仲尼，以重其言，于道最为高。
道家者流，盖出于史官，历记成败存亡祸福古今之道，然后知秉要执本，清虚以自守，卑弱以自持，此君人南面之术也。
阴阳家者流，盖出于羲和之官，敬顺昊天，历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时，此其所长也。及拘者为之，则牵于禁忌，泥于小数，舍人事而任鬼神。
法家者流，盖出于理官，信赏必罚，以辅礼制。《易》曰：“先王以明罚饬法”，此其所长也。及刻者为之，则无教化，去仁爱，专任刑法而欲以致治，至于残害至亲，伤恩薄厚。
名家者流，盖出于礼官。古者名位不同，礼亦异数。孔子曰：“必也正名乎！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此其所长也。及讦者为之，则苟鉤析乱而已。
墨家者流，盖出于清庙之守。茅屋采椽，是以贵俭；养三老五更，是以兼爱；选士大射，是以上贤；宗祀严父，是以右鬼；顺四时而行，是以非命；以孝视天下，是以上同：此其所长也。及蔽者为之，见俭之利，因以非礼，推兼爱之意，而不知别亲疏。
……
如此等等。对于《七略》“诸子出于王官”之论，梁启超提出了批评。梁氏说：“其述各派渊源所自，尤属穿凿附会，吾侪虽承认古代学术皆在官府，虽承认春秋战国间思想家学术渊源多少总蒙古代官府学派之影响，但断不容武断某派为必出于某官。”[5]在此，梁启超并不反对《七略》“诸子出于王官”论，但他批评《七略》断定某家一定出于某官的说法。应该说，梁启超的这一批评是较为中肯的。值得注意的是，《七略》在提出“诸子出于王官”论的同时，还肯定了十家九流学术各有所长（当然刘歆对诸子学的评论是以儒家为本位的）。刘歆认为，诸子之学都是政治学，是出于治政的需要而产生的，因此，诸子学术与治政之间的关系，诚如《易传》所说的，是“天下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既然诸子学术都是为了治政的需要，因此，刘歆认为人们应该在尊崇儒术的前提下，积极吸取诸家学术之所长。他说：“若能修六艺之术，而观此九家之言，舍短取长，则可以通万方之略也。”[6]应该说，刘歆兼收并蓄诸子学术的思想是对司马迁学术思想和精神的一种继承，如果联系到刘歆所处的西汉末年已是儒术早已独尊、谶纬神学泛滥这样一种人文环境，有这样一种开放的学术思想就更加难能可贵了。
如果说刘歆的《七略》是对刘向《别录》“撮其指要”而成的，那么班固的《汉志》则是对刘歆的《七略》“删其要”而成的。《汉志》不但保存了《七略》的基本内容，而且作了一定的删改，在历史编纂与目录学思想上都有重要意义。
首先，《汉志》对《七略》的删取与整理。对于《汉志》删取《七略》，史家刘知幾、郑樵多有批评。刘知幾《史通·书志》认为班固《汉书》十志多为“因人成事”之作：“缀孙卿之词以序《刑法》，探孟轲之语因裁《食货》，《五行》出刘向《洪范》，《艺文》取刘歆《七略》。因人成事，其目遂多。”其中就包括删取刘歆《七略》而成的《艺文志》。郑樵更是因为与班固《汉书》断代为史的作史理念不同，而直斥班固为“浮华之士也，全无学术，专事剽窃”[7]。他针对《汉志》删取《七略》之事评论道：“班固《艺文志》，出于《七略》者也。《七略》虽疏而不滥，若班氏步步趋趋不离于《七略》，未见其失也。间有《七略》所无，而班氏杂出者，则踬矣。”随后举出一些具体事例，以证明班固只是“胸中元无伦类”之人。[8]诚如章学诚《校雠通义·补校汉艺文志》所言：“郑樵《校雠》诸论，于《汉志》尤所疏略。盖樵不取班氏之学故也。”实际上，《汉志》虽然是删取《七略》而成，却绝不只是简单抄袭，在结构、分类以及辨伪等方面，是颇为用心和讲究的，蕴含了他对目录学的理解。
一是结构调整。前已述及，刘歆的《七略》，顾名思义，其包含的内容有七个部分，它们分别是：“辑略”“六艺略”“诸子略”“诗赋略”“兵书略”“数术略”和“方技略”，其中“辑略”是说明各派学术源流、内含与特点的。《汉志》从形式上取消了“辑略”，却保留了其内容，并将其内容拆散，作为序文并入到各篇当中，使得图书著录与相关学派学术说明结合得更为紧密，在了解图书典籍的同时，也加强了对各派学术及其流变的认识。
二是分类调整。《汉志》在大体保留《七略》书目分类的基础上，进行了一定程度的调整，从而使书籍分类更为合理。《汉志》分类调整奉行的基本原则是“入”“出”“省”。所谓“入”，颜师古注云：“凡言入者，谓《七略》之外，班氏新入之矣。”其实“入”还有一种情况，就是书目原来《七略》中就有，只是出于合理性考虑，而从一类中移至另一类中。其中“新入”者，如“六艺略”中有《书》“入刘向《稽疑》一篇”，小学“入扬雄、杜林二家二篇（一说三篇）”；“诸子略”中有儒家“入扬雄一家三十八篇”；“诗赋略”中“入扬雄八篇”等。“移入”者，如“六艺略”中有《礼》“入《司马法》一家，百五十五篇”；“诸子略”中有杂家“入兵法”；“兵书略”中“入蹴鞠一家二十五篇”等。“出”即是移出的意思，说明原有内容不适合分在此类。如“六艺略”中《乐》“出淮南刘安等《琴颂》七篇”；“诸子略”中“出蹴鞠一家，二十五篇”；“兵书略”中“出《司马法》五十五篇入礼也”等。“省”通常是因为书目重复出现在几类当中，为了保留一处而省去他处的做法。如“六艺略”中《春秋》“省《太史公》四篇”；“兵书略”中“省十家二百七十一篇重”等。《汉志》删取《七略》，补充的书籍很少，补充的部分体现在“新入”的书籍上。所做的工作主要还是对书籍进行分类调整，以使分类更趋合理化，集中表现在“出”和“省”上。其中的“出”，主要是针对《七略》原来归类的不准确上，如《七略》将蹴鞠一家置于“诸子略”中，《汉志》认为其属于军事训练的兵技巧，应该调整到“兵书略”中；《七略》将《司马法》置于“兵书略”，《汉志》考虑到该书主要讲军礼而非兵法，所以将其调整到《六艺》的《礼》中。这样的调整，无疑使书籍与类别更为贴切。“省”则主要是针对《七略》出现的重复收录现象所做出的调整，如“兵书略”所省十家，《七略》中的“诸子略”和“兵书略”都作了收录，之所以如此，一则十家兼具政治、哲学与军事内容；二则当初校书有分工，“诸子略”为刘向负责，“兵书略”为任宏负责，他们各自都选取了此十家。《汉志》根据十家思想内容主要倾向，保留“诸子略”一处的收录，而在“兵书略”中予以注明，既避免了重复，又统一了体例。
三是书籍辨伪。《汉志》在删取《七略》著录书籍时，还做了书籍辨伪工作。班固作《汉志》，已经注意到了书籍中出现伪书现象。《汉志》删取《七略》书籍，通过辨伪，对其中的伪书明确作出标注。《汉志》在这些伪书下会注明“依托”“托”“增加”“加”等字样，这是《汉志》的一个创造。纵观《汉志》的辨伪，主要有如下两个方面：其一是书籍伪。指书籍内容伪。分两种情况，有书籍内容的全部伪和部分伪之分。全部伪如“诸子略”之杂家，有《大禹》曰：“传言禹所作，其文似后世语。”小说，有《伊尹说》曰：“其语浅薄，似依托也。”《鬻子说》曰：“后世所加。”《师旷》曰：“见《春秋》，其言浅薄，本与此同，似因托之。”《务成子》曰：“称尧问，非古语。”《天乙》曰：“其言非殷时，皆依托也。”《黄帝说》曰：“迂诞依托。”部分伪如“诸子略”之道家，有《太公》曰：“吕望为周师尚父，本有道者。或有近世又以为太公术者所增加也。”《文子》曰：“老子弟子，与孔子并时，而称周平王问，似依托者也。”其二是作者伪。书籍真，但署名作者伪。如“诸子略”之道家，有《黄帝君臣》曰：“起六国时，与《老子》相似也。”《杂黄帝》曰：“六国时贤者所作。”《力牧》曰：“六国时所作，托之力牧。力牧，黄帝相。”阴阳家，有《黄帝泰素》曰：“六国时韩诸公子所作。”杂家，有《孔甲盘盂》曰：“黄帝之史，或曰夏帝孔甲，似皆非。”农家，有《神农》曰：“六国时，诸子疾时［怠］于农业，道耕农事，托之神农。”“兵书略”之兵阴阳，有《封胡》曰：“黄帝臣，依托也。”《风后》曰：“黄帝臣，依托也。”《力牧》曰：“黄帝臣，依托也。”《鬼谷区》曰：“黄帝臣，依托。”从上可知，《七略》收录的书籍存在伪书现象，这主要集中在删取《七略》之后的《汉志》之“诸子略”和“兵书略”两个部分，其中“诸子略”的道家5种、阴阳家1种、杂家2种、农家1种、小说家6种，合计15种；“兵书略”主要是兵阴阳4种。其他四略除了少数作者不明外，不存在作伪现象。
由上可见，《汉志》删取《七略》，是有自己的用心的。经过《汉志》的总体结构调整，通过“入”“出”“省”的方法对具体文献分类的调整，以及书籍辨伪和具体辨伪方法的使用等，不但使得文献目录分类更加合理，而且蕴含的文献目录学思想对后世目录学的发展影响深远。
其次，《汉志》的目录学价值。《汉志》作为现存的最早的图书目录，它在中国古代目录学史上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具体来讲，《汉志》的价值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起到保存文献的作用。中国古代文献的产生源远流长，从上古“六经”文献到春秋诸子著作，再到秦汉伴随各种学术发展而出现的各类图书，数量可谓众多。西汉末年刘向、刘歆等人的图书整理，便是以汉代图书大发展为其背景的。正是刘歆《七略》的编写，才使人们对于先秦至汉代图书发展得以了解；而《七略》的图书目录著录价值，又是通过《汉志》得以体现的。特别是《七略》在唐末散佚之后，人们只能通过《汉志》来了解先秦两汉图书发展情况，《汉志》也因此显得更加宝贵了。纵观《汉志》删取《七略》而著录的图书，一共包括六大类38种，它们分别是：“六艺略”之《易》《书》《诗》《礼》《乐》《春秋》《论语》《孝经》、小学等九种，“诸子略”之儒、道、阴阳、法、名、墨、纵横、杂、农、小说等十种，“诗赋略”之屈原赋之属、陆贾赋之属、孙卿赋之属、杂赋、歌诗等五种，“兵书略”之兵权谋、兵形势、兵阴阳、兵技巧等四种，“数术略”之天文、历谱、五行、耆龟、杂占、形法等六种，“方技略”之医经、经方、房中、神仙等四种。上述六大类38种图书，已经涵盖了先秦至西汉中国古代的基本图书。当然，这些图书只是先秦至西汉尚存的图书，并不包括已经散佚的历代图书。实际上，《汉志》编纂之前，由于各种战乱与政治因素，已经有很多典籍遭到毁灭。其中以秦火、秦末战乱和王莽之乱对于历代图书典籍的毁坏程度最大。仅秦朝焚书，就导致先秦私家所藏六国史书以及《诗》、《书》、百家语等被全部焚毁。中国古代史官制度产生很早，成就的史籍数量众多，然而《汉志》当中史籍却没有单独形成一大部类，即是秦火毁灭六国史籍导致的结果。也因此，我们从《汉志》当中已经无法了解到先秦时期史籍编纂的基本情况。从这个角度而言，《汉志》的编纂尤为可贵，它成为后人了解西汉以前中国古代典籍的唯一法门，并且成为人们考证先秦秦汉古书的重要依据。诚如清代学者金榜所言：“不通《汉书·艺文志》，不可以读天下书。《艺文志》者，学问之眉目，著述之门户也。”[9]此语充分肯定了《汉志》的图书著录价值。
二是反映了先秦秦汉的学术发展。《汉志》不只是一篇图书目录，也是反映先秦秦汉学术发展史的重要文献。如果说《七略》的图书著录价值是通过《汉志》体现的，那么《七略》所反映的学术史价值也是通过《汉志》所体现的。如前所述，在《汉志》之前，最早对古代学术史进行总结的是《庄子·天下》，该篇认为古代学术皆源于“六经”，后因天下大乱，道德不一，形成了墨翟、禽滑釐之学，宋钘、尹文之学，彭蒙、田骈、慎到之学，关尹、老聃之学和惠施之学等百家之学。此后，《荀子》的《非十二子》《天论》和《解蔽》，《韩非子·显学》，《尸子·广泽》，《吕氏春秋·不二》和《淮南子·要略》等，都对先秦学术进行了分类评析。但从总体来看，它们都是将学术观点相同或相近的代表性的学者作了归类，以人名标立学派，还未给这些学派冠以具体的家名。正如梁启超所说：“庄荀以下论列诸子，皆对一人或其学风相同之二三人以立言。”[10]司马谈《论六家要旨》，则是第一次以阴阳、儒、墨、名、法、道德“六家”对先秦以来学术思想进行了分类。从此以后，诸子百家的学术有了各自的家名。梁启超对此给予了高度的评价，他说：“其櫽栝一时代学术之全部而综合分析之，用科学的分类法，厘为若干派，而比较评骘，自司马谈始也。”同时认为以这六家来概括先秦以来的学术思想是很全面的，“此六家者实足以代表当时思想界六大势力圈”[11]。删取刘歆《七略》而成的《汉志》，从其中的“诸子略”可知，已经将先秦以来的学术分为儒、道、阴阳、法、名、墨、纵横、杂、农、小说等十家，在司马谈六家基础上增加了纵横、杂、农和小说四家。同时，“诸子略”之外的其他略，还起到了对于十家分类的补充作用。如“诗赋略”显然不能被小说家所能概括，“兵书略”属于兵家，“数术略”和“方技略”中的内容就包含了天文、历数、五行、医方等诸家。也就是说，《汉志》看似十家分类，而实际叙述的家派是大大超过此数的。应该说，《汉志》通过图书分类，对先秦以来的学术进行了重新分类，也是继司马谈《论六家要旨》以来对先秦秦汉学术所作的最为系统的反映。
值得注意的是，《汉志》的学术分类还对汉代今古文经学之争作出了反映。汉代是经学兴起的时代，西汉今文经学被立于官学，没有今古文之争。自西汉末年刘歆请立古文经之后，出现了今古文之别与今古文之争。东汉古文经学兴盛，不过被立于官学的依然是今文经学。班固治学虽然“九流百家之言，无不穷究”[12]，但从经学立场而言，则属于古文经学学派。《汉志》的图书分类，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汉代今古文之争，同时也体现了班固自己的古文经学思想于其中。其一，重视著录古文经典。《汉志》为了反映汉代今古文并存的学术现象，其图书著录注意到了古文经典，集中见于“六艺略”当中。“六艺略”著录经书，凡属于古文经典，皆以“古”字加以注明。如《书》类有《尚书古文经》四十六卷，为五十七篇；《礼》类有《礼古经》五十六卷，《经》十七篇；《春秋》类有《春秋古经》十二篇，《经》十一卷；《论语》类有《论语》古二十一篇。出孔子壁中，两《子张》；《孝经》类有《孝经古孔氏》一篇，二十二章。《小尔雅》一篇，《古今字》一卷；《书》类序曰：“《古文尚书》者，出孔子壁中。武帝末，鲁共公坏孔子宅，欲以广其宫，而得《古文尚书》及《礼记》《论语》《孝经》凡数十篇，皆古字也。”[13]众所周知，东汉初年还只是古文经学刚刚兴起的时代。刘歆是古文经学发起者，班固属于古文经学家，《汉志》删取《七略》著录典籍，虽然打上了古文家的烙印，却由此全面反映了先秦以来的经学典籍，同时也折射出了汉代的今古文学术之争。其二，《周易》成为“六经”之首。关于“六经”的排序，是存在着今古文之别的。在古文经学兴起以前，今文经学排列“六经”，是依照《诗经》《尚书》《礼经》《乐经》《周易》和《春秋》之顺序的。这样的排列顺序，所依据的主要是经典的难易程度。古文经学对于“六经”的排列顺序，则依次为《周易》《尚书》《诗经》《礼经》《乐经》和《春秋》，这主要是依据经典出现的时代先后顺序排列的。《周易》之所以成为“六经”之首，古文家认为伏羲画的八卦，自然《周易》年代最远。《汉志》对于“六经”的排列，体现了古文经学家对于“六经”的认识，成为此后古文经学不易之论，《周易》也因为《汉志》而居于了“六经”之首。
三是奠定了后世目录学四部分类的基础。众所周知，中国传统目录学的基本分类方法经、史、子、集四分法，是由《隋书·经籍志》首创的。然而，经、史、子、集四分法的目录分类基础则是由删取《七略》而成的《汉志》的六分法所奠定的。从《汉志》的六分法到《隋志》的四分法，中间经过了一个发展变化过程。根据《隋志》的记载，西晋秘书监荀勖在曹魏秘书郎郑默所作《中经》的基础上编纂《中经新簿》，最早采用四部图书分类法，它们分别是：“一曰甲部，纪六艺及小学等书；二曰乙部，有古诸子家、近世子家、兵书、兵家、术数；三曰丙部，有史记、旧事、皇览簿、杂事；四曰丁部，有诗赋、图赞、《汲冢书》。”[14]荀勖的四分法对于《汉志》六分法图书分类体系是一个重要突破，而且将《汉志》中没有形成部类的史籍图书单列为丙部，成为一大部类。到了东晋时期，著作郎李充又用荀勖《中经新簿》校对当时所藏图书，撰成《晋元帝四部书目》，将荀勖《中经新簿》中的乙、丙两部类位置加以对调，形成甲部为五经、乙部为史记、丙部为诸子、丁部为诗赋的四分法，一方面史籍图书从此成为四部分类中的第二大部类，另一方面虽仍以甲、乙、丙、丁分四部，但经、史、子、集秩序已经被确定下来了。到了唐代编写《隋书·经籍志》，便正式改甲、乙、丙、丁四部名称为经、史、子、集，目录学上的经、史、子、集四分法由此最终确定。
通观《隋志》经、史、子、集四部分类，每部之下又分小类，其中经部有十类：《易》、《书》、《诗》、《礼》、《乐》、《春秋》、《论语》、谶纬、小学；史部有十三类：正史、古史、杂史、霸史、起居注、旧事、职官、仪注、刑法、杂传、地理、谱学、簿录；子部有十四类：儒家、道家、法家、名家、墨家、纵横家、杂家、农家、小说家、兵法、天文、历数、五行、医方；集部三类：楚辞、别集、总集。此外还附录道、佛经典，其中道经四类：经戒、饵服、房中、符录；佛经十一类：大乘经、小乘经、杂经、杂疑经、大乘律、小乘律、杂律、大乘论、小乘论、杂论记。[15]比较《隋志》四分法与《汉志》六分法，除去图书分类不同之外，最大的一个区别是关于史籍的归属问题，在《汉志》中，史籍没有形成为一个部类，而是附属于《六艺略》之《春秋》类下；而在《隋志》中，史籍图书则独立成为第二大部类。《汉志》“史附于经”现象出现的原因主要有二：一是秦火对先秦史籍的毁灭，致使汉代史籍稀少而形不成部类。二是经史关系密切，特别是《春秋经》具有亦经亦史特点，汉代史学也有浓厚的崇经意识。随着汉代以降史学的发展，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史学已经成为显学，史籍的数量也大大丰富，这在西晋荀勖的目录学著作《中经新簿》中最初得到了体现，史籍已经作为丙部并立于四部图书分类之中。
从《汉志》到《隋志》，虽然图书分类发生了重大变化，但却无法忽视《汉志》对于《隋志》目录分类的重要影响。《隋志》四分法实际上是从《汉志》六分法脱胎而来的，《汉志》六分法是《隋志》四分法的基础。从图书分类基本结构来看，《隋志》的经、史、子、集四部主要来源于《汉志》的“六艺”“诸子”和“诗赋”，其中的史部则来源于“六艺略”之《春秋》类；《汉志》其他三略“兵书”“数术”和“方技”，其基本内容则归入《隋志》的子部。具体来讲，《隋志》的经部，基本上是完全沿袭了《汉志》的“六艺略”，“六艺略”共有《易》、《书》、《诗》、《礼》、《乐》、《春秋》、《论语》、《孝经》、小学九类，《隋志》只是增加了谶纬而成十类，再就是将《孝经》置于《论语》之前，作出了一点次序上的调整；《隋志》的子部基本来自《汉志》的“诸子略”。《诸子略》有儒、道、阴阳、法、名、墨、纵横、杂、农、小说十家，《隋志》共有十四类，其中前九类完全来自“诸子略”，只是去除了阴阳家，后五类兵、天文、历数、五行、医方则来自《汉志》的“兵书”“数术”和“方技”三“略”；《隋志》的集部则来自《汉志》的“诗赋略”，《隋志》作者对此有明确表述：“班固有《诗赋略》，凡五种，今引而伸之，合为三种，谓之集部。”[16]由此可见，《隋志》的集部完全是对《汉志·诗赋略》的扩展。《汉志》不但在“六艺略”前作有全文总序，而且每大类、每小类后也都分别作有大序、小序，以明撰述旨趣与学术发展等。这样的做法，也完全被《隋志》所继承。至于《隋志》中四部之后另有道、佛经典著录，这与汉末以来特别是魏晋南北朝佛、道的发展与兴盛，佛、道典籍不断增多的历史现象紧密相关，而诞生于东汉初年的《汉志》还不具有这样一种学术与图书发展的背景。
四是开创了正史编纂艺文志的先河。作为纪传体史书的书志体例，记述的是典章制度。司马迁《史记》中的“书”，共有礼、乐、律、历、天官、封禅、河渠、平准等八篇，没有开设专门记述学术史一门的典制。班固《汉书》将《史记》八书扩大为律历、礼乐、刑法、食货、郊祀、天文、五行、地理、沟洫、艺文等十志，典章制度的记述内容大大扩大了，其中就包括对于艺文志的创立。所谓“艺文志”，即是将历代或当代有关图书典籍汇编成目录。《汉志》以《七略》“六分法”目录分类方式，通过“删其要，以备篇籍”，记载了自先秦到西汉学术发展的状况，分类记录了当时存世的典籍，是中国现存最早的图书分类目录。艺文志的编纂，对研究汉代及其以前图书文献，考订学术源流，都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同时《汉志》又是中国历代正史中第一个艺文志，开启了正史编纂艺文志或经籍志的先河。自《汉志》编纂以后，书籍目录由此成为正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受《汉志》的影响，历代正史开始仿效《汉志》的体例，重视编纂艺文志或经籍志，以反映历代学术与图书发展情况。在“二十四史”中，除了《汉书》有艺文志之外，还有五部正史编纂了艺文志或经籍志，它们分别是《隋书·经籍志》《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宋史·艺文志》《明史·艺文志》，列于“二十五史”之中的《清史稿》，也编纂有《艺文志》。历代正史的艺文志或经籍志的编纂，不但反映了当时的学术与图书发展情况，而且连接起来，它们便是对中国古代学术与图书发展脉络的整体展现，具有重要的学术史与目录学价值。